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學名詞釋義
詩 余
一種文學形式﹐從萌芽到定型﹐需要一個或長或短的過程。這種已定型的
文學形式﹐還需要另一個過程﹐才能確定其名稱。詞是從詩分化出來﹐逐漸發
展而成為脫離了詩的領域的一種獨立的文學形式﹐其過程是從盛唐到北宋﹐幾
乎有二三百年的時間﹔而最後把這種文學形式定名為“詞”﹐還得遲到南宋中
期。
近來有人解釋詞的名義﹐常常說﹕“詞又名長短句﹐又名詩余。”這裡所
謂“又名”﹐時間概念和主從概念﹐都很不明確。好象是這種文學形式先名為
詞﹐後來又名為長短句﹐後來又名為詩余。但是﹐考之於文學發展史的實際情
況﹐卻並不如此﹐事實恰恰是﹕先有長短句這個名詞﹐然後又名為詞﹐而詩余
這個名詞初出現的時候﹐還不是長短句的“又名”﹐更不是詞的“又名”。
胡元任《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序於紹興四年甲寅(1134)﹐後集序於乾道三
年丁亥(1167)﹐全書中不見有“詩余”這個名詞﹐也沒有提到《草堂詩余》這
部書。王楙的《野客叢書》成於慶元年間(1195－1200)﹐書中已引用了《草堂
詩余》﹐可見這部書出現於乾道末年至淳熙年間。毛平忡《樵隱詞》有乾道三
年王木叔序﹐稱其集為《樵隱詩余》。以上二事﹐是宋人用“詩余”這個名詞
的瓔r□鈐繒摺Ｉ院笤蟯跏□蟠始□鍘睹廢□□唷罰□淙俗漵誶□榔唚輳□倭?
十。廖行之詞集曰《省齋詩余》﹐見於《直齋書錄》﹐其人乃淳熙十一年進士﹐
詞集乃其子謙所編刊﹐當然在其卒後。林淳詞集曰《定齋詩余》﹐亦見《直齋
書錄》﹐其人於乾道八年為涇縣令﹐刻集亦必在其後。此外凡見於《直齋書錄》
或宋人筆記的詞集﹐以“詩余”標名者﹐皆在乾道、淳熙年間﹐可知“詩余”
是當時流行的一個新名詞。黃叔腸稱周邦彥有《清真詩余》﹐景定刊本《嚴州
續志》亦著錄周邦彥《清真詩余》﹐這是嚴州刻本《清真集》的附卷﹐井非詞
集原名。現在所知周邦彥詞集﹐以淳熙年間晉陽強煥刻於溧水郡齋的一本為最
早﹐其書名還是《清真集》﹐不作《清真詩余》。
我懷疑南宋時人並不以“詩余”為文學形式的名詞﹐它的作用僅在於編詩
集時的分類。考北宋人集之附有詞作者﹐大多稱之為“樂府”﹐或稱“長短句”
都編次在詩的後面﹐既沒有標名為“詞”﹐更沒有標名為“詩余”。南宋人集
始於詩後附錄“詩余”。陳與義卒於紹興八年﹐其《簡齋集》十八卷附詩余十
八首。但今所見者乃胡竹坡箋注本﹐恐刊行甚遲。高登的《東溪集》﹐附詩余
十二首。登卒於紹興十八年﹐三十年後﹐延平田澹始刻其遺文﹐那麼亦當在淳
熙年間了。況且今天我們所見的 《東溪集》 ﹐已是明人重編本﹐不能確知此
“詩余”二字是否見於宋時初刻本。宋本《後村居士集》﹐其第十九、二十兩
卷為詩余﹐此本有淳熙九年林希逸序﹐其時後村尚在世。然《後村大全集》一
百九十六卷﹐其卷一百八十七至一百九十一﹐共五卷﹐則題作“長短句”﹐可
見南宋人編詩集﹐如果把詞作也編進去﹐則附於詩後﹐標題日“詩余”﹐以代
替北宋人集中的“樂府”或“長短句”。
“詩余”成為一個流行的新名換ゴ|螅□櫸簧倘稅鹽募□械氖□喔驕聿悶?
