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為什麼要告祭明太祖
1912年 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作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緊接
著辦了兩件事。一件是於13日向參議院發出《辭臨時大總統文》和《推薦袁世凱
文》；另一件是於15日舉行“民國統一大典”。作為大典的一項內容，就是由孫
中山親自率領“國務卿士、文武將吏”拜謁明孝陵。這次拜謁活動，以孫中山名
義發表了兩個文告：一是《祭明太祖文》，一是《謁明太祖陵文》。前一篇是“
祝告文”，後一篇是“宣讀文”，兩件均已收入《孫中山全集》第二卷。從內容
看，兩件大同小異，主要是以清室退位、民國統一的功業，昭告明太祖在天之靈
。《祭文》中寫道：
“國家外患，振古有聞，趙宋末造，代於蒙古，神州陸沉，幾及百年。我高
皇帝應時崛起，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山再造，光復大義，昭示來茲。不幸季
世酗，國力罷疲。滿清乘間入據中夏，嗟我邦人諸父兄弟，迭起迭碚，至於二百
六十有八年。嗚呼！我高皇帝時怨時恫，亦二百六十有八年也。……邇者以全國
軍人之同心，士大夫之正議，卒使清室幡然悔悟，於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從此
中華民國完全統一，邦人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無已，實維我高皇帝光復大
義，有以牖啟後人，成茲鴻業。文與全國同胞，至於今日，始敢告無罪於我高皇
帝，敬於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國民，貢其歡欣鼓舞之公意，惟我高皇帝實鑒臨
之。敬告。”
在另一篇《謁明太祖陵文》中，大致說了相同的意思。文中以興奮的筆調，
強調了辛亥首義、清室退位光復中華大業的成就，並且說：“嗚乎休哉！非我太
祖在天之靈，何以及此？”
這次祭明孝陵的活動，包括上述以孫中山名義發表的祭文，當然不隻是孫中
山的個人活動和個人認識。在《孫中山全集》第二卷配發的照片中，有一張就是
舉行這次祭禮時所攝，那真是冠蓋如雲，臨時國民政府的頭面人物幾乎都去了。
在中國建立民主共和體制，這當然是史無前例的天大好事。可是為什麼在打
倒了一個滿族皇帝之後，還要鄭重其事地去向另一個漢族皇帝的在天之靈報告喜
訊，表達感激之情呢？
朱元璋的歷史功過，這裡無須乎評論。但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這位“太
祖高皇帝”的作為與作用，絕不會比“入據神州”的“東胡”康熙、乾隆等，大
到那裡去、好到那裡去。他坐穩了龍廷之後的專橫與殘暴，更是不因其身為漢族
，而稍輕於身為“異族”的清初諸帝。至於他絲毫也未曾對民主共和發生過興趣
，這更加是用不到取証的。
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身份，孫中山在清室退位後，便急忙率領文武百官
去到明孝陵舉行隆重祭典，把自己擺在明太祖的事業繼承者的地位上，向“我高
皇帝在天之靈”報告“光復漢室”的喜訊，並且說，能夠取得這一勝利，正是靠
“我高皇帝在天之靈”的啟迪所賜。顯然，在以孫中山為首的這批民主革命家看
來，民國的建成這件事所具有的一重極為重大的意義，是在於結束了外族的二百
六十八年的統治，也就是說，從此結束了中國二百六十八年的亡國史，光復了中
華。兩篇祭祀文告裡都說得明白，孫中山他們那時是毫不含糊地把元、清兩朝看
做是中國亡了國的年代。
把蒙古族、滿族看作是外國人，把元和清看作是中國的亡國史，今天看來，
這種說法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通的。但是，這在19世紀20世紀之交的中國革命家中
，卻是普遍持有的觀點。從孫中山，到章太炎、到鄒容、到魯迅，無不如此。而
且這種觀點還延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到了30年代還有人在這麼說。之所以會
有這樣的認識，自然是由清末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並舉這樣的歷史背景所決定的
。同盟會初創的口號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既然提
出了“建立民國”，那還不是管他是滿族皇帝、還是漢族皇帝，都理所當然地一
概應予打倒嗎，何必前邊再冠上“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內容？然而這在當時
來說，卻是極端必需的。當時中國的民眾，實在是無法弄明白民主共和是何物，
但是對於“反清復明”卻是很容易接受的。不是首先指向帝國主義，而是首先指
向滿清的民族主義，那時無疑是最有號召力、最有鼓動性的革命口號。
以排滿為內容的民族主義的高漲，不免帶來認識上和論說上的混亂。當民主
革命家們義憤填膺地聲討異族統治、忘情地呼吁反清排滿時，常常倒向大漢族主
義，無保留地謳歌“皇漢”。滿族的皇帝不好，漢族的皇帝就是好的嗎？滿族的
君主專制要反對，漢族的君主制就不要反對嗎？這樣明擺著的問題，一時間便被
