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奮鬥》
我的家庭地
我幸運地生長在茵(Inn)河邊岸的普勃諾鎮(Brraunqu)上，這市鎮太美麗了。
而且正當是兩個日耳曼國的交接之處，天生給了我一個奮鬥的機會。
奧地利——這日耳曼民族的支派，早應該歸到祖國大日耳曼的圖版上了。
這並非是經濟關係，而正是血統的關係。
縱使二個國家的擁抱於經濟上是蒙受不利，我也可以武斷地說：如果日耳曼的子孫們一天不合並統治，便一天不得安寧。
必至日耳曼人民繁殖到人口膨脹時，才伸出手去向外掠取領土。
那時候大眾為了麵包和牛油，當然不惜用鋤頭代替了刀劍，去揭開戰爭的序慕。
為了這，我生在邊陲小鎮上，便負有神聖偉大的使命。
「我是日耳曼人。但為什麼我們要和其他日耳曼人分裂？我們不是同一種族嗎？」
我年輕時代，這個嚴重的問題便在我頭腦裡打滾。
我揮著鐵拳：為什麼日耳曼人民都不一致投到俾斯帝國(Bismark『Fmpire)的懷抱裡呢？我嫉妒著。
做官的生活我並不貪婪。根本我願悶死在那邊理文牘的案頭。
蹈了我父親所說官場失敗的覆轍。這是我的決心，任外界加給了我最大的誘惑，我都不變初衷。
我瞭解歷史的意義，我是個純粹的民族主義者。
少年時代，我記得在奧地利民族鬥爭運動的範疇裡，早有了我這一顆種子。
我曾經拉攏南疆協會(Sudmark)以及學聯會，獻呈黑、紅、黃、三色花旗；不唱奧地利亞的皇歌(Kaiserlied)而獨高吭著德意志優於一切(Deutch—latd
alles)
的歌曲，即是受到威脅也不怕。
我們這伙青年原先已受了政治的訓練，雖然那時僅懂得一些國語，還不知道啟發「民族性」的責任。
總之，我少年時已不是一個頭腦冷靜的人，而是個熱烈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Deutschatioua。)
我的思想捷快發展著，十五歲那年，我便能把效君王的「愛國主義『和人民立場的」民族主義「分析得很明白。
我始終愛好民族主義的觀念。不中萬料不到會有今日這個黨的組織！
奧地利對我們日耳曼人民是不知忠誠愛護的。這我們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每聽見奧地利赫倍塞軋朝(Habsburgerhous)過去統治的方略。
我們知道身體中已染上了毒素，同時那股毒焰在奧國的南北兩部的天空瀰漫著。
瞧，那奧京維也納城中，日耳曼人民是到那裡去了啊？
奧國皇家做著捷克化的美夢，但是法蘭西斯。腓第南大公(Archduke Farrncis
Ferdinand)——這位奧境內日耳曼的敵人，後來終被槍殺。
如果天道不公，怎麼會毀滅了這個要想使奧國形成捷克斯拉夫化的主要角色呢？
世界未來大戰的第一顆炮彈，也許藏在德奧聯盟後的德意志的一尊炮口裡吧。
總之大戰和德國崩潰的種子，早已潛伏在這個聯盟中。
關於這一問題我在後文自有交待。姑且再說到我的本身。我早認為要保持日耳曼民族的安全必須先將奧地利摧毀。
原因在於「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兩者間政治距離太遠；而赫倍塞軋皇室的存在，又是日耳曼人民的一個障礙。
為了我對於這些的認識太清楚，使我非常痛恨著奧國！
但是德奧邊陲上我的家庭，我是多麼的愛護啊！
我從小生長在貧困的環境中，家裡原有的薄產被我母親一場大病用傾，因此不是維持生活。
我決心在這時候起自食其力，便搭了一間簡陋的衣箱奔到維也納。
我希望艱苦地和自己命運搏鬥一場，戰勝之後就能成為一個世界傑出人物；但我不將做官看作一生最高的目標！
第二章 維也納苦學
在維也納的城中，貧富的懸殊，真有天壤之別。
帝國的人口是五千二百萬，其間民族繁雜，實為帝國的一大隱患，我們可盡於京邑的中區，覘知奧國的命脈。
宮延的?赫的有如磁石一般，吸收全國各地的財富與智能。而哈普斯堡皇室又厲行中央集權的政策。以鞏固國內各民族的團結。因此一切的威權完全集中在首都。
維也納不單是古老的多瑙皇室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也是經濟的中心。
除了多數的將帥、官吏、藝術家、教授之外，還有更多的工人和貧民，他們和貴族富商共同的生存在其間。
失業者傍徨在臨街(Rinsstrassr)的宮殿四周，數以千計；而凱旋路(Via
tiumphalis)上那些無家可歸的人，都應集於溝渠污多的中間。如果要研究社會問題，在德意志的任何城市中，再也沒有比維也納更適合的了。
不過這種研究，不能僅從表面上去做的，局外人又只能說一些漠不關心的空話，或佯示感慨，猶之示遭毒蛇蟠繞過的，不能得知毒蛇的毒涎。
那引起幸運者和自矜成功者，則昧於社會需要；而華裝貴婦則又有慈悲而缺乏才能。
我不知道這兩者的為害孰淺孰深！後者的罪行在於而缺乏警詫，以為這是民眾忘恩的佐征。
實則社會事業的不易完成，他的癥結所在，不在施行小惠，而在恢復民眾的權利，故實不應望而感德，這是她們所不能瞭解的。
我覺得這種事情惟有兩種方法可以改進：一是對於社會責任應有深摯的情感，方能確立一良好的原則以為我們發展的途徑；一是須痛下決心，除去一切不可救藥的贅疣。
上帝並不重要維持已存的事物，而重在培養新的生命，使種族得以繼續下去，人類的生活也是如此，我們不應過分重視目前的積弊，這是絕不可能的，我們應立即確定一完善的方法以謀將來的發展。
當我在維也納生活而奮鬥的時候，我觀察得十分清楚，知道社會事業決不重在公益事業，這種事業是可笑而無用的，應該除去經濟和文化生活組織上的種種錯誤，因為這種錯誤足以使個人陷入墮落的境地。
奧國因忽視社會的立法，所以他不能排除社會的積弊。這是有目共睹的事。
當時最使批駭異的，是為工人的經濟痛苦，還是他們的卑鄙行為，或成為精神生活的低下？我實不得而知。
生活困苦的人，說他們只要足以維持生活，則為德意志人或非德意志人都是一樣的，中產階級聽見了這種話不是要勃然大怒嗎？
他們對於這種「民族自尊心」的缺乏，一定要大聲斥責，表現出他們憎惡的意思。
為什麼中產階級有比較優的情緒？真正能夠返躬自問的竟有幾人？
能夠瞭解在祖國民族的文化生活和藝術生活之中，有許多偉大的成就，使他們成為得天獨厚的民族中的分子，又有幾人？
能夠明白祖國的先榮，在於祖國各方面的偉績的，又有幾人？
到了此刻，以前我所不知的事，便完全懂了。
欲使民眾「民族化，」須得先造成健全的社會環境，然後再教育個人，這是最重要的問題，因為欲使知道祖國在文化上經濟上以及政治上的種種偉績而自幸為此民族的。非成教育入手不可。
一個人必須為他所愛的而奮鬥，而所愛的也必須為他所敬，然而不是他明白瞭解的東西，那又何能對他發生敬意？
我對於社會問題既發生了興趣，便透澈的研究他們，於是新異的世界，逐出現在我的眼前了。
在一九O九年到一九一O年中間，我的生活環境漸漸的轉好，無須靠傭工來維持生活，我靠了製圖及畫水彩畫來維持我獨立的生活了。
凡是不底和帶有怯弱性的事件，都是為民眾所不歡迎的。
民眾愛嚴峻的統治者，甚於愛乞憐的人，他們對絕對的主義，較之對不知如何使用的自由還要覺得滿意，就像婦女的性情，對於受抽像理論的感動，決不能像敬羨一種優越的勢力一樣。
他寧願屈服於強者，而不願去支配一個弱者，所以民眾對精神是所受的威脅，並不覺得可恥，就像他們不覺得他的自由被凌，及至逼而反抗就以為可恥的，他們或許不知道遇的冤抑，但見到統治者舉止的果毅，言論的堅利而終使他們服從到底。
若以一個具有高超真理而施行方面卻是非常殘酷的主義，起而反抗社會民主黨，那麼無論這個鬥爭怎樣劇烈，這主義必會得到勝利的。
不到兩年，我已瞭解社會民主黨的學說和它的專門用途了。
社會民主黨從它的經驗中很知道實力的可貴，所以對於該黨認為有實力的人，就攻擊不遺餘力，——實力實是不可多得的東西。
而在別的方面對於敵方的弱者極力頌揚，起初很小心，後來大膽地實行起來，且看弱者的能力如何而定。
他對於無權力意志的畏懼，還不若他對於資本平凡而意志果毅的人的畏懼為厲害。
他又能夠使人民相信，惟有他才有和平的秘決；同時以不動聲色的舉動，乘群眾不注意的時候潛施壓力，或竟大膽的出而掠奪，得寸進尺，以拓張他的地位。
這純粹是利用人類弱點的策略。假如對方不懂得以毒攻毒的戰術，他這種策略是步步勝利的。
我們不得不對弱者告誡說這是一個存亡的關鍵。
在工場、商店中或群眾大會及示威運動時所有的恫赫，倘使不碰到相同的勢力，那是常常得到成功的。
工人遲早必定要被貧困所迫而加入社會民主黨，資產階級對於人類最合理的要求亦往往反對，這不僅是愚昧；也是不道德的，而且對於他們也無一些利益，而工人中就是極守紀律的，但也不得不固此退出工會而參加政治。
在我二十歲的時候，對於保障工人權利和改進勞工生活的工會，和那階級鬥爭中為政黨作工具的工會，也已能夠辨別清楚了。
社會民黨知道工會運動的極端重要。所以就利它作為一種工具，因而獲得相當的優勢，反過來，資產階級不能見及於此，所以便就失去了政治地位。
他們以為看輕工會運動。不使他按步的發展，便就可以使之消滅；或竟令它走入了不通的歧途。
如果說工會運動的祖國為敵有害的，那實屆荒謬可笑的。實在說起來，那是恰恰相反的。
倘若工會目的是在改善國家的墓礎中某階級的生活狀況而能獲得效果，則其行動絕非和祖國為敵，倒是名正言順的民族運動。
這樣，工會運動對於社會思想的形成，有著不少的助力。沒有了它，普遍的民族教育，便也無由中去著想了。
所以它的最大的功績，便是在於除掉社會的流毒，根治身體的心理的病源，因以增加民族的一般的福利。
至於說到工會的本質，這便成為複述了。
假使在僱主之中還有不能明白的道理，甚或竟是誤解了正義和道理的，那我們民眾中一部分勞工，就可以起來反搞個人的貪婪無理，以之來保護全體的福利，還不但是為了權利，而且也是為了義務。
因為保持民眾間的忠誠和信仰，乃民族的福利，這正和保持民眾的健康，有著同樣的功績的。
因了待遇和不平而引起的反抗，如果在合法的司法當局未能夠有適合的解決之前，那這種鬥爭的勝負，只好由最強大有力的一方來裁決了。
如果許多的勞力，和資本雄厚的某一僱主發生了抵抗，倘若在開始的時候，就有了不易獲得勝利的希望，那勞工就得非團結一致不為功，這理由是很明白的。
在最近的十年中，工會運動已經在社會民主黨的專家的手中，由保護人類社會權利的工具，一變而成為摧殘國民經濟的利器了。
那班利用工會為目的的人，完全沒有計及工人的福利。
因為在政治方面，當一方在毫無顧忌的橫行不法，而一方則忍辱含垢只知屈服的時候，那經濟壓迫，常是成為掠奪的良策的。
工會運動在本世紀的開始已早失去其本來的目的了。
年復一年，於是工會亦墮入了社會民主黨政治的勢力中，後來竟成為階級鬥爭的唯一的利器了。
資產階級於這種現象，不但不取攻勢，反而受其壓迫和蹂躪。
最後。才採用不大合宜的方法，然而為時未免太晚，不能發生效果，而且因其弱點很多，終於遭到民失敗。
因此，不但一切依然如舊，而且不平反較前更甚。
「自由工會(free trades
nuion)正像駭人的狂風暴雨，竟而低降於政治水準之下，它威脅著社會的安全，民族的獨立，國家的鞏固，以及個人的自由，可以說是一種最可怕的工具。
尤其厲害的，它會嘲笑著民主的觀念。
玷辱自由，譏諷博愛；說是：「你如果不從我，我便把你的頭顱打破。」
工人略略懂得了一些「人類的友情」，為時既久，我的見解，也就日益廣大而深，因此也就無法來把他改變。
我既洞悉了納碎黨的外表，於是便想進一步知其學說中的要旨。
可是黨當局發表的文字，於我幾毫無裨益。
在討論經濟問題的時候，其立言的辯證都不大正確；而說到政治方面的進，其所說的更是不能成理的。
因此，我對於那些瑣辯的詭飾的文字，憎厭達於極點。
最後我才知道了這種殘賊的學說是和那某種種族的特性有關的，這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明白鋮太人，便明白納粹黨內部真相的惟一關鍵了。
明白了這民族，便是揭穿了對於這黨的目的和意義上一切錯誤的觀念，並且再暴露了馬克思主義濫用社會主義的美妙的文字以以欺世。
「猶太」這一個名詞，在什麼時候才開始對我發生了特殊的意義？這個回答，縱非不可能，但也是很難的。
我現在已不能追憶到我父親在世的時候，會於家中聽過了記詞否。
叩使他老人家曾經說及這名詞，我想大概也是指一種之遂古的文化而言。我父生平略具世界公民的觀念，而且還有強烈的民族意識。這是在我所受的影響是很大的。
我在學校中的時候，也不會有過其他足以更易了我居家的時所受了印象。
在家科學校中的時候，我曾經認識了一個鋮太兒童，他很快被我們所重視；因了各種的經驗，得悉其人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因此我們便不很信任他了。
當我在十四歲的時候，常於政談中聽到「猶太」這個名詞。這時我對之未免稍有不悅；至於討論宗教的歧異時，那我便感到更覺不安了。
那時無對於這問題尚無他方面的觀察。林茲(Liuz)的猶太人很少，以過了數百年之後，他們業已貌似歐洲人了，而我仍視之為日耳曼人。
當是我還不知道這種觀念的錯誤，因據我的所見，猶太人和其他民族的區別，就在其特異的宗教上面。
我既以他們因宗教較之故而受到虐待，故對於不利他們的評議，常常鄙視而加以痛嫉。
至於對猶太人的仇視，則我尚有同學有這種意思。
以後我就到了維也納。
奧京的建築十分壯麗，使我感到了目眩神迷。
這時候我正被困難壓迫，所以我對此大都會中人氏的成分，不大曉得，雖然在維也納二百萬的人口之中，約有二十萬的猶太人，但我竟不會感到。
在最初的數星期中，心目所觸的一切，令我應接不暇，迨後我的心神略定。對此新世界才得了一個較深刻的觀察，而猶太人間題亦就因之而起了。
我和猶太人的相識，一無沽洽意的地方。
我仍認猶太教就是一種宗教，因而本了人類互相寬恕的意念，極不想就宗教上來對他們加以攻擊。
找因此以為維也納反對猶太人有報紙所持的論調不合—個偉大民族的文明的慣例。
我又想到中世界發生的某些事件，心中很為不快，快極不願見其再於今日重演。
但是，這類報紙大都沒有什麼聲望，——一我當時也不知道所以然一一—我認為是偏激的論調而非正直的言論。
在當時確有聲望的報紙，對於此種的攻擊，大都作著莊嚴的答辨，或者竟置之不顧；這種態度，頗可令人敬服，所以我的意見，也就因之而亦堅。
我秀勤於閱讀那些所謂世界報，像新自由報(Neue FreiePresse)維也納日報(Wiener
Tageblatt)等，但恨為滿意其對於宮廷的諂媚的那種卑污態度。
宮廷之中有一事件發生，莫不以歡欣謳歌的醉人的語懈災為之刊物，這種愚蠢的行為，施之於最最賢明的對主，也無異於「山雞」交尾的行為。
