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乾嘉時期，由於文化總結意識的增?，對馬班異同的研究呈現出新的景象。乾嘉
學者從史文繁簡、編纂體例、敘事風格、學術思想等幾個方面研究馬班異同，呈
現多樣化的趨勢。他們超越馬班異同研究上抑此揚彼的局限，主張馬、班並舉，
《史》、《漢》同列。他們在比較馬班異同時，能?考慮到成書背景、著史旨趣及
著史目的等各方面的因素，認識更加深刻，並且其得出的結論也較客觀、公允。
關鍵詞：
乾嘉；馬班異同；史文繁簡；編纂體例；敘事風格；學術思想；史學批評
《史記》、《漢書》是中國史學上的兩部開山之作，在中國史學史上占有舉足輕重
的位置。由於二者的特殊地位，比較馬班優劣，探討《史》、《漢》高下，研究相
關史學問題，自然也就成了史學史上一個引人注目的課題，爭論兩千年而不衰。
到了乾嘉時期，隨著文化總結意識的增?，更有大批學者在研究《史記》、《漢書》
時涉及到此問題，如錢大昕、王鳴盛、趙翼、梁玉繩、章學誠、沈德潛、丘逢年、
浦起龍、朱仕琇、熊士鵬、楊於果、牛運震、陸繼輅、王筠、周中孚等。他們或
斷簡零札，或鴻編巨制，從不同角度對馬班異同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成果甚豐，
見解深刻。剖析乾嘉學者的馬班異同論，不僅可以使我們看到《史記》、《漢書》
研究的歷史成果，還能使我們看到乾嘉學者自身的治史原則和方法。
一、史文繁簡
《史記》記事起於黃帝，訖於漢武帝太初年間；《漢書》所記?西漢一代之史事。
二書在內容上有一百餘年的重合部分。就具體篇章而論，《漢書》一百篇中有五
十五篇與《史記》所記內容相同，計有帝紀五篇，表六篇，志四篇，傳四十篇。
故歷代研究馬班異同的學者，很容易從二書相同的部分著手，研究其史文繁簡、
記事詳略、取材異同，進而評價二書的優劣。如宋人倪思、劉辰翁的《班馬異同
評》、明人許相卿的《史漢方駕》等。乾嘉學者在研究馬班異同時，研究角度已
趨向多樣化，但仍對兩書重合部分的記事繁簡問題給予極大關注，並通過比較探
討了馬班史書取材的標準以及他們的史識。
總體而言，乾嘉學者在進行這方面的比較研究時，已不像晉張輔等學者那樣簡單
地以史文繁簡論史書優劣，而是能?從馬班著史意旨的角度討論二書的繁簡問
題，比較公允、客觀。如王鳴盛曾在《十七史商榷》中反駁張輔的“繁省說”，
並且進一步指出“馬意主行文，不主載事，故簡；班主紀事詳瞻，何必以此?
劣”，[1]（卷七）意思是說，馬、班作史的著重點、旨趣不同，由此而?生記
事繁簡區別，對此應分別看待。陳元棫也說：“史公之書，自黃帝訖麟趾，備載
歷代，而卷帙不及《漢書》，似乎簡矣，然簡人所不能簡，亦詳人所不能詳”，
[2](卷一八)無論是簡是詳，都是緊緊圍繞著著史宗旨而作出的取捨。司馬遷《史
記》?會通之作，上下縱橫幾千年，旨在探討歷史演變的過程，故不得不提綱挈
領地記載史事；而班固《漢書》?一代之史，述西漢之始末，主在總結西漢治理
國家的經驗教訓，故需詳載二百年之歷史。所謂“必綜會其世其帝其國其人其事
之始終曲折，審其孰重孰輕，炯若觀火，然後即其重者以立主意，復執此以制一
切詳略虛實之宜”。[3]
就《史》、《漢》兩書的具體篇章來說，乾嘉學者認為二者互有得失。大致說，《漢
書》與《史記》相比，增加了一些詔令、奏議等，對此乾嘉學者肯定其記載詳贍
的一面，如趙翼《廿二史札記》“《漢書》多載有用之文”、“《漢書》增事?”
