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由封建走向現代－－－中日藩閥興衰史（上）

作者kau76901 (K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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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觀點] 由封建走向現代－－－中日藩閥興衰史（上）

時間Fri Feb 5 02:22:22 2010

由封建走向現代───探討中國與日本的藩閥興衰史緒論對於近代中日關係，無論網路討論版或著坊間市販書籍上，經常可以看見一些似是而非、與史實嚴重脫節的看法。舉個例子來說吧，常有著書誤以為伊藤博文乃發動甲午戰爭之日本侵略者、所謂田中奏摺敲定侵略中國方針、東條英機乃日本軍閥頭目、或是主張昭和天皇主謀論等史觀；此與指責李鴻章為賣國賊、蔣介石貴嫡系而輕各路軍閥、或是天安門與二二八甚至廣島長崎原爆偽造說是一樣的可笑。根本地來說，以上所述的粗淺幼稚認知倒不是因為無知、而是因為「懂一半的自以為是」所擅加揣測推斷出來的結果，而那些不明白史事原委之人，竟也接受了這種單方推斷之下的「想像中的歷史」，結果就是造成了許多沒有意義的爭論與誤解，實乃可笑又悲哀之怪局。因此繼＜軸心三國的戰前戰後史＞三篇文章之後，我欲再深入解說中國與日本這兩個處境極其相似的亞洲國家之間，一連串誤會與糾葛的因緣關係。由於要討論的題目可能太廣太雜，因此我欲將話題限定在「藩閥黨派」此一由封建步入近代的殘留物上，由此去出發看待中國、日本這一對被迫在十九世界末建立國族概念、但卻又在舊思想與舊體制間掙扎邁向現代國家的歪七扭八足跡。重商保護資本主義與鴉片戰爭十九世紀初，拿破崙戰爭結束之後，歐洲各國得以從那場令人惡夢連連的歐洲大戰（或該說是繼三十年戰爭之後的又一次世界大戰）當中解放出來，將工業革命後快速增長的經濟能力投入戰後的重建與海外貿易的發展之上。梅特涅體制的保守復古主義不僅是體現在政治上、同時也是體現在經濟面上，對於當時率先躍入工業資本主義國家的英國而言，傳統的歐陸強權諸如法國、奧地利、普魯士、俄羅斯全都相形黯然失色。為了富國強兵，啟蒙時代所提唱的自由貿易與市場不干預主義被拋到了一邊，後進國家從英國輸入機械之後，以關稅壁壘架構起保護主義的高牆，試圖在這堵高牆下爭取喘口氣的機會好享受工業革命帶來的果實。然而歐美各國建起關稅壁壘所將導致的後果，就必然是市場的萎縮與貿易的困難。為了尋求歐陸以外的新市場，也為了避免經濟的崩潰，工業化國家開始踏上前往東方的征途，試圖將他們生產過剩的工業產品傾銷至印度、南美、非洲等地。某種意義上，歐美國家四處掠奪殖民地與其說是為了奪取資源和國威，倒不如說是為了取得市場使自己免於財政自爆的窘況。然而東方的大國───清卻對於這樣的世局缺乏危機感，繼續以天朝系統的朝貢貿易來比照辦理通商，使貿易總量限制在一定範圍以下，其結果是造成了極欲開闢中國市場和輸入中國奢侈品的各路洋商不滿，由於貿易口岸限於廣州一地，又有總量限制之故，歐洲洋商只得以走私偷渡方式賺取額外收入，或是透過華人買辦來經營貿易；雖說清國關稅本來就低的幾乎等於沒有，然而海關官吏收取索要重額賄賂，對於搞非法貿易的地下洋商來說自是有苦難言。在這種時局下，鴉片貿易遂成為一種用以扳回不利態勢的密技，但是我們應當理解到鴉片不過是當時許多走私貿易商品中的僅僅一項，單純因為其貿易獲利大而成為走私貿易的一種代表格。其中、遭到後進國家急起直追，同時又苦於無路敲開中國大門的大英帝國特別感到危機感，認為不能繼續讓中國輕視下去，於是遂有遊說政府以武力敲開中國門戶的概念出現。