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讀書記（八）
買《章太炎遺書》記
我先後購買的章氏遺書﹐計有﹕
一、《章太炎先生所著書》。上海古書流通處一九二四年石印﹐所據為浙江圖書館校刊章氏叢書本。共二十冊﹐有光紙﹐價十二元。其目錄為﹕
《春秋左傳讀敘錄》、《劉子政左氏說》、《文始》、《新方言附嶺外三州語》、《小學答問》、《說文部首均語》、《莊子解故》、《管子余義》、《齊物論釋又重定本》、《國故論衡》、《檢論》、《太炎文錄初編》、《補編》、《菋漢微言》。
二、《章氏叢書續編》。成都薛氏崇禮堂木刻本﹐共四冊﹐價八元。其目錄為﹕
《廣論語駢枝》﹐《體撰錄》、《太史公古文尚書說》、《古文尚書拾遺》、《春秋左氏疑義答問》、《新出三體石經考》、《菋漢昌言》。
三、《章太炎先生家書》。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影印本。家書共八十四通﹐系與夫人湯國梨之通信。
此外﹐還購有《章太炎年譜長編》。章志釣編﹐一九七九年中華書局版。此書以章氏自訂年譜為綱﹐系以各時期與章氏思想行動有關之資料﹐收羅豐富﹐編織有序。不隻從一個時代﹐反映出一個人物的風格﹐也從一個人物﹐反映出一個時代的面貌。此書上下二冊。
中學時﹐我買了一本《國故論衡》﹐可能是國文老師的介紹﹐是為讀章氏著作之始。
當時是怎樣讀的﹐現在已經記不清﹐但沒有讀懂﹐是可以肯定的。因為就是現在我讀起此書﹐還是很吃力。當時﹐確是認真讀過的﹐就像我那時讀《費爾巴哈論綱》﹐英文原本《林肯傳》﹐嚴譯《名學綱要》一樣﹐是用一種硬啃的讀書法。這種讀書法﹐當時頗具效力﹐好像是鑽進書中去了。但印象不深刻﹐經過若幹年﹐又都茫茫然。現在﹐購置了以上書籍﹐通讀能懂的也隻有﹕《文錄》、《菋漢微言》及《昌言》（這都是章氏對弟子的談話記錄﹐多關於歷史、人物、時事﹐文字比較通俗）、家書以及年譜。
章太炎二十三歲時﹐肄業詁經精舍﹐受德清俞蔭甫（樾）教。曾國藩說過﹕李鴻章拼命做官﹐俞蔭甫拼命著書。
是當時知名學者。嚴格說﹐這是章太炎做學問之始﹐並從此得以成為樸學大師﹐享名於後。樸學是清朝一種主導的學術﹐如果不是時局的影響﹐他可能一生從事這種書齋中的工作。因為排滿運動的興起﹐他成為革命人物﹐辛亥革命以後﹐他又成為民國的元勛﹐政治和學術的名望﹐同時有之。實際上﹐他隻以學術文章見長﹐雖然好參與政治﹐好談政治﹐好作幻想大言﹐多不切於實際。所以在政治上﹐名望雖高﹐卻並沒有什麼實績﹐也沒有做成什麼大官。民國以後﹐政局屢變﹐章氏言論態度亦屢變﹐甚至依附過軍閥吳佩孚和孫傳芳。後來不能活動﹐就常常發通電表示政治見解﹐看來他是一生不甘寂寞的。
章氏幼年即患有眩厥癥。應童子試時﹐即因此病而未終場。他自己後來也常常提到﹕
“予少時多病”。眩厥是一種腦神經疾病﹐但並不影響讀書、作文﹐且有時表現為靈敏、激越﹐故章氏文章﹐鋒利如削﹐有一種奇異色彩﹐此病理使然。
然此病有時興奮易怒﹐有時沉鬱寡言﹐顯然不宜於理政﹐所以他雖熱心政治﹐當權者從未委他以重任。袁世凱不得已委他個東三省籌邊使﹐他也沒有做出多少成績﹐很快就辭職不幹了。
章氏為文﹐好罵人﹐有些地方﹐看起來近似人身攻擊。如罵吳敬恆﹕“善鉗爾口﹐勿令舔癰﹔善補爾□﹐勿令後穿。”等語﹐當時稱為名句。有一次﹐竟罵蔡元培為法國人﹐非中國人。但對人對事﹐又像並無成見﹐時有改變﹐也不記私怨。為友為敵﹐常有反復﹐這也是和他的性格有關的。
章氏好舖張﹐章士釗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說﹐章太炎好穿奇裝異服﹐招搖過市。另有記載﹐有一次﹐他到四川公幹﹐買了一大條紅布﹐制成一幅橫標﹐雇兩個人抬著﹐作為他的前導﹐以壯行威。
此人很重道義﹐他為參與締造民國﹐光榮犧牲的同志﹐都寫了傳記﹐並為他們請封表揚。傳記真實地記錄了這些人的個性行跡﹐使我們可以看到清末民初那些志士仁人的形象。如記鄒容幼年好雕刻﹐獄中得弱癥﹐章氏為其診脈處方等情節﹐都有班馬史傳之遺意。
他的學術﹐因為我不懂﹐姑且不論。章氏的文章﹐我以為辯才不及樑啟超﹐然切實過之﹔深湛不及王國維﹐然條暢過之。章樑文體﹐實為後來報章文字之先聲﹐影響新聞界至巨。他的著名文字﹐如討滿洲檄﹐我以為寫得並不精彩﹐羅列罪狀﹐有勉強湊數之弊﹐文字也冗長造作﹐生動之筆太少。
與康有為論難的信﹐感情就充沛得多了。又好用古字﹐人多不識﹐這實際上是限制了自己文字的流傳。
文人逸事﹐熱鬧有趣者多﹐真實可信者少。章太炎大鬧總統府一事﹐最為當時所樂道。記載頗多﹐且加演義﹐以為章太炎如何英雄﹐袁世凱如何沒有辦法。其實﹐在那種場合下﹐有辦法的還是大總統﹐沒辦法的還是窮書生﹐他究竟是被拘留起來了。章氏自記﹐就平實得多﹐晚年並稱讚了袁世凱的肚量﹐証明章太炎是一個誠實的人﹐一個真正的書呆子。
章氏晚年﹐受人饋贈﹐賣文章﹐為海上聞人如杜月笙的先人寫碑傳﹐為人所詬病。
其實這些都是小節﹐是情有可原的。他的愛民族愛國家的大節﹐至死是為人們所稱道的。
他晚年﹐不承認甲骨文的真實和價值﹐這是魯迅說的“專家之悖”造成的﹐也是情有可原的。人一旦成為某一學術領域的權威﹐即不知不覺﹐把自己看成偶像。偶像是要本能地排除自己所不知的新生事物的。
古人以能立功、立德、立言者﹐為名人。章氏有功於民國﹐雖無大德於民﹐然亦無虧缺之處。至於言﹐煌煌大著﹐更無論矣。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大名人﹐固非投機取巧﹐沽名釣譽者流可比。然名人都有時代的特點﹐為歷史所鑄造﹐與英雄同。當其一旦成為名人﹐則追逐者日眾﹐吹捧者日多﹐軍閥官僚商賈皆爭先利用之。或贈以高樓﹐或贈以駿馬。黃金不求自得﹐美女紛至沓來。於輿論優勢之外﹐往往亦得實利。
本人亦以不同凡俗自居﹐人之阿諛﹐不以為怪﹐人之厚贈﹐以為應當。日久天長﹐主觀客觀上﹐名存實亡﹐變成偶像。言行不顧﹐見利忘義﹐有些名人﹐遂成為不名譽之人。名人既敗﹐毀之者亦眾﹐過去譽之者﹐必轉而造謠﹐投井下石而後快。此名人興衰之通則也。
近世之名人﹐為數甚眾﹐流品腳色亦甚雜﹐根基牢固者少﹐忽起忽落者多﹐求如章氏之人品學術貫徹始終者﹐並不多見。我讀他的著作﹐是懷著虔誠尊教之心的。
發願寫這樣一篇文章﹐時間已有三年。參考書打開又放起﹐放起又打開﹐一直未得成篇。此因過去讀過的書﹐都已忘記﹐年老少精神﹐又不願去翻檢﹐知難而退。近日﹐其他文章不好寫﹐遂決心寫出﹐然亦隻是讀書的印象斷片﹐不得稱為研究文字也。
1986年8月23日校訖並記
讀《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附考。明方孝孺曰﹕“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為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為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為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耕堂按﹕方孝孺蓋有感於明政之嚴苛也。附考引宋高似孫言論﹐意見與方氏稍合。
可謂皆獨特之見矣。然漢以秦為嚴酷﹐魏晉以漢為嚴酷。屠沽負販﹐起而革命﹐而嚴酷如故﹐革不掉也。後世論前世事﹐矛盾往往易見。而在當時﹐恐不如此認識。書本為書本﹐行政為行政耳。後人以某事斷秦政寬﹐以某事斷秦政嚴﹐皆出意想。必須根據史實﹐全部考察﹐方能稍得其實際。然近代史實﹐尚不易弄清﹐歷史公案﹐更難定矣﹗
《史記‧呂不韋列傳》﹕“《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桓譚新論》﹕“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書成﹐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眾士。而莫能有變易者﹐乃其文約艷﹐體具而言微也。”
唐馬總曰﹕“暴於咸陽市﹐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無敢易者。”
宋高似孫曰﹕“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人卒無一敢易者﹐是亦愚黔之甚矣。秦之士其賤若此﹐可不哀哉﹗”
《郡齋讀書志》﹕“時人無增損者﹐高誘以為非不能也﹐畏其勢耳。”
