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讀書記（九）
讀《舊唐書》
（一）《舊唐書》
《舊唐書》﹐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共三十二冊﹐價七元八角八分﹐削價出售之書也。記得此書﹐六十年代初﹐購於天祥二樓﹐抱書出商場後門﹐路有煤屑﹐滑倒﹐幸未跌傷﹐興致仍不減。
此書﹐前有明人楊循吉、文征明、聞人銓三序﹐皆述重刊之由﹐舊書之佳。末有清人沈德潛一跋﹐對於此書校刊經過及其源流特點﹐敘述簡明扼要﹐抄錄如下﹕
舊唐書成於後晉時宰相劉昫。因吳兢、韋述、柳芳、令狐峘、崔龜從諸人所記載而增損之。宋仁宗朝﹐奉詔成新唐書﹐而舊書遂廢矣。後司馬光作《資治通鑒》﹐轉多援據舊書﹐以新書中所載詔令奏議之類﹐皆宋祁刊削﹐盡失本真﹐而舊書獨存原文也。二書之成﹐互有短長。新書語多僻澀﹐而義存筆削﹐具有裁斷。舊書辭近繁蕪﹐而首尾該贍﹐敘次詳明﹐故應並行於世。
耕堂曰﹕沈德潛的這段話﹐是很有見解的﹐所論甚是。中國傳統﹐異代編史﹐也是有道理的。時近﹐固然容易翔實﹐然遇有忌諱之處﹐則反不如過一個時期﹐容易下筆。
但也不能時間過長﹐要適時為之。有些歷史現象﹐時間太長﹐後代人就難以想象﹐隻能靠傳說﹐仿佛其梗概。例如“文化大革命”﹐雖隻歷時十幾年﹐青年人就難以印証。有時﹐甚至說也說不清楚。所以﹐每一種史書之成就﹐多是既有當時官方記錄﹐又有同時代私人的多種記載﹐再經大手筆﹐總匯成書﹐垂諸後世。
在文字上﹐也沒有成法。“義存筆削﹐具有裁斷”﹐固然不錯。如果弄得過頭﹐就會失去多數的讀者。我覺得﹐如能多存史實﹐文字即使繁蕪一些﹐對於後人來說﹐還是有好處。
人們讀的是歷史﹐要求多知道一些事情﹐記事詳盡﹐文字又美﹐當然好。隻求簡練﹐減去內容﹐就不能叫做好史書了。
所以﹐筆削之說﹐常常是靠不住的。很多生動材料﹐存在於原始記錄之中﹐後人筆削之時﹐常將一些靈魂性的材料﹐以各種理由刪去﹐就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
我就愛讀“繁蕪”的史書。
史書一事﹐甚難言矣。司馬遷一家之言﹐起自荒古﹐迄於漢武。其所據﹐有傳說﹐有載記﹐有創意。要之﹐漢以前為筆削前人記載﹐定其真偽﹔漢以後﹐則為他家世職業所在。
然人際關系﹐語言神態﹐全部實錄乎﹖抑有所推演乎﹖後人不得而知。歷史無對証﹐正如死人無對証一樣。唯其無考﹐人皆信之﹐無二言也。此太史公著述質量所致﹐非其他人所能勉強。太史公著述﹐以客觀取實為主﹐而貫以主觀感情之激越。遂使古今之情一致﹐天人之理合一。史實之中﹐寓有哲理﹐瑣碎之事﹐直通大局。後之史書﹐求其真實﹐已屬不易﹐文史之美﹐無能與比者矣。
（二）魏征
魏征傳﹐在《舊唐書》卷七十一。傳頗長﹐獨佔一卷﹐是名臣良將才能有的。
傳稱﹕魏征字玄成﹐巨鹿曲城人也。……少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出家為道士。好讀書﹐多所通涉﹐見天下漸亂﹐尤屬意縱橫之說。
魏征文章做得很好。先為元寶藏典書記﹐李密很欣賞他的作品。傳中引了他為李唐安輯山東時﹐寫給徐世勣的信﹐內有﹕
自隋末亂離﹐群雄競逐﹐跨州連郡﹐不可勝數。魏公（指李密）起自叛徒﹐奮臂大呼﹐四方響應﹐萬裡風馳﹐雲合霧聚﹐眾數十萬。威之所被﹐將半天下。破世充於洛口﹐摧化及於黎山。方欲西蹈咸陽﹐北凌玄闕﹐揚旌瀚海﹐飲馬渭川。翻以百勝之威﹐敗於奔亡之虜。因知神器之重﹐自有所歸﹐不可以力爭。……
等語。可略見其措詞說理之工。但魏征所學為縱橫之術﹐也就是帝王之學﹐其目的是輔佐王朝﹐展其抱負。這就是秦李斯﹐漢張良﹐三國諸葛亮所追求和實踐的那種學問。
他讀書﹐並不是為了當作家或學者。《四部叢刊》中﹐有一部《群書治要》﹐就是他廣泛讀書的摘要。流傳至今﹐學術價值很大。
治國安邦﹐魏征用的是儒術。
傳載﹕征性非習法﹐但存大體﹐以情處斷。我們不能把他列入法家。
當個法家﹐其實也並不容易。文詞﹐口才﹐膽識﹐學問﹐缺一不可。“四人幫”以法家自居﹐看看他們的文章、學問﹐實在沒有一人夠格。他們以為法家就是打棍子﹐造冤案﹐是把中國的法家貶低成酷吏了。
魏征善於爭諫﹐為歷代所稱讚。魏征在事唐太宗之前﹐曾事李密、竇建德、建成﹐這些人都是唐太宗的敵人。唐太宗曾說﹕“朕拔卿於仇虜之中﹐任公以樞要之職。”就是指此。君臣相得﹐善始善終﹐是很不容易的。我們也可以想象﹐魏征當時處境也有艱難之處。傳中有一段他和太宗的對話﹐可以看出魏征在爭諫時的審慎態度。
太宗曰﹕然征每諫我不從﹐發言輒即不應﹐何也﹖對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陳論。若不從輒應﹐便恐此事即行。帝曰﹕但當時且應更別陳論﹐豈不得耶﹖征曰﹕昔舜誡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臣面從陛下﹐方始諫此﹐即退有後言。豈是稷契事堯舜之意耶﹖帝大笑曰﹕
人言魏征舉動疏慢﹐我但覺嫵媚﹐適為此耳。征拜謝曰﹕
陛下導之使臣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諫﹐豈敢數犯龍鱗。
以上﹐可以看出﹐魏征之進諫﹐唐太宗之納諫﹐是有一定的時機的。太宗初年﹐勵精圖治﹐正需要有一個魏征這樣的人。這就是宋代人所說的﹕趕上了好時候。但魏征說話﹐也是要看勢頭的。
至於傳說﹕太宗玩鷂子﹐魏征至﹐遂藏於懷中。魏征奏事﹐故意延長時間﹐鷂子終於悶死。恐怕不一定是事實。
魏征晚年﹐屢次稱疾請遜位﹐這也是留侯故智﹐自求保全。其最後所上四疏中﹐有言﹕
昔貞觀之始﹐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
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
帝王的心態﹐如此變化﹐大臣進諫﹐也就難以從容了。歷史如此﹐聖賢無術。
魏征一生還不錯。死後﹐不久﹕
……太宗始疑征阿黨。又自錄前後諫諍言辭﹐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癒不悅。先許以衡山公主﹐降其長子叔玉﹐於是手詔停婚。顧其家漸衰矣﹗
傳的最後﹐“讚曰﹕智者不諫﹐諫或不智。智者盡言﹐國家之利。”是對負有言責者的鼓舞之詞。然自古迄今﹐機緣難得。上下之間﹐情投之日少﹐猜忌之時多耳。
魏征引用文子的話﹕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我曾抄寫在台歷上。
（三）郭子儀
過去讀《資治通鑒》﹐關於郭子儀﹐有三件事﹐牢牢記在心中。其一為郭子儀平日見客﹐姬妾環侍﹐從不避諱。“及聞杞（盧杞）至﹐悉令屏去﹐獨隱幾以待之。杞去﹐家人問其故。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即吾族無類矣。”其二是﹕“盜發子儀父墓﹐捕盜未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心知其故。及自涇陽將入﹐議者慮其構變﹐公卿憂之。及子儀入見﹐帝言之。子儀號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軍士殘人之墓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獲天譴﹐非人患也。朝廷乃安。”其三是﹕“麾下老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重貴。子儀頤指進退﹐如僕隸焉。”
郭子儀的功業大得很﹐我不知為什麼單單記住了這樣三件小事。其他謀略爭戰﹐都忘記無遺。今讀《舊唐書‧郭子儀傳》（卷一百二十）﹐二、三兩事﹐都在其中。第一事﹐也於盧杞傳（卷一百三十五）中檢出。文字或與通鑒略有出入﹐內容毫無加減﹐可以証明前文所記﹐司馬光是如何重視《舊唐書》中的材料了。司馬光是很有眼光﹐有見解的。他像司馬遷一樣﹐知道要把一個歷史人物寫活﹐缺少這種具體事件﹐即細節﹐是做不到的。這種具體事件﹐聯系著當時的社會、政治。聯系著所寫人物的生活、思想、性格、心理﹐以及他周圍的人事。寫這樣一位大人物﹐如果像寫帝王本紀一樣﹐逐年記下他的攻城略地﹐斬獲俘虜﹐成為一本功業賬簿﹐那就太沒意思了。
別人或者以為前面所記三件事為小事。而司馬光卻把它作為大事來記載。這樣﹐我們才能見到一個真實的﹐活動的﹐有思想有感情的郭子儀。他不隻是一位名將﹐還是一個普通的人。他也要處處小心﹐防備他人。他也得深思熟慮﹐把自己的切身問題處理好。因為這些小問題﹐都和他那政治上的大功業、大問題有關。
我沒有做過官﹐更沒有軍旅生活的經驗。不知為什麼﹐也滿有興趣地﹐記住了那第三件事。想來是覺得郭子儀能得部下如此﹐是使人羨慕和“當如是也”的吧﹖另外想到﹐如果不是這樣﹐郭子儀的晚年﹐也就不會有安全感了。
傳中引述史臣裴□的評論﹕
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貴壽考﹐繁衍安泰﹐哀榮終始﹐人道之盛﹐此無缺焉﹗
身為名將﹐能有這樣的下場﹐確是少見的了。
（四）盧杞
因為上文提到了盧杞﹐我又讀了他的傳。傳在卷一百三十五。
盧杞字子良﹐他的祖父懷慎﹐做官的名聲很好﹐他的父親奕﹐天寶末死於安祿山之亂﹐所以﹐他還可以稱為烈士的兒子。他是以門蔭做官的﹐官升得很順利﹐很快就做到了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
傳記先對他的外形及行徑﹐作了醜化﹕
杞﹐貌陋而色如藍﹐人皆鬼視之。不恥惡衣糲食﹐人以為能嗣懷慎之清節﹐亦未識其心。
耕堂按﹕藍﹐是一種植物﹐可以制成顏料﹐叫做靛。盧杞的面色如此﹐可能是一種皮膚病。至於惡衣糲食﹐則系生活小節﹐平民如此﹐值得同情﹔如果做了官﹐還是這樣﹐則容易被人指為造作虛偽。宋代的王安石﹐也曾因此﹐遭到一些上層人士的嘲諷。
對於他的政治作風﹐傳記開門見山﹐淋漓盡致地說﹕
既居相位﹐忌能妒賢﹐迎吠陰害﹐小不附者﹐必致之於死。將起勢立威﹐以久其權。楊炎以杞陋貌無識﹐同處台司﹐心甚不悅﹐為杞所譖﹐逐於崖州。德宗幸奉天﹐崔寧流涕論時事﹐札聞惡之﹐譖於德宗﹐言寧與朱泚盟﹐故至遲回﹐寧遂見殺。惡顏真卿之直言﹐令奉使李希烈﹐竟歿於賊。初﹐京兆尹嚴郢與楊炎有隙﹐杞乃擢郢為御史大夫以傾炎﹔炎既貶死﹐心又惡郢﹐圖欲去之。宰相張鎰﹐忠正有才﹐上所委信﹐杞頗惡之……
