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小寶這小家伙 金庸
一
人的性格很復雜。
平常所說的人性，民族性，階級性，好人，壞人，等等，都是
極籠統的說法。一個家庭中的兄弟姐妹，秉受同樣遺傳，在同樣的
環境中成長，即使在小之時，性格已有極大分別。這是許多人共同
的經驗。
我個人的看法，小說主要是寫人物，寫感情，故事與環境只是
表現人物與感情的手段，感情較有共同性，歡樂，悲哀，憤怒，惆
悵，愛戀，憎恨等等，雖然強度，深度，層次，轉換，千變萬化，
但中外古今，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人的性格卻每個人都不同，這就是所謂個性。
羅密歐與朱麗葉，梁山泊與祝英台，賈寶玉與林黛玉，他們深
摯與熱烈的愛情區別並不大，然而羅密歐，梁山泊，賈寶玉三個人
之間，朱麗葉，祝英台，林黛玉三個人之間，性格上的差異簡直千
言萬語也說不完。
西洋戲劇的研究者分析，戲劇與小說的情節，基本上只有36種。
也可以說，人生的戲劇很難越得出這36種變型。然而過去已有千千
萬萬種戲劇和小說寫了出來，今後仍會有千千萬萬的戲劇上演，有
千千萬萬種小說發表。人們並不會因情節 的重復而感到厭倦。
因為戲劇和小說中人物並不相同。當然，作者表現的方式和手
法也各不相同。作者的風格，是作者個性的一部分。
二
小說反映作者的個性與想象。有些作者以寫自己的經驗為主，
包括對旁人的觀察；有些以寫自己的想像為主，但也終有一些直接
與間接的經驗。武俠小說主要依賴想象，其中的人情世故，性格感
情卻總與經驗與觀察有關。
詩人與音樂家中有很多神童，他們主要抒寫自己的感情，不一
定需要經歷與觀察。小說家與畫家通常是年紀比較大的人。當然，
像屈原，杜甫那樣感情深厚，內容豐富的詩篇，神童是決計寫不出
的。
小說家的第一部作品，通常與他自己有關，或者，寫的是他最
熟悉的事物。到了後期，生活的經歷復雜了，小說的內容也會復雜
起來。
我的第一部小說《書劍恩仇錄》，寫的是我小時候在故鄉听熟
了的傳說--乾隆皇帝是漢人的兒子。陳家洛這樣的性格，知識分子
中很多。杭州與海寧是我的故鄉。《鹿鼎記》是我到目前為止的最
後一部小說，所寫的生活是我完全不熟悉的，妓院，皇宮，朝廷，
荒島，人物也是我完全不熟悉的，韋小寶這樣的小流氓，我一生之
中從來沒有遇到過半個。揚州我從來沒有到過。我一定是將觀察到，
體驗到的許許多多的人的性格，融在韋小寶身上了。
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適應環境，講義氣。
三
中國的自然條件並不好。耕地缺乏而人口極多。埃及，印度，
希臘，羅馬等等古代偉大的民族消失了。中國人在極艱苦的生存競
爭中掙扎下來，至今仍保持著充分活力，而且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
民族，當然是有重大原因的。從生物學和人類學的理論來看，大概
主要是由于我們最善于適應環境。
最善于適應環境的人，不一定是道德最高尚的人。遺憾的很，
高尚的人在生存，在競爭中往往是失敗的。
中國歷史上充滿高尚者被卑鄙者殺害的記載，這使人讀來很不
愉快。然而事實是這樣，盡管，寫歷史的人早已將勝利者盡可能寫
得不怎麼卑鄙。歷史並不像人們希望的那樣，是好人得到最後勝利。
宋高宗與秦檜殺了岳飛，而不是岳飛殺了秦檜。有些大人物很了不
起，但他們取得勝利的手法卻不怎麼高尚。例如唐太宗殺了哥哥，
弟弟而取得帝位，雖然，他的哥哥，弟弟不見得比他更高尚。
其它國家的歷史其實也差不多。英國，俄國，法國等等不用說
了。在美國，印地安人的道德不知比美國白人高多少。
從國家民族的立場來說，凡是有利于本國民族的，都是道德高
尚的事。但人類一致公認的公義和是非畢竟還是有的。
值得安慰的是，人類在進步，政治斗爭的手段越來越文明，卑
鄙的程度總體來說是在減小。大眾傳播媒介在發揮集體的道德制裁
作用。從歷史的觀點來看，今日的人類遠比過去高尚，比較不那麼
殘忍，不那麼不擇手段。
四
道德是文明的產物，野蠻人之間沒有道德。
韋小寶自小在妓院中長大，妓院是最不講道德的地方；後來他
進了皇宮，皇宮以是最不證明道德的地方。在教養上，他是一個文
明社會中的野蠻人。為了求生存和取得勝利，對于他是沒有什麼不
可做的，偷搶拐騙，吹牛拍馬，什麼都干。做這些壞事，做來心安
理得之至。吃人部落中的蠻人，決不會以為吃人肉有什麼不該。
韋小寶不識字，孔子與孟子所教導的道德，他從來沒有听見過。
然而孔孟的思想影響了整個中國社會，或者，孔子與孟子是歸
納與提煉了中國人思想中美好的部分，有系統的說了出來。韋小寶
生活在中國人的社會中，即使是市井和皇宮中的野蠻人，他也要交
朋友，自然而然會接受中國社會中所公認的道德。尤其是，他加入
天地會後，接受了中國江湖人物的道德觀念。不過這些道德規範與
士大夫，讀書人所信奉的那一套不同。
士大夫懂的道德很多，做的很少。江湖人物信奉的道德極少，
但只要信替，通常不敢違反。江湖唯一重視的道德是義氣，“義氣”
兩字，從春秋戰國以來，任何在社會上做事的人沒有一個敢勿視。
中國社會中另一項普遍受重視的是情，人情的情。
