耕堂讀書記（三）
《曾文正公手書日記》
《曾文正公手書日記》共四十冊﹐四函。宣統元年﹐上海中國圖書公司石印。
前有王□運序。
一九六二年春天﹐我寄寓北京錐把胡同河北省駐京辦事處﹐有病不能上街﹐托張翔同志購得此書﹐還由中國作家協會開一証明﹐此蓋內部掌握之書也。從書後印記看﹐此書來自濟南﹐原來定價甚微﹐一至北京﹐則加價一倍以上。京師人物薈萃之地﹐物價亦必隨之增長。
瀏覽一過﹐亦無甚可觀。此人名重﹐然其書法﹐實不甚佳。為京官時﹐似甚用功﹐間有日課﹐崇尚理學﹐所作字或草或楷﹐並皆庸俗。從所記瑣事中﹐可略見其為人。例如此人用一女婢﹐寫信給他的父親﹐聲言此女極醜﹐這有什麼必要﹖其九弟﹐（即曾國荃）在他處寄居時﹐兄弟頗不和﹐涉及他的內人婢僕﹐他寫信給家中﹐引咎自責﹐均屬虛偽。居京官時﹐常為會館辦些公益事﹐鄉人有婚喪﹐他去主事﹐利用這些機會﹐鍛煉辦事應對能力﹐則不無可取。文人厭俗﹐以致終生不堪任事負重﹐曾非文士﹐有這種見解﹐從小事做起﹐故以後能擔當統治者委托給他的重任。
及至與太平天國作戰﹐本想從日記中看到一些珍貴材料﹐然記載越發零碎﹐不得要領。此王□運所謂﹐當時與彼共事者能知之﹐非後人所能知者也。
及任直隸總督﹐處理天津教案時﹐所記材料﹐有些可取。
當時朝廷懼洋媚外﹐他奉旨做些不得人心之事﹐自嘆為“傷天害理”﹐似尚有天良者。然天良自天良﹐倒行逆施的行動﹐並未稍減。
日記中﹐有當時災區人肉價目表﹐讀之令人心悸。
《能靜居士日記》
《能靜居士日記》著者趙烈文﹐載中華書局出版的《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三冊﹐系節錄。
趙烈文為曾氏兄弟幕賓﹐攻破南京時在場。所記甚為詳細真實﹐是日記中的佳品。
如記曾國荃督戰破城後﹐歸來時的狼狽形象﹐以及隨之而來的驕盈。正在關鍵之時﹐不聽趙的進言﹐竟進房大睡其覺﹐致使李秀成率隊﹐穿上清軍服裝﹐混出城去。如非農民告發﹐後事殊難定局。記城破之前﹐所有清軍人員﹐不分文武﹐都預備筐籠箱篋﹐準備大發其財。報功封爵﹐多有假冒。
記忠王被俘之初﹐曾國荃向之刀剜錐刺﹐以勝軍之主將﹐對待敗軍之俘虜﹐竟如青皮流氓﹐報復私仇。並記在這種情況下﹐忠王的言詞表現。又記﹐當一幫幕客去看被俘忠王﹐忠王竟向這些人談起夜觀星象等語。趙烈文等答以隻要朝廷政治清明﹐動亂自然平息等語。讀之﹐均不勝感慨。天朝以互相猜忌﹐自相殘殺﹐遂使大業傾於將成﹐金田起義時燦爛眾星﹐紛紛隕落。千百萬農民戰士﹐頓時風流雲散﹐十四年爭戰經營﹐一旦土崩瓦解。狂瀾既止﹐龍虎無踞。忠王末路﹐哀言求生。此千古大悲劇﹐志士仁人﹐扼腕痛心﹐無可奈何者也。將革命大義﹐幻為私利者﹐當負此責乎﹖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矣。曾氏兄弟﹐僥幸成功﹐真如前人所謂﹕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
又如記曾國荃籠絡士兵﹐為其效死。士兵負傷後﹐令其口嚼人參﹐然後將渣滓﹐敷於傷口。聲言如此可以起死回生。
以致湖南人參﹐被購一空﹐參價百倍高於人價。又記曾國荃得勢後﹐如何搜刮財物﹐兼並鄉裡﹐大置田產﹐均系曾國藩親口對趙烈文所談。
