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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信人: Spiggy (史耀前), 信區: tkclub_13
標 題: [轉貼] 兩個大地震 同一種心態
發信站: 淡江統計光明頂 (Thu Feb 1 14:39:30 2001), 轉信
轉載按：
我從中國時報轉載過來經過整理成一篇的這兩篇文章，
論點其實頗讓人深思。也許跟「登山社」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但我相信愛山的孩子也是愛這塊土地的孩子，在這段政治經濟
風風雨雨的時候，這些發人深省的文章，也許可以提供我們更
多不同的思考方向吧！
小朱 於 上班時摸魚的證據... :P
兩個大地震同一種心態 2001.01.30 中國時報
⊙胡晴舫 「在印度，最容易也最必要的觀察方式，就是忽略最顯而易見的。」
著名印裔作家奈波曾經寫道，不然，一個人將被這些顯而易見的現象淹沒，而對
人性、對社會、對世界失去理解的信心。上星期在印巴邊界上古茶拉底省發生的
大地震，又是一樁最顯而易見的典型。所謂顯而易見的，當然，指的就是印度長
久以來所承受的苦難。就好像貧窮造成的苦痛還不夠巨大，這塊次大陸現在還得
遭受猛烈地震的襲擊，瞬間，約二萬生命便消失無跡。一件接一件顯而易見的苦
難，禁不住讓人懷疑印度還能忍受多久。
對外人來說，古茶拉底省這個名字意義不大。但是，對印度人來說，古茶拉底
省不僅僅是一塊寫滿悠久歷史的土地，在這裡，處處尋見古堡和堡壘矗立在乾燥
貧瘠的紅色土壤之上，迎風默默抵受時光的侵蝕；這個省份更是大多數現今印度
企業家的出身地。幾個世紀以來，古茶拉底省的子民絡繹不絕地離鄉，去到如孟
買、加爾各答等商業大都市打拚，成為成功的商人、著名的貿易商，終致撐起了
現代印度經濟的半邊天。許多從古茶拉底省出來的企業家在事業成功之後，也紛
紛回鄉從事建設，以回饋鄉親。譬如，相當於台灣台塑集團的阿巴尼石化集團，
就在當地從事大手筆的投資建設。地震發生後，最受到關注的事之一，即是這些
工業投資計畫是否因此受挫，所幸，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出生於千里達島的印裔奈波，觀看印度的目光是一個局外人，也同時是一個局
內人。時常，他在他書裡提出來的疑問，也是所有去過印度的人的疑惑，包括著
名的法國人類學者李維史特勞斯；在地震之後，又禁不住讓人想起這個問題：印
度人究竟如何能忍受這一切？他們怎麼能忍受這些貧窮、這些災難、這些幾近不
合常理的生活狀態？
曾幾何時，這個疑問也漸漸成為台灣人開始問自己的一個問題。當然，印度的
生活水平跟台灣是不能相比的。台灣人的平均個人生活所得是印度人的三十倍。
但是，面對的一些社會議題卻是類似的。其中，最主要的，包括民眾長期以來對
改善現況的期待持續落空，因而，不得不集體發展出一種消化沮喪情緒的社會能
力；以及，對緩慢改革卻始終不得要領的政治當局，具有某種程度的不信任感。
印度跟台灣一樣注重高科技工業，他們最主要發展軟體，而我們製造硬體。同
時，台灣和印度也都在政治上似乎前進了幾步，展露改革曙光，卻都出自某種不
明原因地，立刻倒退了一兩步。兩個社會都在政治體制改革、權力替換之際突然
間失去了方向感，紛紛擾擾，爭執不休，無法形成一個明確的集體共識。而兩個
社會也都只在全國性災難發生的時候（我們是九二一大地震），才能暫時拋除歧
見，像一個大家庭般凝聚在一起。
但是，一旦悲劇發生時的驚嚇感隨時間淡化，日子似乎又能過下去時，我們很
快就恢復到原本自私自利、充滿排他性的競爭意識，在各種議題上互不相讓，互
不對話。我們立刻又活回那個「日頭赤炎炎，隨人顧性命」的封閉狀態，凡事只
有一個「我」字，將黨派族群與個人的利益置於社會整體幸福之前。
必得要一個心態非常不健康的社會，才會只有在大災難發生時人人才願意擺開
私利，尊重其他人的生存權益。令人氣餒的是，這似乎是台灣目前面臨的社會狀
況。因為這次大地震，印度社會裡，一向爭鬥嚴重的各個宗教政治團體終於能放
下自身利益與意識形態包袱，為解決古茶拉底省的災況而努力。難道，台灣社會
還要再等待另一次世紀大地震？
（作者為文化評論者）
印度與台灣 兩條國家發展道路 2001.02.01 中國時報