置諸腦後，沒有人肯去想它了。革命家對於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關系，認識陷
於混亂當中。名聲顯赫、起過重大革命鼓動作用的《革命軍》，在這方面是一個
突出的典型。鄒容一方面在振臂高呼：“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
年種種之奴隸性質”，同時他又深情地眷戀於“皇漢人種”、“漢唐衣冠”，憤
怒地號召“張九世復仇主義，作十年血戰之期”，驅逐“公仇”“公敵”之滿人
，“恢復我之祖國”。年輕的革命家鄒容，完全沒有覺察到這種尊崇“皇漢”的
民族復仇主義與反對專制的民主革命主張之間，存在著什麼不相容之處。他在推
崇華盛頓、盧梭的民主主義的同時，又坦然地把自己看做是鄭成功、張煌言事業
的繼承者，絲毫也沒想到鄭、張的保皇忠君態度與民主主義的信念有什麼沖突。
思想上存在著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的矛盾而完全不自覺的這種狀態，當時在包括
孫中山在內的革命家中間，幾乎是普遍如此，極少例外。
辛亥革命成功後，孫中山對於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認識是明確的，清醒地指
出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創舉。他對於民主共和制度的前途，也是信心十足
。他認定民主共和制度一經建立，必將“不可替代”，必定會在中國“永久存在
”下去。臨時政府存在的時間雖然短促，但是它以《人權宣言》的“自由、平等
、博愛”觀念為藍本，畢竟實施了許多有關制度、禮儀、觀念、民俗等等方面的
改革，這對於20世紀的中國的影響是深遠的。然而，孫中山在推行民主共和制的
同時，他和他的同志們仍時時不能忘情於“光復漢室”的“大業”，於是當他們
在得到清室退位的消息後，便急匆匆地去向明太祖隆重致祭。兩份祭奠的文告，
都表現出了觀念上和邏輯上說不圓的混亂：既說到“五大民族，一體無猜”，卻
又反復強調元、清兩代是“夷狄”“胡虜”的入侵，從而造成了“神人共憤”、
“神州陸沉”的局面；既說到“共和鞏立，民國統一”，卻又反復強調這些成就
都是“我高皇帝在天之靈”所賜……
在辛亥革命中起過重大推動作用的“反清復明”的“排滿”主張，是不是也
起過幹擾民主主義視線的消極作用呢？看來，這實在是值得認真深思的大問題。
清帝一旦宣布退位，孫中山立即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並且真心實意地推舉
袁世凱當正式的大總統。孫中山這時覺得民權革命、民主革命，都大功告成了，
剩下的隻是該去進行民生革命了，“三民主義”如今變成“一民主義”了，所以
他才心安理得地願意去專管修鐵路。為什麼孫中山會這樣做呢？看來除了由於他
的空想和天真造成的認識上的失誤之外，怕也和他思想上劃不清民族主義與專制
主義───尤其是漢族的專制主義───的界限，大有幹系。孫中山竟然會那麼
輕信，甚至那麼讚賞那個有“舊經歷”、會用“舊手腕”辦事的袁世凱，不能不
說多半與此有關。孫中山是在吃了大虧之後，才明白了“革命尚未成功”的。
孫中山後來也漸漸明白了，民族主義的內容並不僅限於“排滿”，而且應當
包括“聯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去反抗那些侵略我們的列強。三民主
義的民族主義具有了強烈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性質之後，無疑為中國民主革命提出
了一項更加明確的行動綱領，揭示出中國在進行反對封建的民主革命時必須解決
的另一項歷史使命。
如此看來，在特定條件下，民族主義可以成為民主主義的極大助力，有利於
發動群眾、團結同盟者，擴大革命陣線，它甚至會成為進行和完成民主革命所不
可不同時解決的任務。但是，在特定條件下，民族主義又會模糊民主主義的目標
，幹擾民主革命的進程。所以無論作為意識形態看，作為文化觀念看，還是作為
行為準則看，民族主義的具體作用如何，是需要具體分析的。這就是說，民族主
義有時會發揮抵抗外族侵略的巨大凝聚力量，有時又會成為封建專制主義的保護
傘。關於民族主義的這種兩重性，是值得經常保持清醒的認識，仔細加以分析的
。
中國的民主革命，得益於民族主義之助是非常大的，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民
主革命家不能與專制主義劃清思想上的界限，確是造成歷史進程發生許多重大挫
折的一個最為嚴重的深層的原因。革命領袖上帝王化的政治野心家的當，或者自
身帝王化，其結果必定是給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對專制主義，不能不警惕者，
理由蓋在於此；對以民族主義色彩掩飾的專制主義，尤不能不重加警惕者，理由
也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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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無艷色驚群木
卻有清香壓九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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