耕堂按﹕我們讀唐宋歷史﹐常常見到﹐很多大官﹐特別是宰相一級的官﹐失勢後﹐被放逐到崖州。古時﹐這可以說是最邊遠、最苦的地方了。很多人死在貶所﹐楊炎也是。讀史還看到﹕甲派得勢﹐把乙派首腦放逐到崖州去了。等乙派得勢﹐照樣又把甲派的首腦﹐放逐到那裡去﹐報仇泄憤。崖州﹐在古時﹐是個不祥之地﹐做官的﹐平時都不願提到這個地名﹐也不願看到這幅地圖。心理壓力很大﹐那裡的天空﹐一定充滿冤抑之氣的。
史書稱盧杞這種做法為“陰禍賊物”。在盧杞當權之日﹐“天下無不扼腕﹐然無敢言者。”失勢後的情況﹐就大不一樣了。盧杞因為得罪了大軍閥李懷光（這人物﹐我們上文提到過。）闖下禍來﹕“物議喧騰﹐歸咎於杞﹐乃貶為新州司馬……
遇赦移吉州長史。”皇帝想給他落實一個刺史﹐遇到了很大阻力﹕
給事中袁高宿直﹐當草杞制﹐遂執以謁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作相三年﹐矯誣陰賊﹐排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雲﹔睚眥者﹐顧盼已擠溝壑。傲很背德﹐反亂天常﹐播越鑾輿﹐瘡痍天下﹐皆杞之為也。幸免誅戮﹐唯示貶黜﹐尋以稍遷近地﹐更授大郡﹐恐失天下望。
諫官們也都出來講話﹐無限上綱﹐什麼詞兒都用上了。什麼“外矯檢簡﹐內藏姦邪”呀﹐什麼“公私巨囊﹐中外棄物”呀。結果﹐皇帝隻能給盧杞改授個澧州別駕﹐盧杞就死在那裡了。
耕堂按﹕草制﹐就是學士們替皇帝立言。任命要草制﹐貶官也要草制。執筆多系名流﹐文集多載之。唐宋兩代﹐好像特別注意這個玩藝﹐三言兩語﹐駢體。措詞極端華麗﹐俏皮。
尤其是對貶官﹐極盡挖苦之能事。不隻人身攻擊﹐而且殃及三代﹐甚至暴露陰私﹐涉及床闈。是文人墨客的逞能報復機會。唐朝張鷟﹐有一本書叫《龍筋鳳髓判》﹐文體雖稍有不同﹐實際是這類文字的共同范本。
耕堂曰﹕細觀盧杞所為﹐不外當權者排斥異己﹐並未出爭權固寵之常格。且所用手段﹐也隻是“譖毀”﹐如皇帝英明﹐不致為大害。至於傳中所記﹐度支乖張﹐賦斂繁重﹐官吏擾民﹐是處國家兵荒馬亂之時﹐不可過多責備宰相。大概﹐太平時宰相好當些﹐政局動盪﹐而宰相無兵柄﹐則不易為。盧杞處大局危急﹐朝廷不能作主之秋﹐自身又傷人過多﹐一旦失勢﹐群情必力阻其復位﹐醜詆之詞﹐乃成千古定論。李勉所謂﹕“盧杞姦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也就成為名言了。盧杞的兒子元輔﹐“自祖至曾﹐以名節著於史冊。簡潔貞方﹐綽繼門風﹐歷踐清貫﹐人亦不以父之醜行為累﹐人士歸美。”可見唐代看人﹐也是區別對待的。
（五）王叔文
因為就在同一卷書裡﹐我接著又讀了王叔文的傳記。王叔文這個名字﹐是我過去讀柳宗元的文集時知道的。
王叔文並沒有祖蔭﹐在政府也沒有後台。他是以偶然的機會上到這個舞台﹐充當了短時間的重要角色﹐得到悲劇下場的。
傳記說他“以棋待詔﹐粗知書﹐好言理道﹐德宗令直東宮。”在一次討論中﹐他說出了與眾不同的道理﹕即當太子時﹐不要幹預外面的事﹐得到太子的信任。“由是重之﹐宮中之事﹐倚之裁決。”
棋藝是小技﹐說這番話也是老生常談﹐但得到太子的青睞﹐可不是一件小事。“每對太子言﹐則曰﹕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這種話﹐不隻違背了他規勸太子的初心﹐個人的野心﹐也大大膨脹起來了。太子並沒有覺察到這一點﹐可能正中了他的下懷。
從此﹐王叔文“密結當代知名之士﹐而欲僥幸速進者。”
與韋執誼等十數人﹐“定為死交”﹐就是今天說的哥們義氣。
這些死交﹐史傳隻提到九個人的名字﹐柳宗元排在倒數第二。分工時﹐他也不過是“唱和”和“采聽外事”﹐並不是重要人物。
王叔文的當權﹐帶有偶然性和傳奇的色彩。史稱﹕
德宗崩﹐已宣遺詔﹐時上寢疾久﹐不復關庶政﹐深居施簾帷﹐閹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議﹐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常諭上屬意叔文﹐宮中諸黃門稍稍知之。其日﹐召自右銀台門﹐居於翰林﹐為學士。叔文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請用為宰相。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轉相結構﹐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
他這個權的來源和基礎﹐就以我們毫無做官經驗的人來看﹐也太玄乎了。他的死友們﹐官迷心竅﹐卻不承認這點﹐還在外面﹐同聲唱和﹕“曰管﹐曰葛﹐曰伊﹐曰周。凡其黨□然自得﹐謂天下無人。”
果然不久﹐“內官俱文珍惡其弄權﹐乃削去學士之職。制出﹐叔文大駭。”
本來﹐王叔文不一定是做大官的材料﹐他駕御不了那麼復雜的政局﹐應付不了多方面的牽扯關聯。在宮中動動筆還容易﹐後來又兼上度支鹽鐵副使﹐這是要見效率的官﹐就有點無能為力了。因此﹕
智愚同曰﹕城狐山鬼﹐必夜號窟居以禍福人﹐亦神而畏之﹔一旦晝出路馳﹐無能必矣。
周圍的人﹐顯然都在看他的笑話了。
王叔文是一個書生﹐好感情用事。他母親死前之一日﹐他宴請學士和內官﹐發了很多牢騷﹐說了很多不應該說的近似市井語言的話。
不久﹐因順宗久病﹐皇太子監國﹐政局大變﹐王叔文“貶為渝州司戶﹐明年誅之。”
耕堂曰﹕史稱王叔文任氣自許﹐觀其行事﹐亦無大過﹐實不同於“陰賊”一型。罹此慘局﹐亦可傷矣。他的過錯﹐頂多隻能說是“攬權急進”﹐然於仕途﹐此亦常規。要之﹐不自量力所致耳。諺雲﹕政局如棋局﹐王叔文雖善於弈﹐其於政治﹐則經驗甚不足矣。但因此失敗﹐而使柳宗元“涉履蠻瘴﹐崎嶇堙厄”﹐文章大進﹐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一大奇葩﹐亦不幸中之幸歟﹖
（六）初唐四傑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是文苑傳。前有序論﹐首謂﹕
臣觀前代秉筆論文者多矣。莫不憲章謨、誥﹐祖述詩、騷﹐遠宗毛、鄭之訓論﹐近鄙班、揚之述作。謂“采采芣苡”﹐獨高比興之源﹔“湛湛江楓”﹐長擅詠歌之體。殊不知世代有文質﹐風俗有淳醨﹐學識有淺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刪諸國之詩﹐非求勝於昔賢﹐要取名於今代。實以淳樸之時傷質﹐民俗之語不經﹐故飾以文言﹐考之弦誦。然後致遠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為通論。
序論做的並不漂亮﹐都是老生常談﹐且有矛盾之處。不過為了推出有唐一代作者﹐才提出以上論點。最後說﹕
其間爵位崇高﹐別為之傳。今采孔紹安以下﹐為文苑三篇。覬懷才憔悴之徒﹐千古見知於作者。
文苑傳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作家有盧照鄰﹐楊炯﹐王勃﹐駱賓王。
以上四人﹐文學史稱為初唐四傑﹐他們的文集﹐除楊炯外﹐我皆購置。《王勃集》為木刻本﹐不知系何種叢書之零種﹐共六冊﹐題《王子安集》﹐紙張刻印﹐均不甚佳。《盧照鄰集》系四部叢刊本﹐題《憂幽子集》。《駱賓王集》﹐系中華書局近年出箋注本﹐題《駱臨海集》﹐我都沒有細讀過﹐印象不深。他們的文體﹐還沿用六朝時的駢體﹐曲故連篇﹐讀起來很費勁。我不怕駢體﹐駢體自然協調﹐增加文字的韻味﹐就是近代的白話文體﹐也不排斥這類句法和修辭。我怕典故﹐我頭腦中典故很少﹐一邊讀文章﹐一邊又去看注﹐這實在是一種苦事。古人抒發感情﹐描述事物﹐不用直接自然的語言﹐而用典故去代替﹐這也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究竟對感情、思想的抒發﹐是一種局限。文章之事﹐傷了自然﹐任你對仗怎樣工整﹐用典如何巧妙﹐總是得不償失的。為什麼王勃那麼多文章﹐唯有《滕王閣序》那麼通行﹖《滕王閣序》中對仗的句子那麼多﹐為什麼又隻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一聯﹐那麼膾炙人口﹖還不是因為作家觸景生情﹐沖口而出﹐既盡描繪之能事﹐又流暢自然﹐通俗易懂所致﹖駱賓王的名句﹕“一□之土未幹﹐六尺之孤何托”﹐所以能那麼動人﹐千古傳誦﹐也是因為出於自然﹐得其本真。
文學史上說﹐他們四人的文風﹐已不同於六朝﹐開始向自然活潑的方面發展﹐我因體會不深﹐就不在這裡討論了。
盧照鄰的傳記很短﹐隻有六行。說他“因染風疾去官”。
又說“照鄰既沉痼攣廢﹐不堪其苦﹐嘗與親屬執別﹐遂自投穎水而死﹐時年四十。”也不知得的是什麼病。他曾向當時的大醫學家孫思邈請教﹐我讀過那篇文章﹐孫思邈也沒有提供什麼處方﹐隻是向他講述了人易得病之由﹐及天人一致﹐順應自然﹐才得養生﹐並沒有什麼奇妙之處。《舊唐書》有孫思邈的傳﹐也引述了這段文字。
王勃的傳記較長。他的祖父王通﹐即文中子﹐是著名學者﹐著有《中說》。“勃六歲﹐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
可以說是早熟了﹐但亦早逝。傳載﹕
久之﹐補虢州參軍。勃恃才傲物﹐為同僚所嫉。有官奴曹達犯罪﹐勃匿之﹐又懼事泄﹐乃殺達以塞口。事發﹐當誅﹐會赦除名。時勃父福畤為雍州司戶參軍﹐坐勃左遷交趾令。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為采蓮賦以見意﹐其辭甚美。渡南海﹐墮水而卒﹐時年二十八。
駱賓王的傳記更短﹐隻有四行。內載﹕
少善屬文﹐尤妙於五言詩。嘗作《帝京篇》﹐當時以為絕唱。然落魄無行﹐好與搏徒遊。高宗末﹐為長安主簿﹐坐贓﹐左遷臨海丞﹐怏怏失志﹐棄官而去。文明中﹐與徐敬業於揚州作亂﹐敬業軍中書檄﹐皆賓王之詞也。敬業敗﹐伏誅﹐文多散失。
四傑在當時﹐就被識者認為﹕“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中間﹐楊炯算是比較“沉靜”的﹐還當了臨川令﹐傳記裡也說﹕
炯至官﹐為政殘酷﹐人吏動不如意﹐輒搒殺之。又所居府舍﹐多進士亭台﹐皆書榜額﹐為之美名﹐大為遠近所笑。
耕堂曰﹕四人皆早年成名﹐養成傲慢之性﹐舉止乖張﹐結局不佳。人皆望子弟早慧﹐不及學齡﹐即授以詩書技藝。此如種植﹐違反自然季節﹐過多人工﹐雖亦開花結果﹐望其豐滿充實﹐則甚難矣。神童之說﹐弊多利少﹐古有明証﹐人多不察也。