五
注重“人情”和“義氣”是中國傳統社會特點，尤其是在民間
與下層社會中。
統治者講究“原則”。“忠”是服從和愛戴統治者的原則；“
孝”是確定家長權威的原則。“禮”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原則；“法
”是執行統治者所定規律的原則。對于統治階層，忠孝禮法的原則
神聖不可侵犯。皇帝是國家的化身，“忠君”與“愛國”之間可以
劃上等號。
“孝”本來是敬愛父母的天性，但統治者過分重視提倡，使之
成為固定社會秩序的權威象征，在自然之愛上，附加了許多僵硬的
規條。“孝道”與“禮法”結合，變成敬畏多于愛慕。在中國的傳
統文學作品中，描寫母愛的甚多而寫父愛的極少。稱自己父親為“
家嚴”，稱母親為“家慈”，甚至正式稱呼中，也確定父嚴母慈是
應有的品格，似乎直到朱自清寫出《背影》，我們才有一篇描述父
愛的動人作品。“忠孝”兩字並稱之後，“孝”的德行被統治者過
分強調，被剝奪了其中若干可親的成分。漢朝以“孝”與“廉”兩
種德行選拔人才，直到清末，舉人仍被稱為“孝廉”。
在民間的觀念中，“無法無天”可以忍受，甚至于，“無法無
天”，是蔑視權威與規律，往往有一些英雄好漢的含義。但“無情
無義”絕對沒有，被摒絕于社會之外。
甚至于，“無賴無恥”的人也有朋友，只要他講義氣。
“法”是政治規律，“天”是自然規律，“無法無天”是不遵
守是不遵守政治規律與自然規律；“無賴無恥”是不遵守社會規律。
但在中國社會中，“情義”是最重要的社會規律，“無情無義”的
人是最大的壞人。
傳統的中國人不太重視原則，而十分重視情義。
六
重視情義當然是好事。
中華民族所以歷數千年而不斷壯大，在生存競爭中始終保持活
力，給外族壓倒之後一次又一次的站起來，或許與我們重視情義有
重大關系。
古今中外的哲人中，孔子是最反對教條，最重視實際的。所謂
“聖之時者也”就是善于適應環境，不拘泥教條的聖人。孔子是充
分體現中國人性格的偉大人物。孔子哲學的根本思想是“仁”，那
是在現實的日常生活中好好對待別人，由此而求得一切大小團體（
家庭，鄉里，邦里）中的和諧與與團結，“人情”是“仁”的一部
分。孟子哲學的根本思想是“義”。那是一切行動以“合理”為目
標，合理是對得住自己，也對得住別人。對得住自己午容易，要旨
于不能對不起別人，尤其不能對不起朋友。
所謂“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父母和朋友是人生道路上
的兩大支柱。所以“朋友”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的關系
並列，是“五倫”之一，是五大人際關系中的一種。西方社會，波
斯，印度社會並沒有將朋友的關系提到這樣高折地位，他們更重視
的是宗教，神與人之間的關系。
一個人群和諧團結，互相講愛，在環境發生變化時能采取合理
的方式來與之適應。這樣的一個人群，在與別的人群斗爭之時，自
然無往不利，歷久而常勝。
古代無數勇武強悍，組織緊密，紀律森嚴，刻苦奮發的民族所
以一個個在歷史上消失，從此影蹤不見，主要是他們的社會缺乏彈
性。在社會教條或宗教教條下僵化了。沒有彈性的社會，變成了僵
尸的社會。再凶猛剽悍的僵尸，終究會倒下去的。
七
中國的古典小說基本上是反教條反權威的。
《紅樓夢》反對科舉功名，反對父母之命的婚姻，頌揚自由戀
愛，是對當時正統思想的叛逆。《水滸》中的英雄殺人放火，打家
劫舍，雖然最後招安，但整部書寫的是殺官造反，反抗朝廷。《西
游記》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孫悟空大鬧天宮，反抗玉皇大帝。《三國
演義》寫的是歷史故事，然而基本主題是“義氣”而不是“正統”。
《封神榜》作為小說並不重要，但對民間的思想風俗影響極大，寫
的是武王伐紂，“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也”，最精彩
部分是寫哪吒反抗父親的權威。《金瓶梅》描寫人性中的丑惡（孫
述宇先生精闢的分析指出，主要是刻畫人性的基本貪，嗔，痴三毒
），與“人之初，性本善”的正統思想相反。《三俠五義》中最精
彩的人物是朝廷時期白玉堂，而不是為官府服務的御貓展昭。
武俠小說基本上繼承了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
武俠小說所以受到中國讀者的普遍歡迎，原因之一是，其中根
本的道德，是中國大眾所普遍同意的。武俠小說又稱俠義小說。“
俠”是對不公道的事激烈反抗，尤其是指為了平反旁人所受的不公
道而努力。西方人重視爭取自己的權力，這並不是中國人意義中的
“俠”。“義”是重視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往往具有犧牲自己的含
義。“武”則是以暴力來反抗不正義的暴力。中國人向平喜歡小說
中重視義氣的人物。在正史上，關羽的品格，才能與諸葛亮相差極
遠，然而在民間，關羽是到處受人膜拜的“正神”，“大帝”，諸
葛亮中是智慧的象征，中國人認為，義氣比智慧重要得多。《水滸》
