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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Gespenster (乾屍) 看板: DPP
標題: [轉錄][轉錄]中國二十年來的對臺政策是失敗的
時間: Fri May 19 01:02:3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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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hCK (Kitsch!!(ALGEBRAIC)) 看板: F.Future
標題: [轉錄]中國二十年來的對臺政策是失敗的
時間: Thu May 18 17:51:56 2000
作者: 民主之聲 于 2000 年 5 月 2 日 01:58:18 (h52.s99.ts32.hinet.net)
二十年來的對臺政策需要檢討
蕭喜東
一﹑二十年來的對臺政策是失敗的
形勢的無情發展﹐已經迫使人們面對一個現實﹕我國領導人二十年來試圖解決臺灣問題的政策﹐是徹底失敗的。如果這一點在有些人那裡還有疑問的話﹐且讓我們回顧一下有關基本事實﹕
二十年來﹐我國領導人的對臺政策沒有贏得臺灣島上的人心。這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事實。二十年來﹐不僅沒有贏得人心﹐而是逐漸失掉民心﹐中國政府在臺灣民眾心目中的形象每況愈下﹐在今天降至最低點。十幾年前﹐當臺灣民眾剛剛開始有機會訪問大陸或接觸來自大陸的信息時﹐他們或者出于對國民黨反共八股宣傳的逆反心理﹐對新中國社會帶著一種敬意和好奇心理﹐或者出于對國民黨腐敗黑暗統治的厭惡﹐他們希望在祖國大陸看到一個光明﹑溫暖﹑精神上清潔健康的社會－－總之﹐一個與臺灣社會完全相反的社會﹔在八十年代﹐臺灣的書攤上出現了祖國大陸的
學術書籍﹐追求進步的臺灣青年以看大陸書籍﹑認識簡體字為榮﹐臺灣青年候德建﹑林毅夫投奔大陸﹐就是一種象征。然而﹐隨著八十年代出現的﹑後來愈演愈烈的對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否定和丑化﹐也隨著中國大陸學習“臺灣模式”的發展經驗﹐臺灣的社會弊病也出現在大陸﹐並且愈演愈烈﹐甚至趕超臺灣﹐祖國大陸在臺灣民眾中的形象越來越差﹐到九十年代﹐發生了根本的質變﹕仿佛過去國民黨對祖國大陸的一切污蔑宣傳都被來自大陸的信息所證明是真實的。臺獨思潮在九十年代的膨脹﹐是和祖國大陸在臺灣島內的感召力的喪失緊緊相聯的。
如果說“臺灣民眾”的提法過于籠統的話﹐我們可以具體看﹐二十年來﹐我國領導人的對臺政策﹐在臺灣各個政治派別﹑各個社會階級﹑各個省籍族群中﹐都達到了什麼感召效果。總的來說﹐是一無所成﹐甚至適得其反。臺灣主要的政黨和政客﹐包括被長期“寄望于”的臺灣統治集團﹐無一認同“一國兩制”﹐幾乎全都將兩岸關系定位于“兩國論”或類似的表述﹐這已經被他們各自的立場表態所證明了。再看社會各階級。被中國領導人所重視﹑拉攏的臺灣大中資產階級﹐其實是臺灣資產階級中最國際化﹑最買辦化的部份﹐他們對中國的內心態度﹐完全和國際上最反華的
美日統治者站在一起。臺灣的中產階級處在自由主義和西方民主的意識形態統治下﹐他們把中國政府和解嚴前的國民黨的腐敗獨裁統治完全等同起來﹐因而不認同任何形式的“統一”。作為人數最多的下層民眾﹐他們在過去二十年中從未是我國領導人爭取的對象﹐他們中有很多人受族群法西斯主義和臺獨“民粹主義”宣傳的蒙蔽﹐更不理解“一國兩制”﹐在兩次臺灣“總統大選”中﹐把選票投給李登輝和陳水扁。再來看不同的省籍族群。臺灣的本省人被臺獨勢力宣傳為“中國外來政權”的受害者﹐在缺少有效的﹑針對性的言論回擊之下﹐他們接受了這種宣傳﹐不認同祖國大
陸﹐而近十年來﹐臺灣的很多外省人也接受了這種宣傳﹐產生了“外來壓迫者”的罪責感﹐因此﹐為了解脫自己﹐在擁護臺獨時表現得比本省人更積極。
即使是在臺灣認同統一的團體和派別中的右派或中間派﹐對我國領導人的具體對臺政策也非常不滿﹐他們親眼目睹這種政策在臺灣的失敗。比如﹐具有統派觀點的《海峽快訊》評論到﹕“從鄧小平到江澤民﹐一成不變表面上‘寄希望于臺灣人民’實質上是更寄希望于國民黨上層與一些投機政客的對臺政策手段﹐即使不是完全破產﹐也已經是在此次臺灣選舉中碰得頭破血流。”①（先後被鄧小平﹑江澤民接見過的李遠哲便是這樣一位投機政客）最後﹐臺灣還有一小部分反帝﹑關心工農的進步團體﹐他們主張統一﹐反對臺灣成為美日帝國主義圍堵中國大陸的工具。比如﹐臺
灣勞動黨的綱領這樣寫到﹕“有過光輝歷史的臺灣人民革新運動﹐唯有在經由第一期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第二期追求新民主主義變革目標﹐到第三期國家統一﹑兩岸人民共同追求社會主義理想的歷史推演中﹐才能最終完成臺灣人民革新運動長達一世紀的歷史任務。”然而﹐這又與我國領導人的“一國兩制”－－“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臺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相矛盾。由于二十年來從未對代表工農利益的統派予以支持﹐這部分勢力已經被嚴重削弱。
