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brabook: 簡而言之 就是在好的制度與遊戲規則 都敵不過(人性) 07/21 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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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曾經在台灣早期被提倡.
"節制私人資本, 發達國家資本"是蔣經國時期的說法. 但這說法是否是孫文
原先的看法? 畢竟中國抗日戰爭前, 執政的國民黨是跟德國的國家社會黨是
很靠近的, 中國抗日的本錢--德械師, 在抗戰初起就被老蔣打光了.
台灣現下最致命的缺陷是放縱私人資本, 資本家將本求利是天經地義的. 所
以欠缺社會責任. 私有資本者對替其私有企業工作者(靠勞動求生存的無產階
級者)加薪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國營企業在圖利管理階層的思惟下, 卻是唯一肯為其所有員工加薪的集團.
不管這行為是否如同官倒腐敗, 但卻反應只有國家資本肯為員工爭取加薪改
善無產勞動者的生活水準.
"不怕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 先富帶後富, 追求共同富裕. 這是大陸改開以
來的鄧小平的說法. 人類是否能和平地追求共同富裕? 這會是本世紀的大事.
孫文的說法與想法, 程度上言是個理想家, 是革命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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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既非一定要被埋葬的罪惡制度，也非皆大歡喜的「童話」，市場競爭依然是
現代經濟的主流。（騰訊大家網）
也許大家都同意，市場經濟，會帶來一定程度的貧富差距。用中國人所習見的話說，
這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有爭議的地方是「先富起來」以後會如何？許多人
憑藉常識判斷：市場既然能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說明這些人比較適合這種自
由競爭的規則。他們也絕不會僅僅是在起跑階段才佔據優勢。他們「先富起來」後，
擁有了資本優勢，在競爭中更為先人一步，其優勢只能是越來越大，怎麼會越來越小
？這樣下去，社會的貧富差距豈不是越來越嚴重？另一派則指出：且慢！市場本身遵
循著「經濟規律」，有著奇妙的自我調節機制。按照這樣的「規律」，市場競爭會讓
社會自動從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向共同富裕。
究竟哪種看法更為有理？這是皮凱提（ThomasPiketty）在《二十一世紀的資本論》試
圖澄清的一個核心問題。他先把代表這兩派的經典理論進行一番梳理，然後再排列數
據，看看歷史事實究竟支持那一方。
關於市場只會使貧富分化愈演愈烈之說，馬克思即使不是始作俑者，至少也是在這方面
影響最大的思想家。更不用說，由於歷史的原因，馬克思的理論在中國佔據著官方意識
形態的高地，影響格外巨大。
皮凱提的書名，表達了他要撰寫二十一世紀版的《資本論》的志趣。馬克思對他的影響
噹然不可低估。那麼，馬克思在理論上的功過究竟如何？以下是皮凱提的評判。
根據馬克思觀察，在資本主義規則的支配下，資本將無限積累，資本家控制越來越多的
財富；工人則淪為無產階級，陷入的不僅是相對貧困化，甚至是絕對貧困化。考慮到
《資本論》在1867年出版，馬克思對於十九世紀前半期工業革命的描述還是相當敏銳
的。當時工廠的工作條件惡劣、工時超長、工薪奇低，城市貧民的狀況令人震驚，農
村的景象則更為糟糕。與此相對照，則是少數資本家積累了前所未見的巨大財富。這
些，都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發出「末日預言」的現實根據：市場競爭的結果，是製造
越來越多日益貧困的無產階級，讓財富集中在資本家手中。這必將引發無產階級革命
，徹底埋葬資本主義。
馬克思在方法論上的弱點，是沒有系統的收入分配數據可依據。但根據現在的研究，
在十九世紀頭60年，西歐（特別是英法德）工業化突飛猛進，工薪則長期停滯，接近
甚至低於十八世紀的水平。在這方面，馬克思的觀察力還是相當敏銳的。馬克思最致
命的侷限，是他的觀察時段。在《資本論》出版後，即十九世紀的最後三十幾年，局
面開始轉變。工薪的購買力出現了明顯的上升趨勢，開始追趕經濟增長率。即使如此
