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覺電影夢》／(5)從「缺席」到「榮譽博士」 2002/11/20 15:29
文／張靚蓓
在我生活的環境裡，我的自尊一直很低，從台南一中起我就覺得不如人，到了藝專，社會
上又覺得不是間好大學。畢了業，服兵役剃光頭，又被女朋友甩掉，女友進入社會往前走
了，我還是阿兵哥。到了伊大，都是美國人，話也聽不太懂，朋友也沒法交，個子比老外
瘦小，中國留學生又多是理工醫農的高材研究生，我是唯一唸戲劇的大學生，雖然努力的
吸收，但仍自覺處於很低的位置，要進入世界闖出什麼，好像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一到電影系，就不一樣了。
我最愉快、最充實的日子，就是一九八○年到八三年在NYU的求學時光。一拍片就很快樂，
會想很多點子實驗。有時學校經常放猶太假，我搞不清楚，到了教室一個人都沒有，我第
一次覺得放假心裡不高興就是在NYU。以前上學放假是最高興的，現在不想放假是因為心
裡想學，想多知道些。放假不上課，我覺得損失了一天，心裡頭真的很在意。
NYU電影製作系研究所的訓練算是很紮實，三年裡把電影的前置、後製都摸過了，通常畢業
作得花上額外的一年時間完成。每個學生要編導五部作品，包括默片、音樂片、配聲片、
同步錄音片及畢業作。這裡以栽培導演為主，上課時，有時老師在課堂上講解名片的結構
與拍法，但大部分時間我們都在拍片及討論彼此的作品。
拍自己片子時可練習創作過程、領導統御及被批評時要何以自處。幫別人拍片時，則有機
會觸及各部門的基本技術。雖然都是入門，但我學到了初步的整體製片及導演的概念。
紐約大學期間，我拍了五部電影，二年級拍的《蔭涼湖畔》曾獲金穗獎最佳劇情短片及NYU
的獎學金。我受到肯定，再接再勵，用盡手邊一切資源，籌拍了《分界線》（Fine Line）
。敘述紐約運河街南北分別住了不同種族的人，一邊是華人、一邊是義大利人，因某事引
起兩種人在紐約四處流竄，以故事搭配我在紐約各處拍攝的街景。為了這部畢業作，我自
己打工、父母資助、女友惠嘉贊助，共花了一百多萬台幣。
記得拍攝《分界線》的頭四天，我興奮得睡不著覺。到了最後階段，還差八千多美金，我
就從惠嘉的帳戶裡直接提了來用。那時她在伊利諾大學當助教，因為要交稅，所以存摺放
在我這裡。奇怪的是，我一點都沒有愧疚感，事後我跟她說起這件事，她也僅只「喔」的
應了一聲，表示知道了。
從「缺席」到「榮譽博士」
一九八四年的畢業典禮，我沒出席，和NYU的同學羅曼菲、劉靜敏、平珩一起到劉靜敏所住
的大樓屋頂水塔旁，照了些碩士照，碩士袍還是平珩租來的，大家輪流穿、照大頭照，寄
回家交差。
十七年後，二○○一年五月十日，母校NYU在第一六九屆畢業典禮上，頒給我榮譽博士學位
，彌補了當年缺席的滋味。我想父親心裡也會很高興，因為他向來希望我多唸書。
典禮是在紐約華盛頓廣場舉行，在場觀禮的有穿著紫色長袍的五千名應屆畢業生及一萬多
位家長，NYU董事葛利撤（Mr. Gleacher）引導我們五位榮譽博士上台，藝術學院電影、
電視系主任柯曼（Julie Corman）在致詞介紹前，也用中文向我道了「恭喜」，隨後由校
長奧立佛（L. Jay Oliver）頒發證書，葛利撤為我佩戴象徵榮譽學位的披帶，教務長史戴
曼（Harvey Stedman）為我戴帽子。我揮手致意，謝謝大家的抬愛。
返回母校，看到學弟妹，心裡很高興。代表致辭時，我開玩笑地說，在學校學了很多，但
我大部分都忘了，只有一樣難忘，就是不斷學習、勇於嘗試及面對失敗。
NYU的環境是孕育我成為電影人的開始，在這之前，我沒有碰過電影，都是弄戲劇，拍片也
只是玩票。沒想到碰對了路，就一直走下來，也沒想過要轉行。
對我來說，學校畢業後才碰到真槍實彈，還沒有被打死的話就學些經驗，繼續往前走。
NYU的教育方式很務實，我學了不少實務，都是吃飯的傢伙。我覺得新的國片常常瞧不起技
術，但在NYU時沒有這種心態，就是一種求生訓練，大家機會均等，一起出去拍片，各部門
的技術都摸得到，但不專精。同時還要學著當領袖，讓人聽令辦事，那時是領導三、五個
人，現在領導三、五百人，但原則類似。
我一拍片就會忘我，像變了個人似的。其實「導演」（Director），就是給方向
（Direction）的人。從學生時代起，我拍片就有個目的，想練習一樣新技巧。學生階段，
我沒有特別的想法想表達，職業拍片後就有話要說，而不再只是練習新招了。直到現在，
我還保持這個習慣，每拍新片總希望能觸摸一些新技術。基本上我拍片的胃口很大，有很
多好奇心，學到某個技術，就會有快感，而且我希望做出不同的效果，令人印象深刻，我
就有很大的滿足感。（資料提供：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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