耕堂按﹕從以上引文看﹐千金不能易一字之原因有二﹐即不能與不敢。不敢是畏不韋當時的權勢。不能﹐則一是文章為高妙之作﹐二是當時的秦士﹐都是愚黔之徒。然仔細想來﹐這一個典故﹐恐怕隻是一種傳說﹐一種演繹。因為司馬遷所作《呂不韋傳》﹐隻說予以千金﹐並無下面的話。司馬遷說予以千金﹐隻是強調這一著作的不苟與當時對待的隆重耳。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說﹕“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後世學者以為呂覽（即《呂氏春秋》）﹐成於不韋為相之時﹐不韋遷蜀以後﹐不久死去。何以能聚賓客著書﹐又何以能“懸之咸陽”。乃是司馬遷的筆誤駁雜之辭。其實﹐這裡說的隻是“世傳”﹐其意即呂不韋遭到不幸之後﹐其書反而得到世人的重視﹐與自序上下文文意相通﹐不足為過也。
《呂氏春秋》一書﹐列入雜家﹐歷史上不大被人重視。有人說是因為呂不韋名聲不好。我看﹐恐怕是因為這部書的編寫體制不太通俗﹐每篇前冠以月令﹐初讀時﹐叫人摸不著頭腦。其實裡面好的東西很多﹐即以古代寓言故事而論﹐孟子、韓非子等書﹐以此見長﹐而《呂氏春秋》﹐“察今”一篇中﹐即包含三則﹐無疑是一個大寶藏。且它所引古書﹐多是秦火以前的舊文﹐其價值就更可貴了。
我過去有廣益書局的高誘注普通本。後又購得許維遹集釋本﹐線裝共六冊。民國二十四年﹐清華大學出版。白紙大字﹐注釋詳明﹐斷句準確﹐讀起來﹐明白暢曉﹐真能使人目快神飛。晚年眼力差﹐他書不願讀﹐每日拿出此書﹐展讀一二篇﹐不隻涵養性靈﹐增加知識﹐亦生活中美的消遣與享受也。
1986年11月22日記
讀《燕丹子》
──兼論小說與傳記文學之異同
滕雲同志送我一本他所選譯的《漢魏六朝小說》。冬夜無事﹐在爐邊讀了一篇《燕丹子》。《燕丹子》一書﹐我有光緒初年湖北崇文書局的百子全書本﹐為嘉慶年間著名學者孫星衍集校﹐初未細讀也。
《燕丹子》作者不詳﹐舊題燕太子丹撰。據孫星衍序﹕
“古之愛士者﹐率有傳書﹐由身沒之後﹐賓客紀錄遺事﹐報其知遇。”想來這部書﹐也是太子的賓客所寫。
孫星衍又說﹕“其書長於敘事﹐嫻於詞令﹐審是先秦古書﹐亦略與左氏國策相似﹐學在縱橫上說兩家之間。”讀過以後﹐覺得他的評價是很恰當的。
此書以記事為目標﹐原擬成為歷史﹐然敘述夾雜一些傳說及荒誕之事﹐遂為後人定為小說。即使作為小說﹐因為它有堅實而動人的歷史事實﹐再加上敘述之委婉有致﹐乃成為古代小說之翹楚。
冬夜讀之﹐為之血湧神馳﹐寒意盡消。周圍沉寂﹐而心目中的秦廷大亂。此真正小說佳品也﹐非泛泛者可比。乃取《史記‧荊軻傳》對讀之﹐並記兩書寫法之異點如下﹕
一、《燕丹子》共分三卷﹐第一卷記□武﹐第二卷記田光﹐第三卷才記荊軻。系一人引出一人。而《史記》一開始就寫荊軻﹐並同時寫了與他有關涉的高漸離、蓋聶、魯句踐等。在《燕丹子》中﹐高漸離隻是在易水送別時﹐露了一次面。《史記》則把他處理成僅次於荊軻的一位俠義之士。
二、在細節中﹐除去孫星衍提到的﹕“《國策》《史記》取此為文﹐削其烏白頭馬生角及乞聽琴聲之事﹐而增徐夫人匕首﹐夏無且藥囊。”《燕丹子》還有荊軻赴秦時﹐“夏扶當車前刎頸以送”﹐和“行過陽翟﹐軻買肉﹐爭輕重﹐屠者辱之﹐舞陽欲擊﹐軻止之。”兩個細節﹐為《史記》所無。
買肉這一細節﹐對小說很重要﹐因為表明荊軻在進行大事中間﹐不為小事所誤的克制精神。而司馬遷或者認為﹐他前面已經寫過兩次荊軻的這種精神了﹐不再重復。這在史裁上講﹐也是應該的。
小說﹐一再重復﹐可加強人物性格和故事效果﹐但也要得當。《燕丹子》的處理﹐還是得當的。
司馬遷的《荊軻傳》﹐現在通稱為“傳記文學”﹐然其本質仍為歷史。所謂傳記文學﹐隻是標明﹕司馬遷的歷史著作﹐同時具有文學的價值與功能。作為歷史﹐選材就應該更嚴格一些。荊軻刺秦﹐是一大悲劇。這一事件的失敗﹐在當時是震動了千萬人的心靈的。並且關系到了對荊軻這一人物的評價。司馬遷不能不找出其失敗的原因﹕太子催促太緊﹐荊軻沒得與他等待的那位客同行﹐而與秦舞陽同行﹐荊軻在出發之前﹐就看出這個人不行了。小說對於失敗﹐則不必有結論﹐任人想象去好了。
三、《史記》沒有采用燕丹子中的﹐用金子投青蛙﹐吃千裡馬肝﹐砍美人手等細節﹐這是司馬遷的高明之處。小說可以這樣寫﹐民間可以這樣傳說﹐作為人物傳記﹐這些材料﹐隻會傷害荊軻的形象。
四、至於《史記》不采用燕丹子中的烏白頭﹐馬生角﹐是因為荒誕。不采用它的乞聽琴聲﹐是因為虛構。乞聽琴聲的原文為﹕“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觳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軻不解音。秦王從琴聲負劍拔之﹐於是奮袖超屏風而走。軻拔匕首擲之﹐決秦王耳﹐入銅柱﹐火出燃。”
在那樣緊張的局面下﹐間不容發﹐哪有這種閒情逸致﹐這等從容﹖當然是不可能的。入銅柱﹐火出燃﹐卻比《史記》所寫﹐更為有聲有色。
《史記》雖不采這兩件事﹐但放在小說中﹐還是可以的﹐能引起人們的一些聯想。群眾會這樣想﹕啊﹐所以沒有成功﹐是上了秦王的當呀﹗
五、《燕丹子》一書﹐就在這個地方終止了。《史記》卻在荊軻刺秦失敗之後﹐又寫了高漸離的不尋常的舉動﹐又寫了魯句踐感嘆的話。使文末搖曳生風﹐更撥動了讀者懷古的思緒﹐增加了作品的悲劇效果。
耕堂曰﹕歷史與小說之分野﹐在於虛構之有無。無虛構即無小說﹐正如無沖突即無戲劇。然在中國﹐歷史與小說﹐實亦難分。有時歷史的生動﹐如同小說﹐有時小說的翔實﹐超過歷史。而歷史家有時也從小說取材﹐小說從歷史取材﹐則更為多見。但文體不能混淆﹐歷史事實﹐有時雖出人意想﹐不得稱為小說﹔小說虛構多麼合情合理﹐也不得當作歷史事實。
《燕丹子》與《荊軻傳》﹐題材無出入﹐人物無等差﹐古人已因其有無虛構﹐判為涇渭。文體雖不同﹐寫作藝術﹐仍有高下之別。仔細推敲﹐《史記》的剪裁塑造必勝。
學者認為《燕丹子》成書於前﹐《史記》采摘之﹐亦未必然。要是秦漢之際﹐關於這一次政治性大事件的記載﹐關於荊軻事跡的傳述﹐不會是一種﹐而是多種。其中有事實﹐有傳說。事實有傳聞異詞﹐傳說有夸張想象﹐記載有繁簡取舍﹐不會一致。《燕丹子》為其中之精粹完備者耳。
1986年11月29日
買《世說新語》記
我們知道﹐魯迅先生不好給青年人開列必讀書目﹐但他給許壽裳的兒子許世瑛開的那張書目﹐對我們這一代青年﹐卻發生了意想不到的影響。我記得在進城以後﹐大家都爭先恐後地搜集那幾本書。《世說新語》就是其中的一種。
我先在南市地攤上﹐買了一本啟智書局鉛印的本子﹐隻有上冊。這本書後來送人了。
不久我在南開區一家廢紙店﹐買了一部四部叢刊黑紙本的《世說新語》。那時﹐四部叢刊流落街頭的很多﹐舊書店隻收一些成套的白紙本﹐黑紙本無人過問﹐就都賣給廢紙店了。
這部書一共三冊﹐我給他三角錢﹐他已經很高興了。
四部叢刊本的《世說新語》﹐是影印的明袁氏嘉趣堂刊本﹐首頁有袁褧寫的序﹐他說﹕
晉人話言﹐簡約玄澹﹐爾雅有韻﹐世言江左善清談﹐今閱新語﹐信乎其言之也。臨川撰為此書﹐采綴綜敘﹐明暢不繁。孝村所注﹐能收錄諸家小史﹐分釋其義﹐訓詁之賞﹐見於高似孫緯略。余家藏宋本﹐是放翁校刊本。
目錄後所附的高氏緯略說﹕
宋臨川王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為《世說新語》﹐極為精絕﹐而猶未為奇也。樑劉孝標注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
從以上兩段引文﹐可見古人對此書的評價。這是當之無愧的。
後來﹐我又在天祥市場﹐買了一本唐寫本《世說新書》。
是羅振玉印的﹐極講究﹐大本宣紙。這是《世說新語》最古的本子﹐系長卷﹐分藏四個日本人家﹐羅氏借來合印的。末附羅振玉手寫的長跋﹐其中包括楊守敬初見此卷時的題跋。
這個寫本﹐後來附印在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影印的﹐宋紹興八年﹐廣川董棻﹐據晏殊校定本所刻的《世說新語》的後面﹐當然是大大縮小了。這部書﹐我也購存一部﹐末附宋人汪藻所作敘錄﹐包括書名篇數考証﹐考異﹐人名譜名一卷。
我買唐寫本時﹐並不是打算考証《世說新語》的源流﹐對於這種學問﹐我是一無所知的。是為了習字。唐人寫經﹐我已經有了幾種﹐很喜歡這種楷法﹐這個寫本﹐字更精采﹐也大一些。
買來以後﹐我臨寫過兩次。發見﹕這個寫本﹐雖為考古家所重﹐當做字帖也很好。如果當做書籍來讀﹐就很費勁。抄寫時﹐脫字、錯字很多﹐很多地方﹐讀不成句﹐或不明其義。
此外﹐有些字的寫法﹐也很特別﹐雖系古法﹐已不適用於今日。