文字之事﹐尤其如此。知識開發﹐端賴教育。授書早﹐則開發早﹐授書晚﹐則開發晚。然就其總的成就來說﹐開發晚者﹐成果或大。此因少年感情盛﹐文思敏捷﹐出詞清麗﹐易招讚美。個人色彩重﹐人生經驗不足﹐亦易因驕傲﹐招致禍敗。晚成者﹐其文字得力處﹐即不止情感屬詞﹐亦包蘊時代社會。然沖淡謙和﹐易失朝氣。固知此道﹐甚難兩全﹐實則不可偏廢也。
（七）陳子昂、宋之問
《舊唐書》文苑傳中﹐包括著名作家陳子昂、宋之問等。
我有《陳子昂集》﹐近年中華書局排印本。《宋之問集》﹐為四部叢刊本。
傳載陳子昂﹕
家世富豪﹐苦節讀書。褊躁無威儀。文詞宏麗﹐為當時所重。卒時年四十余。
傳載宋之問﹕
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詩﹐當時無能出其右者。
易之兄弟﹐雅愛其才﹐之問亦傾附焉。預修三教珠英﹐常扈從遊宴。則天幸洛陽龍門﹐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虯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之問詩成﹐則天稱其詞癒高﹐奪虯錦袍以賞之。及易之等敗﹐左遷瀧州參軍。未幾﹐逃還﹐匿於洛陽人張仲之家。仲之與駙馬都尉王同皎等謀殺武三思﹐之問令兄子發其事以自贖。及同皎等獲罪﹐起之問為鴻臚主簿﹐由是深為義士所譏。
睿宗即位﹐以之問嘗附張易之、武三思﹐配徙欽州。
先天中﹐賜死於徙所。
耕堂曰﹕陳子昂、宋之問同事武則天﹐為後人所譏﹐然情況甚不一樣。其主要區別為﹕陳在做官過程中﹐言行正大﹔
宋言行諂媚。且告發自贖﹐出賣朋友﹐市井所不忍為﹐出之於知名文士﹐其人格﹐不問可知矣。
唐太宗幹掉了兩個親兄弟﹐才當上了太子。在他晚年﹐為了選定太子﹐真費了心思﹐曾急得“自投於床”。廢了一個﹐選定一個﹐即後來的唐高宗。這個人實在不怎麼樣﹐昏庸無能﹐又弄出一個武則天來﹐殺了那麼多無辜﹐用了那麼多酷吏﹐鬧了那麼多醜聞。但因為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歷來被一些文人學士﹐另眼相看。其實﹐她對文人學士﹐也並沒有什麼好感。例如前面記的贈錦袍一事吧﹐就是拿兩個文士開心。她是在舉行詩歌大賽﹐發的是實物獎。她是皇帝﹐多預備幾件錦袍﹐把得獎面擴大一些﹐或一年舉行一次﹐使更多的人﹐有機會獲得這一榮譽﹐並不費什麼﹐更用不著請別人讚助。她卻奪一個給一個。被奪的當場無趣。得獎的﹐自己或以為榮﹐有識者或以為恥。
陳子昂忠心耿耿﹐給她上了那麼多建議﹐臨死之前﹐並沒有得到她的保護。在武則天當權的時候﹐一些名臣良將﹐並沒有辭職不幹﹐不能單單責備陳子昂。
我在讀小學時﹐就知道有個武則天。國文課本上有她的畫像﹐頭戴皇冠﹐很是美麗。究竟如何評價她﹐我還是相信駱賓王的討伐文章。因為時間那麼接近﹐能看出當時人民對她的想法。
後來也有皇後、皇太後﹐想向她學習﹐誅殺勛舊﹐提拔心腹。但成功的少﹐失敗的多。也有人用詩文讚頌﹐都像一場幻夢過去了。得到錦袍的﹐隻好收起﹐不再穿著了。
漢高祖聽任呂後殺人﹐唐高宗聽任武後殺人﹐包括他原來的妻子和新娘舅﹐都是為了保住自己。再以後的事﹐他們是想不到也管不了。遇上這樣的時代﹐做官和作文﹐都是很不容易的。正直的﹐自取滅亡﹐趨媚者﹐也常常得不到好下場。
宋之問還是唐詩名家﹐留下了一本薄薄的詩集。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寬容的﹐並不以人廢文。文人並無力擺脫他所處的時代。也不是每個文人﹐都能善處自己的境遇的。
（八）韓癒
韓癒傳在《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傳載﹕
父仲卿﹐無名位。癒生三歲而孤﹐養於從父兄。癒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俟獎勵。
韓癒成進士之前﹐“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余慶頗為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做官以後﹐“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操行堅正﹐拙於世務。”因此接連貶官﹐屢上屢下。
傳中收錄了他三篇文章﹕“進學解”、“諫迎佛骨表”和“祭鱷魚文”﹐可見這三篇﹐在當時已被認為是他的代表作。
傳又載﹕
癒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癒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宴﹐論文賦詩﹐如平昔焉。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常以為自魏、晉以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癒所為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
耕堂曰﹕由以上所記﹐可略知韓癒的性格及為人。韓癒沒有祖上官蔭﹐出身寒苦﹐他的性格比較開朗﹐遇事有耐力﹐遭到那麼多的挫折﹐他頑強地活下來了。對朋友親屬﹐也多義舉﹐對後學﹐非常熱心。作為一個文人﹐這都是好品質。文章能創新﹐自成一家﹐和他這些素質﹐也不無關系。
《柳宗元傳》﹐亦在此卷中。柳﹐先世顯赫﹐少年好勝﹐偶遇挫折﹐幾乎一蹶不振﹐陷於絕望之境。他的性格脆弱﹐文章多反省之言﹐雖亦成家﹐其風格與韓文﹐乃大不相同。
文章﹐與遭遇有關﹐然與性格更有關。同時代﹐同遭遇﹐而文章判然有別﹐性格實左右之。
至於文風的改變﹐絕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致。韓癒傳的開頭﹐已提到﹕
大歷、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樑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癒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
文苑中富嘉謨傳﹐亦載﹕
與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為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為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稱為富吳體。
所以說﹐文體的一次大變革﹐必須經多人的努力﹐時代的推移﹐才能成功。正如五四白話文體之興﹐是經過前前後後﹐多少人的努力﹐又由思想革命的促使﹐才能一呼百應﹐普及天下的。但個人嘗試提倡之功不可沒﹐故胡適之為人推重。
韓文起八代之衰的褒詞﹐也是在成就大、有代表性的意義上提出的。
我的《韓昌黎集》﹐是商務印書館涵芬樓大字排印本﹐毛邊紙印﹐天地極寬﹐布函兩套﹐今日已甚難得。而購置時﹐隻花了六角錢。
有文才﹐不一定有史才。傳記說﹕
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舍﹐頗為當代所非。
在我早年印象中﹐韓癒是個老夫子﹐非常古板。傳記說他“拙於世務”﹐他自己也宣稱﹕“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
其實﹐也不完全是這麼回事。
韓癒因諫迎佛骨﹐招來大禍﹐幾乎殺頭﹐流放到潮州以後﹐上表皇帝﹐文詞凄苦﹐希望得到皇帝哀憐。能得到皇帝哀憐﹐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這篇表寫得有路數﹐有策略﹐証明韓癒不隻是個非常天真的人﹐還是個非常聰明的人。皇帝好長生﹐諫佛是錯了。皇帝還好大喜功﹐喜歡人頌揚。他就在這方面做文章﹕
唯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裡﹐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舖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跡﹐編於詩、書之策而無愧﹐措於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未肯多讓。
他的這些話﹐確實打動了皇帝的心﹐引出了憐憫之詞﹗
憲宗謂宰臣曰﹕“昨得韓癒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乃授袁州刺史。
當然有的皇帝﹐就是說這些話﹐也不起作用。如清之乾隆﹐對待杭世駿（大宗）﹐就是一例﹐必致之死而後快也。
（九）劉禹錫
同卷有劉禹錫傳。
劉禹錫也曾卷進王叔文事件。傳載﹕“禹錫尤為叔文知獎﹐以宰相器待之。”是個重要分子。當時的侍御史竇群奏﹕“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群即日罷官。可見後台之硬﹐信任之專。傳記並說﹕“既任喜怒凌人﹐京師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時號二王、劉、柳。叔文敗﹐坐貶連州刺史﹐在道﹐貶朗州司馬。”又見招怨之深﹐報復之重。
但是﹐這一遭際﹐也大大助長了他的文學成就﹐並給了劉禹錫一個接近群眾﹐體驗生活﹐從民間藝術吸取營養的機會。
地居西南夷﹐土風僻陋﹐舉目殊俗﹐無可與言者。禹錫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情性。蠻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於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為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
當貶官時﹐“有逢恩不原之令”。但政治空氣﹐總在變化﹐後來“執政惜其才﹐欲洗滌痕累﹐漸序用之。”就是說﹐忘記他過去的錯誤﹐慢慢提拔上來﹐又終於遭到一些人的反對。
