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講 六朝時之志怪與志人
上次講過﹕一、神話是文藝的萌芽。二、中國的神話很少。三、所有的神話﹐沒有長篇的。四、《漢書》《藝文志》上載的小說都不存在了。五、現存漢人的小說﹐多是假的。現在我們再看六朝時的小說怎樣﹖中國本來信鬼神的﹐而鬼神與人乃是隔離的﹐因欲人與鬼神交通﹐於是乎就有巫出來。巫到後來分為兩派﹕一為方士﹔一仍為巫。巫多說鬼﹐方士多談煉金及求仙﹐秦漢以來﹐其風日盛﹐到六朝並沒有息﹐所以志怪之書特多﹐像《博物志》上說﹕
“燕太子丹質於秦﹐……欲歸﹐請於秦王。王不聽﹐謬言曰﹐‘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嘆﹐烏即頭白﹐俯而嗟﹐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卷八《史補》）
這全是怪誕之說﹐是受了方士思想的影響。再如劉敬叔的《異苑》上說﹕
“義熙中﹐東海徐氏婢蘭忽患羸黃﹐而拂拭異常﹐共伺察之﹐見掃帚從壁角來趨婢床﹐乃取而焚之﹐嫂即平復。”（卷八）
這可見六朝人視一切東西﹐都可成妖怪﹐這正就是巫底思想﹐即所謂“萬有神教”。此種思想﹐到了現在﹐依然留存﹐像﹕
常見在樹上掛著“有求必應”的匾﹐便足以証明社會上還將樹木當神﹐正如六朝人一樣的迷信。其實這種思想﹐本來是無論何國ㄐ撳k焙蚨加械模□還□罄唇□□孛揮邪樟恕５□泄□購蓯Ⅰ?
六朝志怪的小說﹐除上舉《博物志》、《異苑》而外﹐還有幹寶的《搜神記》﹐陶潛的《搜神後記》。但《搜神記》多已佚失﹐現在所存的﹐乃是明人輯各書引用的話﹐再加別的志怪書而成﹐是一部半真半假的書籍。至於《搜神後記》﹐亦記靈異變化之事﹐但陶潛曠達﹐未必作此﹐大約也是別人的托名。
此外還有一種助六朝人志怪思想發達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輸入。因為晉﹐宋﹐齊﹐樑四朝﹐佛教大行﹐當時所譯的佛經很多﹐而同時鬼神奇異之談也雜出﹐所以當時合中﹐印兩國底鬼怪到小說裡﹐使它更加發達起來﹐如陽羨鵝籠的故事﹐就是﹕
“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臥路側﹐雲腳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為戲言﹐書生便入籠﹐……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為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中具肴饌。……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暫喚之……’……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
此種思想﹐不是中國所故有的﹐乃完全受了印度思想的影響。就此也可知六朝的志怪小說﹐和印度怎樣相關的大概了。但須知六朝人之志怪﹐卻大抵一如今日之記新聞﹐在當時並非有意做小說。
六朝時志怪的小說﹐既如上述﹐現在我們再講志人的小說。六朝志人的小說﹐也非常簡單﹐同志怪的差不多﹐這有宋劉義慶做的《世說新語》﹐可以做代表。現在待我舉出一兩條來看﹕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痋慼T保ｎ砩稀兜灤舋□罰?