總之﹐二十年來的對臺政策的兩大中心內容﹐即“一國兩制”的和平橄欖枝﹐與“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的軍事威懾﹐對臺灣島內無論是統治者還是民眾﹐都沒有奏效﹕
“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沒有得到臺灣社會任何階層﹑任何團體的理解﹐沒有爭取到任何同盟和朋友﹐反而被國民黨統治者和臺獨勢力所看穿﹐被他們當成中國領導人不急于統一﹑沒信心﹑沒能力統一的證明﹔而“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的聲明﹐不但沒有威嚇住臺獨勢力﹐反而因此在民意戰上輸給臺獨政客﹐使他們的政治行情一再漲價﹐臺灣民眾也沒有因為武力威脅而回心轉意﹐反而更加和祖國大陸離心離德﹐使兩岸隔閡﹑誤解加深。
再來看二十年來為實現祖國統一創造了那些國際條件。二十多年前﹐祖國統一存在著極其有利的國際條件﹕中國在國際上是第三世界的道義領袖﹐我們的朋友遍天下。解放臺灣﹑回歸社會主義祖國是“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這一當時世界大潮流的題中應有之義。在當時﹐臺灣是美國政府手中的麻煩﹐而不是中國政府手中的麻煩。這些﹐都是新中國建國以來獨立自主的革命外交政策的果實。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情況完全顛倒了過來﹐新中國的崇高外交形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諂媚強權﹑嫌貧愛富﹑短見勢利的“實用主義”外交﹐在世界各地和臺灣統
治集團以金錢爭奪外交的結果﹐是到處被動挨打﹐隨時隨地都要擔驚受怕地提防臺灣統治集團的銀彈外交﹑過境外交﹑升旗外交﹐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在和西方政府的交往中﹐中國領導人更是處處被動挨打﹐臺灣問題反而成了美國政府時刻敲詐中國的王牌。
最後一個基本事實是﹐二十年來﹐我國領導人在統一問題上的思想﹑語言優勢喪失殆盡。二十多年以前﹐國民黨當局象害怕洪水猛獸一樣害怕臺灣同胞接觸大陸的人民﹑書刊﹑思想﹐中國的社會變革﹑思想意識甚至影響到西方國家﹐轉而影響那裡的臺灣留學生﹐造就了保釣﹑追求統一的進步一代。今天﹐情況也顛倒過來了﹕我國領導人不敢理直氣壯地為自己的社會制度作辯護﹐臺灣政客在那裡假惺惺地聲稱“自由民主統一中國”﹐而我國領導人卻只能說﹕“只要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什麼都可以談”。其次﹐我國領導人對二十年來臺灣社會的巨大變化茫然無知﹐對臺獨意識
形態不去做調查研究﹐以想當然的方式去理解﹐報刊上連篇累牘的批判文章﹐隔靴搔癢﹐自說自話﹐通常批不到點子上。《海峽快訊》評論道﹕“（大陸）對臺單位競相出版豪華而又重覆但不知對象何在的對臺宣傳刊物﹐不斷接待反反覆覆都是相同的以鼓吹統一為業的政客﹑學者﹐一成不變地提出同樣的宣傳論調﹐以致相當多的臺灣民眾感到反感。”②
總之﹐二十年來﹐祖國統一的各方面工作﹐不是進步了﹐而是退步了﹐並且退到了一個面臨國土分裂的極其危險的地步。目前﹐有關對臺政策的爭論﹐絕大部分歸結于﹕
是依靠“和平談判”﹐還是依靠“武力解決”這兩個選擇﹐或者說﹐是“主和派”與“主戰派”之爭。然而﹐這裡的看法是﹕把全部策略歸結為這兩個選擇﹐這件事本身﹐正是二十年來對臺政策失敗的高度寫照。本文的觀點﹐既不支持“主和派”﹐也不完全支持“主戰派”﹐而是從兩種觀點所都忽視了的角度看問題﹐從而認識到﹕“和”與“戰”﹐不過是問題的現象﹐而不是問題的本質﹐正如同解放戰爭中﹐北平和平解放﹐與天津經過戰斗解放﹐一“戰”一“和”﹐盡管形式不同﹐而本質上是相同的。而二戰中蘇軍出兵東歐﹐與一九六八年蘇軍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盡管
形式上都是戰﹐而本質上則是相反的。本文所要做的﹐就是透過現象﹐研究本質。盡管對臺政策失敗的徵兆﹐是最近幾年才顯露出的﹐然而﹐本文下面的分析指出﹐失敗的深刻原因必須追究到二十年前開始的對臺政策的轉向。下面﹐分別就五十年來前三十年與後二十年統一臺灣的策略﹑相關外交政策﹐以及思想宣傳戰略幾方面分析。
二﹑一國兩制﹕是解放人民﹐還是收回領土﹖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一九七八年制訂的憲法中規定﹕“臺灣是中國的神聖領土。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僅僅四年後﹐在又一部新的憲法中﹐“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這一句被刪掉了﹐變成了﹕“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
變化是從一九七九年發表的《告臺灣同胞書》﹐和一九八一年葉劍英的《進一步闡明關于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開始的。在這兩個文件中﹐“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這句有三十年歷史的口號消失了﹐代之以“臺灣回歸祖國”﹑“和平統一”。