禹錫積歲在湘、澧間﹐鬱悒不怡。因讀張九齡文集﹐乃敘其意曰﹕“世稱曲江為相﹐建言放臣不宜於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鄉。今讀其文章﹐自內職牧始安﹐有瘴癘之嘆。自退相守荊州﹐有拘囚之思。托諷禽鳥﹐寄辭草樹﹐鬱然與騷人同風。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而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為良臣﹐識胡雛有反相﹐羞與凡器同列﹐密啟廷諍﹐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為餒魂。豈忮心失恕﹐陰謫最大﹐雖二美莫贖耶﹖
這是因為自己失意﹐借題發揮﹐遷怒於人。不隻進行人身攻擊﹐還連上了籍貫遭際﹐也可以說是“失恕”了。我有《張曲匯集》﹐廣東叢書本﹐印得非常講究﹐也附錄了劉禹錫這段話。因為這段話﹐並不能損害張曲江的整個形象﹐隻能說是形象中的一筆一畫。
即是做大官﹐就得提建議﹐定政策﹐立制度。不能因為後來他本人也出了事﹐作法自刑﹐就報以快意之辭。劉禹錫性格中的這一特征﹐貫穿在他一生之中。也沒有改悔之意。作詩作序﹐多涉譏刺。“人嘉其才﹐而薄其行。”
“終以恃才褊心﹐不得久處朝列”。
耕堂曰﹕唐朝文士﹐必先挾文章以邀名譽﹐然後挾名譽以求仕祿。在此中間﹐必有依附﹐必有知與不知﹐必有恩怨存焉。
文人想做官﹐不可厚非。文人因性格偏激﹐感情用事﹐常常得罪一些人﹐並不奇怪。
但他們不是得罪所有的人﹐他們還要依附一些人。依附必系權貴﹐權貴是多方面的﹐正在政治圈裡﹐矛盾著﹐鬥爭著。這樣﹐文士們就像坐在顛簸的船隻上﹐前途未卜了。史稱﹕劉禹錫﹐“甚怒武元衡、李逢吉。
而裴度稍知之。”等到裴度失勢﹐他就跟著下來了。
不過﹐劉禹錫的結果還不錯﹐活了七十一歲。贈戶部尚書。他還遺留下相當可觀的詩文﹐因他曾充太子賓客﹐人稱《劉賓客文集》﹐我有叢書集成本。
他雖然名位不高﹐當時的公卿大僚﹐都與之交。白樂天和他關系很好﹐對於他的詩才﹐很是推崇。認為像“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這樣的詩句﹐神妙極矣。
這兩句詩﹐在“文革”時很流行﹐領袖吟詠﹐人皆以為是對被打倒者的嘲弄快意之詞。
實是劉禹錫的失意自傷之詞。大相徑庭﹐大為誤解矣。
（十）元稹、白居易
元稹傳在卷一百六十六。
元稹的十代祖﹐是後魏昭成皇帝。他八歲喪父﹐家貧﹐母親教他讀書﹐早年就成名了。
傳記說﹕“稹性鋒銳﹐見事風生。”一生之中﹐雖然為皇帝所喜愛﹐卻一直官運不順﹐屢遭排擠。還遭遇過如下事件﹕
仍召稹還京。宿敷水驛。內官劉士元後至﹐爭廳﹐士元怒﹐排其戶﹐稹襪而走廳後﹐士元追之﹐後以箠擊稹傷面。執政以稹年少後輩﹐務作威福﹐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
可以看出﹐唐時的年輕人﹐一旦顯耀﹐容易遭到各方面的歧視。
元稹自述﹕“初不好文﹐徒以仕元他歧﹐強由科試。”又說﹕“自御史府謫官﹐於今十余年矣﹐閒誕無事﹐遂專力於詩章。”可見地的文學成就﹐也是由官運不佳逼出來的。
他在詩歌上的要求﹐努力的方向﹐是﹕“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宛然”的作品。思深（即有思想深度）﹐語近（即通俗）﹐調新（即創新）﹐無差（即合規律）﹐有風情（即藝術性高）。這種主張﹐我以為﹐不隻適於詩歌﹐也適於一切文學作品﹐一切藝術作品。
他說自己在詩歌上的成就﹐以及為人處世﹐是﹕“莫非苦己﹐實不因人﹐獨立性成﹐遂無交結。”
我有《元氏長慶集》﹐白紙﹐四冊﹐四部叢刊本。
白居易傳在同卷中。他家世代做官業儒。居易幼年﹐聰慧絕人。
白居易和元稹一樣﹐也是先以才名﹐見知於皇帝。出於忠心﹐好上書言事。因此﹐官運也不佳﹐還遇到過這種事﹕
宰相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置彼周行。執政方惡其言事﹐奏貶為江表刺史。詔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跡﹐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
可見﹕先是有人羅織罪名﹐隨後就有人落井下石﹐都是看當時的宰相﹐即執政的眼色行事的。這是官場上的習慣鬥爭方式。
好在白居易“儒學之外﹐尤通釋典﹐常以忘懷處順為事﹐都不以遷謫介意。”他對官場﹐也少留戀﹐很快就遠離政治漩渦﹐宦而隱了。晚年過得還算不錯。詩歌自編﹐分送佛寺﹐保存得法﹐後人才能得到一部這樣豐富多采的《白氏長慶集》。
我有的是四部叢刊毛邊紙本。
白居易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我是信奉不疑的。慚愧的是﹐自己因為各種原因﹐不能很好做到。
文人的不被人理解﹐文人的苦惱﹐古今一致。白居易說﹕
不相與者﹐號為沽譽﹐號為底訐﹐號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誡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
他又說﹕
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
其他一切﹐也就隻能聽之任之了。“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這好像是古今文人的一條規律。文學家的自白﹐能寫得像白居易這樣坦白自然的﹐還是少見的。元稹的傳記中﹐自敘之作﹐就有三篇。有上書宰相的﹐有上書皇帝的﹐有專為自己辯誣的﹐都沒有白居易這篇寫得好。
史好對元白二人的比較是﹕
就文觀行﹐居易為優﹐放心於自得之場﹐置器於必安之地﹐優遊卒歲﹐不亦賢乎。
耕堂曰﹕統觀唐代文士﹐其有成就者﹐幼年多家境不好﹐自覺努力。及為政﹐多遇不順﹐遭貶逐﹐然後放情於文字。當時文人﹐先應舉成進士﹐做官後﹐就要應付皇帝﹐對付宰相﹐言官﹐方鎮﹐以及中貴美人等等﹐處境也是很困難的。其中﹐有政才者﹐遂以宦顯﹐不失為功名。有文才者﹐雖政途多乖﹐終以文顯。至於少數文人﹐過於疏放狂大﹐遭罹大難﹐亦有可取鑒者矣。
元稹傳後附龐嚴傳。此人為元稹和李紳所提拔。傳記說他“聰敏絕人﹐文章峭麗。”為人有些類似元稹。“以強幹不避權豪稱﹐然無士君子之檢操﹐貪勢嗜利﹐因醉而卒。”讀時牽連及之﹐本無可記。但他有一個朋友﹐名叫於敖﹕
李紳為宰相李逢吉所排﹐貶端州司馬。嚴坐累﹐出為江州刺史。給事中於敖素與嚴善﹐制既下﹐敖封還﹐時人凜然相顧曰﹕“於給事犯宰相怒而為知己﹐不亦危乎﹗”
及覆制出﹐乃知敖駁制書貶嚴太輕﹐中外無不嗤誚﹐以為口實。
耕堂曰﹕這一段文字﹐類似小說家言﹐寫得有聲有色。可見古人﹐對於偶遇風險﹐友朋落難﹐就立即與他劃清界限﹐並順手下石的人﹐也是不以為然的。這種事情﹐也不知道是古代多有﹐還是近代多有。但自搞政治運動以來﹐其數量﹐必遠遠超越前古﹐則無疑義。為此行者已不隻朋友間﹐幾遍於倫理領域。人亦習以為常﹐不似古人之大驚小怪。傳統道德觀念﹐從此日漸淡薄﹐不絕如縷。
我少年時﹐追慕善良﹐信奉道義。隻知有惡社會﹐不知有惡人。古人善惡之說﹐君子小人之別﹐以為是庸俗之見。及至晚年﹐乃於實際生活中﹐體會到﹕小人之卑鄙心懷﹐常常出於平常人的意想。因此﹐懼聞惡聲﹐遠離小人。知古人之論﹐並不我欺。變化如此﹐亦可悲矣﹗
1988年6月
讀《宋書‧范曄傳》
一
范曄字蔚宗﹐是《後漢書》的作者。《後漢書》是我國前四史之一﹐與司馬、班、陳的著作並稱﹐是古史的經典。
范曄是南北朝時期宋朝人﹐在他以前﹐已經有很多人撰寫《後漢書》。我的藏書中﹐有一部清末刻印的七家《後漢書》﹐其書目為﹕謝承後漢書、華嶠後漢書、謝沈後漢書、薛瑩後漢收﹐司馬彪續漢書、袁山鬆後漢書、張璠漢記、佚名氏後漢書（附）。
這些《後漢書》﹐原書都已失傳。以上所列﹐是後人從《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等古書中輯錄出來的零篇散句﹐實際已經不能成書﹐也無法閱讀了。
但在當時﹐這些《後漢書》﹐都是卷帙浩繁的。例如謝承《後漢書》﹐《隋書經籍志》和《舊唐書經籍志》﹐都記錄為一百三十余卷。
書籍的流傳與消失﹐有時是因為戰火災情﹐但主要是優勝劣汰。著書也如積薪﹐後來居上。他可以有更順媢鶠撕驉慼憮怚z說某曬□□12□碌牟牧希□□倒□□囊贍閻□Α６琳唄蚴橛檬椋□勻灰燦興□≡瘛Ｕ餼褪欠妒橐懷觥７□榫惴系腦□頡?
我用的《後漢書》﹐是中華書局仿宋本﹐三函﹐共三十冊。
卷首書﹕宋宣城太守范曄撰﹔樑剡令劉昭補志﹔唐章懷太子賢注。帝後紀一十二﹔志三十﹔列傳八十八。共一百三十卷。
《後漢書》原無志﹐范曄曾委托別人撰寫。唐時﹐還有其他《後漢書》存在﹐章懷太子選中了范書﹐為它作注﹐使它成為權威著述。注中引用了不少其他《後漢書》的片斷﹐標示異同﹐後世視為善本。
二
范曄傳在《宋書》卷六十九﹐與劉湛傳同卷。我用的《宋書》﹐是中華書局標點本。
茲就史傳所載﹐摘錄范曄行事如下﹕
范曄﹐順陽人。母如廁產之﹐額為磚所傷﹐故以磚為小字。
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律。
做官以後﹐遇事怕困難。太妃殯葬時﹐飲酒﹐開窗聽挽歌﹐被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
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須。
有個叫孔熙先的﹐做官久不得調﹐心懷不滿﹐想制造皇家弟兄之間的矛盾﹐“以曄意志不滿﹐欲引之。”先與曄賭博﹐故意輸給他很多財寶。熟了以後﹐知道“曄素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娶。”熙先因以此激之。
范曄就陷入了宮廷的鬥爭。
他們支持的是彭城王劉義康﹐是當時皇帝的哥哥。不久被人出賣﹐事敗﹐死時四十八歲。
《宋書》的作者是沈約。他在寫范曄的被捕、受審、在獄、行刑時的情景﹐以及對話、心理﹐都非常詳細、真實、生動。
是一篇很有味道的紀實小說。
出賣他的人﹐叫徐湛之﹐他對范曄的看法是﹕“傾動險忌﹐富貴情深。”皇帝對他的看法是﹕“意難厭滿。”他哥哥飪B□目捶ㄊ牽骸按碩□□□□掌莆壹搖﹗貝私災富慮橐病?