別出﹐單獨刊行﹐就題作《履齋詩余》、《竹齋詩余》、《冷然齋詩余》﹐甚
至把北宋人周邦彥的長短句也題名為《清真詩余》了。這樣﹐“詩余”好象已
成為這一種文學形式的名稱﹐但是﹐我們如果再檢閱當時人所作提到詞的雜著﹐
如詞話、詞序﹐ 詞集題跋之類﹐ 還是沒有見到把作詞說成作詩余﹐由此可知
“詩余”這個名詞雖出現於乾道末年﹐其意義與作用還不等於一個文學形式的
名稱。個人的詞集雖題曰“詩余”﹐其前面必有一個代表作者的別號或齋名。
詞選集有《草堂詩余》、《群公詩余》﹐“草堂”指李白﹐“群公”則指許多
作者﹐也都是有主名的。一直到明人張蜒作詞譜﹐把書名題作《詩余圖譜》﹐
從此“詩余”才成為詞的“又名”。這是張蜒造成的一個大錯。
《草堂詩余》的宋人序文已佚不可見﹐不知當時有無解釋“詩余”名義的
話。其他宋人著作中﹐亦不見有所說明。直到明代楊用修作《詞品》﹐才在其
自序中說﹕
詩余者﹐憶秦娥﹐著薩蠻為詩之余﹐而百代詞曲之祖也。今士林
多伯其書而昧其名﹐故余所著《詞品》首著之雲。
以李白的憶秦娥﹐菩薩蠻二詞為“百代詞曲之祖”﹐這是南宋時人黃叔□
的話﹐見於《唐宋名賢詞選》﹐其上句中“為詩之余”﹐則是楊用修自己的話。
但這句話等於沒有解釋﹐他不過加了一個不起作用的“之”字。到底李白這兩
首詞何以為詩之余﹐這個“塗”字的正確意義是什麼﹖仍不可解。從下一句揣
摩起來﹐他似乎說﹕這兩首詞對於詩的關系﹐則為支流別派﹔對於後世的詞曲﹐
則為租爾。詞出於詩﹐所以稱為詩余。
從此以後﹐明清兩代研究詞學的人﹐根據各自的體會﹐對於詩余﹐有了種
種不同的解釋﹐也展開了論辨。俞彥《愛園詞話》雲﹕
詞何以獺慼樊q渴□鋈緩蟠首鰨□試揮嘁病７鞘□觶□□願櫨絞?
者亡也﹐詞亡然後南北曲作。非飼亡﹐所以歌詠詞者亡也。謂詩余興
而樂府亡﹐南北曲興而詩余亡者﹐否也。
這一段話﹐意義是可以了解的﹐但語文邏輯卻大謬。既然肯定了“詩亡然
後詞作”、“詞亡然後南北曲作”﹐為什麼立刻就自己否定了這樣提法﹐說是
“非詩亡”、“非詞亡”呢﹖既然亡的是“所以歌詠詩者”和“所以歌詠詞者”
又何必先肯定“詩亡”和“詞亡”呢﹖
俞氏之意﹐以為詩本該是可以歌詠的﹐到後來﹐詩亡失其歌詠的功能﹐於
是有詞代之而興﹐此時人們歌詠詞而不歌詠詩了。所以說詞是詩之余。再後﹐
詞也亡失其歌詠的功能﹐於是南北曲代之而興﹐此時人們歌詠南北曲而不歌詠
詞了。但是﹐在這裡﹐俞氏卻不說南北曲是詞之余。他以為可以歌詠的詩歌﹐
都是樂府。詩在可以歌詠的時候﹐也是樂府。詩到了不能歌詠的時候﹐詩還是
詩﹐但已不是樂府了。因此他說﹕不是詩亡﹐而隻是詩亡失了它的樂府功能。
詞（詩余）在它可以歌詠的時候﹐也是樂府﹐所以不能說“詩余興而樂府亡”。
同樣﹐南北曲興起之後﹐詩余隻是亡失了它的樂能﹐故不能說是“詩余亡”了。
探索俞氏這段話的意味﹐實際上他以為詩與詞都是樂府之余﹐但是他卻說“詩
亡然後詞作﹐故日余也。”這個“余”字的意義和作用﹐仍然沒有解釋清楚。
陳仁錫序《草堂詩余四集》雲﹕
