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ouline.com/wengxue/story.php4?story_id=4244
2004-02-12 作者：朱學淵 點擊數 1037
【古代中原漢語中的北方諸族語言成分】
－從春秋時代齊魯地區人名和地名得到的啟示－
一、 引言
"語言"是"民族"認同的要素之一。"漢語"的形成機制，無疑是"漢民族"
起源的關鍵問題。它的方言分佈，為這個問題提供了洞察性的資訊。以"
北方官話"和"西南官話"所代表的"北方漢語"語音的統一性，表明它是一
種傳播和融合性的語言；相反，在種類繁多的"東南方言"間，卻非常缺
乏互懂性，這又顯示它們可能都是較孤立的原生性語言。有人認為，漢
語方言之間的差異性，可與歐洲語言的多樣性相比擬[1]。然而，"北方
漢語"卻又有著並不亞於"美洲英語"的統一性。後者產生於歐洲諸國大量
移民的近三百年間；而"北方漢語"的出現，則至少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
。這種"大一統"現象，使我們猜測："北方漢語"不可能形成於人類之初
，它必定是在一個漫長時期裏，由許多不同部落的原始語言融合而成的
。那時候，在黃河流域一定發生過大規模的民族遷徙和融合活動。
現代語言學是將"漢語"歸屬於"漢－藏緬語系"的，這種極具學術說服力
的理論，使人們開始積極地注意"藏緬語"與"漢語"間的關係；但同時又
使人們忽視了其他語言在"漢語"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其實，在"古代
中原漢語"形成前的時代，黃河流域的許多歷史、語言、人類的問題，都
是值得我們去深入研究的。首先，"中原居民"與北方"戎狄諸族"直接相
鄰，他們之間不可避免地會有血緣上的聯繫；其次，基於對地緣和人口
的考量，似乎不應是"藏民族"本身，而是其他"藏緬式語言"的載體部落
參與了"中原漢語"的形成。然而，"北方諸族語言"與"藏緬式語言"，又
有著截然不同的語系分野。因此，辨明中原地區各古代民族來去的方向
，及其語言的"先後"、"主客"和"轉換"關係，將是認識"古代中原漢語"
形成的先決條件。
有許多證據可以表明，所謂"北方諸族"是在遠古時期從中原地區出走的
。這些"北狄"部落在草原地帶，因改營遊牧而獲得了巨大遷徙能力；所
謂"西戎"民族，也就是沿河套通道轉徙陝甘寧青，爾後再經河西走廊擴
散至中亞、南亞、東歐地區的"北狄"部落[2]。正因此，"北狄"和"西戎"
的許多部落名，乃至"西域"的族國名，都可以在古代中原部落的歷史中
追溯到它們的始源；反之，"華夏民族"民族的許多語言資訊，亦可以在
歐亞草原上去尋覓它們的去蹤。"北狄"、"西戎"與"中原部落"間的這種
同源關係，正是現世所謂"通古斯"、"蒙古"、"突厥"語的成分，在"漢語
"中有著舉足輕重分量的根本原因。
事實上，一些傳統觀念，非但無助於這些問題的認知，反而堵塞了人們
的思路。首先，在沒有搞清亞洲東部人類的來去始末的情況下，就將"黃
河流域"當作是"中華民族的搖籃"，而且一味地強調"漢民族"及其語言自
北向南的擴散過程；從而完全抹煞了他們遠祖是來自南方，而且還不斷
受到後續而來的南方民族和語言的影響的事實。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
，浙江的"河母渡文化"和湖南的"城頭山遺址"等考古發現，震撼了世界
各國學術界，這些七千至九千年前的古代農耕文明的出土，有力地表明
：長江流域有著更早的人類社會活動。其次，以現代基因科學為基礎的
人類學的研究，也發現亞洲東部人類男性Y－染色體種類，自南向北漸趨
單純的瓶頸現象[3]。這些考古學、基因－人類學的研究成果，重現了古
代人類遷徙活動，這也為"漢民族"和"漢語言"的形成機制提供了線索。
然而，"語言"本身就是人類歷史的一種"化石"。例如，"族名"作為血緣
的語音標識，可能產生於人類語言的早期發展階段。而"族名"（亦即"姓
氏"）又往往會轉化為"人名"和"地名"。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是，白令
海峽兩側的地名或原住民的族名："愛斯基摩"（ Eskimo）、"楚克奇"（
Chukchi）、"阿留申"（Aleutian）等，很象"通古斯"族名"兀者"、"沮
渠"、"挹婁"。甚至在"阿拉斯加"一側的"尤比克語"（Yup’ik）中，還保
留了為數不少的"通古斯語"的基本詞彙；但是，尤比克語中的"基數詞"
不僅與通古斯語完全不同，而且還具有"五進位元制"的特徵[4]。這表明
：可能是在"通古斯語"的"數詞系統"產生之前，這些"愛斯基摩"人的祖
先，就帶著他們的"族名"，離開了東北亞地區的"通古斯民族"部落群體
。
不少人企圖從"地名"去為"民族"尋根。例如，在滿、蒙地區就可以找到
許多個"鮮卑山"，我們能否就認為它們都是"鮮卑民族"的發源地了呢？
事實上，上古人類是不可能先為山川河流，而後為自身血緣命名的；這
些山水地名不過是"鮮卑部落"遷徙活動的遺跡而已。同樣，人們尋找"族
名"的語義，也往往是徒勞的。象"愛新"（通古斯語"金"）、"阿巴嘎"（
通古斯語"天"）、"叱奴"（蒙古語"狼"），這樣一些保有語義的族名，
是為數不多的。"語種"的湮滅在歷史上從未休止過；然而，人們卻並不
因為語言的更替，而輕易放棄自己的"族名"或"姓氏"。在古代部落及其
語言的興亡融合中，大量的"族名"早已喪失了它們曾經有過的含義；那
些探索"突厥"、"蒙古"、"女真"，乃至"華夏"這樣的族名的語義的努力
，還不是統統都歸於失敗了嗎？
由原始"族名"發展而來的"地名"和"姓氏"，無疑是人類語言最深層的沉
澱；由於它們大部分沒有語義內涵，因此也不再遷就語言的遊移變幻，
從而成為語言中較穩定的語音成分。因此，揭示"地名"、"姓氏"，乃至"
人名"的族屬、語屬資訊，是歷史語言學的最基本的研究內容或方法。而
中國歷史又恰恰在這些方面為後人提供了豐富的記載。
例如，《逸周書 王會解》，就是一部較準確地記載異族族名的先秦古
藉。在該書的"伊尹朝獻篇"中，記載了："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
、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纖犁、其龍、東胡，……"等
族名，其中"大夏"、"東胡"、"匈奴"、"月氏"等，皆世人熟知的北方大
族；而"貌胡"、"莎車"、"旦略"、"戎翟"、"樓煩"、"纖犁"和"其龍"等
，則是屢見於史載的族名"镬轹"、"蓠狄"、"同羅"、"如甲"、"術和"、"
敕勒"的異寫。惟"空同"（khong-thong）和"姑他"（kha-tho），似不顯
見于後史記載。
其實，"空同"和"姑他"，很可能是兩個同源的族名。《晉書》的"烏譚種
"[5]；《魏書》的"渴單氏"[6]，和"柔然"初附之"紇突鄰"[7]部；遼代"
五國部"的"越裏篤"[8]，可能都是它們的變音。《漢書》記載的"塞種"
部落"捐毒"或"尉頭"[9]，則可能是它們遠涉中亞的同源族類。"於闐"或
"和田"，又是這些部落在西域聚居而形成的族國名。是《史記》最早記
載了"於闐"[10]，《大唐西域記》和《新唐書》也都提到過它[11]，《
秘史》將其作"兀丹"[12]，《元史》則作"斡端"或"忽炭"[13]。實際上
，中原地名"邯鄲"、"洪洞"、"滹沱"，都是它們最恰當的對音。從這兩
個族名的語音解析，我們或許可以瞥見源自中原的古代人類部落，在整
個歐亞大陸上的流動狀態。
"中原地名"與"北方族名"之間的關聯，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史記》的"
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14]的"三河"地區，必是"華
夏民族"的根本之地。春秋時，那裏有"北虢"、"東虢"、"大鹵"、"曲沃"
、"令狐"、"羈馬"、"狐廚"、"篪祈"等地名 [15]，它們顯然與"仆骨"、
"東胡"、"同羅"、"昭武"、"術和"、"且末"、"兀者"、"赤狄"等族名相
對應。又如，中原"戎"名"揚拒"、"伊雒"、"陸渾"、"郧瞞"、"皋落"等
[16]，又與"按出"、"挹婁"、"術和"、"悉萬"、"斛律"對應。這些關聯
現象，不僅是北方諸族出自中原的證據，也是確認中原古代居民族屬的
判據。
應該說，一些與先秦人名相關的語言－族屬資訊，也一直沒有為人們所
重視。例如，"舜"的生母之名"握登"[17]，是否就是蒙古語中的"夫人"
－"合敦"一字呢？又如，"商王朝"的直系後裔，"宋國"的末代諸侯"景公
"名"頭曼"[18]；一個匈奴單于[19]之號，亦為中原王公之名，莫非遠在
漠北的某些"匈奴部落"，與世居中原的"商部落"是同源的嗎？再如，在
與"北方諸族"打了數千年的交道後，我們或許會聯想："東郭"、"東方朔