唐時﹐書籍靠抄寫﹐為人抄寫經卷﹐是一種職業。但這些書手﹐隻寫得一手好字﹐文化卻不高明。抄寫錯漏之處﹐也不願修改﹐因為那樣一來﹐會使得卷面不幹凈﹐引起主人的不滿。如果主人再不察﹐隨即束之高閣﹐那就隻能以訛傳訛了。
無論是晏殊校本﹐還是陸遊校本（實際也是根據的晏殊校本﹐即董棻刻本）﹐都是在傳寫的基礎上﹐經過整理的。古籍經過整理﹐總要進一步﹐但也要看整理者是什麼人。如果遇人不淑﹐不學無術﹐妄自尊大﹐那古書的命運就很難說了。
晏、陸二家﹐一代名宿﹐所校當然可靠。但四部叢刊本陸遊跋語甚簡略﹐並未說曾經他校改。文字可疑之處﹐已經後人校出﹐列於書後。
四部叢刊本《世說新語》﹐雖系明刻﹐實際上重開宋本﹐僅次真跡一等﹐確是善本。
我現在閱讀的﹐主要是這個本子。
我還從天津古籍書店﹐買過一部光緒十七年﹐湖南思賢講舍刻的﹐經王先謙、葉德輝校勘的本子﹐共四冊。第一冊多題跋、釋名﹐各一卷﹐第四冊多考証、校勘小識﹐引用書目、佚文各一卷。材料多一些﹐但讀起來﹐還是不如四部叢刊本醒目。
這部書﹐在書店翻閱時﹐標的定價是四元﹐當時我沒買。
後來﹐請他們給我送來﹐書價已改為六元。臨時加碼﹐裝入私囊﹐這是一些書商的慣技﹐所遇已非一次﹐我隻好任他敲了一下輕輕的竹槓﹐權當送他的車馬費。
楊守敬跋唐寫本雲﹕
自規箴篇孫休好射雉起﹐至張□毀門止﹐其正文異者數十字﹐其注異文尤多﹐所引管輅別傳﹐多出七十余字﹐竊謂此卷不過十一條﹐而差異若此。
這是考據家的發見﹐應該尊重﹐但與讀書關系不大。後來的整理本﹐刪去管輅別傳七十余字﹐是因為這一注文過長﹐有些文字與正文關聯不大。其他個別字的差異﹐則因為寫本的遺漏或錯誤。如元帝過江猶好酒一條﹐末句﹕“酌酒一酣﹐從是遂斷”。寫本作“酌酒一唾從此斷”﹐顯然不雅。遠公在廬山一條﹐“執經登坐﹐諷誦朗暢”句﹐寫本脫“朗暢”二字﹐使句子不整。
像《世說新語》這類書﹐記載的是歷史人物的言行﹐在古代﹐曾被列入史部﹐後來才改為子部小說類。史評家劉知幾﹐曾對這樣的“史書”﹐作如下評論﹕
孝標善於攻繆﹐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魚﹐辨窮河豚。嗟乎﹗以峻（孝標名──耕堂注）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頤彪嶠﹐綱羅班馬﹐方復留情幹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史通》）
但真正的歷史家﹐例如司馬光﹐在他撰寫《資治通鑒》時﹐卻常常取材於這類“小說”﹐讀者信之﹐不以為非。
在古代﹐歷史和小說﹐真是難分難解﹐能否吸取它的精華﹐全看自己的鑒裁眼光如何。
《世說新語》這部書的好處和價值﹐已見開篇引文。為更使覽者明確﹐再引魯迅論斷﹕
《世說新語》﹐今本凡三十八篇﹐自德行至仇隙﹐以類相從﹐事起後漢﹐止於東晉。
記言則玄遠冷俊﹐記行則高簡瑰奇﹐下至繆惑﹐亦資一笑。孝標作注﹐又征引浩博﹐或駁或申﹐映帶本文﹐增其雋永。所用書四百余種﹐今又多不存﹐故世人尤珍重之（《中國小說史略》）
我讀這部書﹐是既把它當做小說﹐又把它當做歷史的。以之為史﹐則事件可信﹐具體而微﹐可發幽思﹐可作鑒照。以之為文﹐則情節動人﹐舖敘有致﹔寒泉晨露﹐使人清醒。尤其是劉孝標的注﹐單讀是史無疑﹐和正文一配合﹐則又是文學作品。這就是魯迅說的“映帶”﹐高似孫說的“有不言之妙”。這部書所記的是人﹐是事﹐是言﹐而以記言為主。事出於人﹐言出於事﹐情景交融﹐語言生色﹐是這部書的特色。這真是一部文學高妙之作﹐語言藝術之寶藏。
雖是小品﹐有時像詩句﹐有時像小說梗概﹐有時像戲劇情節。三言兩語﹐意味無盡。
這是中國一種特殊的文體﹐一種文史結合﹐互相生發的藝術表現形式。
人言東晉﹐清談誤國﹐是否如此﹐不得而知。統觀此書﹐其談吐雖沖遠清淡﹐神韻玄虛﹐然皆有助於世道人心之向善﹐即後記人物行止﹐亦皆備懲勸之功能﹐絕非虛無出世之釋道思想﹐所可比擬也。
此書尚有清代紛欣閣刻本﹐亦稱善本﹐寒齋未備。
1986年12月20日記
買《流沙墜簡》記
我忘記了從什麼地方知道這部書﹐並為什麼想要買它。魯迅日記的書帳上﹐不記得有沒有這部書。有很長時間﹐我是按照他的書帳買書的。魯迅曾經說過﹐羅振玉印的書是很貴的。
六十年代初﹐我從北京中國書店﹐購進這部書。可能隻是因為慕名﹐也因為有些閒錢。書店的標簽上定價是一百元﹐為甲等一級﹐可見其名貴﹐也是我藏書中價錢最高的一種。
書共兩函﹐三大冊。烏青布套﹐封面為土黃色﹐這是象征流沙吧。紙是日本印書用的宣紙﹐質地很好﹐國內是很少見的。羅氏的書﹐很多是在日本印行的。此書除圖版外﹐文字部分全部系書寫上版﹐楷書莊嚴秀麗﹐兩個序文的字體尤佳。第一冊﹐扉頁裡面有上虞羅氏宸翰樓印標記。羅序稱﹕古簡冊出於世﹐載於前籍者凡三事﹕一、晉之汲郡﹕二、齊之襄陽﹔三、宋之陝右。序末記宣統甲寅﹐實為一九一四年也。
次為王國維序。略考簡牘出土之地﹕一為敦煌西北之長城（出土者為兩漢之物）。二為羅布淖爾北之古城（魏末以訖前涼之物）。三為和田東北之尼雅城等三地（古者漢遺物﹐近者隋唐之際）。王序末無宣統字樣﹐隻書甲寅。
圖版分三部﹕一、小學術數方技書。二、屯戍叢殘。三、簡牘遺文。
第二函兩冊﹐內容為考釋及補遺﹐補遺考釋﹐附錄等。
以上﹐此書內容之大略也。
羅氏此書﹐雖根據英人斯坦因圖版及沙畹考釋﹐然為國內研究漢晉簡牘之始。王國維的序及先後考釋﹐內容精確﹐行文嚴謹﹐功力甚厚﹐為後來研究此種學問者﹐開辟了一條正確的道路。出土簡牘的研究﹐主要在於漢代及以後的屯戍制度﹐王國維分為﹕簿書、烽燧、戍役、稟給、器物、雜事六項。它涉及的是古代西北地理、軍事設施及其沿革。
然此書所得簡牘甚少﹐後續有出土。一九三○年﹐在額濟納河流域黑城附近﹐發掘出漢簡一萬余枚。建國後﹐用其中兩千余圖片﹐匯印為居延漢簡甲編﹐我也買了一冊。
精裝大本﹐價三十元。與羅氏印書相較﹐書品風格﹐已大不相同。
陳夢家根據豐富的材料﹐寫了不少研究木簡的論文﹐後匯集為《漢簡綴述》一書﹐一九八○年中華書局刊行。我也買了一冊。較之王國維﹐陳的考釋﹐更為詳細具體﹐研討方法﹐仍追蹤王氏﹐行文則比較通俗。陳初為聞一多派詩人﹐後考訂金石﹐一九六○年﹐轉治漢簡﹐突飛猛進﹐成績可觀﹐然不久即慘死於十年浩劫。以詩人才華﹐退而考古﹐終不免死於人事紛擾之中﹐與王氏同﹐二人先後以學者之身﹐死於非命﹐亦考古一途之厄運也。讀其書﹐不無戚戚之感。
《流沙墜簡》一書﹐初到我家時﹐完整如新﹐想來也是愛書人所藏﹐大概也不經常翻閱﹐上面連顆圖章也沒有。“文革”中被抄去﹐封套略有破損﹐發還後﹐我已修整過。
我對它﹐與其說是讀書識字﹐不如說是欣賞印本。幾十年來﹐不過打開過三次﹐這次是為了寫文章﹐恐怕是最後一次了。想在上面打個印章﹐想了想﹐還是前人的作法對﹐就作罷了。
為了閱讀它﹐我還從北京五洲書局﹐買了一本斯坦因西域考古記﹐向達譯。這本書裡﹐有斯坦因竊取敦煌石窟寶物的詳細記述。第十章﹐有關於這些木簡出土的情況。在這本書裡﹐還可以看到﹐當這個外國人在我國西北行竊時﹐當地的官員、首領以及無業遊民﹐吸鴉片者﹐貪圖小利﹐為洋大人所收買驅使﹐甚至主動幫忙的情景﹐貪婪、愚昧、無知的心態。撫今而思昔﹐溫故而知新。這當然是文字以外的書﹐題目以外的話了。
1987年1月10日寫訖
買《宦海指南》記
有那麼一段時間﹐我向外地函購舊書﹐達到了恣意濫買的程度。存書中竟有這樣兩部﹕
一、《宦海指南》五種。包括﹕《欽頒州縣事宜》、《佐治藥言（續言附）》、《學治臆說（續說附）》、《夢痕錄節鈔》、《折獄便覽》。
二、《增廣入幕須知》十種。包括﹕《幕學舉要》、《佐治藥言》、《續佐治藥言》、《學治臆說》、《學治續說》、《學治說贅》、《辦案要略》、《刑幕要略》、《贅言十則》、《辦公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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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想做官入幕的人﹐這些書對他恐怕也沒有什麼用處﹐因為都是清朝時的文獻。
不過﹐《佐治藥言》和《學治臆說》﹐還有《夢痕錄》的作者──汪輝祖﹐卻引起我很大的興趣。從這裡讀到他的著作﹐我是很高興﹐很有興趣﹐很滿意的。
