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讀書記
孫犁
耕堂讀書記（一）
《莊子》
在初中讀《莊子》﹐是謝老師教課。謝老師講書﹐是用清朝注釋家的辦法。講一篇課文﹐他總是抱來一大堆參考書﹐詳詳細細把注解寫在黑板上﹐叫我抄錄在講義的頂端。在學校﹐我讀了《逍遙遊》、《養生主》、《馬蹄》、《胠篋》等篇。
老實說﹐對於這部書﹐我直到現在也沒有真正讀懂。有一時期﹐很喜歡它的文字。
《莊子》一書﹐被列入中國哲學的經典著作﹐當然是很深奧的。我不能探其深處﹐隻能探其淺處。
我以為﹐莊生在寫作時﹐他也是希望人能容易看懂容易接受的。它講的道理﹐可能玄妙一些﹐但還不是韓非子所稱的那種“微妙之言”。微妙之言常常是一種似是而非、可東可西的“大言”﹐大言常常是企圖欺騙“愚昧”之人的。
像《莊子》這樣的書﹐我以為也是現實主義的。司馬遷說它通篇都是寓言。莊子的寓言﹐現實意義很強烈。當然﹐它善於夸張﹐比如寫大鳥一飛九萬裡。但緊接著就寫一種小鳥﹐這種小鳥﹐“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描寫得更加具體﹐更加生動活潑。因為它有現實生活的依據。因此我們看出﹐莊子之所以夸張﹐正是為了表現現實生活中的具體細節。在書中這種例子是很多的。他常常用人們習見的事物﹐來說明他的哲學思想。這種傳統﹐從莊子到柳完元﹐我以為是中國散文的非常重要的傳統。
前些日子和一位客人談話﹐涉及這方面的問題﹐簡記如下﹕
客﹕我看你近來寫文章﹐隻談現實主義﹐很少談浪漫主義。
主﹕是的﹐我近來不大喜歡談浪漫主義了。
客﹕什麼原因呢﹖
主﹕我以為在文學創作上﹐我們當前的急務﹐是恢復幾乎失去了的現實主義傳統。
現實主義是古今中外文學創作的主流﹐它可以說是浪漫主義的基礎。失去了現實主義﹐還談什麼浪漫主義﹖前些年﹐對現實主義有誤解﹐對浪漫主義的誤解則尤甚﹐已經近於歪曲。浪漫主義被當成是說大話﹐說絕話﹐說謊話。被當成是上天入地﹐刀山火海﹐裝瘋賣傻。以為這種虛妄的東西越多﹐就越能構成浪漫主義。因此﹐發誓賭咒﹐撒潑罵街也成了浪漫主義不可缺少的東西。
我認為浪漫主義雖是文藝思潮史上的一種流派﹐作為創作方法﹐浪漫主義必須以現實主義為根基。浪漫主義是從現實主義的基礎上升華出來﹐沒有憑空設想的浪漫主義。
海市蜃樓的景象﹐也得有特定的物質基礎﹐才能出現。
客﹕我注意到﹐你在現實主義之上也不加限制詞。這是什麼道理﹖
主﹕我以為沒有什麼必要﹐認真去做﹐效果會是一樣的。
我們讀書﹐即使像《莊子》這樣的書﹐也應該首先注意它所現實主義成分﹐這對從事創作的人﹐是很有好處的。從事哲學研究的人﹐著眼點可以不同﹐但也要注意它的反映的歷史生活的真實細節﹐這才是真正的哲學基礎所在。
我現在用的是王先謙的集解本﹐這是很好的讀本。他在序中說﹕
余治此有年﹐領其要﹐得二語焉。曰﹕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竊嘗持此﹐以為衛生之經﹐而果有益也。
對於這種話﹐我是不大相信的﹐至少﹐很難做到吧﹗如果莊子本人能夠做到這一點﹐他就不可能寫出這樣充滿喜怒哀樂的文章了。凡是憤世嫉俗之作﹐都是因為作者對現實感情過深產生的。這一點﹐與“衛生”是背道而馳的。
這位謝老師﹐原是新詩闖將﹐自執教以來﹐乃沉湎於古籍﹐對文壇形勢現狀﹐非常茫然﹐多垂詢於我輩後生。我當時甚以為怪﹐現在才悟出一些道理來。
《韓非子》
在讀高中一年級的時候﹐國文老師叫我們每人買了一部掃葉山房石印的王先謙的《韓非子集解》。四冊一布套﹐粉連紙﹐讀起來很醒目﹐很方便。
老師是清朝的一名舉人﹐在衙門裡當了多年幕客。據說﹐他寫的公文很有點名堂。
他油印了不少呈文、電稿﹐給我們作講義﹐也有少數他作的詩詞。
