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讀書隨筆
《朱買臣傳》
《前漢書》卷六十四﹐《朱買臣傳》﹕
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讀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謳）道中﹐買臣癒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余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
以上﹐是夫妻離異之因。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塚﹐見買臣餓寒﹐呼飯飲之。
以上﹐說明其妻對買臣仍有情義。其後﹐上拜買臣為會稽太守﹐榮歸故鄉﹕
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余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
耕堂曰﹕此京劇“馬前潑水”之故事根據也。此劇演出﹐使朱買臣之名﹐家喻戶曉﹐其妻遂亦在群眾心目中﹐成為極不堪之形象。然細思之﹐此實一冤案也。
夫妻一同勞動﹐朱買臣幹多幹少﹐還是小事。在大街小巷﹐稠人廣眾之中﹐一邊挑著柴擔﹐一邊吟哦詩書﹐這不是沖洋相嗎﹖好羞臊的婦女人家﹐哪裡受得了﹖勸告你﹐不喊叫了也罷﹐卻“癒益疾歌”﹐這不是成心鬥氣嗎﹖嫁漢嫁漢﹐穿衣吃飯。跟著你﹐既然饑餓難挨﹐又當眾出醜。且好心相勸﹐屢教不改﹐女方提出離異﹐我看完全是有道理的﹐有根據的。而且﹐以後見朱買臣饑寒﹐還對他進行幫助﹐証明這位婦女﹐很富同情心﹐慈善心﹐品質性格還是不錯的。
而朱買臣做官以後的舉動﹐表面看來很寬容﹐卻大有可議之處。羞恥之心﹐人皆有之﹐何況是在封建時代﹖又何況是一個弱小女子﹖在很多修路工人面前﹐把她和她的丈夫﹐載在官車上﹐拉到府中﹐安置在花園裡。這不是優待﹐確是一種別有用心的精神鎮壓﹐心理迫害。在這樣的環境中﹐心情中﹐她如何能活得下去﹖所以她終於自盡了。
這種叫別人看來﹐是胡裡胡塗死亡的例子﹐在封建時代﹐是舉不勝舉的。
朱買臣後來也沒得好下場。他告別人的密﹐皇帝把那個人殺了。後來也把朱買臣殺了。
1990年11月25日
《司馬相如傳》
《前漢書》卷五十七﹐《司馬相如傳》。
卷六十四﹐《嚴助傳》﹕
司馬相如的時代背景。
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屢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宏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
以上﹐說明司馬相如﹐進入官場﹐同伴數人﹐表現各有不同﹐朝廷待遇也不一樣。東方朔和枚皋﹐因“議論委隨﹐不能持正﹐如樹木之無根柢”（顏師古注）﹐而被輕視。嚴助、吾丘壽王﹐勇於任事﹐雖被重用﹐而後來都被殺、被族。司馬相如的表現﹐卻是“常稱疾避事”。這是他的特點。
但如果一點事也不給朝廷做﹐漢武帝也不能容他。他曾以很高貴的身份﹐出使巴蜀﹐任務完成得不錯。
又據本傳﹕
後有人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余﹐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事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疾閒居﹐不慕官爵。