這個變化的實質是什麼﹖這就必須回顧一下新中國之所以要解決臺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出發點。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在帝國主義侵略下一直處于四分五裂的狀態。實現中國統一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現代民族國家﹐產生于戰爭與革命﹔它的邊界﹐更多情況下是被戰爭與革命所界定﹐而不完全是由自然的﹑歷史的﹑語言的和種族的因素所界定。這本是一個基本常識。因此﹐二十世紀中國的統一﹐並不是完全基于自然歷史傳承﹐而是和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分不開﹐因而也和中國革命中人民的空前解放分不開。一九四七年十月﹐毛澤東親自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宣言》﹐第一次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宣言》莊重宣告﹕“本軍作戰目的﹐迭經宣告中外﹐是為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在今天﹐則是實現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內戰禍首蔣介石﹐組織民主聯合政府﹐借以達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總目標。”③後來﹐解放軍渡江南下﹑攻克每一省﹑每一片國土﹐都不是單純軍事意義上的攻城掠地﹐而是以解放那裡的人民為主旨﹐其內容包括﹕聯合各被壓迫階級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懲辦戰犯﹑肅清貪官污吏﹑沒收官僚資本﹑廢除封建土地所有權﹑承認少數民族的平等自治權利等。這一宗旨見于解放戰爭的所有
有關文件﹑命令之中﹐包括《國內和平協定》﹑《向全國進軍的命令》等﹐並在全國各地執行。一個特殊的情形是﹕一九五一年為了和平解放西藏﹐在有關協議中規定﹕“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④盡管如此﹐新中國建國領袖的長遠目標仍然是著眼于最廣大的西藏群眾的利益﹐使他們能翻身解放。
對于臺灣問題﹐新華社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就發表了題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的社論。在後來的二十九年內﹐解決臺灣問題﹐一直是以《國內和平協定》八條二十四款所規定的懲辦戰犯﹑廢除偽法統﹑沒收官僚資本﹑實行土地改革﹑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等作為公開的准則的（無論是和平方式還是戰爭方式）。解放臺灣﹐實際上和在中國大陸上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也緊密相關﹕必須消滅殘余敵軍﹑將人民公敵捉拿歸案﹑摧毀反動派反攻倒算的基地。要想將革命進行到底﹐就必須解放臺灣。只有在“告別革命”的情況下﹐才不需要以“解放臺灣”﹐而僅僅是以領土回歸
的形式統一祖國。
然而﹐一九七九年的《告臺灣同胞書》正是這樣一種政策轉向。實現祖國統一的理由﹐不再是在中國全境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而是訴諸于遠古的民族神話和歷史主義的民族認同﹕“如果我們還不盡快結束目前這種分裂局面﹐早日實現祖國的統一﹐我們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何以自解于子孫後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屬黃帝子孫﹐誰願成為民族的千古罪人﹖”
一九八一年葉劍英的《進一步闡明關于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提出的九項條件﹐更闡明了沒有新民主主義革命內容的“臺灣回歸祖國”的圖景﹕
“國家實現統一後﹐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臺灣地方事務。
臺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國外的經濟﹑文化關系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
這兩條本身就包含著明顯的自相矛盾﹕首先﹐任何現行社會﹑經濟制度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懂得辯證法的共產黨人更不應不了解這一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可以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可以和平演變成資本主義﹔一種制度會轉變到它的反面。這些變革都不是一紙協議﹑一道行政命令就能夠規定的。其次﹐頗有諷刺意味的是﹕葉劍英的講話﹐恰在臺灣高雄事件（又稱“美麗島事件”）發生後不久﹐國民黨當局的軍警憲兵剛剛殘酷鎮壓了紀念世界人權日的群眾集會。而取締﹑改編國民黨軍隊警察的法西斯體制﹐正是當時臺灣黨外運動和民主運動的訴求之一。