這位老師教國文﹐實際很少講解。在課堂上﹐他主要是領導著我們閱讀。他一邊念著﹐一邊說﹕“點﹗”念過幾句﹐他又說“圈”﹗我們拿著毛筆﹐跟著他的嘴忙活著。
等到圈、點完了﹐這一篇就算完事。他還要我們背過﹐期終考試﹐他總是叫我們默寫﹐這一點非常令人厭惡。我曾有兩次拒考﹐因為期考和每次作文分數平均﹐我還是可以及格的。但給他留下了不良印象﹐認為我不可教。後來我在北平流浪時﹐曾請他介紹職業﹐他還悻悻然地提起此事﹐好像我所以失業﹐是因為當時沒有默寫的緣故。
其實﹐他這種教學法﹐並不高明。我背誦了好久﹐對於這部《韓非子》﹐除去記得一些篇名以外﹐就隻記得兩句話﹕
其一是﹕“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其二是﹕“色衰愛弛。”
說也奇怪﹐這兩句記得非常牢﹐假如我明天死去﹐那就整整記了五十年。
我很喜歡我那一部《韓非子》﹐不知在哪一次浩劫中丟失了﹐直到目前﹐我的藏書中﹐也沒有那麼一部讀起來方便又便於保存的書。
老師的公文作品﹐一點印象也沒有了﹐不知他從《韓非子》得到了什麼啟示。當時《大公報》的社論﹐例如《明恥教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等篇﹐那種文筆﹐都很帶有韓非子的風格。老師也常常選印這種社論﹐給我們作教材﹐那時正值“九一八”事變之後。
老師叫我們圈點完了一篇文章﹐如果還有些時間﹐他就從講壇上走下來﹐在我們課桌的行間﹐來回踱步。忽然﹐他兩手用力把綢子長衫往後面一摟﹐突出大肚子﹐喊道﹕
“山圍故國──周遭在啊﹐潮打空城──寂寞回啊”﹐聲色俱厲﹐屋瓦為之動搖。如果是現在﹐一定會引起學生的哄笑﹐那時師道尊嚴﹐我們隻是默默地聽著。有時也感到悲涼﹐因為國家正處在危險的境地。
以後﹐我就沒有再讀《韓非子》﹐我喜愛的是完全新的革命的文學作品。
直到前些年﹐我孤處一室﹐一本書也沒有了﹐才從一個大學畢業生那裡﹐借來兩本國文教材。從中﹐我抄錄了韓非子的《五蠹》全篇和《外儲說》斷片。
韓非子的散文﹐時時采用譬喻寓言﹐助其文勢。現實生活的材料﹐歷史地理的材料﹐隨手運用﹐鋒利明快﹐說理透徹。實在是中國古代散文的奇觀﹐民族文化的寶藏。
我目前手下的《韓非子》﹐是光緒元年﹐浙江書局據吳氏影宋乾道本校刻﹐後附顧廣圻《韓非子識誤》一冊。
曹丕《典論‧論文》
除去詩﹐曹丕的散文﹐寫得也很好。他的《典論》﹐雖然隻留下一些斷片﹐但讀起來非常真實生動。例如他記郤儉等事﹐說﹕
穎川郤儉能辟谷﹐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谷﹐餐伏苓﹐飲寒水﹐中泄痢﹐殆至殞命。後始來﹐眾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閹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
“逐聲”就是莊子說的“吠聲”﹐就是“以耳代目”﹐這種人有時被稱為“耳食之徒。”他們是不進行觀察﹐也不進行獨立思考的。在我國﹐類似這種歷史記載是很多見的。
這種社會現象﹐有時可形成一種起哄的局面﹐有時會形成一種持續很久的社會浪潮。
當它正哄動的時刻﹐少數用腦子的人﹐是不能指出它的虛妄的﹐那樣就會擔很大的風險。
因此﹐每逢這種現象出現﹐詐騙者會越來越不可一世﹐其“功業”幾乎可以與劉、項相當。但總歸要破滅。事後﹐人們回想當時狂熱情景﹐就像是中了什麼邪一樣﹐簡直不值一笑了。
考其原因﹕在上是封建專制﹐在下是愚昧無知。這兩者又是有關聯的。
他所記情狀﹐不是也可以再見於一千多年以後的社會嗎﹖
歷史長河﹐滔滔不絕。它的音響﹐為什麼總在重復﹐如此缺少變化呢﹖還有他遺令薄葬的文章﹐《典論》中記述青年時和別人比較武藝的文章﹐也都寫得很好。
曹丕幼年即隨魏武征討﹐武攻文治﹐都有經驗﹐閱歷既多﹐所論多切實之言。這些方面﹐都非公子曹植所能及﹐被確定為世子﹐乃是理所當然的事。