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的有限貿易與日本的鎖國狀態下，荷蘭商人始終來去自如，不搞傳教不求外交只欲貿易的特性，使荷蘭商人在這段期間內始終獨佔了亞洲圈的貿易市場。鴉片戰爭的爆發表面上是單純的虎門銷煙問題所點燃（在中國側看來容易有此錯覺），對英國人來說則是對於整個朝貢貿易體系和「對英國的不平等條約」之總決算，至於對國內則以「保衛國民財產」的口號訴諸輿論，縱使有著擔憂演變成全面戰爭的顧慮而未加以正式宣戰，最後還是在國會中以極小的差距通過了對華出兵作戰。鴉片戰爭可以說是英國展現典型海權國家用兵方式的中國第一場近代戰體驗，運用海軍艦隊的機動力，將少數精銳的陸戰隊投入到戰略上的節點，再於清軍的大部隊主力增援以前撤回船上，英軍成功奇襲天津，動搖了大清繼續戰爭的意志。不過、由於對歐美國家的外交慣例與當時國際法缺乏概念，再加上清朝外交官吏的欺上瞞外行徑，再度刺激了英國的自尊心，終於導致戰火的擴大與沿燒，以致於之後廣州與福州均陸續陷入戰火，中國稍後簽訂了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商，由於對國際法的一無所知，使得稍後其他歐美國家陸續跟進要求與英國同樣的權益，遂逐漸演變成司法權、關稅權、領土主權的淪喪殆盡。 …然而，不平等條約的惡果是從接受過現代教育的現代人立場所見，這點必須說明清楚。當年的清國官僚應該對於這些條約背後所代表的意義是完全不明瞭吧。即使有林則徐、魏源等受此震撼於是關注國際事務的先知先覺者，但是他們的聲音不可能穿過深深宮闈傳入皇帝耳裡，鴉片戰爭的結果與條約之真相被層層官僚拒之於紫禁城外，也許道光帝至死為止都不會曉得他的國家打了敗仗、簽了屈辱失格的條約。但魏源可能同樣一輩子都不會曉得，他編譯著作意欲喚醒中國有識之士的「海國圖志」，最後贏得最大迴響的地方不是在他的祖國，而是在大海彼端之東瀛。黑船來航與尊王攘夷清國對於鴉片戰爭的敗北可以說是不以為意（或該說完全沒有感覺到敗北才對），因此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沒有進行任何積極的反應；反面來說，五口開放通商反而使得過去鴉片走私的黑市貿易檯面化，減少了白銀外流造成的貨幣短缺，英國提出制定關稅的概念也使原本被海關官吏貪污的規費正式化為稅收，因此在鴉片戰爭之後十年內，清廷的財政收入事實上大為增加，五個通商口岸也都迅速繁榮發展起來。不過清國的敗北卻隨著貿易商人帶回了日本，對於這個熱衷於學習儒家思想和（明朝以前的）中國文化的列島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一般的通說是、日本由德川幕府建立之後進行鎖國，但是這麼說是有問題的，因為日本始終都與荷蘭保持貿易關係，因此可以透過荷蘭人的二手觀點輸入西方知識思想。然而、由於荷蘭並不是歐陸列強，當時的政治環境也趨於保守派國家，因此日本輸入的「蘭學」僅限於器物技術方面的程度，並沒有太多哲學與政治思想的影響。 1853年，熱衷於西部拓荒的美國為了太平洋方面的漁業與貿易權益，派出培里率領的海軍艦隊前往日本交涉開放口岸，以成為美國前進太平洋的跳板。當時的夏威夷王國還是獨立國家，美國得從阿拉斯加方面經荷蘭港、阿圖島再至日本的航線方能進入遠東地區，故日本會是一個具有非常重要戰略價值的海上補給基地。相較於兵災接二連三不斷的清國而言，日本的狀態可以說是極為幸運的，敲開日本鎖國的培里艦隊來自於美國，雖然成功逼迫德川幕府開國，但美國稍後陷入了南北戰爭，根本無暇繼續兼顧西擴太平洋，於是日本在黑船來航之後，擁有了10年時間的緩衝期來思考該怎麼去面對西洋列強的挑戰。