以上﹐說明司馬相如﹐既有生理上的缺陷﹐又有疾病的折磨。家境不錯﹐不像那些窮愁士子﹐一旦走入官場﹐便得意忘形﹐急進起來。另外﹐他有自知之明﹐以為自己並非做官的材料。像嚴助等人﹐必須具備如下的條件﹕既有深文之心計﹐又有口舌之辯才。這兩樣﹐他都不行﹐所以就知難而退﹐專心著書了。
他也不像一些文人﹐無能為﹐不通事務﹐隻是一個書呆子模樣。他有生活能力。他能交遊﹐能任朝廷使節﹐會彈琴﹐能戀愛﹐能幹個體戶﹐經營飲食業﹐甘當灶下工。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証明他確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一個典型的、合乎中國歷史、中國國情的﹐非常出色的﹐百代不衰的大作家﹗
《前漢書》用了特大的篇幅﹐保存了他那些著名的文章。
班固對他評價很高﹐反駁了揚雄對他的不公正批評。
他也並不重視自己的那些著作。本傳稱﹕
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
耕堂曰﹕司馬相如之為人﹐雖然不能說﹐堪作後世楷模。
但他在處理個人與環境﹐個人與時代﹐文藝與政治﹐歌頌與批評等等重大問題方面﹐我認為是無可非議的﹐值得參考的。
1990年11月26日
《義門讀書記》
在我大量購書那些年﹐我買了多種名人的讀書記﹐就是沒有買《義門讀書記》。也不是沒有遇見過。有一次在天津古籍書店﹐見到一部木版的﹐但看來書品不佳﹐且又部頭大﹐就放過了。
近年﹐已經很少買書﹐因為已經看不了多少。但有時聽說有合意的書﹐還是想買一點。傅正谷告訴我﹐他買了一部中華新印的《義門讀書記》。我托人去買﹐天津卻買不到。又叫在北京工作的女孩子﹐到中華書局的門市部去問﹐才買到了。
書分上、中、下﹐共三冊﹐是前幾年出版的﹐定價八元﹐還算便宜。
翻閱一過﹐知為何焯讀書時﹐隨時記在書冊之上的文字﹐又經後人從他讀過的書冊上﹐摘抄下來﹐整理成書的。
都是零碎的考定、評語﹐毫無統系﹐談不上著述。
這類書﹐我一向沒有興趣。所買的清人王念孫、王鳴盛、錢大昕、趙翼等人的著作﹐都一直放在那裡﹐沒有細讀。其實﹐較之何氏﹐他們的書﹐還算是有些統系的。
但何氏是很有名的人物﹐他的這部書﹐也為考據家所重視。所校《兩漢書》、《三國志》尤有名。
我先細讀了書後有關他的身世的附錄材料。這是我一向的讀書習慣。從中得知他一生經歷坎坷﹐並能看出清初讀書人的特殊遭際。即使不讀正文﹐錢也不算白花了。
何氏少年時即好學不倦﹐讀書特別細心用功。他曾選印《四書文》、《歷代程墨》﹐並評定坊社時文行世。全祖望說他﹐“是以薄海之內﹐五尺童子皆道之。”這種工作﹐就像目前編印兒童少年讀物一樣﹐既出名﹐又有利可圖﹐且不會有什麼問題。後來﹐他由拔貢﹐選送太學﹐漸漸有了點名聲。
人一有了名聲﹐便充滿了危險。先是一些要人﹐開始對他注意﹐拉攏他﹐想叫他出於自己的“門下”。如果能堅持淡泊﹐不去上鉤也好。無奈讀書人﹐又羨慕富貴﹐不耐清苦。他先後依附過徐乾學、翁叔元、李光地﹐一直被薦到康熙皇帝身邊。不久﹐又奉旨侍讀皇八子貝勒府。這表面光榮﹐實際已被推到火山口上去了。
果然﹕“康熙在熱河﹐有人構讒語上封事。康熙返京﹐何焯於道旁拜迎﹐即被收系﹐馳送獄中﹐並籍沒其邸中書。”他能活下來﹐已經是萬幸了。
耕堂曰﹕文人與官人﹐性格多不同。官人與官人之間﹐矛盾又很多。因此名士多與貴官相處日久﹐必爭論失歡。貴官或被仇家告訐﹐名士則易成為“東家”的替罪羊。伴皇子讀書﹐則很容易被看作參與了皇統之間的明爭暗鬥。雍正皇帝上台﹐何焯幸已早死﹐不然﹐確實要夠他受的了。