我深以為這是自由民主政策(LiberleDcmokratie)的污點。
我住在維也納，仍是秀熱心的注意於：德國的一切事件，不論是政治問題或是文化問題。
我以德國的興隆和奧國的衰替相比較，不禁為德國人慶幸。
告別珍的外交事件。雖然差堪慰藉，但是內政方面不免叫人失望而感到不快。
對於抨擊威廉二世的運動我是不贊成的，我不但認威廉為德國的皇帝，且還尊之為德意志海軍的創始人。
所以對國會不許皇帝演說一事，使我不勝憤怒，因為在我看來，國會不配發出禁令的。
這些混蛋，在一次會議時所發狂妄的謬論，較之歷朝皇帝——甚致最沒有用的——於幾百年中所發生的表演無聊的謬論為尤多。
在一國之中，任何的愚春，都有著批評的權利，而且都有人入國會為立法員的資格，現在身居帝位的人，反受這最荒謬的機關所譴責，這實使我憤怒的事。
更使我憤怒的，就是維也納的報紙，從前對於宮廷的卑污諂媚，現在則用虛偽的關切來發表它反對德皇的言論，它們竟顯示出不可遮掩的仇來了。
這是我所不得不承認的，在反對猶太人的報紙之中，有一種叫做德意志民眾報(Deutsches
Volksblatt)的，關於這論題的態度，比較是適當的。
那些較有勢力的報紙，對於法蘭西人諂媚的醜態，那也使我很不痛快。
當一個人看到讚揚他們所謂「偉大文明民族」的歌頌時，不能不羞於做一個日耳曼人了。
這種向法蘭西求歡的卑污狀態，使我把這種世界報紙憤而丟棄的已非一次了。
我看到民眾報，對於這種事的所持的見解，雖然稍為狹隘，然而實較純潔。
我本來不讚許其反對猶太人的苛論，但是，當我在看其辯論的時候，雖以使我發生著一種深思。
總之，我因此而慢慢地知道了當時決定維也納命運的人信其運動的主持者是卡爾呂格勒博士(Dr。KarlLueger)和基督教社會黨(Christian
SocalistParty)。
當我抵達維也納的時候，卡爾。呂格博士和基督教社會黨都我所仇社的。
在我看來，這人和他的運動都是反動。
有一天，我行經內城，忽然碰到一位穿著土耳其人的長衫和兩邊留著黑卷髮的償，我便私忖著「這是猶太人嗎」然而在林茲城中的猶太人並不這檔。
我便密察這個人狀貌，後來，我的腦海中的問題變為：「這是一個日耳曼人嗎？」
平時，我碰到這種情形，每靠書籍來釋疑。我第一次用幾個「赫勒」去買了幾本反對猶太人的小冊子。
想不到這種等書冊中所論的，都以為讀者為於猶太問題是略有所知，或是相當的瞭解的。
這些小冊子的論調，竟又使我疑團發生；因為其中所說的，都是極淺極薄而不合科學的辯論。
這一個論題既是這樣的廣大，而想研究又是這檔的茫然無邊際，我惟恐有失公平，所以又惶然而不敢自信了。然而，他們實在不是信奉他種宗教的日耳曼人，而是別一民族，我在這裡已不能再有所疑。
我既著手研究這問題而注意猶太人了，那在我眼中的維也那自然兩樣了。
於是，我就隨處見到猶太人了。所見愈多，則其於他人的地方也愈顯。而內城和多瑙河(Danube
Canal)的北部成群居著一種日爾曼人不同的人民。
我的心中雖然還是仍有所疑，但是，我的躊躇，也就為一部分猶太人的態度所消釋了。
這時在維也納於中，猶太人發生著一種大運動，以發揚猶太主義的民族性為目的，就是所謂猶太聖會主義(Zionism)。
粗看起來彷彿讚許此舉的僅僅是一小部分的猶太人，而詛罵和反對的必居多數；然而細察起來，則此種現象，便就化成了理論的氛霧，純為便宜而設，實在都是詭詞。
所謂自由派的猶太人，他們不承認持聖會主義之徒的原因，並不是為了他們不是猶太人，只以他們的教義不切實用，或且有害於自由派所持的猶太主義的。
然而，他們內部的團結卻沒有什麼變更，所以這樣聖會的主義者和自由派的猶太人的外表佯裝不睦，這使我是十分討厭的。
因為他們的虛偽詭矢，和他們所常誇耀的德高行潔，是十分不和的。
當我知道猶太人主義在新聞、藝術、文學及戲劇各方面活動的時候，在我的心目之中，猶太入主義就遭受到巨大的挫折。
用了飾同來強辯，已經毫無用處了。我們只須閱讀他們的宣傳品，並研究他們惡劣的電影和戲劇作家的姓名，便已可以了。
這是一種瘟疫，是一種精神上的瘟疫，它對於國民的毒害比較黑死病死實在還要厲害，在藝術中既有這樣的卑劣的作品顯露在大眾之前，所以也就不得不細細研究一下作者的姓名了。
研究的結果，使我對猶太人的所取的態度更壞。我的情感雖然時時和我的態度背弛，但是我的理智終不得不有著自己的論斷。
於是我開始用了相同的觀點，去考空我所喜歡的世界報，便就發現了這報有的自由的傾向；在我看來，這報對於攻擊者的莊重的答辨，以及對於攻擊者的置之不理的態度，完全是一種狡鄙的詭計；他「那種堂皇的劇評，常常捧著猶太人的作家，把不良的評淪，則都施於德國；尤其對威廉二世的譏諷和盛稱法國的學術文明，都足以顯示著他們的策略的一致。
資料 文集 悄悄話
總結的說，他們的輕視德國人，那裡可以說他出無意呢？
我因此而有了深切的認只，社會民主黨的主腦是猶太人；因此猶太人便被我報鄙視，而且平日在我胸中義戰著的問題，現在就也得到了解決。
慢慢地使我知道了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大都被猶太人所操縱著。
這點我本來並不重視，因為其他各報，確也都是如此，可是使人很可注意的，就是凡人和猶太人有關的報紙，無一可以看到具有真實的民族觀念，像我的教育和見解所昭示於我的。
我強制的抑壓著我的厭惡的心理，嘗試著去閱讀報紙中所載的馬克思派的囈語，但是我的厭惡，竟是愈瀆而愈見厲害。
我曾和說囈語的編者去認識，可是，從主筆以下，大都是猶太人。
我又竭力偏搜一切關於社會民主黨的表冊，而來研究作者的姓名，——沒有別的，竟完全是猶太人。
我再細察一切領袖人物的姓名，則大半都是些「選民」(Chosen
People)。且不問他是國會的議員，或是我會的書記，或是各團體的主席，或是街市中的煽動者，他們表現在外貌上的一種奸惡的像貌是沒有不同的。
奧斯特裡次(Austrlitz)大衛(David)，阿德勒(Adler)和愛倫波根(Ellenbogen)
等名，叫我如何能夠忘掉呢！
有一件事，我已慢慢地明瞭。就是這黨的領導權——該黨次要的贊助人，已經和我奮鬥了幾個月——差不多全在外族的手中而我足以自慰的就是到底知道秘猶太人並不是日耳曼人。
從此以後，我便確切知道了敗壞我民族的是什麼人了。
我和猶太人的爭議愈多，便愈亦明其辯論的方法，在起初，他們利用著對方愚蠢，如果不得勝利，則再假裝出一種愚蠢來；要是還不勝利，則便拒絕討論或竟秀快地轉入別的問題。談人所盡知的真理，使人家同意以後，再攀列那絕不相類似的事件上，於是，於回到原來的立場，且故示軟弱，假裝不知。
所以不論在什麼地方。凡是攻擊此等聖徒的人，幾沒有不陷入於泥濘中去的。
如果現在有人於人從廣眾之前，對某一個猶太人加以痛斥，他便自承屈服；但是，如果痛斥者以為自己至少有了一步的勝利，那他到明天必大示驚訝；這是因為猶太人已經完全忘掉了昨天所說的而又再串述其無恥的舊說，好像不會經過什麼事的樣子。
他憤怒驚愕，假裝著守全忘掉了舊事，以為過去的辯論已證明了他所持的真理。
我好幾次為之弄得瞠目結舌，不知道什麼最是使人歎異的地方，——是利齒？
還是狡猾——因此，我就慢慢地恨猶太人了。
但是，這也是有利的。當我一到社會民主黨中宣傳者，我的愛護國家的情緒，便也油然而生了。
我因民平日經濟的誘導，因此就搜討馬克思主義的本源。
這主義的作用怎樣？
在單獨的事例之是，我已十分明白。
**見其成功，只要略加想像，便能預測它的結果。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不知道提倡的人，是否在其新刨之中獲得享受其效呢？
還足他被謬誤所犧牲而不自知覺？
我因此相認識這主義的提倡者。以便研究其運動的原則。
我達到我的目的的迅速，竟是出於我希望之外，這實在是得力於我對於猶太人間題得到民相當的知識，不過這種知識，這時還有深刻的研究罷了。
唯有這種知識乃能使我把社會民主黨的實情和他們黨徒的理論來作一個比較，因此，我已經曉得猶太人措失的方法，乃在隱藏或是文飾他們意見，所以他們的真目的，不能求之於文字，因為深藏在字裡行間的緣故。
在這時候，我有內心已經起了一個最大的變化，就是一個淡漠的世界公民，驟然成為一個狂熱的反對猶太人的人了。
當我在研究猶太人民族的影響及於人類長期的歷史的時候。
我的心中突然出生了一個悲劇的問題：就是那不可測的天命，安知不已許這小民許以最後的勝利呢？
馬克思主義的猶太學說，棄著自然界中含有的貴族的原理，而以群眾的人數，來代替了勢和力兩者之間永久和特權。
所以他們的學說，否認在群眾之中的個人的價值，攻擊國族和種族的的重要，用以一剝人類的生存和文化的意義。
如若這主義成為是一種宇宙定律，則人類所共守的一切秩序，勢必到了滅絕而後已。
如若這原則行之於宇宙之間，那麼宇宙必定大亂，行之於地球之上，那麼人類必同歸於盡。
要是猶太人靠了馬克思教義的力量，戰勝了世界各民族，那麼這皇冠便將成為人類送葬的花圈了，地球又將空無人類而運行於太空之中，和數百萬年前一樣。
永存的自然，凡是逾越其命令者(Ubertreung ihrer Gebieter)勢必將與以前嚴厲的懲罰。
所以，我發信心，謹遵造物的意旨；和猶太人奮鬥，這就是我在代上帝行事。
尋夢書 庫三、在維也納所得的政見
在舊多瑙河帝國(Danube
Monarchy)中，一般的政治思想，比同時代的德國本部(普魯士、漢堡及北海沿岸不在此例)的思想，較為豁落大度。
我現在所稱「奧地利，」就是大哈普斯堡帝國(HabsbuagEmpric)中的一部分；因為那裡是日耳曼人殖居的結果，不獨在各方面能夠表現其創造奧國的永久力量；而且還能夠表現其力量於民間，對這政局阢隉的國家，延續其內在文化生生命竟互達數百年。
時代越是向前時展，奧國的命運也越是繁之於日耳曼人而獲得繼續生存，因為日耳曼人，實在是帝國的生命細胞。
由多種民族混合而成的「奧地利。」到底免不掉崩潰這絕不可認作舊東馬克(Ostmark)的德國的沒有政治能力；因為這是要用一千萬人的力量，永遠支持住五千萬異族同居的國家，要是不及早確定原則，那是實在不能維持，而崩潰是必然的。
一個日耳曼奧地利人，他常慣居於一個大帝國的境內，而且永不會忘掉了在這境內的一切義務。
他的視線雖然狹小得只奧國的境內，但是，他仍能望到帝國的邊界。
他雖然不幸而受到脫離祖國的命運，但他仍能努力負起這偉大事業，為德國保存其祖先在長期奮鬥中從東方所得來的權利。
目前我們須知道力量雖然已經分散，但是事業的成功，仍屬是可能的。因為優秀的人士對於共同的祖國，永遠表示著同情的，他們的祖國的國土，完全是屬於他們的。
日耳曼奧地利人的眼界，實較帝國中其他種族的眼界為廣。
他們經濟的關係，差不多包括了整個帝國的全部，一切真正的偉大的企業，差不多完全在其掌握之中。
凡是主要的技術專家和職員，多是屬於他們的，以前商業勢力尚未被猶太人所奪取時，國外的貿易完全是由他們所經營的。
資料 文集 悄悄話
日耳曼奧地利的補充隊，也可加入德國的軍隊之中，這種軍隊，可駐於黑爾茲哥維那(Herzegovina)正同在維也納加裡西亞(Caliia)一樣。
軍官力仍舊是日耳曼人，高級軍官也是的，藝術和科學完全是屬於日耳曼人的，除了晚近所發展的藝術(這或許是黑人的產物)之外，凡是只有真正的藝術思想以及傳播者，都是日耳曼人，而且是只有日耳曼人。
至於音樂、建築、雕刻和繪畫方面，維也納的於聯合帝國(Dual
Minarchy，Doppelmonarchic)，好像是無盡的源泉，永不會有涸竭之日的。
最後，全部外交政策的責任，也是完全由日耳曼人來擔負；不過偶或有了少數的匈牙利人在內罷了。
但是，想維持這帝國的任何企圖。因為缺乏重要的原素的緣故，所以完全歸盡於無效。
在這人種複雜的奧地利的帝國中唯有一法，能夠把各民族分離的趨勢克服的，就是國家必須中央集權，他的內部組織，也須照此目有而進行。
居於最高地位的奧王，在頭腦清醒的時候。也能見及於此的，不過他旋即忘懷罷了；這或者是因其中困難而不克實行的集權的政策的緣故。
德國的統一，因其人民是，由一種單純的人種所組成，而且常以一種共同的文化為根基，所以問題只是在政治上傳統之弊的改革。
至於奧地利，他的情形恰恰和這相反。
他邦之中，除去匈牙利之外，大都是沒有偉大的史遺跡的；即使有也是隨了時代而消滅了。
總之：大都是黯淡無光的。
然而在各邦之中，民眾的勢力，則日有發展，在這王國的邊境。「民族國家」
開始形成的時候，尤其是難於羈麼的；因為這種人民和奧國國內的各族。
或是血統相近，或是利族相同，他的吸引力實在比較日耳曼的奧地利人為大。
這種的鬥爭，就是在維也納也遭到了失敗。
自從布達佩斯發展而成了一個重要的城市，維也納了就首次遇到了勁敵，這勁敵的事業。並不重要在聯合整個的王國，而是重要有鞏固王國中的一部分。
不久，卜拉克(Praguc)也倣傚了布達佩的先例；於是來姆貝格(Lemberg)，來巴哈(Leibach)以及其他城市，也都隨之而興起了。
自從約瑟夫二世(Josrph II)逝世(—七九O)之後，這個事業的進程，便可以很明白尋找了出來。
他的速度是依了多種的因素而定的。這種因素，一部分固在於帝國的本身；但是，還有其他的方面，那便是帝國在各時期對外的政治地位的結果。
如果要維持這國家的奮鬥堅持到底，那惟有堅決地行使者一貫的中央集權制，這才能見到功效。
但是，形式上的統一，必須在原則上先要確定一種統一的國語來表現的；而完成這事業的專門工具，又必須操行於行政機關；倘使沒有統一的國語，那麼，統一的國家便就不能持久。
要使統一而持久的國家觀念的產生，唯一的方法，惟有利用學校和教育。
但是，這事業並不是一二十年所能成功的，我們必須要有數百年的計劃，因為這正和一切的殖民問題相同，目的的堅定，比了一時的努力尤為重要。
奧地利帝國，並不是由一種民族組織而成的，其維持的關鍵，不在共同的血統，而在共同的武力。
所以領袖者的無能，未必就能引起國家的不振，反而可以因了人種的不同而激發各民族的本能；倘使某種的意志超越而上的時候。那麼，這種本能，自必被阻而難於發展的。
喻普斯堡皇室的不能看清楚的這一點，這也許就是他的可悲的罪惡吧！
曾經在某一時期：命運之神又高舉了火炬而照臨列這塊土地上來，但是，很可惜的，這火炬即永遠的熄滅了「。
統轄日耳曼國家的約瑟夫二世十分憂慮著皇室偏安於帝國的極邊，倘使不是及時彌補其先人的缺點，那勢必要陷於人種複雜的漩渦之中。
這一位「人類良友」的約瑟夫，他用了一種超人的精力，去補救前襯的疏忽的地方，並且想在十年之內，努力去恢復數百年所失墮的作。