多數華人都以為明治維新乃一果斷堅定的全面開化改革運動，事實上乃是大錯特錯之誤解。日本幕末的思想大致上可以區分為「攘夷派」與「開國派」，彼此之間相互對立的二種不同主張。「攘夷」指的是趕走外國人恢復鎖國體制，而「開國」指的是接受外國技術與思想，展開近代化的改革運動。在幕末時代，基本上是呈現幕府「開國」、志士「攘夷」的政治情勢，也許有人以為我誤植了，實際上的史實正是如此。德川幕府受到美國與西洋諸國的壓力，事實上打從黑船來航以來，就非常恐懼地在進行各種現代化政策，諸如建立兵工廠、成立海軍學校、選派留學生前往海外，以上均是在維新以前就在推動的改革工作，由此可知幕府絕非顢頇無能的保守政府。然而、幕府迎合歐美國家推動近代化的「開國政策」，卻因開港通商等權益獨利於幕府本身，日本社會卻飽受物價崩壞的衝擊，招致武士階級的不滿，日本受到中國儒家思想與陽明學影響，武士認為日本乃「王道神土」，不可容忍蠻夷戎狄入侵，許多本來就對德川幕府抱持不滿的外樣諸侯，遂以「尊王攘夷」之口號，結合這些下級武士的輿論，形成跟日後的中國義和團很相似的保守排外主義。而所謂的維新志士，其中十之八九都是這種天真的攘夷派，換言之就是「日本義和團」。他們透過暗殺幕臣和砍殺洋人發洩不滿，動輒引發與外國的紛爭，多次陷日本於滅亡邊緣的險境中－－－但明治維新就是在這群人手中完成（或告於失敗）的。有日本學者認為，倘若倒幕失敗，則幕府以江戶為中心的改革或許還會比維新運動要更早十年步上軌道。相較起大政奉還與明治維新而言，說不定岩倉使節團訪問歐美考察一事，才是真正扭轉了近代日本史的要素；否則大政奉還也就不過是讓一個日式的東學黨掘起，把日本帶入二次鎖國的封閉狀態中罷了。也就是說，日本的維新運動事實上是在一群政治上的極端保守派，向當權的開明改革派發起挑戰的衝突，而這些極端保守派取得政權後，卻又一如幕府轉向開國一樣的不得不對現實低頭，其本質可說是充滿諷刺的一個時代玩笑。薩長土肥與維新三傑要解釋明治維新的實情，就無法撇開四大雄藩與維新三傑不講。四大雄藩乃指薩摩、長州、土佐、肥前這四個日本藩國。德川家康在關原之戰終結戰國時代，終於平定日本，收服各路諸侯大名，建立德川幕府，分封三百諸侯藩國，實現日本史上罕見少有的和平穩定統一時代。當時直屬德川家一起打天下的家臣或盟友，在德川幕府的體系中獲得較高之地位，稱之為「譜代大名」；然而那些在關原之戰中與德川作對的諸侯，就算之後投降臣服給德川，還是背負了「賊軍」的不名譽戳記，地位卻遠遠不如那些受封本州、近畿的藩國，這種遭到刻意貶抑排斥的邊陲諸侯就被稱為「外樣大名」。其中，毛利家統治的長州國，與島津家統治的薩摩國為這種外樣大名的典型代表。毛利家原為中國、北九州地區之強盛諸侯，但因為德川家的猜忌提防，遂不斷遭到檢地削藩，由戰國時代百萬石的大藩，一路被砍到只剩下五十萬石未滿。雖然藩國不斷縮小，但是該養的臣子還是一樣多到爆炸，為克服經濟上的困難，長州藩很早就放棄日本傳統「以農為本」的經濟政策，積極鼓勵武士經營副業，並試圖從手工業和走私貿易當中賺取利潤。受蘭學影響頗深的長州，也因為這種異常的重商主義背景下，演化出一套「士族共治」的貴族議會制度，上層貴族與下級武士、農民的地位差異不大，甚至可以說是苦難同當，患難與共，再加上吉田松陰等尊王攘夷學者的活躍，因此長州可以說是幕末日本在思想上與產業上最為近代化的地區，日後長州成為日本最早推動「四民平等」思想與實施徵兵制的藩國，其造就的代表人物木戶孝允更是明治初年推動民權主義最有力的維新之士。