汪輝祖﹐清乾嘉時﹐浙江蕭山人。那一帶的讀書人﹐如果科場不得利﹐多改業佐幕﹐就是後世所稱的紹興師爺。他的父親﹐曾從事過這種職業﹐但很快就自動不幹了﹐以為“有損吾德”。汪輝祖青年時﹐在做官的岳父那裡﹐看到那些幕僚們收入不錯﹐可以養家餬口﹐他也躍躍欲試。當他把這個願望告訴家人時﹐他的祖母和母親同聲斥責他﹐不要忘記父親的遺言。汪輝祖鄭重發誓以後﹐才正式當了幕賓。他先後在十幾個州縣官那裡當刑名師爺﹐工作了三十多年﹐寫了《佐治藥言》一書。晚年得中進士﹐自己也做了一兩任州縣官﹐很快就退休了﹐又寫了《學治臆說》一書。
他的《佐治藥言》﹐當時就很有名﹐為人重視﹐因為都是根據他的見聞經驗寫作而成﹐他的文字也很通達簡練。
師爺一職﹐名聲本來很壞。汪輝祖也自稱﹐從事這種職業﹐是“寄人籬下﹐雞鶩奪食”。但這種職業﹐又關系人民的安危生死﹐至為重要。所以他根據這一行應有的職責道德﹐著書立說﹐以教後人。
他的書﹐一直到清朝末年﹐還不斷為州縣官翻印﹐是有價值的政書。《夢痕錄摘抄》﹐是從他晚年所寫的回憶錄﹐摘取有關幕職的片斷而成﹐所以也列在這類書籍之中。
耕堂曰﹕汪輝祖在當時﹐既非文化界名流﹐亦非思想界領袖﹐不過是州縣的一個幕僚。但他的著作﹐卻不隻受重視於當時﹐鮑庭博刻入權威性的《知不足齋叢書》﹐阮元為之作序。而且被推崇於後世﹐及至民國﹐仍為胡適ꄱ8蘢魅吮菜□亞蟆Ｍ羰現□櫓□保□還□俏□稅炎約捍郵掄庵種耙檔木□楹圖□猓□檣芨□□嫡□虺蹕罷擼□７怯幸庋□Σ纜勱緄暮逄□□螄勰酵夤□慕苯稹５苯裰□潰□形氖墾桑□疚蘧□□□嚳ρ□叮□□榱７擔□晃□緇嶁□孀畔耄□晃□琳呱□牧14猓□丈櫳□櫓□常□金釵鬃Ｖ□牽□笸薊筧赫兄塚□閃17髖桑□苑飩討鰨□嘟□褚印Ｖ謝□褡澹□７僑□說熱慫□檔模□敲從廾粒□敲捶飩ａＷ怨乓岳矗□泄□碩暈幕□允榧□□際怯醒≡竦模□屑□獾摹Ｖ饕□強茨愕氖椋□欠袷導剩□欠裼杏茫□欠褚□訟蟶稀Ｈ綣□閾吹氖椋□諶菸奘導剩□□阜薔□椋□樑笫谷嘶璋黨諒□□詞鼓閾樽魃□疲□臉銎旌牛□嗣褚彩遣宦蚰愕惱實摹?
中國人認為有用的書﹐必須﹕一、有義理。二、有辭章。
三、有事實。如果﹐你所寫的書﹐與以上三方面﹐都不沾邊﹐那就是無用的書﹐古人所謂災害棗梨的書。江輝祖得著書之說之道﹐故其書人稱為有用之書。
任何工作從事久了﹐富有經驗﹐都可以寫成一部書。這部書如果寫得好﹐就不隻對這一種職業有用﹐也會對其他職業有用。汪輝祖從事的職業目前已經沒有了﹐但他的著作﹐還是有用處的。
1987年2月20日
讀《棠陰比事》
四部叢刊二集﹐有此書名﹐我沒有買到零本。後來在天祥市場﹐遇到這一部清朝道光年間朱緒曾仿宋刻本﹐花了兩元五角錢﹐買了回來。書堆放在貨架底層﹐封套破舊﹐落滿灰塵﹐想來是很久賣不出去的下腳貨了。
原藏書人﹐不可考﹐好像是一個銀行職員。他用來抄補缺斷的紙﹐是營口中國銀行的簿記紙。他除抄錄了殘頁的文字﹐還抄了知不足齋抄本的一個序文﹐夾在書內。書已經修補重裝過﹐到我手中﹐我又把開裂的頁縫用薄紙粘連好﹐把封套刷凈。
它還是很可愛的。因為書的底本﹐是黃蕘圃的舊藏﹐真正的宋本。黃在為人家析產時﹐在租簿中發見了它﹐當時即定為上等。後來到了他的手中﹐寫有很長的跋尾﹐也刻在這個本子的後面。
朱緒曾的刻本﹐無論版式、字體、紙張﹐一體仿宋﹐就連宋諱﹐也照樣缺筆﹐對於我這個沒有見過宋版書的人來說﹐真是大開眼界了。
本書作者桂萬榮﹐南宋時鄞縣人﹐慶元二年進士﹐做過余幹尉。他在序文中說﹕
“取和魯公父子疑獄集﹐參以開封鄭公折獄龜鑒﹐比事屬辭﹐聯成七十二韻。”就是先以四字兩句的韻語為一條目﹐然後分注一段有關折獄的故實。這些故實﹐都取材於宋人的筆記、碑傳﹐或宋以前的著作。現在看來﹐他擬定的這些韻語小標題﹐實在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如果單獨看﹐則不知所雲﹔如果聯系注文來看﹐又似乎多此一舉。並且所引事例﹐多系傳聞小說性質﹐說對辦案人有所啟發則可﹐說是辦案的準繩、龜鑒﹐則懸殊太大﹐且太危險。如言八十老翁所生子﹐最怕冷﹐在日下無影子等等﹐幾近於迷信無知之談。明人吳訥﹐為其刪補﹐蓋有因矣。
然此書歷來被列入子部法家類著作之中﹐且被從政的人以及藏書家稱為有用之書。
這是因為中國古代崇尚道理空談之書﹐一提法家﹐就是商韓﹐真正的有關法律著作﹐流傳下來的太少。明清以前的刑律﹐隻有一部唐律﹐較為完整。私家著述﹐有關這方面就更少﹐隻散見於一些筆記小說之內。而一成小說﹐則故事性、趣味性強﹔一成筆記﹐則上下其手﹐出入其詞。或自作聰明﹐主觀想象﹐摻雜其間﹐以之為法制準則﹐其不可也甚明。清代一些學者如孫星衍輩﹐注意及此﹐輯錄校印一些舊文獻﹐也很零碎﹐不足為“法”。
這部書﹐我買來時沒有仔細看﹐近日讀了一遍﹐就像讀其他筆記小說一樣﹐沒有什麼“法家”的感覺。
書分兩冊﹐正文隻五十二頁﹐而字如核桃大小﹐很快就讀完了。
耕堂曰﹕司馬遷有言﹕“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又說﹕“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魯迅有言曰﹕
“印書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願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辯解。”鄉諺有雲﹕“屈死不告狀。”此為過去人民對政法之印象。法本為民而立﹐而民與之隔閡﹐畏而遠之。疑獄多而難明﹐由來久矣﹗
1987年2月26日寫訖
讀《李衛公會昌一品集》
進城以後﹐我買了不少叢書集成的零種書﹐其中包括一些政治家的文集。書籍發還以後﹐我還住在小屋裡﹐大書靠牆壘好﹐這些小型書本﹐就堆在方桌底下。那時與張君同居。
一天我下班回來﹐張告訴我﹐她把那些小書都處理了。處理是很方便的﹐出門就是一個廢品收購站。我沒有說什麼﹐除去一些雜書﹐有幾部成套的文集﹐也被處理掉了﹐包括范文正公全集。都是很新的書﹐道林紙本。
惋惜之情﹐與日俱增。商務當年印的這些書﹐版本小巧輕便﹐印刷清楚﹐校對可靠﹐斷句可信。現在有些新印的古籍﹐前言說明根據的什麼珍本﹐參校了多少善本。別的不講﹐隻看標點﹐就錯誤百出﹐有的實在是笑話。書裝訂得很厚﹐是為省工﹔用紙粗糙﹐是為了料賤﹐與商務印本相比﹐有今不如昔之嘆。張君處理書﹐以書本大小為取舍﹐不懂書的內容﹐因為她隻讀過一些唐詩宋詞和外國小說。也可能隻是為了走路方便﹐吃飯時腳下清爽。
還好﹐床舖下面的沒有動。這部《李衛公會昌一品集》﹐當時就屈尊在那裡。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叢書集成初編﹐據畿輔叢書本排印。不到三百頁的書﹐卻分裝四冊﹐老年人讀起來﹐輕巧方便﹐有不可言之妙。
李衛公就是李德裕﹐唐武宗時名相﹐新舊唐書均有傳﹐傳都寫得很長﹐記其功業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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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很高。談到他的缺點﹐則說﹕“不能泯是非於度外﹐齊彼我於環中。”這指的是他同牛僧孺等人的朋黨鬥爭。“與夫市井之徒﹐力戰錐刀之末﹐才則才矣﹐語道則難。”
新書卷一百八十﹐對他的缺失﹐說得比較委婉﹕“寧明有未哲歟﹖”
道與哲﹐都是很玄妙的﹐很難捉摸﹐也就很難判斷有無。
對歷史人物﹐我們隻能信任史書的論斷評價。近人呂思勉著《隋唐五代史》﹐稱李德裕為人賊險陰狠。魯迅在《唐宋傳奇集‧稗邊小綴》中﹐也說這人最後流竄嶺南﹐是因為傷人太多﹐自食其果。魯迅是從那篇傳奇小說《周秦行紀》談起的。
李的門徒寫了這篇小說﹐署上牛僧孺的名字。小說是自述體﹐內容不止對當今皇帝大不敬﹐主人公並於冥冥之中﹐與前代皇後楊貴妃結合。然後﹐李德裕作《周秦行紀論》﹐咬牙切齒﹐羅織罪名﹐落實到牛的身上﹐欲置之死地而後快﹐那文字真可以說是帶有血腥味道。
奇怪的是﹐這篇小說﹐一直署著牛僧孺的名字﹐流傳下來。當時皇帝﹐並未追究此事﹐牛本人也不曾辯誣自解﹐遂成為文學史上一樁奇異公案。這是因為﹐李黨的這種栽贓做法﹐手段和目的太明顯了。皇帝不會相信﹐讀者也不會相信的。
小說寫得確實好﹐為歷代文學史家們稱許。在當時可以說是富有開拓精神﹐並闖入了一個禁區。使人又奇怪的是﹐作者既有這般才能﹐為什麼不自行創作﹐卻去幹這種事﹖
為什麼除此以外﹐又別無作品流傳﹐卻把版權白白送給了敵手﹖
李慈銘在他的日記中說﹐唐代的傳奇小說﹐多是考不中進士﹐或考中進士而窮極無聊的人所為。故多荒唐之言﹐並好造作、揭露他人陰私。這當然不能一概而論。
我現在讀的一品集目繡諿捸慼憬m餛□::島屠畹略５摹噸芮匭屑吐邸罰□嘉□嗾呱救□Ｗ16疲號□持□□□蛔閌競蟆?