葉劍英的九條方針不久有了一個正式的稱呼﹐這就是“一國兩制”。它的另一個高度概括的表述就是﹕“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臺灣的資本主義制度﹐實行長期共存﹐共同發展﹐誰也不吃掉誰。”⑤“你搞你的資本主義﹐我搞我的社會主義﹐井水不犯河水。”這個表述中的邏輯問題也不少﹐比如﹕臺灣當局是否承認自己是“資本主義制度”﹖“中華民國憲法”和國民黨黨綱裡並沒有這一條。社會制度是由階級關系決定的﹐而現代民族國家就是主導階級（或階級聯盟）的最高意志的表現。
那麼﹐“一國兩制”中的“國家”﹐代表誰的最高意志﹖資本主義是一種世界體系。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裡﹐尚容不得與社會主義“長期共存﹐共同發展”﹐豈能容得在一個國家裡﹖
這裡﹐更關鍵的疑問在于﹕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區別﹐不僅僅是（甚至主要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別﹐而是分屬兩大國際陣營之別﹕中國屬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陣營﹐這個陣營包括在戰後掙脫帝國主義世界統治的薄弱環節而獨立的亞非拉國家﹐而臺灣則屬于戰後“美利堅帝國征服下的和平”秩序和新殖民主義國際冷戰體系內的一員。這才是中國大陸和臺灣互相對立﹑互相排斥的“兩制”的根本性質。在美國秩序軌道上和體系內的國家和地區﹐有資本主義社會﹐也有半殖民地﹑半封建﹑官僚買辦的社會﹐臺灣更接近于後者。如果真要搞“一國兩制”﹐那就等
于要在一個中國內﹐包容下兩個互相對抗的國際體系﹕既包容美國所不能容忍的“共產主義制度”﹐又包容美國半個世紀以來為了圍堵﹑絞殺“共產主義制度”而經營的反共﹑反民族解放的冷戰前哨﹐還讓它們“長期共存﹐共同發展﹐誰也不吃掉誰”﹗當然﹐我們知道﹐中國大陸正在以迫不及待的速度“與國際接軌”﹐這個明顯的矛盾今後也許就不再成為矛盾了。（不過﹐同在美國軌道上的中國﹐就不會是一個國家﹑也不會是兩個國家了﹐而是七個﹑八個或更多。）
容易看出﹐“一國兩制”並不是一個實質統一的方針﹐而是一個形式上一國兩制﹑實質上一中一臺的方針﹐或者說﹐是一個明統暗獨﹑隱性臺獨﹑實質臺獨的方針。這在臺灣朝野政客眼中﹐是看得很清楚的。既然如此﹐他們就要追求貨真價實的臺獨﹐而為什麼要退而求其次呢﹖在臺灣普通民眾眼中﹐“一國兩制”也沒有任何吸引力﹐因為如上所述﹐它不是一個解放人民﹑為人民謀利益的綱領﹐而僅僅是一個維護版圖（而且僅僅是在形式上）﹑維護統治者面子的綱領。“一國兩制”的實施方式﹐明確表明是在統治者和統治者之間作交易﹐而沒有兩岸民眾的發言權利。
“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和“一國兩制”的本質區別﹐就在于﹕統一祖國的目的﹐是解放人民﹐還是僅僅完成領土回歸﹖這裡﹐有必要回答兩個可能的質疑﹕即“解放臺灣”是一個極“左”的口號﹐會引起臺灣同胞的反感﹐其次﹐臺灣民眾大都過上了小康生活﹐根本不需要中國大陸去“解放”。回答是﹕“解放臺灣”不是極“左”的口號﹐而是一個實事求是﹑聯系群眾的戰略﹐它把統一的最終目的﹐落實到為人民謀利益的原則上來﹐解放臺灣﹐不是要在臺灣馬上推行社會主義﹐而是要在臺灣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不僅不同于空洞的﹑極“左”的教條主義﹐更不同于那
種本來已經偏離社會主義﹐但還要口頭上堅持“社會主義”旗號﹐而實際上大搞官僚資本主義﹑賣國主義的形“左”實右。我們繼續往下分析﹐就能看出﹕解放臺灣立足于走群眾路線﹐而一國兩制寄希望于統治者﹑精英階層。而“臺灣民眾不需要中國大陸去‘解放’”的觀點﹐顯然是和有關“臺灣經濟奇跡”的大量宣傳﹐以及大陸八﹑九十年代學習臺灣模式有關。這裡﹐且摘引一段曾參與臺灣民主運動的夏潮聯誼會出版的《海峽》雜志對“臺灣奇跡”的分析﹕
“戰後臺灣資本主義發展的所謂‘經濟奇跡’﹐是‘（國府）國家機器－外來資本－民間企業’三方面的同盟﹐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吞吐系統下﹐經由對臺灣的自然﹑生態﹑勞動者進行最肆無忌憚﹑最不知限制的剝削完成的。……臺灣工人階級﹐為臺灣的經濟繁榮﹐付出了這些重大代價﹕
一﹑長期僅僅足以維持工人自身和其家族最低生活所需的低工資和低生活水平。
二﹑普遍的‘無成就’﹑‘無前途’﹑‘貧困’﹑‘自卑’﹑‘社會地位卑微’意識﹐和急速經濟成長社會中‘成功’﹑‘立業’﹑‘幸福’﹑‘富裕’﹑‘舒適’標准﹐形成強烈的對比。
三﹑長期生活在人格不被尊重﹑人權沒有保障﹑勞動者缺少社會和生活保障﹑整個資本主義工業體系中缺乏工人福利觀念和支出的結構下。
四﹑工人階級沒有自己的文化生活﹐在知識和文化上無法進步﹐並任消費社會最低俗文化如色情﹑賭博﹑酗酒……長期摧殘。”⑥
