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傳奇 費勇、鍾曉毅◎合著
扎根嶺南
他在嶺南求學、工作、成名，他的青春與夢想植根於嶺南的山水之中。
梁羽生在嶺南大學讀的是國際經濟。
然而，他的興趣卻在文史。
他的朋友、老師中有好幾位文史專家。從前的老師簡又文就在嶺大任教。他們
常常聚首，縱論詩詞，吟風弄月，相互唱和。還有冼玉清教授、金應熙先生，都與
梁羽生有過交往。
梁羽生在嶺大的四年，正是中國歷史的重大轉折期，仿佛暴風雨的前夜，既有
當前無邊的黑暗，又有暗藏的光明若隱若現。每一個中國人都面臨著嚴峻的選擇。
在北方，學生們走上街頭，反獨裁、要民主的口號淹沒了平靜的校園。這是一
個無法平靜地在書院作學問的年代，愛國的激情必須轉化成行動──直接而堅決的
行動，才能獲得認同。
在那樣一個時刻，學習國際經濟能夠做什麼？前景是渺茫的。
年輕的梁羽生那時候在想什麼？我們不得而知。但從他當時的詞作及日後的作
品中可以推測，他該是一名抱有強烈愛國情懷的青年知識分子，向往著祖國的和平
與繁榮。
1949年，中國的命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梁羽生就在那一年到達香港，進入《大公報》工作。這是一家左派的報紙。自
此以後，梁羽生的立場，一直傾向於新生的人民共和國。
為此，他與恩師簡又文的關係逐漸疏遠，政治干預了人際交往。他們中斷來往
長達十幾年，直到文革後期，才重續前緣。據說，梁羽生還動員身為台灣立法委員
的簡又文，獻出一件很受珍視的廣東古物給廣州市。
考古界有「天南金石貧」的說法，隋代的碑石在廣東相當稀有，流傳下來的只
有四塊，其中劉猛進碑被簡又文收藏，簡氏非常珍視，曾把自己的寓所稱為「猛進
書屋」。他自稱將這塊碑石帶到了香港，引起了台灣當局的注意，試圖說服簡氏將
此碑石獻給台灣當局。
七十年代初期，簡又文告訴梁羽生：碑石埋在廣州故居的地下。梁羽生勸他獻
給國家，他同意了，一方面要廣州的家人獻碑，一方面送了個拓本給台灣。
國民黨當局為了挑撥離間，其「中央社」發出報導，說簡又文向台灣獻出了原
碑，以使大陸方面以為簡獻的碑石是假的。梁羽生也是到後來才弄清真相。
梁羽生和冼玉清教授之間的友情也很值得一提。洗玉清是嶺南著名的詩人、畫
家，曾任教於嶺南大學，與梁羽生結為忘年交。
1965年5月，她已染病臥床，卻仍惦記著梁羽生的腸胃病。在一封交割稿件的
信中，細細為他分析病症：
xx老友：
十四大函及稿件收到。稿不合用則退，如此老老實實最好。茲又附上《佛
山秋色之起源》一篇，我在醫院太閒而寫的，如不合亦退可也。
你賦性忠厚而坦摯，近世罕見。必須養好身體，才能盡其所長。關於你的
「拉肚」，我很掛心。萬不可任其拖延下去。我曾問過我的主治醫生，據
云：此是消化系統病，必要尋出原因，才有辦法。常見原因有如下……
我疑你的病必係第四種。過於疲勞剛抵抗力不足，而百病叢生矣。望認真
小心葆愛。……
冼玉清1965.5.1
發出此信五個月以後，這位傑出的女詩人便與世長辭了。
老師們的博學、關愛，為這位作客嶺南的異鄉人帶來了力量與溫情。異鄉也漸
漸地與他的的生命融為一體，成為他的另一個故鄉。
還有許許多多年輕的朋友，在志同道合的交往中塑造著全新的生活。
梁羽生在《大公報》期間，曾與金庸同事，這兩位武俠大師未成名前的相遇實
在令人尋味。他們當時一起談武俠，一起下圍棋，一起寫文章，雖然談不上如何親
密，卻也算是同道中人。
梁羽生在香港幾十年，不是在報社作編輯，就是作專業的寫作人。如果沒有武
俠小說，他很可能只是一個普通的文人或編輯，靠寫一點短文章打發歲月。
與金庸、古龍相比，梁羽生的生活道路顯得平淡無奇，他過的是一種閒散的寫
作生活。除了文字工作，就只是養養花，下下棋，讀讀書，聊聊天。
也許，梁羽生的性格比較適於作學者，難怪他在成為一代武俠名家後，還會感
嘆：「青春歲月都在刀光劍影中虛度了。是該埋怨朋友還是埋怨自己呢？話說回來
，我疏懶成性，天資亦薄。不寫武俠小說，其他方面也未必能成就，還是該埋怨自
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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