三
耕堂曰﹕古人讀書寫作﹐是為了作官﹐也就是尋求富貴榮華。他們先以“時文”取得功名﹐作官不成或不順利﹐才去著書。魯迅詩雲﹕無聊才讀書。實不隻此﹐著書亦多在無聊時。但有時﹐正在無聊著書﹐訂下了龐大的寫作計劃﹐忽然官運亨通起來﹐就再也無聊不下去了﹐隻好放下筆墨﹐先去赴任蓋章。此為無聊期的結束﹐也就是文字生涯的終結。有的人雖說聖明天縱﹐不可一世﹐一邊做著官﹐一邊還在寫文章。因為隻有得意﹐沒有無聊﹐那文章的成色﹐也就大不如從前﹐以後隻是賣賣名氣而已。無聊即寂寞﹐曹雪芹寂寞時﹐可以寫出極度繁華的小說﹔作官即富貴﹐此情一深﹐文思即淡矣。連無聊的小說﹐也就寫不出來了。
凡是“富貴情深”的人﹐大都“意難厭滿”。他們的欲望是沒有止境的﹐沒有限度的﹐是要步步高升的。以“文革”為例﹐“四人幫”中有兩位文士﹐本無多少才情﹐知識也不豐富﹐文字也不大通順。但得遇機緣﹐官運可以說非常之好。還不滿足﹐一定要攘奪盜竊國家神器。此二人﹐可說是近代史上﹐由蹩腳文人﹐發跡之後﹐成為政治流氓的典型。但他們絕不是歷史的最後一例。証之“文革”期間﹐這樣的文人﹐此伏彼起﹐層出不窮﹐即可明白。
至於等而下之的中小人物﹐事隔不到二十年﹐受害的一代人﹐還沒有死完﹐他們已經認為﹕整個社會忘記了他們在“文革”期間的形象﹐他們的所作所為。他們的思想早已解放﹐仍把“造反有理”﹐作為行動的信條。有的裝模作樣﹐有的舊態復萌﹐有的想法翻案。此種現象﹐此種人物﹐今日實多見之﹐令人咋舌。富貴之夢﹐仍在縈繞著他們的靈魂。
四
范曄在獄中﹐給甥侄們寫了一封信﹕
吾狂舋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
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
性別官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証﹐非為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
以上是范曄就自己的心情﹐秉性﹐學識和為文之道寫的話。信的下半﹐是談他撰寫的《後漢書》﹕
本未關史書﹐政恆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讚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讚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
……
五
《史記》、《前漢書》﹐都附有作者的自序﹐述作者身世﹐師承﹐以及著作體例及經過。後來成為大的著述的傳統作法。
《後漢書》沒有自序﹐這是因為作者出了事﹐來不及寫﹐可以把范曄這一封信﹐看作是他的自序。沈約引証了全文﹐並說﹕
“曄自序並實﹐故存之。”評價很高。
范曄一生行事﹐除《後漢書》外﹐無可稱述﹐我很喜歡他這封信﹐認為是一篇很好的文字。人之將死﹐其言也哀。所說的話﹐都是從肺腑中來﹐不會再有虛妄。文章一事﹐他所知甚多﹐見解也非常精辟﹐是真正的經驗之談。對於歷史著述﹐雖似夸耀﹐是亦真情。唯獨到了這般時候﹐才流水一般﹐說出了天真的話語。
這時﹐范曄已經陷入了大痛苦、大寂寞、大無聊之中。四顧茫茫﹐生死異路。他想起了撰述《後漢書》時的情景﹐回歸無聊之中。隻有這一點﹐他無愧於心﹐暫時扶住了他傾斜的靈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他的話不隻是真誠的﹐也是良善的。這就是為什麼﹐不要以人廢言的道理。
六
耕堂曰﹕余晚年閱讀史書﹐多注意文士傳記。發見﹕文士的官才﹐和他們的文才﹐常常成反比。又發見﹕文士官才雖少﹐而官癮甚大。不讓他們過一過官癮﹐好像死不瞑目。有人﹐偶然一試﹐感受到官場的矛盾、煩擾、痛苦﹐知難而退﹐重操舊業﹐仍不失為文士﹔有的人卻深深陷入﹐不能自拔﹐蹉跎一生﹐宦文兩失。退得快的﹐多為文學真才﹐卓有成就﹔陷下去的﹐多為文學混混兒﹐其在文壇混﹐與在官場混﹐固自相同也。退之一途﹐又分主動與被動。主動則有抱負﹐被動則有激揚﹐皆有利於文字成功。所謂被動﹐即指政局變化﹐官場失利﹐刑罰貶逐之類。
至於官場不利之因﹐則有急功近利﹐輕浮躁進﹐不識大體﹐依附非人等等。范曄生長華族﹐喜好聲歌﹐結交非類﹐參與賭博﹐已屬於輕浮之流矣。而其初生時﹐頭部觸磚﹐或受震盪﹐因而舉止乖張。此則余遵弗洛伊德之學說﹐從生理病理上揣想也。
﹛@ ?1989年2月17日寫訖
讀《史記》記（上）
一
裴□《史記集解序》﹕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耕堂按﹕索隱以刺客為遊俠﹐非也。）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以為固之所言﹐世稱其當。
耕堂曰﹕以上﹐裴□（裴鬆之之子）具引班固論司馬遷之言﹐並肯定之。讀《史記》前﹐不可不熟讀此段文字﹐並深味之也。班之所論﹐不隻對司馬遷﹐得其大體﹐且於文章大旨﹐可為千古定論矣。短短二百字﹐說明了以下幾個問題﹕
（一）《史記》所依據之古書﹔（二）《史記》敘事起訖﹔（三）
《史記》詳於秦漢﹐而略於遠古﹔（四）班固所見《史記》缺處﹔（五）班固總結自劉、揚以來﹐對《史記》之評價﹐並發揮己見﹐即所謂實錄之言﹐為以後史學批評、文學批評﹐立下了不能改易的準則。
事理本不可分。有什麼理﹐就會敘出什麼事﹔敘什麼事﹐就是為的說明什麼理。作家與文章﹐主觀與客觀﹐本是統一體﹐即無所謂主體、客體。過於強調主體﹐必使客體失色﹔同樣﹐過於強調客體﹐亦必使主體失色。
辯而不華﹐質而不俚﹐也是很難做到的﹐要有多方面的（包括觀察、理解、文辭）深厚的修養。因為既辯﹐就容易流於詭﹔質﹐就容易流於俗。辯﹐是一種感情沖動﹐易失去理智﹔文章隻求通“俗”嘩眾﹐就必然流於俚了。
至於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就更非一般文人所能做到。因為這常常涉及到許多現實問題﹕作家的榮辱、貧富、顯晦﹐甚至生死大事。所以這樣的文章、著述﹐在歷史上就一定成為鳳毛麟角﹐百年或千年不遇的東西了。
奉勸有志於此的同道們﹐把班固這三十個字﹐寫成座右銘。
希望當代文士們﹐以這三十個字為尺度﹐衡量一下自己寫的文字﹕有多少是直的﹐是可以核實的﹐是沒有虛美的﹐是沒有隱惡的。
然而﹐這又都是呆話。不直﹐可立致青紫﹔不實﹐可為名人﹔虛美﹐可得好處﹔隱惡﹐可保平安。反之﹐則常常不堪設想。班固和司馬遷﹐本身的命運﹐就証實了這一點。
無論班固之評價司馬遷﹐或裴□之論述班固﹐究竟都是後人議論前人﹐不一定完全切當﹐前人已無法反駁。班固指出的司馬遷的幾點“是非”﹐因為時代不同﹐經驗不同﹐就不一定正確。這就是裴□所說的﹕“人心不同﹐傳聞異辭。”
二
班固謂﹕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史記正義”曰﹕
大道者﹐皆稟乎自然﹐不可稱道也。道在天地之前﹐先天地生﹐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黃帝老子﹐遵崇斯道。
故太史公論大道﹐須先黃老而後六經。
耕堂曰﹕以上﹐余初不知其所指也。後檢夏曾佑《中國古代史》﹐有《文帝黃老之治》一節﹐所言不過慈儉寬厚。又有《黃老之疑義》一節﹐讀後乃稍明白。茲引錄該節要點如下﹕
一、漢時與儒術為敵者﹐莫如黃老。
二、黃老之名﹐始見《史記》。曾出現多次。
三、《史記》以前﹐未聞此名。
四、實與黃帝無涉﹐與老子亦無大關系。
五、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曾學道論於黃生﹐黃學貴無而又信命﹐故曰黃老。
六、漢時民間盛行壬禽佔驗之術﹐謂之黃帝書。是民間日用之書。黃老學者﹐即以此等書而合之老子書﹐別為一種因循詭隨之言。
七、漢高、文、景諸帝﹐皆好黃老術﹐不喜儒術。以竇太後（景帝之母）為甚﹐當她聽到儒生說黃老之學﹐不過是“家人言”（即僮隸之言）時﹐就大怒罵人﹕“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並命令該人下圈刺豬。那時的豬﹐是可以傷人的。那人得到景帝的暗助﹐才得沒有喪命。
延安整風時﹐曾傳說﹐知識分子無能為﹐綁豬豬會跑﹐殺豬豬會叫。
“文革”時各地幹校﹐多叫文弱書生養豬﹐鬧了不少笑話。
看來﹐自古以來﹐儒生與豬﹐就結下了不良因緣。然從另一角度﹐亦反映食肉者鄙一說之可信。本是討論學術﹐當權者可否可決﹐何至如此惡作劇﹗
三
夏曾佑還指出﹕司馬遷在自序中引其先人所述六家指要﹐歸本道家﹐此老學也。
在這段著名的文字中﹐司馬談以為﹕陰陽家多忌諱﹐使從拘而多所畏﹔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法家嚴而少恩﹔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
而道家能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司馬遷遵循了以上見解﹐形成他的主要思想和人生觀﹐這是沒有疑義的。他這種黃老思想﹐當然已經有別於那種民間的佔卜書﹐也有別於竇太後的那種僵化和固執。是思想家的黃老思想﹐作家的黃老思想。這種思想﹐必然融化在他的寫作之中。
黃老思想﹐很長時期﹐貫穿在中國文學創作長河之中。這種思想﹐較之儒家思想﹐更為靈活開放一些﹐也與文學家的生活、遭遇﹐容易吻合。更容易為作家接受。
耕堂曰﹕作家必有一種思想﹐思想之形成﹐有時為繼承傳統﹐有時因生活際遇。際遇形成思想﹐思想又作用於生活﹐形成創作。此即所謂天人之際。
人心不同﹐即思想各異﹐文人、文章遂有各式各樣。然具備自身的思想﹐為創作的起碼條件﹐具備自身的生活經歷﹐則為另一個基本條件。兩相融合、激發﹐才能成為作品。
然文場之上﹐亦常出現﹐既無本身思想﹐亦無本身生活的人。從歷史上看﹐此等文人﹐約分數型﹕有的﹐呼嘯跳躍﹐實際是嘍羅角色。或為大亨助威﹐或為明星搖旗。有的﹐以文場為賭場﹐以文字為賭注﹐不斷在政治寶案上壓寶。有時紅﹐有時黑﹐有時輸﹐有時贏﹐總的說來﹐還算有利可圖﹐一般處境不錯。但有時﹐情急眼熱﹐按捺不住﹐赤膊上陣﹐把身子也賭上去﹐就有些冒險了。有的﹐江湖流氓習氣太盛﹐編故事﹐造語言﹐賣假藥﹐戴著紙糊的桂冠﹐在街頭鬧市招搖。