1990年11月30日
《胡適的日記》
因為長期不入市﹐所以見不到新書。過去的書店﹐總印有新書目錄送人﹐現在的出版社﹐是忙著給別人登廣告﹐自己的出版物﹐也很少印在書的封三、封底上。過去商務、中華都是利用這些地方﹐分門別類地介紹自己的出版物。對人對己﹐都很有利。這一傳統﹐不知道為什麼﹐不被當代出版家留意。
《胡適的日記》也是宗武送來的。上次他送我一部《知堂書話》﹐我在書皮上寫道﹕書價昂﹐當酬謝之。後來也沒有實現。這次送書來﹐我當即拉抽屜找錢。宗武又說﹕書很便宜﹐不必﹐不必。我一看定價﹐確實不貴﹐就又把抽屜關上了﹐實在馬虎得很﹗後來在書皮上寫道﹕書價不昂﹐又未付款。可笑﹐可笑。
這書是中華書局前些年印的﹐但我一直不知道。我現在不能看長書﹐所以見到此書﹐非常高興。當晚﹐就把別的功課停了﹐開始讀它。
《胡適文存》和他寫的《中國哲學史（半部）》、《白話文學史（半部）》﹐在初中時﹐就認真讀過了。現在已經沒有多少記憶。因為﹐很快思想界就發生了變化﹐胡適的著作﹐不大為當時青年所注意了。
文化﹐總是隨政治不斷變化。五四文化一興起﹐樑啟超的著作﹐就被冷落下來﹔無產階級文化一興起﹐胡適的文化名人地位﹐就動搖了。就像他當時動搖樑啟超一樣。這是誰也沒有辦法的﹐無可奈何的。
這隻是就大的趨勢而言。如果單從文化本身著眼﹐則雖冷落﹐樑啟超在文化史上的地位﹐胡適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仍是存在的﹐誰也抹不掉的。
我以為胡的最大功績﹐還是提倡了白話文﹐和考証了《紅樓夢》。近來聽說他晚年專治《水經注》﹐因為我孤陋寡聞﹐沒有見到書﹐未敢隨便說。但專就一部舊書﹐即使收集多少版本﹐研究多麼精到﹐其功績之量﹐恐怕還是不能和以上兩項相比。
提倡白話﹐考証紅樓﹐都是一種開創之功。後來人不應忘記﹐也不能忘記。提倡白話﹐又是一種革命行動。考証紅樓﹐則是提供了一種新的方法。
不過﹐什麼事﹐也不能失去自然。例如﹐《胡適的日記》﹐這個“的”字﹐加上好﹐還是不加上好﹐是可以討論的。文學是工具﹐怎樣用著方便﹐就怎樣用。不一定強求統一﹐違反習慣也不好﹐會顯得造作。
我還以為﹐近年的紅學﹐熱鬧是熱鬧了﹐究竟從胡適那裡走出了多少﹐指的是對紅樓研究﹐實際有用的東西﹐也是可以討論的。
1990年11月30日下午﹐大風竟日未停。
昨夜不適﹐夜半曾穿衣起床﹐在室內踱步。
《高長虹傳略》
文載《新文學史料》一九九○年第四期。作者言行。
我認為這是一篇很好的傳記。關於高長虹﹐過去人們所知甚少﹐現在﹐差不多都忘記了。他的同鄉人士﹐近年出版了他的文集﹐我尚未見到﹐讀了這篇傳記﹐卻有些感觸。過去﹐人們鄉裡觀念重﹐常有一些有心人﹐把地方文獻征集出版﹐不埋沒人才﹐原是一件好事。現在山西一些同志﹐也注意到這方面的工作﹐引起我的興趣。
我開始留心文壇事跡之時﹐狂□運動﹐已經過去了。我傾心的是當時正在熾熱的左翼文學運動。狂□運動﹐這一名詞雖然響亮得很﹐鮮明得很﹐但在社會上﹐甚至在文藝界﹐似乎並沒有留下多少使人記憶的事跡和影響。我知道高長虹這個人名﹐不是從他的著作、文章﹐而是從魯迅和別人的文章。
有一次﹐我在北平的冷攤上﹐遇到一本狂□周刊的合訂本﹐也沒引起購買的想法。這說明﹐熱鬧一時的狂□﹐已被當時的文學青年所冷落。
任何運動的興起﹐都必有時代思潮做基礎﹐狂□運動﹐不過是五四運動的一個余波。它體現的還是愛國精神和民主科學兩個口號﹐但時代思潮﹐繼續向前發展﹐狂□的主將﹐沒有這方面的準備﹐也沒有這方面的熱情﹐很快就被“時代的狂□”﹐吹到了旁邊﹐做了落伍者。因此﹐他們的運動﹐也就成了尾聲。