侍者﹐余也。無余無詩﹐詩易余哉﹖東海何子曰﹕‘詩余者﹐古
樂府之流別﹐而後世歌曲之濫觴也。元聲在﹐則為法省而易諧﹔人氣
乖﹐則用法嚴而難葉。’余讀而韙之。及又曰﹕“詩亡而後有樂府﹐
樂府缺而後有詩余﹐詩余廢而後有歌曲。……凡詩皆余﹐凡余皆詩。
余何知詩﹐蓋言其余而已矣。
東海何子﹐指華亭（諛吨s□兀╙瘟伎。□廡╚凹□諼淞暌菔繁盡恫萏檬?
余》﹐陳氏引用來解釋“詩余”。何氏之意謂詞出於古樂府﹐而古樂府則出於
詩三百篇。因此﹐“詩余”的意義是詩三百篇的緒余。這個“詩”字應當理解
為《詩經》。陳氏推演何氏之說﹐得出兩句非常晦澀的話﹕“詩者﹐余也。無
余無詩。”意謂後世一切詩歌﹐都是《詩經》的余波別派﹐詩三百篇如果沒有
余波別派﹐則後世無詩歌了。所以﹐“凡詩皆余﹐凡余皆詩”。凡是一切後世
詩歌﹐都是《詩經》的余波﹐凡是繼承《詩經》的作品﹐都是詩。最後﹐他說﹕
“余何知詩﹐蓋言其徐而已矣。”這個“詩”字﹐又是指《詩經》的﹐他自謙
不懂得《詩經》﹐隻能談談《詩經》的余波──詞──而已。
這一段序文中用“詩”字有不同的涵義﹐以致晦澀難解﹐明代文人﹐就喜
歡寫這種“惡札”。同書又有一篇秦士奇的序文雲﹕
自三百而後﹐凡詩皆余也﹐即謂騷賦為詩之余﹐樂府為騷賦之余﹐
填詞為樂府之余﹐聲歌為填詞之余﹐遞屬而下﹐至聲歌亦詩之余﹐轉
屬而上﹐亦詩而余聲歌。即以聲歌、填詞、樂府﹐謂凡余皆詩可也。
此文也是發揮何良俊、陳仁錫的意見﹐以詞為《詩經》之余。“聲歌”即
指南北曲。
清初﹐汪森序《詞綜》雲﹕
自有詩而長短句即寓焉﹐《南風》之操、《五千之歌》是已。周
之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居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其五﹔
至 《短蕭饒歌》 十八篇﹐篇皆長短句。謂非詞之源乎﹖迄於六代﹐
《江南》、《采蓮》諸曲﹐去倚聲不遠﹐其不即變為詞者﹐四聲猶未
諧暢也。自古詩變為近體﹐而五七言絕句傳於伶官樂部﹐長短句無所
依﹐則不得不更為詞。當開元盛日﹐王之渙、高適、王昌齡詩句流播
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被之歌曲。古詩之於樂府﹐近體之於詞﹐
分鏢並騁﹐非有先後。謂詩降為詞﹐以詞為詩之余﹐殆非通論矣。
此文觀念﹐較為明白。汪氏以為詞的特征有二﹕其形式為長短句﹐其作用
為樂府歌辭。以這兩個特征為標準﹕以求索於文學史﹐則《南鳳》、《五千》、
《周頌》、漢樂府﹐都具有這兩個特征﹐故以為詞之起源在古樂府。這意見與
俞愛相同﹐不過俞氏隻提出一個特癥﹕有歌詠之道﹐而未直接提出樂府。至於
“長短句”這個名詞的意義﹐汪氏亦與元明以來許多人的見解一樣。以為長短
句隻要句法參差不齊的詩﹐就是長短句。他似乎不知道唐人以七言句為長句﹐
五言句為短句﹐所謂長短句﹐專指五七言句法混合的詩體﹐古樂府雖有句法參
差不齊的﹐還不能稱為長短句。