中武松，李逵，魯智深等人既粗暴，又殘忍，破壞一切規範，那不
要緊，他們講義氣，所以是英雄。許多評論家常常表示不明白，宋
江不文不武，猥瑣小吏，為什麼眾家英雄敬之服之，推之為領袖。
其實理由很簡單，宋江講義氣。
“義氣”在中國人道德觀念中非常重要。不忠于皇帝朝廷，造
反起義，那是可以的，因為中國人的反叛性很強。打僧謗佛，咒道
罵尼，那是可以的，因為中國人不太重視宗教。偷窺，搶劫，謀殺，
通奸，殘暴等等罪行，中國民間對之憎厭的程度，一般不及外國社
會中之強烈。但不孝父母絕對不可以，出賣朋友也絕對不可以。從
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孝道”對繁衍種族，維持社會秩序有重要作
用；“義氣”對忠誠團結，進行生存競爭有重大作用。“人情”對
消除內部矛盾，緩和內部沖突有重要作用。
同樣是描寫幫會的小說，西洋小說中的《教父》，《天使的憤
怒》等等中，黑手黨的領袖，可以毫無顧忌的殘殺自己同黨兄弟，
這在中國的小說中決計不會出現，因為中國人講義氣，絕對不能接
受。法國小說家雨果《悲慘世界》中那個只重法律而不顧人情的警
察，中國人也絕對不能接受。
士大夫也並非不重視義氣。《左傳》，《戰國策》，《史記》
等史書中記載了不少朋友之間重義氣的史實，予以歌頌贊美。
西漢呂後當政時，諸呂想篡奪劉氏的權位，陳平與周勃謀平諸
呂之亂。那時呂祿掌握兵權，他的好朋友酈寄騙他出游而解除兵權，
終于盡誅諸呂。誅滅諸呂是天下人心大快的事，猶如今日的撲滅“
四人幫”，但當時大多數人竟然責備酈寄出賣朋友（《漢書》︰“
天滅酈寄為賣友。”）這種責備顯然並不公平，將朋友交情放在“
政治大義”之上。不過“朋友決不可出賣”的觀念，在中國人心中
確是根深蒂固，牢不可拔。
至于為了父母而違犯國法，傳統上更認為天經地義。儒家有一
個有名的論題︰舜的父親如果犯了重罪，大法官皋陶依法行事，要
處以極刑，身居帝位的舜怎麼辦？標準答案是︰舜應當棄了帝位，
背負父親逃走。
“大義滅親”這句話只是說說好听的。向來極重視親情人情的
中國人很少真的照做。倒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情理法律兼顧”
的話說更加振振有詞。說是“兼顧”，實質是重情不重法。
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情”總比“法”重要。諸葛亮揮淚斬
馬謖雖得人稱道，但如他不揮淚，評價就大大不同了，重點似乎是
在“揮淚”而不在“斬”。
八
一個民族的自下而上與興旺，真正基本畢竟在于生產。中華民
族所以歷久常存，基礎建立在極大多數人民勤勞節儉，能自己生產
足夠的生活資料。一個民族不可能依靠掠奪別人的生產成果而長期
保持生存，更不可能由此而偉大。許多掠奪性的民族所以在歷史上
曇花一現，生產能力不強是根本原因。
民族的生存競爭道德是在自己能養活自己，其次才是抵御外來
的侵犯。
生產是長期性的，沒有什麼戲劇意味的事，雖然是自下而上的
基本，卻不適宜于作為小說的題材，尤其不能作武俠小說的題材。
少數人無法無天不要緊，但如整個社會都無法無天，一切規範
律則全部破壞，這個社會決不可能長期存在。然而風調雨順，國泰
民安的情景不適宜作為小說的題材。正如男婚女嫁，養兒育女的正
常家庭生活不適宜作為小說的題材。（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小說的第一句話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
的不幸。”他寫的是不幸的家庭。）但如全世界的男人都如羅密歐，
全世界的女人都如林黛玉，人類就絕種了。
小說中所寫的，通常是特異的、不正常的事件與人物。武俠小
說尤其是這樣。
武俠小說中的人物，決不是故意與中國傳統道德唱反調。路見
不平，拔刀相助，是出于側隱之心；除暴安良，鋤奸誅惡，是出于
公義之心；氣節凜然，有所不為，是出于羞惡之心；挺身赴難以德
報怨，是出于是非之心。武俠小說中的道德觀，通常是反正統，而
不是反傳統。
正統是只有統治者才重視的觀念，不一定與人民大眾的傳統觀
念相符。韓非指責“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是站在統治者的
立場，指責儒家號召仁愛與人情，搞亂了嚴峻的統治，俠者以暴力
為手段，侵犯了當局的鎮壓手段。
古典小說的傳統，也即是武俠小說所接受的傳統，主要是民間
的，常常與官府處于對立地位。
九
武俠小說的背景都是古代社會。
拳腳刀劍在機關槍、手槍之前毫無用處，這固然是主要原因。
另一個主要原因是，現代社會的利益，是要求法律與秩序，而不是
破壞法律與秩序。
武俠小說中英雄的各種行動－－個人以暴力來執行“法律正義”
，殺死官吏，組織非法幫會，劫獄，綁架，搶劫等等，在現代是反
社會的，不符合人民大眾的利益。這等于是恐怖分子的活動，極少
有人會予同情，除非是心智不正常的人。因為現代正常的國家中，
人民與政府是一體，至少理論上是如此，事實上當然不一定。
古代社會中俠盜羅賓漢、梁山泊好漢的行徑對人民大眾有利，