由于對“四小龍”模式的吹捧和宣傳﹐人們忘記了﹕在臺灣﹐即使在這些西方“自由世界”的宣傳櫥窗裡﹐也存在著一個受壓迫﹑受剝削﹑被邊緣化的廣大的下層﹐在資本主義蹂躪下﹑在全球化的沖擊下的勞苦階層﹑農村﹑婦女﹑少數民族﹐不但沒有奔小康﹐而是處于“發展”的“犧牲品”的地位﹐他們對現存體制和統治者滿懷仇恨和詛咒。其實這也是八十年代臺灣民主運動的重要動力之一。只有放棄了階級分析的觀點﹐“解放”才成為一個毫無意義的名詞。
一個國家對其領土行使完整的主權﹐意味著﹕將自己的治國理想﹑社會制度﹑文化精神的領導權建立在其領土之上。不提這些﹐就無資格談什麼統一。統一的關鍵﹐是需要完成一個社會革命的使命。這裡﹐絕不是在主張﹕統一祖國﹑解放臺灣﹐意味著在臺灣推行社會主義。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解放臺灣﹐既不要求在大陸﹑也不要求在臺灣馬上搞社會主義。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買辦資本主義的統治﹐這個任務﹐在今天的臺灣﹐並沒有真正完成。
三﹑二十年來臺灣的演變和二十年來對臺政策
二戰結束前﹐臺灣是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二戰結束後﹐臺灣又落入國民黨官僚買辦的統治之下﹐更被納入美國的東亞政治﹑軍事﹑經濟體系﹐實質上是美國的新殖民地﹐特別是在思想意識上﹐“幾乎已經沒有一個地方象臺灣一樣﹐不論在朝在野﹐那樣地對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缺少批判的人士﹐而對于美國的一切﹐還懷抱著跡近幼稚的幻想。”⑦其次﹐臺灣在實行土地改革之後﹐社會上還帶著大量的﹑強烈的封建社會殘余﹐蔣家王朝繼續著獨裁專制﹐黑社會與官﹑商勾結﹐橫行霸道﹐高山族同胞﹑客家人等弱勢群體遭受體制性的民族壓迫和歧視﹐總之﹐這是一個反封建
革命遠遠未完成的社會﹐是一個帝﹑封﹑官三座大山壓迫下的悲情之島。
值得探討的是﹕如何看待從七十年代末到今天臺灣社會的巨大變遷﹖臺灣社會的性質是什麼﹖毫無疑問﹐蔣介石死後﹐臺灣黨外運動﹑社會抗議運動﹐具有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性質。但是﹐對這場民主運動的領導者﹐對它和國際體系的關系﹐對這場運動的政治後果﹐都應作詳細的階級分析。
從一九七七年開始﹐臺灣黨外運動和其他各種政治異議分子的抗議運動迅速發展﹐並在全島串連。在這個龐雜的抗議運動中﹐既有反蔣親美﹑自由主義傳統的傳承（如五十年代的《自由中國》和“中國民主黨”）﹐也有反帝的﹑工農大眾的愛國主義的傳承﹐這部分力量繼承臺灣民眾黨﹑臺灣民眾抗日斗爭﹑臺灣共產黨的左翼傳統﹐在八十年代初﹐成立了勞工法律支援會﹐一九八九年成立了勞動黨。抗議運動中﹐也存在著以“住民自決”為口號的一小部分人﹐然而﹐這種聲音在一開始遠遠不是主流﹐毋寧說﹐它是一種海外舶來品﹕“臺灣人意識或臺灣民族概念﹐最初是在
海外形成﹐尤其以在北美中產階級臺裔移民為甚。”⑧抗議運動的共同訴求是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包括其反共的戒嚴令。作為黨外運動的主要刊物《美麗島》在一九七九年創刊時﹐它的編輯包括蘇慶黎﹑呂秀蓮這樣截然不同的人物⑨﹐前者是代表工農進步立場的黨外雜志《夏潮》﹑《海峽》等雜志的總編﹐後者後來蛻變成為日本殖民統治涂脂抹粉的敗類。後來成為民進黨領袖的黨外運動人士黃信介﹐在《美麗島》發刊詞中寫到﹕“我們認為﹕在歷史轉捩點的今天﹐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讓民主永遠成為我們的政治制度﹐是在臺灣一千八百萬人民對中華民族所能作的最大
貢獻﹐更是我們新生代追求的方向。”這和後來一些民進黨內的臺獨言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從一九七七年臺灣社會運動的興起﹐到一九八七年國民黨當局取消戒嚴令﹐是臺灣社會和政治體制發生關鍵性演變的時期。這期間﹐各種各樣的群眾性運動﹐如﹕勞工運動﹑學生運動﹑環保運動﹐婦女運動﹑消費者運動﹑返鄉運動等等﹐在臺灣發展。每當反對國民黨專制的抗議出現在街頭﹐經常會有國民黨的流氓打手﹐或者所謂右翼“民族主義”青年團體﹐出來大打出手﹐他們以所謂“反臺獨”﹑“反共”為借口﹐鎮壓社會運動人士﹐維護國民黨統治。這情景﹐中國人民是熟悉的。這個階段﹐令人想起解放戰爭期間﹐在國統區爆發的反飢餓﹑反內戰的人民運動﹐那時﹐
中國共產黨不但領導著武裝斗爭﹐也聲援支持並直接領導著國統區第二戰場上的爭取民主的斗爭。反觀八十年代﹐我國領導人沒有抓住機會﹐不但單方面放棄了對臺灣國民黨當局的武裝斗爭﹐更沒有聲援和支持臺灣社會的反國民黨專制的民眾運動﹐而是對臺灣社會正在發生的迅速變化麻木不仁﹐無動于衷﹐另一方面抱著無限的幻想﹐對國民黨統治集團頻頻友好喊話。一九九二年﹐早已是一具政治僵尸的“中華民國”修改了“憲法”﹐使得被我國領導人寄予厚望的“臺灣當局堅持一個中國”的“共同立場”一朝傾覆﹐單方面對國民黨當局進行統戰的對臺政策終于顯露出危機的
跡象。
臺灣民主運動中代表大眾階層和愛國主義的力量﹐沒有得到我國領導人的任何聲援和支持﹐也沒有條件得到中國廣大民眾的支持﹐勢單力薄﹐喪失了臺灣民主運動的領導權。另一方面﹐我國領導人把統戰工作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和國民黨當局談判﹐這對正在和國民黨當局斗爭的臺灣民主運動和一般臺灣民眾﹐產生了巨大的異化﹑疏離作用。如同在一九八九年政治風波時運用粗暴手段﹐將很多學生及其同情者推向自由化陣營﹐錯誤的對臺政策也把大量的臺灣民眾推向反感和對立的立場。臺獨勢力和李登輝在這方面﹐技高一籌﹐他們借機把臺灣民眾對歷史上國民黨反動統治的
