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讀書記（四）
清代文獻（一）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陳垣鈔出﹐前有民國二十三年王重民所寫敘例﹐國立北平圖書館排印﹐線裝二冊。
辦理四庫全書﹐動議於乾隆三十七年﹐當時標榜的是“稽古右文﹐聿資治理”。要求各地“及時采集﹐匯送京師”﹐首先購覓書籍的條件是﹕“歷代流傳舊書”。
緊接著﹐叫直隸、河南、山東三省﹐在“出產梨木之各州縣﹐照發去原開尺寸﹐檢選幹整堅致合式堪用”的刊書梨板。
但是﹐聖旨傳下去以後﹐將近一年的工夫﹐“曾未見一人將書名錄奏﹐飭辦殊為延緩”。申飭的口氣還緩和﹐但點了近畿北五省﹐及“書肆最多之江浙地方”。要他們“恪遵前旨﹐飭催所屬﹐速行設法訪求﹐無論刊本鈔本﹐一一匯收備采”。
第一次傳下聖旨﹐居然沒有一人應聲﹐你以為那些督撫州縣﹐竟敢這樣玩忽法令嗎﹖
自然也不是他們能沉得住氣。他們已經手忙腳亂﹐動起腦子來了。這對各級地方官來說﹐是一次硬任務﹐他們自然而然地感到大的壓力。在異族統治之下﹐經歷康、雍兩朝﹐一沾文字、書籍上的事﹐他們是心有余悸的。但他們在這方面﹐也積累了一些經驗﹐他們明白﹐這是擾民的勾當﹐也休想在這件事上貪賞求功﹐隻求無過好了。
先不要走在前頭﹐那沒有什麼好處。看看別人怎麼辦﹐再說。
但是管理文化方面的官員﹐沉不住氣﹐於是安徽學政朱筠﹐先報了一批書。
皇帝指出﹐也要“無關政要”的近代著作。對他老家奉天﹐卻特別通融﹐說那裡“風俗淳樸﹐本少著述”﹐不必再行訪購﹐以致徒滋紛擾。
乾隆三十八年﹐根據朱筠的條奏﹐擬定了采訪遺書的章程﹐首先校核《永樂大典》﹐輯錄善本。並奉旨“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
《永樂大典》藏在皇宮﹐即使缺失一些﹐可從一些名人家借補。民間的書﹐還是上來得寥寥無幾﹐且不過近人經解、論學、詩文私集數種。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奉上諭﹕“此必督撫等視為具文﹐地方官亦必奉行故習﹐所謂上以實求﹐而下以名應﹐殊未體朕殷殷咨訪之意。”“此必督撫等因遺編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違背忌諱字面﹐恐涉於幹礙﹐預存寧略勿濫之見。
藏書家因而窺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甚無謂也。文人著書立說﹐各抒所長。或傳聞互異﹐或紀載失實﹐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觀﹐原不妨兼收並蓄。即或字義觸礙﹐如南北史之互相詆毀﹐此乃前人偏見﹐與近人無涉﹐又何必過於畏首畏尾耶﹗”
這一番話﹐不隻有些提倡百家爭鳴的氣派﹐而且有點唯物辯証的歷史觀點了。但緊接著就說﹐如果你們再不緊辦﹐“將來或別有破露違礙之處﹐則是其人有意隱匿收存﹐其取戾轉不小矣”。
再一次點江浙諸大省的名﹐說那裡著名藏書之家﹐指不勝屈。並“予以半年之限﹐……若再似從前之因循搪塞﹐惟該督撫是問”。
命令兩江總督﹐江蘇、浙江巡撫﹐向各書賈客書船﹐探索各大藏書家書籍流落何方。並稱淮揚系東南都會﹐商人中頗有購覓古書善本者﹐而馬姓家蓄書最富﹐派鹽政李質穎查辦。
已經接近勒索了。在這種官府追逼威脅下﹐江南藏書家恐怖起來。四月﹐鮑士恭願以家藏書一千九百余種﹐上充秘府。
奉上諭﹐進到之書﹐繕寫後﹐發回原書。並命總裁﹐先編出一部薈要本﹐放在摛藻堂﹐供皇帝觀覽。
藏書家害怕﹐天一閣後人范懋柱等具呈﹐請“抒誠願獻”。奉上諭﹐“朕豈肯為之”。
七月﹐奉旨﹐調取各地學者邵晉涵、周永年、余集、戴震、楊昌霖來京﹐同司校勘。並封官許願。
八月﹐嘉獎紀昀、陸錫熊﹐“二人學問本優﹐校書亦極勤勉。考訂分排﹐具有條理﹔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觀。均恩授翰林院侍讀。”此為紀昀在這一工作中﹐嶄露頭角之始。
