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本報記者何定照 2007.11.13
若把一八九五年全球第一部影片「佛萊‧奧特的噴嚏」視為紀錄片，紀錄片至今已有一百
一十二年歷史。然而在台灣，紀錄片近年才從小眾口味躍升為全民運動，甚至比許多劇情
片都更具人氣和市場。
曾幾何時，台灣觀眾對真實的興趣勝過虛構？從「無米樂」導演顏蘭權所說的拍片初衷，
也許可一窺端倪：「我們本來想拍替弱勢發聲的片，要談台灣加入WTO後的農民困境，只
是片子拍著拍著，覺得有生命的人真可愛，人的角色越來越大，最後終於變成『無米樂』
瘋狂版！」
確實如此。當「無米樂」的崑濱伯談起眼睛為什麼會瞎，自省「可能是以前賣花生時，有
留著一些泥土或曬得不夠乾，老天才懲罰我」，並結論「我以後要更誠心拜天，作得更好
」時，有什麼會比這位七十五歲阿公這樣質樸而驚人的推論，更凸顯台灣農民的無辜處境
？
又如「黑暗視界」中寫信給自己的弱視生，當他以微弱視力緊貼著信，念道「我希望我的
眼睛不要失明，希望不要全盲，祝我身體健康」，有多少人能不動容？
現代人生活世界何其小，看不到其他地方的人群，紀錄片則以其真實之姿，告訴你這些人
確實存在。
在「飆紀錄Live夜」座談上，顏蘭權說，「無米樂」剛上演時，曾被批「消費農民」，然
而，「當熱潮消褪，改變也慢慢出來」。崑濱伯的孩子因為這部片，更了解自己的父親；
崑濱伯種出的後壁米如今遠近馳名，去年還成了冠軍米；後壁鄉成了觀光景點，大家的生
活都普遍提升。
但這些都不夠。正如「無米樂」另一位導演莊益增所說，當時拍「無米樂」，是覺得台灣
北部都不知道中南部在作什麼，所以選擇後壁鄉「呈現台灣農民的尊嚴」。但他沒料到的
是，如今只有後壁鄉受矚目，其他農民處境都未改善，「這不是我樂見。」
誠然，紀錄片從不是改革社會的直接途徑，但它可以是個觸發。而要怎麼讓這些珍貴的素
材能發揮更長久的效應，是身為觀眾的我們該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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