施之于現代社會中卻對人民大眾不利。除非是為了反抗外族侵略者
的佔領，或者是反對極端暴虐、不人道、與大多數人民為敵的專制
統治者。
幸好，人們閱讀武俠小說，只是精神上有一種“維護正義”的
感情，從來沒有哪一個天真的讀者去模仿小說中英雄的具體行動。
說讀了武俠小說的孩子會入山拜師練武，這種廉潔或事跡，也幾十
年沒听見了。大概，現代的孩子們都聰明了，知道就算練成了武功，
也敵不過一支手槍，也不必這樣的辛苦的到深山中去拜師了。
十
我沒有企圖在《鹿鼎記》中描寫中國人的一切性格，非但沒有
這樣的才能，事實上也決不可能。只是在韋小寶身上，重點的突出
了他善于適應環境與講義氣兩個特點。
這兩個特點，一般外國人沒有這們顯著。
關于適應環境，在生存競上是優點，在道德上可以是善的，也
可以是惡的。就韋小寶而言，他大多數行動決不能值得贊揚，不過，
在清初那樣的社會中，這種行動對他很有利。
如果換了一個不同環境，假如說是在現代的瑞士、芬蘭、瑞典、
挪威這些國家，法律相當公正嚴明，社會的制裁力量很強，投機取
巧的結果通常是很糟糕，規規矩矩遠比為非作歹有利，韋小寶那樣
的人移民過去，相信他為了適應環境，會選擇規規矩矩的生活。雖
然，很難想象韋小寶居然會規規矩矩。
在某一個社會中，如果貪污、作弊、行騙、犯法的結果比潔身
自愛更有利，應當改造的是這個社會和制度。小說中如果描寫這樣
的故事，譴責的也主要是社會與制度。就像《官場現形記》等等小
說一樣。
十一
中國人的重視人情與義氣，使我們生活中憑添不少溫暖。在艱
難和貧窮的環境中，如果在家再互相敵視，在人與人的關系中充滿
了冷酷與憎恨，這樣的生活很難過得下去。
在物質條件豐裕的城市可以不講人情、不講義氣，生活當然無
聊乏味，然而還得活下去。在貧乏的農業社會中，人情是必要的。
在風波險惡的江湖上，義氣是至高無上的道德要求。
然而人情與義氣講到了不顧原則，許多惡習氣相應而生。中國
政治的一直不能上軌道，與中國人太講人情義氣有直接關系。拉關
系、組山頭、裙帶風、不重才能而重親誼故鄉、走後門、不講公德、
枉法舞弊、隱瞞親友的過失，合理的人情義氣固然要講，不合理的
損害公益的人情義氣也講。結果是一團烏煙瘴氣，“韋小寶作風”
籠罩了整個社會。
對于中國的處境，“韋小寶作風”還是少一點為妙。
然而像西方社會中那樣，連父母與成年子女之間也沒有多大人
情好講，一切公事公辦，絲毫不能通融，只有法律，沒有人情；只
講原則，不顧義氣，是不是又太冷酷了一點呢？韋小寶如果變成了
鐵面無私的包龍圖，又有什麼好玩呢。
小說的任務並不是為任何問題提供答案，只是敘述在那樣的社
會中，有那樣的人物，你們怎樣行動，怎樣思想，怎樣悲哀與歡喜。
以上是我在想韋小寶這小家伙時的一些拉雜感想。
坦白說，在我寫作《鹿鼎記》時，完全沒有想到這些。在最初
寫作的幾個月中，甚至韋小寶是什麼性格也沒有定型，他是慢慢、
慢慢地自己成長的。
在我的經驗中，每部小說的主要人物在初寫時都只是一個簡單
的、模糊的影子，故事漸漸開展，人物也漸漸明朗起來。
我事先一點也沒有想到，要在《鹿鼎記》中著力刻畫韋小寶關
于（不擇手段地）適應環境和注重義氣這兩個特點，不知怎樣，這
兩種主要性格在這個小流氓身上顯現出來了。
朋友們喜歡談韋小寶。在台北一次座談會中，本意是討論“金
庸小說”，結果四分之三的時間都用來辯論韋小寶的性格。不少讀
者問到我的意見，于是我自己也來想想，試圖分析一下。
這里的分析半點也沒有“權威性”，因為這是事後的感想，與
寫作時的計劃與心情全然無關。我寫小說，除了布局、史實的研究
和描寫之外，主要是純感情性的，與理智的分析沒有多大的關系。
因為我從來不想在哪一部小說中，故意表現怎麼樣一個主題。如果
讀者覺得其中有什麼主題，那是不知不覺間自然形成的。相信讀者
自己所作的結論，互相間也不太相同。
從《書劍恩仇錄》到《鹿鼎記》，這十幾部小說中，我感到關
切的只是人物與感情。韋小寶並不是感情深切的人。《鹿鼎記》並
不是一部重感情的書。其中所寫的比較特殊的感情，是康熙與韋小
寶之間君臣的情誼，既有矛盾沖突、又有情誼友愛的復雜感情。這
在別的小說中似乎沒有人寫過。
韋小寶的身上有許多中國人普遍的優點和缺點，但韋小寶當然
並不是中國人的典型。民族性是一種廣泛的觀念，而韋小寶是獨特
的、具有個性的一個人。劉備、關羽、諸葛亮、曹操、阿Q、 林黛
玉等等身上都有中國人的某些特性，但都不能說是中國人的典型。
中國人的性格太復雜了，一萬部小說也寫不完的。孫悟空、豬八戒、
沙僧他們都不是人，但他們身上也有中國人的某些特征，因為寫這
些“妖精”的人是中國人。
這些意見，本來簡單的寫在《鹿鼎記》的後記中，但後來覺得
作者不該多談自己的作品，這徒然妨礙讀者自己的判斷的樂趣，所
以寫好後又刪掉了。何況作者對于自己所創造的人物，總有偏愛。
“癩痢頭兒子自家好”，不可能有比較理性的分析。事實上，我寫
《鹿鼎記》寫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韋小寶這小家伙當作了好朋友，
多所縱容，頗加袒護，中國人重情不重理的壞習氣發作了。因編者
索稿，而寫好了的文字又不大舍得拋棄，于是略加增益，以供談助。
匆匆成篇，想得並不周到。
（完）
韋小寶這小家伙 金庸
一
人的性格很復雜。