但讀需特別注意，長州的本質上依然是一封建藩國，且士族共治的後果便是法式暴民政治（對幕府與對洋人的不滿容易表現在其政策上），即使它再怎麼近代化，對於世界大局的認知仍是十分粗淺，才會有砲擊西洋商船引發國際問題、遭到幕府發兵討伐等大災難發生。然薩摩卻與長州截然不同。島津家所在的鹿兒島孤立於本州之外，處於日本最邊緣之處，事實上與北海道的地位差不多－－－薩摩國幾乎被德川幕府視為邊境蠻族。而薩摩國的經濟也主要仰仗（與中國、朝鮮、琉球）海上貿易（和劫掠），與幕府幾無交集，加上島津家士風純粹，鄉土意識強烈，遂有「薩摩二重鎖國」之說，意指幕府對外鎖國，但薩摩又把自己隔離於德川幕府治下的日本，沾染不上半點文藝氣息，就這樣保存了戰國時代那種充滿野性與暴力的傳統武士風骨（以及跳脫幕府秩序法之外，日本海盜式的靈巧思維），可以說薩摩是幕末日本在政治面上最為封閉保守的藩國。極端保守的薩摩藩事實上與維新二字幾乎絕緣，薩摩之所以與長州合作倒幕維新，不過就是大名藩主島津希望代德川家建立新幕府的單純心態而已。土佐、肥前這二藩卻與上述薩長不同，此二藩是極其傳統封建的藩國，其大名是由德川指派家臣前來鎮壓征服，事實上乃勝利者統治失敗者的鎮邊型藩國。因為統治階級的大名與上層武士普遍瞧不起在地的下級武士與農民，最終導致在地人發起政變推翻藩國政府，所以這二藩的維新是由下至上爆發的革命型，而非薩長二藩由大名從上至下推動的主導型。土肥二藩因為這種革命型的背景，其政治主張往往偏向更為極端激烈的民權主義與共和主義，他們帶有強烈的攘夷精神與平等主義思想，雖是後起之秀但參與倒幕運動的付出也不輸薩長雙雄，日後更成為大正民主時代的民權運動發祥地。日本雖有三百藩國，但綜觀明治初年政治要人，卻多為以上四大雄藩出身者，罕有其他藩國能產生上的了檯面之人物，若有也幾乎是在明治20年以後才逐漸增加起來，追根究抵起來有幾個因素：因為維新四藩多為對現況不滿的反抗者，而其餘藩國多安於德川治世，並無改革欲望；再者就是四大雄藩的經濟條件比之傳統農藩要活躍，即使是農產百萬石的加賀藩這種傳統強藩，卻因缺乏貿易和工商業，而在幕末動亂中陷入被動的不利狀況。德川幕府本身反倒是幕末最為開明的政權，這點先前已經提過，由於擁有雄厚的四百萬石經濟實力，再加上與法國大借款，德川幕府不論在洋務、開港、陸軍、海軍方面都遠遠凌駕於他藩。然而，幕府最後卻因為這種過度媚外的態度，引發了京都政府的公卿與外藩武士的不滿，因此陷入了孤立的政治立場，最後在四大雄藩日漸強大的壓力下，決定舉白旗投降和平交出政權，此即為大政奉還。接下來談維新三傑，實際上三傑之說乃是後世整理方便所定之名詞，當代的日本人乃至三傑本身可能都不會接受此一說法，反倒是幕末明治之時流行的三傑之說都非這三人，而都是維新前夕死亡的傑出志士，這點應當注意。所謂維新三傑，乃是指長州人木戶孝允、薩摩人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三人，相信均為世人耳熟能詳之人物，然此三人雖為好友，但在政治上卻非同志、而是政敵。簡單解釋的話，維新三傑分別代表三種維新時代的主流政治思想。木戶孝允：自由民權主義。大久保利通：近代國家主義。西鄉隆盛：民族保守主義。在條列出以上三種主張之後，我再一一解釋為何筆者會下此論斷。木戶孝允是維新三傑之中唯一的長州人，充滿書生氣質的他終其一身均對缺乏文化且曾經兵戎相見的薩摩抱持著不屑與提防的看法（唯獨後來思考模式跳脫薩摩藩外的大久保除外）。生在具有平等思想傳統的長州，再加上參加岩倉使節團時主要負責考察法國的影響，使得木戶傾向於自由主義的思維。