蓋為鄉賢諱也。李德裕是趙郡人。
古代的所謂朋黨﹐大概就是政見相同的集團﹔其間的鬥爭﹐就是政見不和吧﹖
李德裕在《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一文中說﹕“西漢劉向雲﹕昔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
在《朋黨論》中﹐他又說﹕“治平之世﹐教化興行﹐群臣和於朝﹐百姓和於野。人自砥礪﹐無所是非﹐天下焉有朋黨哉﹗仲長統所謂﹕異同生是非﹐愛憎生朋黨﹐朋黨致怨隙是也。”
這些見解、說法﹐都是無可挑剔的。實際鬥爭起來﹐劍拔弩張之際﹐恐怕就做不到﹐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了。唐宋以來﹐朋黨間的鬥爭﹐得勢者都是把對手流竄得越遠越好。
耕堂曰﹕今讀李衛公失意後所作詩文﹐亦多悟道之言。豈人之一生﹐窮極潦倒之時﹐則與道近﹔而氣勢燄盛之時﹐則與道遠乎﹗
1987年5月1日寫訖
讀《求闕齋弟子記》
一
求闕齋﹐系曾國藩齋名﹐撰者王定安曾供職他的幕中﹐小有文名﹐過去提到的《湘軍記》﹐也是他的著作。文師桐城﹐對自己的史才﹐也頗自負﹐實際上並不高明﹐但史法還是可以看出一些來的。這部書﹐實際上是曾國藩的傳記資料。
據扉頁﹐此書光緒二年﹐刊於都門﹐板存硫璃廠東門桶子胡同龍文齋。李鴻章題署。
書價十六元﹐購自何地﹐已不能記憶。白粉連紙印﹐刻工不精﹐筆畫時有錯亂﹐京板之通病。有七千卷書樓孫氏記印章﹐朱、黃二色斷句﹐通讀到底﹐可謂用功之士矣。
全書共十六冊﹐三十二卷。分《恩遇》﹐《忠讜》﹐《平寇》﹐《剿捻》﹐《撫降》（李世忠）﹐《馭練》（苗沛霖）﹐◇椻訇c罰ｏ□ㄌ旖蚪貪福□□噸靜佟罰□段難□罰□毒□印罰□都已怠罰□獨糝巍罰□棟□佟返冉淞?
此書購於讀太平天國史料﹐興趣正濃之時﹐然書到較遲﹐不久即逢浩劫﹐未及細讀。今又檢出﹐心情已非往日。太平天國史料﹐多已束之高閣﹐興趣已成過去。寫來寫去﹐讀來讀去﹐所謂天國之夢﹐不過驚醒於“自相殘殺”四字而已。非曾氏兄弟之功業也。
當金田騷動之時﹐天主耶穌﹐本非中國之物﹐塾師炭夫﹐亦非群眾景仰之人﹐何以登高一呼﹐萬夫雲從﹖此因人民深陷水火﹐求生之念甚切﹐亟思有人拯救﹐並不顧及前途吉兇﹐到底如何。遂於短期之內急轉直下﹐掩有半部江山。曾、左之徒﹐初以封建道統﹐號召地主子弟反抗異端﹐而曠日持久﹐未見成效。終以天國內訌﹐乃告功成。此非曾、左封建道統之勝利﹐乃洪楊本身封建道統之勝利也。歷史如此嘲弄人民可不知畏乎﹖
今讀此書﹐《平寇》一節﹐略而不讀﹐從《剿捻》開始。
由弟子記其先師言行﹐成為著述﹐古代多有。《論語》就是一部弟子記。但像《求闕齋弟子記》這樣卷帙浩瀚的書﹐還是少見的。這是因為曾國藩去世不久﹐威名未消﹐他手下文武﹐仍在掌權。把老師的文功武略﹐弄得冠冕一些﹐大家的臉面﹐都會增添光彩。
曾國藩對付太平軍﹐是用深溝高壘﹐長期圍困的辦法。對付捻軍的辦法﹐則經過幾次改變。最初﹐鑒於僧格林沁的慘敗﹐他向皇帝疏奏﹕他本人不能騎馬﹐不能像僧親王那樣﹐身不離鞍﹐晝夜窮追。他主張用重鎮堵截的辦法﹐並說這是他的所長。然而他的措施並不見效﹐引起朝廷的不滿﹐有的御史還上折子﹐請求對他“略加貶抑”﹐朝廷雖然沒有采納﹐但對他的態度﹐已經遠不像“發逆”未平時那樣倚重了。
後來﹐他又采用追、堵並重的辦法﹐收效也不大。捻軍之敗﹐還是敗在潘鼎新屬下的洋槍階悝①慼歐嫄寣敷飽撩W肫浼洌□焓固□教旃□□□謊□?
捻軍的馬隊﹐實在厲害。王定安描述道﹕
然旋滅旋起﹐且益狡悍。每偵官軍至﹐避走若不及﹐或窮追數晝夜﹐乃反旗猛戰﹐以勁騎分兩翼﹐抄我軍馬。
呶人﹐慓﹐疾如風雨﹐官軍往往陷圍不得出。賊尤善用長錨﹐巨者逾二丈。我軍以槍炮轟擊﹐賊馬聞槍聲﹐騰撲癒猛﹐瞬息已逼陣﹐槍不得再施。又喜以一步挾一騎﹐為團陣滾進﹐官軍以此益畏之。
曾國藩屢次承認﹐官軍的馬隊﹐遠不及捻軍。不過他提出的清圩政策﹐確實給捻軍造成了很大的困難。王定安寫道﹕
自捻逆擾亂以來﹐據蒙亳村堡為老巢﹐居則為民﹐出則為捻﹐若商賈之遠行﹐時出時歸。其回竄也﹐皆有莠民勾引。
清圩以後的情形﹐則是﹕
厥後任賴由泗宿入懷遠﹐牛烙洪由永城入亳州﹐皆欲回巢﹐糾黨裝旗。各圩寨閉門與賊絕﹐賊徘徊懷遠﹐幾及一月﹐卒不得逞。從此賊遂四出不歸﹐以迄於滅。
但是﹐曾國藩的“剿辦流寇﹐原不可以無定之賊蹤﹐改一定之成局”的老成持重的主張﹐因師老無功﹐朝廷不再耐煩﹐就叫李鴻章把他換掉了。
同治七年正月﹐西捻首領張總愚﹐從陝西轉戰到京畿以南﹐雄縣一帶。京師戒嚴﹐清廷大恐﹐幾乎把全國得力的將領都調來會剿。左宗棠到了定州﹐他向皇帝疏陳的方略中﹐也有一段對捻軍的描述﹕
臣維捻匪慣技﹐在飄忽馳騁﹐避實乘虛。始猶馬步夾雜﹐近則掠馬最多﹐即步賊亦均乘馬。臨陣則步賊下馬﹐挺矛攢刺﹐而騎賊分剿官軍之後。其乘官軍也﹐每在出隊收隊﹐行路未及成列之時。遇官軍堅不可撼﹐則望風遠引﹐瞬息數十裡﹐俟官軍追及﹐則又盤折回旋以疲我。其欲東也﹐必先西趨﹔其欲北也﹐必先南下。多方以誤我……
從以上所引﹐可略見當時捻軍之聲勢﹐軍容﹐戰術﹐以及進止聚散的情形。此次﹐捻軍曾打到我的家鄉安平、深澤、深縣、饒陽一帶﹐給當地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幼年還聽到母親講“小閻王造反”的故事﹐當時不知小閻王是誰﹐現在才知道是張總愚的綽號。
那麼多馬隊﹐馳騁在大平原﹐可謂壯觀。閉目凝思﹐宛如再現。故鄉近代﹐凡經戰爭逃難生活三次﹕一即小閻王造反﹔二義和團抗擊洋人﹔三抗日。前二次﹐母親一輩經歷之。
1987年8月26日記
二
王定安撰寫的《求闕齋弟子記》中的《家訓》部分﹐實際就是我們常見的《曾文正公家書》﹐不過免去了上下款及年月日。分為《寄諸弟》、《寄弟國潢》、《寄弟國華》、《寄弟國荃》、《寄弟貞幹》、《諭二子》、《諭子紀澤》、《諭子紀鴻》。所收亦略少﹐隻有薄薄一冊。
中國自古以來﹐有很多家書、家訓行世。然多流傳不廣﹐有些隻存在自家的祠堂中。曾國藩的家書﹐卻不得了﹐流傳了幾十年﹐差不多讀書人家﹐都會有一部。因為他是近代“聞人”﹐官職又高﹐他的思想﹐為封建統治者所推崇﹐儒學子弟所信仰。五四以後﹐才逐漸冷落下來。但在一部分家長心中﹐還認為是教育子弟的必讀之書。
我上中學的時候﹐父親寄給我一部《曾文正公家書》﹐是大達圖書公司的排印本（即當時所謂一折八扣書）。父親還附了一封信﹐大意是﹕他幼年家貧﹐讀書不多﹐今以此書授我﹐願我認真閱讀。信寫得很帶感情。我年幼不懂事﹐那時正在閱讀革命書籍﹐對曾國藩等人很反感﹐且甚瞧不起大達印的書。隨即給父親回了一封信說﹕以後不要再買這種書﹐這種書在保定街頭﹐到處都有﹐沒有人買……我想父親接到信﹐一定會很不高興﹐但也沒有來信責備我﹐以後也沒有再給我寄過書。我帶回家中的書﹐父親從來也不看﹐也不問﹐隻說我是個書呆子。中年以後﹐我才認真讀了這部書。
因此我想到﹕所謂家書家訓之所以流傳﹐不一定是因為它的內容﹐多半是由於寫信人的權勢和聲望。他的說教﹐即使當時﹐受信人也不一定聽信。例如曾國藩的家書﹐前後言論﹐並不完全一致。對於一個人﹐例如對曾國荃﹐在曾國荃未顯達與已顯達之後﹐所談所論﹐就有很多不一樣。有很多順時應勢﹐矛盾依違﹐甚至吹噓拍馬之辭。這還說得上是兄弟間的真誠感情嗎﹖
再說﹐家庭已經是朱門侯府﹐子弟已經是□□少爺﹐還教他“書、黍、魚、豬”﹐會有效果嗎﹖
對於廣大讀者﹐則有環境和時代不同﹐心意能否相通的問題。我幼年時﹐在中學課本上﹐讀曾國藩的家書﹐就覺得不如讀鄭板橋的家書親切。因為鄭雖是縣令﹐他弟弟究竟是農民﹐和我的生活距離小﹐所談事物﹐容易理解。曾國藩是太子太保﹐是爵相﹐即使他談的也是普通道理﹐總覺得和我們平民的心思﹐不能相通。因此也就不能完全相信﹐總覺得其中有什麼虛偽的地方﹐言行不一致的地方。
這當然不是一筆抹殺曾國藩的家書。他的家書﹐自有它多方面的價值﹐現在還有很多人在研究。另外﹐他的家書和他同時代的要人們的家書相比﹐在指導讀書﹐談論詩文﹐討論書法﹐研究刻書等方面﹐見解雖不見得高明﹐讀後還是使人有些收獲的。比起左宗棠的家書﹐就顯得有學問多了。左氏的家書﹐我有仿宋排印本兩冊。其中多談家務雜事﹐少談文史。
至於時代不同﹐思想變化﹐那就更難說了。我認為﹐現在不會有家長﹐再叫孩子們去讀曾氏家訓。八十年代的中國青年﹐將不知他的“進德、修業”為何物。
我的結論是﹕凡是家書、家訓﹐隻能對當家長的人﹐有影響﹐有用處。對於青年人﹐總是格格不入的。