平常所說的人性，民族性，階級性，好人，壞人，等等，都是
極籠統的說法。一個家庭中的兄弟姐妹，秉受同樣遺傳，在同樣的
環境中成長，即使在小之時，性格已有極大分別。這是許多人共同
的經驗。
我個人的看法，小說主要是寫人物，寫感情，故事與環境只是
表現人物與感情的手段，感情較有共同性，歡樂，悲哀，憤怒，惆
悵，愛戀，憎恨等等，雖然強度，深度，層次，轉換，千變萬化，
但中外古今，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人的性格卻每個人都不同，這就是所謂個性。
羅密歐與朱麗葉，梁山泊與祝英台，賈寶玉與林黛玉，他們深
摯與熱烈的愛情區別並不大，然而羅密歐，梁山泊，賈寶玉三個人
之間，朱麗葉，祝英台，林黛玉三個人之間，性格上的差異簡直千
言萬語也說不完。
西洋戲劇的研究者分析，戲劇與小說的情節，基本上只有36種。
也可以說，人生的戲劇很難越得出這36種變型。然而過去已有千千
萬萬種戲劇和小說寫了出來，今後仍會有千千萬萬的戲劇上演，有
千千萬萬種小說發表。人們並不會因情節 的重復而感到厭倦。
因為戲劇和小說中人物並不相同。當然，作者表現的方式和手
法也各不相同。作者的風格，是作者個性的一部分。
二
小說反映作者的個性與想象。有些作者以寫自己的經驗為主，
包括對旁人的觀察；有些以寫自己的想像為主，但也終有一些直接
與間接的經驗。武俠小說主要依賴想象，其中的人情世故，性格感
情卻總與經驗與觀察有關。
詩人與音樂家中有很多神童，他們主要抒寫自己的感情，不一
定需要經歷與觀察。小說家與畫家通常是年紀比較大的人。當然，
像屈原，杜甫那樣感情深厚，內容豐富的詩篇，神童是決計寫不出
的。
小說家的第一部作品，通常與他自己有關，或者，寫的是他最
熟悉的事物。到了後期，生活的經歷復雜了，小說的內容也會復雜
起來。
我的第一部小說《書劍恩仇錄》，寫的是我小時候在故鄉听熟
了的傳說--乾隆皇帝是漢人的兒子。陳家洛這樣的性格，知識分子
中很多。杭州與海寧是我的故鄉。《鹿鼎記》是我到目前為止的最
後一部小說，所寫的生活是我完全不熟悉的，妓院，皇宮，朝廷，
荒島，人物也是我完全不熟悉的，韋小寶這樣的小流氓，我一生之
中從來沒有遇到過半個。揚州我從來沒有到過。我一定是將觀察到，
體驗到的許許多多的人的性格，融在韋小寶身上了。
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適應環境，講義氣。
三
中國的自然條件並不好。耕地缺乏而人口極多。埃及，印度，
希臘，羅馬等等古代偉大的民族消失了。中國人在極艱苦的生存競
爭中掙扎下來，至今仍保持著充分活力，而且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
民族，當然是有重大原因的。從生物學和人類學的理論來看，大概
主要是由于我們最善于適應環境。
最善于適應環境的人，不一定是道德最高尚的人。遺憾的很，
高尚的人在生存，在競爭中往往是失敗的。
中國歷史上充滿高尚者被卑鄙者殺害的記載，這使人讀來很不
愉快。然而事實是這樣，盡管，寫歷史的人早已將勝利者盡可能寫
得不怎麼卑鄙。歷史並不像人們希望的那樣，是好人得到最後勝利。
宋高宗與秦檜殺了岳飛，而不是岳飛殺了秦檜。有些大人物很了不
起，但他們取得勝利的手法卻不怎麼高尚。例如唐太宗殺了哥哥，
弟弟而取得帝位，雖然，他的哥哥，弟弟不見得比他更高尚。
其它國家的歷史其實也差不多。英國，俄國，法國等等不用說
了。在美國，印地安人的道德不知比美國白人高多少。
從國家民族的立場來說，凡是有利于本國民族的，都是道德高
尚的事。但人類一致公認的公義和是非畢竟還是有的。
值得安慰的是，人類在進步，政治斗爭的手段越來越文明，卑
鄙的程度總體來說是在減小。大眾傳播媒介在發揮集體的道德制裁
作用。從歷史的觀點來看，今日的人類遠比過去高尚，比較不那麼
殘忍，不那麼不擇手段。
四
道德是文明的產物，野蠻人之間沒有道德。
韋小寶自小在妓院中長大，妓院是最不講道德的地方；後來他
進了皇宮，皇宮以是最不證明道德的地方。在教養上，他是一個文
明社會中的野蠻人。為了求生存和取得勝利，對于他是沒有什麼不
可做的，偷搶拐騙，吹牛拍馬，什麼都干。做這些壞事，做來心安
理得之至。吃人部落中的蠻人，決不會以為吃人肉有什麼不該。
韋小寶不識字，孔子與孟子所教導的道德，他從來沒有听見過。
然而孔孟的思想影響了整個中國社會，或者，孔子與孟子是歸
納與提煉了中國人思想中美好的部分，有系統的說了出來。韋小寶
生活在中國人的社會中，即使是市井和皇宮中的野蠻人，他也要交
朋友，自然而然會接受中國社會中所公認的道德。尤其是，他加入
天地會後，接受了中國江湖人物的道德觀念。不過這些道德規範與
士大夫，讀書人所信奉的那一套不同。
士大夫懂的道德很多，做的很少。江湖人物信奉的道德極少，
但只要信替，通常不敢違反。江湖唯一重視的道德是義氣，“義氣”
兩字，從春秋戰國以來，任何在社會上做事的人沒有一個敢勿視。
中國社會中另一項普遍受重視的是情，人情的情。
五
注重“人情”和“義氣”是中國傳統社會特點，尤其是在民間
與下層社會中。
統治者講究“原則”。“忠”是服從和愛戴統治者的原則；“