等條，就指出《史記》失收許多“經術之文”、“干濟之策”，認為是一種缺憾。
而《漢書》“於文字之有關於學問，有繫於政務者必一一載之”，明顯贊同《漢
書》記事的詳贍，認為《漢書》所增補之文，“皆系經世有用之文”，[4]（P20—
21）能讓讀者瞭解到更多的史事，從而對歷史有更深刻的認識。再如沈德潛所論
“高帝以下諸本紀，《史記》不錄詔語，即間及一二語，而不錄全文，《漢書》乃
備載之，以志一代敦本懋實之治”，[5]（卷三）同樣也肯定《漢書》多載詔令
奏議。但乾嘉學者在肯定《漢書》增加詔令、奏議以充分表達史實的同時，又指
出《漢書》與《史記》相比也有繁而無當之弊。如丘逢年說：“馬之《律書》簡
而要，班之《律志》詳而不得其要。”[3]趙翼也認為《漢書》所增列傳有“本
非必應立傳之人”，並“開後世史家一事一傳之例，宜乎後世之史日益繁也”。
更進一步說，“《史記‧淮陰侯傳》全載蒯通語，……不更立蒯通傳，正以明淮
陰之心，兼省卻無限筆墨。班掾則轉因此語而特為通立傳，反略其語於《韓信傳》
中，是舍所重，而重所輕”。[6]（卷五）同時，他們還通過比較《史》、《漢》
記事之不同，指出“班馬各成其是”，如沈德潛指出：“《史記》董仲舒與申公、
轅固生、伏生諸人，入《儒林傳》，故只記其治《春秋》，傳公羊氏學，見有功於
經。而《漢書》詳載其《天人三策》，及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語，見其能推
明孔氏之傳，此班馬之各成其是也。”[5](卷三)顯而易見，他們不是簡單地以繁
簡論優劣，而是以其能否完整、清晰、準確地表達史事論優劣。這是乾嘉學者繼
承清初顧炎武“辭主乎達，不論其繁與簡”[7]（P1465）思想的表現，也證明乾
嘉學者已走出以前“繁簡論”的樊籠，能一分為二地對待《史》、《漢》的文字繁
簡問題，作出公正的論斷。
二、編纂體例
從編纂體例上說，《史記》、《漢書》均為紀傳體史書，一為通史，一為斷代；一
為首創，一為繼作。乾嘉學者在評論馬班史書的編纂體例時，表現出相當公允的
看法。首先，他們充分肯定司馬遷對紀傳體史書的首創之功。在這一點上趙翼所
論最為全面、最具代表性，他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
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4](P2-3)王鳴盛
也說：“司馬遷創立本紀、表、書、世家、列傳體例，後之作史者，遞相祖述，
莫能出其範圍。”[1](卷一P3)其它乾嘉學者如錢大昕、章學誠、趙懷玉等都有
類似論述。司馬遷在繼承發展前人成果的基礎上，有機綜合五體，創造了紀傳體
史書，其功績不可磨滅。其次，他們對班氏父子在體例上的損益也給予了足?重
視。“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損益之”，[8]（卷二四）一改《史記》的“歷代之史”
而為《漢書》的“一代之史”，在某種程度上，《漢書》也有所創造、有所發明。
對此乾嘉學者有客觀評價，認為二者只是“體制不同”，[9]（卷二）都是適應
了時代發展的要求而作出的選擇，並無優劣之分。這和唐代的劉知幾、宋代的鄭
樵相比，是一大進步。劉知幾因重體例嚴謹而“抑馬揚班”；鄭樵因重會通之作
而“抑班揚馬”，二者所論均有偏頗。而乾嘉學者認為通史、斷代均為良史，應
以其服務的對象來確定使用的體例，不能抑此揚彼，這是對劉知己、鄭樵歷史編
纂學思想的超越，應給予充分肯定。