，在1870-1914年這段時期，西方的貧富分化依然穩定在相當高的水平上。只是已經不
能用馬克思的「絕對貧困化」來描述工人階級的狀況了。毫無疑問，馬克思無法顧及
他身後發生的事實，其理論在這方面也沒有預見。
在二戰後，庫茲涅茨（SimonSmithKuznets）對資本主義提出了與馬克思的「末日預言」
爭鋒相對的分析：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的初期，確實會出現比較嚴重的貧富分化；但在資
本主義的高級階段，貧富差距會自動在市場的調節下減低，不管是在什麼國家，施行了
什麼政策。
這一結論，所依據的是1953年美國公佈的第一個收入分配的詳盡數據資料。他通過對這
些數據的分析揭示：在二十世紀初期，即1910和1920年代，美國最富的10%人口占有了
45-50%的國民總收入。這個比例到1940年代下降到30-35%，說明貧富分化在急劇縮減。
緊接著庫茲涅茨更進一步，提出了「庫茲涅茨曲線」的理論假說。
所謂「庫茲涅茨曲線」，簡而言之就是以貧富差距程度為縱軸，以人均收入為橫軸。貧
富差距先是隨著人均收入的增長而持續加大，到達頂點後再隨著人均收入的繼續增長而
持續縮小。這樣的發展趨勢，在坐標繫上就形成了一個「鐘曲線」，或許多學者所稱的
「倒U形」。
（庫茲涅茨曲線）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一些經濟學家解釋：這背後有一套「經濟規律」在驅動。工業
化顧名思義就是蓋工廠、造機器，需要大量的投資。在工業化初期，「第一桶金」還沒
有賺到，社會相當貧困，資本變得奇貨可居，投資能夠奇蹟般地提高勞動生產率，資本
的回報當然巨大。與此同時，工業化與城市化相伴隨，大量農民進城，增加了勞動力的
供給，也壓低了工價。
這在馬克思時代格外突出：「圈地運動」使大量農民喪失了土地，作為赤貧人口湧入城
市，有口飯吃就已經謝天謝地，毫無討價還價的籌碼。這些都導致了不斷加劇的貧富分
化。但是，當工業化成熟、人均收入上升到一定程度後，該建的廠都建了，該造的機器
也都造了，資本投入趨於飽和，回報開始降低。此時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更多地依賴勞
動力本身的素質。「人力資源」、「人力資本」越來越取代物質資本而成為增長的主動
力。
最近幾年被中國經濟學家所熱議的「劉易斯拐點」，其實也可以放在這個框架中解釋。
根據「劉易斯拐點」的理論，工業化初期，享受著來自農村的、有無限供給的廉價勞動
力。資本主義擴張無需面對提供工薪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資本投入越多，企業規模
越大，可利用的廉價勞工就越多，利潤也越大。這大致相當於馬克思所謂的資本原始積
累過程。但是，一旦進城的農民被工業化所充分吸收，資本積累就必須面對提高工薪的
壓力。這就形成了所謂「拐點」：廉價勞動力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雖然中國是否已經進入「劉易斯拐點」還有爭議，但從中國的經濟發展中，我們隨處可
以看見這樣的事實：第二代民工早已不像第一代民工那樣有活兒就幹。他們「胃口」大
得多。乃至城裡人開始抱怨：這年頭連個保姆也「漫天要價」。為什麼？過去即使是在
城裡，也是有錢的人少，沒幾個人請得起保姆。掙保姆費的機會很珍貴。如今呢，大家
都請得起保姆，誰稀罕你那幾個錢？社會富裕了，資本就像這種保姆費一樣，供應充足
了，也不稀罕了。稀罕的是幹活的人，特別是幹活利落的人。
庫茲涅茨以系統的數據研究革命性地改造了經濟學，於197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庫茲涅茨曲線」，也變成了經濟學上的常識。這一理論的寓意也是一目瞭然的：既然
製造了一時的貧富分化的市場經濟還會自動把一切都平衡過來，那麼市場就會將少數人
「先富起來」的社會帶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這一理論提出時，正好趕上冷戰，馬上就具有了政治意義，為市場經濟對於計畫經濟的
天然優勢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連庫茲涅茨本人也承認：他所觀察到的貧富差距的劇減
，基本是個偶然，是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導致的現象。在1953年最初的研究中，
他還警告讀者不要輕易由此得出什麼普遍性的規律。但是，到了1954-55年，他的調子
大變，把這一發展當作的資本主義的大趨勢，在沒有提供任何論據的情況下堅稱：即使
沒有大蕭條和二戰這些因素，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也會同樣減低貧富差距。他稱這種對