孝”是確定家長權威的原則。“禮”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原則；“法
”是執行統治者所定規律的原則。對于統治階層，忠孝禮法的原則
神聖不可侵犯。皇帝是國家的化身，“忠君”與“愛國”之間可以
劃上等號。
“孝”本來是敬愛父母的天性，但統治者過分重視提倡，使之
成為固定社會秩序的權威象征，在自然之愛上，附加了許多僵硬的
規條。“孝道”與“禮法”結合，變成敬畏多于愛慕。在中國的傳
統文學作品中，描寫母愛的甚多而寫父愛的極少。稱自己父親為“
家嚴”，稱母親為“家慈”，甚至正式稱呼中，也確定父嚴母慈是
應有的品格，似乎直到朱自清寫出《背影》，我們才有一篇描述父
愛的動人作品。“忠孝”兩字並稱之後，“孝”的德行被統治者過
分強調，被剝奪了其中若干可親的成分。漢朝以“孝”與“廉”兩
種德行選拔人才，直到清末，舉人仍被稱為“孝廉”。
在民間的觀念中，“無法無天”可以忍受，甚至于，“無法無
天”，是蔑視權威與規律，往往有一些英雄好漢的含義。但“無情
無義”絕對沒有，被摒絕于社會之外。
甚至于，“無賴無恥”的人也有朋友，只要他講義氣。
“法”是政治規律，“天”是自然規律，“無法無天”是不遵
守是不遵守政治規律與自然規律；“無賴無恥”是不遵守社會規律。
但在中國社會中，“情義”是最重要的社會規律，“無情無義”的
人是最大的壞人。
傳統的中國人不太重視原則，而十分重視情義。
六
重視情義當然是好事。
中華民族所以歷數千年而不斷壯大，在生存競爭中始終保持活
力，給外族壓倒之後一次又一次的站起來，或許與我們重視情義有
重大關系。
古今中外的哲人中，孔子是最反對教條，最重視實際的。所謂
“聖之時者也”就是善于適應環境，不拘泥教條的聖人。孔子是充
分體現中國人性格的偉大人物。孔子哲學的根本思想是“仁”，那
是在現實的日常生活中好好對待別人，由此而求得一切大小團體（
家庭，鄉里，邦里）中的和諧與與團結，“人情”是“仁”的一部
分。孟子哲學的根本思想是“義”。那是一切行動以“合理”為目
標，合理是對得住自己，也對得住別人。對得住自己午容易，要旨
于不能對不起別人，尤其不能對不起朋友。
所謂“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父母和朋友是人生道路上
的兩大支柱。所以“朋友”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的關系
並列，是“五倫”之一，是五大人際關系中的一種。西方社會，波
斯，印度社會並沒有將朋友的關系提到這樣高折地位，他們更重視
的是宗教，神與人之間的關系。
一個人群和諧團結，互相講愛，在環境發生變化時能采取合理
的方式來與之適應。這樣的一個人群，在與別的人群斗爭之時，自
然無往不利，歷久而常勝。
古代無數勇武強悍，組織緊密，紀律森嚴，刻苦奮發的民族所
以一個個在歷史上消失，從此影蹤不見，主要是他們的社會缺乏彈
性。在社會教條或宗教教條下僵化了。沒有彈性的社會，變成了僵
尸的社會。再凶猛剽悍的僵尸，終究會倒下去的。
七
中國的古典小說基本上是反教條反權威的。
《紅樓夢》反對科舉功名，反對父母之命的婚姻，頌揚自由戀
愛，是對當時正統思想的叛逆。《水滸》中的英雄殺人放火，打家
劫舍，雖然最後招安，但整部書寫的是殺官造反，反抗朝廷。《西
游記》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孫悟空大鬧天宮，反抗玉皇大帝。《三國
演義》寫的是歷史故事，然而基本主題是“義氣”而不是“正統”。
《封神榜》作為小說並不重要，但對民間的思想風俗影響極大，寫
的是武王伐紂，“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也”，最精彩
部分是寫哪吒反抗父親的權威。《金瓶梅》描寫人性中的丑惡（孫
述宇先生精闢的分析指出，主要是刻畫人性的基本貪，嗔，痴三毒
），與“人之初，性本善”的正統思想相反。《三俠五義》中最精
彩的人物是朝廷時期白玉堂，而不是為官府服務的御貓展昭。
武俠小說基本上繼承了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
武俠小說所以受到中國讀者的普遍歡迎，原因之一是，其中根
本的道德，是中國大眾所普遍同意的。武俠小說又稱俠義小說。“
俠”是對不公道的事激烈反抗，尤其是指為了平反旁人所受的不公
道而努力。西方人重視爭取自己的權力，這並不是中國人意義中的
“俠”。“義”是重視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往往具有犧牲自己的含
義。“武”則是以暴力來反抗不正義的暴力。中國人向平喜歡小說
中重視義氣的人物。在正史上，關羽的品格，才能與諸葛亮相差極
遠，然而在民間，關羽是到處受人膜拜的“正神”，“大帝”，諸
葛亮中是智慧的象征，中國人認為，義氣比智慧重要得多。《水滸》
中武松，李逵，魯智深等人既粗暴，又殘忍，破壞一切規範，那不
要緊，他們講義氣，所以是英雄。許多評論家常常表示不明白，宋
江不文不武，猥瑣小吏，為什麼眾家英雄敬之服之，推之為領袖。