"、"孟嘗君"、"扶蘇"、"胡亥"、"伍子胥"、"無忌"這樣的一些古代人名
，可能就是由"屠各"、"東胡"、"镬轹"、"密須"、"回紇"、"兀者"這樣
的族名轉化而來的。而《史記 秦本紀》所記載的："大費"、"蜚廉"、"
太幾"、"大駱"、"奄息"、"到滿"、"烏獲"、"孟說"、"白起" 、"惡來革
"、"百里奚"、"宫裏疾"等人名，則無一不是"胡名"、"胡姓"[20]。
當然，對"族名"、"地名"、"人名"的研究，必然會涉及漢語古代語音問
題。清代以來的中外文字語言學者們對先秦語音的研究，基本是在中古
《切韻》系統上從事反推。一些學者客觀地指出，作為規範漢語語音的
一種努力，《切韻》等書也把許多"古音"抹煞掉了[21]。要重現這些"古
音"，選取一些非漢語的對照系統是至關重要的。例如，梵語和漢語的譯
音比較，曾對認識唐代語音起過有益的作用。又如，藏語和漢語間的比
較，則劃時代地推動了漢－藏緬語系在發生學意義上的研究。而近百年
來，西方歷史－語言學者對古代西域地名、族名、人名，懷有極大的學
術興趣。例如，蒲立本（E. Pulleyblank）在他的《上古漢語的輔音系
統》一書中，就以相當的篇幅討論了"和田"、"焉耆"、"龜茲"、"且末"
、"蒲類"、"拘彌"、"貴霜"、"奄蔡"、"烏弋山離"[22]、"丘就卻"這樣
一些譯名的音值；西方人很精明地看到，從中可以發現上古漢語的一些
語音線索。
事實上，對先秦文獻記載的中原人名、地名，與歷代北方族名、人名的
比較，不僅具有"語音學"的研究價值；我們還可以從"人類學"的角度，
去更深刻地去解析"漢民族"極其語言的融合成分。
二、 春秋時期齊魯地區住民的族屬分析
相對於"夏"、"商"、"西周"三朝來說，"春秋"是一個仕農工商全面發展
，文化教育長足進步時代。而春秋時代的"齊魯"地區，又是中原農業文
明的中心，《史記》是這樣地描寫那裏的經濟文化的狀況的[23]：
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
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魚鹽。臨淄亦海岱間一
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鬥，
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有五民。
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24]
。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眾，儉吝，畏罪遠邪。及其衰，
好賈趨利，甚於周人。
象孔子這樣的一位"專業"的"思想家"、"教育家"出現在魯國地方，是齊
魯地區的經濟發展，帶動文化教育事業的必然結果。
西周的"宋"、"衛"、"魯"三國，是"商王朝"的故地，其居民自然多是"殷
之餘民"[25]。孔子的家鄉"曲阜"，是周公的封邑，魯國的都城。史載說
："魯國，古奄國"。而"魯國"亦稱"商奄"，那是因為商王"南庚"和"陽甲
"兩代都"奄"的緣故[26]。"南庚"與女真姓氏"粘葛"[27]，"陽甲"與族名
"弘吉[剌]"很接近；學界一般也認為"商族"與"東夷系"（通古斯系）民
族的淵緣較深。研究"商部落"族源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因為正是他們
創制了"甲骨文字"，這於"漢民族"及其語言的形成來說，是個至關重要
的里程碑。
《史記 仲尼弟子列傳》所記載的孔子的七十七個平民學生[28]，都是
出自"商奄"周邊諸國，他們的姓名則為我們檢索的"商族"居民的族屬，
提供了一套可靠的姓氏標本。孔子的這些弟子的姓氏，與後世漢族"張、
王、李、趙"式的姓氏大異其趣，它們無疑都是一些古代中原的部落－氏
族名；而這些姓氏與北方諸族族名的相似性，則又揭示了中原古代居民
與中國北方民族同源的事實。
本文的姓氏研究始于孔子學生中的含"公"諸姓。基於這些姓氏與北方諸
族族名的比較，我們歸納和推測了古代姓氏中"公"字的音值。在各種科
學方法中，"猜想"（conjecture）是一種重要的"假設"手段，它不一定
能為"推理"（deduction）的方法所求證，但卻為無數的事實所肯定[29]
。現代語言學者關於漢語古代語音的諸多"構擬"，即是使用這種方法的
。
"公"姓諸生
在孔子的七十七個弟子中，含"公"字的姓氏有九種、人數則達十一人之
多："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公皙哀字季次"；"公伯繚字子周"；"公
西赤子華"；"公孫龍字子石"；"公祖句茲字子之"；"公良孺字子正"；"
公夏首字乘"；"公肩定字子中"；"公西輿如字子上"；"公西箴字子上"。
此外，《史記》還說："黃帝者，……姓公孫"[30]。因此判定這些含"公
"姓氏的族源，對於中原古族的研究是至關重要的。
漢字"公"，有"祖父"、"男士"、"雄性"，和文化層面的"公正"、"無私"
等意義；古代姓氏中的"公"，看來與這些語義是無關的。有人說，"公孫
"是"公之孫"，"公伯"是"公之伯"，"公祖"乃是"公之祖"，這大概都是些
無稽之談。我們可能還是應該從語音上來尋找它們的族名之源。
從字形上來看，"公"與"瓜"有相象之處；但是"公"和"瓜"究竟是否相關
？或究竟如何相關？從文字考據的角度來說，是頗難求證的。然而，"瓜
"可以衍生出"孤"和"狐"等字；我們也若將"公"作"烏"、"兀"、"斛"、"
紇"讀，所有含"公"姓氏[31] 與北方諸大族族名的關聯，倒是一目了然
的了：
"兀者"：公祖、公肩、公車、公仇、公疇、公季、公甲、公建、公堅、
公期、
公旗、公綦、公之、公朱、公仲、公子、公族、公左；
"回紇"：公夏、公甫、公房、公父、公翰、公何、公戶、公扈、公華、
公為、
公巫、公務、公右、公玉、公閱；
"烏孫"：公孫、公山、公上、公申、公慎、公勝、公獻、公襄、公行、
公宣；
"紇奚"：公西、公皙、公師、公施、公石、公士、公思、公息、公析、
公緒；
"曷薩"：公沙、公若、公帥、公索、公叔、公休、公輸；
"斛律"：公良、公林、公劉、公留、公旅、公牛；
"紇突"：公濤、公佗、公德、公都、公堵；
"巫馬"：公孟、公明、公罔、公文；
"呼延"：公冶、公言、公羊；
"阿巴嘎"：公伯、公賓。
據此，"公"的讀音為"烏"或"兀"，不失是個普適的歸納和成功的猜想。
對傳統的觀念，它或許也會形成某種挑戰，例如"黃帝"既姓"公孫"，也
必是"烏孫氏"；而"烏孫氏"很可能就是"愛新氏"[32]。這無疑揭示了"中
原民族"與"通古斯系"是有著深度淵緣的。至於那種"烏孫"是"印歐人種"
的說法，則本來就是沒有什?根據的。
"拐"氏諸生
孔子弟子有五人的姓氏含"拐"字："拐耕字伯牛"，"拐雍字仲弓"，"拐求
字子有"，"拐孺字子魯"，"拐季字子產"。
一般認為"拐"字即是"冉"字。其實，它是"內"或"南"的別寫；這個說法
可能較少質疑，因為"楠"字，亦是作"掻"寫的。"拐"從"泥母n"，讀"納"
、"奴"、"粘"、"囊"皆可。"拐耕"、"拐雍"、"拐求"、"拐季"等，可能
與女真姓氏"粘葛"、"納合"、"納吉"相關。而"拐孺"則可能是蒙古語的"
太陽"nar，或naran（"納蘭"）一字。
除上述含"拐"諸姓氏外，諸弟子中還有"南宮括字子容"和"壤駟赤字子徒
"者，另如商王"南庚"，"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者。這些"南宮"、"南庚"
、"壤駟"、"南子"，以及古代姓氏"淖蓋"和"淖齒"，當然都是"拐耕"和"
拐季"等的變音或異寫。傳說中Nakuz（"拐耕"？）是蒙古民族祖源氏族
之一[33]；而Nagy（"拐季"？）又是現代匈牙利頭號大姓。
"顏"、"燕"、"原"氏諸生
在《同源字典》中，王力先生曾就"安"、"焉"、"惡"、"烏"四字的同源
性，進行過充分的論證[34]。"安"、"焉"（an），與"惡"、"烏"（a、ak
、al）間的音轉，本與 n和l間的諧變有關；這種諧變出現在字首，就有
"南"和"蘭"之通；發生在字尾，則是"安"和"烏"之轉。《魏書》人名"張
焉豆伐"[35]，《北史》記作"張烏豆伐"[36]，就說明"焉"和"烏"是音通
的；這也是我猜測"焉耆"即"兀者"，"安息"即"烏孫"的依據。an和al間
的變換，在北方諸族語言中表現得更明顯，"金"字在通古斯語既作"按出
"（an-chu），亦作"阿勒楚"（al-chu）；反之，山名"阿勒泰"（al-tai
），亦作"按台"（an-tai）。
"顏"（ian）與"焉"音同，常作"安"（an）讀；基於上述的音轉討論，它
當然也可以轉讀作"烏"或"兀"（al）。因此，孔子的五名"顏"姓弟子的
姓氏："顏回"、"顏無"、"顏高"、"顏噲"、"顏何"，可能就是族名"烏護