在評論《史》、《漢》內部具體體例時，乾嘉學者的看法不甚統一，對某種體例的
設立，存在意見分歧。
就世家而言，班書改《史記》“世家”為列傳，有學者認為此做法不妥，比如趙
翼就說：“今改作傳，而其子孫嗣爵者又不能不附其後，究非體矣。”[4]（P3）
但也有人持相反意見，認為這只是由斷代史體例所?定，“不得不與馬異”，說
“班掾斷漢為書，始高祖，終孝王王莽之誅，則本朝宜推尊，世家可不立。”[10]
（卷二）這種意見上的分歧反映了乾嘉學者在歷史編纂學思想上認識不同。
就表而言，乾嘉學者均充分肯定史書宜立表，對《史》、《漢》之表都給予了極大
關注。由於二書之表除斷限各異外，內容基本雷同，故引起的爭論不大。但因《漢
書》首創《百官公卿表》和《古今人表》二表，前無此例，所以引起了一些爭議，
其中對《漢書‧古今人表》的爭論為最多。一方面，有對班書《古今人表》加以
針砭的，如認為《古今人表》與其斷代史的體例不符；收錄人物荒誕、無稽，並
以己意定高下。對此，趙翼、章學誠、浦起龍、沈德潛、熊士鵬、朱仕琇等都有
所論述，如沈德潛說：“《漢書‧人表》一卷，起自伏羲，迄於董欣、司馬翳，
準之體例，未為得宜。蓋《漢書》既以漢為主，不必復序古今人物。”[5]（卷
三）浦起龍也說：“至若《古今人物》一表，草率支綴，強分九品，並闌入莊、
列寓言無實之人，尤為識者所笑也。”[9]（卷二）另一方面，也有替《古今人
表》辯護的，認為班固撰《人表》雖未列漢人，但有因古鑒今的思想。如錢大昕
在《廿二史考異》中說：“今人不可表，表古人以為今人之鑒，俾知貴賤止乎一
時，賢否著乎萬世。”[11]（P140）梁玉繩也說“班氏廣征典籍，搜列將及二千
人，存其大都，彰善戒惡，準古鑒今，非苟作者”[12]（P467）等等。乾嘉學者
對《漢書‧古今人表》的不同認識，反映出他們對史書編纂體例的不同看法，尤
其是對於斷代史紀傳體編纂的不同看法。當然，用今天的眼光來看，要認識《古
今人表》的價值，必須深入體會《漢書》的史學思想及《古今人表》的立表旨趣。
[13]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通史、斷代之思想融通。
就本紀而言，乾嘉學者對二書爭論最多的當屬《項羽本紀》、《呂太后本紀》、《惠
帝本紀》等。一方面，乾嘉學者肯定《史記》為項羽、呂太后立本紀。如錢大昕
認為項羽“雖非共主，而業為天下主命，不得不紀其興廢之?”，《漢書》降項
羽為傳，是因為“孟堅漢臣，故有意抑項”，[14]（P573）所以說“《史記》，
一家之言；《漢書》，一代之史”。[8]（卷二八）又如鄒方鍔說“羽之立本紀也，
遷蓋以繼秦而有天下者羽也”、“削孝惠而紀呂後，紀其變也，著其實也”。[15]
（卷六）此等議論甚得史公之深意，也反映了錢大昕等人在歷史編纂思想上的遠
見卓識。另一方面，也有乾嘉學者肯定《漢書》的作法，如趙翼認為本紀之體是
用以“敘述帝王”，而遷《史》為項羽立紀，“頗失當”，“故《漢書》改為列
傳”。[4]（P3）又梁玉繩批評《史記》說：“惠帝不立本紀，反以呂代劉。睹
斯?論，咸成乖越。”[16]（P101）趙翼等人的評價，有其合理的一面，畢竟《漢
書》斷代為史，意在尊漢，應把高祖冠本紀之首，此無可非議。但批評《史記》
的做法，又欠妥當。司馬遷《史記》為通史之作，他是站在歷史變化的高度上臧
否人物、評論歷史的，而趙翼等人不甚理解史公旨意。竊以為，《漢書》為惠帝
立紀、項羽改傳，重在表現體例嚴謹，強調封建禮法制度不可逾越。而《史記》