仇恨﹐轉化為本省人對外省人的省籍仇恨﹐再把省籍仇恨轉化為“臺灣人”對“中國人”的仇恨。因此﹐可以說﹐臺灣民主運動的領導權﹐最終落入了臺灣資產階級內的買辦階層﹐他們把臺灣民主運動加以閹割和誤導﹐注入族群狂熱和族群仇恨﹐最終蛻變為附庸帝國主義的民族分裂運動。
毛澤東說過﹕“沒有共產主義運動﹐到共產主義是不可能的。”同樣﹐沒有人民群眾的統一運動﹐達到祖國統一也是不可能的﹐正如同﹕沒有解放區的土改運動﹐沒有國統區的人民運動﹐建立新中國也是不可能的。八十年代臺灣的民主運動﹐實際上是臺灣民眾自己解放自己的努力﹐是“二‧二八”臺灣人民起義的繼承者﹐它具有發展出解放戰爭時期國統區人民運動那樣的潛力。缺少了必要的支持和配合﹐這個潛力就不能發揮出來。然而﹐當時我國領導人的對臺政策﹐不但不是去支持和配合﹐而是在往相反的方向用力﹕去支持和配合國民黨當局﹐將國民黨當局當作唯一的
談判對象﹐並把反對臺獨的希望寄托在國民黨當局身上。然而﹐國民黨當局恰恰是臺獨思想的祖師爺﹕反攻大陸失去希望後的最佳選擇﹐難道不是“中華民國在臺灣”嗎﹖一個依賴美日支持的買辦當局﹐難道會真心回歸中華民族大家庭嗎﹖臺獨的種種反共﹑反華言論﹐難道不是繼承蔣家王朝的一貫宣傳嗎﹖
二十年來對臺政策的錯誤的實質是﹕沒有走群眾路線﹐而是一廂情願地走了一條單方面聯合統治者﹑聯合少數精英政客的狹隘路線﹐這條狹隘路線越走越窄﹕最開始寄希望于蔣經國﹐而忽視了臺灣民主運動中的各種力量﹐然後是寄希望于李登輝﹐卻被李登輝大加玩弄了一番﹐接著又寄希望于宋楚喻﹑連戰﹐現在也落了空﹐最後只好淪落到寄希望于陳水扁的可憐地步﹐然而﹐這條路線走下去﹐在未來等待著的﹐是更多的被玩弄﹑被欺騙﹐直至最後徹底破產。
四﹑外交政策
也許﹐和對臺灣島內政策的失敗相比﹐外交政策錯誤的影響要更大。具體說﹐就是對美外交存在著根本性的問題。由于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這一點﹐這裡僅扼要舉例點明幾個問題。
有關中美關系和臺灣問題﹐存在著一些流行說法。一曰﹕李登輝是“國際社會的‘麻煩制造者’”和“中美關系發展的絆腳石”。在李登輝拋出“兩國論”之後﹐外交部長唐家漩和駐美大使李肇星分別對美方表白這一點。九月十六日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再次稱李登輝為“國際社會的‘麻煩制造者’”﹐不久前中國政府發表的臺灣問題白皮書又重復了這個說法。這個說法﹐包括兩個潛臺詞﹕（一）李登輝又來搗亂了﹐我們不得已只好加劇兩岸緊張關系﹐一下子造成了國際問題﹐讓西方友邦驚詫﹐給“國際社會”的貴族院老爺們惹了麻煩。（二）李登輝給我們中國
帶來麻煩不要緊﹐更嚴重的問題是﹕他影響了我們“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這就影響到了您們美國﹐妨礙了美國的利益﹐這事情就鬧大了﹗
如果不是按這樣的潛臺詞去理解﹐就很難理解了。白皮書裡不是提到﹕公然允許李登輝訪美﹑炮制《加強臺灣安全法》﹐還企圖將臺灣納入戰區導彈防御系統﹐這些不是分明說明美國是臺獨﹑李登輝的總後臺﹐怎麼一下子它又成了臺獨﹑李登輝的受害者呢﹖這種說法的荒謬﹐就如同說﹕在美國內戰中﹐南方叛軍是美英關系發展的絆腳石﹔就如同在抗日戰爭年代說﹕滿洲國的溥儀皇帝是中日關系發展的絆腳石﹐南京偽政府的汪精衛是中日關系發展的絆腳石。
是優先反對民族分裂﹑實現中國統一﹐還是優先發展和一個以支持民族分裂﹑阻礙中國統一為法律的國家的外交關系﹖答案應該是很清楚的。這裡﹐我們不妨重溫一下新中國在建國之初的外交方針。一九四九年初﹐毛澤東在西柏坡用生動的語言說﹕我們這個國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個家庭來講﹐它的屋內太臟了﹐柴草﹑垃圾﹑塵土﹑跳蚤﹑臭蟲﹑虱子什麼都有。解放後﹐我們必須認真地清理我們的屋子﹐從內到外﹐把那些臟東西通通打掃一番﹐好好加以整頓。等屋內打掃清潔﹑乾淨﹐有了秩序﹐陳設好了﹐再請客人進來。中國共產黨在一四九年一月十九日作出的關
于外交問題的決定中認為﹕“許多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帝國主義政府﹐是幫助國民黨反動政府反對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的。因此﹐我們不能承認這些國家現在派在中國的代表為正式的外交人員﹐實為理所當然。我們採取這種態度﹐可使我們在外交上立于主動地位﹐不受過去任何屈辱的外交傳統所束縛。”因為帝國主義國家“決不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關于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承認問題﹐不但現在不應急于去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後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于解決”。
