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樹德，用中醫解讀中國崛起的西方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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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1971年的一天，文樹德(Paul U. Unschuld)位於慕尼黑的公寓的門鈴響了。他打
開門，看到了一名年輕男子。對方用簡潔的英語說：「嗨，我是詹姆斯·奎因(James
Quinn)，CIA（美國中央情報局）。和我說說針灸的軍事用途吧。」
就這樣，這位相對沒什麼名氣的德國學者，漸漸成為西方研究古老的中醫療法的著名權威
。作為最早用系統、嚴肅的方式對待中醫的西方學者之一，文樹德認為自己更多地是在研
究一種解讀中華文明的方式，而不是對現代醫學發起一場新世紀運動。
因為在翻譯中醫文獻時的嚴謹，文樹德贏得了尊敬，但有時也有厭惡。他身材高大，儀錶
威嚴，讓人想起了一個學術研究時代。那時，研究中國的人被稱作漢學家。他們廣泛研究
華語世界的各個方面，反映了他們自身的廣泛興趣。
對文樹德來說，這種研究包括收集和醫學有關的神像。按照計劃，這些雕像將是柏林的新
博物館洪堡論壇(Humboldt Forum)的核心展品。正在修建中的該博物館將展示歐洲以外的
文化。
文樹德還收藏了1100份古代手稿，可以為我們瞭解中醫在中國平民中的應用情況提供線索
。這些手稿包含了逾四萬個藥方，目前正在進行篩查，以期找到有前景的內容。一家中德
合作創業公司已經在研究一些治療癲癇的藥物。
文樹德還利用業餘時間帶領德國政府代表團前往中國，並撰寫了多部著作，介紹中醫如何
幫助我們解釋為什麼中國會崛起為全球性大國。
「如果用兩個詞形容文樹德，那就是嚴謹和精確，」在太平洋東方醫學院聖迭戈分校
(Pacific College of Oriental Medicine in San Diego)和紐約州塞尼卡福爾斯的芬格
湖群針灸與東方醫學院(Finger Lakes School of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任教的菲爾·加里森(Phil Garrison)說。「但這些品質是一把雙刃劍。」
這是因為直截了當、言辭坦率的文樹德，正處在西方圍繞中醫展開的一場漫長且有爭議的
討論的中心。對很多人來說，中醫是在西方佔統治地位的工業化、化學品化醫學的替代物
，但在其他人看來，中醫和江湖騙術相差無幾，其成功源自心理安慰和民間的偏方。
文樹德對這兩種思維方式均發起了挑戰。他剛完成了對中醫基礎著作《黃帝內經》三個主
要部分歷時28年的英語翻譯工作。譯作已由加州大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出版。但不同於西方中醫學院使用的很多教科書，文樹德的著作是嚴肅翻譯藝術的
典範。他會避免像「energy」（能量）這種新世紀術語或「pathogen」（病原體）這類熟
悉的西醫術語，認為這兩類詞對古代的作者及其世界觀不公平。
但這反映出了對古代作者深深的敬意，這正是詆毀中醫的人有時候所缺乏的。文樹德對晦
澀的說法一查到底，並發明了一些前後統一的術語。它們有時候不容易讀懂，但卻忠實於
原文。幾乎所有人都認為他的譯文是開創性的。這是首次有人用一門西方語言的形式，讓
人們能夠完整地讀到成書於2000多年前的中醫基礎著作。
源自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或者蓋倫(Galen)的著作有很多評述版，」芝加
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研究中國古代宗教和醫學典籍的教授唐·哈珀(Don
Harper)說。「而保羅在中文典籍領域拿出了可以與之比擬的東西，他是第一個做到這點
的人。」