又汪氏以為唐人工七絕歌詩是詩﹐李白菩薩蠻等作是詞﹐二者既同時並行﹐
故不能謂詞出於詩。這個觀點﹐亦有未妥。五七絕歌詩和菩薩蠻等詞的最初形
式﹐在唐代同樣是樂府歌辭﹐沒有近體詩與詞的分界。以上兩點﹐是汪氏持論
未精審處。
李調元作《雨村詞話》﹐其序言亦談到了詩余﹕
詞非詩之余﹐乃詩之源也。周之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屬十八﹔漢
《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屬五﹔至《短蕭鐃歌》十八篇﹐篇皆長短
句﹐自唐開元盛日﹐王之渙、高適、王昌齡絕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
薩蠻等詞亦被之管弦﹐實皆古樂府也。詩先有樂府而後有古體﹐有古
體而後有近體﹐樂府即長短句﹐長短句即古詞也。故曰﹕詞非詩之余﹐
乃詩之源也。
此文雖然好象完全抄襲汪森的文章﹐但結論卻不同。汪氏以古近體詩為一
個系統﹐古今樂府歌辭為另一個系統﹔而李氏則以為今之詞即古之樂府﹐而古
詩則導源於樂府﹐因此﹐詞非但不是詩之余﹐亦不是古樂府之余。因為詞本身
即同於古樂府﹐而為詩之所從出﹐所以他的結論是詞“乃詩之源也”。基於這
一觀點﹐故李氏視王之渙、高適、王昌齡的歌詩﹐與李白的菩薩蠻等詞﹐同屬
於古樂府﹐這又是和汪氏不同之處。
吳寧作《榕園詞韻》﹐其《發凡》第一條雲﹕
詞肇於唐﹐盛於宋﹐溯其體制﹐則樑武帝 《江南弄》 ﹐沈隱侯
《六憶》已開其漸。 詩變為詞﹐ 目為詩余﹐烏得議其非通論﹖屈子
《離騷》名詞﹐漢武帝《秋風》﹐陶靖節《歸去來》亦名詞﹐以詞命
名﹐從來久矣。由今言之﹐金元以還南北曲皆以詞名﹐或系南北﹐或
竟稱詞。詞﹐所同也﹔詩余﹐所獨也。顧世稱詩余者寡﹐欲名不相混﹐
要以詩余為安。是編仍號《詞韻》﹐從沈去矜氏舊也。
吳氏以為詞出於齊樑宮體詩﹐足當詩余之稱。又以詞為通名﹐凡楚詞、六
歌詞、南北曲﹐皆可稱為詞﹐則無以區別於《花間》、《草堂》形式的詞。因
此﹐他主張以“詩余”為詞的正名庶幾專指這一種文學形式。但是﹐吳氏雖持
此觀點﹐而他的書還不便改名《詩余韻》﹐因為他這部書是在沈去矜《詞韻》
的基礎上改訂的。
按﹕屈宋楚辭、漢武、陶潛的歌賦﹐在文學史上﹐向來用“辭”字﹐而不
用“詞”字。“辭”為文體專名﹐而“詞”則為通名﹐如歌詞、曲詞等。宋元
以後﹐才有人把“楚辭”寫成“楚詞”﹐南北曲在金元間雖然亦稱為詞﹐但至
明清間己逐漸稱之為曲。故“詞”字的涵義﹐在宋代則正在由通名演變為專名﹐
到元明以後﹐則已固定下來﹐自成為一種文學形式的正名﹐不會與楚、漢、金、
元辭曲相混。吳氏主張以“詩余”為詞的正名﹐我們暫且不必討論其當否﹐從
他所說“詩變為詞﹐曰為詩余﹐烏得議其非通論﹖”這句話看來﹐可知他是針
對汪森而說的。汪氏把詩和樂府分為兩個系統﹐他以為詞源於樂府﹐故否定其
為“詩余”﹐吳氏以為詞是從詩衍望\沖傻模□視Φ泵□□笆□唷保壞□撬□?