所可惜的是，就是他的承繼人的思想和能力，都不能夠擔負了這一個重大的責任。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是階級鬥爭，可是在奧地利，則是民族間一種新鬥爭的發展。
日耳曼人對於這一點，或是因為健忘，或是因為認識不清，所以反而去從事革命運動，其結果，因而就判定了他自身的命運。
他們曾經始終的喚起了世界民主政治的精神，這種精神，把他本身生存所具的要素，在短期之中便被毀滅了。
在不成先定下一個共同的國語的原則之前，而先來成立一個國會，這便是使日耳曼人種的勢力宣告終止的—個緣由。從此，國家將有顛覆之慮，結果便是使歷史減少了—個帝國。
我很不願詳細的述說瑣事，因為這並不是我寫述這本書的目的。
我僅願搜集種種的事實，來作緊密的考慮，因為這種事實，常常是民族和國家的衰敗的原因，在現代，這是很有意義的，而且對於我決定政治思想的原則，也有著不少的幫助。
國家的正在崩潰，已經由各種制度昭示給一般的國民了。這些，即非明眼人也能見得到的，他的主要點便是國會，在奧地利或稱做帝國議會，(Reichsrat)而這國會，便是依恃了力量而作出為根本的要素的。
顯然的，這種團體，系依舉著民主政治策源的英國國會。
這個制度，全部由英國而移植於維也納中間更改的地方極少。
英國兩院制新生命，便又重見於貴族院(Abgeordntenhaus)和下議院(Herrenhaus)中了。但是，兩院的本身，稍稍有著不同。
當巴雷(Barry)在泰晤士河(Wattters of Thames)建造議會的時候，他便取材於「不列顛世界帝國」(British
World Epire，Britisches
Weltreich)的歷史，以作這所華夏中一千二百壁龕、托架、以及支柱的裝飾，這富麗堂皇的貴族院和下議院，便就成為民族光榮的建築了。
這是維也納的第一個難關。
因為當丹麥人哈森(Hansen)完成他大理石宮的最後的尖頂時，便想到用一些古代的材料來為之裝點。
於是把希臘羅馬的政治家以及哲學家的肖像，都裝飾在這「西方民主政治」的劇場式的建築上了。
更有一譏諷的象徵，就是屋頂的四角趨向四方，這是完全表示著他的內部分離之勢的。
像奧地利的歷史，因了這項的建築而獲得了光榮，那各民族將認這一種是侮辱和挑戰，正像在德意志帝國，一直到了世界的大戰爆發才開始敢把「獻給日耳曼人民」(To
the GermanPeoble，demdeutschen Volke zu weihen)的題詞，雕刻在柏林城中保羅華勞脫(Paul
wallot)的帝國議院的建築之上。
在奧地利境內日耳曼民族的命運，完全是依靠著國會的勢力而是定的，直到普選制和不記名投票制未曾探行的時候。日爾曼人仍舊在國會中佔著多數。
但是因為社會民主黨的行為的不可靠，使那時的情形，便成了不堪聞問題；因為這黨常出來反對日耳曼民族的利益的重要問題，使他們黨內的其它民族的黨員發生異心。
就是在當時，社會民主黨已不能祝為日耳曼人的政黨。
待到實行了普選制之後，日耳曼人的優勢，便不能在數字上佔得多數了。
到了這時候，國中排斥日耳曼化的進行，已到無法可以阻止的地步了。
因為我當時抱著民族自存的決心，所以很不滿意於代議制；因為這種制度，不但不能代表了日耳曼民族，而且常常欺騙而出賣日耳曼民族。
這種罪惡，正和其他的罪惡同樣不可歸處於事件的本身，而當歸於奧地利國的。
過去，我還以為日耳曼人如果能夠在國會中佔多數，那麼，舊國家繼續存在，在原則上我並沒有反對的餘地。
但是，為時不久，那可憐的喜劇，就展開在我的眼前，這便使我怒不可遏了。
現在西方的民主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前區；如果沒有民主主義，那馬克思主義就無從產生的，所以民主主義，實在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源。
民主主義的外形——議會制度——它像是「一種穢土和火中的怪物，」可惜這火的燃燒太快了。
這真是幸運，我得機會居住在維也納，因而能夠考察這個問題。
假使當時我在德國的話，這個問題解答，恐怕就不能這樣輕易。
倘若我在柏林的時候，便得知了為一種所謂「國會」的荒謬，那我或許會得陷於極端的反對，而且不惜盲目的和那些為人類和時代的敵者聊成了一氣。
這種事在奧地利實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並不像由這一個錯誤移轉到別個錯誤上去的那樣容易。
假使在說國會是毫無價值的東西，那麼哈普斯堡族是更無價值了。
由國會來決定國來，所得的結果是秀是為利，但是，決不是一個所能負責的，而且也沒有一人能夠說明它的原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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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政府做錯了不少的事，因而引退了，但這政府豈能說是負責改變政黨，或是解散國會，這也豈能說是負責？因為多數的人既時常在更動，這又怎麼能夠叫他負責呢？不是責任觀念和人格有著密切的關係嗎？
但是，如果政府的各種措施；須得顧全到多數人的意向才喜怒，那麼，事實上又豈能對領袖人物提起公訴來呢？
豈一個做領袖的政治家他的事業並不重在有獨創的思想和計劃。
而竟重在使他提議能為一群愚人所能瞭解，以求得他最後的同意的技術嗎？政治家的標準，豈是專門在遊說方面，而不在對重要的行為和決議具有當機立斷的政治手腕嗎？世界的進步，不是出於個人的腦力而是出多數人集合的智力，這是我們可以相信的嗎？我們豈是懸想將來的人類文化不是由這觀念而來的嗎？反之個人的腦力不是現在較之往昔更為需要嗎？
國會取決於多數的原則是在否認個人的權力，而代以到會的多數的議員，這實在是違反了貴族政治的基本原則的貴族政治中所謂上等階級，這並不是我國今日的腐改的上流社會。
讀猶太人的報紙的人，如果不知道自己去加以思考，那必定不容易會得設楊到近代國會制度的流弊的。
這就是因為不學無術的人充斥在政界中的主要原因。
因為真正的領袖，他既脫離了這種不重創造和生產而以賄賂博取多數贊助的政治活動，那麼，政治的活動，必定和低能者發生妥協，而且這是低能者所極喜歡的。
多數絕對不能代替「人」這是我們必須牢記的，多數常是愚蠢的政策和懦弱的政策的辯護者，合了—百個愚夫，不能成為一個聰明人。
所以基武的決斷，決不能從一百個懦夫中得到。
民主政治的結果，就使國內重要的職位，有著極速的更動，這種事無論在那一種的情形中都是很不利的，而且易於發生在十分惡劣的影響，這因為不僅是庸碌無能的愚蠢得，因此得到了犧牲。便是那僥倖在位的真正領袖，也要受到更大的犧牲的。
這結果，便是領袖階級愈加感以了精神上的頹喪；而國家的前途，那是不論什麼人都可以想見得到的。
普通我們對於「輿論」兩字的概念，僅有一小部分是根據了我們本身的經驗和知識，至於主要的部分，還是根據了我們的聽聞。
而這種聽聞。常常由「啟迪」的形式來鄭重的詔示著我們的。
民眾的正當眼光，僅能覺察到靈魂和智力的苦悶的結果。
在政治「教育」(這裡可稱之為「宣傳」)中，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報紙，因為報紙是從事於「啟迪文明」的工作，對於成人的竟不一種學校。
這種教育，不操之於政府手中，而竟為卑劣的勢力把持著。
我在少年時代居住在維也納，得有絕好的機會認識了這民眾教育要關的主辦人和計劃人。
最初我很詫異。他們競能在短時期中用了欺騙的手段來轉變公眾的真正的志願和意見，而為國內的惡勢力造成一種確定的輿論。
但是，幾天之後，這種謬論，竟成了國內的重要法令，同時，一切重要的問題，反而竟無人去過剖析，或竟不再受民眾的記憶和注意了。
他們往往在幾星期之內，在無聲無臭中一躍而成為名人了。
在一般人的心理，而且還對之抱著無窮的希望；他們竟享有真正偉人畢生中所不能得的盛名，但他們在一月以前還是默默無聞的，至於那些政界中老成可靠而能力傑出的人物，他們都鞠躬盡瘁地死了，或者遭受人家的毀污他的姓名和變為不齒於人們的口中了。
猶太人的手段，常如唸咒的人，能同時從數方面毀污善人的名譽，我們必須先來研究這一種無恥的方法，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這些人類，他們在報紙上所有的危害性，是怎樣了。
如果我們把民主政治的議會，和具正的日耳曼的民主主義來比較一下，那我們立刻可以明瞭人類這一種無意識而且具有危險的錯誤。
民主議會制最顯著的一點，就是選出若干人——就算是五百人吧——來決定一切的事件。
所以他們在實際上就是政府，縱令從他們這些人中選出一內閣來，為國家處理一切的政事，這也不過是—個傀儡內閣而已。
在事實上，這個所謂政府者，事先不是經過了議會的同意，不能施行的任何的政事的。
這種政府任何事都不能負責任，這是因為最後決定權並不操在政府手中，而操在議會的多數黨的手中的緣故。
政府的存在，僅僅是執行多數的意旨而已。
在今日，民主議會的目的，並不是在組成一種好人會議，百是在集合一群卑鄙無用的人；他們的智力有限，所以是易於驅使的，惟其是如此，才能運用今日不健全的政黨政治。
而且，使暗中操縱著特有權的後台老闆也更能安然度日，不必負人個的責任。
因為一種絕議，無論它怎樣的有害於國家，都不能歸盡於眾目共睹的任何一個奸徒，而且把責任卸在全體的身上去。
這樣，在實際上競可以說誰是無所謂責任；因為責任是只能上一個人擔我，而不能歸之於只會空談的國會知上。
這種制度，只有那此可以取悅他們，或是有益於他們暗中操縱的那引起奸徒光明磊落，才會歡迎，至於那些負責的人人看起來，那是實堪痛恨的。
這種民主的方式，便是為某種族的工具，該種族為了要促進他本身的目的，所以在現在和未來，便不得不避去光明而再就在黑暗中了。
只有猶太人，才能重視這種制度，因為他們的齷齪和虛偽，實在和他是相仿的。
和前面所指說相反的，那就是真正的日耳曼的民主政治。
日耳曼的領袖是自上選舉出來的，他對於所有一切的直接間接的行為，完全我著責任的。
在這種制度之中，個別的問題，並不取決於多數的投票而完全取決於一人，而且他把自己的生命財產不為這取決問題做保障。
如果相求得一個自願致身於這種危險事業的人，那是恐怕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要來反對他的決斷，那我們唯一的答語是「感謝上帝，日耳曼民主政治的要點，便是在使那引起卑劣的人和狡猾的丑類不能險圖幸進，上台去統治他的同胞，而那些庸懦無用的人，也將因為這個責任的重大而對之畏避了。」
近年來，在國會的統治之下，舊哈普斯堡帝國，已經在日趨衰弱了。
日耳曼人的優勢，既因國會而遭受失墮，於是便發生了一種使民族互相攻計的制度，這制度是在向日耳曼民族加以攻計的，尤其在法蘭西斯。斐述南大公(Archduke
Francis
Ferdinand)即位以後，他的勢力擴大了，逐即發生了一種增加捷克(Czechg)勢力的計劃，這本是他們居於上位者的政策。
這位奧匈聯合帝國的未來的統治人物，他對於破壞日耳曼民族化的進行，在他勢力之下，努力鼓勵而且親為贊助，至少是：加以保護。
純粹的日耳曼的鄉村，便被政府用了纖曲的間接的方法而變成了語言復要的危險地帶了。
在低部的奧地利(Lower Austria)，這情形進步日見其速，而且許多捷克人竟把維也納當作了他們的首都。
這位新喻普斯堡皇冑(他的家庭中說是捷克語，而且大公的妻子是一位捷克的貴婦人，她生長在仇視日耳曼民族的環境中，太子與她結婚，本屆屈就的)。
主要思想，是依嚴格的天主教，而逐漸在中歐建起一個斯拉夫國家，和那奉正教的俄國作對抗。
因為情形是這樣，因而宗教純粹的政治思想所利用，這正是哈普斯堡皇室所常有的事。
如果上日耳曼人來觀察，那麼，這實是一種為害最大的思想。
從各方面看起來，結果是有著更厲害的悲慘的。
因為喻普斯堡皇室和天主教會都不能獲得像他們所希望的利益。
哈普斯堡皇室既失去了帝位的寶座，羅馬終也失去了一個大國。
奧皇靠宗教的勢力，以達到政治的目的，竟然能夠會喚起一種意想不到的精神。
這種精神，起初本沒有人看作是不可能的。
他極力想法來消滅舊帝國中日耳曼民族的特性，而這反應。
實為奧地利的汛日耳曼運動。
世界大戰之後，哈普堡斯皇室已經有具備了最後的決心，逐漸來剷除危險的日耳曼民族——這確是一種新斯拉夫政策的目的，——於是全國並起了革命，決意抵抗到底，這是近代日耳史上所未曾有過的先例。
這樣具有愛國思想的熱心者，便一變百為亂黨了。
——這些亂黨，他並不背判國家本身，是背判—種政府的制度；因為他們深信這種制度，是必定會毀滅民族的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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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近的日耳曼的歷史中，能夠判別出對於皇朝的忠誠以及對於祖國和民族愛護，這還是第一次。
我們必須知道，人類的生存的最高目的，並不在維持一個國家或是一個政府，而是在保存其民族的特性。
人類的權利，實在高於國家的權利。
一個民族，假如因為人類的權利而起來奮鬥，即使遭是到了失入，以致不能立足於世界，這是他的命運不佳的緣故，要是一個人百不能為他自己的生命作奮鬥，那麼，公正的上天，早已注定了他的末日了。
怯懦民族，在這世界上是不配生存的。
凡是有關於汛日耳曼運動的興趣和衰落，以及基督教社會主義黨的驚人的猛進，這都是我研究的目標，而且對我具有深切的意義的。
我首稱對兩個人研究，這兩個人可以說是這兩種運動首創者和領袖，就是喬治薛耐雷(Georg Von
Schoerer)和卡爾。呂格勒博士(Dr。Karl Lueger。)
這兩個人都是超出國會中的一般議員之上的，雖然他們處在惡濁的政界中，然而他們的生活依然能夠保持著清白而不起腐化。
我起初雖然也表同情於凡日耳曼派的喬治薛耐雷，但是後來便慢慢地情於基督教的社會主義黨的領實了。
我當把他們兩個人的能力，來加以比較，覺得薛氏對於基本問題心乎是一個比較優良堅定的思想家，他料定奧國的結局，實在比了任何人更為清楚正確。
他對於哈普斯堡皇室的警告，假如被採納的話，那麼，德意志的和全歐對抗的慘禍，當然不致發生了。
這類問題的內部，薛氏是認識清楚的，但是對於為人類本持的見解，那就有著謬誤的見解了。