但對西方的許多中醫從業者而言，文樹德博士是帶領他們認識中國典籍的一位不肯妥協的
嚮導。他的書很暢銷，不過很多西方人還是寧願譯本更加通俗易懂，使用更熟悉的術語。
「他的話嚇到了很多人，」既是作家，又是中醫師和中醫老師的澤夫·羅森貝格(Z'ev
Rosenberg)說。「他說你需要接觸這些原始資料和術語。」
再有就是功效問題。文樹德博士以一種極冷的冷幽默，把中醫藥比作由希爾德加德·馮·
賓根(Hildegard von Bingen)，也就是中世紀那位基督教術士配的草藥藥方。他說，如果
人們想嘗試一下，盡可以去嘗試，但不能花納稅人的錢。至於他本人，文樹德博士說他從
未嘗試過中醫。
在位於柏林知名醫療機構夏裡特醫院(Charité)的辦公室裡——許多現代醫學先驅都是從
這家醫院起步的——文樹德博士講述了自己罹患雙側肺栓塞的故事。他指著醫院主樓的窗
戶說，現代醫學救了他的命。
「不好意思，但針灸和草藥治不了那種病，」他笑著說。「不過這些療法或許對某些健康
問題有幫助，因此如果有人求助於中醫，我也不反對。」
有時候，看到自己研究的這個領域真的成為了替代療法的一個源頭，他似乎有點困惑。他
說中醫在西方的流行可以追根溯源至冷戰時期，確切地說是1971年。那一年，《紐約時報
》的專欄作者詹姆斯·賴斯頓(James Reston)在一篇文章中講述了他在中國因突發闌尾炎
而就醫的經歷，治療過程中用到了針灸和艾草。
那時正值基辛格(Kissinger)和尼克森(Nixon)與中國和解之際，是中國重新敞開大門，在
未來數十年裡與外界溝通交流的開端。中醫在某種程度上成了這個國家吸引外界的一點。
很快，CIA探員奎因就去拜訪了文樹德博士；一些中醫學校也在西方世界辦了起來；還湧
現出大量關於這種充滿異國情調的東方療愈藝術的書籍和譯本。
文樹德不是其家族中唯一一個對醫學感興趣的人。他曾祖父給比利時國王等歐洲貴族治過
病。他小時候，家裡擺滿了感恩的病人贈送的花瓶以及其他具有中國藝術風格的物件。他
父親是一位藥劑師，熱衷於收藏醫藥文物和古老的藥典。
最開始，文樹德和妻子烏爾麗克(Ulrike)一起，在慕尼黑拿到了藥學學位。但他對外語也
很著迷，拿到了漢學研究雙學位。1969年，在投身於當時被他視為職業歸宿的醫藥行業之
前，為了提高中文技能，夫婦倆去了台灣。
但文樹德博士卻把那一年花在採訪醫師上。於是就有了那篇讓他走上成為中醫研究專家之
路的博士論文。此外，他在慕尼黑大學(Ludwig Maximilian University)的醫史研究所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當了20年所長。
不過，他那種純學術性的行事方式，讓他很難得到中國的熱切擁抱。儘管因為其知識和譯
本而廣受尊崇，但他對中國政府把中醫當做一種軟實力進行推廣的計劃幾乎沒有起到任何
推動作用。和批評人士相呼應，他說中國的典籍譯本「完全是騙人的東西」，相關人等毫
不用心，只想完成政治目標。
文樹德博士認為，把中醫當成一部關於中國人心態的寓言來看會有趣得多。他最有名的一
本書講的是中醫思想史，書中稱，黃帝等歷史人物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觀念的體
現。2000年前，人們總是把妖魔鬼怪斥為病痛之源，中國的這些著作卻把病痛歸咎於人的
行為或疾病，可以被矯正或治癒。
「這是理性的象徵，」他說。
文樹德博士說，尤其令人驚嘆的是，中國人的態度是讓個人負起責任，「我命在我不在天
」的說法就體現出了這一點。19世紀和20世紀，中國遭受外界攻擊時，這種心態在整個國
家層面都有所體現。中國人基本是從自己身上找原因，並通過研究外國思想、推動工業化
、建設現代經濟來尋求具體的答案。
文樹德博士說，在中國，「醫學和政治是相似的：不要責怪別人，要從自己身上找原因。
」他還說，「人們會問：『我做錯了什麼？是什麼讓我如此脆弱？我可以做些什麼來抵禦
它？』這就是中國崛起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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