九月﹐調任一些過去犯過錯誤的學者﹐如翁方綱、劉亨地、徐步雲在四庫全書處工作﹐免其處分。
十月﹐責成校對工作。四庫全書﹐每日可得四十余萬字﹐設有分校官三十二員。日後﹐擬添派復校官十六員。
插曲﹕各地“捐獻”書籍﹐正在熱鬧。有個山西人﹐名叫戎英﹐到四庫全書處具呈獻納自己的作品﹕萬年配天策一本及天人平西策一本。遂即成為犯人﹐原審訊人判他“因事生風﹐妄希聳聽”﹐擬把他遣發烏嚕蘇木齊種地。奉旨﹐“將該犯家內﹐逐一嚴查”。這簡直是自投羅網了。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奉上諭﹕“各省進到書籍﹐不下萬余種﹐並不見奏及稍有忌諱之書。豈有裒集如許遺書﹐竟無一違礙字跡之理﹖況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詆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若此次傳諭之後﹐復有隱諱存留﹐則是有心藏匿偽妄之書。日後別經發覺﹐其罪轉不能逭。”
以後辦理四庫全書的重點﹐就轉移到審查和銷毀違礙之書上去了。
清代辦理四庫全書﹐今日平心論之﹐有功有過﹐應該說是功大於過。這一措施﹐是對中國文化的一次認真整理﹐其中包括政治上的清理。它對中國文化﹐當然是一次嚴重的創傷﹐但並不是毀滅﹐並非存心搞愚民政策。它主要還是要保存、整理、傳播文化。並非不分青紅皂白﹐全部橫掃。它的整理工作﹐是經過周密計劃﹐周密組織﹐投放的人力很大﹐持續的時間很長﹐督課甚嚴﹐賞罰甚明。它用的人員大都是有真才實學的﹐當時孚眾望的﹐並由許多大員統領之。對於編輯、審查、校對、印刷、裝訂﹐都很考究﹐積累很多寶貴經驗。武英殿袖珍版的活字印刷術﹐在中外印刷史上﹐都大放光輝。
即就銷毀而言﹐在書籍中究系少數﹐並有抽毀、全毀之別。此外﹐銷毀的根據﹐是違礙﹐是詆毀本朝。這種定罪法﹐還是有局限的﹐也可以說是具體的﹐這方面的書籍﹐也是有限度的。並非提出海闊天空的口號﹐隨意羅織任何書籍者可比。所用的是行政辦法﹐審閱者為學者﹐當然他們承天子之意旨﹐但也是經過反復研究討論﹐然後才定去取。並非發動無知無識者﹐造成瘋狂心理﹐群起堆書而拉雜燒毀之。
嘗思書籍之危﹐還不在歷史上的焚書禁書﹐以及水、火、兵、蟲之災。因為書是禁不住焚不完的﹐可收一時之效﹐過後被焚被禁的都會再出現。清朝禁書那麼多﹐真正絕滅的很少。最危險的﹐是像林彪、“四人幫”所為﹐以“革命”為旗號﹐利用軍事政治威力﹐迫使群眾以無知為榮﹐與文化為敵。
當然這種做法﹐也隻能是收效一時﹐人民總是需要文化的﹐能夠覺悟的。
歷史文化﹐為民族之精英、智慧的源泉。封建統治者﹐狃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反動學說﹐錯以為人民越愚昧﹐越好驅使﹐越能戰鬥﹐進而迷信愚民政策﹐妄圖毀滅歷史文化﹐以延長其個人統治。把人民趕進黑暗的閘門﹐把學者擠到萬丈的深淵﹐如此做法﹐其結果是毀滅一個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是毀滅民族的創造力和戰鬥力。因為文化長期落後﹐鎖國政策破滅﹐一旦接觸外界進步文化﹐就不能抵御﹐就迷信崇拜﹐不能與之較量、戰鬥。雍、乾兩朝大興文字之獄﹐快一時之意﹐其實已使國家元氣大傷﹐統治能力﹐也迅速走向下坡路﹐幾代以後﹐即不能存其國家。然在當時﹐這兩位皇帝還被譽為英明之主﹐這真是天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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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累朝宿儒大老﹐社稷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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