但是﹐什麼話也不能說得太絕對。聽說﹐曾氏的後人﹐情況還是不錯的。這也可能是他們先世的遺澤﹐包括家書、家訓﹐起了一定的作用。
耕堂曰﹕咸同之世﹐湘鄉曾氏﹐號稱偉人。對內盡忠於異族﹐對外屈膝於列強。接連討伐起義之民眾﹐極盡殘酷。殺人日多﹐聲勢益隆。曾氏自言其初衷﹕為解君父之憂﹐不畏後世之譏。後雖亦自省﹕內疚神明﹐外慚清議﹐蓋飾詞耳。早已蓋棺論定﹐實已無案可翻。然政治風雲﹐究非個人私事﹐時代如彼﹐對曾氏亦應論世知人。
當其顯赫之時﹐正如長江上往來船隻﹐無一艘不插曾氏旗號﹐他的一言一行﹐亦無不為人師法。其所著述﹐人手一編﹐眾口一詞﹐不敢異議。然僅至民國初年﹐新的學說興起﹐革命者已視彼為糞土矣。因知偉人之言論﹐其價值﹐隨時代之變化﹐或因其權勢之消長﹐必有所升降。其升也迅﹐其降也速﹔其勢也隆﹐其消也無聲。萬世不移﹐放之四海而皆準﹐乃夸張之說法。傳人之論如此﹐名人之論亦如此。在歷史長河中﹐一種言論﹐一種學說的沉浮現象﹐是常見的。它是與時代要求﹐社會現象相關聯的。但一種學說沉落之後﹐有機會再為浮起﹐無論如何﹐不會再有當年的聲勢和影響。對曾國藩的家書、家訓﹐也要這樣去看。
1987年9月2日寫訖
三
“天津教案”列在本書的《綏柔》中一章。著者王定安記其梗概雲﹕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上諭曾國藩﹐著前赴天津﹐查辦事件。初天津有姦民張拴、郭拐以妖術迷拐人口﹐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捕誅之。而桃花口民團﹐復獲妖人武蘭珍。蘭珍迷拐幼孩李所﹐鞫訊得實。訕言受迷藥於教民王三。閭閻大嘩﹐疑西洋天主教堂所嗾﹐或言洋人抉幼孩目﹐剖其心為藥料﹐城外義塚內屍骸暴露﹐皆教堂所棄。津民益怒﹐時相聚語謀報復。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檄天津道周家勛等﹐會法國領事官豐大業﹐至天主堂公訊。蘭珍語言殊支離﹐案弗能決。適士民觀者麇集﹐偶與教堂人有違言﹐拋磚石相擊。豐大業負氣﹐徑至崇厚公署﹐訴其狀。崇厚出見﹐以槍狙擊不中。崇厚撫慰之﹐且戒勿輕出激民憤﹐弗從。恚憤出署﹐路遇傑﹐復以槍擊之﹐誤傷其僕。居民見者皆嘩噪﹐毆豐大業斃焉。遂焚毀教堂洋房數處﹐教民及洋商死者數十人……
著者對這次事件的敘述﹐還是比較真實客觀的﹐也很簡練﹐頭緒也清楚。在敘述中﹐又以夾注的形式﹐引用了當時天津知府張光藻寫給曾國藩幕賓吳汝綸的信﹐詳細地敘述了事件的經過﹐並在文字中透露了知府本人的看法。這是官場的一種手法﹐所謂先通關節﹐以便使即將來查辦此案的曾國藩先入為主﹐聽信他的報告。
但現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已經是久經仕宦的老姦巨猾﹐他所注意的不隻是下情﹐更注意的是上情──即朝廷的意圖。
而朝廷的意圖﹐又是常常變化的﹐對涉外的事件﹐尤其如此。
掌握不好﹐不隻於事無補﹐甚至會弄得身敗名裂。所以﹐這次皇帝（實際是慈禧太後）叫他查辦此案﹐對曾國藩來說﹐實在是一個大難關﹐關系他一生榮辱利害的大考驗﹐大關鍵。
我有一部石印的《曾文正公手書日記》﹐不妨再利用一下。
在日記第三十六冊﹐五月十五日﹐他上了續病假的折子。但朝廷催得緊﹐他在二十六日記道﹕“廷寄派余赴天津查辦事件。
因病未痊癒﹐躊躇不決。”二十七日記道﹕“思往天津查辦毆斃洋官之案﹐熟籌不得良策﹐至幕與吳執甫一商。”三十日記道﹕“天津洋務﹐十分棘手﹐不勝焦灼。”六月初二日記道﹕
“余日內因法國之事﹐焦慮無已。”初三日記道﹕“將赴天津﹐恐有不測﹐擬寫數條﹐以示二子。”六月初六日記道﹕“是日啟行赴天津。”二十二日記道﹕“因奏請將府縣交刑部治罪﹐忍心害理﹐愧恨之至。”二十四日記道﹕“崇帥來談﹐夜接廷寄二件﹐羅使照會一件﹐閱之鬱悶之至﹐繞室行走而已。”二十五日記道﹕“是日竟日昏睡﹐蓋心緒煩悶﹐而病又作也。”七月十六日記道﹕“非刑拷訊習教人﹐堅囑拿混星子及水火會。”
八月十九日記道﹔“是日天津陳鎮及委員二人﹐在余寓審案﹐敲搒之聲﹐竟日不絕。”
在知府寫給吳汝綸的信中﹐是痛愛自己的“子民”﹐反對崇厚的袒護教民和向洋人屈服的。但崇厚是旗人﹐又是當時執政的恭親王手下的﹐洋務得力人士﹐曾國藩不得不分清輕重﹐分清去向。與崇厚這個有強硬後台的人﹐站在一邊﹐當然是上策。他遷就法國公使羅淑亞的要求﹐奏請將府縣交刑部治罪（羅淑亞的要求﹐是將天津府縣抵命）。
這樣做不能不引起朝野的議論。朝廷固然害怕外國人﹐但一時也不好大傷人民愛國御侮之氣﹐一直在觀望﹐沒有決心。曾國藩對朝廷最終還是要屈服於外人這一點尤其明白。
他洞悉清政府的實力空虛﹐外強中幹﹐反復無常的習性。他下定決心﹕不惹惱外國人。
他警告朝廷﹕自道光以來﹐對外常常是“先戰後和”的﹐也就是先硬後軟的。又說﹕現在外國還是強盛的。外國人是隻重實力﹐不講道理的。他先辯挖眼剖心之說﹐純屬謠言﹐然後捉拿兇犯﹐迅速結案。
王定安記述﹐當曾國藩初到天津﹐曾張榜通衢﹐“仰讀書知理君子﹐悉心籌議。於是至公署條陳者﹐或欲借津民義憤﹐驅逐洋人﹔或欲聯俄、英之交﹐以攻法國﹔或欲調集兵勇﹐以為應敵之師。公既諭津民不許擅起兵端﹐其致崇厚書﹐有禍則同當﹐謗則同分之語。報友人則雲﹕寧可得罪於清議﹐不敢貽憂於君父。”
這就是說﹐他不聽或沒心思聽﹐群眾那些很正確很有見地的建議﹐而是一心一意保定清王朝﹐也就是保定他自己的官帽。
此案﹐“正法之犯二十人﹐軍徒各犯二十五人”。其中有馮瘸子、羅生瓜旦子、小錐王五等名號。多系拷打成招﹐即所謂“但取情節較真﹐不能拘守成例”﹐變通辦理﹐而定案的。
其結果﹐曾國藩自己承認﹕“民氣既已大傷﹐和局仍多不協﹐不能不鰓鰓過慮也。”
人民反抗的騷亂﹐表面被壓制下去了。但人民的憤怒之火﹐不會因壓制而熄滅。壓制越重﹐復燃之勢也越兇。它種下了義和團興起之火。
耕堂曰﹕平心而論﹐外交固以國勢強弱為準。然清王朝何以衰敗至此﹐還不是因為連年剿殺過多﹐使國家菁英﹐陷於無類。曾、左、胡、李﹐實參與執行﹐尚望此等人﹐珍視民氣、民心﹖此次所開外交模式﹐不隻為以後李鴻章、袁世凱所重蹈﹐民國以後之外交亦因循之。嗚呼﹐實國家民族深重災難之源也。曾國藩復郭筠仙中丞書﹕“然古來和戎﹐持圓之說者﹐例為當世所譏﹐尤為史官所貶﹐智者有戒心焉。”其內心矛盾﹐自亦可見。然利令智昏﹐遂使有些中國人﹐在外國人面前﹐低三下四﹐恬不知恥矣。
1987年9月8日寫訖
買《漢魏六朝名家集》記
之一
這隻是初刻﹐共四十家﹐分裝三十冊。起漢枚叔﹐迄隋煬帝。續刻七十家﹐未見﹐恐未出書也。
此書為丁福保字仲祜（一八七四──一九五二）編輯。丁氏原學醫﹐在上海開辦醫學書局﹐他印的醫書﹐我未見過﹐卻購置了他編印的幾種文學書。除此書外﹐有《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唐詩紀事》﹐《歷代詩話》。另買關於古錢的書兩種。
他還印一些有關佛學的書。
他好像有些資財﹐從他的筆記中看到﹐袁世凱的二公子袁克文的一些古籍、古錢﹐都抵押在他手中。
當然﹐除去有錢﹐他還是個有學問的人﹐不然﹐就隻能印書﹐不能編書﹔或所印之書﹐也都是烏七八糟﹐坑騙讀者之物了。
魯迅先生﹐曾經對他編印的書﹐表示滿意。他在寫給王冶秋的一封信中說﹐如果想買嚴可均的全上古……六朝文﹐還不如買一部丁福保的《漢魏六朝名家集》﹐既簡便又實用。
我就是按照先生的意見﹐買這部書的。書很新﹐粉連紙﹐四號字排印。扉頁標明﹕
宣統三年七月出版﹐上海文明書局發行。蓋較後印行之本也。
丁氏曾就讀於南菁書院﹐學有淵源﹐很是用功。從他為此書和其他著述所撰緒言中﹐可以看出﹐他的治學方法﹐是很嚴肅的。趣味學識﹐是很廣博的。作為一個出版家﹐印的書雖不甚多﹐卻給讀書界、出版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較之那種唯利是圖﹐無視社會效益的書店老板﹐實不可同日而語。
在丁氏之前﹐匯集古人文章成集﹐系統編為大書﹐已有張燮所輯七十二家集﹔梅鼎祚所輯文紀﹔張溥所輯一百三家﹔
嚴可均所輯全上古……六朝文。皆因卷帙浩繁﹐價錢昂貴﹐購置閱讀﹐均有不便﹐流傳不廣。丁氏此編﹐書型小巧﹐排印清楚。價錢為中人所及﹐（據丁氏自撰長篇廣告﹐此書定價十元﹐實價五元。）銷路可觀。書存至今﹐已成古籍﹐余甚愛之。
在前人基礎上﹐再出新編﹐就不能不指出前人的一些缺點﹐及自己的一些優長。丁氏也不能免俗。他在緒言中﹐特別指摘了張溥所編中的一些錯誤。其實﹐也隻是枝節﹐張氏的勞績﹐不會因此而被忽視的。
