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月 Cheers雜誌 文／陳孟珠
他們的特質，讓人很難抗拒，讓人不知不覺就想親近、聊開來。就像他們的作品《無米樂
》，很真、很感人，在樸實無華的影像中傳遞了想法和哲學。
「直到現在為止，我對《無米樂》還是沒信心，許多人認為我們是在『講瘋話』。
我自己也很喜歡在觀眾席中問大家：你為什麼喜歡這部片，我也很想知道答案。每個人
都說阿伯阿姆很可愛，但感動人的電影那麼多，我相信一定有什麼牽動到他們。」
這是紀錄片《無米樂》兩位導演顏蘭權和莊益增的開場白。
儘管這部紀錄片已獲得2004年台灣紀錄片雙年展首獎、南方影展不分類首獎／觀眾票選獎
、金穗獎優等獎、台北電影節媒體推薦獎與百萬首獎的雙料肯定，並且創造出國片少有的
500萬票房，『叫好叫座』這4個字，我還是覺得好遠，」顏蘭權靜靜的說。
這是顏蘭權第2部較廣為人知的紀錄片作品，也是第一次與導演莊益增合作。雖然名為
合作，但莊益增始終認為自己是被拉下水的，「誰叫她是我的查某？！當然要幫她啊，」
人稱「莊子」的莊益增用一口鄉土流利的台語誇張的形容，一定是因為大學時期認識了
顏蘭權，自己才從過去的白淨小生變成現在這副「外勞」模樣。顏蘭權也承認當初是她
拜託莊益增來幫忙，只是幫著幫著，卻有了這令人驚豔的作品。
顏蘭權認為自己算是「衝動型」的紀錄片導演。像第1部紀錄片《地震紀念冊》，就是
當初在921地震後看到報導的新聞片段，「覺得（電視）框框之外一定還有其他東西，
攝影機背著就下去拍了，」顏蘭權表示，《無米樂》則是因為接了文建會的案子，
到台南縣後壁鄉拍攝一部宣導短片，碰上這群可愛的農村人，覺得這些人快要走了，
這些景色快要消失了，得有人留下些什麼，替他們發出聲音。「對於下一部片要拍什麼，
我不會做周詳的計畫，重要的是引起衝動的感覺。」
禁忌與奇蹟
顏蘭權半開玩笑的說，《無米樂》犯了紀錄片幾大禁忌：農民（相較於比較強勢的是勞工
、原住民、性別、宗教）、老人（相對於年輕人和小孩的娛樂性）、過長的時間、
沒有衝突點也不煽情。「會有這樣的熱烈回應還真的是奇蹟，」顏蘭權認為，拍這部片時
她並沒有設定自己是觀眾，她是涉入其中、跟被拍攝者有情感的，但沒想到觀眾的情緒
竟然跟自己一樣。「一個導演會想要去交代觀眾的情緒，當我們決定放棄觀眾的情緒，
用自己的感覺來呈現這部片子時，不知道為什麼反而抓住觀眾的情緒？」
公共電視節目《紀錄觀點》製作人馮賢賢也不只一次用「奇蹟」2字來形容《無米樂》的
成功，因為實在很少有一部紀錄片可以在電視頻道播出2次、全國巡迴影展之後，
再上院線還是成功。身為國內唯一紀錄片播放節目《紀錄觀點》製作人，馮賢賢分析
《無米樂》成功的原因，除了導演們在這部片中將生命情境、生命哲學詮釋得很好，
導演們的創作安排讓這部片「好看」也是關鍵。「人們的觀影經驗是最直接的，如果攝影
畫面不美、沒有陳明章的音樂、沒有阿伯唱歌，這部片還會好看嗎？」和顏蘭權認識、
合作已有5年的馮賢賢指出，紀錄片導演通常由於經費不足，得身兼導演、攝影、配樂等
工作，因此在美學或音樂處理上都不會是最專業的表現。「但他們這次在《無米樂》
進步很多。」
和導演莊益增同為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學生、同時也是《無米樂》的攝影之一，
張光宗則分享了他從一位同行、也是工作人員的看法。「能拍到這些如此自然真實的對話
與反應，關鍵在於導演們和阿伯阿姆的互動，」張光宗形容，兩位導演一個溫柔、
一個鄉土，很得老人家的緣，他們也願意花整整15個月的時間和農民們相處，最終讓
受訪者不在意攝影鏡頭，可以自然的對談、生活，也才能捕捉到老農民們珍貴的生命哲學
。「如果換做是別人來拍，和受訪者的互動方式又不一樣了，阿伯阿姆可能就會很客氣，
也有所保留。」馮賢賢也語帶佩服與珍惜的說，兩位導演性格執著，願意吃苦耐勞做
蹲點拍攝，深入、持久的記錄一群人物，是最難能可貴的。
思考，與哲學
對於導演們的優異表現，顏蘭權與莊益增倒是謙虛的表示，「與其說我們是導演，不如說
阿伯阿姆是導演，我們被他們引導的力量非常明顯。」「我們只是工具而已，」
導演莊益增不假思索的簡短回答。
談起工作之外的生活，兩位導演也坦白的令人驚訝，「我們沒有自己的生活，今天我要
拍你，我每天看的是你，腦袋裡想的也都是你的影像。」即使結束拍攝工作，這種情緒
仍然持續著。顏蘭權表示，當《無米樂》拍完之後，她卻有一種空空的感覺，「我一直
期待能跟他們呼吸一樣的空氣，感受一樣的情緒，但我有嗎？我真的有做到嗎？當稻穗
在成長，我眼睛看到的是阿伯的喜悅而已，還是我自己真的感受到那種成長的喜悅？」