這一點，便是呂氏的優點。
呂氏的認識人本領實是罕見的，他的觀察也不致有著過分的損失。
所以他深悉人生中實際的可能的事。
薛氏對於這點，那就瞭解得很淺。一切凡日耳曼的運動，他們的思想，在理論上都正確的，但是，缺乏了力量和瞭解，所以傳播其理論上的知識，不能應用一定的方式，使民眾易於明白，因為民眾的瞭解力是極有限的。
為了這樣的緣故，一切的知識，便成為是一種先知的智慧，絕無實現的可能了。
資產階級的奮鬥力是十分有限的，可惜薛氏對於這一點不大明白。
因為資產階級為了他自己的經濟地位的緣故，每個人都恐蒙受一種損失，所以他們的行動逐相當的受到了阻得。
薛氏對於下層社會的重要性缺逐深切的瞭解，這實在是他對社會問題的凶識淺陋的緣故。
在呂氏，這恰好和薛氏相反。
他十分明白現在上層的資產階級的奮鬥力是極薄弱的，在一個偉大的新運動之中是決獲得勝利。
因此他就準備利用一切現有的力量，聯絡強大的現存的組織，使他能運動。
眾這種舊有的力量去獲取最大的利益。
呂氏的新黨，最初是把行將崩潰的中等階級作為基礎，因此他就獲得了一班極難動搖的黨徒，他們既能受極大的犧牲，又能作堅決的奮鬥。
他又善於聯比利時天主教會，他這種聰明的舉動，終於獲得了青年牧量的對他的贊助。
於是舊教士黨(Clerial
Party)只得被迫而退出競爭的政治舞台，其中比較明達的，或許竟也來加入新黨，以期慢慢地再恢復他的地位。
如果我們把上面的所述，認為是呂氏的唯一優點，這對於他的判斷就失了公平。
因為他不僅具有一個偉大的軍事家的特長，而且還是一個真正奮發有為的改革家，不過他能夠十分明白事要的可能性，以及他自己的本身力量，所以能夠有所限制。
呂氏所抱的目的十分切實。
他想抓住王國的心腹——維也納。針後再把殘餘的生命，由這心腹而侵入行將滅亡的衰老帝國台灣省。
如果心臟是健全的，那麼，身體各部分，自然能夠恢復的。
這種觀念，在原則上是很正確的，但是，要見之於實行那就受到了限制。
這些，確實是呂氏的弱點。他做市長時成線，無疑地可以永垂不朽，然而時候太晚，他已不能挽救這個王國了。
他的政敵薛耐雷對於這一點是比較他看得清楚的。
總說一句，凡是呂氏所做扔事，大都獲得了異常的成功；但是他所希望的事那便完全成了泡影。
薛氏對於他的志願完全不能實行，而且不幸得很，凡是一切他所恐懼的，大都又在這可怕地狀態之中一一地實現了。
因此，他們兩都不能達到他們的遠大的目的。
呂氏並不能夠拯救了奧地利但薛氏也未能防止了日耳曼民族的衰頹。
我們現在不研究這兩黨的失敗的原因，這是能夠給予我們很多的益處的，因為照今日的情形看來，和當時有許多地方頗相類似，可以給我們做錯鏡，不再去蹈呂薛兩氏的覆轍了。
凡日耳曼運動所遭是的厄運，就是上於開始的時候，不知道獲得民眾的依附信仰。
這運動慢慢地趨向於資產階級化了；在表面上仍是很尊嚴，但內中仍屬很激烈的。
當凡日耳曼運動最初興起的時候，日耳曼民族在奧國的地位已經是隱在絕境之中。
後來年復一年，對於逐漸地消滅日耳曼民族的政策，國會愈加默認了。
現在，我們想要挽救，唯一的希望，便在取消國會，然而這事的希望又是很小的。
主日耳曼運動者也會加入過國會，可是，大都失入而退出了。
他們在國會中發言，不但不能日凶其重要，反而競日見共不重要了。
因為，他們的演說，僅能於立場的聽眾或盡在報紙上接受他們的言論的一小部人的人。
但是，最大的場所，給聽眾最為直接的接觸的，並不是國會的議事廳；倒是群眾大會；因為在群眾在會之中，到會的人常以數千計，而且都是聽演說而來的。
反之，出席於國會議事廳的人，不過區區的數百人而已。
而且這區區的數百人之中，多半是為領議員薪金而來的，並不是要一聽人民代表的高論。
在這種場所演說，枉費工夫，毫無成就，政權可說是對牛彈琴。這是已往的事實。
凡日耳曼派的議員，雖然力竭聲嘶的演說，可是聽者藐藐，仍無征效。
報章上對於這種演說，或是全然置之不理，或竟是大為刪改。致其文氣——甚至其意義——也被領到錯位，或競完全消失了。
這種新運動的目的，僅僅使民眾得到了一個最不良的印象罷了。
各議員的言論的重要點，並不在言論的本身；而在言論對於讀者所發生的印象。
現在演說詞既被割裂，那讀者所得，僅僅是其中的一片斷，(他們的用意就是如此)，只能產生出一種毫無意義的印象。
所以，只要看一直他們所會演說的地方，不過只有區區的五百個聽眾，我們就這一點便可以明白了，但是，還有更糟的在後面呢！
倘使凡日耳曼運動，能夠一開始就認清了這種問題不是在組織一個新黨，而是在形成一種人生觀，那麼這是可以有勝利的希望的。
因為只有這種新人生觀，才能喚起了內在的力量，實行奮鬥的到底。
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最優秀的最勇敢的人始能有望。
倘使為一種世界制度而努力奮鬥，指導者不能是英雄地犧牲一切，那麼，在短時期內，要想覺得一班敢死的戰士，這實在是不可能。
因為僅僅為了他個人而奮鬥，便不會再有餘力去顧到大眾了。
主日耳曼運動和天主教會的擊突。很明顯的，實在是由於不瞭解人民的心理的緣故，這可以說是擊突的唯一的解釋。
把捷克人委派到各區台灣省當牧師，這便是實使奧地利變成斯拉夫國家的方法的一種。
這方法就是委派捷克人做牧量，到純粹的日耳曼的教區去傳教。
因為這種牧師他們視捷克民族的利益在教育利益之上，所以他們就會成為破壞日耳曼民族化的運動的核心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日耳曼人的牧師，便完全受到了失入。他們不但不能為日耳曼民族而奮鬥，並且還不能抵抗對方的攻擊。
這樣，日耳曼民族，一方因這教權的濫用，一方因為抵抗力的薄弱，於是便慢慢地屈服了。
薛耐雷作事，他是從不有始無終的，他們實行的和教會奮鬥，這是實因深信唯有這種的奮鬥，才可以拯救了日耳曼的民族。
「脫離羅馬教會」的運動，好像是最困難，但又最有力的攻佔方式，其結果勢必把敵人的堡寨與以破毀。
假使能夠成功的話，那麼，日耳曼民族的不幸的宗教分裂，便可以永遠解決了。
這樣的一種勝利，對於帝國及日耳曼民族的內部實力是有著巨大的利益的，可惜他對於這個奮鬥的主張和推論，大都是不正確的。
毫無疑義的，對於影響日耳曼民族的一切問題，日耳曼人的天主教牧量，他們的抵抗力實在不及非日耳曼人的牧師，尤不及捷克人。
捷克的牧師，以主觀來對待他們自己的民族而以客觀來對待教會；日耳曼牧的熱心於教會，實在是主觀的，對待日耳曼民族，即反屬客觀了。
現在試把我國的官吏階級，對於一個民族復興運動所取決的態度，與任何其他民族的官吏在樣的情形下所以決的態度。來比較一下，我們怎能夠設想世界上任何的官吏，能用「國家的威權」一句話來排斥民族的要求，像我國在五千年前所發生的嗎？而這事竟還被視為極自然而極有動勞的呢？
當我把凡日耳曼運動及和羅馬的鬥爭，加以研究之後，得到了下面的兩個結論：這種運動，因為它對於社會問題的意義不明白，所以失去了民眾的奮鬥力量。
這是第一點：因為加入國會，所以失掉了推進的力理，並且為國會的弱點所牽累。這是第二點。
他們反對教會的鬥爭，致使失掉大部分下層以及中等階級的信任，並且再失掉了大多數可稱有民族性的優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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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國人的「文化鬥爭」(Kulturkampf)的結果實際上簡直是等於零。
倘使政黨並不想摧殘民族的道德，那就不應該和宗教問題發生任何的關係一樣。
宗教也不應該混入政黨的陰謀中去。
如果教會中的長老，他們利用宗教的制度和教義，去損害他們自己的民族，那他們便不能得到人們的信徒；他們不應該以自己的矛，來攻自己的盾。
一個政治的領袖，他如果具有改革家的優點的話，是絕不該去干涉人民的教義和組織的，否則，他就不應該去做一個政策家；而宜去須知一個宗教改革家了。
其他無論什麼態度，都要能上能要引起大禍來的，尤其在德國。
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m)自能促進德國內在和純潔民族的愛國之心，或是維護日耳曼民族的生存、語言、以及自由，因為這些都是新教的根本要點；但是要從惡敵的手中去把民族教出來，這一個企圖，在新教是極端仇恨的，因為他對猶太人的態度，差不多成為一個信這個問題。
戰爭年復一年的繼續著，戰爭的毫情，也就一變而為恐怖了。
大家愛國的熱忱，慢慢地冷卻下來，光榮的幻想，已經深在死亡的苦痛之中了。
這時每一個人的心中，大都有「自存」和「效忠」的兩件事在擊突。
一九一五——一六年冬季，這種擊突，在我已成為過去。我的意志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
起初我在衝鋒陷陣的時候，常常興高采烈呼喊歡笑，現在一變而為沉靜堅決了。
一直到戰爭結束的時候我都是這樣。
青年的志願兵已經變成了老練的戰士。
這種變化，整個軍隊都是一樣的；因為我軍經過了長期的戰陣，已經老練堅強，凡在這次戰役中不能抵抗的已經早就被淘汰了。
到了這時候，軍隊的優劣，始能加以判斷。
在兩三年一仗接一仗不斷的戰爭，我們以寡敵眾，以弱小敵強，備嘗著鎧渴勞頓，——要估量我軍的優點，就在這個時候。
雖然在幾千年之後談起了勇敢的英雄主義，就不能不念及大戰中的德國軍隊。
德國的灰色鋼盔，不畏縮，不規避，將成為歷史上永垂不朽的紀念品。
**耳曼人苟有一天存在當會念到這些軍人更為國家的健兒。
在那個時候，我對於政治並不注意，可是有關於影響全民族，尤其是涉及我們軍人的事，那就不能不表示我的意見了。
馬克思主義的被人認為正確，這些，我對之十分憤慨。
馬克思主義的最後的目的，是在毀滅一切不是猶太民族的國家，然而，到了一九一四年七月，馬克思主義多方面誘惑的德國勞動階級，居然覺悟了，他們效勞於祖國的風起雲湧，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痛心疾首的時候。
在幾天之人，卑劣的國家的叛徒，他們欺騙民族的煙幕都已雲消霧散，而那些猶太領袖，立刻感覺到孤立無援，六十年來流毒人群的愚妄的痕跡，完全化為烏有了。
這實在是欺詐德國勞工者的最不利的時候。
這些叛徒的領袖，一旦察覺到他們處境的危險，他們也立刻遮掩了他們虛偽的丑形，居然老著面皮，一同主喊民族抵抗的口號了。
這正是對於毒害我國民族的整個的猶太團體大加攻擊的時候了，德國的工人既重新發現了復興民主族的路，政府應該就在這時候毫不加以寬假，急急地想法劑除了這反民族主義的鼓吹者。
優秀分子既已到前線捐軀去了。國人也應該在後方把予賊肅清才對。
可是德皇並不出此，反而新給那些叛徒以援手，並且給他們以保護。使他們得維持著他們的組織。
每一種世界觀(Wctsndchauunsgi)，不論其性持是政治的，或是宗教的，(兩者的界限極不容易說的。)都在其本知理論的積極建立，而不在對方理論的消極摧毀。
換一句話來講，就是世界觀的鬥爭，在進攻而不在退守。
所以目的確定，便是有利於理論的本身『，因這種目的，便是思想勝利，而攻破對方理論的消極目的，什麼時候可以達到，那就不易說了。
所以，凡是一種世界觀，其計劃愈是明白確定，那麼在進攻之中也必有強而有力；因為最後的勝利，是在進攻而不在退守。
用武力來抵制的世界觀，如果不採取攻勢以擁護一種新理論，結果是必定遭受失敗的。
只有兩種世界觀在同一條件下鬥爭的時候，始能用堅決的嚴酷的武力來決定勝負，而使勝利屬於武力所擁護的一方面。
過去，反馬克思主義運動的失敗，完是由於這一個緣故。
畢士麥關於社會主義的立法的失入，也就是由於這一個緣故。
因為這種措施，實在缺乏一種新世界觀的基礎，所以無法樹立起鬥爭的目的來，只有那些素稱為高明的達官要人，他們才會幻想著用「國家權威」或「秩序和安寧」
，就足以激勵人們甘心去為鬥爭而犧牲。
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反社會民主政治的鬥爭已是十分明顯；但是，這種鬥爭，因為缺乏實際的代替物，所以究竟能夠支持到什麼時候，殊難預定。
因為這事實在是有一嚴重的缺點在。
在大戰之前，我就有這種意思，所以當時不能決定去參加任何的黨派。
後來，戰事延續，我的信念也就愈堅，因為當時不以議會政黨為限的運動還沒有，所以要想從事反社會民主黨的徹底鬥爭，顯然是不可能的。
我常把這種意見，向知己的朋友談及。
我在將來要做一個活動政治家的意念，也是在這時候發生的。
我所以屢和少數的知己朋友說及，就是因戰後我除了固有的專業之外，再願意作一個演說家的緣故。 六 戰爭宣傳
當我注意於政治上的一切事件的時候，常使我感到極大的興趣的，便是宣傳事業。
據我看來馬克思社會主義黨他們所最擅長而又能充分運用的工具，就是宣傳，我立刻覺悟到如果把宣傳運用得到法，那確也是一種正當的技術，這種技術，實在是那班中產階級各黨所不知道的，只有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尤以呂格勒時代為然)
用一種賞鑒藝術的性質來運用這種工具，而且他們大部分的成功，實在是得力於此的。
我們會有過什麼宣傳嗎？
唉！我僅能回一句：「沒有。」
我們對於這方面一切的努力，一開始便失妥而且方針錯誤，因之不但毫無應效，並且有時還反足為害。
我們如果對於德國的戰爭宣傳，作一系統的考察，就可以確信他外表的虛弱與內心的謬誤了。
宣傳究竟是手段還是目的？這一個基本問題，甚而至於土我們還不能弄清楚。
宣傳是一種手段，而且必須根據其所宣傳的目的而評判的。
這一種手段，必須要妥為規劃，使目的獲得適當的效果。
目的的重要，既要捍一般的需要而變動，所以宣傳的要素，也就隨之而變動，以期和目的相言辦，這是十分顯然的。
大戰正當十分緊張的時候，我們所奮鬥的目的，便是人類想像中極尊貴而又極迫切的。
這便是我民族的自由和獨立，以及將來生存的保障和民族的光榮。
至於說到人道問題，毛奇(Moltke)曾經說過：「戰爭最要緊的便是在使戰事早些結束，而最能達到目的的，便是最殘酷的方法。
在戰爭中的宣傳，便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而這一次大戰，就是日耳曼民族為了求生存而所作的奮鬥，所以宣傳僅能根據有利於這個目的的原則。
就是最殘酷的武器，如果用後可以早獲勝利，那麼，對於人道的原則仍是不悖的。
我們對於這種生死的戰爭中，對於戰爭宣傳的問題，所採取的態度，不過是如此而已。