高長虹書讀得是多的﹐文筆是鋒利的﹐也有股子幹勁﹐也具備一種野心。但據我看﹐他是個個人主義者﹐也有些英雄色彩。但不與時代同步﹐不與群眾結合﹐終於還是落到無用武之地的寂寞小天地裡去了。
他的一生﹐追求探索﹐無書不讀。隻身一人﹐一囊一杖﹐遊歷數國﹐也不知他是如何生活的。他好像沒有固定的信仰﹐也不做任何實踐﹐甚至也不願系統地研究一種學問。一生犧棲皇皇﹐不禁使人發問﹕夫子何為﹖
最後﹐終於感到﹐這樣大的天地﹐這樣多的人民﹐竟沒有一個安身立命的落腳之地。這不是時代的悲劇﹐隻能說是一個人的、一個性格的悲劇。
耕堂曰﹕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我在延安﹐住橋兒溝東山。每值下山打飯﹐常望見西山遠處﹐有一老人﹐踽踽而行﹐知為高長虹。時距離遠﹐我亦無交遊習慣﹐未能相識。
另﹐我長期在晉察冀邊區工作﹐山西之盂縣﹐曾多次路過。以當時不知為高氏故鄉﹐故亦未加采訪。今讀此傳﹐甚為高夫人行為所感動。以她的堅貞死守之心﹐高唯一的一張青年時照片﹐得以留存﹐使後人得睹風采。高緊閉雙唇﹐可觀其自信矣﹗
1990年12月27日
傳略引高氏文章﹕軍閥是些被動的東西﹐他們被歷史、制度、潮流夾攻著而辨不出方向﹐他們沒有自覺﹐沒有時代﹐他們互相碰沖而無所謂愛憎﹐他們所想佔據的東西是實際上並沒有的東西﹐他們沖鋒陷陣在他們的夢想裡﹐他們全部的歷史便是﹐短期的紛擾與長期的滅亡。
讀著這段文章﹐我不知為什麼﹐會想到文藝界的一些英雄豪傑身上去。
次日又記
《文人筆下的文人》
岳麓書社出版﹐鳳凰叢書的一種。
最近﹐孫玉蓉女士﹐送我這樣一本她參與編輯的書。在魯迅條目下﹐有鄭振鐸、夏丐尊、林語堂、鬱達夫﹐寫的四篇悼念魯迅的文章。
青年時﹐我對有關魯迅的文章﹐是很有興趣的﹐見到必讀。
我在抗日時期﹐還編寫過一本小書﹐題名《魯迅、魯迅的故事》。上部是我改寫的魯迅的小說﹐使它更通俗一些﹐簡短一些。下部﹐就是憑借我記憶的﹐別人寫的有關魯迅的材料﹐編寫成魯迅日常生活、日常言行的小故事。這本小書﹐一共有五、六萬字﹐在晉察冀邊區鉛印出版﹐沙可夫同志還給我寫了一篇序。
書中所記材料﹐是我在北平流浪時﹐有機會讀到的。一九三六年暑期以後﹐我就到農村教書去了﹐閱讀雜志報刊的機會就少了。尤其是在一九三七年以後﹐上海出版的書籍刊物﹐在敵後就很難見到了。
所以這四篇文章﹐我過去都沒有讀過。現在年老無事﹐每晚在燈下﹐總是看點書解悶﹐在得到這本書以後﹐就先讀了起來。
這是有原由的。年老了﹐朋輩不斷物故。自己舞文弄墨慣了﹐常常寫些悼念文章。也加強了這方面的學習參考。最近把積存多年的《金石粹編》、《金石文鈔》﹐以及字帖中的碑傳墓志﹐都找了出來。翻翻看看﹐古人是如何寫作這類文字的﹐知道其中問題不少﹐經驗也很多。
耕堂曰﹕悼念文字﹐實亦傳記文學之一種﹐或為傳記文學之素材。然其寫作﹐優劣差異甚大。傳記重事實﹐重言行。
熟悉者﹐當推死者的家屬、親戚、僕從。但自古以來﹐又以家屬之言多親情﹐僕從之言多忌諱﹐親戚之言多掩飾﹐不為史家所重視。因此﹐又求之於與死者既有交往﹐所知較多﹐能夠直言﹐且善於用文字表達者。此亦難矣﹗
綜觀以上四篇﹐文如其人。鄭文重情感﹔夏文重事實﹔鬱文重全面、系統﹔林文則重個人意氣﹐以私情代事實﹐多臆想、夸張、推測之詞。最不足取﹐且不足為訓也。近日頗有人提倡反面文章、不同意見。但不管什麼意見﹐也必根據事實﹐即死者生前之言行說話﹐以符天下公論。
古今傳記文字之難﹐在於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名人之傳記文字尤難﹐在於謬托知己﹐借以自炫。或生前多傾軋﹐身後多頌詞﹐虛偽之情﹐溢於言表。