又如從史書、類書輯錄殘篇斷簡﹐零章短句﹐勉強成篇或成集﹐是魯迅先生指出的嚴可均書中的現象。而丁氏書中﹐這些現象也存在﹐他是參考了嚴書的目錄而後成書的。
如第一冊﹐枚叔、司馬長卿、司馬子長﹐三個人的文章﹐才薄薄一冊。司馬子長隻有文章四篇﹐一共四頁。能稱為集嗎﹖再就是有些作家的文集﹐過去已有成書﹐並有序跋﹐方便讀者。
丁氏多刪汰不錄﹐也是一個缺點。當然﹐以上所指﹐也是枝節﹐不能淹沒他的勞績。
丁書在編輯上的好處是﹕在全書之前﹐冠以初刻四十家姓氏錄﹐實為作家小傳。每集之前﹐又有作家在史書上的本傳﹐或錄四庫全書的提要﹐這就彌補了序、跋缺少的缺陷。
今人對作品的介紹﹐請作者自述﹐多陰陽怪氣﹐放盪無根之言﹐識者笑之﹐不識者﹐以為狂徒。編者代言﹐亦多不著邊際﹐無關痛癢之詞﹐等於沒說。此蓋一時風氣所致﹐古籍序跋中﹐從未見也。
此書既出版於“宣統三年”﹐則正當民國成立﹐一切都在變革之時。文運亦然。丁氏在緒言結尾﹐有一段牢騷文字﹐抄錄於下﹕
窺情萬象之際﹐留連視聽之區﹐既與世而推移﹐亦隨文而升降矣。今者﹐歐美東漸﹐變革將及乎文字﹐附之以東瀛學派﹐名詞既別﹐塗轍遂殊。舍雅而就鄭﹐將長此滔滔而不返乎﹖或天未喪文﹐如昌黎蔚起於巨唐﹐振八代之衰﹐而遠宗揚馬﹐亦未可知也。嗟乎﹗湘綺一老﹐將稅駕於桑榆﹕桐城吳氏﹐倏已拱乎墓木。茫茫來哲﹐渺渺予懷﹐才難然乎﹖非所逆睹已﹗
其言詞心態﹐可以說是很傷感的了。其實是一種杞憂。文運如天運﹐總是向前運行的。阻止新生﹐既不可能﹐廢棄舊有﹐也是妄想。高山流水﹐匯細流而成江河。細流可斷﹐江河之流﹐萬古不斷。湘綺何人﹐吳氏何功﹖五四以來﹐文學之域﹐不乏昌黎之才﹐且有過之。應對前景樂觀﹐不應以泥沙泛起﹐魚龍混雜﹐而疑江河澎湃之勢﹐沖擊之力。腐草朽木﹐浮萍野鶩﹐終有被淘汰澄清之一日。久處湖海﹐慣遊江河者﹐固無須望而生畏﹐更無須悲觀也。
雖然如此﹐歷史江河﹐並不淹沒真正之人才。時至今日﹐昌黎自昌黎﹐固無論矣。即王湘綺、桐城吳氏﹐亦自有其文學歷史地位﹐並不因歐化、白話﹐陳獨秀、胡適﹐而消減其影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天地公平﹐雖有傾倚﹐不失允正﹐非以私心邪念作轉移之規律也。
丁氏所謂﹕“大輅詎有椎輪之質﹐子孫寧留祖父之容”﹐既不合乎自然規律﹐也不合乎歷史規律。文學總是向前發展的﹐也總是帶有前人的成份的。
1987年11月24日
之二
前幾年﹐寫過一篇讀北齊顏之推所著顏氏家訓文章篇的筆記﹐文章收在《秀露集》。
近讀《漢魏六朝名家集》﹐每集之前﹐附有作家本傳。我是先讀他們的傳記﹐然後再讀他們的文章的﹐就是先知其行事和為人。發見過去那篇讀書記﹐意有未盡﹐仍待發揮。
今日﹐雨中無事﹐室內頗靜﹐乃於燈下﹐對照顏之所指與本傳史實﹐頗多出入﹐以知文字之事﹐實難於求是也。
一、顏說﹕“班固盜竊父史。”
後漢書本傳﹕
父彪卒﹐歸鄴裡。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
這是子繼父業﹐和司馬遷作《史記》的情況是一樣的。在過去﹐這是一種文人美德﹐怎麼能說是“盜竊”﹖
班固後來得禍的原因是﹕他依附大將軍竇憲﹐竇敗免官。
固對子弟、奴僕﹐教管不嚴﹐多有非法﹐得罪過洛陽令。及固失勢﹐洛陽令把他逮考﹐遂死於獄中。
歷史文人﹐多有為地方官所苦者﹐唐之陳子昂﹐遭遇與固相似。
二、顏說﹕“揚雄德敗美新。”
這是指﹐揚雄寫過一篇題為《劇秦美新》的歌頌王莽的文章。
前漢書揚雄傳沒有提到這篇文章﹐後來還有人為他辯誣訟枉﹐說他沒有仕莽經歷。
前漢書對揚雄的描述﹐是很客觀的﹕
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盪﹐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無為﹐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又說﹕
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眾﹐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
這樣一個人﹐後來竟牽連到政治事件中﹐並投閣企圖自殺﹐還留下一個惡名。
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
這是什麼道理呢﹖當然﹐和他的性格有關。前面所引“簡易佚盪”﹐和他在《劇秦美新》一文中自稱﹕“臣常有顛眴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奏美新一篇。”可以看出﹐他雖有高尚之心﹐好古而樂道﹐但缺乏操守之志。看到周圍的人﹐升官晉爵﹐名利雙收﹐他也就不甘寂寞﹐躍躍欲試﹐獻文一篇﹐取悅王莽。
這種情況﹐在“四人幫”炙手可熱﹐不可一日之時﹐並不陌生。類似《劇秦美新》之作﹐也並不少﹐時至今日﹐仍從舊日報刊上﹐常常見到。那些言詞的卑污﹐心態的可恥﹐較之古人﹐真可以說是“踵事而增華﹐變本而加厲”。
我讀了揚雄這篇《劇秦美新》﹐雖不甚懂﹐感到也不過是一篇歌頌新朝新帝的應酬文字﹐並沒有多大的“政治問題”。
就因為他歌頌的是王莽﹐所以永遠背上了黑鍋。
至於那些直接間接﹐委曲、婉轉或借古諭今﹐或將今比古﹐向“四人幫”獻媚獻策的文章﹐戲劇﹐詩詞﹐小說﹐多數將作為失誤﹐用覆醬瓶。少數出自名人之手﹐以後是否被人寫入本傳﹐編入本集﹐就難說了。
從傳記裡看到﹐揚雄是個可笑的人物﹐也是個可愛的人物。他的著作﹐當然不會因為一篇“美新”﹐失去全部價值。
我還有一本他著的《法言》﹐四部叢刊本。
《法言》之十三為孝至。其文曰﹕“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
我很欣賞這幾句話﹐願家有老親者﹐深思而力行之﹐這是孝的最高境界。揚氏著作﹐言詞古奧艱深﹐然其切合實際﹐有見有識﹐類多如此。
三、顏說﹕“蔡伯喈同惡受誅。”
這是指他和董卓的關系。《後漢書本傳》﹕
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伯喈名）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雖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
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嘆﹐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
蔡伯喈為董卓逼迫﹐到他那裡做了一些事﹐中間還曾想逃走。可是當董卓死後﹐他又為他嘆了一口氣﹐遇見了王允這種隨便加人以罪名的“司徒”﹐就把老命送了。
《後漢書》的作者﹐在傳後﹐寫了一段“論”。對蔡伯喈一生的流離坎坷﹐不幸遭遇﹐三致意焉﹐是一段很有感情的文字。
蔡的事跡﹐還被編為盲詞戲曲﹐千古流傳。
文士依附權貴﹐兇多吉少﹐多有教訓﹐蔡氏當明此義。既為所迫﹐迫者已死﹐即當離去。何以又坐在新的權貴面前﹐發出嘆聲﹖是感情沖動嗎﹖
四、顏說﹕“劉楨屈強輸作。”
《三國志本傳》﹕
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眾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
這個故事﹐蒲鬆齡曾寫進《聊齋》。其實是件小事﹐也談不上倔強不倔強。太子高興﹐叫夫人出來和作家們相見﹐當然不是為了叫人們都伏下。如果都伏下﹐那又叫她出來幹什麼﹖劉楨可能少個心眼﹐沒想到這是不能平視的﹐於是就獲罪了。可怪的是﹐出面幹涉的不是曹丕﹐而是曹操。他當然是從政治上考慮的。這與後來王勃的遭遇極相似。
《舊唐書‧文苑傳》﹕
沛王賢聞其名﹐召為沛府修撰﹐甚愛重之。諸王鬥雞﹐互有勝負。勃戲為檄英王雞文﹐高宗覽之﹐怒曰﹕據此﹐是交構之漸。即日斥勃﹐不令入府。
一篇遊戲文字﹐召來失業﹐高宗也是從政治上考慮的。
以上﹐是指顏之推﹐用寥寥幾個字﹐概括作家的生平行事﹐多有言過其實之處。
一個人的幸與不幸﹐固有其個性的原因﹐但還有歷史、環境、所遇﹐多種原因。也很難分清主次。顏之推為了教育子弟﹐強調一下個人修養﹐也是情有可原的。但忽視歷史與客觀的原因﹐則使不幸的作家﹐蒙冤更深﹐對子弟的處世﹐也沒有好處。
