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覺中國真是一個大染缸，尤其是這一段
鐵穆耳皇帝（1294－1307年在位）是元朝最後一位能幹的君主。在他之後，
王朝即呈現衰敗景象。正如成吉思汗所預見--如果認定是他說的那些話是可信的
--草原狩獵者的後裔們忘記了艱苦創業和獲得權力的原因，滿足於定居生活的舒
適和奢侈，對此，馬可和鄂多立克已給我們留下了一些印象。蒙哥是最後一位企
圖使征服者們回到簡樸的草原生活上來的人。他的繼承者忽必烈果斷地扭轉方向
，使元朝轉向中國的生活方式：在文明化的樂趣中過定居生活。在忽必烈這種人
（或者他的孫子鐵穆耳）的統治下，這樣做毫無害處，因為他把中國人的能力注
入到蒙古人的強壯之中，在他身上仍原原本本地保持著這種強壯。但是隨著平庸
無能之輩的繼任，這種結合証明了是有害無益。中國的最後一批成吉思汗後裔們
已經完全中國化，他們被宮廷生活和過度的驕奢淫逸所腐蝕，被一群親信、貴婦
、文人學士和官僚們簇擁著，與外界隔離，於是，蒙古人的活力消失殆盡。歷史
上最令人震驚的征服者的子孫們已經退化到軟弱無能、畏畏縮縮、優柔寡斷的地
步，當災難臨頭時，隻會悲傷。他們唯一保持的蠻族本色是不能適應把國家作為
一個抽象實體的中國意識。盡管佔據了天子的王位，但是他們仍然是一個氏族，
氏族成員們公開爭鬥，互相奪權，互相殘殺。在中國人起來反抗時，他們之間是
絕望地互相分裂和強烈的嫉妒，而不是面對危險團結一致，結果中國人一個接一
個地把他們打倒。
還有關於佛教的評價也很鋒利
中國文人們認為蒙古王朝應該對他們實施的過度的佛教『教權主義』負責，
它無疑是王朝衰落中起作用的一個因素。然而，佛教對忽必烈家族的異乎尋常的
影響，在中國土地上的突厥--蒙古各代的歷史上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同樣的事情
在 4世紀末著名的符堅和在 6世紀初最後一批拓跋人身上都發生過（參看59頁和
65頁）。佛教最初是使這些粗魯的野蠻人變得較為溫和仁慈，後來使他們變得遲
鈍，最後使他們失去了自我保護的本能。於是，具有悠久儒教傳統的中國忍受了
這些可怕的主人，它看到了這些君主漸漸地失去了危害，它或者是把他們同化，
像拓跋人的情況；或者是把他們趕出境，像對待成吉思汗的後裔一樣。如果忽必
烈家族信奉了伊斯蘭教--就像如果1307年阿難答獲得成功所發生的情況那樣--形
勢會是更加嚴重。伊斯蘭教的勝利對古老的中國文明將是可怕的一擊。在中國歷
史的長河中，威脅著中國文明的兩次大危險可能是1307年的阿難答的爭位和由於
發動者於1404年去世而幸免了的帖木兒入侵。
先開始讓野獸變得仁慈，後來讓他們失去了獸性，失去了那種強壯，多少遊
牧民族就這麼被害了啊。怪不得有明修長城清修廟這麼一說，清朝對蒙古用佛教
，對漢人用閹割後的儒家學說，思想控制都很成功，但是最後還是不免把自己也
給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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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無艷色驚群木
卻有清香壓九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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