木戶似乎相信日本終將有一天能廢除武士與階級制度、成為一個真正四民平等的民主國家（就像他的故鄉長州藩），但是大久保也指出木戶孝允的主張基本脫離現實，在一個民智未開，用刺殺襲擊代替遊行抗議的未開化封建國家，想要國民們理解「國家」、「民主」、「自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除了自由民權主義之外，木戶孝允也是三傑中最初注意到並且發現藩閥禍患的先知，但也不見得是他大公無私的緣故，這很可能是因為身為長州人的木戶對於薩摩人（西鄉掌軍、大久保掌文）主導政府的局勢產生危機意識了吧。他很早就在政府中疾呼，應當建立一支國家化的平民軍隊，粉碎鄉黨藩閥的陋習，並視西鄉隆盛的保守主義與士族政治思想為日本之敵。大久保利通出身於保守的薩摩藩，因此具有薩摩人那種頑固、熱情、暴力、外向的人格特質，只是他以深厚的學養加以壓抑下來，大久保與同為薩摩出身的西鄉隆盛搭檔，一人主內一人主外地帶領薩摩推倒幕府步上維新之道。然而，參加岩倉使節團造訪歐洲，使得大久保這位強烈的攘夷主義者遭受到強烈震撼，他遂在歸國後由一頑固保守派轉變為熱烈開國派，性格亦轉而模仿德國俾斯麥般強硬剛直，而考察德國的經驗則使大久保確信，日本缺乏對於國家的認同，也不具備成為一個統一現代國家的條件，因此必須由上而下，一如俾斯麥統一德國諸邦一樣，由上而下地塑造「日本國民」的認同概念。若要教化薩摩人與其他日本人當中的頑固份子走向文明開化，勢必要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高壓政府，才能提防保守派的叛亂與反抗。但是日本人從來沒有被高壓的中央政府統治的經驗，特別是明治政府百廢待舉萬事皆興，樣樣改革都需要花錢，當初為推翻幕府犧牲奉獻的下級武士則被剝奪身份，大久保深知自己與明治政府勢將成為保守派的眼中釘。為賦予新政府在統治層面發號施令的正當性，大久保遂搬出天皇為擋箭牌，以天皇詔敕令日本，開近代日本藩閥政治挾天皇以令天下之惡例（儘管大久保本人沒有這種念頭）。大久保也因為其抓權掌中、鐵血治國的形象，而成為三傑之中最不受日本人歡迎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大久保雖提倡模仿普魯士建立統一近代中央集權國家，但卻自始至終都反對征韓論與對外擴張之主張。大久保的出發點乃是從財政著眼，認為日本絕無餘力發展外擴之軍備。最後一位則是充滿爭議的西鄉隆盛，其為典型薩摩人格，在維新三傑之中是最為豪放而富魅力、清心寡欲而好公棄私的豪傑，因此是最受日本人喜愛的幕末英雄。與鐵面無情難以親近的大久保、或是陰柔理智欠缺魄力的木戶相比，親切待人又不注重個人排場的西鄉，作為一位民眾領袖的魅力無疑是要高得多。然而，西鄉卻是個不折不扣的保守派。雖不是主張攘夷的排外份子，但西鄉腦中仍然欠缺「日本國」的具體概念，他率領薩摩軍隊倒幕之後，對於新政府將當初推動維新的武士階級「過河拆橋」的舉動感到非常不滿，而日本社會當時也普遍瀰漫著一股對於明治維新的反動不滿：包括官吏的腐敗，沉重的賦稅，以及明治政府在大久保執政下「開國」而非「攘夷」的政治傾向，都加速激化了社會矛盾。在這種背景下，或許西鄉自己也感受到這種內部即將爆炸的社會氛圍，於是才提出了「征韓論」、「征台論」這種外向的侵略政策，希望藉此轉移民眾對於新政府的不滿，並且重拾士族的尊嚴與地位。不過，大久保否定了西鄉的外擴政策，這股壓力無處可洩，西鄉於是被日本守舊派的不滿士族拱出來成為一個反政府的意見領袖，最後終於演變成明治史上最大規模的內戰：西南戰爭。西南戰爭的結果最後是西鄉隆盛敗亡，木戶孝允在這段時間也在到處奔走而病死，從結果看似乎是大久保與其代表的國家集權主義勝出，贏了這場爭奪日本未來方向舵的控制權，但是歷史開了個大玩笑：大久保被不滿士族刺殺，他未能見到日本從封建社會步向近代國家的成果，就成為了封建社會下舊體制派的刀下鬼。