為呂后、項羽立紀，則重在突出歷史變化以及重要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
《史》、《漢》二書的“書志”部分，均記述典章制度，對後人研究古代政治史、
軍事史、經濟史、文化史以及自然科學技術發展史等，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
班固對“志”非常重視，《漢書》“十志”除繼承《史記》“八書”之外，在內
容上又有所增加，如《地理志》、《藝文志》、《刑法志》、《五行志》等。乾嘉學者
對《漢書》“書志”所增內容進行了仔細研究，如朱仕琇認為二者的不同“有損
有益”，“《律曆》、《禮樂》、《五行》、《藝文》諸志，遷無而班有”。[17]丘逢
年也說“馬闕《地理》而班於此志為特精”，“凡此豈非馬失而班得乎”？[3]
肯定了其所增內容及首倡之功。
乾嘉學者對二書重合部分的列傳也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為“《漢書》武帝以前王
侯公卿皆用《史記》舊文，間有《史記》無傳而增立者”。[4]（P22）並且肯定
其所增之傳，如趙翼就認為“《史記》有《齊悼惠王世家》，而趙隱王如意、趙
共王恢、燕靈王建皆無傳，趙幽王友附於《楚元王世家》內。然皆高帝子也，何
得闕之？《漢書》皆立傳”[4]（P22）但乾嘉學者在肯定其增傳的同時，也指出
了《漢書》所增列傳有流於繁瑣的一面，如章學誠說“自班、范以後諸傳，人各
自為首尾，史傳由是益繁”。[18](P245)另外乾嘉學者注意到《漢書》對《史記》
的列傳也有所改動，並認為這種改動得失參半。如王鳴盛認為《史記‧大宛列傳》
把張騫、李廣利二人穿插敘述，而“班氏以二人截分兩傳”，“體例明整，馬不
如班”。[1]（卷六P2）而沈德潛則指出，“《史記》詳敘桑弘羊、孔僅之去本
趨末，亂法擾民，《漢書》只述晁錯之入粟塞下，而於弘羊等闕焉，此班之不及
馬也”。[5](卷三)《史》、《漢》二書列傳的差異反映了司馬遷、班固二人史識的
不同，乾嘉學者所論較中肯。
總之，乾嘉學者認為，在體例上，《史記》通變化，較靈活；《漢書》守繩墨，較
嚴謹。所謂“遷才高識超，不拘拘於繩墨；固言必矩度，有阡陌可尋”。[9](卷
二)“《史記》變化，《漢書》整齊”，[3]在體例上各有其優缺點。對二者體例異
同的評價，章學誠所論甚為精當，說“馬則近於圓而神，班則近於方以智”，他
認為“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
知來欲其?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19]（P49）細繹二書，筆者
認為此論獨具隻眼，高人一籌，甚符合《史》、《漢》的實際。班書體例嚴整，遷
史體例靈活，但都能適應其記事之需要。
三、敘事風格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20]（P11），故評論史書需重視其敘事特點。就
《史》、《漢》二書來說，在乾嘉學者看來，其敘事風格均不失大家風範，各有千
秋。敘述史事上“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寫作風格上“《史記》宕逸，
《漢書》沈厚”[3]。
司馬遷善於刻畫人物形象，在這一點上班固要遜色一些，如熊士鵬論《史記》刻
畫人物，說：“余每讀其列傳，觀其傳一人，寫一事，自公卿大夫，以及儒俠醫
卜佞幸之類，其美惡譎正喜怒笑哭愛惡之情，躍躍楮墨間，如化工因物付物，而