⊙郭盛哲 在一月三十號的時論廣場，胡晴舫女士的「兩個大地震 同一種心態」
一文，一針見血的指出印度與台灣社會的根本雷同性，遇到大災難才會團結在一起
，一旦時間淡化後，又恢復到自私自利、不管他人死活的封閉狀態。
更深層的問題是，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這兩個文化不同的社會，卻呈現如此類似
的人際關係運作方式？關於印度社會，胡女士一文未提及一個極重要的歷史因素：
印度是極少數在工業化之前便實施民主政治的國家。如果我們問一般人或學生（我
自己也作過實驗），印度的政治體制是什麼樣的形式？得到的多半是專制、獨裁、
白色恐怖之類的回答。這樣的回答並不意外，因為經驗告訴我們，經濟上的貧窮多
半與政治上的不民主、不自由連繫在一起，富裕則與民主開放相連結。而印度仍是
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也難怪有這樣的錯誤印象。
剛好與一般人印象相反，實際上的印度卻是實施相當廣泛與徹底的民主政治。早
在工業化之前，便已經例行舉行各種公職人員競選，人民也視投票為理所當然，政
府架構與法律也與西方民主國家如出一轍。理由不難想像，這是英國殖民印度所留
下來的結果。英國殖民印度，在經濟上極盡剝削，未能幫助其工業化，倒是政治上
意外的留下了西方的民主制度。早期印度的菁英份子、知識份子，若是喝過洋墨水
，絕大多數都是留學英國，早已熟知英國的民主政治運作，當中當然也包括印度聖
雄甘地，當時世界第一強國的英國自然是印度師法的對象。印度獨立之後，政治一
切運作的方式，均徹底模仿英國。
但是民主政治的先行建立，並未能幫助印度邁向全面的工業化，僅能達到部份的
成功，例如重工業與航太科技，對一般民生經濟卻沒什麼幫助。民主政治只是建立
了一個無能與軟弱的政府，帶來更多的無效率、貪污、特權，也沒能解決以宗教狂
熱為基礎的暴力行為，幾位甘地家族的政治領袖均死於殘酷的暴力。經濟上更是民
生凋敝，貧富不均，大多數人仍生活在極度的貧窮當中。
台灣則是走了另一條路，也是一般人較熟悉的一條路：先進行工業化，再逐步實
施民主政治。台灣同樣受到外國殖民，日本當然在經濟上也是極盡剝削台灣，但戰
後卻意外的留下了某種程度的工業基礎（儘管這個說法是極具爭議性的），在大陸
轉移過來的國民黨政權的全面接收下，台灣正好搭上了戰後西方經濟復甦與發展的
列車，全力進行工業化與經濟發展，獲得驚人的成長，幸運的擺脫了貧窮國家之列。
但先行工業化卻帶來極為龐大的政治與社會代價。政治參與機會薄弱、人權受到
迫害、言論自由受到箝制，最糟的是，一個普遍存在西方社會，跳出家庭範疇的社
會連結與公民力量，在台灣付之闕如，僅剩以家庭或宗族為基礎的狹隘社會互動。
當政治解放的時機來臨，社會的假象穩定就像洪水猛獸般的決堤，整個社會立即陷
入極度的動盪不安，表面上，民主自由似乎獲得實踐，但其實依舊是建立在薄弱的
舊社會基礎上。黑金趁機崛起，日益壯大，法治完全奈何不了它。各級民意機構儼
然成為追逐私人利益與特權的最佳掩護所。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早已蕩然無存，社會
的運作回復到叢林法則，大欺小、強欺弱、富欺貧，升斗小民所能做的只是追逐虛
幻的金錢遊戲與從事令人咋舌的炫耀性消費。權力的大小與財富的多寡成為社會成
功評價的唯一標準，也是至高無上的追求目標。
這一切均導因於台灣社會未能超越直向連結的家族，沒有發展出一個橫向連結的
公民社會機制，在劇烈的社會變遷下，整個社會陷入一個無法治、無秩序的真空狀
態。台灣社會就像一個缺乏靈魂的空殼子，外在空有民主自由的國王新衣，內心卻
剩的什麼都沒有。
印度與台灣正好代表兩條國家發展的道路，過程與結果不盡相同，但代價同樣龐
大、教訓同樣深刻，都是缺乏一個有效的公民社會制衡機制。儘管台灣正走向一條
錯誤的道路上，所幸，歷史的發展並非是直線的，殘破的民主制度仍給台灣最後一
絲的選擇機會。現在，剩下的問題是，時間是否站在我們這一邊？我們是否還有時
間等待做出選擇？
（作者為政治作戰學校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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