舉的《江南弄》、《六憶》等卻是齊樑樂府﹐可知他關於樂府與詩的概念是混
淆的。
宋翔鳳《樂府余論》中亦有一段詮釋“詩余”的話﹕
謂之詩徐者﹐以詞起於唐人絕句﹐如大白之清平調﹐即以被之樂
府。太白憶秦娥、菩薩蠻﹐皆絕句之變格﹐為小令之權輿﹐旗亭畫壁
賭唱﹐皆七言斷句。後至十國時﹐遂競為長短句﹐自一字、兩字至七
字﹐以抑揚高下其聲﹐而樂府之體一變﹐則詞實詩之余﹐遂名之曰詩
余。
作者以為詞是從唐人絕句演變而成﹐故應當名為詩余。他並不否定詞的樂
府傳統﹐不過他認為詩變而後“樂府之體一變”﹐這個觀點卻顛倒了。
蔣兆蘭《詞說》有一段關於“詩余”的評論﹕
詩余一名﹐以《草堂詩余》為最著﹐而誤人為最深。所以然者﹐
詩家既已成名﹐而於是殘鱗剩爪﹐余之於詞﹔浮煙漲墨﹐余之於詞﹔
詼嘲褻諢﹐余之於詞﹔忿戾謾罵﹐余之於詞﹐即無聊酬應﹐排悶解醛﹐
莫不余之於詞。亦既以詞為穢墟﹐寄其余興﹐宜其去風雅曰遠﹐癒久
而彌左也。此有明一代詞學之蔽﹐成此者﹐升庵、鳳洲諸公﹐而致此
者﹐實“詩余”二字有以誤之也。今亟宜正其名曰詞﹐萬不可以“詩
余”二字自文淺陋﹐希圖塞責。
此文將“待余”解釋為詩人之余興﹐幾不宜寫入詩中的材料﹐都寫在詞裡。
於是詩保存其鳳雅的品格﹐而詞成為一種庸俗文學。名之曰“詩余”﹐即反映
了詞的品格卑下。蔣氏慨嘆於明詞之所以不振﹐由於明人對詞的認識不高﹐詞
體不被尊重﹐詞鳳也就墮落。因此他反對“詩余”這個名稱﹐其意見恰與吳寧
相反。
況周頤《蕙風詞話》對“詩余”作為另一種解釋﹕
詩余之“憐”﹐作贏余之“余”解﹐唐人朝成一詩﹐夕付管弦﹐
往往聲希節促﹐則加入和氶慰集薷嚏摩{允底痔鈧□□斐晌□省４手?