無不曲肖。”[10]（卷二）司馬遷寫人物善用對話，且多用口頭語言、諺語等，
人物形象豐滿，個性鮮明，惟妙惟肖。而班固由於“言必矩度”，[9]（卷二）
以致行文平鋪直敘，少了一些變化、靈活之感。所謂“孟堅文密，子長文疏。凡
文力大則疏。氣疏則縱，密則拘；神疏則逸，密則勞。疏則生，密則死”。[21]
另外，司馬遷注意用晦，“文貴遠。遠必含蓄”、“意到處言不到，言盡處意不
盡”、“子長文並非孟堅所知”。[21]在這一點上，乾嘉學者認為班固不如司馬
遷。
但是，在某些篇章敘事上，班固又有不亞於司馬遷、甚至超過司馬遷之處，如趙
翼指出：“《史記》無《蘇武傳》，蓋遷在時武尚未歸也。《漢書》為立傳，敘次
精采，千載下猶有生氣，合之《李陵傳》慷慨悲?，使遷為之，恐亦不能過也。
魏禧謂固密於體，而以工文專屬之遷，不知固之工於文蓋亦不減子長耳。”[4](P22)
又如沈德潛說：“《史記》於李陵戰功敘之極略，而《漢書》所載，‘自千弩俱
發，應弦而倒’，下至‘擊鼓起士，鼓不鳴’止，使千載下毛髮俱動，不獨表陵
之勇，亦以鳴太史公救陵得禍之冤，此班之勝於馬也。”[5]（卷三）從這些評
價我們可以看出，對於《史》、《漢》兩書的敘事風格，乾嘉學者是有相當公允的
看法的。
在敘事方面論述較詳細、較客觀的是熊士鵬，他認為二書敘事有“馬書之隱而
彰”者、有“班書之詳而核”者、有“馬書之直而寬”者、有“班書之贍可為戒”
者，“後之人讀此二書，於其隱而彰，則知樂得為善之利，於其直而寬，則知開
其悔過之漸，於其詳而核，則知實濟有裨之為貴，於其贍可為戒，則知遺行有玷
之為羞，此皆不失乎《尚書》、《春秋》之道與法，而足以繼古傳今者也”。[10]
（卷二）在此熊士鵬認為二人儘管在風格上有所不同，但均能達到史書應有的效
果，均不失為良史之作。
就序贊來說，乾嘉學者認為二書不分伯仲，班固《漢書》“十二紀贊言簡義該，
神味四溢，與《史記》同工”；[3]且“太史公論贊，……皆有深義遠神，誠為
千古絕筆”。[22]（P631）
總之，在敘事風格上，乾嘉學者認為《史》、《漢》兩書各有特點，遷史的文章風
格是峻潔雄偉，班書的風格是沉穩密塞，均對後世有重要影響，誠如浦起龍所說：
“要而論之，文章議論之高，班不及馬，而後人無遷之才，則寧學固，不可學遷。
以遷書變化無方，而固書有規矩可遵也。朱子云：‘太史書疏爽，班固密塞。’
夫密塞則有法可循，故後世之史，亦多從《漢書》之例云。”[9](卷二)
四、學術思想
在中國史學史上，最早對司馬遷的學術思想進行全面評述的當推班彪、班固父
子。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的贊語中指出《史記》“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
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
其所蔽也”。[23](P2737—2738)班氏對《史記》的這三點批評，一直引起後世學
者的重視，他們在研究《史》、《漢》學術思想時，一般都立足此三個方面，或是
或否，反復辯駁。乾嘉學者對《史》、《漢》兩書思想進行比較時，同樣非常注意
班固對《史記》思想的這一評價，並由此對司馬遷、班固的學術思想進行了比較。
在乾嘉學者看來，班固批評司馬遷“先黃老而後六經”，實際上是混淆了司馬
談、司馬遷父子的思想，司馬談重道，而司馬遷尊儒，二者不能相混。梁玉繩就
指出：“《六家指要》之論歸重黃、老，乃司馬談所作，非子長之言”。[16]（P1487）