如果那些居高位的人能夠明白了上述的各點，那對於這種武器的方式和運用，當然不致躊躇不決，莫衷一是：因為宣傳不過為一種武器而已——若是這種武器落在一個善用這種武器的人的手中，這武器真是一種可怕的武器呢！
一切的宣傳，都應該求其通俗，並且還須在宣傳的人群中，還得顧到知識最低下的人的接受能力。
所以，我們要使接受宣傳的人數愈多，那麼宣傳的知識標準，也就愈宜降低，要是我們宣傳的目的，是在使全國都受到影響——例如要使戰事貫徹到底的宣傳——那就願當極端的當心，必須避免陳義的過高。
群眾對於宣傳的接受力極為有限，而且理解力也很薄弱；他們又是大都健忘的。
這樣，一切有效的宣傳，必須限於數點，而用標語的形式來宣傳，務期每個人都能知道任何標語的命意。
要是牽涉過多，而一不顧此項的原是，那麼宣傳的效力，反而易於渙散，因為人民對於所宣傳的事，實在不能去融會或是記憶的緣故。
而且它本身的力量，到底也因微弱失掉了。
比方把敵盡量給以滑稽的描寫，像德奧滑稽報紙所用的一種宣傳方法，實在是根本錯誤的，因為我軍有一天實行和敵人肉搏的時候，那麼，他們所獲得印象必定完全相反，因此自己會遭受到一種慘報；德國的軍士，親見到敵人抵抗力的時候，他們覺悟到被那些虛構事實的人所欺騙了，這不但不能增強，而且不能保持其敵氣同仇的心理，結果是德國的士兵，就在這錯誤的宣傳之下慘敗了。
反過來，英美各國他們對於戰爭宣傳，在心理上說是正確的，他們各向其人民暴露德國人是一種斐族，為匈奴，而且使每一個士兵，對於戰爭的恐怖，早已具有準備，所以臨陣而不會沮喪，他們在前線所碰到的最可怕的武器，不過是證明了他們所聽到的不錯而已，因而相信他們本國政府的言論是真確的，同時也增加其對於敵人的憤恨。
他們的宣傳是這樣的，所以英國的士兵，對於從本國所傳到的消息，從不感覺到虛實，而德國的士兵，竟把國內消息看作純粹的虛妄而不再信仰了。
假始有一張廣告，要宣傳一種新制的肥皂，它的宣傳方法，盛讚著別的肥皂的很好，那麼，我們對此廣告將怎樣？只是搖首歎息而已。
所以當討論到戰爭發生的責任問題的時候，說德國對於戰禍的爆發，也應該來負一部分的責任。這實在是根本錯誤的，而正常的辦法，就是應該把大戰責任完全加到敵人的身上去；即使和事實不大符合，也要把它當做真實的情形來看待。
因為，敵我兩方違法行動的界線，並不是一般群眾所能辨別的。
大多數的國民，他們的性質和見解，極類女性，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受到情感支配者實多於受到理性的支配者。
但是，這種情感，並不複雜，而且是很單純的。
他們的變化不多：不是積極便是消極，不是愛便是恨，不是真理便是謊言，永不會是非各半的。
英國的宣傳，便是善於這種的事實。
所以在英國，絕沒有模稜兩可的而引人誤會的措辭的。
英國對於群眾情感的幼稚，已經能有徹底的瞭解了，所以他們對於戰爭恐怖的宣傳，十分投合戰事的情形，而且巧妙毒辣，使前線的士兵，就是在慘敗的時候，也仍能保持著他們作戰的勇氣；再宣傳說德國人是大戰的唯一戎首，這種卑污無恥的謊語，以及他們宣傳的方法，實在早已計及到群眾天賦的情感和極端性，所以能夠獲得了國民的信任。
方法的改變，不應該去改變了宣傳所要實現的要點，它的目的，胯應始終如一。
標語固不妨從多方面來加解釋，但是無論怎樣的解釋，應該和標語的本意一致。
要使宣傳的功效得到切實一致，這是唯一的方法。
不論是商業上或是政治上的廣告，其能獲得成功，都是因為具有持久性和一致性的原因。
箸人的宜傳方法，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敵人的宣傳限於很少的幾點，而以民眾為唯一的對象，並且還堅持而不懈的進行著。
在大戰的全期之中，他都應用其最初認為正確的基本觀念和表現方式，而毫不有所更改。
起初看來，好像是強詞奪理，謬妄無稽；繼接著是令人有不快之感，結果是令人深信不疑。
四年半的大戰終止了，德國爆發了革命，而革命的口號，實在是發源於敵人的戰爭宣傳。
還有一件事英國人所明白的，就是這種鬥智的工具，唯有多多利用，才能獲得成功，苟若獲得了成功，那便是能獲得厚大的報酬。
宣傳，在他們看來，這在是一種無上的武器，可是在我們看來，這實在是失意政客謀生的末路，以及無名英雄棲身的微職。
七 革命
一九一五年的夏天，敵人的傳單，開始由空中而傳入了我們的手中。
雖然它的措詞各不相同，但是它的內容差不多是千篇一律，不外說德國的困苦有增無減，大戰將永無休止地時候，而勝利的希望則日漸減少，國內的人民大家都切望著和平，但是「軍國主義」和豈薩(Kaiser)(指德皇)是不允許；全世界——對於這件事十分明了的——並不是為反對日耳曼民族而戰，純粹是反抗那唯一負責的德皇一人而戰；所以如果不把人類和平的矛賊除去，大戰是不會休止的，大戰能夠終了，「普魯士軍國主義」能夠一旦消滅，世界和平決定可能的，和平實現之後，那麼，自由的民主國家也必會歡迎德國加入永久世界和平的聯盟中的。
這種宣傳之中，有一點應該加以注意的，就是在前線的各部，凡是有巴維亞士兵的地方，便對普魯士盡情的加以攻吉，不單說普士是這次大戰的罪魁，百且說協約國中，並沒有對巴維利亞有一些的仇恨。
但是，巴維利亞如果始終給普魯士軍國主義盡力，那麼，協約國將要愛莫能助了。
這種宣傳在一九一五年就開始有了一些效力，軍人中反對普魯士的情緒，慢慢地增高了起來，——但是當局者從不會來設法加以阻止過。
到了一九一六年，前線兵士們所接到的家信，大都申訴著不平；顯然的，已經對於士兵生了了一種直接的影響，這時候已經不勞敵人再用傳單向前線去散播了。
德國婦女所寫的則毫無見識的家信，後來竟葬送了幾十萬人的生命在前線。
那時已經出現了不良的現象，前線的士兵，大家都咀咒憤懣，怨聲載道；——這種怨聲有時候也很合理的。
在前線的士兵，他們飢寒交迫他們的家人，也在國人日坐愁城，而別人的飽暖淫樂。
甚至在火線上的士兵，他們也有了這種不應有的現象。
在這時候，危要四伏，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但是，這不過是「國內」的事。
大多數和士兵雖然在怨恨不平，但是，一轉瞬之間，他們又不聲不響的盡著他們的職守。
好像是十分自然的有一部分和軍隊，雖然心裡有著無限的苦悶，可是對於他們必須防守的戰壕，他們仍是死守不去，好像德國的命運，無全維繫在這幾百米的戰壕上的樣子。
從這地方，我們可以見到前線戰士們，他們仍舊不失是光榮的英雄。
我在一九一六年十月七日受了傷，於是欣然離開前線，乘坐著傷兵車回返德國，我離家已經有兩年了，處在這個亂世，真是有些度日如年。
我進入了柏林附近的一處醫院。環境真是惡化得十分厲害！
唉！另外方面看起來，這個世界確確實實是一個新世界。
在前線的軍隊中的精神，這裡是一些沒有的。
我竟第一次碰到在前線所沒的聽聞的事，就是竟有人自己把懦怯來向人誇耀。
我的傷勢，經了醫治而能夠行動了，我就得到許可到柏林去走一下。
這一種困苦的慘狀，觸目皆是。
全城和百萬的人民，大家都站立在飢餓線上，怨憤異常。
有幾家是士兵所到過的，他們的語調竟然和醫院中的語調完全一樣。
人們每以為那些士兵們好像專門尋覓這種地方來發匯他們胸中的積怨的。
在慕尼黑的情形更是惡劣，當我恢復了健康而出院的時候，就被派到後備隊中去，我重到這個城市，和乎有些要不認識了——不論在什麼地方，充滿著憤怒不平和咀咒。
從前方歸來的士兵，因為在前線服役的緣故，所以每人有種種的特性，這是為後方的老年軍官所不能瞭解的；但是，新從前方歸來的軍官，那就能明白了。
人民來於這類軍官的尊敬，和對於後方軍官的尊敬是絕然不同的。除此以外，一般的精神卻是十分消沉。凡是逃避責任的人，大家都視為識時特務的俊傑，而忠於職守的人，反目為庸碌的犬子。
在官廳之中，滿是猶太人。差不多每一個書記都是猶太人，而每一個猶太人，也都是書記。
這是使我十分驚異的，這獨得天寵的人民，何以在這裡的特別多，而在前線者反而特別少。
在商界方面，那是更厲害了，猶太民族實在已經成於「少不來」的分子了。
一九一七年末，兵工廠的工人罷工，並不能產生出所希望的結果，而使前線感受到軍器缺乏的恐慌。
這種罷工的目的，本來在使軍火缺乏，但是，因為它的本身失敗的太快了所以還不能使軍隊陷入失敗中去然而這已經是夠使精神上受到了一個巨而可恥的影響了。
第一，倘使後方的民眾，不想得到勝利，那麼，前線的軍隊為了什麼而去作戰？
土兵們受這樣重大的犧牲和苦難，到底是為了誰呢？
士兵們為了勝利而戰，後方的民眾，竟用罷工來加以反對，這是些什麼道理？
第二，這件罷工的事，對於敵人的影響又將怎樣？
一九一七年——一八年的冬天，協約國已被愁去慘霧所籠罩的。
因為，他們所希望於俄羅斯的一切，現在已經得到了失望。
俄國會曾經為了協約國的共同的利益，不惜作了最大的流血的犧牲，現在已是精疲力竭，只好讓敵人來加以無情的宰割了。 他們的被盲目的信仰所支配的士兵，一在大都頭喪氣，大家深怕著明春的來到；因為他們鑒於德國僅有一部分的兵力防衛著西線的時候，他們尚且不能把這戰線的攻破。現在德國厚集勇士，用全力來準備向西線進攻的時候，他們怎還能獲得勝利呢。
德軍各師正當奉到最後總攻的命令的時候，總罷工竟也在德國爆發了。
這一舉動，起初是舉世驚愕的，後來敵方攫取了這一個最終的機會，重作宣傳，於是協約國渙散的軍心，因此重新振作起來，以為今後是可以重操勝負的，對於未來事態的恐怖和捻，竟一轉而為之堅決和自信了。
英法美諸國的報紙，便開始把這種信念散佈在讀者的心中；同時，又用了極巧妙的宣傳不鼓動前線的軍隊。
「德國將要革命了，協約國必定能夠獲得勝利的！此種的口號，是使正在動搖中英法士兵，復得立定腳跟的最最優良的一點興奮劑。
這此，都是兵工廠罷工的結果。這罷工恢復了敵國的人民對於勝利的希望，並且再驅散了協約國前線士兵之頑喪精神。
結果使幾萬的德國的士兵犧牲了他們的血肉。
但是，鼓動這次最卑鄙無恥的罷工的工，便是希望乘德國革命的機會而去獲得政府中最高位置的人。
我真幸運，獲得了參加最初兩次以及最後一次的進攻。
最後一次的進攻，使我終生獲得了一個最驚人的印象，因為可驚的是在最後的戰爭，也像一九一四年一樣的，由守勢而轉為進攻。
一九一八年的夏天，前線到處都是異常的悶熱，而國內是爭論紛起。所爭的究屬什麼事？
各部隊之中，也有著很多的謠言。好像是說大戰已經毫無希望，只有犬子作我方勝利的好夢。
要繼續戰爭者，並不是日耳曼的民族，而是資本家和帝室。這就是國內傳來而且為前線所討論的消息。
前線的士兵，對此，於這個革命的消息。起初也沒有什麼反應。
「普及選舉權」對於我們有些什麼關係？我的四年來的苦戰，竟是為了這一點嗎？
前線的士兵，素來是極穩定的，對於哀伯特(Ebert)施德曼(Scheideann)巴特(Borth)李波克尼希特(Libknecht)等人的新戰爭目的，完全置之不理。
我們百思而不解的，那些避戰的人為什麼竟敢攬權秉政。
我個人的政治觀念，很早已就確定。
我深惡而痛絕那些賣國欺民的黨棍，我早已洞悉這班黨徒，他們並不把民族的福利作前提，而把飽他們的私囊為唯一的目的，他們為謀他們的私利計，不惜把整個民族來犧牲，遇到必要的時候，即使德國滅亡了，也不妨的，我恨不得能夠親見這些人的一個個縊死在我的在前。
為了要顧及他們的願望，就不妨去犧牲了勞動階級的利益，來充實那強盜的囊囊；我們如果不要德國滅亡，那就不能坐視著他們的為所欲為。
軍隊中多數的士兵所抱的思想，仍然是和我相同的。
這一年的八九兩月。雖然敵方進功猛烈，並不能和我方在過去的防禦的勇猛相比較，然而，衰頹的現象，竟是一天厲害一天。
比較起來，索美(Some)和法蘭德斯(Planders)的戰，已經成了過去的歷史，簡直是一種可怕的回憶了。
九月未，我軍第三次到達那我們青年義勇團的野外所攻克的各地。
那真是往事已經不堪回首了。
一九一八年的秋天，軍心已經大變；大家常把政治問題來加以討淪了。
從國內傳來的消息在各地的軍隊中開始發生了影響。
新徵來的青年軍全部受到了麻醉，——因為他們是從國內一直來的緣故。
在十月十三的晚上，基國開始向伊泊爾(Ypres)前的地線投放毒瓦斯彈。
十月十三晚上，我們尚在威萎克(Werwick)南的小山上，繼續受著轟吉，時猛時緩，終夜不繼。
將近夜半的時候，我隊支不住了，倒在陣亡的有了不少的人了。
到了清晨，我就感覺到一種痛苦，每隔十五分鐘，痛勢愈加厲害，在七點多種的時候，我的兩眼感覺到有睚焦灼，因此退役報告一切，而我的參戰，也以這次為最後的一次，幾小時之後，我的兩眼，刺得像烈火焚燒，一些東西也不能凶到了，於是我就被送到波美拉尼亞(Pomerania)的帕士瓦爾克(pscewalk)的地方醫院中，我就在該地遇見了革命。
壞消息不斷地由海軍方面的傳來，說海軍醞釀起事，但是，我以為這種謠言。
不過是少數神經過敏的青年猜測，未必便是一種影響，多數人的不幸事件。
在醫院中，每個人都在談論戰事的結果，並且還希望著早早見實現，但是，沒有一個人公為戰事立刻可以結束的，在這時候，我還不能閱讀報紙呢。
到了十一月，群情更是激昂，忽然有一天大禍降臨了，在事先，我們是毫無所知的。
海員乘坐運化的車來到他們鼓動著民從起革命，在這個為我民族求「自由、優美、和尊嚴」的鬥爭中，以少數的猶太青年做領袖，而他們是不會有守一人到過前線去怍戰的。
此後的幾天，是我在生以來最不幸的時期。
一切的謠言，愈說愈確切的，我向來認為是地方事件的。現在已經顯然是一個全國的革命了。
此外，再由前線來的更有不幸的謠言，說他們都願反降了。啊，——這事果真能夠實現嗎？
十一月十日，有一位老牧師來到醫院作簡短的講演，我們因此而知道了一切。
當時我也在場，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動。
這位善良的老牧師說：霍亨佐倫皇室(House of Hohennzollern)已不得於戴德國的皇冠——我們的祖國，已經改變為一共和國了——說的時候好像有些在發抖。
於是，一切都成為泡影了。
我們所有一切犧牲和困苦，完全等於虛擲，幾月來的忍饑耐渴，完全等於虛擲。
我們出生**，所費的時光，完一等於虛擲，兩百萬人的頭顱也完全等於虛擲了！
我們的國家怎樣呢？
但是，我們所應忍受的犧牲就以此而完結了是嗎？過去的德意志，不值得我們懷念嗎？
德意志對於固有的歷史就無任何的責任嗎？
我們配受德意志的過去的光榮嗎？這種舉動。我們對於後世的子孫，又交用什麼來自解呢？
我輩人真是卑劣的罪人！
當時我愈想要瞭解這種驚人的事變，愈覺得羞忿交集。
我兩眼所受的痛奪，和這種禍難平互相比較，那又算得了什麼呢？