於資本主義高級階段的樂觀，一大目標是讓那些發展中國家跟著西方走。到了八十年代
雷根的「保守主義革命」凱旋，傅利曼式的自由經濟理論大行其道，所根據的也是同樣
的「事實」：既然市場如此神奇，為什麼還需要政府的干預呢？用雷根的話說，政府解
決不了問題，政府就是問題本身。
問題是，庫茲涅茨最初的研究，所依據的是1913-1948年間美國的數據，和馬克思一樣
同樣存在著觀察時段的侷限。在皮凱提看來，無論是馬克思的理論，還是庫茲涅茨的
理論，都屬於「瞎子摸象」式的經濟學，摸到哪個部位就說大象就是那個部位的形狀。
馬克思看到了1860年以前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階段的急劇貧富差距，就認定這是資本主義
的規則：貧富分化的愈演愈烈，將導致資本主義的「必然滅亡」。庫茲涅茨則看到1913
-1948年美國貧富分化的日益消減，也馬上聲稱這才是資本主義高級階段的規律，發明了
一個關於資本主義自我平衡的「童話」。在各打五十大板之後，皮凱提首先要在觀察時
段上避免兩位前輩的侷限，力圖把自己的理論建立在對整個資本主義時代的觀察的基礎
上。為此，他和他的同事收集了資本主義世界幾乎所有能夠找到的數據資料，不僅涵蓋
了美英法德等主要國家，而且在時間上（視國家和統計資料之不同）最早回溯到十八世
紀末，最近則一直延伸到2010年。這是迄今為止對現有數據資料所進行的最為翔實系統
分析，頗有大數據時代的風采。因為數據規模過大，已經無法為書中的眾多表格所陳列
，要另建網站予以公佈，便於研究者和批評者的檢驗。這也是社會科學在數據運用上的
一個創舉。
根據這一更為全面的數據分析，皮凱提得出了非常不同的結論。簡單地說，他把「庫茲
涅茨曲線」的「倒U形」徹底顛倒過來，形成一個正U型的發展：1870-1914年，也就是
一戰以前資本主義和平發展時期，歐洲維持著高度的貧富差距。美國的貧富差距程度明
顯低一些，貧富差距的頂峰是在1929年大蕭條爆發的時刻。歐洲從一戰開始貧富差距急
劇下降，原因是戰爭摧毀了大量財富，戰爭動員和戰後重建則提高了對人力資源的需求
。美國受一戰衝擊有限，這種發展略遲一步，但隨著大蕭條的爆發在1929年後也開始了
同樣的過程。到1950年前後，歐洲和美國的貧富差距都降到了最低點，並大致把這一水
平維持到1980年。1980年以後，西方國家的貧富差距再次急劇加劇，至今沒有緩解的跡
象。照此趨勢，西方國家的貧富差距很快將達到或超過一戰前的水平。相比之下，庫茲
涅茨的研究掐頭去尾，只覆蓋了貧富差距下降的過程，對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貧富分化
在低水平上的維持也涉及不多。而他在1985年去世，對貧富差距的迅速反彈也沒有機會
觀察。在這方面，他與馬克思的命運並無本質區別。
皮凱提進一步指出，他所描繪的這個歷史大U型，背後的動力絕非僅僅市場。恰恰相反，
從一戰到1970年代，西方經歷了兩次大戰、大蕭條、以及政府對經濟的強力干預，包括
對富人一度高達90%以上的掠奪性稅率。這些都是降低貧富差距的核心因素。到了1980
年，等庫茲涅茨的理論成為普遍的信念、「保守主義革命」開始放任市場競爭時，貧富
差距立即攀升。可見，貧富差距的加劇，至少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範圍內，多是在對市場
放任的情況下出現的。矯正貧富差距，則主要是靠政治過程。這種政治過程也許可以分
為兩種：一種是被動的、災難性的外在衝擊，比如兩次世界大戰；一種是主動的、內在
的調整，比如民主政府所施行的針對富人的高稅收和針對全民的高福利制度。
我個人對皮凱提的敘述有兩點補充。第一，他在批評馬克思時提到，馬克思沒有機會觀
察十九世紀後半期的工業化發展。那個時代，工薪購買力的提高開始追趕經濟發展，勞
動階層的絕對經濟狀況開始改善，儘管貧富差距仍然穩定在相當高的水平上。這一時代
，顯然不是他分析的重點，故而就這樣點到為止，未能細論。
我提請人們注意的是：即使在這個階段，工薪購買力的提高是否能單純地歸結為市場的
自然調節，也大有商榷的餘地。十九世紀後半期，英國在政治上發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
。英國工人階級沒有聽從馬克思的召喚去推翻資本主義，一大原因是他們在現有制度框
架內進入政治過程的可能性不斷擴大。1832年的《改革法案》把選舉權擴大了50%，但
勞動階層大部分因財產資格的限制依然無權選舉。有選舉權的，大致僅為男性選民的七
分之一。此後，以勞動階層為社會基礎、要求取消財產資格限制的普選權的「憲章運動」
風起雲湧，工會運動日益壯大。到1867年的第二次《改革法案》通過，選舉權倍增。到
1868年時，雖然依然有財產資格限制，但實際上所有家庭的男主人基本都擁有了選舉權