維新三傑之後，作者以為又有明治三臣，在三傑倒下之後，三權臣彼此之間仍繼續代表一派政治思想，彼此間為了日本的未來傾軋鬥爭，終無定論。我以為明治三權臣乃伊藤博文、陸奧宗光、山縣有朋。這三人又分別代表三種政治思想：山縣有朋：藩閥軍國主義。伊藤博文：憲政議會制度。陸奧宗光：脫亞帝國主義。一般華人常誤以為，伊藤博文與李鴻章在春帆樓簽了馬關條約，則伊藤博文就是日本軍國主義之代表，此言實際上差之大矣。當初韓國志士安重根就是犯了同樣錯誤，才會搞到韓國被併吞成為日本殖民地，就是個半殖民地的藩屬地位都不可得，後世應當記取教訓：要當憤青或是刺客，不可不識時勢。在維新三傑陸續凋零之後，薩摩藩的勢力也隨西南戰爭和大久保遇刺而告瓦解（由政府縮退至海軍體系），長州的軍人山縣有朋、雖非長州人但成長於長州的伊藤博文、紀州出身但卻求學於長州的陸奧宗光，此三位長州系的後起之輩接收了革命先烈的果實，面對一個維新稍有成果的日本，卻又交相爭執未來之路何去何從。山縣有朋被認為是「日本軍閥之祖」不是沒有道理的，打從維新帶領長州奇兵隊建立軍功開始，出身低微足輕家庭的山縣有朋就在倒幕戰爭中晉身高位，嘗到了緊抓軍權所帶來的權柄滋味，發覺槍桿子底下爭權的硬道理，自此之後終其一身，山縣都穩抓兵權決不放手，並以此作為他在明治政府之中卡位佔權的最大資本。就政治立場上來說，山縣幾乎沒有一套脈絡可循，他可謂一識時局之牆頭草主義者，截取三傑思想中有利於自己的部份，將之拼湊整合，最後成為了日式帝國主義的編撰起草人。整體來看，山縣深知自己缺乏人望的弱點，因此仿西鄉隆盛之作為，拉攏長州同鄉組成閥黨；但又奉行大久保之國家主義，建立強大之軍警，鞏固中央集權，提高天皇尊嚴，隱身於天皇名號之後行藩閥專權之實；最後鼓吹征韓論，提倡日本應當將利益線延伸至東北與西伯利亞，明治政府可說是在山縣的主導下一路步上了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之路。也許，對於各位華語地區的讀者來講，把山縣有朋理解為「日本之袁世凱」或許是個頗為接近的類比。伊藤博文雖然因為幼年教育背景，也能算得上是半個長州黨，但是其思想基本沿續他在政界的導師大久保利通一脈相傳，深信日本步上戰爭之路唯有滅亡之途，因此努力尋找可以制衡長州藩閥的方法，而他最後想到的法子就是借用天皇的力量實現木戶孝允的點子：成立議會以遏止軍閥專權。起初明治天皇對於伊藤博文「結黨營私」的想法頗不以為然，但在伊藤博文的強力游說之下，終獲天皇理解結黨乃為對抗藩閥，甚至慷慨解囊捐助款項成立政黨，之後伊藤博文遂結合自由主義與與護憲主義者等政界勢力，組建立憲政友會，用以與山縣有朋的軍閥藩黨正面對抗。然而因為政黨剛立、議會勢力尚在孕育期，以山縣有朋為首的桂太郎、寺內正毅等陸軍軍閥推動的大陸進出政策仍無煞車跡象，為了準備進軍西伯利亞與中國東北，合併朝鮮將之踏板化乃是箭在弦上，作為政府中僅存鴿派的伊藤博文於是四處奔走，爭取成為韓國督政，希望能夠以明治政府元老兼長州藩大前輩的身份壓制長州軍閥（看在其面子上，不敢合併韓國讓伊藤丟官），但是韓國志士安重根所發出的兇彈奪取了伊藤的性命，他死後李氏朝鮮也就立刻被鷹派藩閥主導的日本吞併。不過伊藤雖死，政黨政治與憲政精神不死，板桓退助、犬養毅等立憲政友會的政治家繼承伊藤的思想，終於在大正時代站穩腳跟，能壓制軍閥藩黨氣燄，日本方始步入近代國家之道上（雖說只有短暫時間）。陸奧宗光信仰福澤學說，也就是脫亞入歐論，又因年輕時曾跟隨龍馬參與海援隊務，對海事實務有豐富親身經驗，受英國海權主義影響頗重，因此陸奧認為伊藤的軟弱態度不可能實現大日本帝國之強盛，遂在甲午戰爭中展現出強硬外交態度，積極導引長州軍閥製造開戰契機，希望能令日本佔有海洋之利益線，從此成為英國在亞洲之代理人，實現其外交戰略的第一步踏腳石。