有的﹐身處仕途﹐利用職權之便﹐拉幾位明星作陪﹐寫些順水推舟﹐隨波逐流﹐不痛不癢的文章發表﹐一腳踏在文藝船上﹐一腳踏在政治船上﹐並準備著隨時左右跳躍的姿態。此種人﹐常常一舉兩得﹐事半功倍。然都是湊熱鬧﹐戲一散﹐觀眾也就散了。
四
歷代研究《史記》的學者﹐對班固的論點﹐也並不是完全同意的。裴□說﹕“班氏所謂‘疏略抵捂’者﹐依違不悉辯也。”比較含蓄。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則對班氏進行尖銳反批評﹐並帶有人身攻擊的氣味。他認為﹕“作史之體﹐務涉多時﹔有國之規﹐備陳臧否﹔天人地理﹐咸使該通。”他認為這是司馬遷的著述精神。
“班固詆之﹐裴□引序﹐亦通人之蔽也。而固作《漢書》﹐與《史記》同者﹐五十余卷。謹寫《史記》﹐少加異者﹐不弱即劣。何更非薄《史記》﹖乃是後士妄非前賢﹗又《史記》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敘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漢書》八十一萬言﹐敘二百二十五年事。司馬遷引父致意﹔班固父修而蔽之﹐優劣可知矣﹗”此即有名的“班馬優劣論”﹐多為後人好事者所稱引﹐其實是沒有道理的。班固指出的缺點﹐並非詆毀﹔多少年寫多少字﹐是因為今古不同、時間有遠近﹐材料有多少造成。並非文章繁簡所致。稱引先人與否﹐不能決定作品的優劣。張守節因治《史記》﹐即大力攻擊《漢書》﹐殆不如裴□之客觀公正矣。
“正義”並時有矛盾。在後面談到班固指出的這三條缺點時﹐他又說﹕“此三者﹐是司馬遷不達理也。”使人莫名其妙。
先黃老﹐上面已經談過。序遊俠﹐羞賤貧﹐前人多以為﹐司馬遷所以著意於此﹐多用感情﹐是與其身世有關。如遭到不幸﹐無人相助﹐家貧不能自贖等等。這都是有道理的﹐通人情的。但我以為﹐並非完全是這麼回事。司馬遷以續《春秋》自任﹐六藝之中﹐特重史學。史學之要﹐存實而已﹐發微而已。時代所有者﹐不能忽略﹔世人不注意﹐當先有所見﹐並看出問題。他對遊俠、貨殖﹐都看做是社會問題﹐時代癥結。遊俠在當時已形成能影響政治的一種勢力﹐從緩解大政治犯季布的案子﹐即可明顯看出。在貨殖方面﹐司馬遷詳細記錄了當時農、工、商各界的生產流通情況﹐它們之間的關系﹐以及對政治的影響。都是做了深入調查﹐經過細心研究﹐才寫出的。兩篇列傳﹐都是極其寶貴的歷史文獻。
耕常曰﹕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班固指摘《史記》三點錯誤﹐實不足為《史記》病﹐反彰然表明﹐實為《史記》之一大特色﹐一大創造。
各行各業﹐均有競爭﹐競爭必有忌妒。學者為了顯露自己﹐不能不評譏前人。如以正道出之﹐猶不失為學術。如出自不正之心﹐則與江湖藝人無異矣。
近人為學者﹐詆毀前人之例甚多﹐否定前人之風甚熾。並非近人更為沉落不堪﹐實因外界有多種因素﹐以誘導之﹐使之急於求成﹐急於出名﹐急於超越。如文化界之分為種種等級﹐即其一端。特別是作家﹐也分為一、二、三等﹐實古今中外所從未聞也。有等級﹐即有物質待遇、精神待遇之不同﹐此必助長勢利之欲。其競爭手段﹐亦多為前所未有。結宗派﹐拉兄弟。推首領﹐張旗幟。花公家錢﹐辦刊物﹐出叢書﹐培養私人勢力﹐以及亂評獎等等。
以上﹐均於學術無益﹐甚至與學術無關。亦不能出真正人才。
但往往能得到現實好處。為淺見者所熱中。
讀《史記》記（中）
一
《太史公自序》﹕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耕堂按﹕包括古文《尚書》、《左傳》、《國語》、系本等書。）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
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困鄱、薛、彭城﹐過樑、楚以歸。
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
以上是司馬遷自敘幼年生活、讀書、以及兩次旅行所至地方。這些﹐都是《史記》一書﹐創作前的準備﹐即學識與見聞的準備。自司馬遷創讀書與旅行相結合﹐地理與歷史相印証﹐所到一處﹐考察民風﹐收集口碑遺簡﹐這一治學之道﹐學者一直奉為準則﹐直至清初顧炎武﹐都是如此去做。
後面接著敘述﹐他如何受父命、下決心﹐完成這一歷史著作﹕
“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槹史記（耕堂按﹕抽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綴集之。）石室金匱之書。
這還是材料準備階段﹐共用五年時間。《史記》正式寫作﹐於武帝太初元年。又七年以後﹐司馬遷遭李陵之禍﹐寫作受到很大打擊。在反復思考以後﹐終於繼續寫下去﹐完成了這部空前絕後的著作。
當時的漢朝﹐並不重視學術文化﹐他這部嘔心瀝血的著作﹐也沒有人過問。《史記》的第一個讀者﹐是著名的滑稽人物東方朔。東方朔確是一個飽學之士﹐文辭敏捷。但皇帝也隻是倡優畜之﹐正在過著“隱於朝廷”、“隱於金馬門”的無聊生活。志同道合﹐司馬遷引他為知己﹐把著作先拿給他看。
東方朔的信條是﹕“崛然獨立﹐塊然獨處﹔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司馬遷的信條是﹕“不趨勢利﹐不流世俗”。兩個人所以能說到一處。東方朔在司馬遷的書上﹐署上“太史公”三個字。後人遂以《史記》為太史公書。
班固說﹕遷既死﹐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
據司馬貞《史記索隱序》﹐司馬遷的《史記》﹐因為“比於班書﹐微為古質﹐故漢晉名賢未知見重”。它的流傳﹐以及研究注釋﹐遠遠不及班固的《漢書》熱鬧。很長時間﹐是不為人知﹐處境寂寞的。
二
關於司馬遷及其《史記》﹐原始材料很少﹐研究者隻能根據他的自序。班固所為列傳﹐隻多《報任安書》一文﹐其余亦皆襲自序。
耕堂曰﹕後之論者﹐以為《史記》一書﹐乃司馬遷發憤之作。然發憤二字﹐隻能用於李陵之禍以後﹔以前﹐欽念先人之提命﹐承繼先人之遺業﹐志立不移﹐隻能說是一種堅持﹐一種毅力﹐一種精神。這種精神﹐遇到意外的打擊、挫折﹐不動搖﹐不改變﹐反而加強﹐這才叫做發憤。發憤著書﹐這種人生意境﹐很難說得清楚﹐唯有近代“苦悶的象征”一詞﹐可略得其仿佛。
凡是一種偉大事業﹐都必有立志與發憤階段。立志以後﹐還要有準備。司馬遷的準備﹐前面已經說過了。
人們都知道﹐志大才疏﹐不能完成傳大的事業。但才能二字﹐並非完全是天地生成﹐要靠個人努力﹐和適當的環境。
努力和環境﹐可以發展才能﹐加強才能。
所謂才能﹐常常是在一個人完成了一種不平凡的工作之後﹐別人加給他的評語﹐而不是在什麼也沒有做出之時﹐自己給自己作的預言。自認有才﹐或自稱有才﹐稍為自重的人﹐也多是在經過長期努力﹐在一種事業上﹐做出一定成績的時候﹐才能如此說。
在歷史上﹐才和不幸﹐和禍﹐常常聯在一起。在文學上﹐尤其如此。所謂不幸、禍﹐並非指一般疾病﹐夭折﹐甚至也不指天災﹔常常是指人禍。即意想所不及﹐本人及其親友﹐均無能為力﹐不能挽救的一種突然事變﹐突然遭際。司馬遷所遭的李陵之禍﹐他在《報任安書》中﹐敘述、描繪的﹐事前事後的情狀﹐心理﹐抉擇﹐痛苦﹐可以說是一個有才之士﹐在此當頭﹐所能作的﹐最為典型、最為生動的說明了。
這種不幸﹐或禍﹐常常與政治有密切的聯系﹐甚至是政治的直接後果。姑不論司馬遷在書信前面﹐列舉的西伯以下八個王侯將相﹐他們之遭禍﹐完全是政治原因﹐他們本身就是政治。即後面他所引述的文王以下﹐七個留有著作的人﹐其遭禍﹐也無不直接與政治有關。
司馬遷把遭禍與為文﹐聯結成一個從人生到創作的過程﹐稱之為﹕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這是一個極端不幸﹐極端痛苦的過程﹐是一個極端令人傷感的結論。更不幸的是﹐這個結論為歷史所接受﹐所承認﹐所延演﹐一無止境。
[三
秦始皇本紀﹕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耕堂按﹕博士齊人淳於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埽顑i牽□鱸螄鏌椋□渲饕暈□□□烊∫暈□擼□嗜合亂栽彀□Ｈ□爍□□□蛑魘平島跎希□秤氤珊蹕隆＝□□恪３記朧飯俜喬□牆隕罩□７遣┤抗偎□埃□煜賂矣脅厥□６欏□偌矣□擼□□枋亍10駒由罩□Ｓ懈遺加鍤□檎咂□小Ｒ怨歐牆裾咦濉＠艏□□瘓僬哂臚□鎩Ａ釹氯□□詹簧眨□粑□塹□Ｋ□蝗□擼□揭╓敷咧質髦□欏Ｈ粲□醒□□睿□岳粑□Α﹗敝圃唬骸翱傘﹗?
耕堂曰﹕以上為秦始皇時﹐李斯著名之建言﹐焚書坑儒之原始文件。余詳錄之﹐以便誦習﹐加深對這一歷史事件的準確印象。李斯說這段話之前﹐是一位武官稱頌始皇的功德﹐始皇高興﹔接著是一位博士﹐要始皇法效先王﹐始皇叫李斯發表意見。
這一事件的要害處﹐為“以古非今”。這事件的發生﹐是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即他的晚年﹐功業大著﹐志滿驕盈之時。
他現在所想的﹐一是鞏固他的統治﹐一是求長生。鞏固統治﹐李斯的主張﹐往往見效。長生之術﹐則隻有方士﹐才能幫忙。
看來﹐此次打擊的對象是儒﹐重點是詩書（詩書﹐也不是全燒掉﹐博士所職﹐還可以保存。）但這時的儒生和方士並分不清楚﹐實際是攪在一起。始皇發怒﹐以致坑儒﹐是因為給他求仙藥的人（侯生和盧生）逃走了﹐那入坑的四百六十余人﹐有多少是真正的儒生﹐也很難說了。
儒家的言必稱堯舜﹐在孔子本身就處處碰壁﹐在政治上行不通。但儒家的參政思想很濃﹐非要試試不可。上述故事﹐是儒家在政治生活中﹐和別的“家”（表面看是和法家）的一次沖突較量﹐一次徹底的大失敗。既然並立朝廷﹐兩方發言﹐機會均等﹐即為政治鬥爭。後人引申為知識與政治的矛盾﹐或學術與政治的矛盾﹐那就有些夸大了。但這次事件是一個開端﹐以後的黨錮、文字獄、廷杖等等士人的不幸遭遇﹐都是沿著這條路走下來的。這也算是古有明訓吧﹗
四捸撈鶿i□□逗脫□□□□□笪□□□瘛＠□飛洗遊從泄□皇□□斡跋斕難□酢Ｕ□我□笮械猛塩□□斕難□酢＜辭瀉系鼻襖□嫻難□酢Ｒ部梢運鄧□枰□氖怯邪旆ｕ氖跏濬□澂皇侵荒蕓仗傅娜逕□Ｋ□苑塩搖19鶯峒遙□菀資艿街厝巍?