王鳴盛在《司馬氏父子異尚》中也說司馬談尚黃老，“遷意則尊儒”。[1]（卷
六P6）他們還具體分析了《史記》某些篇章的撰述思想，指出司馬遷重儒輕道
與班固以儒為宗沒有什?兩樣。如王鳴盛分析《史記‧儒林傳》“力表武帝之能
尊儒”，指出“先黃老而後六經，非子長本意明矣”。[1]（卷六P4），趙翼也分
析《史記‧孔子世家》，指出“孔子無公侯之位，而《史記》獨列於世家，尊孔子
也”。[6]（卷五）章學誠則通過分析《太史公自序》指出“《自序》以謂‘紹
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認為司
馬遷“經緯古今，折衷《六藝》”，“皆不背於名教”，[19]（P221—222）不
僅不“後六經”，而且“折衷六經”，這與班固著史“緯六經，綴道綱”沒有什
?兩樣。[23]（P4271）
對於班固譏評司馬遷“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利而羞賤貧”，乾嘉學者也進
行了批駁。如梁玉繩認為司馬遷寫《游俠列傳》，“蓋見漢初公卿以武力致貴，
儒術未重，舉世往俠干禁，嘆時政之缺失”，決非“退處士而進奸雄”。[16]
（P1487）班固之評，全然不瞭解司馬遷寫史的真實用意。而牛運震在《史記評
注》中通過分析《史記‧貨殖列傳》，指出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或作莊語，
或作謔詞，或為詭激之論，或為平情之言，察其旨皆有所謂，考其是非頗不謬於
聖人”，駁斥了班固對司馬遷的譏刺，並進一步指出，有人輕議司馬遷?富厚而
譏貧賤，是“失事理之平而不得太史公之用心者也”。[22]（P883）
另外，應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乾嘉學者還從其它角度比較馬班學術思想之異同，
如熊士鵬就指出，班固變換司馬遷立十表之例，撰次《古今人表》，結果在人物
評價方面上下失序，“固譏遷是非謬於聖人，此表之謬，亦數倍於遷矣”。班固
變《史記》之“書”為“志”，《郊祀志》因於《封禪書》，《食貨志》因於《平
準書》，“其在列傳中，居攝建年，不偏年紀之末，孺子主祭，附載《莽傳》之
中”，“其所傳儒流，徒與陰陽農墨等分畤並驅”，“固既譏遷退處士而進奸雄，
崇勢利而羞賤貧，此亦何以異於馬乎？”[10]（卷二）在熊士鵬看來，班固在理
論上譏評司馬遷之失，而實際上自身也有處理未當之處。
從以上論列可以看出，乾嘉學者在討論馬班思想異同時，從尊儒絀道、重義輕利
的傳統思想出發，極力抹殺馬班二者之間思想的差異，有很大的局限性。實際上，
馬、班之間思想上的差異是明顯的，司馬遷生活的漢武帝時代，“罷黜百家，獨
尊儒術”剛登上政治舞臺，百家爭鳴之餘?猶存，其思想的包容性很大。而班固
生活在儒學神學化的東漢時期，受社會意識環境所決定，班固受正宗思想的影響
非常明顯。但乾嘉時期由於文化上的高壓政策、儒家一統天下的時代背景以及學
者們自身思想的局限性，使得他們在評論《史》、《漢》兩書時，有意無意曲解了
馬班的思想，得出片面的結論。
另外，乾嘉學者認為二書在政治上都是尊漢的，如錢大昕所論《史記》“舉《月
表》一篇，尋其微旨，厥有三端：一曰抑秦，二曰尊漢，三曰紀實”。[8]（卷
三四）而《漢書》更是以漢為尊，斷代為史即是為此。
五、幾點認識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乾嘉學者的馬班異同論有如下幾個特點：