其實理由很簡單，宋江講義氣。
“義氣”在中國人道德觀念中非常重要。不忠于皇帝朝廷，造
反起義，那是可以的，因為中國人的反叛性很強。打僧謗佛，咒道
罵尼，那是可以的，因為中國人不太重視宗教。偷窺，搶劫，謀殺，
通奸，殘暴等等罪行，中國民間對之憎厭的程度，一般不及外國社
會中之強烈。但不孝父母絕對不可以，出賣朋友也絕對不可以。從
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孝道”對繁衍種族，維持社會秩序有重要作
用；“義氣”對忠誠團結，進行生存競爭有重大作用。“人情”對
消除內部矛盾，緩和內部沖突有重要作用。
同樣是描寫幫會的小說，西洋小說中的《教父》，《天使的憤
怒》等等中，黑手黨的領袖，可以毫無顧忌的殘殺自己同黨兄弟，
這在中國的小說中決計不會出現，因為中國人講義氣，絕對不能接
受。法國小說家雨果《悲慘世界》中那個只重法律而不顧人情的警
察，中國人也絕對不能接受。
士大夫也並非不重視義氣。《左傳》，《戰國策》，《史記》
等史書中記載了不少朋友之間重義氣的史實，予以歌頌贊美。
西漢呂後當政時，諸呂想篡奪劉氏的權位，陳平與周勃謀平諸
呂之亂。那時呂祿掌握兵權，他的好朋友酈寄騙他出游而解除兵權，
終于盡誅諸呂。誅滅諸呂是天下人心大快的事，猶如今日的撲滅“
四人幫”，但當時大多數人竟然責備酈寄出賣朋友（《漢書》︰“
天滅酈寄為賣友。”）這種責備顯然並不公平，將朋友交情放在“
政治大義”之上。不過“朋友決不可出賣”的觀念，在中國人心中
確是根深蒂固，牢不可拔。
至于為了父母而違犯國法，傳統上更認為天經地義。儒家有一
個有名的論題︰舜的父親如果犯了重罪，大法官皋陶依法行事，要
處以極刑，身居帝位的舜怎麼辦？標準答案是︰舜應當棄了帝位，
背負父親逃走。
“大義滅親”這句話只是說說好听的。向來極重視親情人情的
中國人很少真的照做。倒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情理法律兼顧”
的話說更加振振有詞。說是“兼顧”，實質是重情不重法。
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情”總比“法”重要。諸葛亮揮淚斬
馬謖雖得人稱道，但如他不揮淚，評價就大大不同了，重點似乎是
在“揮淚”而不在“斬”。
八
一個民族的自下而上與興旺，真正基本畢竟在于生產。中華民
族所以歷久常存，基礎建立在極大多數人民勤勞節儉，能自己生產
足夠的生活資料。一個民族不可能依靠掠奪別人的生產成果而長期
保持生存，更不可能由此而偉大。許多掠奪性的民族所以在歷史上
曇花一現，生產能力不強是根本原因。
民族的生存競爭道德是在自己能養活自己，其次才是抵御外來
的侵犯。
生產是長期性的，沒有什麼戲劇意味的事，雖然是自下而上的
基本，卻不適宜于作為小說的題材，尤其不能作武俠小說的題材。
少數人無法無天不要緊，但如整個社會都無法無天，一切規範
律則全部破壞，這個社會決不可能長期存在。然而風調雨順，國泰
民安的情景不適宜作為小說的題材。正如男婚女嫁，養兒育女的正
常家庭生活不適宜作為小說的題材。（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小說的第一句話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
的不幸。”他寫的是不幸的家庭。）但如全世界的男人都如羅密歐，
全世界的女人都如林黛玉，人類就絕種了。
小說中所寫的，通常是特異的、不正常的事件與人物。武俠小
說尤其是這樣。
武俠小說中的人物，決不是故意與中國傳統道德唱反調。路見
不平，拔刀相助，是出于側隱之心；除暴安良，鋤奸誅惡，是出于
公義之心；氣節凜然，有所不為，是出于羞惡之心；挺身赴難以德
報怨，是出于是非之心。武俠小說中的道德觀，通常是反正統，而
不是反傳統。
正統是只有統治者才重視的觀念，不一定與人民大眾的傳統觀
念相符。韓非指責“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是站在統治者的
立場，指責儒家號召仁愛與人情，搞亂了嚴峻的統治，俠者以暴力
為手段，侵犯了當局的鎮壓手段。
古典小說的傳統，也即是武俠小說所接受的傳統，主要是民間
的，常常與官府處于對立地位。
九
武俠小說的背景都是古代社會。
拳腳刀劍在機關槍、手槍之前毫無用處，這固然是主要原因。
另一個主要原因是，現代社會的利益，是要求法律與秩序，而不是
破壞法律與秩序。
武俠小說中英雄的各種行動－－個人以暴力來執行“法律正義”
，殺死官吏，組織非法幫會，劫獄，綁架，搶劫等等，在現代是反
社會的，不符合人民大眾的利益。這等于是恐怖分子的活動，極少
有人會予同情，除非是心智不正常的人。因為現代正常的國家中，
人民與政府是一體，至少理論上是如此，事實上當然不一定。
古代社會中俠盜羅賓漢、梁山泊好漢的行徑對人民大眾有利，
施之于現代社會中卻對人民大眾不利。除非是為了反抗外族侵略者
的佔領，或者是反對極端暴虐、不人道、與大多數人民為敵的專制
統治者。
幸好，人們閱讀武俠小說，只是精神上有一種“維護正義”的