儒家雖熱衷政治﹐然其言論﹐多不合時宜﹐步入這一領域﹐實在經歷了艱難的途徑。最初與方士糅雜﹐後通過外戚﹐甚至宦豎﹐才能接近朝廷。其主旨信仰﹐宣揚仍舊﹐其進取方式﹐則不斷因時勢而變易。既如此﹐就是隨時吸收其他各家的長處﹐孔孟之道﹐究竟還留有多少﹐也就很難說了。所以司馬遷論述儒家時﹐也隻承認它的定尊卑﹐分等級了。
在儒學史上﹐真正的巖穴之士﹐是很少見的。有了一些知識﹐便求它的用途﹐這是很自然的。儒生在求進上﹐既然遇到阻力﹐甚至危險﹐聰明一些的人﹐就選擇了其他的途徑。
《史記》寫到的有兩種人﹕一是像東方朔那樣﹐身處廟堂﹐心為處士﹐雖有學識﹐絕不冒進﹐領到一份俸祿﹐過著平安的日子﹐別人的挖苦嘲笑﹐都當耳旁風。另一種則是像叔孫通這樣的人。
叔孫通列傳﹕
於是叔孫通使征魯諸生三十余人。魯有兩生不肯行。
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污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
當叔孫通替劉邦定好朝儀以後﹕
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
步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乃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
司馬遷雖然用了極其諷刺的筆法﹐寫了捸播嶺亢ㄐ殤蛝瘛t難源屎托蝸螅□□□允逅□ㄗ艿鈉蘭郟□故牽?
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
“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這是司馬遷﹐作為偉大歷史家的通情達理之言。因為他明白﹕一個書生﹐如果要求得生存﹐有所建樹﹐得到社會的承認﹐在現實條件下﹐也隻能如此了。他著重點出的﹐是“與時變化”這四個字。這當然也是他極度感傷的言語。
漢武帝時﹐聽信董仲舒的話﹐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並不是儒家學說的勝利﹐是因為這些儒生﹐逐漸適應了政治的需要。就是都知道了“當世之要務”。
1990年3月6日
讀《史記》記（下）
一
司馬遷在寫作一篇本紀﹐或一篇列傳時﹐常常在文後﹐敘述一下自己對這個地方﹐或這個人物的親身見聞。即自己的考察、感受、體驗心得﹐以便和寫到的人和事﹐相互印証﹐互相發揮﹐增加正文的感染力量﹐增加讀者的人文、文史方面的知識、興趣。茲抄錄一些如下﹕
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
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
（《五帝本紀》）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余讀孔子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隻回留之不能去雲。（《孔子世家》）
吾嘗過薛﹐其俗閭裡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余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孟嘗君列傳》）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蒙恬列傳》）
有時是記一些異聞﹐如﹕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ㄐ模P舖□擁□□□□疤□晁塚□砩□恰幣玻□□□Ｓ盅躍ｉ鶘飼贗□□苑且病Ｊ脊□錛竟□６□□胂奈耷矣危□咧□涫攏□□嗟樂□縭恰?
（《刺客列傳》）
他否定了一些關於燕太子丹和荊軻的傳說。而他得到的材料﹐則是出自曾與夏無且交遊過的人。夏無且﹐大家都知道﹐就是荊軻刺秦王﹐殿廷大亂的時候﹐用藥囊投擲荊軻的那位侍醫。這樣﹐他的材料﹐自然就具有很大的權威性。
有時是見景生情﹐發一些感慨﹕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
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
（《屈原賈生列傳》）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流子孫哉﹖（《樊酈滕灌列傳》）
二
對歷史事件﹐司馬遷有自己的見解﹔對歷史人物﹐司馬遷常常流露他對這一人物的感情。這種感情的流露﹐常常在文章結尾處﹐使讀者回腸盪氣。這是歷史家的評判。但又絕不是以主觀好惡﹐代替客觀真實。最明顯的例子﹐是對於劉、項。在《項羽本紀》之末﹐司馬遷流露了對項羽的極深厚的同情﹐甚至把項羽推崇為舜的後裔。對他的失敗﹐表現了極大的惋惜。但項羽的失敗﹐是歷史事實。司馬遷又多次寫到﹕
項羽雖然尊重讀書人﹐但吝惜官爵﹔劉邦雖多次污辱讀書人﹐對封賞很大方﹐“無恥者亦多歸之”﹐終於勝利。歷史著作﹐除佔有材料﹐實地考察﹐無疑也是很重要的。司馬遷所到之處﹐都進行探尋訪問﹐這種精神﹐使他的《史記》﹐不同凡響。後人修史﹐就隻是坐在屋裡整理文字材料了﹐也就不會再有《史記》這樣的文字。
司馬遷雖有黃老思想﹐但在一些倫理、道德問題的判斷上﹐還是儒家的傳統。他很尊重孔子﹐寫了￣}鬃郵蘭搖罰□中戳說蘢用塹拇□恰＜竅鋁瞬簧倏鬃擁囊菔潞兔□浴Ｋ□布竅鋁死獻印19□印６院□親擁難□擔□□撓杏嗤矗□□附檣芰恕端的選芬黃□Ｆ渲興□劍骸翱碓虺杳□□□耍□痹蠐媒殯兄□俊Ｋ□獃撬□茫□□梅撬□闆﹗苯袢斬林□□躍跏□志□摺?
在學術上﹐他是兼收並蓄的﹐沒有成見的。析六家之長短﹐綜六藝之精華﹐《史記》的思想內涵﹐是博大精深的。
耕堂曰﹕余嘗怪﹕古時文人﹐為何多同情弱者、不幸者及失敗者﹖蓋彼時文人自己﹐亦處失意不幸之時。如已得意﹐則必早已腰滿腸肥﹐終日忙於赴宴及向豪門權貴獻殷勤去矣﹗
又何暇為文章﹖即有文章﹐也必是歌功頌德﹐應景應時之作了。
三
耕堂曰﹕《史記》出﹐而後人稱司馬遷有史才。然史才﹐甚難言矣。班固“實錄”之論﹐當然正確﹐亦是書成後﹐就書立論﹐並未就史才形成之基礎﹐作全面敘述。
文才不難得﹐代代有之。史才則甚難得。自班馬以後﹐所謂正史﹐已有廿余種﹐越來部頭越大﹐而其史學價值﹐則越來越低。這些著述多據朝廷實錄﹐實錄非可全信﹐所需者為筆削之才。自異代修史﹐成為通例以來﹐諸史之領銜者﹐官高爵顯﹔修撰者﹐濟濟多士﹐然能稱為史才者﹐則甚寥寥。因多層編制﹐多人負責﹐實已無人負責。褒貶一出於皇命﹐哪裡還談得上史德、史才﹗
我以為史才之基礎為史德﹐即史學之良心。良心一詞甚抽象﹐然正如藝術家的良心一詞之於藝術﹐隻有它﹐才能表示出那種認真負責的精神。
司馬談在臨死時﹐告訴兒子﹕
“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
這就是父子兩代﹐史學良心的發現和表露。
用現在的名詞說﹐就是史學的職業道德。這種道腕l□□昀床恢□興□□□瘢□纈校□頤怯Ω冒閹□艋交乩礎?
史學道德的第一條﹐就是求實。第二就是忘我。
寫歷史﹐是為了後人﹐也是為了前人﹐前人和後人﹐需要的都是真實兩個字。前人﹐不隻好人願意留下真實的記載和形象﹔壞人﹐也希望留下真實的記載和形象。夸大或縮小﹐都是對歷史人物的污蔑﹐都是作者本身的恥辱。慎哉﹐不可不察也。
史才的表現﹐非同文才的表現。它第一要求內容的真實﹔
第二要求文字的簡練。史學著作﹐能否吸引人﹐是否能傳世。
高低之分全在這兩點。司馬貞在《史記索隱後序》中﹐稱讚司馬遷﹕“其人好奇而詞省﹐故事核而文微。”事核就是真實﹔
詞省、文微﹐就是簡練。
添油加醋﹐添枝加葉﹐把一分材料﹐寫成十分﹐亂加描寫﹐延長敘述﹐投其所好﹐取悅當世﹐把幹菜泡成水菜……
等等辦法﹐隻能減少作品的真正分量﹐降低作者的著述聲譽。
至於有意歪曲﹐著眼勢利﹐那就更是史筆的下流了。
今有所謂紀實文學一說。紀實則為歷史﹔文學即為創作。
過去有演義小說﹐然所據為歷史著作﹐非現實材料。現在把歷史與創作混在一起﹐責其不實﹐則詭稱文學﹔責其不文﹐則托言紀實。實顧此失彼﹐自相矛盾﹐兩不可能也。
所謂忘我﹐就是忘記名利﹐忘記利害﹐忘記好惡﹐忘記私情。客觀表現歷史﹐對人對己﹐都采取﹕“死後是非乃定”的態度。
當代人寫當代事﹐牽扯太多﹐實在困難。不完全跳出圈外﹐就難以寫好。沈約《宋書‧自序》說﹕
進由時旨﹐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事屬當時﹐多非實錄。
班固能撰《漢書》﹐是史學大家。據說他寫的“當代史料”﹐幾不可讀。這就是劉知幾說的﹕“拘於時”的著作﹐不易寫好。
能撰寫好前代史傳﹐而撰寫不好當代的事﹐這叫“拘於時”。而司馬遷從黃帝寫到漢武帝﹐從古到今﹐片言隻字﹐人皆以為信史。班固的《漢書》﹐有半部是抄錄《史記》。就不用說﹐歷代史學界對他的仰慕了。這源於他萌發了史學的良心。
四
我有暇讀了一些當代人所寫的史料。其寫作動機﹐為存史實者少﹐為個人名利者多。道聽途說﹐互相抄襲﹐以訛傳訛﹐並擴張之。強寫偉人、名人﹐炫耀自己﹔拉長文章﹐多換稿費。有的胡編亂造﹐實是玷污名人。而名人多已年老﹐或已死去﹐沒有精力﹐也沒有機會﹐去閱讀那些大小報刊﹐無聊文字﹐即使看到﹐也不便或不屑去更正辯駁。如此﹐這些人就更無忌憚。這還事小﹐如果以後﹐真的有人﹐不明真偽﹐采作史料﹐遺害後人﹐那就造孽太大了。
這是我的杞憂。其實﹐各行各業﹐都有見要人就巴結﹐見名人就吹捧的腳色。各行各業﹐都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人。有時是幫忙﹐多數是幫閒﹐有時是吹喇叭﹐有時是敲邊鼓。你得意時﹐他給你臉上搽粉﹔你失意時﹐他給你臉上抹黑。
但歷史如江河﹐其浪滔滔﹐必將掃除一切污穢﹐淘盡一切泥沙。剝去一切偽裝﹐削去一切蕪詞。黑者自黑﹐白者自白。偉者自偉﹐卑者自卑。各行各業﹐都有玩鬧者﹐也不乏嚴肅工作的人。歷史﹐將依靠他們的篩選、澄清﹐顯露出各個事件﹐各個人物﹐本來的面目。
1990年3月9日寫訖
讀《史記》記（跋）
清人有關《史記》之著述甚多﹐多為讀書筆記。最有名者﹐為王念孫、王引之父子之讀書雜志。我有金陵書局刻本。
此書﹐我在中學讀書時﹐謝老師即為介紹﹐極為推崇。然中學生《史記》原書﹐尚未讀懂﹐更未全讀。此師以己之所好﹐推及於學生﹐實無的放矢也。今日讀之﹐興趣亦寡。序言﹐略有情致﹐其他皆個別文字之考証﹐甚幹燥無味。我尚購茷炯l□Ⅰ３□籜俊17砸碇□□鰨□暈□謝□榫紙□昱龐”盡Ｆ渲窩□椒ㄓ臚跏賢□□嘟暈聰付痢＝□蘇□淼墓□造庵□芳竊□牽□季□□猓□褂行┬亂狻Ｒ桓鍪貝□□幸桓鍪貝□鬧窩□椒ａ□窩□□茫□丈□巫危□髁□□怠Ｕ庵忠餿□□筧聳悄巖韻胂□摹４撕螅□逞趕壬□淞妒芳恰費芯濬□撓行碌募□猓□□逗何難□犯僖□芬皇櫓校□奐八韭砬ㄕ擼□淖植歡唷?
