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英雄：「君父大義」戰勝「人民大義」
[ 2003/1/23, 孫慶餘 ]
張藝謀及中國堆金砌玉拍攝的「英雄」，在金球獎
中不獲青睞，引發諸多討論。如稱張藝謀「自己打
敗自己」，或「英雄」捍衛的是暴君及假和平。以
上論點皆是。但最重要的恐怕是「英雄」走向自己
的反面，違背了英雄原則，變成「君父大義」戰勝
「人民大義」。當「英雄」主題已異化為英雄的反
面，挑戰了西方的基本價值時，該片自然遭到淘汰
。
英雄是源自西方的名詞。它意指冒險以求成長的過
程，從冒險中證明自信、勇氣及自由的價值，也就
是「人」的尊嚴及價值。同時英雄最可貴處，在於
他願為捍衛最高價值，或為他人苦難及群體幸福，
犧牲自己生命。「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
自由計（自己及他人自由），兩者皆可拋」，就是
英雄行為的驅動力。
也正因為英雄追求自由、尊嚴、冒險，任何人為及
自然的危險障礙，都成為考驗他的試煉。通過了，
他才是英雄。通不過，他根本不是英雄。而通過與
不通過，不在他是否犯罪或達成錯誤目標，而在他
是否有勇氣行動及承擔後果。
伊底帕斯弒父娶母，他仍然是英雄。
奧瑞斯特為報父仇及除害，被迫殺死母親，他也是
英雄。
普羅米修士為他創造的人類竊取天火，更是英雄。
英雄追求自由、尊嚴、冒險
希臘悲劇作家索弗克里斯說：「一個真正高貴的人
，是不可能犯罪的。即使他的行為破壞了整個法律
，整個自然秩序，他仍創造了意義更為豐碩的成果
，這種成果足以從舊世界的廢墟中建造一個新世界
。」伊底帕斯、奧瑞斯特、普羅米修士都接受了懲
罰，而這懲罰是他們選擇及心甘情願接受的。
普羅米修士無怨無悔，他說：「因為我愛人類。」
伊底帕斯獲悉一切悲劇皆是諸神的旨意時，他釋然
的說：「我覺得一切都很好。」奧瑞斯特尤其戲劇
性，在諸神的法庭，雅典婦女神最後宣判他無罪：
「人類要前進，就必須擺脫暴虐父母的束縛，將之
誅滅亦在所不惜。」
伊底帕斯的弒父、奧瑞斯特的弒母、普羅米修士的
反抗天父，西方解讀為成長中的個人（及社會），
必然要與扼殺他們成長的父權或母權對抗，如此才
能超越權威，走向進步。如佛洛伊德就說：父親要
放逐兒子伊底帕斯，奪走他的權力，要閹割他。兒
子伊底帕斯只得殺死父親，獲取自己應得的權力。
西方著名的俠盜羅賓漢，則是另一種為他人苦難而
對抗君權的典型。史學家霍布斯邦稱之為「原始叛
徒」。叛徒而受到英雄般的崇敬，因為他代表並捍
衛「人民大義」。即使毀譽參半的獨裁者克倫威爾
，「英雄與英雄崇拜」作者卡萊爾也給予了他無上
敬意，因為他具備「良知」及「勇氣」，敢為民前
鋒（不惜誅殺暴君）。
金球獎如何會欣賞它呢？
而與西方相反的，中國式英雄是在「君父大義」及
「三綱五常」下，行俠仗義的劍士或刺客。莊子的
「說劍」篇，大談用劍的偉大境界，結果無論是「
天子之劍」、「諸侯之劍」、「庶民之劍」，皆脫
不出統一、征服、人情義理這些濫調。中國的「水
滸傳」最像西方「羅賓漢」，結果不只該書被視為
「誨淫誨盜」，而且水滸英雄刻刻在念的，若非「
被招安」當官，就是「打到汴京」當皇帝。
事實上，如果說西方的進步來自「弒父」文化，中
國就是「殺子」的文化。不但父權至今籠罩整個中
國，而且「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
不得不亡」始終是政治及法律最高德目。到現在為
止，泛國民黨每年在慈湖、頭寮上演的「哭墓」、
「拜墓」，都屬於「殺子」文化。泛國民黨人反李
登輝，有人認為是「弒父」文化的開端，其實剛好
相反，他們是把李登輝當做「國賊」反對，以此「
報君父之仇」，他們實踐的還是「殺子」文化。
酷愛武俠小說的人也會發現，與西方「俠盜羅賓漢
」及「三劍客」不同的是，中國武俠特重「替天行
道」及「雪恥復仇」。這二者皆來自春秋公羊傳的
大復仇學說。復什麼仇？就是「君父之仇不共戴天
」。為復君仇及父仇，不論發動全國兵力（所有平
民的生命在「君父之仇」大義前都不成生命）或對
外借兵，都是義正詞嚴。伍子胥報父仇，鞭屍楚平
王，司馬遷譽之為「棄小義雪大恥」。公羊傳甚至
說，不只父仇君仇可報，連九世、百世之前的國仇
都可報（例如南京大屠殺，就可炒作一百年、一千
年）。
有這樣「君父大義」及「三綱五常」的傳統，中國
會將「誅殺暴秦」的英雄片拍成「讓暴秦奴役天下
」的反英雄片，一點也不意外。當統一（當然是流
血征服）及和平（其實是暴政）成為眾刺客對「天
下」的最後理解及最高價值時，他們捍衛的自然是
「君父之義」而非「人民大義」了。他們最後成為
水滸傳人物（或「反清復明」人物），而不是羅賓
漢、普羅米修士等英雄，也可想而知了。
這種「英雄」，恰恰是西方英雄標準下的「自由之
敵」或「人民之敵」。金球獎如何會欣賞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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