夏氏之文﹐隻記親身所見、所聞﹐知道多少就記多少﹐不求驚人﹐不涉無稽﹐簡單明了﹐實事求是。此乃教育家兼作家之文章﹐長者仁者之言語﹐是我們學習的范文。
1990年12月28日
《船山全書》
這是岳麓書社近年正在進行的一件大工程﹐實際負責編校者為楊堅同志。每出一冊﹐必蒙惠贈。書既貴重﹐又系我喜讀之書﹐深情厚意﹐使我感念不已。我每次復信﹐均望他堅持下去﹐期於底成﹐因為這是千秋大業﹐對讀書人有很大功德。
過去﹐寒齋藏書中﹐有金陵書局﹐曾氏木刻本《讀通鑒論》﹐上等毛邊紙印﹐字大行稀﹐天地寬廣﹐雖字體有些笨拙（就是後來常見的金陵刻經處所刻佛經那種字體）﹐然仍不失為佳本。
書有棕色大漆木板夾﹐全書有一尺多厚﹐搬動起來﹐很不方便﹐然分冊甚薄﹐把持方便﹐甚便於老年人閱讀﹐故為珍藏之一種。
此外﹐我還買過世界書局出版的《讀通鑒論》﹐洋裝厚本。
因素不喜世界書局所印書籍的字型和版式﹐後送給鄒明。今鄒明逝世﹐彼家恐無人問津此類讀物矣。
又在天津古籍書店﹐見過太平洋書店所印之《船山遺書》﹐平裝﹐大字﹐分冊多﹐閱讀亦方便﹐當時尚不知重視王氏著作﹐疏忽未收﹐價錢不會太貴的﹐至今很是後悔。
我還藏有四部備要本《宋論》。
近年﹐我還陸續購買了中華書局印行的王氏零星小書﹐如《楚辭通釋》、《黃書》、《噩夢》等。
現在﹐岳麓所印全書我已經收到六冊﹐王氏的主要著作﹐已包括在內。他們是在前人的工作基礎上﹐再進行精細的工作﹐並用新發現的珍貴抄本作依據﹐重新進行編校。其優越之處﹐是不言自明的。
我對王氏發生敬仰之情﹐是在讀《讀通鑒論》開始。那是六十年代之初﹐我正在狂熱地購求古籍。我認為像這樣的文章﹐就事論事﹐是很難寫好的。而他竟寫得這樣有氣勢﹐有感情﹐有文采﹐而且貫徹古今﹐直到《宋論》﹐就是這種耐心﹐這種魄力﹐也非常人所能有的。他的文章能寫成這樣﹐至少是因為﹕
（一）他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政治經驗﹔（二）他有豐富的人生閱歷﹐了解民情﹔（三）他有表達自己思想感情的文字能力﹔（四）他有一個極其淡泊的平靜心態﹐甘於寂寞﹐一意著述。（五）這很可能是時代和環境造成的﹐無可奈何的人生選擇。
等到我閱讀了他另外一些著作後﹐我對他的評價是﹕
（一）他是明代遺民﹐但有明一代﹐沒有能與他相比的學者﹔（二）他的著述﹐在清初開始傳布﹐雖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但有清一代﹐雖考據之學大興﹐名家如林﹐也沒有一個人﹐能與他相比﹔（三）清初﹐大家都尊稱顧炎武﹐但我讀他的《日知錄》﹐實在讀不出個所以然來。他的其他著作﹐也未能廣泛流傳。人們都稱讚他的氣節﹐他的治學方法﹐固然不完全是吹捧﹐但也與他雖不仕清廷﹐卻有一些當朝的親友、學生﹐作為背景有關。自他以下的學者﹐雖各有專長﹐也難望王氏項背。因為就博大精深四字而言﹐他們缺乏王夫之的那種思想﹐那種態度﹐那種毅力。
他是把自己藏在深山荒野﹐在冷風凄雨﹐昏暗燈光之下﹐寫出真正達天人之理、通古今之變的書的人。
他為經書作的疏解﹐也聯系他的思想實際﹐文字多帶感情﹐這是前人所未有的。即以楚辭而論﹐我有多種注釋本﹐最終還是選中他的《楚辭通釋》一書為讀本。
1991年5月10日
《劉半農研究》
載《新文學史料》一九九一年第一期。
材料共三篇﹕劉氏日記通讀﹔徐瑞岳作劉氏研究十題摘讀﹔其他一篇未讀。
劉氏著作﹐我隻買過一本良友印的他的《雜文二集》﹐精裝小型﹐印刷非常精美﹐劫後為一朋友借去未還。
記得劉氏逝世後﹐魯迅先生曾寫一文紀念﹐我至今記得的有兩點﹕一、劉氏為人﹐表現有些“淺”﹐但是可愛的﹔二、有“紅袖添香夜讀書”的思想﹐常受朋友們的批評。我一向信任魯迅先生的察人觀世﹐他所說雖屬片面﹐可能是準確的。