"、"護骨"、"回紇"的轉音，而"回"、"無"、"高"、"噲"、"何"，則是"
東胡－鮮卑系"氏族名尾碼"古"、"骨"、"紇"、"胡"等。
孔子的另外四名學生："顏幸字子柳"，"顏祖字襄"，"顏之仆字叔"，"燕
减字思"的姓氏"顏幸"、"顏祖"、"顏之"、"燕减"等，顯然就是通古斯族
名"愛新"、"按出"、"奄蔡"、"安息"。另一名"原憲字子思"之姓"原憲"
當是"元憲"或"兀憲"[37]，或即"烏孫"之異寫。
按此分析，孔子的"顏"（含"燕"、"原"等）姓諸生，可以分成"東胡－回
紇" 和"東夷－愛新"兩系，而這些學生又多為"魯"、"衛"人士。稱"魯國
"及周邊地區為"奄地"，或許與諸多"顏"姓部落聚居在那裏有關。
"高柴"、"後處"
仲尼弟子中有"高柴字子羔"者。"高"字可能不是讀作gao或kao，而應該
是讀作ghao、khao、hao或ao的；事實上，由"高"字衍生出來的"蒿"、"
鎬"、"毫"、"豪"等字，也都是讀hao的。如是讀來，"高柴" 和另一名學
生"後處字子裏"之姓"後處"，都應當是"兀者氏"無疑了。
求得"高"字的讀音，也識得了先秦文獻中的"高辛氏"的族源，它顯然就
是通古斯系的"愛新氏"或"烏孫氏"。今商丘南二十餘公里處，還遺有地
名"高辛鎮"[38]，從種種方面來看，"高辛氏"都是"商族"的核心部落。
在《左傳 昭西元年》，有這樣一段記載：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
，蔔人曰：’實沉、台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
戈，以相征討。後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遷實
沉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
允格、台駘"。
此中，"金天氏"當是"愛新－阿巴嘎氏"；"閼伯"即是"阿巴嘎"；"實沉"
就是"息慎"；"允格"和"台駘"則分別是通古斯－滿語的"哥哥"和"弟弟"
；"玄"字意"黑"，它可能是通古斯語"黑"字"薩哈連"的縮音，"玄冥師"
可能就是古已有之的"薩滿"巫師。
"子產"姓"拐季"（"納吉"），是個通古斯系的姓氏。他對先世的傳聞掌
故頗有瞭解，一段短短的答辯，竟包容了通古斯民族的豐富資訊。從這
些對話也可發現，春秋時代的中原諸國民眾，除少數知識份子外，都已
不通祖語了。
"任不齊"、"宓不齊"、"罕父黑"
這三個姓氏可能與族名"阿巴嘎"，和變自"阿巴嘎"的人名"阿保機"[39]
等有關。波斯文獻《史集》在談及元蒙時代的"欽察"部落時說[40]：
……烏古思稱他為"欽察"（q(i)bjaq）。這個詞由"合不黑"（q(a)buq）
一詞派生來。"合不黑"為突厥語"空心樹"之意。所有的欽察人都出自這
個幼兒……
q(a)buq就是"阿巴嘎"，《金國語解》中亦作"呵不哈"，余大均先生將其
譯作了"合不黑"；如將q(i)bjaq譯作"阿巴察"或"阿保機"，可能要更準
確些，而蒙古人將其譯作了"欽察"。這段記載告訴了我們，"阿保機"的
確是"阿巴嘎"的變音；元蒙時代的"欽察"部落是說突厥語的，他們甚至
連"阿巴嘎"的"天"意都不知道了。這個音變也可能在北方諸族的自中原
出走前就發生了，先秦歷史中有很多中原人士名"伯齊"或"不齊"者，它
們大概都是"阿保機"的縮音。
"任不齊"就是"阿保機"，"罕父黑"則是"合不黑"；而"宓不齊"可能是"宓
羲 阿保機"之縮音。
"卜商"、"伯虔"、"步叔乘"、"邦巽"
"卜商字子夏"，"伯虔字子析"，"步叔乘字子車"，"邦巽字子斂"四人的
姓氏，可能與出現於不同時代的"白羊"、"拔野古"、"伯岳吾"、"巴牙兀
惕"等北方部落名有關。
韓儒林先生說"伯岳吾"出自"伯顏"[41]，即滿、蒙兩語中的"富人"一字
；然而，這個言之有理的說法也有可質疑之處：族名產生於遠古社會，
難道那時的人們已經窮富貴賤有別了嗎？《史集》是將"巴牙兀惕"列在"
迭兒列勤 蒙古諸部落"中的，我以為"迭兒列勤"就是"朱裏真"（即"女
真"）之異譯，它們的先祖應是"通古斯系"民族[42]。
這個氏族後來在歐亞草原上播散得很遼遠。據八－九世紀的西方記載，
南俄地區出現過一個兇悍部落名Pechenegs（"伯虔"？），匈牙利人稱其
為Bes(h)enyo（"卜商"、"步叔乘"、" 邦巽"？），阿拉伯文獻則記之為
Bajanak（"伯顏"？），它們可能就是後來的"欽察伯岳吾"部。從這些歐
亞草原上的"流"， 我們可以回溯它們出自黃河流域的"源"。
"漆雕"
孔子有三名姓"漆雕"的弟子："漆雕開字子開"、"漆雕哆字子斂"、"漆雕
徒父"。《說文》說："雕，琢也"；又說："琢，雕也" 。因此"漆雕"的
讀音應該是chi-tiu或chi-teok，即"赤狄"（chi-ti）之音。
不少人是用對顏色的崇尚，來解釋"赤狄"和"白狄"這些部落名的，而不
多有人去正視它們的音源。其實，"高車"又名"赤狄"[43]，女真人也有"
赤盞氏"[44]，匈牙利有Csarszar氏，中亞則有地名Chirchiq；而蒙古氏
名"博爾濟吉"，西域族國名"薄知"、"白題"、"跋提"等[45]，又與族名"
白狄"可相比照。這些遠離漢地的相關族名、姓氏、地名的存在，都否定
了那些用"赤"、"白"之義，去猜測這些部落"尚紅"或"尚白"的說法。
"施之常"，"石作蜀"
"蓠狄"是個重要的氏族，北齊名人"蓠狄幹"是被稱作"鮮卑老公"的[46]
。唐代漠北"思結"部，元蒙時的"失吉"氏，入主近東的"塞爾柱人"，可
能都是"蓠狄"之裔。古代西域的"瑟底痕" [47]，現代中亞的Sazagan、
Shazhagay、Shizhaga等地名，想必都是"蓠狄"部落徙居之遺存。
孔子弟子"施之常"和"石作蜀"的姓氏"施之"和"石作"，大概就是"蓠狄"
。有趣的是，據西元491年安提俄克城"約翰"的記載，有一個名叫
Sigizan的Hun人，曾服役於拜占庭的軍隊[48]，Sigizan顯然就是"施之
常"。
"仲由"，"宰予"
"仲由"和"宰予"，可能與族名"昭武"有關。
從北魏、隋唐起，西域河中諸邦王族皆屬"昭武九姓"，據傳它們都是來
自河西"昭武"地方[49]。唐末敦煌西有"仲雲"部落，據說是"小月氏"的
遺族[50]。"昭武"和"仲雲"可能都是"西戎"之裔。
今南俄地區的"楚瓦什人"（Chuwa-sh），是Hun人的後代；楚瓦什學者認
為Chuwa是從Savir、Suvar、Suwar等字演變來的[51]；而"楚瓦什語"又
表現出許多不同於"突厥語"，而類同於"鮮卑－蒙古語"的特徵。這提示
了我們："楚瓦"與"昭武"、"渠武"、"仲雲"等，都可能是族名"室韋"之
轉音。
"司馬耕"
仲尼有弟子"司馬耕字子牛"者。
一般以為"司馬"是從官銜轉化來的。司馬遷在《自序》中，卻從未說過
因祖上當過"司馬"官，而襲了這個"司馬"姓。在他的先人的名字中，除"
錯"、"靳"、"昌"、"憲"、"談"等外；還有"蒯聵"、"昭豫"、"無澤"等，
它們顯然是"護骨"、"昭武"、"兀者"轉化成的人名，太史公的家族，看
來也是有著"戎狄"的血統。
人名"司馬耕"、"司馬遷"、"司馬靳"、"司馬昌"、"司馬談"，與族名"悉
萬斤"、"悉萬丹"、"悉泯健"[52]、Sarmatae[53]（"薩爾馬泰"），地名
Samarkand（"撒麻耳幹"）等如此音似。我想，漢姓"司馬"、"西門"，胡
姓"泣伏"、"乞伏"、"石抹"，匈牙利姓氏Szima等，可能都是族名"悉萬"
之變譯。
"原亢籍"、"孔忠"
"原亢籍"、"孔忠"是兩個弟子的姓氏；孔子本人也叫"孔丘"，與"孔忠"
很相似。"原亢籍"可作"元亢籍"或"兀亢籍"，急讀即是"王籍"或"弘吉"
；我想"孔忠"和"孔丘"同樣也是"弘吉"的轉音。這個後世著名的蒙古氏
族名"弘吉剌"，竟也是先秦中原人名。《夏本紀》記載："帝不降之子孔
甲"。"不降"當是"伯顏"，而"孔甲"自是"弘吉"。
"曾參"、"曾虔"、"顓孫"、"曹恤"、"左人郢"
"曾參"即"曾子"，是孔子最親信的弟子。
"曾參"、"曾虔"、"顓孫"、"曹恤"和"左人郢"，很可能就是遠古時代的"
顓頊氏"，或後魏的北族"長孫氏"[54]。唐朝在西域所設置的府州之名，
若干竟與它們驚人地相似，例如："遲散"、"乞施獻"、"騎失"、"奇沙"
、"據瑟"、"遮瑟"等。遷徙中亞的東北亞族名，應是這些地名的源音
[55]。
“巫馬施”
與“巫馬”同源的“胡名”、“胡姓”隨處可見。《魏書》所記載的人
名“務目塵”[56]，氏族名“侯莫陳”[57]；《新唐書》記載于闐王“
姓尉遲氏，名屋密”[58]；宋代西夏民族則有“嵬名”、“訛命”等姓
氏；《遼史 兵衛志》則記載了“屬國軍”名“烏馬（山奚）”和“胡
母思（山蕃）”。這些人名－氏族名，和中原地名“侯馬”、“高密”
，新疆地名“哈密”（維吾爾語讀“庫密”），西域古國名“胡蜜丹”
等，可能都源自北方族名“庫莫奚”一字。
我猜測後世的“宇文氏”，可能就是這個氏族。
“澹台訪鵜鼇?