。勞工階層進入選舉過程，最終導致工黨的成立，成為議會政治中舉足輕重的力量，並
頻頻成為執政黨。一系列對工人的保護措施，如對童工、工時的限制等等，也在這個時
期成為法律。
我們很難想像，工人所獲得的這種政治權利和他們工薪購買力水平的提高沒有關係。事
實上，在落實普選權和取消選民財產資格的問題上，保守派反對的一個核心立場，就是
擔心政治民主會侵犯私有財產：如果無產者獲得了選舉權，並且在人數上超過有產者，
他們何不投票廢除少數人的財產？可見，工人的普遍政治權利，至少在當時的保守主義
者看來，是對市場規則的威脅。然而，正是這樣的政治權利挽救了資本主義。如今已經
沒有人能否認普選權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進步。
第二，皮凱提在對庫茲涅茨的批評中，把庫茲涅茨描述成弗里德曼式的極端市場主義者
，忽略了庫茲涅茨本人對福利和政府行為的肯定：資本主義高級階段貧富差距的減低，
並非全靠純粹的市場調節。庫茲涅茨指出，貧富差距的降低，一方面伴隨著人均收入的
提高，一方面也是不斷民主化和福利國家的崛起而導致的結果。我們不應該忘記，庫茲
涅茨在發展他的理論的五六十年代，恰恰是西方世界福利最高、稅率最高的時代。庫茲
涅茨自己並沒有把這些政治因素排除，而是把這些視為資本主義的政治優勢的重要部分
。只是在雷根的「保守主義革命」之後，傅利曼式的經濟學當道，市場自我調節的功能
才被神化為「經濟規律」。
總之，皮凱提的結論，以及他所引導的思考路向，不僅顛覆了所謂市場萬能、可以自動
把貧富差距調節到良性水平的理論，也為民主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提供了相當的合法性依
據。
這使得保守主義陣腳大亂，立即組織對皮凱提的批判。最有效的一個手段，當然莫過於
摧毀皮凱提的學術信譽，以迴避對他所提出的問題的討論。這方面最大的一個成果，是
ChrisGiles在《金融時報》上對皮凱提的數據進行的重新分析。他指責皮凱提操縱甚至
篡改數據，一時鬧得滿城風雨。但是，人們馬上發現，皮凱提只是運用了統計學上慣行
的處理方法，為了把一些不可比的數據變得有可比性，進行了必要的技術調整。這種調
整當然會引起爭議，皮凱提自己也說他的數據分析大有改進之餘地，但這和篡改數據完
全不是一回事。
所以，皮凱提僅僅寫了一篇簡短的回應，稱對方根本不瞭解自己的工作。ChrisGiles還
具體指出，皮凱提對英國的分析非常不靠譜兒，並堅稱英國近年來並沒有出現貧富差距
加劇的現象。皮凱提對於美國的分析，也很不專業。’
皮凱提挖苦地回應：如果《金融時報》發現沒有出現貧富差距加劇的現象，這可是個大
新聞，為什麼不自己趕緊報導呢？美國的數據，他承認自己不是作得最好，要求大家看
兩位專門研究美國的經濟學家EmmanuelSaez和GabrielZucman的最新成果。他們的研究
顯示，皮凱提對美國貧富差距不僅沒有誇張，反而是遠遠低估。連和《金融時報》同屬
一家公司、以支持市場經濟著稱的《經濟學人》也發表文章指出：儘管皮凱提的數據處
理有種種技術性的爭議，但根本沒有學術上做手腳之嫌疑。ChrisGiles對Piketty分析
結果的修正，即使成立，也和Piketty的原初結論大同小異，區別是微不足道的，基本
上談不上修正。
其實，在某種意義上說，即使ChrisGiles的指責完全成立，也很難抹殺皮凱提的意義，
即對正統的市場理論的顛覆。在皮凱提看來，經濟學還遠遠構不成一門科學，經濟學所
揭示的東西都還相當皮毛。他對美國人對經濟學家的崇拜感到頗為不齒，乃至20歲拿到
MIT的教職後很快放棄，回到了巴黎。他聲稱，美國的經濟學家被捧得忘乎所以，其實
都是在幹很無聊的事情。在歐洲，經濟學家沒有這麼高的地位，反而能放下身段研究真
實的問題。
庫茲涅茨對美國35年數據分析的結論，馬上被神話為「經濟規律」。皮凱提實際上是把
庫茲涅茨的方法發揮到極致，把數據分析的覆蓋範圍最大化。但他從不聲稱自己找到了
什麼「經濟規律」。他最基本的結論是：從我們已知的市場經濟的歷史經驗上看，所謂
市場能夠自動調節貧富差距的「經濟規律」缺乏證據；我們能夠找到的證據恰恰相反，
揭示了對貧富分化的有效調節大多要歸功於政治過程。
皮凱提只是要求大家忘掉「經濟規律」而回歸常識，回歸經驗事實：資本主義既非一定
要被埋葬的罪惡制度，也非皆大歡喜的「童話」。市場競爭依然是現代經濟的主流。但
這不意味著對市場必須一味放任。相反，當市場競爭偏離了我們的社會理想時，就必須
通過其他手段對之進行修正。
＊作者為波士頓Suffolk University歷史系助理教授／作家（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責
任編輯：代金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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