看來﹐小人物的日記﹐比起大人物的日記﹐可看的東西就多了。這是因為小人物忌諱較少﹐也想存些史實﹐傳名後世。
《翁文恭公日記》
《翁文恭公日記》共四十冊﹐涵芬樓影印。後有目次﹐始自咸豐八年﹐終於光緒三十年。末有張元濟跋。
翁為兩朝（同、光）師傅﹐官至大學士﹐入軍機處。其父、兄均居政府、軍事高位﹐侄子又中狀元﹐門第顯赫。又值國家動亂多變之秋﹐他的日記部頭又如此之龐大﹐我買來時﹐是抱有很大希望的﹐而且逐年逐日讀下去﹐及至終卷﹐失望得很。
比如當兩個幼年皇帝的師傅吧﹐當時我想﹐他這個小學啟蒙老師﹐和我在鄉村私塾﹐所體驗的教鞭生涯﹐恐怕有很大不同吧﹖結果﹐什麼也看不出來。他每天進宮教學﹐有時隻記“齟齬”或“大齟齬”﹐我領會就是教學很不順利的意思。
但究竟發生了什麼故障﹐他從不具體說明。
他記得比較具體的是買字畫﹐買字帖﹐吃魚翅﹐送子侄入考場﹐替皇帝辦山陵工程……這些瑣事。甚至和一些重要人物的交往﹐他也不記。比如和康有為的認識交往﹐記得若有若無﹐在疑似之間。
對於政局的矛盾、困難﹐他自己的遭逢感受﹐也不記載。
隻是到了後來﹐廢職家居﹐才有時透露一些恐怖埋怨之情﹐也非常隱晦。
從如此大人物的日記裡﹐看不出時代的、政治的波浪起伏﹐實在使人感到遺憾。但他的行書小字﹐寫得實在漂亮﹐讀著空洞無物的日記﹐欣賞流暢秀美的書法﹐也算是收之桑榆吧。
張元濟說他的日記﹐“小心寅畏﹐下筆矜慎”﹐並深以他的遭遇不及宋之司馬、歐陽為恨。歷史是不能如此比較的。同為皇太後﹐或為聖母﹐或為災星﹐這隻是客觀事物的一個方面。這個方面﹐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她們的存在﹐必有其歷史的土壤、雨露、氣候。大臣自身﹐即應列入以上三者之間﹐起到什麼作用﹐是因“己”而異﹐因“人”而異的﹐並不能完全怪罪女人們。
我看此人﹐並非政治上的幹材﹐也隻是一個書生。凡是書生﹐當政治處於新舊交替轉折之時﹐容易向往新者。而本身脆弱﹐當舊勢力抬頭﹐則易於餒敗﹐陷於矛盾。古今如此。
我尚有燕京大學圖書館民國二十八年影印的《翁文恭公軍機處日記》﹐共二冊。所記更為簡略﹐系備忘性質。
《緣督廬日記鈔》
《緣督廬日記鈔》長洲葉昌熾著﹐王季烈輯﹐上海蟫隱廬石印﹐十六冊兩函。前有目錄﹐始自同治庚午﹐終於民國丁巳。
葉昌熾是一個學者﹐他著的《語石》﹐是研究石刻的體裁很好﹐很有見解的書﹐商務印書館列為國學基本叢書之一。他著的《藏書紀事詩》﹐搜采藏書逸事典故﹐甚為完備﹐詩亦典雅。這個人做學問的態度﹐是很嚴肅認真的。他代潘祖蔭家編的叢書﹐校勘精細﹐惜字體太肥大﹐這恐怕和他的視力不佳有關。
他隻是一名翰林﹐出任過學政﹐沒有做過顯要的官。
他的日記是摘鈔﹐數量已經可觀﹐但內容也是叫我失望的。他最有興趣的﹐是經幢石刻。因此整部日記﹐幾乎有一半篇幅﹐記的是購買經幢、考訂經幢。他是金石家﹐把范圍定得很小﹐很具體﹐因此研究成果﹐也特別精細。他是經幢的專門收藏家、鑒賞家、學者。在這一范圍﹐可以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種治學方法﹐是很值得學習的。
他也經歷了清末民初的政治變革﹐但所記亦寥寥。如庚子事變﹐八國聯軍進京﹐他是目擊者﹐所記一般﹐無可采擇﹐甚為可惜。