此後**夜感到不安。我知道——切都化為烏有了，深夜沉思，我對這事件的主動的人就切痛恨了。
在德皇之中，對馬克思主義的領袖表示親善的，以威廉二世為第一人，他從不知道他們就是無信義的惡棍。
因為當他們和德皇握手親善的時候，另一雙手已經地暗中採取利刃了！
對於猶太人是沒有什麼條件可講，決定誓不兩立。
我決心要做一個政治家。
八 我政治生活的開始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末，我加歸慕尼黑從親自再進我那一團的後備隊。
但是，該隊被「軍人會議」(Soldiers Councral)所把持著。
我對這一點深為不滿，所以決意立刻脫離。我和戰爭時的一位忠實同志史密特。
愛侖斯特(Schmiedt Ernst)同赴特老恩斯坦因(Traustin)去居住，在那裡一直至軍隊解散。
一九一九年三月，我們再回慕尼黑。
在當時的情況，實在不大好，革命擴大而已有不可遏止的情勢。
愛士諾(Eisner)的死，恰好是加快了這一個情勢的進展。最後竟造成了由會議操縱的形勢，這或者可稱之為猶太人過渡期間的統治更為洽當些，這便是首倡革命者的最初目的，在這期間，我的腦海中的計劃有了不少。
當新革命在進行的時候，我最初的行動引起了中央會議(Central Council)對我發生惡感，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清晨。我差一點兒就遭被捕，那三位逮捕我的青年，當我舉槍相向的時候。他們的勇氣頓失，驚惶一循著舊路而走了。
在慕尼黑解嚴以後和天，我便奉命出於委員會，調查第二步團革命事主的經過，這是我參加近乎純粹政治的第一次。
過了幾星期之後，我又奉命出席為國防邊軍官佐而設的特別班。
該班的根本目的，就是在授軍人以一定的主義，使他們去指導一國國民的思想，這特別班對於我個人的價值，便是使我因此認識和我思想相同的一部分同志，我們可互相暢論當時的局勢。
我們都確信德國的崩潰，已經迫在眉睫，他們十一月的罪犯，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實在不能救了德國的危亡。
就是所謂「資產階級國民黨」，雖然他們的用意很好，但也補救了既成的創傷。
我們中有少數的人便就討論新黨的組織了，我們所持的根本原則，和後來所實現的德國工人黨(German Workers Party)的原則相同。
這一個新運動的名稱。一開始便就表示了深入民間的可能性；因為如果缺乏了這個特質，那全部的工作，似乎都沒有什麼意義徒然多了一舉了。
因此，我們便決計定名為「社會革命黨」(Social Revolutionary)因為這顆新建設的社會觀念，實在是含有革命意義的緣故。
再者，尚有著一層場更深的理由。我在早年，便致力於經濟問題的研究，這使對於社會問題發生的思想多所限制。
這研究的範圍，等到後來我研究了德國的聯盟政策始行擴大，德國所以採取這種聯盟政策的緣故，大半由於把國內的經濟估計錯誤，以及對於將來德國食物供給基本原則不明白所致的。
這種理想，是根據了一種假定，就是把資本純粹作為勞動的產物，而且和勞動同改正為一切足以促進或限制人的活動的因素的基礎。。這就是資本對於民族的意義，因為資本的自身，完全依賴於國家(state)——就是民族(nation)——的偉大，自由和勢力，所以兩者的聯合，必定要使國家和民族因了資本的維持和增加面向前發展。
資本和自由獨立的國家，有著十分深切的相互關係。
所以資本勢必把民族的自由和強大做目的。
因此，國家對於資本的責任是十分簡單面明瞭的。國家只要注意資本供國家使用，而不使一操縱著民族那就好了。
國家既堅持著這種態度，那麼，便就可以定下了兩個目的來：一方面維持著有效率的國民的獨立經濟，另一方面是再維持工人的社會權利。
我對於資本純由勞動所產生的，和純由投機而獲得的，以前是未能明白分別。
對這問題，我不知道該怎樣應付。
這個問題，就是在當時上述的特別班講量中的一人來加以極詳盡的討論——這人就是古特弗裡德。費德(Gottfied Feder)
在我第一次聽了費德的講演以後，腦海中立刻就發生了一種觀念，就是我已經發現我們組織新黨的一個重要原則。
我立刻知道了這個問題，在理論上是具有真理的，對於德國的前途關係是很大的。
票據交易所的資本和國民經濟的絕對劃分，使我們對於德國財政行政的國際化有著可能的抗爭性；同時又不致因為和資本鬥爭的緣故而危及民族獨立生存的原則。
我對德意志發展的途徑認識得十分清楚，所以我覺得他們最堅苦的奮鬥，產不在對付敵國而在對付國際資本主義。
費德的講演。實在給予我將來奮鬥的一種絕好的口號。
從這件事後來的發展來加以觀察也可以證明我們當時的見解是怎樣的正確了。
我們不再為我國資產階級的狡黠政客所嘲弄了。
到了現在，要是他們並不說謊的話，那他們也應該知道國際資本不單是煽動大戰的最有力者；就是在大戰終止了的現在，他仍在極力和平的世界不惜變成為地獄。
我個人以及其他一切真正的民族社會黨人，僅有一個信條，就是民族和祖國。
我們所以必須奮鬥的原因，就是在保障我種族的繁殖，我國的人民及其子孫的教養，血統的純潔，祖國的自由和獨立，並且使我民族能夠完成了上帝所付給我們的使命。
我又重新加以研究猶太人馬克思學說和目的，到了現在，我才有了正確的瞭解。
到了現在我才瞭解資本論信社會民主主義反對國民經濟的鬥爭；並且明白了他的目的，乃是要準備一切，使金融業和交易所的真正國際資本能夠來統制德國。
在另一方面，這上特別班的課程，也會產生了巨大的結果。
有一天，我宣佈我有演說的意思。
同班中有一人要替猶太人作爭辯，因此，他就作了長篇的辯論來袒護猶太人。
這就引起了我的反駁。我的主張，在當時在場有人中，贊成者竟佔有大多數。
這結果，在幾天之後，我便奉命以「教官」的名義加入了慕尼黑的軍團。
要當時軍隊的紀律不大好，這是因為軍人會議時代的遺毒還是存在。
軍隊因此便受到了影響。要使「同意」的服從——這句妙語是他們形容柯爾特。
愛士給(Kurrt Eisner)下的豬圈中的——變成整飭的軍紀。如果不是小心翼翼，慢慢地做著是不會有加的。
而要使軍隊能夠自覺他是民族和祖國的分子，也不是同樣的。
我的新活動，就是在這裡，我用了充分的愛國熱情和靈敏的感覺來開始活動。
我可以說已經有了相當的成功：聽我的演說而尊崇祖國和德國民族的同志，竟不知有了多少人，我使德軍「民族化」而且使一般的紀律加嚴。
再有，工結識軍隊中和我同情我同志很多，後來，這些同志就和我聯合，因此奠定了新運動的基礎
九
德國工人黨
有一天，我接到了總部的一個命令，要我去調查一個社團的情形。這個社團，顯然是有政治作用的。在幾天之人，他們將要用「德國工人黨」的名義來舉行會議；而且費德還將前去演說。
我必須去赴會，察看眾情而做一個報告。
現在。軍隊對於政黨發生的好奇心，已經充分地明白了。
自從革命之後，軍人已經獲得了政治上活動的權利，就是毫無經驗的軍人，也充分地來利用這種權利了。
但是，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他們發覺了軍人對於革命黨的同情，已在慢慢喪失而傾向於民族復興運動，因而十分後悔，才知道應該撤回軍隊中的選舉權，並且還應該禁止其參加政治。
衰弱了的資產階級，以為軍隊必須回復過去的情形，而為德國國防的一部分，但是中央黨和馬克思主義的意凶，那差不多把民族主義看作是一顆毒齒，必須把他來拔除的。
但是，沒有民族主義，那麼，軍隊僅僅成為一種永久的維持治安的警察而巳，不再是抵抗敵人的一種力量了。
以後和年的事實，就是一個明證。
所以，我對於上述的工黨，雖然是毫無所知，然而也決定去參加他們的聚會。
旨德的演講完畢了我很高興，我以看已足，準備出場時候，忽來宣佈說珊在人人都可發言，因此我就站定了不去。
但是，起初所見聞的，一些也沒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後來，忽然有一位「教授」
站立起來說話了，他對於費德的議論發生了疑問，待到費德對他了滿意的答覆之後，他又突然把「事實的根據」作為要素，毅然地建議著，說這個新興的青年黨最是適於能使巴維利亞，脫離普魯士的壓迫而奮鬥的。
這位先生真是厚臉，他還說這事如果能夠實現，那麼，日耳曼奧地利必定會立即和巴維利亞聯合德國的和平也就有了希望，以及其他類比的無意義妄盲。
在這時候，我乃不得不請求主席，准許發言，我也來發表一些意見。
我因此把這位「學者」的狂言痛加駁斥，我的言論，也就獲得了很的勝利。
我的話還未說完，他已經像喪家之犬一般的狼狽逃出去了。
在那時，我會把這件事反覆的加以思索，並且預備置之勿論了。
可是，這真是使我一生驚奇的，就是不到一星期，忽然戮接過了一張郵片，說是已經准許我做德國工人黨的黨中：並且請我去參加下星期三的該黨的委員會。
他們這種做求會員的方法，真使驚詫得不知所以，叫人恨既不對，愛也不是。
我想自己來樹立一個黨，我絕無參加現成黨派的心意。
真的，我實在不會有過參加他黨的夢想。
我真擬動手寫信去答覆該黨的時候，忽然我生出了一種好奇心，決意要那天我自己到會，趁此機會要親自解釋我的理由。
星期三到了。忽然，有人來告訴我，說是全國工黨的首領將來親自出席。
這一個消息，使這聽到很有一些驚奇。
我的理由，也只好慢慢來聲明了。
恃然，他真的準時出場了。他就是費德講演時的重要的發言人哪。
這件事更使我詫異了，我決計靜待著，看他有些什麼事件發生。
無論怎樣他們的大名，我是已經知道了。
該黨全國的首領，是叫赫勒先生(Herr Harrer)慕尼黑的主席便是安頓。德萊克斯勒(Anton Drexler)
開會了首先是宣讀上一次會議的記錄，並且再對演說的人表示謝意，接著便是新黨員的選舉——就是通過我入黨的問題。
我就開始向他們發問。
我方才知道了該黨除少數重要的原則外，毫無所有，其他是什麼也沒有了，沒有黨綱，沒有小冊子，沒有印刷品，甚至一個區區的橡皮圖章都也沒有置備：然而，他們卻有著極大的信仰的良好意志。
我不願對他們加以嘲笑了，我很知他們所研究的是些什麼事了，倉促產實渴望著一種新運動，這種運動，實在是比了一般稱做黨的範圍還要大。
於是，我就碰到了有生以來最困難的問題了。我對於這個黨究竟是加入呢還是不加入呢？
命運似乎在向我示意，我絕不應該加入當時的熱呢現成的大政黨，我將更詳細和來說明我的理由。
據我看來，這可笑而人數很少的團體，尚未成為一個堅強的「組織」，並且還能存個人活動的餘地，這在我實在是—件很有利的事。
該黨尚有待整頓，這個運動的範圍愈小，那麼，這個運動適當的表現也愈快。
該黨的性質、目的和方法，還可以決定，這在現存的各大黨之中是絕不可能的。
我對於這件事愈是反覆的思索，我就愈是堅信這種小規模的運動，可以作為復興民族的先聲，這是在現在的議會中的各政黨是絕不可能的。因為現在的政黨，僅僅知道牢記著陳腐的觀念。或是因為有利可圖的緣故而來擁護一種新制度。
現在，這裡所提倡的，乃是一個新的世界觀，並不是—種新的選舉的口號。
我經過丁兩天的苦思悶想，最後。我才決心進行著我聽取決的步驟。
因為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關鍵，這時候，這後退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應該有的。
這就是我實行德國工人黨的經過，他們還給了我—個第七號的臨時黨證。
十 舊帝國崩潰的徵兆
德意志國家的民族，受到了這個非常重大的創痛，正像患了頭暈病症，他們的感覺和思想像是都喪失掉了。
把過去的光榮和偉大來比一在的艱難和不幸，真像是隔了一世不堪回首！
這無怪無論什麼人都要炫惑於帝國的偉大，而不知道他的崩潰的徵兆已經發生了。
這種徵兆，已經顯然的可以見到，不過，只有極少的人能夠得到明確的教訓。
這種教訓，在目前比了過去尤為必要。
現在，多數的德國人民，他們僅從國內經濟上的分困和其結果，去窺見德國的崩潰。因為凡屬德國人差不多是個個人受到了影響的，所以個個人都知道了這種的大災。但是，全國的人民，不知道這種崩潰和政治、文化、道德有著關係而已。
一般民眾的認識是這樣，那也不要去說了；便是社會中的知識分子。他們也以德國的崩潰；就是「經濟的災害」為唯一的原固。
而且以為要復興德國，須在經濟方面去著手，才對，這就是我國的直到現在所以不能找出挽救韻辦法的重要原因。
倘使我們能夠知道德國崩潰的主要的原因，第一還是在道德和種族方面，而以濟列是還在其次，這樣那才可算明白目前的困苦原因，而且也能發現了救濟的方法。
我們的患難以及目前腐敗的原因，這是由於歐戰失利的緣故。
這一點，便是最易為一般人所公認的。
這種毫無意識的話，確信的固不乏其入，但是，明知他是不對的，而偏又故意這樣來說的人，為數更其是多。這班人，便是庸集百仰賴政府來豢養的人。世界和平的宣傳者不是這樣的說嗎？德國的戰敗，僅是破壞了「軍國主義」，德國的人民且將慶祝其光榮的復興呢。
整個革命所用的口號，說革命固然使德國不能逐然得到話，不是你們這班敞世的小人所說的嗎？
把德國崩潰的原因完全推在軍事的失敗上面去，這是猶太人的無恥的特點。
而賣國的總要關報，就是柏林的前進報(Vorwats)，還說此際不允許德國民族揭旗凱旋！現在：我們是否可以認為是德國崩潰的原因？
把戰敗當作德國崩潰的原因，我們可以用以下面那樣的答覆：自然歐戰的失敗，對於我國的命運，確實有著可怕的影響，然而，戰入並不是原因，是各種原因的結果。
這種生死存亡的鬥爭，到底不會有好結果，這是有知識的和懷善意的人士都十分明白的。
然而。不幸有許多人碰到緊要關頭而失掉了推理的能力，對於真理，必會得到加以駁斥和否認，而那些明白這真理的人又從而加以附和。
這些人實在是我國崩潰的罪魁，而他們現在忽然把戰敗是崩潰的原因，這並非大謬。
因為戰敗只是他們行動的結果，而不像他們現在所說的是由於「領袖不良。」
要知道敵人並不是懦夫；他們也知道為國效死的。
當戰妝啟的時候，敵方的人數就多過德國的軍隊，而且就專門的軍隊而論，他們是有全世界在做後盾。
但是德國仍能和全世界對抗，苦戰四年，而且常獲勝利，這除了德國人的勇武和嚴密的組織之外，完全因為他有著良好的領袖，事實具在，不容抹殺的。
德國軍隊的組織和指揮，實在是古今世界各國所不及的，而其失入的原因實在是因為人類抵抗力限制的緣故。這樣的軍隊的崩潰，並不是我們現在的不幸的原因，而是別種罪惡的結果；這個結果，再會引起後來的崩潰，而且比較前些的崩潰更為厲害。
民族的覆亡，事實上只是一次戰敗而沒有其它的緣故嗎？這問題現在可作下面的簡單的解答。