然而，陸奧卻也感覺到山縣派的長州軍閥由於嘗到甲午戰爭的甜頭，以及陸軍日漸膨漲的進軍中國大陸野心，這與陸奧一手主導的英式海權外交戰略是背道而馳的（陸奧心中的海洋之利益線，僅限朝鮮半島與台灣一線），所以陸奧在甲午戰爭之後遂改變立場，倒向伊藤博文所主導的憲黨派，共同為構建文官政府而努力。但是陸奧在日俄戰爭爆發前卒逝，伊藤日後也遭韓人刺殺，最後主導憲黨派對抗長州軍閥的雙壁都垮了下來，日本在明治末年的政局於是演變為軍閥藩黨政治，憲黨派文官只得潛伏，等待改朝換代的時機到來。多頭馬車的體制內改革雖然現今大多數的歷史教育是稱「英法聯軍戰爭乃自強運動的起點」，但個人認為對於清國而言，真正將這頭沉睡紙老虎打醒、喚醒其危機意識的戰爭並非任何一場對外戰爭，而是一場大規模內戰：太平天國戰爭。曾國藩的活躍代表著漢人新銳在清國體系下重拾其政治地位，而湘軍與淮軍的成立則象徵著近代中國軍閥割據的第一波先聲。與日本的「幕府開國、諸藩攘夷」情勢不同，中國是傾向「中央保守、地方開國」的政治景況，再者清末中國各省的財政條件皆比幕末日本諸藩要好上太多，因此在導入西洋器械方面的腳步可以說是非常迅速。然而，自強運動的背景下卻也有二個不利於中國的條件，其一是比起經過長期蘭學間接影響的日本，清末中國對於洋學可以說是完全欠缺理解與概念，再加上各省財務充裕因此直接購置洋艦器械方面較為無礙，在缺乏自製的誘因環境下，因此在培養洋務人才和國產技術這方面的腳步便遜於日本；其二則是相較起誤打誤撞逼退幕府（大政奉還）建立中央集權政府的日本維新政權，同一時期清國各省推動的洋務運動本質上是一種多頭馬車並駕齊驅的狀態，它並無政府背書（相較於德川幕府帶頭洋化而言），也無經過任何統一的規劃，因此造成許多資源及人力的虛擲消耗。雖然自強運動經常被拿來與明治維新進行比較，並且被評價為「失敗的改革」，但是竊以為這種評價是不公平也無法比較的荒謬誤解。嚴格地說，日本經歷「自強運動」的時間點並非明治維新的時代，而是在那之前約十年的幕末動亂期，幕府與諸藩分別向西洋各國貸款通商，籌措經費推動洋務運動，以進行軍備的現代化與爭奪政府主導權的內戰。在幕末與明初的內戰告一段落之後，日本才帶著滿身瘡痍展開體制層面的摸索（之後一直到昭和戰敗也都還未能確立體制）。而中國因為鴉片戰爭之後的遲鈍，使得原本應當早就展開的開國運動，延後到十餘年後才因為內亂外患的爆發，才真正邁開其腳步。自強運動雖然是亡羊補牢，但並非毫無意義的失敗，沿燒於中國大陸上的戰火清楚地體現出八旗與綠營體系的崩壞，和湘淮這種生力軍與洋械槍砲綻放的威力；這無需言語解釋，就是對推動開國改革最好的活廣告。中國的自強運動，一如日本諸藩在幕末的引進洋學，可謂是更加激烈的維新開始之前所吹響的前奏曲；自強運動為日後失敗的變法及意外的革命，預先施肥灑下了使時勢逐漸成熟的種子───不論究竟是會走向清國變法近代化成功、亦或是革命建立共和國，自強運動都為日後的中國預備了極為重要的籌碼。對於洋務運動之必要性感銘最深者，就是那些實際帶兵上陣的清末軍事將領，他們用自己的雙眼親身見證到西洋技術之威力，乃一轉為推動洋務最有力的開明派。假如說日本有維新三傑的話，那中國相對的亦有自強三傑。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這三人（再加上以產業建設為主的張之洞則為四大名臣，但因為張之洞的路線未形成明顯派系故略過不提），可說是在太平天國之戰到自強運動時期扮演重要角色的有力大員，而這些人日後也形成中國最初的閥黨雛形。若要仿先前維新三傑與明治三權之例，來給清國自強三傑下個短評，那麼大致上當如下列。曾國藩：成立私軍、對內鎮壓對外求和。李鴻章：海主陸從、對日作戰。左宗棠：陸主海從、對俄作戰。