情文節奏﹐並皆有余於詩﹐故曰詩余。世俗之說﹐若以詞為詩之剩義﹐
則誤解此“余”字矣。
況氏此義講詞的起源﹐仍用朱熹的“易泛聲為實字”之說﹐但他又說詞的
“情文節奏﹐並皆有余於詩”﹐這就兼及到詞的思想內容了。他以為詞的內容、
文辭、音樂性﹐都比詩為有羨余﹐所以名曰詩余。他以“詩之乘義”為誤解﹐
這是針對蔣兆蘭而說的。
從楊用修以來﹐為“詩余”作的解釋﹐以上諸家可以作為代表。他們大多
從詞的文體源流立論﹐承認“詩余”這個名稱的﹐都以為詞起源於詩。不過其
間又有區別﹐或以為源於二百篇之《詩》﹐或以為源於唐人近體詩﹐或以為源
於絕句歌詩。不讚成“詩余”這個名稱的﹐都以為詞起源於樂府﹐樂府可歌﹐
詩不能歌﹐故詞是樂府之余﹐而不是詩之余。亦有采取折中調和論點的﹐以為
詞雖然起源於古樂府﹐而古樂府實亦出於《詩》三百篇﹐因此﹐詞雖然可以名
曰詩余﹐其繼承系統仍在古樂府。綜合這些論點﹐它們的不同意見在一個“詩”
字﹐對於“余”字的觀念卻是一致的﹐都體會為余波別派的意義。
蔣兆蘭、況周頤兩家的解釋是新穎的。況氏對“詩”字的觀念還與宋翔鳳
同﹐對 “余” 字的觀念卻是他的創見﹐不過他的解釋﹐恐怕很勉強﹐蔣氏把
“詩余”解釋為“詩人之余興”﹐這就完全與文體源流的觀點沒有關系。
宋人著作中﹐雖然不見有正面解釋“詩余”的資料﹐但從一些零言斷語中﹐
卻可以發現不少意見﹐為蔣兆蘭理論的來源。《邵氏聞見後錄》有一條雲﹕
晏叔原監穎昌府許田鎮時﹐手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韓少師。少師
報書雲﹕“得新詞盈卷﹐蓋寸有余而德不足者。願郎君損有余之才﹐
補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
這裡所謂“有余痋撬儕O□糾床７親ㄖ敢猩□畬剩□還□廾榔洳徘楦煥觶?
但一百年後﹐王稱為程地垓的《書舟詞》作序文﹐則雲﹕
昔晏叔原以大臣子﹐處富貴之極﹐為靡麗之詞﹐其政事堂中舊客
尚欲其損有余之才﹐豈未至之德者﹐晏叔原獨以詞名爾﹐他文則未傳
也。至少遊﹐魯直則已兼之。
這顯然是誤解了韓少師的話。韓意乃規勸小晏要修德行﹐而不要逞文才。
王氏卻解釋為小晏作詞之才有余﹐而作詩文之才不足。他以為“有余之才”指
詞﹐“未至之德”指“他文”﹐這樣就反映了他的觀點是以詞為詩文之余事了。
黃庭堅序《小山詞》﹐亦說晏叔原之詞﹐乃“嬉弄於樂府之余﹐而寓以詩
人之句法。”他把詞稱為“樂府之余”﹐又以為《小山詞》之不至於墮落到裡
巷俗曲者﹐由於它們還有“詩人之句法。”因此﹐他在下文論定小晏的詞“可
謂狎邪之人雅﹐豪士之鼓吹”。這裡可以見到黃庭堅論詞的觀念﹐他以為詞是
樂府之余波﹐是裡巷俗曲﹐如果象晏叔原那樣用詩人之句法作詞﹐就可以化俗
為雅﹐樂府是詞的形式﹐詩是詞的風格。這樣﹐“詩余”的意義﹐就已微露端
倪了。
此後﹐有一些資料可以合起來探索﹕
“公吟詠之余﹐溢為歌詞﹐有《平山集》盛傳於世。”（羅泌跋
歐陽修《近體樂府》）
“右丞葉公﹐以經術文章﹐為世宗儒。翰墨之余﹐作為歌詞﹐亦
妙天下。”（關注題《石林詞》）
“竹坡先生少幕張右史而師之。稍長﹐從李姑溪遊。與之上下其
議論﹐由是盡得前輩作文關紐﹐其大者固已掀揭漢唐﹐凌歷騷雅﹐燁
然名一世矣。至其嬉笑之余﹐溢為樂章﹐則清麗婉曲﹐是豈苦心刻意
而為之者哉﹖”（孫兢序《竹坡長短句》）
“唐宋詩益卑﹐而樂府詞高古工妙﹐庶凡漢魏。陳無已詩妙天下﹐
以其余作詞﹐宜其工矣﹐顧乃不然﹐殆未易曉也。”（陸遊跋《後山
居上長短句》）