感情，從來沒有哪一個天真的讀者去模仿小說中英雄的具體行動。
說讀了武俠小說的孩子會入山拜師練武，這種廉潔或事跡，也幾十
年沒听見了。大概，現代的孩子們都聰明了，知道就算練成了武功，
也敵不過一支手槍，也不必這樣的辛苦的到深山中去拜師了。
十
我沒有企圖在《鹿鼎記》中描寫中國人的一切性格，非但沒有
這樣的才能，事實上也決不可能。只是在韋小寶身上，重點的突出
了他善于適應環境與講義氣兩個特點。
這兩個特點，一般外國人沒有這們顯著。
關于適應環境，在生存競上是優點，在道德上可以是善的，也
可以是惡的。就韋小寶而言，他大多數行動決不能值得贊揚，不過，
在清初那樣的社會中，這種行動對他很有利。
如果換了一個不同環境，假如說是在現代的瑞士、芬蘭、瑞典、
挪威這些國家，法律相當公正嚴明，社會的制裁力量很強，投機取
巧的結果通常是很糟糕，規規矩矩遠比為非作歹有利，韋小寶那樣
的人移民過去，相信他為了適應環境，會選擇規規矩矩的生活。雖
然，很難想象韋小寶居然會規規矩矩。
在某一個社會中，如果貪污、作弊、行騙、犯法的結果比潔身
自愛更有利，應當改造的是這個社會和制度。小說中如果描寫這樣
的故事，譴責的也主要是社會與制度。就像《官場現形記》等等小
說一樣。
十一
中國人的重視人情與義氣，使我們生活中憑添不少溫暖。在艱
難和貧窮的環境中，如果在家再互相敵視，在人與人的關系中充滿
了冷酷與憎恨，這樣的生活很難過得下去。
在物質條件豐裕的城市可以不講人情、不講義氣，生活當然無
聊乏味，然而還得活下去。在貧乏的農業社會中，人情是必要的。
在風波險惡的江湖上，義氣是至高無上的道德要求。
然而人情與義氣講到了不顧原則，許多惡習氣相應而生。中國
政治的一直不能上軌道，與中國人太講人情義氣有直接關系。拉關
系、組山頭、裙帶風、不重才能而重親誼故鄉、走後門、不講公德、
枉法舞弊、隱瞞親友的過失，合理的人情義氣固然要講，不合理的
損害公益的人情義氣也講。結果是一團烏煙瘴氣，“韋小寶作風”
籠罩了整個社會。
對于中國的處境，“韋小寶作風”還是少一點為妙。
然而像西方社會中那樣，連父母與成年子女之間也沒有多大人
情好講，一切公事公辦，絲毫不能通融，只有法律，沒有人情；只
講原則，不顧義氣，是不是又太冷酷了一點呢？韋小寶如果變成了
鐵面無私的包龍圖，又有什麼好玩呢。
小說的任務並不是為任何問題提供答案，只是敘述在那樣的社
會中，有那樣的人物，你們怎樣行動，怎樣思想，怎樣悲哀與歡喜。
以上是我在想韋小寶這小家伙時的一些拉雜感想。
坦白說，在我寫作《鹿鼎記》時，完全沒有想到這些。在最初
寫作的幾個月中，甚至韋小寶是什麼性格也沒有定型，他是慢慢、
慢慢地自己成長的。
在我的經驗中，每部小說的主要人物在初寫時都只是一個簡單
的、模糊的影子，故事漸漸開展，人物也漸漸明朗起來。
我事先一點也沒有想到，要在《鹿鼎記》中著力刻畫韋小寶關
于（不擇手段地）適應環境和注重義氣這兩個特點，不知怎樣，這
兩種主要性格在這個小流氓身上顯現出來了。
朋友們喜歡談韋小寶。在台北一次座談會中，本意是討論“金
庸小說”，結果四分之三的時間都用來辯論韋小寶的性格。不少讀
者問到我的意見，于是我自己也來想想，試圖分析一下。
這里的分析半點也沒有“權威性”，因為這是事後的感想，與
寫作時的計劃與心情全然無關。我寫小說，除了布局、史實的研究
和描寫之外，主要是純感情性的，與理智的分析沒有多大的關系。
因為我從來不想在哪一部小說中，故意表現怎麼樣一個主題。如果
讀者覺得其中有什麼主題，那是不知不覺間自然形成的。相信讀者
自己所作的結論，互相間也不太相同。
從《書劍恩仇錄》到《鹿鼎記》，這十幾部小說中，我感到關
切的只是人物與感情。韋小寶並不是感情深切的人。《鹿鼎記》並
不是一部重感情的書。其中所寫的比較特殊的感情，是康熙與韋小
寶之間君臣的情誼，既有矛盾沖突、又有情誼友愛的復雜感情。這
在別的小說中似乎沒有人寫過。
韋小寶的身上有許多中國人普遍的優點和缺點，但韋小寶當然
並不是中國人的典型。民族性是一種廣泛的觀念，而韋小寶是獨特
的、具有個性的一個人。劉備、關羽、諸葛亮、曹操、阿Q、 林黛
玉等等身上都有中國人的某些特性，但都不能說是中國人的典型。
中國人的性格太復雜了，一萬部小說也寫不完的。孫悟空、豬八戒、
沙僧他們都不是人，但他們身上也有中國人的某些特征，因為寫這
些“妖精”的人是中國人。
這些意見，本來簡單的寫在《鹿鼎記》的後記中，但後來覺得
作者不該多談自己的作品，這徒然妨礙讀者自己的判斷的樂趣，所
以寫好後又刪掉了。何況作者對于自己所創造的人物，總有偏愛。
“癩痢頭兒子自家好”，不可能有比較理性的分析。事實上，我寫
《鹿鼎記》寫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韋小寶這小家伙當作了好朋友，
多所縱容，頗加袒護，中國人重情不重理的壞習氣發作了。因編者
索稿，而寫好了的文字又不大舍得拋棄，于是略加增益，以供談助。
匆匆成篇，想得並不周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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