其一，探討問題的角度已趨向多樣化。自魏晉時期人們開始將司馬遷、班固放在
一起進行比較以來，圍繞《史》、《漢》二書所討論的史學問題愈來愈多，內容愈
來愈豐富。乾嘉時期，學者們更是從史文繁簡、編纂體例、敘事風格、學術思想
等多個角度探討《史》、《漢》異同，所論更加全面。這其中，既有宏觀的研究，
如對《史記》、《漢書》整體風格、史學地位的比較；又有微觀的分析，如對《史
記》、《漢書》具體篇章甚至遣詞用句的探討等等。這些對我們今天的《史》、《漢》
研究，都是富有?發意義的。
其二，提出了具有理論意義的史學評論原則。在中國史學史上，比較馬班異同，
一直有一種不好的現象，那就是，要?揚馬抑班，要?抑馬揚班。乾嘉學者力矯
此弊，由原來的抑此揚彼變為馬班並舉，提出以公允之心對待《史》、《漢》兩書，
如沈德潛就指出：“大抵論古人之書，必平允至當，而後可以服古人之心。”[5]
（卷三）並批評了倪思、劉知幾、鄭樵等人刻責《史》、《漢》的做法。朱仕琇也
指出：“後之學者，患在好使人同，或則好與人異，……皆揉於私意而與班馬異
者也。”[17]同樣表示了對於以私意評馬班的不滿。丘逢年也說：“故夫甲班乙
馬，與夫甲馬乙班之已甚，皆非平心之論也。”[3]他們認為，“司馬遷《史記》，
班固《漢書》，並推良史”。[5]（卷三）司馬遷，“誠史氏翹楚矣”，而班固，
“亦皆非後世之所易及者也”。[10]（卷二）具體比較起來，“馬班二史互有得
失，有馬得而班失者，亦有馬班同得者，且有馬失而班得者”。[3]“有馬之勝
於班者，有班與馬各成其是者，有班之勝於馬者”。[5]（卷三）可以說，乾嘉
學者已能較客觀、公允地評價二者的異同優劣，得出較全面、公正的論斷，他們
所提出的排除私意、平心論事的史學批評原則，也必定成為史學史上一筆重要的
財富。
其三，開始探討《史》、《漢》兩書相異的深層原因，將馬班異同之論引向深入。
他們認識到，《史》、《漢》之不同，一是與時勢變化有關；二是與遷、固二人做
史旨趣不同有關。章學誠就指出：“司馬遷點竄《尚書》、《左》、《國》之文，班
固點竄司馬遷之文，非好異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19]（P348）朱仕琇也認
為，《史》、《漢》之“異同之勢，俱處於不得不然”，[17]時代變化必然導致作
史體制的變化，這種認識無疑是深刻的。《史記》是通史，《漢書》為斷代，兩書
旨趣有異，處理史事的方法自然也不一樣。浦起龍就認為，由於《史記》為“歷
代之史”，重在揭示歷史變化，因此司馬遷作史較為靈活，“遷作本紀、世家、
列傳，或進或退，或合或分，各出心裁，初無一定語，故項羽可本紀，陳涉可世
家，屈、賈、老、莊、申、韓可以合傳”。但《漢書》為“一代之史”，重在推
尊漢室，體例自然與《史記》不同，“固所修者《漢書》，則所奉者一王之制，
所編者宜有一定之程，不得任為參差。故《史記》無《惠帝紀》，而《漢書》有
之，項羽、陳涉皆為列傳，彼其體固宜爾也，亦何必強同哉”，[9]（卷二）這
是從著史旨趣的不同來論述《史》、《漢》兩書的差異。由此可以看出，史學批評
到了乾嘉時期已有了長足的發展，乾嘉學者已不是簡單地評價《史》、《漢》優劣，
而是能考慮到其成書的背景、作者的旨趣及著述的目的等各方面的因素，歷史
地、辨證地進行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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