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是否為一種雷呢?
新聞是否為一種雷呢?
當紀錄片被放在討論的範圍中時
事實是否成為了一段劇情呢?
總而言之 這大概是有雷的吧
電影一開始，我以為《銀簪子》說的是一個關於遊子的故事，離家的距離越來越遠，逐漸
與家鄉疏離的經驗發生在大部分從鄉村被捲進都市的年輕人的心中，這便是這樣的一部電
影吧？但再看下去，我發現這故事講得比我所想的還要深沉。
《銀簪子》說的是自身的經驗，一個眷屬家庭的故事，這個故事與兩岸的大歷史緊緊相依
，但又以其獨特的韻味發展成一個屬於導演家族的聲音，它透過影像、父母的嘴，重現在
觀眾的眼前。導演蕭菊貞充分地表現了紀錄片--說自己的話—的目標，她用影像紀錄自己
的家庭，並存這裡發展出一面講述1949年來台軍人落地生根經驗的網，它不僅串起了一個
個有相似遭遇的家庭，他還說出了那些在台灣擁有著曖昧身分、飄盪在空中、逐漸老去的
榮民們。比起導演自己身處的完整/雙重的家庭經歷，來台的軍人（榮民）在國家政策與
戰爭結果的限制下被迫作為一個獨自的人（它同時是在一段時間後被國家的軍事效益強制
排除的弱勢人物），一個與過往切斷（一個回不去的記憶/家鄉），與現在脫節（台灣/大
陸社會的急遽變遷），在外省人權力結構中位於底層的人以及他存在當下的懸宕時間，那
段歷史要求他們奉獻自自己的生命去等待，太漫長的期望最終壓垮了他們。最後，他處在
一個隔離的空間結構中（榮民之家），恰好類似他們在台灣社會的處境。如果我們將所有
來台軍人都歸類在這種經驗中，那當然有問題，但是，這卻是在國家分裂歷史下所呈現給
我們的事實，比起導演以家庭作為出發點說的故事，這群人的生命經驗處在無著力點的空
虛中，無力找到發聲者與聆聽的對象，當下的社會是否已足夠開放能夠接納/聆聽這些故
事了呢？這還來得及嗎？
一個個斷裂的經驗，一張張政治分裂背後被抹消的容貌，在「榮民」這一個集體代名詞中
，他們成為了在台灣社會中的某一類人（這個分類的獨特性在於他們既在台灣社會中又在
台灣社會之外，榮民之家的設置與空間體驗說明了這點）。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至今仍
持續地在台灣社會發展），造就了分類事實的正當化。
從導演自己的父親發展到附近的老兵社群，這看起來像是一個合理的發掘故事的選擇，但
這實際上卻忽略了每個人存在狀態的差異，它讓《銀簪子》以現象作為敘事的主線，背後
的歷史情境和當下環境的差異在影像的篇幅中用一些意識形態教育的宣傳影片帶過，這是
拍紀錄片的取捨問題，『人』的豐富性應該呈現多少，同時又不會失去焦點，導演蕭菊貞
似乎想要透過父親的交友圈去編採這些故事，但前半段插入的訪談卻在這個取徑方法上顯
得突兀。
電影後半段的父親回鄉則點出了另一個現在我們需要面對的問題，身為外部者無法超越的
經驗界線，比起父親熟悉的故里，導演和她的母親卻怎麼也沒辦法融入那個情境中，那只
屬於一代人的記憶，既為家族成員共享也封閉在他自己身上。當人垂垂老矣，記憶與歷史
伴隨著不可傳授的認同消失在一代人的心中，隨著老兵的凋零，「老家」也變成一個以一
個巨大形象代稱的事物，即使是在導演的家庭之中，這仍是無法觸及和傳承關係/影像/情
感，想要理解的意圖仍跨不過這句大的代溝。
當往前的路已經堵死後，回顧過去又能得到什麼呢？老兵沉醉其中的是一段過往的記憶，
一股遺憾和愁緒，《銀簪子》呈現了它，當榮民/老兵在兩岸開放探親後回到老家去時，
記憶的景象受到當下和分裂的生活經驗替換，這讓回鄉的老兵夾在兩個地方之間，一是回
憶的家鄉、一是眼前的家鄉，想回家的激烈心情終究無法做到，後悔和不忍再見令他們選
擇再度告別故鄉，他們就像是永恆的遊子，不靠岸的水手。導演蕭菊貞除了拍了這部紀錄
片外，還寫了一本與本片相關的書，如果想深入了解片中提到的故事與人物的處境，這會
是一個很好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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