“澹台”當是“拓特”，即“韃靼”之源名。蒙古人通稱黑龍江、松花
江、烏蘇里江流域的女真部落為“水達達”，亦可見“拓特”是個通古
斯系姓氏。
“滅明”，北方諸族中沒有這個族名的顯性記載；但西域卻有“迷密國
”，它是“昭武九姓”之一的“米國”，《新唐書》說：“米，或曰彌
末，曰弭秣賀”[59]。
“澹台訪鵜鼇 』蛐磧Ω檬歉春閑帳稀巴靨胤弭秣”。
“閔損”、“樊須”
“閔損字子騫”之姓“閔損”，應即是“宓羲”；
“樊須字子遲”之姓“樊須”，可能是“伏羲”。
“宓羲”和“伏羲”，應同為族名“镬轹”、“镬羯”、“密須”之轉
音。
“句井”
“句井疆”者無字。“句井”應同“沮渠”，即“女真”或“朱裏真”
之異字。
“鄭國”
“鄭國字子徒”。“鄭國”，可能是女真語中的“申科岸”，亦即“鷹
鶻”[60] 一字。滿、蒙兩族男子以此字為名者甚多。
“秦拐”
“秦拐字開”。“秦拐”當是後世鮮卑系民族部落名“叱奴”、“醜奴
”或“叱那”，即蒙古語之“狼”字。
其他如：“毁單”就是“契丹”；“廉禄”和“榮旗”應是“如者”；
“有若”是“斛律”；“梁澶”即“落坦”；“樂咳”則是“術和”。
上述的分析表明：在“中原漢語”已經形成的“春秋時代”，曾為“商
族”聚居的“豫東北”和“魯西南”及周邊地區的居民，仍然保留了“
夷”、“狄”民族的姓氏特徵，這顯示他們的確與後世遠居北方的“通
古斯語族”、“蒙古語族”乃至“突厥語族”有著同源的關係。他們一
定是在經歷過了外來部落及其“藏緬式語言”的長期影響，才轉化成使
用“漢語”的“中原漢族”的。
春秋時代中原地區的語言可能還相當複雜，各部落語言的“漢化”過程
也並不是同步進行的，有些部落仍然在使用“戎狄”語言，《左傳 魯
襄公十四年》（前559年）記載了一則有趣的相關故事。吳國被楚國戰敗
，而告于盟主晉國，各諸侯在一個叫“向”的地方聚會，主盟的晉大夫
“范宣子”，逮捕了私通楚國的莒國公子“務婁”；他又懷疑“薑戎氏
”洩密，而指責來會的戎子“駒支”；後者則作了一番頗長的辯解，其
中言及：
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
這無疑說明，雖然那時“漢語”已經形成通用已久，而且中原“諸戎”
部落也積極參與了各諸侯國之間的政治、軍事活動，但是它們所使用的
語言，與中原諸國的主流語言仍然是不同的。當然，象“范宣”、“務
婁”、“駒支”這樣的人名的出源也都可以是我們研究的物件。
一、 春秋前後“齊”、“魯”及其周邊地區的地名
儘管，許多中原部落在遠古時代就逐個地離析出走了，有些則融合消蝕
了，但它們仍然在黃河流域的留下了痕跡。在那些自“春秋”保留至今
的中原地名中，許多就是“華夏民族”的祖先部落名。對於中原地區地
名的研究，也是追溯古代中原居民族屬的又一重要手段。
引言中對黃河中游“三河地區”的“地名”和“戎名”的討論，使我們
瞭解到那裏的古代部落，與“北方諸族”有著親緣關係。而《漢書 地
理志》所記載的黃河上游的“西戎”之地，即今天的甘肅慶陽、寧夏固
原、陝北延安一帶的漢代地名，亦與“北狄”族名有著鮮明的可比特徵
。例如：
“烏氏”、“鬱郅”、“月氏” 即“兀者”，
“木禾” 即“镬轹”，
“安俾” 即“阿巴嘎”，
“龜茲” 即“厥機”、“沮渠”，
“複累” 即“覆羅”，
“直路” 即“敕勒”、“叱勒”，
“回獲” 即“回紇”，
“朝那” 即“叱奴”，
“獨樂” 即“吐如紇”、“同羅”，
如果在“齊魯地名”與“北方諸族族名”之間，也可以發現同樣的可比
性，那將使整個黃河流域古代居民與“北方諸族”的同源關係，得以全
面展現。而這種比較也並不是難以實現的。
《中國歷史地圖集》，是在二十世紀中完成的一項重大學術工程。對照
該書的各代輿圖，不難發現自“春秋”始，中原地名的記載數量有一個
“飛躍性”的增長。它們中的大部分無疑是承繼於前代的，其中還有不
少一直延續使用到現代社會。這顯然表明：從“春秋”起，中原社會的
經濟和文化形態已趨穩定。下文用於比較的“齊魯”及周邊地名都摘自
《中國歷史地圖集》。為了彌補疏漏，我們添以若干戰國和秦漢時代地
名，以及個別西域族國名，來強化這個對比。如：
春秋、戰國、秦、漢時代齊、魯及周邊地名 北方諸族部落名
公丘、冤句、魏其、郁秩、夏丘、 兀者、兀惹、（焉耆），
尉氏、雍丘、於餘丘
東阿、東牟、東垣、東昏、單父、 東胡、屠何，達斡爾，
堂阜、堂邑
祝其、贅其、垂葭、曲池、曲成、 沮渠、厥機、主兒扯、
楚丘、渠丘 朱裏真，女直，
顓臾、丘輿、鍾吾、龜陰、壯武、 昭武、仲雲，
曲阜、曲沃
取慮、昌慮、訾婁、鄒盧、陳留、 敕勒、叱勒，
巨鹿
牧丘、馬涇、蔓葭、麥丘 镬轹、镬羯、勿吉，
咸丘、安丘 按出虎、安車骨、（奄蔡），
鮮虞、鮮牟、豕韋、司吾 室韋、失韋，
外黃、五吾、高魚、武垣、滑 烏護、回紇，
無婁、袁婁、緣陵、胡陸 斛律、烏洛侯，
廩丘、閭丘、梁丘、犁丘 如甲，
蒲姑、平陰、符合（符離） 仆骨、婆萵，
符離（符合）、浮來（包來） 缽利曷、步六孤、（蒲類），
高唐、狐駘、邯鄲 烏譚、（和田），
菟裘、陶丘、桃丘 突厥、泰赤兀，
石門、郧瞞 悉萬、乞伏、（悉萬斤），
須句、石兹 蓠狄、失吉，
高密、姑幕 庫莫奚、（哈密），
重館、長葛 鎮國，
逼陽、平陽 白羊、伯岳吾，
京茲、長勺 （精絕）、（金積），
即墨、葭密、羈馬 吉裏迷、（且末），
夫鍾（夫重） 覆鍾，
夫餘 扶餘，
祝柯 術虎，
胡陽 呼延，
舞陽 兀顏，
不其 白狄，
夾谷 夾穀，
通過上述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若干現象，並得到一些結論：
其一， 後世北方諸族部落名“兀者”、“東胡”、“沮渠”、“昭武”
、“敕勒”、“镬轹”、“室韋”、“回紇”、“斛律”等，對應著為
數眾多的中原古地名，因此這些後來的北方大族，也必定曾是上古時代
的中原大族。
其二， 被認為是“通古斯系”的部落名“兀者”、“沮渠”、“镬轹”
、“按出”，與“東胡－鮮卑系”的 “東胡”、“室韋”、“昭武”、
“敕勒”、“回紇”、“斛律”等部落名轉化成的地名，呈交錯分佈。
因此，它們的血緣和原始語言究竟如何區別？將是值得深入探討的重要
問題。
其三， 地名“桑丘”在多處出現，它們與“襄丘”或“商丘”一樣，顯
然都曾是“商部落”的聚居地；魯國的“曲阜”，晉國的多個“曲沃”
，可能都是源於族名“昭武”的地名；山東半島盡頭的“即墨”（應該
讀作“即密”），與遠在晉西南的“羈馬”，相隔千里。這些同源地名
四處分佈的現象，說明在遠早於“春秋”的時代，黃河流域曾經有過大
規模的民族－部落的遷徙和融合活動。
其四，“中原地名”與“北方諸族族名”間的全面對應表明：後世所謂
“通古斯”、“蒙古”、“突厥”諸族，都是“古代中原民族”出走北
方的胞裔。而“中原漢語”與現世“北方諸族語言”間的截然不同，則
又表明：使用“藏緬式語言”的後來部落的不斷注入，是這種“古代漢
語”形成的根本原因；而“北方諸族”先祖的出走，則一定是遠早於“
中原漢語”形成的年代的。
二、 語言比較的證據
上述“姓氏”和“地名”研究表明，演變成”漢族“的中原古代居民，
與“北方諸族”有著血緣上的聯繫。如果我們能從“中原漢語”中發現
“北方諸族語言”的成分，也將是這種聯繫的重要證據。經過數千年的
滲透和融合，北方諸族仍然使用著相當不同的語言，這些區別也必然是
承繼于上古時代中原語言的多元性。因此，將“中原古代漢語”與“北
方諸族語言”逐一比較，不僅是對“漢語”的“語譜分析”，也是解析
“漢民族”內涵成分的有效手段。
現代語言學並沒有注意到上述的現象，西方語言學界是將“漢語”和“
藏緬語”視為親緣語言的。所謂“漢－藏緬語系”諸語言，大部具有單
音節詞根和每個音節都有固定音調的特徵。儘管，這個理論幾乎完全忽
略了“漢語”與“北方諸族語言”的關係，但它仍是一個具有堅實基礎
的理論體系。“漢語”和“藏語”間的大量的基本語詞間的語音對應現
象，構成了這個理論合理的內核，如：
漢語 變通字 吳音 藏語[61]
我 吾、俺 ng nga
五 ng nga
魚 ng /nyu nya
二 貳 nyi nyii
太陽 日 nye nyime
耳朵 nyidu nyendjoo
一 dji
三 sum
四 shi
死 xi / shi shi
有 yoo
不 莫、沒 mee
作 做 chee
候 huu
結束 卒 tsha
名 ming
誰 suu
氏族 ruu
鳥 雀 dja
鼠 dji
狐 woomo
儘管這個表列的容量有限，但已經足以洞察“漢語”和“藏語”間的親
緣關係。特別是漢語的“南方方言”與“藏語”，在“我、五、魚”，
“貳、日、耳”，“四、死”，“雀、鼠”這些無關語詞間的語音“同