顏蘭權甚至用自我反省的字眼來描述這段過程。
顏蘭權善於思考，其來有自。
15歲就立定志向要走影像這條路，顏蘭權的國中生活是在二輪電影院中度過。她為了
看電影蹺課蹺得凶、從國一之後就再也沒交過作業，「老師說我是最好的學生，因為我
繳補習費那天一定會到，但之後人就不見了，」顏蘭權笑著回憶。後來從商專插大時選擇
念東吳大學哲學系以及雙修社會系，也完全是考慮到要打好哲學的底子，才能做為將來
從事影像創作的基礎。這些決定對於當時小小年紀的顏蘭權，似乎有些早熟。大學就是
一頭長髮的顏蘭權，給同學的印象就是愛思考愛討論的女孩。經常跟著社會系、哲學系的
討論研究課程，辯論人生哲學。
「我父親是位哲學家，」顏蘭權緩緩回憶，父親只是一個在台灣電力公司上班的小員工，
卻善於觀察、思考日常生活的各種現象。「他經常跟我聊一些很深奧的問題，對於那時才
16、7歲的我來說其實是很痛苦的，」顏蘭權表示，父親經常和她探討生命的意義，甚至
父親在最後因罹患癌症病逝之前，還平靜的問她，「為什麼我走了你要傷心難過呢？」「
你說，對我而言這樣是不是很殘酷？」顏蘭權反問。
雖然殘酷，但毫無疑問的是，父親開啟了顏蘭權思考的能量。「這些過程是很好的刺激，
家人不一定會支持我想做的，但也不會給我壓力。」顏蘭權表示，從大二那年開始她就
吵著畢業後要出國念電影，本來家人是不認同的，但她相信最終「成不成功是一回事，
不斷訴說是另一回事」。從15歲開始顏蘭權不斷告訴自己和家人、朋友們自己的夢想，
她也的確一直往同一方向去。東吳大學畢業之後，遠赴英國雪菲爾（Sheffield）大學
完成電視電影製作碩士，同時結束了一段大學感情。
回國之後，卻意外的重拾與莊益增的因緣。雖然莊益增自嘲長得像恐怖份子、送快遞的，
又或是外籍勞工，但對於思考這件事，也同樣早熟。
出生屏東里港的莊益增，是道地的香蕉農子弟。從小就安靜、不食人間煙火，也沒有
現實感，到了升大學的年紀，便同樣思考起「生命的意義」之類的問題，因此也同樣來到
東吳哲學系，造就了和顏蘭權相遇的時空。
不同的是，和顏蘭權對於影像工作的熱情與意志力比起來，莊益增顯得格外冷調。
「我是個沒有靈魂的人，」莊益增經常掛在嘴邊，說自己是個虛無的人。他拒絕工作，
因為替這個社會工作會為自己感到委屈，不想貢獻自己的能力繼續扶持這個資本主義的
社會。當你試圖挖掘、拼湊他的性格，你會發現他是個「沒有線的人」，讓你無從依循。
兩個人個性看似南轅北轍，其實卻互補得恰到好處。顏蘭權擅長溝通，採訪時多由她發言
；平時顏蘭權粗枝大葉，安排、規畫行程則由莊益增負責。兩人默契十足。
台灣紀錄片的困境
你知道嗎？《無米樂》在電影院中的放映，都是發行公司自己去租投影機來放、也沒有
做過專業的混音工程，導致用電視播放的畫質比在電影院還來得好。「要把帶子轉錄成
電影院播放的film（膠捲）格式還需要100萬，我們沒有經費，」製作人馮賢賢一語說出
台灣紀錄片製作資金不足的嚴重性。雖然她強調，顯然觀眾並不在意影片的畫質，仍然
受到這些人物的感動，但經費不足使得創作者經常被迫在品質上做妥協。
導演顏蘭權則是注意到國內紀錄片另一個特有的現象。「台灣的紀錄片導演似乎頭上都有
著光環，他們儼然是弱勢族群的代言人，」顏蘭權表示，即使是在紀錄片大本營的英國，
也沒有這樣的現象。「如果有機會，我一定讓我的被拍攝者站出來。觀眾感動的是他們，
不是導演，為什麼會把所有的感動與掌聲都給導演？」顏蘭權開心的表示，只要阿伯阿姆
出現在放映會上，就沒人要理導演啦，看著他們忙著為觀眾簽名，觀眾真正看見的是他們
而不是導演，「這才是紀錄片應該要表達出來的，不是要讓大家知道這個導演有多厲害。
」
最終的瘋狂版
最後，回憶起當初影片拍攝結束，進入後製剪接的階段，顏蘭權透露一開始也曾經困在
紀錄片應該要有的框框裡，「於是一群很有趣的人被剪到很無趣」，連自己都看不下去。
兩位導演於是放下手邊工作，坐著聊起阿伯阿姆的點點滴滴，為什麼喜歡他們，喜歡他們
講的哪些話，有哪些好笑的事，隔天就決定要剪一個「瘋狂版」的《無米樂》。
「順著影像走，最後我發現剪輯片子是取悅我自己。」
即使有些觀眾不懂紀錄片和其他電影不同的地方，提出諸如「導演腳本寫得真棒」或
「導演選這3個演員真會演」等令人啼笑皆非的另類讚美，至少那表示有愈來愈多觀眾願意
嘗試接觸紀錄片，有愈來愈多人能認同顏蘭權和莊益增替這群農民們發出的聲音，
那是一種對生命厚度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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