1987年11月28日
之三
一
《顏氏家訓‧文章篇》﹕
夫文章者……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行多途。
古時﹐宦途和文途是不分的。文章寫得好﹐就可以做官。
封建王朝﹐長期以文章取士。唐宋以前﹐文學大家﹐都有官職。一邊做官﹐一邊寫作。文章好﹐官聲益隆﹔官越大﹐文章也更為人貴重。元明以後﹐漸漸有了不想做官﹐隻想寫文章的布衣、隱士。各人情況不同﹐也時有變化。觀其主流﹐仍以做官為目的。
其實﹐做官、作文都好﹐主要根據自身的才能。做官、利民、教民的機會更多一些﹐效果也更大一些。但自從有了專業作家﹐為數雖甚少﹐卻使宦途與文途時分時合。身在文途﹐自鳴清高﹐卻不忘仕進﹔身在宦途﹐也不忘以文途為退身之路﹐失意之後﹐又拿起筆來。
這樣﹐也就出現了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問題﹐並在近代形成了文藝理論上的一大難題。有的文藝評論家﹐瘁畢生之力﹐反復談論﹐也沒有談出人人同意的結果。
這是因為時代和環境﹐在不斷推移。
二
古時文人﹐並不忌諱政治。歷代作家﹐沒有和政治發生過糾葛或牽連的﹐幾乎沒有。他們以居官為榮﹐立功立言並重。古文之一大宗為碑、傳、序。這些文章﹐都以官銜為重﹐求文者如此﹐撰文者也都把自己的官職爵位﹐堂皇地列於文前或文後﹐讀者也不以引為不清高。
民國以後﹐最初﹐還是這樣。雖然封建形式的文章﹐減少了一些﹐但文人不輕視官職﹐仍如從前。即如魯迅先生﹐也直截了當地說﹕“僉事這個官兒﹐並不區區。”對彭袁大總統頒發的文虎章﹐也寫入日記。
對官職的輕視﹐和對政治的反感﹐是在軍閥混戰﹐以及北伐戰爭之後﹐因國事日非﹐官場黑暗﹐使人民失去了信心﹐才出現的。
左翼文學興起﹐最初﹐很強調政治作用﹐革命者以為當然﹐社會上卻有些阻力。三十年代初﹐出現了第三種人和自由人的文學。所謂自由人文學﹐當時的理論家是胡秋原。他在上海神州國光社編輯刊物﹐提出的口號為“勿侵略文藝”。
即政治不要幹涉文藝。在論爭時﹐他還使用了國罵﹕“管你什麼屁黨鳥派”。
其實﹐當時的神州國光社﹐也是有政治背景的。胡秋原在文化界出名之後﹐不久就當上了十九路軍發動組織的福建人民政府的委員。後來又當上了三青團的中央委員和國民黨的中央委員。
這樣就給人留下了一個印象﹕文人的言論、主張﹐和他的實際行動﹐常常是兩回事。從文場進入官場﹐這是歷代文人﹐無可爭議的﹐一貫的醉心之路。這種道路﹐已經不是政治侵略文藝﹐而是文藝侵略政治了。
三
我們的文壇﹐在過分強調政治若幹年之後﹐出現了反思﹐要淡化政治。因為政治體現在生活各方面﹐又提出淡化生活。
也有人進一步提出﹕文學的起源﹐不是勞動﹔文學的基礎﹐也不是生活。比當時自由人的主張﹐更倒退了好幾步。當時的胡秋原﹐還是崇拜普列漢諾夫的﹐寫過一部很厚的唯物史觀藝術論。
過去大談政治的文藝評論家﹐現在絕口不談政治了。甚至也羞於談深入生活﹐不得已﹐則請作家們去貼近現實。貼近當然比遠離好﹐就像戀愛一樣。但如果隻是到讚助筆會資金的工廠去參觀一下﹐接受一點紀念品﹐和經理一同照個像﹐這種貼近﹐必然還是兩張皮。
在作品中﹐政治可以淡化﹐生活也可以淡化﹐但作家的生活欲望﹐不能淡化。他的衣食住行都要改善﹐要現代化。住房﹐坐汽車﹐安電話﹐自己解決不了﹐還得給省長、市長寫信求助。作品﹐希望得個頭獎﹔團體﹐希望當個理事﹔室內﹐懸掛獎章、証書﹔機關﹐爭取評上高級職稱……這些都與政治有關﹐作家本身的政治﹐也淡化不了﹐而且﹐有越來越濃化之勢。
作品品格的高下﹐不在作品裡有沒有政治﹐濃淡如何﹐而在於作者的用心。李斯的《諫逐客書》﹐賈誼的《過秦論》﹐諸葛亮的《出師表》﹐通篇都是政治﹐卻是千古流傳的名文。
其實﹐你願意談也好﹐不願意談也好﹐濃化也好﹐淡化也好﹐政治是永遠不會忘懷文藝﹔文藝也不會忘懷政治的。
四
欲提高作品格調﹐必先淡化作家的名利思想。但這是很難的﹐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
《晉書‧陸機傳》﹕
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為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為先。
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
陸機是東吳大將陸遜、陸抗的後代。但他不是一個將材﹐是一個真正的文材。他的詩文﹐不隻在當時﹐而且在以後﹐也是無與倫比的。他入仕晉朝以後﹐不能絕意於功名﹐以文材而領受大將之職﹐忘其所以﹐全軍覆沒﹐自己被殺不算﹐還牽連上兩個弟弟。
所以傳記又接著說﹕
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
這都是自相矛盾的話﹐也就是事後靜觀的話﹐與當事人的處境心情﹐常常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這些教訓﹐不隻在古代文書裡﹐就是在陸氏昆仲的文集裡﹐也不知說過多少遍了。為什麼事到臨頭﹐不能起作用呢﹖
這就是傳記所嘆息的﹕“睹其文章之誡﹐何知易而行難”了。
當時﹐一般的文人﹐最初﹐也不過做極小的官﹐如參軍、記室、舍人等等。這都是依附權貴的官﹐安分守己﹐還好一些﹐不然一遇政治變化﹐就會受到牽連。如日常在待人上﹐在文字上﹐得罪的人多﹐危險就更大。
五
官做得最顯赫的﹐莫如沈約。這人﹐好像很有做官的才能﹐會弄點權術。《樑書本傳》﹐有一段精彩的描繪﹕
時高祖勛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高祖默而不應。他日又進曰……高祖曰﹕吾方思之。對曰﹕公初杖兵樊、淝﹐此時應思﹐今王業已就﹐何所復思﹖……
高祖然之。約出﹐高祖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高祖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高祖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並諸選置﹐高祖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雲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項﹐高祖召范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群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
用簡短文字﹐在謀劃禪代的緊要關頭﹐生動而活潑地寫出三個做特大政治交易的人的嘴臉﹐不愧為史傳傑作。最後所引范雲的兩句話﹐尤千古發人深思﹗《樑書》為唐姚思廉撰。
沈約雖以勸進之功﹐進爵三公﹐但結果亦不佳。
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赤章事﹐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
可見依附皇帝﹐也不保險。
在宦途上﹐最失敗的﹐要算謝靈運。他本來不是做官的材料﹕“為性褊激﹐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這本來很好﹐可以盡情遊山玩水﹐安心寫作了。他卻不認命﹐以為不見知﹐常懷憤憤﹐言行不檢﹐到處招搖﹐得罪官吏﹐最後﹐竟以莫名其妙的罪名﹐被棄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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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累朝宿儒大老﹐社稷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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