其實﹐《史記》有集解、索隱、正義﹐再加上乾隆四年校刊時之考証﹐對於讀這部書﹐文義上的理解﹐文字上的辨認﹐也就可以了。再多﹐隻能添亂﹐於讀原書﹐並無多大好處。所以﹐我讀古書﹐總是采取硬讀、反復讀的笨法子﹐以求通解。
我有兩種《史記》﹕一為涵芬樓民國五年影印武英殿本。
一為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此本也是據武英殿本排印的﹐余慮其有誤植﹐故參照影印本。這兩種本子﹐拿放都很輕便﹐字大清楚﹐便於老人閱讀。
我沒有購買中華書局近年標點的本子。我用的本子﹐都沒有斷句﹐更沒有標點。此次引文﹐標點都是我試加的﹐容有錯誤。發表前﹐請張金池同志﹐逐條參照中華標點本﹐以求改正。這是很麻煩的事﹐應當感謝。
我以為﹕讀書應首先得其大旨﹐即作者之經歷及用心。然後﹐就其文字內容﹐考察其實學﹐以及由此而產生之作家風格。我這種主張﹐不隻自用於文學作品﹐亦自用於史學著作。
至於個別字句之考釋﹐乃讀書之末節。
黃卷青燈﹐心參默誦﹐是我的讀書習慣。此次讀《史記》﹐仍舊用這種辦法。然而究竟是老了﹐昨夜讀到哪裡﹐今夜已不省記。讀時有些心得﹐稍縱即又忘記。欲再尋覓﹐必需檢書重讀﹐事倍而功半。
但還是讀下去﹐每晚躺在床上﹐讀一卷﹐或僅讀數頁。本紀、世家、列傳﹐及卷首卷尾部分﹐總算粗讀一過。其他﹐實仍未讀吧。回憶自初中時﹐買一部《史撓V薊□肌罰□跏洞聳欏?
時至今日﹐用功僅僅如此﹐時間之長﹐與收獲之少﹐可使人慚愧。讀書﹐讀書﹐一個人的一生﹐究竟能真正讀多少好書﹐隻能自己心中有數了。
至於行文之時﹐每每涉及當前實況﹐則為鄙人故習﹐明知其不可﹐而不易改變者也。
1990年3月11日晨記
讀唐人傳奇記
一
魯迅論唐傳奇﹕
（一）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源出於志怪。（二）雖尚不離於搜奇記逸﹐然敘述婉轉﹐文辭華艷。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三）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唐宋傳奇集‧序例》﹐首引胡應麟說﹕“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先生稱﹕其言蓋近是矣。”）
（四）饜於詩賦﹐旁求新途﹐藻思橫流﹐小說斯燦。文人往往有作﹐投謁時或用之為行卷。（五）實唐代特絕之作也。而大歸究在文采與意想。（六）然而後來流派﹐實亦不昌。宋好勸懲﹐摭實而泥﹐飛動之致﹐眇不可期﹐傳奇命脈﹐至斯以絕。
以上綜錄先生論及傳奇之言﹐稍加穿插﹐共得六則。余以為對唐傳奇之研究﹐可謂發其端而盡其意矣。
二
魯迅說唐人“始有意為小說”。胡應麟說“作意”、“幻設”﹐都是有意識的創造之意。
唐人的小說﹐已經超越單純的記錄﹐進入復雜的創作活動。小說的境界﹐已經不隻是客觀世界的描繪﹐而湧進了作家主觀的想象。
主觀包括兩方面﹕“文采與意想”。文采與意想﹐是文學創作的精魂。但這兩點﹐在唐人傳奇上﹐表現得非常突出。這不隻使它明顯地區別於過去的小說﹐也使它明顯地區別於以後的傳奇。在中國文學史上﹐獨放異彩。
任何現象﹐都有其由來﹐有其基礎。唐代文人的文化素質﹐實不一般。表現在詩歌創作上﹐已經有目共睹。這些文士﹐多是從幼年就用功於此﹐有些人﹐甚至是幾代相傳。他們重讀書﹐重旅行﹐重交友﹐重唱和。互相鼓勵﹐互相幫助﹐共同提高。文化素質的提高﹐必然引發道德、道義的提高。必然引發豐盛的想象力﹐引發出高尚的意象。高尚的人品﹐才能有高尚的想象﹔卑劣者﹐隻能有卑劣的想象。其文章內容、風格、理想﹐自不相同。
唐代文人﹐在一種較高的文化素質根基上﹐創作小說﹐自有可觀。又因為在詩歌領域的想象力﹐已經非常發達旺盛﹐表現在小說創作上﹐亦必不同一般。
三
這可以從比較上說明。此前不論矣。宋代傳奇﹐胡應麟的話是﹕“宋人所記﹐乃多有近實者﹐而文采無足觀。”魯迅的話﹐已見上文﹐謂其主要缺點﹐是失去了“飛動之致”。
“飛動”二字﹐自幼即深印我心﹐以為是文學之命脈所在。
然究竟什麼是飛動﹐如何才能做到飛動﹐則一直不甚了了。壯年以後﹐從事此業﹐見聞稍多﹐反復思考﹐所謂飛動即日常所謂神來之筆﹐得意文章。然此尚為玄虛之談﹐未能得其要領。
後來讀李白《謝朓樓詩》﹕“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才有所領悟。
所謂飛動﹐就是“逸興”和“壯思”的出現。就是在事實之上﹐出現的創造。或是在描述現實時﹐突然出現的奇思妙想。
這些奇思妙想的連續﹐就形成了作品的“飛動之致”。隻有富於想象﹐詩作最飛動的李白﹐才能這樣透徹地幫助我把問題解釋清楚。凡是偉大的藝術品﹐都必具備“飛動之致”。雕塑、繪畫如此。音樂、詩歌亦如此。文學名著《阿Q正傳》、《紅樓夢》、《水滸傳》﹐都因富於此“致”﹐而得為小說上乘。
四
歷來對宋人傳奇的評價﹐意見也不完全一致。胡應鼲J選敖□怠笨醋魘撬未□嫻撓懦□□Γ□□月逞桿鄧□哪且歡位埃□荒蓯恰凹附□恰薄?
近人呂思勉說﹕“惟小說究以理致為主。唐人所為﹐好用辭藻﹐故其品實不逮宋人。”並說﹐“……小說也﹐皆唐人啟其端﹐至宋而後臻於大成﹐唐中葉後新開之文化﹐固與宋當畫為一期者也。”（《隋唐五代史》第二十一章）這隻能說是歷史家的一種見解﹐不必深辯矣。因為文學的飛動﹐不隻靠奇思妙想﹐而且還要靠足能傳達這種奇思妙想的詞藻。這一點﹐較之唐﹐宋傳奇就大大失色了。
詞藻──語言的作用﹐絕不可忽視。此文人之法寶﹐久煉而成﹔小說之精華﹐非此莫屬。
宋人並非不追求詞藻﹐有時還常常在文中點綴詩詞。不過總的說來﹐它的文詞呆滯﹐不傳神韻。失去魅力﹐失去讀者。讀者不能無精神食糧﹐平話小說乃乘運而興。
五
唐人傳奇之漂亮詞句﹐幼年初讀時﹐即拍案叫絕﹐至今仍能背誦。如《虯髯客傳》之“張氏發長委地﹐立梳床前。”
“不衫不履﹐裼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柳毅傳》﹕
“蛾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霍小玉傳》﹕
“引諭山河﹐指誠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時春物尚余﹐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思縈懷。”都非強作美詞﹐眩人眼目。
而是逐景生情﹐發自作者心中﹐所以能感人﹐並呈飛動之致。
唐人做詩做慣了﹐善於推敲﹐遣詞造句﹐變化神奇﹐有如魔術。這自然影響到小說的修辭上。
六
唐人傳奇的形式﹐多種多樣﹐有長有短。其內容﹐也包羅萬象。就其主要作品來看﹐已從記述怪異逐漸進入現實人生。即如寫夢幻﹐實亦為寫人間。彰彰者如《南柯太守傳》與《枕中記》﹐寫的就是官場的沉浮﹐人生的榮辱。魯迅說﹐唐代文人﹐“歆羨功名”。所以寫這種題材多。名為鴃撮魽憎f噤秩盡?
有的是寫政治。《虯髯客傳》﹐目的在於政治﹐即天命不可違﹐神器不可奪﹐為李唐著筆﹐雖有男女間的相遇相慕﹐隻是陪襯﹐最終是為政治服務的。《東城老父傳》、《開元升平源》兩篇﹐更是直言不諱地寫政治﹐寫國家的治亂興衰。而《廬江馮媼傳》﹐實際上是一篇現實性很強的農村小景。
完全進入現實生活﹐目的在於描繪世態的﹐是《李娃傳》。這是唐人傳奇中的一篇傑作。白行簡不愧為大作家。它的優長之處﹐在於布局的完整、舒展﹐行文的自然、大方。對比之下﹐沈亞之等人的作品﹐則有些局促。魯迅所說的“施之藻繪﹐擴其波瀾”﹐它兼而有之。《霍小玉傳》﹐雖亦纏綿﹐而波瀾不敵。《無雙傳》﹐雖有波瀾﹐而不自然。結尾處﹐為報一己之私情﹐草菅人命﹐傷害多人﹐以增傳奇之意﹐雖步司馬遷遊俠遺意﹐然過於殘酷﹐有失人道﹐不可取也。
《鶯鶯傳》﹐作自名家﹐後人錦上添花﹐聲名最顯赫﹐然魯迅謂“文章尚非上乘﹐篇末文過飾非﹐遂墮惡趣。”有貶義。
但在唐傳奇中﹐仍為佼佼。至於後來施之彈唱﹐演為戲曲﹐則文章之遭遇﹐亦如人生﹐有幸有不幸矣。
這篇小說﹐故事本極平淡﹐人物除紅娘外﹐性格亦各平平。然千百年來﹐家傳戶誦﹐其理即在於愛情二字。悲歡離合之情﹐固通於千家萬戶﹐通於群眾之心。以平淡之造意﹐獲傳奇之碩果﹐元稹之文字工力﹐究不可沒也。
唐人之創作傳奇﹐態度嚴肅﹐每有所作﹐必於篇前篇後﹐記錄自己以及友朋姓名﹐寫作緣起﹐以及事件發生年月﹐雖為小說﹐亦取信於人之意。
七
然記有人名、地址者﹐不一定皆為傳奇﹐有的則是寓言。
余幼年時﹐不明這種區分﹐曾把韓癒的《圬者王承福傳》和柳宗元的《種樹郭橐駝傳》﹐也視為唐人傳奇。魯迅則說﹐這種文字﹐“無涉於傳奇”﹐因為它是“以寓言為本﹐文詞為末”的。
這也很難分。從道理上說﹕作者宣傳一種思想﹐一種見解﹐借用一個人物的事跡﹐或通過他的語言﹐把一種思想和見解宣揚出來﹐這就是寓言。傳奇當然有時也是為了宣揚一種思想﹐但采取的方式﹐不是直接說教﹐而是用具體形象。
我看﹐寓言和傳奇﹐就是在文學史上﹐也很難分得清楚。
讀者會把它們﹐一樣看做是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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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累朝宿儒大老﹐社稷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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