“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衣﹐諸君何為入我□中﹖’”（卷下《任誕篇》）
這就是所謂晉人底風度。以我們現在的眼光看去﹐阮光祿之燒車﹐劉伶之放達﹐是覺得有些奇怪的﹐但在晉人卻並不以為奇怪﹐因為那時所貴的是奇特的舉動和玄妙的清談。這種清談﹐本從漢之清議而來。漢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議論政事﹐其初在社會上很有勢力﹐後來遭執政者之嫉視﹐漸漸被害﹐如孔融﹐禰衡等都被曹操設法害死〔1〕﹐所以到了晉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議論政事﹐而一變為專談玄理﹔清議而不談政事﹐這就成了所謂清談了。但這種清談的名士﹐當時在社會上卻仍舊很有勢力﹐若不能玄談的﹐好似不夠名士底資格﹔而《世說》這部書﹐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書。
前乎《世說》尚有《語林》﹐《郭子》﹐不過現在都沒有了。而《世說》乃是纂輯自後漢至東晉底舊文而成的。後來有劉孝標給《世說》作注﹐注中所引的古書多至四百余種﹐而今又不多存在了﹔所以後人對於《世說》看得更貴重﹐到現在還很通行。
此外還有一種魏邯鄲淳做的《笑林》﹐也比《世說》早。它的文章﹐較《世說》質樸些﹐現在也沒有了﹐不過在唐宋人的類書上所引的遺文﹐還可以看見一點﹐我現在把它也舉一條出來﹕
“甲父母在﹐出學三年而歸﹐舅氏問其學何所得﹐並序別父久。乃答曰﹕‘渭陽之思﹐過於秦康。’（秦康父母已死）既而父數之﹐‘爾學奚益。’答曰﹕‘少失過庭之訓﹐故學無益。’”（《廣記》二百六十二）
就此可知《笑林》中所說﹐大概不外俳諧之談。
上舉《笑林》﹐《世說》兩種書﹐到後來都沒有什麼發達﹐因為隻有模仿﹐沒有發展。如社會上最通行的《笑林廣記》﹐當然是《笑林》的支派﹐但是《笑林》所說的多是知識上的滑稽﹔而到了《笑林廣記》〔2〕﹐則落於形體上的滑稽﹐專以鄙言就形體上謔人﹐涉於輕薄﹐所以滑稽的趣味﹐就降低多了。
至於《世說》﹐後來模仿的更多﹐從劉孝標的《續世說》──見《唐志》──一直到清之王□所做的《今世說》﹐現在易宗夔所做的《新世說》等﹐都是仿《世說》的書。但是晉朝和現代社會底情狀﹐完全不同﹐到今日還模仿那時底小說﹐是很可笑的。因為我們知道從漢末到六朝為篡奪時代﹐四海騷然﹐人多抱厭世主義﹔加以佛道二教盛行一時﹐皆講超脫現世﹐晉人先受其影響﹐於是有一派人去修仙﹐想飛升﹐所以喜服藥﹔有一派人欲永遊醉鄉﹐不問世事﹐所以好飲酒。服藥者──晉人所服之藥﹐我們知道的有五石散﹐是用五種石料做的﹐其性燥烈──身上常發炎﹐適於穿舊衣──因新衣容易擦壞皮膚──又常不洗﹐蝨子生得極多﹐所以說﹕“捫蝨而談。”飲酒者﹐放浪形骸之外﹐醉生夢死。──這就是晉時社會底情狀。而生在現代底人﹐生活情形完全不同了﹐卻要去模仿那時社會背景所產生的小說﹐豈非笑話﹖
我在上面說過﹕六朝人並非有意作小說﹐因為他們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樣的﹐統當作事實﹔所以《舊唐書》《藝文志》﹐把那種志怪的書﹐並不放在小說裡﹐而歸入歷史的傳記一類﹐一直到了宋歐陽修才把它歸到小說裡。可是志人底一部﹐在六朝時看得比志怪底一部更重要﹐因為這和成名很有關系﹔像當時鄉間學者想要成名﹐他們必須去找名士﹐這在晉朝﹐就得去拜訪王導﹐謝安一流人物﹐正所謂“一登龍門﹐則身價十倍”。但要和這流名士談話﹐必須要能夠合他們的脾胃﹐而要合他們的脾胃﹐則非看《世說》﹐《語林》這一類的書不可。例如﹕當時阮宣子見太尉王夷甫﹐夷甫問老莊之異同﹐宣子答說﹕“將毋同。”夷甫就非常佩服他﹐給他官做﹐即世所謂“三語掾”。但“將毋同”三字﹐究竟怎樣講﹖有人說是“殆不同”的意思﹔有人說是“豈不同”的意思──總之是一種兩可、飄渺恍惚之談罷了。要學這一種飄渺之談﹐就非看《世說》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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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孔融（153─208） 字文舉﹐東漢末魯國（今山東曲阜）人。
曾任北海相﹐後因反對曹操﹐為曹操所殺。禰衡（173─198）﹐字正平﹐東漢末平原般（今山爾臨邑）人。因反對曹操被送至劉表處﹐劉表又將他送至黃祖處﹐終為黃祖所殺。
〔2〕 《笑林廣記》 清遊戲主人輯。笑話集﹐四卷﹐分古艷、腐流、形體、閨風等十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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