他的《典論‧論文》﹐是一篇非常完整﹐非常透辟﹐切合文章規律的文論。在這篇論文裡﹐他提出了“文人相輕”這個道理﹐論列了當代作家﹐談到各種文章體裁﹐提出了“文以氣為主”的見解﹐成為不朽的名論。
創作者觸景生情﹐評論家設身處地﹐才能相得益彰。曹丕先為五官中郎將﹐後為皇帝。他把同時代的代家﹐看作朋友﹐寫起評論來﹐都以平起平坐的態度出之。所評中肯切實﹐功過得當。富於感情﹐低回綿遠﹐若不勝任。《典論‧論文》及《與吳質書》等篇﹐因此傳流千古。及至後人﹐略有官職﹐便耀威權﹐所作評論﹐乃無價值。文人雖有時求助於權威﹐而權威實無補於文藝。
陸機《文賦》
在中學時期﹐有兩種古代文學形式﹐沒有學好。一是楚辭﹐一是漢賦。一直到現在﹐總是對它們不太感興趣﹐也不能得其要領。抗日時期﹐有一位姓樑的女孩子﹐從北平出來到解放區﹐就學於我教課的地方。她熱情地送給我一本《楚辭》﹐是商務印的選本﹐我和女孩子同行﹐千裡迢迢﹐把這本書帶到延安﹐一次水災﹐把書沖到了延河裡﹐與其作者同命運。
司馬相如、揚雄的賦﹐近年念了一些﹐總是深入不進去。
才知道﹐一門功課﹐如果在幼年打不下基礎﹐是隻能老大徒傷悲的。
在讀晉賦的時候﹐忽然發見陸機的作品﹐和我很投緣﹐特別是他的《吊曹孟德文》和《文賦》兩篇。
《吊曹孟德文》﹐我記得魯迅先生曾兩次在文章中引用﹐可見也是很愛好的。
此文是陸機因為工作之便﹐得睹魏武的遺令遺物﹐深有感觸而後作。事跡未遠而忌諱已無﹐故能暢所欲言﹐得為傑作。但這究竟是就事實有所抒發﹐不足為奇﹔文賦一篇﹐乃是就一種意識形態而言﹐並以韻文出之﹐這就很困難。
中國古代文論﹐真正涉及到創作規律的﹐除去零篇斷簡﹐成本的書就是《文心雕龍》。
《文賦》一篇﹐完全可以與之抗衡。又因為陸機是作家﹐所以在透徹切實方面﹐有些地方超過了劉勰。
這篇賦寫到了為文之道和為文之法﹐這包括﹕作者的立志立意﹔為文前多方面的修養﹔對生活的體會感受﹔對結構的安排和文字的運用﹔寫作時的甘與苦﹐即順暢與凝滯﹐成功與失敗。
自古以來﹐論文之作﹐或存有私心﹐所論多成偏見﹔或從來沒有創作﹐識見又甚卑下﹐所論多隔靴搔癢之談﹐又或本身雖亦創作﹐並稱作家﹐論文反不能從實際出發﹐故弄玄虛﹐如江湖賣藥者所為。徒有其名﹐而無其實。致使後來者得不到正確途徑﹐望洋興嘆﹐視為畏途。像《文賦》這樣切實﹐從親身體驗得來的文論是很少見的。這種文字﹐才不是欺人之談。
前幾年﹐我借人家的書﹐把這篇賦抄錄一過﹐並把開頭一段﹐請老友陳肇同志書為條幅。後因沒有好的裱工﹐未得張掛。
《顏氏家訓》
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猶能於南窗之下﹐摘抄《顏氏家訓》﹐未及想到腥風血雨之襲來也。
我國自古以來的先哲﹐提到文章﹐都是要人謹慎從事。他們認為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是“軌物范世”的手段﹐作者應當“慎言檢跡”而後行之。
在舊時代﹐文人都是先背誦這些教導﹐還有其他一些為人處世的教導﹐然後才去作文章的。然而許多文人﹐還是“鮮能以名節自立”﹐不斷出亂子﹐或困頓終生﹐或身首異處。
這是什麼道理呢﹐難道文章一事﹐帶有先天性的病毒﹐像癌癥那樣能致人死命嗎﹖
南北朝的顏之推﹐在他的《家訓》裡﹐先說﹕“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接下去列舉了歷代每個著名文人的過失、錯誤、缺點、遭遇。連同以上二人﹐共三十四人。還批評了五個好寫文章的皇帝﹐說他們“非懿德之君”。他告誡子弟﹕
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旁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我當時讀了﹐以為他說得很對。文字也樸實可愛﹐就抄錄了下來﹐以自警並以警別人。