構對應”現象，看來“藏語”與“南方漢語”的關係，要比與“北方漢
語”的關係更為根本。
然而，一重親緣關係的存在，並不能排斥另一重親緣關係。在“音節”
和“詞序”形態上，貌似截然不同的“漢語”和“北方諸族語言”間，
或許有著不亞於“漢語”和“藏緬語”間的關聯。如，從基本語彙來看
，漢語中的“陽”和“水”字，可能就是突厥語的hun和su，“嶺”字則
是源自通古斯語的alin；而“泥淖”的“淖”，則是來自蒙古語的“湖
泊”一字nuur。
“漢字系統”是從“象形字”發展出來的。基本象形字既以“象形”和
“喻義”為本，也理當可為任何人理解和使用；日本、朝鮮、越南諸國
將“漢字”使用了上千年，都是按他們自己的語言去“訓讀”的。因此
，如果我們能確定一些基本“象形字”的原始音訓，不僅可以追溯古代
漢語的語源基因，還可以去判定漢字初造者們的族屬和語屬。
以“馬”、“木”二字為例。它們不僅是兩個基本的“象形字”，而且
是兩個重要的基本“聲符”，由“馬”衍生出的“媽”、“嗎”、“螞
”、“罵”，和從“木”衍生的“米”、“末”、“沐”等字，均從“
明母m”。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在造字之初，“馬”、“木”二字就是
讀作ma、mu、mo的。為了確證這兩個具有聲符意義的漢字的語源，下面
謹作一個範圍稍廣的比較：
藏語 滿語 蒙語 突厥語 匈牙利語 楚瓦什語[62]
馬 ta morin morin/at at lo lasha
木 shiin mo mod agach fa javas
從這個比較不難看出：突厥語和藏語與這兩個漢字是無關的；藏語的
shiin，可能是“薪”字的音源；匈牙利語的lo，大概與“驢”字同出；
楚瓦什語的lasha，則與滿語的“騾” laosa有關；而只有滿語和蒙語中
的對應字，才與漢語中的“馬”、“木”二字有本質的關聯。儘管，我
認為蒙古語的morin和mod，是借自通古斯語的；但是在這裏沒有必要去
糾纏一個或許會引起爭議的個人見解。
中國古藉為“古代漢語”和“北方諸語”的關聯現象，也作了若干相當
有意思的隱性記載。例如，《爾雅 釋草》說：
卉，草。
戸、抛、華，榮。
作為一個象形字，“卉”表現了茂盛的叢草。“草”字在藏語中是tsa；
在滿語中是or-ho（“斡兒和”）；而在匈牙利語中為fu。不難看出，漢
語的“草”，與藏語的tsa有著淵緣；而“卉”則or-ho和 fu間有著接近
或相同的音值；匈牙利語的fu，也應該就是從滿語的or-ho轉化來的。
《爾雅》又說：“戸”、“抛”、“華”，義“榮”，即“花”。我們
不難識別“抛”、“華”、“華”都是“花”的不同的寫法而已；而獨
樹一幟的“戸”（可能讀“伊”或“依”），則可能是滿語的“花”－
“依爾嘎（哈）”（ilga / ilha）的縮音。我不想再討論“花”是否就
是“哈”的轉音，但我必須指出上述諸字與藏語是絕對無緣的，藏語的
“花”字是metoo。
《爾雅 釋天》還說：
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
傳統文字學的解釋是，它們是上古各代“年歲”一詞的演變；“唐虞”
則解作“唐堯虞舜的時代”。事實上，“夏”、“商”、“周”本是中
原地區的領袖部落之名轉化成的朝代之名，“唐虞”是“堯舜”所出的
部落，它可能就是春秋秦漢族名“東胡”，或宋遼金元時代族名“唐兀
”[63]之異譯。與其說這幾個同義詞是發生在各個時代，還不如說它們
是古代諸部落語言在中原漢語中的沉澱。
“年”字，蒙古語作ziil，即是“唐虞曰載”之“載”；而滿語作anen
，又正是“周曰年”之“年”；滿語的“歲”字ser，恰似“商曰祀”之
“祀”；“夏曰歲”之“歲”，則是“楚瓦什語”之sul，。看來，“夏
”和“唐虞”似為“蒙古語族”，而“商”和“周”則似“通古斯語族
”。“唐虞”是“東胡”，而不是“堯舜”，但願不會被認為是個“離
經叛道”的說法。
西方語言學者的豐富想像力予我們很多啟發；但時而也有走得太遠之嫌
。例如，高本漢（Bernhard Karigren）推定了漢字“卒”與藏字sdud-
pa（讀tsha，義為“收集，聚集，聚結起來”）同源後；又進而推論其
“士卒”之義，是來自“受強制勞動的男人群體”的意思。對此，就連
包擬古（Nicholas C. Bodman）也有“離題太遠”的感慨[64]。
藏語的“士兵”是mermi，它與漢字“卒”是沒有什?關係的。蒙古語的
“士兵”作tsereg，“健壯”作cheereg；而匈牙利語的sereg一字，又
意轉為“軍隊”。歷史上有安祿山“養……曳落河八千人”[65]的記載
。tsereg、cheereg、sereg 、“曳落河”等當同鮮卑語“車鹿會”一字
，“壯士”之謂也，在原始社會裏“壯士”就是“戰士”，它們大概就
是漢語中的“士卒”之“卒”字的來源。
除“太陽”（hun）和“水”（su）外，若干“突厥語”的辭彙，也遺存
在“漢語”中。“土”（toprak）、“車”（hoca）這兩個基本象形字
，就與突厥語相關。“藏語”的chuu與“水”字也比較相近；“藏語”
的“土”字saa，則是“沙”字的影子。但是，如果我們過分執著地要從
“藏語”去尋找一切“漢字”源泉，不僅會捨近求遠，而且也會有失公
允。
根據“車”和它的衍生字“載”的現代讀音，可以推測“車”的源音應
該是在cha和chi之間，而“車”字在突厥語中為hoca，在匈牙利語中則
為kocsi，它們的讀音都恰似“高車”，亦幾同歐洲語言中的coach。有
匈牙利學者認為，這是匈牙利語彙對西方語言不多的貢獻之一。如果這
種說法是可靠的話，或許我們已經尋得了coach一字遠在東方的“中原古
代語言”的根。
上述的討論，對專門家來說失之疏略；於流覽者來說則嫌之艱澀。一個
簡明的表列，或許能彌足雙方的要求：
漢語 變通字 藏語 滿語 蒙語 突厥語 匈牙利語
萬 chi tuman
花 戸 metoo ilga / ilha
木 薪 shiin mo
草 卉 tsa or-ho fu
鐵 dja temer
河 gukdju gol folyo
火 me gal
氣 lung hii
水 chuu su
土 （沙） saa toprak
車 kolo hoca kocsi
馬 ta morin lo
驢 pung-gu
牛 特 long ihen tehen
羊 luu jamaa
兔 rekoon tuula
頭 元、兀[66] go uju da、咄
臂 胳膊 lang-aa gala gar gol
年 載 lo anen ziil
天 nam tengri
山 嶽 ri uul
山脈 嶺 ribo alin
峰 （丘） ridse colhon
雲 drimpa uul
雨 cher huur
父 爹 papa etseg atya
母 娘 ama anyen anya
兄 昆 djudju ahun
弟 仲 oma deote duu
兵 卒 mermi tsereg
最後，我們不妨注意一下一個很有趣味的地理－語言現象：長江以南“
河流”多以“江”為名；而長江以北則多以“水”或“河”為名。前者
如：“珠江”、“湘江”、“贛江”、 “黃浦江”等，後者如：“涇水
”、“渭水”、“媯水”、“淝水”、“漢水”、“漳水”，或“黃河
”、“淮河”、“汾河”、“桑乾河”、“滹沱河”等等。其實，“河
”是蒙古語gol字之轉，而“水”則是突厥語su之本音。今甘肅臨夏地方
舊名“河州”，當地使用蒙古語的“東鄉族”民眾，則以諧音稱之為“
各州”。而今之哈薩克斯坦卡拉幹達地區有河名Sara-su，實即突厥語之
“黃水”也。五十年前，上海郊區土話中的“江”字（讀gong）作形容
詞時，可作大小“河流”解；例如，將“河魚”叫作“江魚”（讀gong
-ng），把“河蟹”說成“江蟹”（讀gong-kha），還把“船”叫做“江
船”。其時年幼，初入其地，莫明其妙；如今方知“江”、“河”、“
水”，乃不同語言之裔字也。
一、 結論和思考
經過上述姓氏、地名、語詞的比較，我們應該會注意到若干重要的現象
，同時也會進一步思考一些基本的問題。
首先，“聲調”的確是彌補“單音節”辭彙的表義困難的一種手段，但
也很難設想一種能夠表義的原始語言的基本詞彙系統，與生而來就是具
有“單音節－聲調”特徵的。事實上，不少藏語和古漢語的辭彙，也是
“多音節”的；由於“多音節辭彙”的表義精度增加，自然也就可以免
除對“聲調”的管制。當然，也有些學者極有見地地認為，人類語言的
辭彙音節數量可能是由簡到繁的；還有學者認為“輔音叢”或“複輔音
”的分化，是“多音節”辭彙形成的原因之一。
