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對遊行抗議這種舉動，作個簡單的定義：「一群人針對某個特定議
題，透過上街遊行的方式，向特定單位表達抗議或陳情，希望其訴求能獲得一般
社會大眾的理解與同情，並得到該單位的善意回應。」，那麼筆者認為，四二○
醫界五萬人大遊行，在此定義下可能不是那麼「有效」。
平民找無工作無從投訴
當然，政府會不會對醫界的訴求有「善意回應」，我們尚不得而知，而筆者
在此也無意去討論現行的健保制度對誰公不公平？總額制度該不該廢止？本文的
重點還在於：一般社會大眾會不會「同情」？
容我先摘錄一段報紙上的新聞報導：
「健保總額給付讓不少醫師的『金飯碗』生了？平均每個月收入少了約十萬
元，有醫師抱怨現在都不敢出國玩，想換部車子都換不起……過去醫師每五年換
一部車，但現在沒人敢換車……」（ 4月21日《蘋果日報》A1）
除了醫師本身，我不曉得還有誰會為上述的「慘狀」感到「同情」，甚至「
憐憫」？至少我們就知道，現在的台灣社會還有許多家庭是連孩童的學雜費都付
不出的，更別說是出國、換車了！
當然，我們也知道報上說的，極可能只是少數「不知民間疾苦」醫師的個人
意見，而寧可相信絕大多數參加遊行的醫界人士有其更崇高、更無私的社會正義
訴求。但即便是少數，此次醫界既然有心要以上街頭方式訴諸社會公評，就不能
不面對社會大眾對他們的觀感，以及更重要的──醫師自我的社會定位。
醫師的收入到底多少才合理？如果在他們被質疑當天不顧病患權益而集體「
休診」時的辯駁是：醫者也是「平凡人」，理當享有遊行抗議的基本人權時；那
麼在論及收入時，為什麼又要把「出國、換車」當作是生活上的「基本開銷」呢？
也許有人認為，一位執業醫師的養成過程不易（競爭激烈的大學入學考試、比其
他科系更長的七年修業年數、更昂貴的學費、更嚴苛的實習過程），所以他們的
收入「理當」高人一等，特別是長久以來，醫師在整個社會結構中也的確是位於
收入相對較高的族群。但我們必須指出，這種想法只是一種單方面的「主觀期待」
罷了！
在商業的法則（邏輯）中，從來就沒有人能保證：投資較多的「成本」（金
錢或青春），就「一定」能獲得較多的利潤──開餐館、開計程車也是這樣，醫
生又憑什麼例外？如果醫師們抗議的是「收入減少」這個「事實」的話，那麼那
些在不景氣下經商失敗、找不到理想工作的人又該找誰去投訴？
容或各行各業的人對自己的收入都有所謂的「主觀期待」（而且通常都不認
為他們的收入符合期待），但現實社會上的各行各業常常是息息相關而非單獨存
在的，所以當某種特定行業的人，認為自己的收入「理應」比別人高時，從另一
個角度來說，就是他認為有某些行業的收入「理應」比較低──這不僅是一種天
真而自私的想法，也是一種對別人職業的歧視！
犧牲形象捍衛生活品質
而這次活動中醫師們要捫心自問的恐怕是：他們要捍衛的，到底是（全民的）
醫療品質還是（自身的）生活品質？（筆者要先聲明的是：在民主法治的社會，
只要手段合法，每個人都有維護或追求自己更高生活品質的權利和自由，這本身
並不可恥）因為一場動員萬人的抗爭活動，能不能引發社會同情是一回事，如果
活動成員對本身的訴求都沒有一個明確而統一的認知的話，那將是十分可惜的事
──特別是在犧牲了「醫者父母心」的社會形象之後！
洪浩唐
作者為自由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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