如果對今天形勢有個比較清醒的估計﹐那麼﹐應該認識到﹕外來勢力支持煽動下的民族分裂主義﹐又把中國搞得比較臟了。這個外來勢力﹐正是美國政府。一方面要反對臺獨﹐另一方面﹐又要和為臺獨撐腰的美國政府建立戰略夥伴關系﹐這如何可能呢﹖
第二種流行說法曰﹕希望美國政府切實履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關于臺灣問題的各項原則和自己作出的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的莊嚴承諾。然而﹐這類聲明﹐不知是政治家們保面子﹑下臺階的手段﹐還是真心實意的對外交涉。任何人都知道﹐美國政府一九七九年通過﹑簽署的《臺灣關系法》﹐才是美國對臺政策的基石﹐是美國承擔“保衛臺灣安全”義務的根據﹐是阻撓中國統一的最根本障礙。“三個聯合公報”在美國政府眼裡其實根本一錢不值﹐美國總統裡根在“八‧一七公報”簽字後不久﹐就告訴國會議員們﹐這一公報並無約束力﹐只是一紙可以修改的美國政策聲明。現在
美國國會裡的很多議員壓根不知道“三個聯合公報”的存在。臺灣問題的白皮書說﹕“美國一再違反自己在‘八‧一七公報’中對中國作出的莊嚴承諾﹐不斷向臺灣出售先進的武器和軍事裝備。”這從美國政治體制的角度看﹐實在是非常可笑的本末倒置﹕假如任何一個美國總統不去違反“對中國作出的莊嚴承諾”﹐那就違反了對美國法律－－《臺灣關系法》的莊嚴承諾﹐就會遭到國會的彈劾﹐就會下臺﹑甚至遭到起訴。
臺灣問題﹐無論是它的歷史淵源﹐還是目前危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美帝國主義的插手干涉。特別是戰後以來﹐美國政府從五十年代起一手制造“臺灣地位未定論”﹑簽署《美臺共同防御條約》﹐到後來推出的《與臺灣關系法》﹐其政策實質就是將臺灣納入其軍事防御線之內﹐半個世紀來始終如一。解決臺灣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反對美帝侵略的問題﹐無論是和平解決﹐還是戰爭解決﹐都繞不開直接和美國政府對抗﹕美國政府現在侵犯著我們的主權﹐我們要麼在談判中迫使它放棄對中國主權的侵犯﹐要麼以戰爭手段擊敗它的軍事干涉﹐二者必居其一﹐別無他途。
五﹑語言﹑輿論與宣傳
在今天西方國家越來越依靠其文化思想和意識形態的軟力量實行統治的時代﹐輿論和宣傳等工作變得愈加重要。然而﹐我國領導人為解決臺灣問題而展開的輿論宣傳工作﹐從各方面衡量﹐都是災難性的失敗。
“一國兩制”的統一方針﹐包含著幾個明說的或不便明說的前提﹕它的出發點是維持臺灣社會現有狀況不變﹐因為臺灣社會的“資本主義制度”是成功的﹐是優于祖國大陸社會主義的制度﹐因而無需加以改造﹐最好“保持不變”。其次﹐我國領導人對即使是僅有形式上的﹑缺乏實質的統一﹐也沒有自信心和緊迫感﹐實際上是處于一種安于不統不獨現狀﹑得過且過﹑但求無事的心態﹐只有國土分裂的危險逼到面前時﹐才被迫採取緊急措施。這樣﹐國土統一缺乏了社會變革的最根本目標﹐缺乏了對臺灣社會﹑對國民黨當局的合法性的批判立場﹐使得對臺政策的寶最後全部壓
在一件事之上﹐這就是所謂“對臺動武”。
且來看“對臺動武”這種提法的致命缺陷。這裡﹐“對臺”仿佛意味著戰爭是針對著整個臺灣社會﹑整個臺灣民眾的﹐對統治者和臺灣民眾完全不作區分﹐把國民黨統治集團﹐當成“臺灣地方政府”﹐當成整個臺灣社會的代表。這種語言﹐從臺灣民眾的角度看﹐是頗具諷刺意味的﹕在很長時間內﹐臺灣民眾自己從未把國民黨統治集團當成自己的代言人和代表﹐而是把它當成戰後來到臺灣大搞貪污腐敗﹑榨取民脂民膏﹑和臺灣民眾對立的強盜集團。而中國大陸方面的“對臺動武”言論﹐倒是把臺灣統治者和民眾綁在一起﹐使臺灣民眾在心理上和統治當局走得更近。
二十年前的“解放臺灣”的方針﹐是把戰爭的矛頭對准國民黨統治集團一小撮﹐而把廣大的受國民黨當局壓迫的臺灣民眾﹐當作解放戰爭的同盟軍。正如同在解放戰爭中﹐國統區的人民運動﹐是英勇作戰的人民解放軍的同盟。臺灣民眾的斗爭配合﹐是“解放臺灣”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一旦人民解放軍登上祖國寶島﹐就會出現大軍南下江南時所同樣出現的情景﹕人民群眾簞食壺漿﹐夾道歡迎﹐踴躍參軍﹐歡慶解放的到來。而在今天“對臺動武”的場景中﹐臺灣民眾只是一個被動的﹑承擔戰爭損失和犧牲的角色。我國領導人在講話﹑社論中﹐以戰爭的災難警告臺灣民眾﹐
強烈暗示統一戰爭會給他們帶來災難痛苦﹐請他們運用他們的“政治智慧”﹐來防止統一戰爭的到來﹐而不是要他們盼望祖國正義之師的早日到來﹗這樣﹐武力威攝的對象﹐變成了臺灣民眾﹐而不是臺獨政客﹐而臺獨政客在兩次“總統大選”中﹐反而都從我國領導人的“武力威攝”中獲得漁利。
自從國共內戰于一九四六年全面爆發以來﹐共產黨政權和國民黨政權之間的關系﹐就是法統與叛亂的關系﹐而不是什麼“中央政府”與“地方當局”的關系。無論從國共哪一方的角度看﹐都是如此。然而﹐二十年來﹐我國領導人不再把臺灣國民黨統治集團當作叛亂的匪幫﹐而是所謂“地方當局”。然而﹐一個政府堅持對一個地區不放棄使用武力﹐卻又不強調該地區統治者的叛亂性質﹐這在國際政治﹑國內政治的慣例上都是難以解釋的。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宣布臺灣當局是叛亂集團﹐會人為地加劇兩岸的緊張局勢﹑引起臺灣民眾的反感心理。乍看上去是這樣﹐其實﹐只要進行充分的輿論工作﹐其效果應恰恰相反﹕這裡面的關鍵就是要把臺灣當局和臺灣的老百姓作嚴格的區分﹐一方面充分尊重臺灣民眾當家作主﹑管理臺灣的願望﹐另一方面指出﹕臺灣當局死心塌地充當外國勢力的附庸和走卒﹐從而無法真正滿足臺灣民眾的這種願望。一般來說﹐主權政府必須盡快平定叛亂集團﹐其首要原因就是﹐叛亂集團涂炭當地民眾﹐主權政府有責任解脫他們的苦難﹐因而﹐國家統一的一個主要內容應是為當地民眾擔