如果一個民族的軍事的失敗，是由於懶惰、怯懦及平庸——總之是該民族的卑劣無能，——那麼，這個是常有的事實；不然，那軍事的失敗，反而足以激發起未來的偉大的復興，這並不是民族覆亡的標記。
歷史上有著無數的實例。
足以來證明此說是正確而不謬的。
德國軍事的失敗，並非了於偶然，是古今因果報應的當然的懲罰，我們受著這個懲罰，還嫌其過輕呢！
假使前線真的因為孤軍無援而撤退了，民族的不幸，真的是上於軍事的失利，那麼，德國民族的失敗，必定是另有一種精神在，他們對於戰敗後的一切痛苦，必定會得咬緊了牙齒跟來忍受的。
對於敵人的僥倖獲勝，必定會憤怒填應，德國人決不會有幸災樂禍的事件發生；而且也不敢以怯懦和失敗來向人矜誇，戰士也不致招人揶揄，軍旗也不致被人污辱，其是不致發生失去體面的事，遭受基國雷平頓上校(Colonel Repinston)譏誚「三個德國人中必定有一個賣國賊」了。
軍事崩潰的本身，實在是由於種種不健全的現象以及促成這種不健全的現象的人所造成的。
他們在和干的時候已經流毒遍於全國，他們道德的敗壞，自衛意志的薄弱，以及醞釀多年有害於民族和國本的種種議論來造成了這一個災難，所以軍事的失敗，不過是第一種有形的惡果而已。
猶太人陰險狡詐的全副精神和馬克思主義的鬥爭機關，把這種災難的直接責任去加在盧登都封樂的身上，這是自然的，實在，盧登都夫預先知道了災禍的來臨，乃想用非常的意志和能力來使之轉變，拯救民族於沉痛屈辱的時候。
他們使他負起戰敗的責任，這是因為要奪去他從道德上從事辯白的武器，使唯一能揭發的賣國賊的人束手無策而已。
這種事等於一種慢性的病已經到了成熟的時期，恰好能在大難中忽然被可怕的情形而把罅止了，這一點，我們可以看作是德國民族的大幸；不然民族將慢慢地趨近滅亡。好像入骨的痼疾，更難挽救了。
幸而這災難，至少是大多數人所共見的。
人類對於瘟疫的克服，實在比肺癆為容易，這是因為瘟疫的來其勢很凶，死亡枕藉，使人驚心動魄，而肺癆的來，其勢和緩；瘟疫使人恐怖，而肺癆卻使人疏忽。
我們碰到了瘟疫就盡力來加以抗之，碰到了肺癆便用於緩的方法來加以遏阻，人類能夠克服瘟疫的而反為肺癆所克服，便是為了這樣緣故。
政治團體的疾病也是如此的。
在大戰之前，有著長久的和平日子，某種的禍患，已經在這時期中發生，他的原因雖然沒有人加以注意(除了少數的幾種例外)，但是，其成為禍患，那是已經認識了的。
這裡所說的例外，第一便是民族經濟生活中的現象，因為這個使人感到切骨之痛，實在較其他方面的禍患為更甚。
許多崩潰的徵兆，能夠激發的猛省的地方很多。
大戰以前，德國的人口激增，因而使主要食料的供給問題，在一切政治、經濟行動上日就成為重要。
但是，不幸他們以為這種嚴重的問題，可以依靠簡便的方法，就能達到目的的，因此就不能用了堅決的心，逕自去獲取一個正確的解決。
德國放棄了擴張新領土的觀念，而代之以經濟侵略的妄想，因之使工業生產漫無限制而弊害百出。
這最不幸的結果，第一便是促成農業階級的衰頹。
農業階級愈是衰頹，那無產階級的會集於都市者也愈是眾多，終於使社會的均衡完全失掉了。
現在已經使貧富懸殊更是顯然了。
富者和貧者，他們比鄰而居，這勢必要形成悲慘的結果的。
人民既開始受著貧窮和大量失業的痛苦，所以接踵而至者，便是不平和怨恨。
民族經濟破壞而所生的不良現象，還有比這更壞的。
因為商業宰制了全國，所以金錢也就變成了萬能了，舉國上下，個個人都成了拜金主義的奴隸，我紀敗壞到了這樣的地步。
當時德國民族正在危急存亡的時候，丞所需要的，便是激發人民最壯烈的情緒，而突遭到這種變化，其禍更為厲害。
依照事理來說德國應該依靠「經濟上的和平工作」來維持其生存，而把武力作為後盾。
不幸，現在對於金錢勢力應極端反對的人，竟也默認了。
尤其不幸的，便是德皇勸貴族也加入新金融資本界去。
但是，德皇的此舉，情有可原，因為畢士麥尚且不能覺察了這——個危險。
事實上，這一件事使理想的美德居於金錢之後。所以此風一開，勇武的貴族，立刻能退居在財閥之後，這是十分明顯的。
在大戰以前。德國的商業，因為發行股票而已經趨於國際化。
一部分德國的工業，固會努力於防制這種危險，但是，終於還是犧牲在資本聯合攻擊之下，有密切關係的馬克思主義運動，也是為虎作倀的。
反對德國「重工業」的持久戰，這便是；國際化的發端。當時國際化正靠著馬克思主義的助力而力圖實現，要想完成這項的，那麼、在革命中馬克思主義是不得到勝利不成的。
當我執筆寫述這本書的時候，他們對於德國國有鐵路的總攻吉正獲得了勝利，這種鐵路，就是落在國際資本家的手中了，因此，「國際」社會民主黨，又達到了其他的一個主要目的。
德國工業化的進行，得到成功的最好的確證，就是大戰後，德國一位工商界要人發表的意見，說商業是使德國復興的唯一的力量，這便是德國工業化成功的明證。
史旦尼斯(Stinnes)的這句話引起了極大的糾紛；但是仍被採納，而且在轉瞬之間。
便成為一切欺人者及空談家的格言；自革命以來，毀壞德國的運動，便是這班冒牌的「政治家！」在戰前，德國衰頹的唯一徵兆，就是國人一天一天的精神委靡，作事不力。
這是他人臨事不能決斷，遇事畏葸的結果。
這種缺點，實在是由於教育制度的不良所致。
德國的教育，在戰前缺點極多。
他的制度，僅注意於知識方面而忽略了實際能力的培植。
對於人格的養成以及責任心的激勵，更少注意；至於意志力的和果斷力的培養，那就完全漠視了。
所以，這種教育所養成的人才，大都不是強毅的壯士，而是懦怯的書蛀。
戰前，世人大都這樣的看德國人，而我，德國人也因此而邀人推崇。
德國人為的所以受人歡迎，這是因為他們是有用的人的緣故。
然而，意志不堅，那就並不見重於人。
他們脫離國藉，背棄祖國，所以比較他國有人民為容易，就是為了這個緣故。
「有禮貌的人可以吉游世界，」這保存名諺，可說形容盡致了。
這種柔順的態度，是接近君主的唯——方式，然而引起的災患匪淺。
依照此種方式，人民只能唯唯諾諾，奉名唯謹。
然而，要知道，自由人的尊嚴是最重要的，否則這種阿庚態度，終必要把帝國顛覆而後已。
專門阿諛的人，他們可以安然於現狀而毫不知恥，可是國中的優秀人士，就是所謂正人君子者，他們眼見著這種無意味的事態而受人擁護，勢必然感到萬分的厭惡。
在他們看起來，歷史是歷史，真理是真理，決不容混為一談的，就是講到君主的事也是一樣的。
世界各國，要得到成為偉人的君主，這是不久容易碰到的。假始可憐的命運，能夠使其免於暴君的虐政，那也就應該知足了。
所以，群主觀念的價值和意義，不能專賴於君主個人，除非藉著上天的好意，恰好把皇冠加於基武的腓特力(Frederick)大帝和明哲的威廉一世(WilliamI)和頭上。
不過這不是常有的事，數百年之中或許偶然有一次而已。
君主政體的觀念應該比較君主個人為重要，這觀念的意義，應當是在專門用制度的本身來作為基礎，使君主只為這種制度的奉行人而已。
這種不良的錯誤的教育觀念，還有一種結果，就是畏葸而不肯我擔責任，因此對於解決重要問題的能力也就缺乏了，我所想到的例子很多，現在略瘵幾個如下：新聞界常把報紙看作是國內一種偉大的勢力。
報紙的重要性，確是毫內務無疑問可疑，他的價值，也不是我們所能估計的，因為他的工作，確能延著繼成人的教育。
國家和民族最宜注意的，就是在使人民不要墮落入惡劣的、無知的或是懷有惡意的掌握中去。
因此，國家的責任，胯監督人民的教育，並且防止其誤入歧途，報紙的言論，國家尤應該加以注意因報紙對於人民的影響最大也最深刻的活動不限於一時而且含有繼續的永久的性質，報紙的重要性，就是在能以一致而堅定的重複方法來施教。
報紙上的官論，應該趨於一致的目的，這不被「出版自由」的謬說所惑，不因誘惑而疏忽了職員，以至不供給保持民族健康的養料，這是國家必須加以注意的。
國家須以不屈不撓的決心來控制這種通俗教育上的工具。並且使春為國家和民族服務。
在大戰之前，那些所謂自由報章的行為，無非是葬送德國的民族和國家。
我償不必去提起那慣於造謠的馬克思派的報紙，因為他們把造謠認為是一件事，好像貓的不能不去捕鼠是一樣的。
他們唯一的目的，便是摧毀國家和人民的抵抗力，使他們成為國際資本及其主人——就是猶太人——的奴隸。這種毒害民族的行為，國家對之，也會充法去加以抵制嗎？
這是絕對沒有的事：只有幾次溫和的警告，以及實在說不過去的重罪的罰令而已。
在那個野外，報紙多被猶太人所操縱著，他們慢慢地使民族腐化，政府沒有妥協的力，法去給予取締，而且也沒有取締的決心；尤其厲害的，就是沒有固定的目的。
官吏的智力幼稚，不知道取締的重要、方法的選擇、以及定下一個明確的有計劃。
他們對於報紙所用的糾正方法很是拙劣；他們萬一到了忍耐不住的時候，那也不過把新聞世界的敗類加以幾星期或是幾個月的輕微的懲罰，但是，他們不會不知道根本劑除禍源的計劃的。
從那些不會受過完全教育的學識淺薄的讀者看起來，法蘭克福特報(Frankfuturter Zeittung)是一份最有價值的報紙；因為此報紙從來不會用過粗俗的盲辭，而且。也從來不會反對過暴力；他的言化，時常贊成，用「知識的武器」
來鬥爭，這種論調。竟會獲得那些最沒有知識的人去贊同，那真是很可怪的。
猶太入所創辦的所謂知識階級的報紙，他的用意是在迎合我國那些一知半解的知識階級。
法蘭克福特報和柏林日報(Berliner Tageblatt)的論調，便是在反合這輩人的嗜好，而受其麻醉的也是這輩人。
這種報紙，他們十分小心的力避粗野的言辭，用丁他種方法來祭毒讀者的心志。
他們用了美麗的甘言軟語，使讀者心神迷醉，深信的行為動機，是純粹的知識和道德上的真理而不知道這種極狡猾的手段實在就是在偷窺人家攻擊報紙的武器的一種奸計。
作事不求徹底，就是內部的墮落的表現，內部—經墮落，那國家不過遲早必些也要隨之而崩潰的。
我相信，我們這一代人，如果能夠受著良好的指導，走進了正路，那麼，挽回這個危局，當然是十分容易的。
現在的人已經有丁種種的經驗，知道這種經驗的意義，能使那些還不完全昏迷的人的精神振作起來。
如果現在禁止那些報紙以控制猶太人，並且使這種教育工具轉為國家所用。而不於旁落於外人和敵人的手中，那麼猶太人勢必會利用其報紙來大聲狂吠了。
但是，我深信這種累事，上我輩青年來處置，必定較我們的前輩容易。因為一枝三十生的米突的小小的爆炸的聲音，常常會勝過了無數的猶太新聞界敗類的呼號的聲音，所以我們聽他們去呼號好)了。
我們應該對於教育的體系有著全部的計劃，必須養成兒童在暇時專作益身作的事。
在這一個時期中，兒童不得遊蕩在街上以信電影院中。
日常的工作完結了，就應當去鍛煉身體，俾投身走進社會的時候。不致怯懦而無能了。
青年教育的任務，是在使他們預備投身於社會，並不是僅僅灌注了一些知識就算了。
我們應該立刻去劑除那知體的鍛煉系屬私人的事一種觀念，我們決不能不許任何人任意有貽害他的子孫(種族)。
要防制精神墮落，須得和鍛煉身體同時進行。
現在我們一切的公眾生活，好像是兩性觀念和誘惑的泉源。我們試看那電影、戲院以及其他的劇場所揭示的節目，我們便難於否認他不是正當的娛樂，而且尤其不是青年人正當的娛樂。
一切的招貼和廣告，都用著最鄙俗的方法去引起公眾的注意。
這種事件出生來的流弊極大，主是青年的心理明白的人大都能夠知道的。
人民的生產，不但為不為性慾所麻醉，而且還得要排除苟且畏葸的心理，凡是一切行為的目的和方法，必須以保持民族身心的健全為目的。
個人的自由權，實在比較起來次於維持種族的義務。
在藝術和文化的各方面，也都可以看到樣不健全的狀態。
在許多的所謂「藝術場所，」他們大都毫不知恥的揭示著「只許成人入內參觀」
的警告(在一切新奇物展覽室的前面也大都是如此的)不許青年去參觀，這便是證實我們人部衰微的惡兆。
在此種場所，理當首先作為培育青年的材料，不該供頹廢的成人去娛樂的。
然而此種場所，竟乃出此防衛青年入內的手段，說起來真是令人可歎！請問古今來大戲劇家對於這種警告和造成這種警告的原因，有什麼話可說？我們試想席勒(Schiller)對此樣的憤慨；哥德(Goethe)對此也不會忿然而起嗎？
但是，我們把席勒、哥德或是莎士比亞(Shqkespeare)來和德國的新詩人互相比較一下，究竟又當怎樣呢？前者都是陳腐老朽而不合時宜的失物。
因為在這時代的特徵，那些新的藝術家不僅產生了些卑劣的作品而且還誣蔑了過去一切真正偉大的傑作。
在大戰之前，我民族文化上有一件十分痛心的事，就是我們對於藝術和一般文化上，不但是沒有絲毫的創造力，而且心懷嫉恨，竟沾污並埋沒了偉大的過去。
在十九世紀末葉，德國人在藝術上——尤其在戲劇和文學上——的刨作，大都是卑劣不足道的，而對於已往的完盛時代，反而加以底毀，斥之為者朽陳腐，好像這現代的時代，似乎就可以把他們的劣點完全遮蓋過去了的。
我們再來研究一下戰前的宗教情形，便可以知道一切大事大都趨於分崩碎裂的狀況：甚至在這宗教的領域之中，多數人士，大都巳失去了他的堅強宏偉的信仰心。
他們公然反對教會雖然不多，但是，漠視教會的實也不少。
在亞洲和非洲，新舊兩教都有著教會，以便引起教徒來對他們信仰(這種努力的結果，比較回教的進展，那就差得多了。
然而，兩教歐洲方面聽失去的信徒，為數巳達數百萬了。
他們之中有的全然厭棄宗教的生活，有的是各行其是而已。從道德的立場上來對察。這實在是一種不良的結果。
對於各種武斷的教條的加以反對，情形日見劇烈，然而，倘使沒有教條，那麼實際上人類的宗教信仰，也橇無從發生。
一國的民眾，並不多是哲學家，但是，信仰便矗人生道博觀念的唯一的基礎。
世人常想探求宗教的代替物代替宗教，可是也未能獲得了良好的代替。
要是宗教的教條和信仰，如果真的能支配民眾的話，那這種信仰的絕對權威，宗教信仰的整個的基礎。
宗教有信條，就好像人們生活的有習慣，國家的有法律。
沒有習慣，那麼少數的優秀分子，確是能夠維持著他們的合理面良好的生活。
但是，在其餘的多數人便不能了。
只有信條，才能去制服那無定而又爭辯不已的見解，造成了宗教上必不可少的形式。
否是，玄學的人生觀(就是哲學的見解)永不會產生的所以，攻吉教會的倌條正像反對國家的法律；攻吉教會的信條，必然的流於無可挽救的宗教虛無主義，恰像反對國家的法律，必致使全國守全陷入無政府的狀態中。
一個政治家，必須評論宗教的價值，可是，一在在平衡，一面也當不守問宗教上固有的缺點，而應該顧到以及代替宗教之的東西有些什麼特別的利益。
如果在不會那一種代替物之前，毅然的把現存的宗教來加以破壞，這種人，不是愚人便是妄人。
在大戰之前德國人有很多不喜歡宗教的生活的，這一點。實在應該上所謂「基督教」黨的濫用宗教來負責的。
而且他們還厚著臉要把天主教和政黨混而為一。
這種不幸的惜誤，恰好替議會中許多不良分子遣出了機會，在教會是反百受到損失的。
然而，受到禍害的仍是整個的民族，因為這種情形的結果，只有使宗教生活一天散漫一天而這時候，也正萬百事件，在開始廢棄和變動，道德和行為上傳統的原則，也就一步一步的在崩潰。