不久﹐“文化革命”起﹐筆記本被抄走。我想﹕造反派看到這一段﹐見我如此謹小慎微﹐謙虛警惕﹐一定不會怪罪。又想﹐這豈不也是四舊、牛鬼蛇神之言﹐“元吉”恐怕保不住了。
但是﹐這場“運動”的著眼點﹐及其終極目的﹐根本不在你寫過什麼或是抄過什麼。
這個筆記本﹐並未生出是非﹐後來退還給我了。
林彪說﹐“損失極小極小﹐比不上一次瘟疫。”建安時代﹐曾有一次瘟疫﹐七子中的“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這見於魏文帝《與元城令吳質書》。他說﹐“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這裡的“離”﹐並不是脫離﹐而是被網羅上了。
我們遇到的這場瘟疫﹐當然要大得多﹐僅按四次文代大會公布的被迫害致死的名單﹐單是著名詩人、作家、批評家和翻譯家﹐就有四十位﹗比七子中死去四子﹐多出十倍﹐可見人禍有時是要大於天災了。
這些作家都是國家和人民多年所培養﹐一代精華﹐一旦竟無辜死於小人女子唇齒之間﹐覽之無比傷痛。老實說﹐在這次文代大會山積的文件中﹐我獨對此件感觸最深。
魏文帝說﹕“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所懷萬端﹐時有所慮﹐乃至通夕不瞑。”
我們能夠從這種殘忍的事實中﹐真正得出教訓嗎﹖
竊嘗思之﹕社會上各界人士﹐都會犯錯誤﹐都有缺點﹐人們為什麼對“文人無行”﹐如此津津樂道呢﹖歸結起來﹕
一、文人常常是韓非子所謂的名譽之人﹐處於上遊之地。
司馬遷說﹕“下遊多謗議。”
二、文人相輕﹐喜好互相攻訐。
三、文字傳播﹐擴散力強﹐並能傳遠。
四、造些文人的謠﹐其受到報復的危險性﹐較之其他各界人士﹐會小得多。
《顏氏家訓》以為文人的不幸遭遇﹐是他們的行為不檢的結果﹐是不可信的。例如他說﹕“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兇終”﹐這都是傳聞之詞﹐檢查一下歷史記載﹐並非如是。
《三國志》記載﹕“籍口不論人過”﹔同書引《魏氏春秋》﹕“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遊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兩個人幾乎都是謹小慎微的。
但終於得到慘禍﹐這也是事實。攬古思今﹐對証林、四之所為﹐一些文人之陷網羅﹐墮深淵﹐除去少數躁進投機者﹐大多數都不是因為他們的修身有什麼問題﹐而是死於客觀的原因﹐即政治的迫害。
我們的四十位殉難者﹐難道是他們的道德方面﹐有什麼可以非議之處嗎﹖
“四人幫”未倒之前﹐苦難之余﹐也曾默默仿效《顏氏家訓》﹐擬了幾條﹐當然今天看起來﹐有些不合時宜了﹕
一、最好不要幹這一行。
二、如無他技謀生﹐則勿求名大利多。
三、生活勿特殊﹐民食一升﹐則己食一升﹔民衣五尺﹐則己衣五尺。勿啟他人嫉妒之心。
總之﹕直到今日﹐我以為前面所引《顏氏家訓》一段話﹐還是應該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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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累朝宿儒大老﹐社稷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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