上古漢語是否具有“複輔音”的特徵？我想這種人類語音中的常發現象
，是不必否定的；但是也不宜將其“擴大化”。例如，不少學者認為宋
景公之名“頭曼”，就是一個“複輔音”字t.rmog；但察明了“商部落
”與“北方民族”有著同源的關係後，“頭曼”是通古斯語的“萬”字
tuman，也就不奇怪了。事實上，孔子諸多弟子的姓氏，也都是無法用“
複輔音”現象來解釋的。許多單音節漢字是“北方諸族語言”多音節字
的簡縮，“萬”來自tuman，“馬”出自morin，即是兩個例字。這種轉
化的原因：既可能是來自所謂“藏緬式語言”的影響；也可能是“象形
文字”的反作用。總之，“中原漢語”多見的“一字一義一音”的特徵
，不少是“後天獲得性”的非自然現象。
其次，藏語作為一種較純的“漢－藏緬式語言”，它與南方漢語方言有
比較接近的關係；加上“壯”、“侗”、“苗”、“瑤”等同屬語言，
也都居於中國南方的地緣分布，使我們可以判斷（猜測）：它們的共有
語詞和“單音節－聲調”的特徵，可能是在中國南方地區發育成形的。
而所謂“藏緬語”諸族，大概也是從長江以南地區朝西擴散出去的。中
國南方古代居民向北方的遷徙活動，則是改變黃河流域古代部落語言特
徵的根本原因。
黃河流域古代居民及其語言，與“北方諸族”及其語言間的關聯，顯示
“北方諸族”與“中原古族”是同源的。離開黃河流域的古代部落，保
留了他們的祖先從中原地區帶出去的，具有較純粹形態的各種“原語”
。這些遷徙活動，可能在現代人類的祖先到達東亞地區後，就沒有間斷
停頓過。“愛斯基摩”人脫離“通古斯”部落群體，可能是發生在“數
詞系統”產生之前，即是一個例證。最近發現的“紅山文化”早期遺址
，可定在五千至七千年前，或許這也是“中原部落”進入“東北亞地區
”的時代座標之一。
“漢－藏緬”式中原語言，即“漢語”的形成和確立的時代，至少應該
是發生在四千年以前的“史前期”，因為中國最早的歷史記載，就已經
是用具有這種語言特徵的文字寫成的。包擬古說[67]：
這種先藏語（按：指“漢－藏緬式原語”）的影響到底發生在什?時候
呢？西元前1027年周滅商的時間比它要晚，因為許多跟藏語有關的上古
漢語詞在西元前13世紀的商代甲骨文中就已經出現了。
周族跟這個影響漢語的先藏語部族可能屬於同一支，或者是有某種親屬
關係的另一支，不過入侵中原的時間要晚一些。
再者，商代的漢語至少在句法和辭彙上跟周代好象並無根本的不同，而
後者的語言已經見諸彝器銘文的許多材料，而且很早就用來書寫古典作
品了。所以這個影響的年代不會遲於商代初，也許還要更早些。
鑒於藏緬語中許多語言的差異很大，我們只得把共同語的時間定在非常
遙遠的年代。但是由於現在假設一大部分漢語和藏語的共同辭彙是借用
的結果，這就容許我們把（按：應指上古中原語言自“漢－藏緬式原語
”借詞的）年代定得比較近一些，也許大約在西元前2000年的前後幾個
世紀之間，對於解釋這兩種語言的相似和差異來說，這是一個相當合理
的時間深度。
他在這裏說出了一些重要的道理。如“漢－藏緬式原語”，即所謂“先
藏語”對於古代“中原語言”來說是外來的。而“漢語”，即“漢－藏
緬式的中原語言”中的與“藏語”共有的語詞，大部是“借用”的，而
不是“同源”的。
但是，作為“借方”的各中原部落的語言，在受到“貸方”語言－“先
藏語”的衝擊前，例如“商部落”的祖語，究竟又是一些什?樣的語言
呢？他是沒有把握來回答的。在上述的引文中，他還曾猜測“周族”可
能是一支“先藏語部族”。其實，種種跡象表明，遠古時代的“夏”、
“商”、“周”、“秦”等部落，非但不是什?“漢－藏緬式原語”的
載體，而是與“北方諸族”同源的部落。
那末，“漢－藏緬式原語”的衝擊，又是來自什?方向的呢？包擬古在
一條注解[68]中說，這種“先藏語”影響主要是來自西方的。這大概是
從古今藏族一直居住在中國西部的現象，引發出來的一種地緣性的結論
。其實，“藏民族”只不過是使用“藏緬式原語”的古代諸族中，因為
走得最遠而保留了較純淨的語言形態的一支人群－部落而已。那種具有
“單音節－音調”特徵的古代語言，對“中原古代語言”的衝擊，更可
能是直接來自長江以南的“南蠻”諸族。這種語言的運動取向，與亞洲
東部古代人類的由南朝北的遷徙態勢也是一致的。
我們明知“漢語”的“多源性”，卻只說“漢語”和“藏緬語”有著共
同的祖語，當然是不全面的；而將如此龐雜的“漢－藏緬語系”的共同
祖語（如果存在的話），又僅僅說成是“先藏語”，則更是欠妥的；然
而，使用“先藏語”這樣一個名詞，只是用現存表像去逼近（approach
）歷史真實的一種“無奈”。我也勉為其難地造了一個“漢－藏緬式原
語”（Proto Sino-Tibetan/Burmic-Like Languages）這樣的替代名詞
，但仍然無法擺脫那種“緣木求魚”式的方法。
對於“前漢語”時代的中原語言的定名，也有若干的困難。中原地區古
代部落的“夷”、“狄”、“戎”、“胡”屬性，都表明他們與後世“
通古斯”、“蒙古”、“突厥”諸族同源。這些出自黃河流域的“北方
諸族”的語言，已被西方語言學者歸屬為“阿勒泰語系”。然而，經過
數千年的兼併融合，在這三種北方語言中，不僅連基本數詞都不一致，
而且它們的許多“共有詞”也幾乎都是互借的結果；可見遠古時代中原
地區的語言情況，還要大大地複雜得多，因此也很難設想它們只有一種
共同的祖語。雖然“阿勒泰語系”理論的基礎是如此地脆弱，它的影響
卻又是如此的巨大；我有時也想就乾脆把“北方諸族語言”的中原祖語
，稱為“阿勒泰式諸原語”（Proto Altaic-Like Languages）算了。
由於漢字系統非表音的特殊性征，我們今天最明白的也只能是包括各種
方言在內的“現代漢語語音層”，其次才是那些“韻書”所記載的所謂
“中古音”。人們對上古時代漢語語音的探索，只是基於中古漢語語音
，參照某些對比系統的“反推”或“猜想”。“詩韻”和“藏語”，大
概是中外語言學者們用得最多的兩種對照系。作者在欣賞這些研究成果
的同時，還想以本文的結論指出：“中國北方諸族語言”是“漢語”的
另一面重要的“鏡子”。
我不是個“理論語言學家，而只是象個“實驗工作者”，從“通古斯－
滿語”、“蒙古語”、“突厥語”、“匈牙利語”、“楚瓦什語”等，
諸多與“北方諸族”相關的民族語言中，採集了一些與“漢語”的“可
比資料”。亦如同“棱鏡”能將“潔白透明”的“白光”，分解成“紅
”、“橙”、“黃”、“綠”諸色一樣；我們也在“純潔無瑕”的“漢
語”中，析出了“戎”、“狄”、“夷”、“蠻”語言的可比成分。如
果能作一個定量的統計，或許可以發現“漢語”中的“北方諸族語言”
的內涵，並不一定亞于“藏緬語”的分量。
現代“漢－藏緬語系”理論的創導者們，有著不同凡響的洞察力和不可
磨滅的功績，但是他們完全忽視了“中原古代居民”及其語言，與“中
國北方諸族”及其語言之間的親緣關係。他們的這種“色盲症”，也許
限制他們的某些結論的“準確性”或“正確性”。
無論是語言資料“不足”，或“過剩”的情況，都會給歷史－語言學的
研究帶來困難或困擾，前者令人無從著手，後者卻又使人熟視無睹；中
國學界所面臨的自然是後一種問題。在無與倫比的豐富的史料中，必有
大量的語言資訊；可是我們卻未能在這個滿盈的資訊海洋中，自由自信
地航行。傳統的陳規陋習使我們失去了遠航的膽量；而西學方法的突飛
猛進，又往往使我們感到失落無措。令人可喜的是，中國學術界已經開
始注意到他們所擁有的巨大的資源優勢，和方法上的暫時落後局面。無
疑，這都將是中國歷史－語言學新的探索時代的開始。
中山大學歷史系蔡鴻生教授、林悟殊教授和他們的研究生們，與作者對
本課題進行了深入而有趣的討論；西北民族學院郝蘇民教授所領導的多
民族的青年歷史－語言－人類學者們，對這個課題也表現出了極大的學
術興趣，于振江教授還校正了我的若干藏字的拉丁化拼寫；在黑龍江省
博物館劉嘵東教授，和東北師範大學劉厚生教授組織的兩個討論會上，
學者和研究生們表現出的學術討論的巨大熱情，都給我極大的激勵。上
海的潘悟雲教授、徐文堪教授、芮傳明教授，南京的劉迎勝教授的卓越
學識也令人敬佩。美國德州大學休斯頓分校金力教授和宿兵博士的人類
基因學的最新研究結果，則是我認知本文結論的重要支柱。各地學者許
多有益的意見，促使我對本文進行了許多重要的修改。謹此，向所有曾
經幫助和指教過我的學者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參考文獻
[1] S. C. Egerod, ’’Sino-Tibetan Languages’’, in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0, Vol. 22, pp. 723.