如果我們民族組織上的襲痕，沒有特別的事故，那危險還不致發生，倘使一朝而事變突起，那麼，民族內部的團結，必定成為最重要的問題時，而這裂痕，也必釀成了禍亂。
在政治方面，明眼人看出了種下的禍已經在萌動，而這種禍患，如果不去趁早消彌，那麼帝國一切的外交內政，勢必因之而崩攢瓦解T。在當時，許多愛國的人士，大都為這衰微的徵兆而心中有所警惕，大都因為當時帝國政策的沒有計劃和主張而加非難。他們洞悉了帝國人部的衰微和空虛。然而，他們並非政界中人。
官場中用了他們索來的莫不相關的態度，來忽社著像張伯倫(Houstan Stewart Chamberlain)一類人的直覺的天才。這班官僚，他們既愚昧得不能為自己打算，但又驕矜而不屑去從人。
我們常常聽到人家說國會制度，說是「從革命以來已早失入，」為實在是一種毫無思索的話。
這種話極容易引起人家的誤會來，以為一在的國會制度，已經不同於革命之前了。
實在國會制度的結果，僅有破壞的效用而已，當時大多數的入，自顧戴上了眼罩，竟而一些東西也看不見或者是不想看見什麼東西。
德國的顛覆，國會制度在應該負「人部分的責任。
我們不論從那一方面來看主是國會所做的事，沒有一件不足半途百廢的。帝國的聯盟政策，是一種怯懦百不徹底的手段，他的用意在維持和平，但是結果不能避免了戰爭。
對波蘭的政策，也是一種不徹底的手段，他們人在激怒了波人，然而實際上對於自己是毫無補益的。
結果，德國既不能獲得勝利，又不能和波蘭人恢復邦交；反而和俄羅斯結下了仇恨。
亞爾薩斯和羅連(Alsace—Lorraine)問題的解決，也不是徹底的。因為既不能對狠毒的法國加以迎頭痛擊，使他一蹶不振，又不能以同等的權利去給亞爾薩人。
這兩條路他們都不去走，這就可以見到當時的人們，實在太無能為力了。
因為主要的賣國賊，在當時不在各政黨中佔據著重要的位置，如比方像中央黨(Centre arty)的韋泰(Wetterle)就是其中的一個。
同時猶太人利用了馬克思主義以及民主黨的報紙，和全世界作詆毀德國「軍國主義」的宣傳，謀著中傷德國，同時馬克思主義和民主黨，又不肯設法充實德國的軍德國的民族為著爭取自由獨立而遭到的失入。這原因實在是—k於平時的態度鎮靜，苟且猶豫，不急急地集合全力不捍衛祖國的緣故。君主制度對於人民有著一種不良的影響，那便是慢慢地使大多數的人迷信著政治是一種君主的獨權，之事，用不到人民去過問的。
如果政府是良好，或者還存有一些望治之心，這是強者差人意的。
可是一個勵精國治的舊政府，有一天被那不負責的新政府所取代之，那麼消極的服從和幼稚的信仰便成為萬惡的淵數了。
但是，除去子上在的以及其他的缺點外，君主政體確也有著他本知的價值的。
第一，君主制度能夠使國家的領導權穩固，使國人所有的各機關，完全站在國家之下，那便可以免掉貪婪的政客的乘機搗亂；第二，君主制度具有本來的尊嚴和因此而產生的權威，在這種制度的下面，官員及軍隊的地位可以提高，但是，可以不受政黨的影響。
做君主的人，以一人而為一國的元首。他的肩頭所負的責任，自比了國會中介然成立的多數黨為更重了。
德國的政治，所以被人素稱純潔的緣故，實在完全是由於這—點。
最後，君主德國國民的文化，有著極多的貢獻，而且還能夠去掉一切的流弊。
德國各邦的都會，向來是藝術情緒所陶冶的地方，這種情緒，在目下物持文明的時代，已經在慢慢地消滅了。
在十九世紀，德國的君主，驛於藝術和科學的建樹很多，一在比較起來，那真得差得多了。
從事於其他職業的人，他們醉心於貪婪的唯物主義的時候，軍隊卻以最高的理想和犧牲的精神來互相勸勉，主張民族統一，反對階級分化。
但是，軍隊的唯一的缺點。便是一年的志願兵役的制度，因為這種制度，破壞了絕對平等的原則，使知識分子脫離了一般的軍事團體；如果把這種制度反其道而行，那是必定有利的。
德國的上流人士，他們自成一個階級，他們和平民的隔閡一天深一天。
如果所謂知識分子的人，能夠參與在軍隊之中，那真是一件美事，可導師不如此，所以是一個缺點；但是，世界上的一切制度式問有那一種是毫無缺點的呢？況且，德國的軍隊，雖然有此弊病。但是，優點極多，所以這種小疵，比那一般人類的制度的缺點。那就不足說了。
舊帝國軍隊的最大的功績，便是在世人重多數而輕個人的時候，他們獨能重個人而輕多數。
他們對於盲目地崇拜多數的猶太人的民主思想加以反對，而信仰個人的人格，他們能夠啟示了我們對於以後的最急切的需要。
在舉國萎靡不振的時候，在軍隊的行伍中，獨能每年造成出三十五萬健兒來。
他們經過了兩年的服從的訓練，把青年的柔弱的病態完全洗去而養成了強大健得像銅錢樣的體笨重，有了經過兩年的服從的青年，他們才知道了怎樣發號施令。
我們只要看看他們的步作，就可以知道他們是曾經受過了相當的訓練的軍人。
軍隊是德國民族的訓練學樣。那些猜忌貪婪酌東西，他們要使國家沒有實力，人民沒有武器，因此大都集中怨恨於軍隊，這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舊帝國除了政府的軍隊之外，還有優良無比的官吏。德國政府的組織完善以及行政的優良，在世界上可以稱為第一。
雖然有人說德國的官吏，是乃極拘泥的官僚，然而，他國的官吏，非但優良不能超過了德國的官吏，而且還不及遠甚呢！他國的官場，在組織上沒有像德國的縝密，而且也沒有清正良好的冒吏。比盲，人格卑污，知識淺陋，能力薄弱，既使其人明達而超時，那還不如抱泥而忠誠的為好。
德國的官吏和行政機關的特色，就是在不受政府的變動的應9響：凡一切政府暫時的政見，並不能影響了德國政府官吏的地位。
革命以後，這事已經有了根本改變，政府任用的官吏，不問其能力和資格，而以黨掂的關係為根據；於是正直不阿的性格，不僅不是優點，而一反為一個大缺點。
團體、軍隊和官吏，在此三件便是舊帝國所以強大的理由德國的政治，所以被人素稱純潔的緣故，實在完全是由於這—點。
最後，君主德國國民的文化，有著極多的貢獻，百且還能夠去掉一切的流弊。
德國各邦的都會，向來是藝術情緒所陶冶的地方，這種情緒。在目下物持文明的時代，已經在慢慢地消滅了。
在十九世紀，德國的君主，驛於藝術和科學的建樹很多，一在比較起來，那真得差得多了。
從事於其他職業的人，他們醉心於貪婪的唯物主義的時候，軍隊卻以最高的理想和犧牲的精神來互相勸勉，主張民族統一，反對階級分化。
但是，軍隊的唯一的缺點。便是一年的志願兵役的制度，因為這種制度，破壞了絕對平等的原則，使知識分子脫離了一般的軍事團體；如果把這種制度反其道而行，那是必定有利的。德國的上流人士，他們自成一個階級，他們和平民的隔閡一天深蘭天。
如果所謂知識分子的人，能夠參與在軍隊之中，那真是一件美事，可導師不如此，所以是一個缺點；但是，世界上的一切制度試問有那一種是毫無缺點的呢？況且，德國的軍隊，雖然有此弊病。但是，優點極多，所以這種小疵，比那一般人類的制度的缺點。那就不足說了。
舊帝國軍隊的最大的功績，便是在世人重多數而輕個人的時候，他們獨能重個人而輕多數。
他們對於盲目地崇拜多數的猶太人的民主思想加以反對，而信仰個人的人格，他們能夠啟示了我們對於以後的最急切的需要。
在舉國萎靡不振的時候，在軍隊的行伍中，獨能每年造成出三十五萬健兒來。
他們經過了兩年的服從的訓練，把青年的柔弱的病態完全洗去而養成了強大健得像銅錢樣的體笨重，有了經過兩年的服從的青年，他們才知道了怎樣發號施令。
我們只要看看他們的步作，就可以知道他們是曾經受過了相當的訓練的軍人。
軍隊是德國民族的訓練學樣。那些猜忌貪婪酌東西，他們要使國家沒有實力，人民沒有武器，因此大都集中怨恨於軍隊，這並不是沒有原因的舊帝國除了政府的軍隊之外，還有優良無比的官吏。
德國政府的組織完善以及行政的優良，在世界上可以稱為第一。
雖然有人說德國的官吏，是乃極拘泥的官僚，然而，他國的官吏，非但優良不能超過了德國的官吏，而且還不及遠甚呢！他國的官場，在組織上沒有像德國的縝密，而且也沒有清正良好的官吏。
此言，人格卑污，知識淺陋，能力薄弱，既使其人明達而超時，那還不如抱泥而忠誠的為好德國的官吏和行政機關的特色，就是在不受政府的生動的9響：凡一切政府暫時的政見，並不能影響了德國政府官吏的地位。
革命以後，這事已經有了根本改變，政府任用的官吏，不問其能力和資格，而以黨派的關係為根據；於是正直不阿的性格，不僅不是優點，而一反為一個大缺點。
團體、軍隊和官吏，在此三件便是舊帝國所以強大的理由了。
十一 民族和種族
如果亞利安民族(Aryan)的血統，和其他的劣等民族的血統相混合的時候，那麼，支持文化的種族，必定要超於沒落，從過去的歷史看來，一些也不會錯誤的。
北美之人口，大部分是日耳曼種族，極少和低等的有色的民族相混雜；中美和中南美的移民，大半是拉丁人，他們常和土著混雜，他們的國民性和文化便和北美大不相同。
就拿這一個例子來引證種族混雜而所生的影響，那中顯而易見的。
美洲大陸上的日耳曼人，凡能維持純粹的血統而不和其他的人種相混事的他償已經能夠崛起而為美洲的主人，假始他們能夠長期守著沒有混亂血統的羞恥，那將永遠維持著他們的主人的地位。
如果強有力的能夠早早把世界完全征服了，成為全世界的唯一的主宰，那麼在這局面之下，和平仁愛或許還不失為一種很好的理想；用這原則去實施的當也不會有損於民眾。
所以奮鬥實先於和平。
否則那就等於說人類的發展，已經超過了最高的一點，而其標準，則不是任何理論觀念的統治，而是野蠻的統治，接著就發生了混亂。
我知道有人要譏笑這一種說法，然而地球固旨運行於以太之中歷幾百萬年，人類所以能維持其高尚的生存的並不是為了狂妄者的理想，乃是因為瞭解自然的法則。
且能控制這法則而為人用。
也倘使這一點而忘掉，那麼，人類又將會滅絕，又到了洪荒的時代了。
我們在世界上所讚美的一切——科學、藝術、工藝和發明，——不過是少數民族的創造品，推究他的根原或許出之於某一種族。
全部的文化，完全靠了這少數民族而存在的。
在是他們淪於滅亡，那麼，地球上的一切燦爛的文物，自必也同歸於盡了。
假如我們把人類分為文化的創造者，保持者和破壞者的三種，那麼，唯有亞利安人種方能夠資格做第一種的代表。
亞利安常用極少數去征服異族，而且能夠得到多種的低劣民族的幫助，他們利用那新獲的領土的特殊環境——像土地膏腴和氣候等，——去發展他們潛伏著的智力和組織和本能。
經過了幾百年，他們便創造他們獨有的特別的文化，這種文化，起初僅有他們本身的特性，後來便依照他們所征服的土地和人民的特性而發展了。
時間過得稍久，他們那些征服者，便違背了保持血統純潔的原則(這原則在起初他們是固守著的，而和被征服的土著通婚，因此，他們行殊的民族性，逐緊消滅這是天演的公理。
凡是有創造力的民族，他們是始終在創造之中的，不過粗看起來不覺察而已。
他們這班人僅能認識既成的事實，因為世人大都僅能見到天才的外表，像發明、發現、建築、繪畫等。而不能認識天才的本身。
就是這種外表，也不是他們一時所能瞭解的。
在民族有生活中，其所有的創造力，須待某種特定的環境的要求，始能有了實際的應用；正像一個人的天才，須得所有的創造力，須得受了特殊的激勵，他的本身，始能有了具體的表現。
我們看看那過去和現在的人類文化的傳播者，大都是亞利安人，那就可以證明了。
為了要發展高超的文化起見，那些文化較低的民族，實在有著存在的必要，因為只有這些民族，可以當作技術工具的代替物。沒有技術工具，那麼高超的文化是不可能發展的。
因人類發展的初期，賴於馴良的獸類的地方少；而賴於低劣的民族的勞力的地方多。
要直到被征服的種族成為奴隸之後，於是獸類才開始遭受同樣的命運；普通人每以為獸類先於人類報著奴役，實在是對的。
就把耕種來說，最初挽救者是奴隸，以示才由馬來代替的只有夢想和平主義的愚人，尚認為這是人類墮落的現象，而不知道管是勢所必然的，必須這樣，然後能達到了某種態，而那些和平使者。才能對世界傳播他們荒謬的大言。
人類的進步，好像是去登一無盡長的梯子。
登高必須要從下面拾級而上，所以亞利安人必須要遵循實際的道路去向前進行，這道路決不是近代和平者所夢想的道路。
但是，亞利安人所必走的途徑已經十分明顯。
他是一個征服者，他征服了低等民族，使被征服者遵從他的意志力和目的，受他支配而從事工作。
但是，當他驅使這班被征服者工作的時候，被征服者不但生命有了保護；而且命運也比較優於前所謂「自由」的生活了。
亞利安人長此以主人自居，他們不單是維持其主人的地位，而且是文化的維護者及培植者，可是有一天被征服者把了本身的地位提高了，或者和征服者的語言同化時，那就主奴的分別沒有了。
亞利安人既放棄了他們純粹的血統，那麼所有的養真處優的權利也就跟著消失了。
這種毒害民族的行為，國家對之，也會充法去加以抵制嗎？
這是絕對沒有的事：只有幾次溫和的警告，以及實在說不過去的重罪的罰令而已。
在那個野外，報紙多被猶太人所操縱著，他們慢慢地使民族腐化，政府沒有妥協的力，法去給予取締，而且也沒有取締的決心；尤其厲害的，就是沒有固定的目的。
官吏的智力幼稚，不知道取締的重要、方法的選擇、以及定下一個明確的有計劃。
他們對於報紙所用的糾正方法很是拙劣；他們萬一到了忍耐不住的時候，那也不過把新聞世界的敗類加以幾星期或是幾個月的輕微的懲罰，但是，他們不會不知道根本劑除禍源的計劃的。
從那些不會受過完全教育的學識淺薄的讀者看起來，法蘭克福特報(Frankfuturter Zeittung)是一份最有價值的報紙；因為此報紙從來不會用過粗俗的盲辭，而且。也從來不會反對過暴力；他的言化，時常贊成，用「知識的武器」
來鬥爭，這種論調。竟會獲得那些最沒有知識的人去贊同，那真是很可怪的。
猶太入所創辦的所謂知識階級的報紙，他的用意是在迎合我國那些一知半解的知識階級。
法蘭克福特報和柏林日報(Berliner Tageblatt)的論調，便是在反合這輩人的嗜好，而受其麻醉的也是這輩人。
這種報紙，他們十分小心的力避粗野的言辭，用丁他種方法來祭毒讀者的心志。
他們用了美麗的甘言軟語，使讀者心神迷醉，深信的行為動機，是純粹的知識和道德上的真理而不知道這種極狡猾的手段實在就是在偷窺人家攻擊報紙的武器的一種奸計。
作事不求徹底，就是內部的墮落的表現，內部—經墮落，那國家不過遲早必些也要隨之而崩潰的。
我相信，我們這一代人，如果能夠受著良好的指導，走進了正路，那麼，挽回這個危局，當然是十分容易的。
現在的人已經有丁種種的經驗，知道這種經驗的意義，能使那些還不完全昏迷的人的精神振作起來。
如果現在禁止那些報紙以控制猶太人，並且使這種教育工具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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