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rahamChang:寫得很中肯的一篇文章! 推 210.203.77.88 08/21
[南方快報] 教育改革的危機與轉機 郭峰淵專欄
黃光國教授稱十年教改，就像當年在中國大陸搞出來的文化大革命，實在言
重了。畢竟，台灣的教改沒有紅衛兵的暴動，也沒有文革時遊行示眾的鬥爭
。黃教授也忽略了成功的改革，就如哈佛學者波特（Michael Porter）所宣
揚的「創造性毀滅」，是一種革命。而若以孔恩（Tomas Kuhn）的論述為基
礎，則教改本來就應該是文化革命。
孔恩最出名的著作是「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c Re
volution）。在其中，孔恩以革命來形容科學典範的轉移。科學社群裡，當
一個新典範出現時，整個社群會分裂、衝突，一部份人會堅持守舊典範，但
新典範的支持者終將取代舊典範成為社群的主流。孔恩認為，這個汰舊換新
的過程具有革命的特性，而非漸進的改變。
對台灣而言，十年教改正是反應這樣的一個革命過程，即傳統的教育典範與
新興的教育典範水火不容，而整個社群正陷入激烈的對抗之中。黃光國教授
認為這樣的過程不好，可是如同科學典範的革命，這個典範的衝突不但不是
不好，反而是造成革命成功的必要條件。
根據孔恩的說法，沒有社群對典範認同的危機，將不會有成功的典範轉移，
科學也因此不會進步。在西方，近百年發生過的好幾個文化革命如民權、女
權、環保等，也都經歷類似現象。所以，站在歷史的宏觀上，台灣現在所出
現的教改爭議，是正常的、是民主社會下必然的結果。
但這並不意味教改的文化革命，必定會成功。學術領域在陷入危機時，學術
雜誌必須依循理性的溝通及科學的證據來作為解決之道。而社會因民權、女
權、環保問題而產生激烈衝突時，大眾媒體則必須承擔這個溝通與論述的功
能。可惜台灣的媒體這方面的效能不彰，以至於整個對抗變成了你死我活、
相互毀滅的遊戲。例如黃教授指責李登輝前總統及李遠哲院長為教改亂象的
罪魁禍首，但這種論述實無科學證據基礎。
十多年來，影響台灣最重要的因素莫過於全球化及科技化，教改亦不例外，
如很多留學歸國的教授帶回了新的教育理念，到國外旅遊、出差回來的父母
則希望他們的孩子有較快樂的成長環境，而快速的科技發展也使得整個社會
需要提升其創造力，而非只是讀死書的學生。這些影響教改的主要力量，絕
非是前總統及李院長所能操控。兩李若有錯誤，應是他們低估了整個教改的
複雜度。但如同其他西方的文化革命，危機是成功的必經途徑。
成功的文化革命，不能靠萬能的先知。畢竟，現在已是民主而非獨裁社會，
不能再以槍桿子強迫人民改變，必須以文明和平手段來進行文化革命，而大
眾媒體就是透過公共論述來扮演這個和平革命的推手。
和平的文化革命尚有另一特色：藝術界的參與。當社會因文化典範衝突而發
生危機時，文學、音樂、電影等藝術家會以創作來表達他們對新舊典範的支
持或批判。以美國為例，70年代的「都是一家人」（All in the Family）對
族群衝突，80年代的「外科醫生」（MASH）對反戰衝突，及90年代的「歡樂
單身派對」（Seinfield）對現代吐會虛偽風氣，都有很深刻的影響。文化受
很多社會共有的習性所制約，透過藝術，大眾可以瞭解這些制約的荒謬，並
在感情上產生對新典範的認同。當社會的多數人心甘情願地實踐新的理念，
文化的典範移轉（即和平的文化革命）就能夠成功。
1997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普里高金（IIga Prigogine）發現，一個自組織（
self-organized）系統必須經過渾沌、失序的狀態才會重生。這個發現和孔
恩的發現有異曲同工之妙。亂，其實是系統再生或是文化革命成功的必經路
程。
事實上，除教改外，十年來的台灣還面對了其他文化革命。例如，性革命是
其一，近年來台灣受西方影響甚鉅，性行為已大為開放，可是這個改變並未
產生文化典範危機，結果台灣傳統男尊女卑及將女性視為性工具的文化並未
大幅改變，性革命也不能算成功。智產權則是其二，台灣缺乏智慧財產私有
的觀念，近年來政府雖花了大筆經費推廣智產權，但沒有經過對抗，盜版情
形仍未稍有改善，智產權的革命也就不存在。
而另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台灣的經濟改革。早在蔣經國時代，「十大建設」
或「十二大建設」等都因當時的獨裁專政而未經歷過社會危機，結果台灣的
經濟似乎是起飛了，但體質（如特權文化及專制的官僚體系等）卻未改變，
也就經不起90年代知識經濟的挑戰。然而，現在竟有人在懷念當年蔣經國的
獨裁為德政，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這些經驗告訴我們，改革的過程裡充斥著一連串混亂，有理性的推理，也有
感性的衝突。但唯有如此，新理念才能紮實的生根、茁壯，改革也才能成功
。
所以，台灣的教改，或是其他改革，要視抗爭動亂為成功的必經之道，要培
養化危機為轉機的能力。根據1978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賽蒙（Herbert Simo
n），這個化危機為轉機的能力核心涵蓋著指標與組織。賽蒙指出，一個龐
大社會的問題，必須分成不同的層次，每個層次又必須定義出最關鍵的指標
。每個指標背後則有其理論基礎及具體衡量方法。（以教育為例，聯考成績
是台灣的共同指標，但根據賽蒙的理論，在個人層次，如學生、老師、家長
等，及在社會層次，如家庭、學校、行政機關等，皆必須有其個別的成就指
標。）然後必須建立組織，而該組織的主要功能在於建立每個指標的評鑑─
回饋─改進系統及進行資源分配及分工協調的事宜以期指標能夠實現。
更重要的是，賽蒙主張「有限理性」的改進。即目標的設立，不是比理念多
麼偉大，而是要比較何種措施可造成「可實現的進步」。這樣子才會產生「
小而美的創造性毀滅」，而這種持續的小而美的文化革命不但不是壞事，反
而是一個文化不斷自我提昇的基礎。台灣若能建立這種文化革命的機制，必
能脫離二千年來未有成功改革的中國醫缸文化的陰影，並創造出屬於台灣的
偉大文化。
台灣要改革成功，我們必須有夢想，但措施不能夢幻。我們必須有組織，不
能個人英雄主義。我們必須講究實據，以科學方法進行系統式的評量、回饋
及改進。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誠實面對創造性毀滅的痛苦，舊指標與新指標
的信徒，將有不可避免、水火不容般的衝突。不管是賽蒙或是孔恩，都看到
人類理性的限制。改革過程必須投入很多的努力，也會遭遇很多的挫折，但
是挫折既是危機，也是創造性毀滅的契機。台灣若能在改革工程上落實這些
精神，則必能產生「持續性改進」（continuous improvement）的現象。而
一個能持續改進的社會，即使處於大變動的廿一世紀，又何懼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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