[2] 朱學淵“西域族國名與東北亞族名之關聯”，待發表於《西北民族
研究》，2000年，第二期。
[3] Bing Su（宿兵）, Junhua Xiao, Peter Underhill, Ranjan Deka,
Weiling Zhang, Joshua Akey, Wei Huang, Di Shen, Daru Lu,
Jingchun Luo, Jiayou Chu, Jiazhen Tan, Peidong Shen, Ron Davis,
Luca Cavalli-Sforza, Ranajit Chakraborty, Momiao Xiong, Ruofu
Du, Peter Oefner, Zhu Chen, and Li Jin（金力）(1999) Y-
Chromosome Evidence for a Northward Migration of Modern Humans
into Eastern Asia during the Last Ice Age, Am. J. Hum. Genet.
65: 1718-1724.
[4] A Dictionary of the St. Lawrence Island / Siberian Yup’ik
Eskimo Language, Edited by Steven A. Jacobson, Fairbanks,
University of Alaska, 1987.
尤比克語 滿語 尤比克語 滿語
大 ghpak amba, 小 ghhaq ajige,
乳房 mamaq mermer, 耳朵 sigun san, 眼睛 iya yashi, 嘴巴 qaneq
anqa,
鼻子 qengaq song-giqa , 手 iigga gala,
胃 suflitaq orfun, 地方 na na,
水 muq muke， 冰 siku juhe,
一 ataasiq, 六 aghvinlek,
二 maalghuk, 七 maaghraghvinlek,
三 pingayut, 八 pingayuneng,
四 estamat, 九 estamaneng,
五 tallimat, 十 qula
[5] 《晉書》卷九十七，《北狄 匈奴傳》，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
頁2549－2550。
曰：“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者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
、赤勒種、捍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鬱裨種、萎莎種、禿童種、勃蔑
種、羌渠種、賀賴種、鍾歧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凡
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
。
[6] 《魏書》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頁
3011。
曰：“渴單氏，後改為單氏”。
[7] 《魏書》卷一百三，《蠕蠕傳》，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頁2289
。
[8] 《遼史》卷三十三，《營衛志下 五國部》，標點重印本，中華書
局，頁392。
曰：“五國部。剖阿裏國、盆奴裏國、奧裏米國、越裏篤國、越裏吉國
”。
[9] 《漢書》卷九十六，《西域傳》，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頁3884
。
曰：“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髌賓。塞種分散
，往往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
[10]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傳》，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
頁3169。
按：《魏書 西域傳》說：“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
於闐）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這無疑是說於闐地方蒙古人種的
血緣含量是很高的。
[11] 《大唐西域記》卷十二，《二十二國》，臺北，三民書局，1998，
頁627－647；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西域傳》，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頁
6235。
曰：“于闐，或曰瞿薩旦那，亦曰渙那，曰屈丹，北狄曰于遁，諸胡曰
溪旦”。
[12] 《蒙古秘史》第263節，策 達木丁蘇隆編譯，謝再善譯，中華書
局，1957，頁260。
[13] 《元史》卷六十三，《地理志六 西北地附錄》，標點重印本，中
華書局，頁1568。
[14]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
頁3262。
[15]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冊, 地圖出版社, 1987, 頁22
－23。
[16]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五冊, 地圖出版社, 1987, 頁22
－23。
[17]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頁32。
注曰：“索隱”皇甫謐雲：舜母名握登，生舜於姚墟，因姓姚氏也“。
[18] 《史記》卷三十八，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頁1630。
[19] 《史記》卷一百十，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頁2887。
曰：“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
徙”。
[20] 按：這些人名皆可與北方諸族族名、人名對應：
“大費”：“屠何”， “蜚廉”：“費連”、“覆羅”，
“太幾”：“突厥”、“泰赤兀”， “大駱”：“吐如”、“同羅”，
“奄息”：“愛新”， “到滿”：“頭曼”、“土門”，
“烏獲”：“烏護”、“回紇”， “孟說”：“密須”、“镬轹”，
“白起”：“白狄”、“博爾濟吉”， “百里奚”：“蔑裏乞”，
“惡來革”、“宫裏疾”：“烏洛侯”。
[21] 施向東《漢語和藏語同源體系的比較研究》，北京，華語教學出版
社，2000，頁168。
[22] 《後漢書》卷八十八，《西域傳》，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頁
2917。
曰：“自皮山西南經烏颞，涉涉懸度，曆髌賓，六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
國”。
按：現代學界普遍認同“烏弋山離”即Alexandria。
[23] 《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
頁3265。
[24] 按：“齪齪”可能是“楚楚”之音。指魯人“衣冠楚楚”和“文質
彬彬”。
[25] 《史記》卷六十七，《管蔡世家》，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頁
1564－5。
曰：“……分殷餘民為二，其一封微子啟于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
為衛君，是為衛康叔”。
[26] 顧頡剛“奄語蒲姑的南遷”，載《文史》第三十一輯，北京，中華
書局，1988，頁1-16。
[27] 《金史》卷五十五，《百官志一》，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頁
1230。
按：“粘割”是一個重要的通古斯－女真族姓氏，《金史釩俟僦盡方繍
耧形昂諍胖稾鍘 ∫嚶小敖鷦淳拮濉敝䁥萊疲 ?煆??堵 agyar人
的遠東祖源》）。女真民族以“粘葛”、“粘合”、“粘哥”、“納合
”為姓氏者極多，如金朝將領“粘合滿柱”，元初女真族名臣“粘合重
山”等。遼代契丹民族姓氏“聶赫”，人名“涅魯古”、“捏兒古”；
蒙古高原各部人名“南家歹”、“囊加歹”、“聶古台”；以及蒙古民
族的祖源部落名Nakuz （“捏古思”），欽察小汗國名Nogai（“那海”
），古Magyar人部落Nyek，巴什基爾氏族Nagman，顯然都是“粘葛”之
異寫。而柔然人名“那蓋”，“回紇”人名“那頡”，匈牙利姓氏Nagy
(納吉)等；則都是與“粘割”可轉之音（見：朱學淵《七至十二世紀歐
亞草原上的通古斯人》）。至於，滿語為何稱“漢人”為“粘漢”？其
原因不明。
[28] 《史記》卷三十五，《仲尼弟子列傳》，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
頁2185－2226。
按：仲尼弟子共七十七人，“顏回者……字子淵”，“閔損字子騫”，
“拐耕字伯牛”，“拐雍字仲弓”，“拐求字子有”，“仲由字子路（
季路）”，“宰予字子我”，“端沐賜……字子貢”，“言偃……字子
游”，“卜商字子夏”，“顓孫師……字子張”，“曾參……字子輿”
，“澹台滅明……字子羽”，“宓不齊字子賤”，“原憲字子思”，“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南宮括字子容”，“公皙哀（克）字季次
”，“曾虔字皙”，“顏無繇字路。……回父”，“商瞿……字子木”
，“高柴字子羔”，“漆雕開字子開”，“公伯繚字子周”，“司馬耕
字子牛”，“樊須字子遲”，“有若（字子有）”，“公西赤子華”，
“巫馬施字子旗”，“梁澶字叔魚”，“顏幸字子柳”，“拐孺字子魯
”，“曹恤字子循”，“伯虔字子析”，“公孫龍字子石”，“拐季字
子產”，“公祖句茲字子之”，“秦祖字子南”，“漆雕哆字子斂”，
“顏高字子驕”，“漆雕徒父”，“壤駟赤字子徒”，“商澤（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任不齊字選”，“公良孺字子正”，“後
處字子裏”，“秦拐字開”，“公夏首字乘”，“奚容箴字子皙”，“
公肩定字子中”，“顏祖字襄”，“毁單字子家”，“句井疆”，“罕
父黑字子索”，“秦商字子丕”，“申党字周”，“顏之仆字叔”，“
榮旗字子祈”，“縣成字子祺”，“左人郢字行”，“燕减字思”，“
鄭國字子徒”，“秦非字子之”，“施之常字子恒”，“顏噲字子聲”
，“步叔乘字子車”，“原亢籍”，“樂咳字子聲”， “廉禄字庸”，
“叔仲會字子期”，“顏何字拐”，“狄黑字皙”，“邦巽字子斂”，
“孔忠（字子蔑）”，“公西輿如字子上”，“公西箴字子上”。
[29] 按：經典數論之“哥德巴赫猜想”即是無數科學的猜想之一例。目
前雖然沒有有效的手段對該猜測實行“演繹”或“歸納”的證明；然而
，任何一個“反例”都可以推翻一個“猜想”。至今，關於其有傾向性
的結論，尚未被任何的“假設性判決”（hypothesis test）所否定。
[30] 《史記》卷一，《五帝本紀》，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頁1。
[31] 陳明遠、汪宗虎《中國姓氏大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頁
99－107。
[32] 蒲立本《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潘悟雲、徐文堪譯，北京，中華
書局，1999，頁144；
朱學淵《西域族國名與東北亞族名之關聯》，待發表於《西北民族研究
》，2000年，第二期。
按：“烏孫”是否即是通古斯族名“愛新”？不只是這兩個族名語音是
否關聯的問題；關於這個部落的人種、語屬還有根本的爭議。“烏孫”
是《漢書 西域傳》中?述最為詳盡的一個中亞部落，其中記載了大量
的“烏孫”酋領的人名，而它們大多與“北方諸族”族名相關聯。如：
“大祿強”：“大啡繒摺 ? “獵驕靡”：“如者訪搖 ?