這是一位保守派﹐對革命以後的社會生活﹐甚為不滿。民國後﹐他還常穿戴翰林的服裝﹐出門去給人家“點主”﹐遭到群眾的圍觀譏笑﹐使他頗為難堪。可謂不識時務。
頗似一書呆子﹐然又自負知人之明。長沙葉德輝去與他聯宗﹐遭到他的拒絕。據他說﹐是看到葉德輝的眼睛裡﹐有一種不祥之光﹐斷定他不得好死。不幸而言中﹐這倒使人不知他所操何術了。
日記抄得很工整﹐字體遒勁﹐也可作臨池之用日記這一形式﹐古已有之﹐然保存至今者寥寥﹐每種篇幅﹐亦甚單薄。至晚清﹐始有大部頭日記﹐最□赫者為《越縵堂日記》。
此記我未購買正本﹐隻有《越縵堂日記補》十三冊﹐及《越縵堂詹詹錄》二冊。後者為作者之侄所輯錄﹐以事相系者也。
我尚有《湘綺樓日記》﹐為涵芬樓排印本﹐兩函三十二冊﹐印制甚精美。越縵所記﹐多京居瑣事﹐可見此人生活、性情。
但塗抹太多﹐閱讀不便。其內容以讀書記為最有價值﹐自由雲龍輯出後﹐此記遂可覆瓿。湘綺為晚清詩文大作家﹐並經歷過同、光以來國家政治變動﹐然從他的日記﹐實難看到重要史實﹐正像他自謙的﹐所記多為閭巷之事﹐□□之學﹐治學亦不及越縵堂之有統系。此外﹐新印的《林則徐日記》﹐文字簡潔﹐記事真切﹐尚有可觀。
日記﹐按道理講﹐最能保存時代生活真貌﹐及作者真實情感。然泛覽古人日記﹐實與此道相違。這是因為﹐人們雖然都知道日記對歷史人生﹐有其特殊功能﹔但是﹐人們也都知道﹐這種文字﹐以其是直接的實錄﹐親身的記載﹐帶著個人感情﹐亦最易招惹是非﹐成為災禍根源。古今抄家﹐最注意者即為日記與書信。記事者一怕觸犯朝廷﹐二怕得罪私人。
古人談日記之戒﹐甚至說﹕“無事隻記陰晴風雨。”如果是這樣﹐日記隻能成為氣象記錄。
可以斷定﹐這些大部頭的日記﹐經過時間考驗淘汰﹐千百年後﹐也就所剩無幾了。目前所以是龐然大物﹐隻因為還是新出籠的緣故。
我一生無耐心耐力﹐沒有養成記日記的良好習慣﹐甚以為憾事。自從讀了魯迅日記以後﹐對日記發生了興趣﹐先後買了不少這方面的書。小本的尚有《郭天錫手書日記》﹐都穆《使西日記》﹐薛福成《出使四國日記》﹐潘祖蔭《秦輶日記》﹐董康《東遊日記》﹐趙君舉《三願堂日記》﹐汪悔翁《乙丙日記》﹐《寒雲日記》等。最後一種﹐為袁世凱之二公子袁克文所作﹐閱後已贈送他人。
日記﹐如隻是給自己看﹐隻是作為家乘﹐當然就不能飽後人的眼福。如果為了發表﹐視若著作﹐也就失去了日記的原來意義﹐減低了它的價值。這實在是這一形式本身的一大矛盾。
六十年代初期﹐我曾向各地古舊書店﹐函購書籍﹐索閱書目﹐購買日記的人很少﹐所以容易得到。當然﹐如果細心鉤稽﹐還可以得到一些有用材料。但我隻是瀏覽﹐所獲僅僅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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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累朝宿儒大老﹐社稷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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