可以明確地注意到，自強三傑的主張差異都僅限於戰略層面的，而非體制思想層面的國家根本問題。這可以被傳統地解讀為「洋務運動僅限於引進器物方面的有樣學樣」，但是同樣也可以發現相較於維新前後因為其理想主義和不切實際，而導致在岩倉使節團歸國以前，對外戰略幾乎處於迷走狀態的日本而言，清國官僚對於洋化處於一種較為務實積極（同時也比較短視近利）的態度。同時，雖有派系之鬥爭，但是清國內部的鬥爭問題遠較日本來的和緩，也就沒有出現大量的刺殺、襲擊、政變等顛覆行動。曾國藩作為自強三傑中最早掘起的先行者，他比林則徐幸運許多的地方，在於太平天國並不像英軍，是以當時的清國而言不可能對抗的敵手。透過敉平各地叛亂與擊潰太平軍的實績，曾國藩以漢人之身成為滿清高官，因此獲得了足以發起一場改革的雄厚資源。經歷過戰爭洗禮，曾國藩相當清楚西洋兵器與戰術之先進，因此致力於引進新兵器和建立國產工業能量，並且主張在洋務運動未有成果以前不宜與西洋列強衝突，其路線方針也基本被他一手提拔的兩位幹將───李鴻章與左宗棠所繼承。曾國藩這個人本質上並非將領也非技術者更非思想家，僅是一位善於交際的開明儒者，他欠缺技術背景來更加深入地推進洋務，但是曾國藩的門生、部將、親友、幕僚等豐富人才則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其為人幾乎沒有缺點，不論個性與道德方面都幾無可供批評之處，堪稱儒家傳統思想中的「聖人」境界，某種意義上這點倒是很類似維新三傑中的西鄉隆盛吧。李鴻章可能是近代中國史上最富爭議性的人物，作為淮軍的建立者，和可能是空前亦會絕後的「中國海軍軍閥」，洋務推動最力的開明派大員，以及代表晚清末年一連串對外挫敗的符號，其意義實非我在這裡三言兩語可以說明清楚。甚至可以說，李鴻章的淮軍．北洋系．安徽閥這幾個系統直接導致了日後的袁世凱、段祺瑞等清末民初軍事強人的出現，可以說是自強三傑之中留下之影響最深、最廣的人物。相較於曾國藩，李鴻章對西洋之瞭解又相對地更上一層樓，作為近代中國第一個外交家，推動洋務引入新技術最力的實幹家，和真正意義上「海軍」的建立者；李鴻章實際上可說是為日後的近代中國預先注入了壯大的養份。不過李鴻章所建立的淮軍體系，其派閥色彩更加濃厚，拉拔安徽同鄉形成軍閥之勢漸趨明顯，他用以籌措資金壯大淮軍的手段也使其官譽不清，不論當時或日後都令李鴻章成為各方批評攻擊的對象。再加上為了彌補甲午戰爭的失敗，李鴻章對俄簽訂中俄密約，為日後帶來了更多的麻煩問題。而繼承了曾國藩湘系部隊的左宗棠將精力大多用於新疆、後來中法戰爭之中左宗棠一手建立的福建系南洋水師覆滅，遂打斷了湘系的海軍夢，更因後來的中法條約處理問題而成為湘淮分裂的導火線。可以說，左宗棠與李鴻章是同樣能幹、精力過人且具備實務能力的傑出官員，其為官操守與評價方面也更勝李鴻章；但是時勢將左宗棠與湘系從海岸推進了內陸，隨著左宗棠的死，湘軍系統也就跟著沒落，清國海陸軍遂成為李鴻章的淮軍（北洋系）一枝獨大的局面。相較於積極整建海軍，並以日本為假想敵的李鴻章，左宗棠在新疆開邊的經驗顯然使他更加提防小心沙俄的威脅。倘若左宗棠沒有死在中法戰爭之後，那也許清國的戰略方向又將走向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方向，這又是後話了。 (待續？)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114.24.6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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