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傳奇 費勇、鍾曉毅◎合著
史
浮現在梁羽生筆底的風雲兒女，帝王將相，許多都是歷史上的真人真事。
歷史是什麼？
可能只是一塊石碑，一堆瓦礫，一些埋在地下的物事……無聲地訴說著那已經
消逝的一切。
可能是許許多多的文獻記錄，在時間的流轉中，不斷地被改寫著。
歷史的逼真是注定的不可能，殘存的事物不會言說，而言說的文字永遠無法抵
達當時的情境。
情境是無法再現的。
然而，人類總是喋喋不休地談論著歷史，摹寫著歷史，而且都以為自己的方式
是最真實的，最忠於歷史的。
文學以它自己獨特的形態書寫歷史。當文學以歷史素材為題材時，最能顯現自
身的特色。文學並不企求描述再現真實的歷史事件，它只不過借歷史來表現作家的
情感。更確切地說，文學中的「歷史」，一經作家的藝術加工，就必然具有超越歷
史本身的意義，而與時代或與作家的個性發生緊密的聯繫。讀者並不能從文學中去
把握歷史的真實，讀者從文學中得到的，大多是審美的喜悅。
所以，亞里士多德這樣說：「歷史家和詩人的差別不在於一用散文，一用韻文
，……兩者的差別在於一敘述已發生的事，一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因此，詩比歷史
更富於哲學意味、更高。因為詩所描述的事帶有普遍性，歷史則敘述個別的事。」
但任何歷史文學都具有雙重關係，「一方面與歷史有關，另一方面與日常現實
有關」。批評家的責難也往往在於：這部歷史文學作品脫離史實，或不符合史實。
歷史的真實是歷史文學的基本原則嗎？歷史文學首先是歷史呢？還是文學？這都是
令人困惑的問題。
如果我們將歷史文學首先看作是文學的話，那麼，我們有理由認為歷史文學中
的虛構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而且既然是文學作品，它就必然要有虛構的成分，
必然要有超越於事件本身的意義。正如魯迅所說：「取古代的事實，注進新的生命
去，便與現代人生出干係來。」
狄德羅則更為明確地表示：「歷史家只是簡單地、單純地寫下所發生的事實，
因此不一定盡他們的所能把人物突出，也沒有盡可能去感動人，去提起人的興趣。
如果是詩人的話，他就會寫出一切他認為最能感動人的東西。他可以假想出一些事
件，他可以杜撰些言詞，他會對歷史添枝加葉。對於他，重要的一點是做到驚奇而
不失為逼真。」
梁羽生的武俠小說被人稱為「兼有歷史小說之長」。確實，梁羽生的大多數作
品都有史實的依據，他寫作的範圍涉及從隋唐到近代的中國歷史，其間的重要人物
或重要事件都被寫到。可以說，他以文學的手法為這一段歷史提供了另一種獨特的
視野。對於許多讀者，正是通過梁羽生的作品，才對歷史發生興趣並有所認知。
梁羽生認為：「雖然小說家筆下所創造的歷史未必會有確切的事實根據，然而
歷史的真實和文學在歷史上所創造的真實，是有連帶的因果關係的。」「小說中的
歷史人物和歷史家筆下的歷史人物不同，歷史家要敘述實在的事件，如果某人沒有
做過某事，那就不能生安自造。可是小說中的歷史人物，卻不必每點上都吻合歷史
事實，小說的作者可以寫可能發生的事實。舉一個例子說，根據近史，康熙皇帝當
然並沒有殺死他的父親，可是在小說裡卻是可以這樣寫，因為以帝王陰毒的特性，
他殺父親並不稀奇。而且在歷史上，帝王家族骨肉殘殺的事實，真是數不勝數。…
…當然在小說中也不能歪曲歷史，若把秦檜寫成忠臣，岳飛寫成奸臣，那就應受責
罵了。但在寫秦檜之奸時，卻可以根據想像，把他奸惡的臉譜，更鮮明的畫出來，
例如寫他怎樣和敵人勾結，怎樣算計岳飛等。把歷史通過藝術的安排，把歷史人物
刻畫得更具體生動，這就是對涉及歷史人物創作的要求。」
梁羽生對於中國歷史頗有心得，熟悉一般的正史之外，還了解很多野史和傳說
，而且還熟稔不同朝代的官僚制度、民間風俗、社會心態等等。例如，讀他那些以
南宋為背景的作品，我們對那時的民族矛盾，雙方統治階級的情態，民眾的心理等
，都會有深切的了解。
他寫了許多真人真事，如義和團、武則天、魏忠賢、納蘭性德等等。他不僅寫
出了這些人和事的豐富性與生動性，也寫出了自己對這些人和事的獨到認識。
《龍虎鬥京華》的背景是「義和團之亂」。義和團形成於十九世紀末，面對西
方勢力的入侵與清政府的腐敗，它艱難地作出自己的選擇。最終以「扶清滅洋」為
號召，並以極其迷信的方式抵禦西方人，成為近代史上一次非常複雜的群眾性運動
。既有中國人民族主義情緒的自然流露，又有下層民眾極端排外的蒙昧心理。在不
同的歷史書中，不同的史家、作家筆下，對於此次事件，有不同的說法。魯迅曾經
認為「義和團」體現的只是一種獸性的愛國主義。