當起主權政府的義務﹐為他們謀利益。
中國領導人說﹐他們“既寄望于臺灣人民﹐也寄望于臺灣當局。”然而﹐他們不了解﹐這兩者只能取其一﹐因為這兩者是互相矛盾的。“寄望于臺灣當局”﹐就意味著忽視臺灣人民的權利和聲音﹐只和統治集團和精英政客打交道。“寄望于臺灣人民”﹐則意味著把壓迫臺灣人民的臺灣當局當作叛亂集團對待﹐真正以主權政府的姿態﹐區別對待臺灣統治集團和臺灣民眾﹐否認臺灣當局對臺灣民眾的統治的合法性－－只有這樣做﹐才有可能爭取到臺灣民眾對主權政府的認同。
簡單片面的“對臺動武”的提法﹐產生了惡劣的宣傳效果。語言和輿論的力量是驚人的﹐有時能起到比殺人武器還利害的作用。我國領導人的“使用武力”的說法﹐到了港臺和海外中文媒體﹐就變成了“對臺動武”﹐顯然﹐中國話裡“動武”一詞﹐讓人聯想到“動粗”﹑“撒野”等惡棍的形象﹐在這裡﹐我國領導人所作的“決不是針對臺灣同胞的”解釋﹐就被根本忽略了。試舉一例﹕由海外“民運”人士主辦的“多維網”轉載《溫哥華太陽報》二月二十九日報導中國臺灣問題白皮書時﹐中國政府的立場被描述成﹕“如果它認為關于兩岸統一的談判進展不夠快或者缺乏誠
意﹐北京有權攻擊臺灣及其二千三百萬人民。”
為什麼我國政府看上去合情合理的立場﹐仁至義盡的條件﹐到了西方媒體那裡﹐就變成了青面獠牙﹑窮兵黷武的形象呢﹖這裡面﹐當然有西方媒體的有意歪曲﹐但是我國領導人自己輿論技巧的欠缺是內因。這裡可以比較一下北約國家是怎麼做的。在北約開始轟炸南聯盟的前夕﹐西方主流媒體充斥著這樣的宣傳﹕米洛舍維奇正在實行種族滅絕暴行﹐人道主義危機中的科索沃仰望著西方的拯救﹐軍事干涉一刻也不能等了﹐只有北約的人道主義行動才能挽救巴爾干的和平。我們可曾看到“北約對南聯盟動武”的詞句﹖沒有。人道主義干涉﹑穩定巴爾干幾乎成了北約對南聯盟動
武的眾口一致的代用語。
看來﹐僅僅懂得使用武力﹐而不懂得為使用武力必須創造出相應的政治條件和輿論條件﹐仍是成事不足的。這就是《孫子兵法》所說的﹕“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結語
臺灣問題正在走向危機。危機的到來﹐也同時能夠帶來轉機﹐它迫使人們去思考有關問題﹐檢討過去的政策﹐它將迫使領導層不得不開放有關公共政策的辯論﹐使社會各界長期以來被壓抑﹑被排斥的聲音﹐能夠發表出來﹐而不再是由領導人及其少數官方智囊和學者來控制政策議程。這個過程﹐已經開始了﹐也必定隨著危機的成熟﹐而逐漸展開﹑擴大。
目前﹐公共輿論中流行的解決臺灣問題的思維定式﹐所提出的關鍵問題﹐即﹕“和平解決﹐還是動武解決﹖”或“早打還是晚打﹖”﹐都無法成為真正解決臺灣問題的框架﹐因為它們恰恰是二十年來對臺政策遭到挫敗的生動見證﹐是被錯誤的戰略思想所誤導進的兩難式選擇陷阱。一旦政策辯論能夠充分展開﹐人們就會遲早認識到這一點。
本文所提出的將“解放臺灣”與“一國兩制”進行對比的分析框架﹐就是為了超越“和﹑戰”兩個選擇的思維方式﹐以考察二十年來臺灣問題發展到今天危機邊緣的地步的真正原因。只有如此﹐才能認識到﹕“和﹑戰”兩個軍事上的選擇﹐必須統一在一個正確的政治立場和工作方法之下﹐不然﹐無論是“和”還是“戰”﹐都會繼續碰壁﹕“和”很可能是“和”了闖進家門的強盜﹐而喪失了自己的同胞和盟友﹐“戰”也搞不清為何而戰﹑與誰作戰﹐難免滑入單純軍事觀點和對先進武器的崇拜﹐在貌似強大的敵人的面前﹐必然會中途妥協﹑失敗。
分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搞清楚為何打仗﹐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斗爭中所關注的首要問題﹐也是武裝斗爭取得勝利的關鍵。明確我方的正義﹐敵人的不正義﹐區分統治者和被統治的人民﹐這決不僅僅是一些空洞的﹑無法操作的抽象原則﹐而是在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實踐中得到各種生動體現的克敵制勝的法寶﹕人民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優待俘虜政策﹑改造戰犯政策﹑人民戰爭﹑人民大眾為主力軍的統一戰線﹑敵佔區的人民運動﹑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這些中國革命的傳家寶﹐一定能夠發揮出比先進武器還重要的作用。
當一個革命政黨還執著于最初的革命理想﹑保留著革命精神和革命傳統時﹐它的一切政策方針的出發點是群眾利益和人民的解放。這也是為什麼新民主主義革命在祖國大陸取得全面勝利後很長一個時期﹐共產黨堅持“解放臺灣”的口號。當一個革命政黨不注意克服它的官僚化傾向﹑喪失革命理想和朝氣蓬勃的精神時﹐就會走上脫離群眾﹑“告別革命”的道路﹐民族的解放﹐人民的解放﹐乃至人類的解放的理想﹐就會顯得和執政者的官僚主義和“務實”態度那麼格格不入。無疑﹐對臺政策的失敗是和二十年來其他各方面政策和總體路線的失誤乃至失敗緊密相關的。反省對
臺政策的同時﹐也必然要求我們去思考總體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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