紅袖添香雲雲﹐不過是舊日文人幻想出來的一句羨美之詞﹐是不現實的。懸樑、刺股﹐鑿壁、囊螢﹐都可以讀書。唯有紅袖添香﹐不能讀書。如果誰有這種條件﹐不妨試驗一下。
但文人性格中﹐往往會存在這麼一種浪漫傾向。以劉氏請賽金花講故事為例﹕當時賽流落在北京天橋一帶﹐早已經無人提起她。是管翼賢（《實報》老板）這些人發現了她﹐當做新聞傳播出去。最初聽賽信口開河的有傅斯年、胡適等人﹐聽得欣然有趣。但傅和胡隻是聽聽而已﹐不會認真當做一件事﹐去收集她的材料﹐更不會認真地為她樹碑立傳。因為這兩位先生﹐城府都是深遠的﹐不像劉半農那麼淺近。
賽雖被寫進《孽海花》一書﹐但並非正面人物﹐更無可稱道之事。當時北京﹐經過八國聯軍入侵之痛絲煶飯i踩嘶購芏啵□裁蝗巳□□□□Ａ跛腿□□□□□□□□補適鋁□危□看魏□宜狄煌ａ□傻夢逶□□詰筆貝τ諏實棺刺□睦霞伺□此擔□衛侄澂晃□?
劉就根據這個談話記錄﹐準備為她立傳﹐因早逝﹐由他的學生商鴻逵完成﹐即所謂《賽金花本事》一書﹐一九三四年出版。當時東安市場小書攤﹐都有陳列﹐但據我所知﹐很少有人購買。因為華北已處於危亡之際﹐稍有良知的﹐都不會想在這種人物身上﹐找到任何救國圖存的良方。有人硬把賽金花的被提起﹐和國難當頭聯系起來﹐是沒有道理﹐也沒有根據的。
劉氏這一工作﹐是徹底失敗了。當然﹐他成功的方面很多﹐這也不值得大驚小怪。
使我深受感動的﹐是徐瑞岳文章中﹐引敘齊如山對劉的勸告。齊說﹕“賽金花自述的一些情況﹐有些頗不真實﹐尤其是她和瓦德西的關系﹐似有生拉硬扯和修飾遮掩之嫌﹐撰稿時要多加謹慎。”並說﹕“以小說家、詩家立場隨便說說﹐亦或可原﹐像你這大文學家﹐又是留學生﹐若連國際這樣極普通的情形都不知道﹐未免說不過去。而且你所著之書﹐名曰本事﹐非小說詩詞可比﹐倘也跟著他們隨便說﹐則不但於你名譽有關﹐恐怕於身份也有相當損處。”朋友之間﹐能如此直言﹐實屬不易。
同樣﹐我也佩服錢玄同對商鴻逵的訓教。徐氏原文稱﹕
“時在北大研究院的錢玄同聽說此事後﹐甚為生氣﹐把商鴻逵叫去狠狠訓了一頓﹐認為一個尚在讀書的研究生﹐不應該去訪問什麼賽金花﹐更不應該為風塵女子立傳。商鴻逵從錢玄同那兒恭恭敬敬地退出來﹐又跑到時任北大文科主任的胡適之處﹐向胡氏詳盡地匯報了撰書的起因和經過﹐並得到了胡適的首肯。”
從這一段文字﹐可同時看出﹕錢、商、胡三個人的處世為人的不同。
耕堂曰﹕安史亂後﹐而大寫楊貴妃﹔明亡﹐而大寫李香君﹔吳三桂降清﹐而大寫陳圓圓﹔八國聯軍入京﹐而大寫賽金花。此中國文人之一種發明乎﹖抑文學史之一種傳統乎﹖不得而知也。有人以為﹕通過一女子﹐反映歷代興亡﹐即以小見大之義﹐余不得而明也。當然﹐文學之作﹐成功流傳者亦不少見。《長恨歌》﹐《桃花扇》﹐《圓圓曲》﹐固無論矣。即《孽海花》一書﹐亦不失為佳作﹐然失敗無聊之作﹐實百倍於此﹐不過隨生隨滅﹐化作紙漿﹐不存於世而已。而當革命數十年之後﹐人民處太平盛世之時﹐此等人物﹐又忽然泛濫於文藝作品之中﹐此又何故使然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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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累朝宿儒大老﹐社稷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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