梁羽生較深入地研究過義和團，他從小說角度表現這一歷史事件時，極其深刻
地描畫出義和團所處的悲劇性歷史環境，以及義和團內部「滅清」「扶清」「保清
」三派的相互矛盾與鬥爭。在那樣一種混亂的局勢之中，個別「英雄」的真知灼見
、卓絕才華，都無濟於事，只能付之流水。
在結尾他寫道：中國在咆哮，大地在震撼。中國樸素的農民，第一次在全國範
圍之內，拿著大刀、長矛、大棒、鋤頭，展開了對外來侵略者的抗議。是的，他們
簡陋的原始武器，抵擋不了八國聯軍的槍炮。然而他們的行動，表現了中國老百姓
的精神，他們不能忍受任何人騎在他們的頭上，誰敢欺侮他們，他們就要和誰拼下
去。
經過了義和團的事件，西方列強，也感到中國人是不容易對付的了。八國聯軍
的統帥瓦德西當時就說過這樣的一句話：瓜分一事，實屬下策。他也不能不震撼於
中國民眾的不可輕侮了。
義和團失敗了，但這失敗卻是另一成功的起點。他們退出了城市，退入了鄉村
，不再是幾十人的小集團，而是結合著數十數百萬人的大部隊。火種沒有熄滅，火
種埋在民間。
在李來中退出了北京時，他才感覺到柳劍吟以前勸他不要入北京的話是對的，
他們還沒有條件進入大城市。他們應該做的是生根在廣闊的農村。
京津失陷之後，混入義和團中的壞份子完全清洗出去了，而滿清政府也完全露
出了猙獰的面目──對外餡媚，對內鎮壓的面目。它竟然和聯軍一起會剿團匪，中
國老百姓，又受了一次大教訓：封建的統治者，是無論如何不能信賴的。
時在五十年代初的香港，梁羽生筆下的義和團，更多地展現了農民運動的正面
意義。而梁氏的議論及觀念，似乎也受到當時正在大陸興起的新進的歷史觀（被稱
之為馬克思主義史學觀）的影響。
再如《女帝奇英傳》，寫的是武則天的故事。
關於武則天，各種史書、文藝作品歷來褒貶不一，但總的來說，在男權話語佔
主導的社會，對她的譴責遠多於贊揚，尤其是在兩性之事上，更將她說得污穢不堪
。
武則天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否則，在以男性為中心的封建王權下，她如何能
取得政權？又如何能將天下治理得太平繁榮？她也是一位女人，具有一個女人所具
有的一切情懷。
梁羽生正是從人的立場，從客觀的歷史立場，來重新看待武則天。於是，在他
的筆下，武則天成為一名光彩照人的女政治家。她的仇家如上官婉兒為她的氣度、
胸懷折服，放棄了復仇的念頭，而成為則天皇帝的心腹。梁羽生也寫出了一名卓越
女性的寂寞，甚至無助。雖得了天下，並得到天下百姓的稱贊，但真正能理解她的
人，又有幾許？
沒有對唐朝歷史的深入探究，沒有對於史料的全面把握，梁羽生不可能寫出這
麼一個形象鮮明、血肉豐滿的武則天。
另外，梁羽生還寫過納蘭性德、魏忠賢等大批真實的歷史人物。這些人物在正
史中都只是被簡要地記述，而到了梁氏的小說中，他們的內心活動，他們的喜怒哀
樂都變得栩栩如生，如在眼前。原來魏忠賢有個私生女叫客娉婷，岳飛則有個外孫
女叫張雪波，嫁給了金國的貴公子，……諸如此類，也許並不實有其事，卻令平面
的歷史人物變成立體的，生活於人性空間的真實人物。正史中留下的空白，小說家
以其對生命的獨特體驗，加以詩意的填寫。
總的來看，梁羽生對歷史素材的選擇，傾向於民族衝突、朝代興亡之際的風雲
變幻及人事滄桑。這也許與梁氏對近代中國的關注與思慮有關，借歷史來化開心中
塊壘。他的字裡行間，也確然引起讀者聯想到近代中國的情勢，尤其引起讀者的「
家國之恨」。一方面是異族的侵略、蹂躪，另一方面是本民族政權的腐敗、墮落。
如何挽救國家？而國家又在何處？
就歷史觀而言，梁羽生繼承了中國傳統的民間文藝所體現出來的價值觀念，忠
與奸的劃分，主導著對於歷史人物的描寫。更為重要的是，他十分強調抽象的「人
民」兩字，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歷史舞台上的主角。與人民對立的是官府，是
殘暴的入侵者。正是基於為人民代言的信念，梁羽生確立了他小說的主題：為人民
的安樂而奔波、而鬥爭。
但是，梁羽生並沒有進一步思考：「人民」這樣一個抽象的概念如何與實在的
、活生生的人群相和諧？「人民」是誰？在哪裡？「人民」的意念是不是共通的？
歷史的發展，恐怕並不單單是人民與官府之間的對抗而促成，還有許多無法界
定的人物事件、無法言說的剎那，等等，編織著複雜的歷史。這正是需要歷史學家
、政治學家和文學家們深入研究探討之處，有待更深刻的剖析與解釋。而梁羽生看
來尚不具備這種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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