以上諸文﹐雖然都沒有直接提出“詩余”這個名詞﹐但是以作詞為詩人之
余事﹐這一觀念實已非常明顯。至於這個觀念之形成﹐亦有它的歷史傳統﹐孔
仲尼說過﹕“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孔氏的教育目的﹐以培養人的德行為先﹐
其次才是學文﹐故學文是德行的余事。到了唐代的韓癒﹐他是古文家﹐做古文
也做詩﹐不過他說﹔“余事作詩人。”作詩成為學文的余事了。從此以後﹐詩
人作詞﹐詞豈非詩人之余事麼﹖蔣兆蘭解釋“詩余”﹐與歷代諸家的解釋不同﹐
他也沒有引証宋人這一類言論﹐使人以為他是逞臆而談﹐為詞的地位卑落打抱
下平。其實﹐我認為﹐他的解釋是有根據的﹐符合於宋人對詞的觀念的。“詩
余”正是詩人之余事﹐或說余興亦可﹐並不是詩或樂府的余派。
現在可以弄清楚﹕在北宋時﹐已有了詞為“詩人之余事”的概念﹐但還沒
有出現“詩余”這個名詞。南宋初﹐有人編詩集﹐把詞作附在後面﹐加上一個
類目﹐就稱為“詩余”﹐於是這個名詞出現了。但是﹐這時候﹐“詩余”還不
是詞的“又名”﹐甚至﹐這個時候﹐連“詞”這個名詞也還沒有成立。隻要看
上文所引幾條資料中﹐凡講到詞這種文學形式的地方﹐邵伯溫稱“長短句”﹐
黃庭堅稱“樂府之余”﹐羅泌、關注稱 “歌詞” ﹐孫兢稱“樂章”﹐陸遊稱
“樂府詞”。惟有王偁的《書舟詞序》中稱“叔原獨以詞名爾”﹐這裡才用了
“詞”字﹐但這個“詞”字還不是文學形式的名詞﹐而隻是“歌詞”、“曲子
詞”的省文。
再後一些時間﹐書坊商人把名家詩文集中的“詩余”部分抄出﹐單獨刊行﹐
於是就題其書名曰“某人詩余”﹐詞選集也就出現了《草堂詩余》、《群公詩
余》等等書目。這時候﹐“詩余”二字還不能單獨用﹐其前面必須有主名ㄐ밿
明這是某人的“詩之余事”。整個南宋時期﹐沒有人把做一首詞說成做一首詩
余。
直到明代﹐張蜒作詞譜﹐把他的書名題作《詩余圖譜》﹐從此以後﹐“詩
余”才成為詞的“又名”。從楊用修以來﹐絕大多數詞家﹐一直把這個名詞解
釋為詩體演變之余派﹐又從而紛爭不已﹐其實都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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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淵明有一張沒有弦的琴﹐作為自己的文房玩物。人家問他﹕“無弦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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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掉遠方是否可有出路 忘掉世間萬千廣闊土地 * 一天加一天 每分耕耘
忘掉夜裡月黑風高 忘掉命裡是否悲與喜 * 汗與血
踏雪過山雙腳雖漸老 霧裡看花一生走萬裡 * 粒粒皆辛酸 永不改變
但靠兩手一切達到 但已了解不變道理 * 人定勝天
見面再喝到了熏醉 風雨中細說到心裡 是與非過眼似煙吹 笑淚滲進了老井裡
上路對唱過客鄉裡 春與秋撒滿了希冀 夏與冬看透了生死 世代輩輩永遠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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