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 Verola:推楚浮...跟看起來很累的柏格曼 10/16 01:09
※ 編輯: Ihsuma 來自: 218.160.114.211 (10/16 01:22)
http://blog.roodo.com/amushi/archives/7382599.html
（網誌裡有原子即將發行的《特莉絲坦娜》封面，請多多支持）
看了許多理論，今天我們看看楚浮，以他獨特的感性文字寫他心目中的巨人，布紐爾
與其獨特的幽默。本文摘錄自《Truffaut, Les films de ma vie》（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7）。
《建造者布紐爾》
有時我很疑惑，柏格曼是否真的覺得人生有如他在過去十年間的電影所反映的那樣毫
無希望（編者註：本文寫於1971年）。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他並沒有像雷諾（J.
Renoir）那樣告訴我們，該如何繼續生活。無論正確或是錯誤，在我們看來，一位樂觀的
藝術家 —— 至少，在並非是裝模作樣的問題，而是超越悲觀主義的問題的情況下 ——
相比於虛無主義者或屈服於絕望的藝術家，顯得更加偉大。或者，至少可以說是，對自
己當代的人顯得更有幫助。
或許，布紐爾處於雷諾跟柏格曼中間的某處。你可以推測，布紐爾覺得人類是白痴的
，而人生是有趣的。他十分溫柔地甚至有點間接地告訴我們所有這些，但我們確實從對他
電影的整體印象中得出了這些。即使他對「訊息」沒甚麼興趣，但它確實拍出了一部稀有
的、真正反種族主義的電影，1960年的《年輕女郎》（The Young One），這也是他唯一
一部用英語拍攝的電影。因為他成功地將值得同情的角色和不值得同情的角色結合在一起
的緣故，因為他成功地在自己的心理遊戲中洗牌，並能用清晰、具有邏輯的語言表達出來
，這部電影獲得成功。
這種反心理的布紐爾式劇本和熱水器的原理是一樣的 —— 在有利和不利的符號之間
，在積極與消極之間，在理性和胡鬧之間交替。他在自己的影片中，讓這些元素在動作和
人物上同時發生作用。反布爾喬亞、反隨波逐流，布紐爾跟史卓翰（Erich von Stroheim
）一樣辛辣諷刺，但他有著更輕巧的筆觸：他的世界觀是顛覆性的，快樂的無政府主義。
在法國1968年5月的學運 —— 一切在那之後都變得更加複雜 —— 來到之前，布紐
爾的電影符合那些希望電影做出承諾的人的要求。但是，安德烈．巴贊（A. Bazin）在看
完《被遺忘的人》（Los Olividados, 1950）後寫的「布紐爾從革命來到了道德主義」也
十分正確。布紐爾是個快樂的悲觀主義者，他不絕望，但是有一個懷疑的頭腦。注意一下
，他從不拍攝順著的電影，總是拍攝反著的電影，他片中的人物從沒有哪個是顯得十分實
際。布紐爾的懷疑還延伸到所有那些，他覺得在玩一個太過圓滑的社會遊戲的人身上，那
些按照既定想法生活的人。
和十八世紀的作家一樣，布紐爾教會我們如何懷疑，我覺得李維特（J. Rivette）拿
他和狄德羅（D. Diderot）做比較是很正確的。曾經演過他《特莉絲坦娜》的凱薩琳．丹
妮芙（C. Deneuve）寫過篇文章，談的就是和布紐爾的合作經歷。「布紐爾的鏡頭，即使
他在拍攝一個冷酷的故事時，都聚焦於黑色幽默之上。他是個故意的玩鬧者，惡毒但是十
分有趣。感謝他，你在現場會經常感到很高興，而且，很顯然，在Fernando Ray出色詮釋
的Don Lope這個人物身上，通過一種殘酷的、有趣的、非常親密的細節累積，布紐爾製造
出一種男性的綜合體，涵蓋了他從《犯罪生涯》（Ensayo de un crimen, 1955）到《薇
莉狄雅娜》（Viridiana, 1961）裡曾描繪過的所有男性。
我懷疑當布紐爾創造出一個成熟男人的角色，而非年輕腳色時，他會很樂於將所有他
覺得最愚蠢的想法堆積在他身上，然後用真實、深邃、理性的思考，也就是他自己的想法
，與之平衡。這樣便創造了悖論，這樣他便不再只停留於心理層面，而是更接近於真實的
生活。他將判斷和自傳混合在一起。
在《特莉絲坦娜》中，Don Lope的兩個朋友請他來擔任決鬥的見證，但當他聽說只要
有第一道傷口出現，只要有第一滴血留下，決鬥就會終止時，他告訴他們：「先生們，不
要再來找我見證那場滑稽的決鬥，一場那麼不把榮譽當成一回事的決鬥。」
這個例子精準地解釋了布紐爾是如何將人物的心理層面打碎。倘若Don Lope完全是個
白癡的話（即使是在認為決鬥也是白痴行為的背景中），他就不會那麼做了。另一方面，
必須流血才能滿足某些慣例的作法中，無疑也包含了另一種形式的愚蠢，這是一種更像發
瘋的瘋狂，而非羞恥的決鬥。布紐爾打破常識的努力，在意義的周圍盤旋，並使其被移轉
的做法，經常會帶來真正的革新。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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