“翁歸靡”、“元貴靡”： “護骨訪搖保?“雌栗靡”： “敕勒訪搖
?
“伊稱靡”： “乙旃訪搖 ? “烏就屠”： “兀術憤汀 ?
“姑莫匿”： “庫莫奚”， “難棲” ： “芮奚”，
“烏日” ： “兀術”， “末振” ： “镬轹”，
“細沈” ： “息慎”， “若呼” ： “術虎”
因此，本作者認為“烏孫”至少是蒙古人種。然而，蒲立本卻認為：“’
靡’mie?moo?經常出現在烏孫國王稱號的最後一個字。有充分的理由證明
烏孫說的是一種吐火羅語,所以這裏的’靡’可能與吐火羅語A的wal，或吐
火羅語B的walo有關”。既然“吐火羅語”是一種印歐語言，那末“烏孫
”也該是個印歐人種的部落了。這種“一字定邦”的說法是否正確，最
好由讀者們自己來發現結論。
[33] 拉施特主編《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餘大鈞譯，商務印書館，
1986, 頁128。
[34] 王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頁120，277。
[35] 《魏書》卷一百，《失韋傳》，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頁2221。
[36] 《北史》卷九十四，《室韋傳》，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頁3129
。
[37] 陸宗達、王寧《訓詁與訓詁學》，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頁65。
按：作者說明了“元”、“兀”為同根異字，古時同音；古文獻中“元
”訓“首”，杜預曾注：“元，首也”。而“原”又為“元”的引申，
訓“高平之野”。
[38] 張文生主編《中國地圖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頁92
。
[39] 最著名的“阿保機”者當為遼朝契丹族國君“耶律 阿保機”者。
十八世紀率眾回歸的土爾扈特部落酋長之名“渥巴錫”，清太宗皇太極
（“阿巴嘎”）第四子之名“葉布舒”，七世紀時“可薩汗國”確立猶
太教信仰的領袖之名Obadiah，以及“阿伏至羅”、“兀窪思”等，應該
都是與“阿保機”相關的人名。語音上與“阿保機”關聯的族名除“欽
察”外，還有“右沛叔”、“乙弗”、“悅般”、“阿伏于”、“阿布
思”、“阿勿嘀”、“兀合思”、“可弗叉”等。
[40] 拉施特主編《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餘大鈞譯，商務印書館，
1986, 頁137。
[41] 韓儒林《穹廬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頁80。
[42] 拉施特主編《史集》，第一卷, 第一分冊，餘大鈞譯，商務印書館
，1986, 頁249，287。
按：“迭兒列勤”波斯文作drikin，譯文猜寫作d(a)ri(a)kin。所謂的
“迭兒列勤—蒙古諸部落”包括“兀良合惕”、“弘吉剌惕”、“許慎
”、“巴牙兀惕”等部。《史集》說這些部落都是“從阿勒壇 忽都合
（qiduqeh），即金器生出，與弘吉剌惕人和亦乞剌思人同出於一個根源
，……”。又按：其中 “巴牙兀惕”顯即“伯岳吾”，而“許慎”必是
“肅慎”。“忽都合”為通古斯語之“柳葉”一字，即生殖崇拜“女陰
”之謂。通古斯人又常自稱“金”族，“阿勒壇 忽都合”當即“通古
斯人祖陰”之意。據此，我認為“肅慎”、“弘吉剌”、“伯岳吾”、
“兀良合”等皆形成於母系社會的通古斯民族的同源部落。
[43] 《魏書》卷一百三，《高車傳》，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頁2307
。
曰：“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為狄曆，北方以為敕勒，諸夏以
為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雲其先匈奴之甥也。其
種有狄氏、袁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異奇斤氏”。
[44] 《金史》卷八十，《赤盞暉傳》，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頁1805
。
按：“赤盞氏”有多種不同的譯法。《金史 百官志》亦作“石盞”；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 卷一》則作“赤乞”、“察裏吉”、“拙兒察”
等。
[45] 《魏書》卷一百二，《西域傳》，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頁2273
。
[46] 《北齊書》卷一、二，《帝紀 神武》，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
頁24。
曰：“蓠狄幹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並性猶直，終不負汝”。
[47]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西域傳》，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
頁6245。
曰：“西曹者，隋時曹也，南接史及波覽，治瑟底痕城”。
[48] 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 420.
[49]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西域傳》，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
頁6243。
曰：“康者，……君姓溫，本月氏人。始居祈連北昭武城，為突厥所破
，稍南依蔥嶺，即有其地。枝庶分王，……世為九姓，皆曰昭武”。
[50] 《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錄》，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
頁918。
曰：“沙州西曰仲雲，其牙帳居胡廬磧。雲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
其人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憚之”。
[51] V. Shnirelman, Who Gets the Past?, Washinton D.C.,Woodrow
Wilson, 1996, p.32.
[52] 《大唐西域記》卷一，《三十四國》，臺北，三民書局，1998，頁
32。
曰：“紇露悉泯健國，周千餘裏。國大都城周十四五裏。西北至忽懍國
”。
[53] 塔西佗《阿古利可拉傳啡斬佥蛰嵫侵盡罰麫磧骸?嫡馔猯耄㗾本
髗謝犟榫鄭?997，頁53，63，77，79。
[54] 《魏書》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頁
3006。
曰：“次兄為拓跋氏，後改為長孫氏”。
[55] 朱學淵“簖噠、高車與吐火羅斯坦諸族”，載《西北民族研究》，
2000年，第一期，頁173－191。
[56] 《魏書》卷一百三，《徒河段就六眷傳》，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
，頁2305。
曰：“日陸眷死，弟乞珍代立。乞珍死，子務目塵代立，即就六眷父也
”。
[57] 《魏書》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頁
3012。
曰：“侯莫陳氏，後改為陳氏”。
[58]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西域傳》，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
頁6235。
[59]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西域傳》，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
頁6247。
曰：“米，或曰彌末，曰彌秣賀。北百里距康。其君治缽息德城”。
[60] 和希格“女真館雜字 來文研究”, 《內蒙古大學學報增刊 女真
譯語研究》,1983，頁285。
賈敬顏、朱風《女真譯語 蒙古譯語彙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頁277。
拉施特主編《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冊，餘大鈞譯，商務印書館，
1986，頁371，注8。
[61] English-Tibetan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 Compiled by
M. C. Goldstein, Berkeley, The Regent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4.
[62] J. R. Krueger, Chuvash Manua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61.
[63]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西域傳》，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
頁6214；
《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錄》，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頁912
；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國傳》，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頁13981
。
按：上述諸史皆以“黨項”記該族，《新唐書》和《新五代史》中記載
的“黨項”姓氏，不少可與北方諸族姓氏相比。如：
“往利氏”：“斛律”， “房當氏”：“烏譚”，
“野辭氏”：“兀者”， “米禽氏”：“镬轹”、“蔑裏乞”，
“拓拔氏”：“拓跋”， “野利氏”：“耶律”、“挹婁”。
然《蒙古秘史》記“黨項”為“唐兀”；《魯布魯克東行紀》記之為
Tangut。
[64] 包擬古《原始漢語與漢藏語》，潘悟雲、馮蒸譯，北京，中華書局
，1995，頁15。
[65] 《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五，《安祿山傳》，標點重印本，中華書局
，頁6414。
曰：“養同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為假子…”
[66] 同注[37].
[67] 包擬古《原始漢語與漢藏語》，潘悟雲、馮蒸譯，北京，中華書局
，1995，頁53。
[68] 包擬古《原始漢語與漢藏語》，潘悟雲、馮蒸譯，北京，中華書局
，1995，頁222。
注8曰：“中國的西北部在有史年代是操藏緬語的居民跟漢人發生接觸的
地域，在更早的時候也可能如此。張光直斷定黃河下游的沖積平原是商
族的早期領土，但是在征服夏族以後，他們的活動中心就向西移動了。
……我們所假設的先藏語的影響也許就是來自河南西邊和山西西邊的夏
族”。
本文初稿完成於二零零零年八月十三日，修改稿完成于同年十月四日。
轉自 哈佛燕京學社 網頁
發表評論 評論2篇 <>
--
___
6@_@9
4| |7
2 5
讓我先想一想......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61.230.49.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