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明專欄：「中國」是一種「永久戒嚴戰爭狀態」的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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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美入中」=「世界性的倫理戰爭」
（承上）到這裡，我們或許不難回答一個問題：對以「超克西方現代性」為志向的「後現
代帝國主義」，老「天下帝國」的「禮義廉恥」倫理學，最終會意味著什麼？
王陽明「心即理」的「心性修養功夫」，是具體關聯著種族屠殺的帝國主義行徑的——請
不要忘記了這些被「帝國史學」所遮蔽住的歷史教訓。
如果仔細觀察，我們將可以察覺到，主張「世界的脫美入中」的當代天朝學人，實際上把
「禮義廉恥」的帝國倫理學，轉化成了「倫理戰爭的神學」：一種關於「爭取有倫理品格
的世界」的「世界戰爭」。
這是一種倫理學化的「世界爭戰」，同時也是「世界爭戰」的倫理學化——在這裡，我們
看到了帝國儒教古典的「攘夷論」，是如何在「聖王教化」的文化帝國主義話語贊翼下，
將自身「昇華」為一種發動「帝國征服戰爭」的「倫理的理由」，而且還是自認具有普世
效度的「倫理的理由」。
根據當代天朝學人的說法，這種發動帝國戰爭的「帝國的理由」，據說是必須具備無比尊
貴的「王者德性」才能做到的「神聖決斷」，而一般世俗性「民主共和」下由「庸眾」主
導的「民粹主義政治」和「德不配位的僭主統治」，是絕對無法與之比擬的。台北的柯市
長，應該是會對這種看法大力點頭的，不是嗎？
對他們來說，基於拯救「人類世界的倫理高度」的「王道倫理」來對「後歷史的末人」發
動「世界戰爭」，難道不是最「正義」的事業嗎？
我們或許必須坦白說：確確實，這點構成了在古代帝國儒教的有效範圍內唯一的「正義戰
爭論」，古代儒官集團口中著名的（或者該說，惡名昭彰的）——「義戰」。從而，「聖
王專政」（帝制）與天朝主義（帝國），就變成了一體兩面的事情。就這點來說，確實是
：「沒有共產黨（=現代「聖王專政」），就沒有新中國（=「天下帝國的復權」）」。
在這裡，我們不該忽視的事態是：如果我們將天朝主義文人說的「脫美入中論」，只當成
一種關於國際關係策略的另類方案和另類選擇，那麼，我們就錯失了這種話語在文化政治
上的「真實內核」。天朝學人所說的「脫美入中論」，在其最本己的文化邏輯上，首先是
——最終也是——一種關於「爭取有倫理品格的世界」的「倫理性世界爭戰」，是古典帝
國儒教所言的「義戰」的21世紀更新版本。
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就這種「脫美入中論」話語的基本構造來說，「中國」就成為了
一種「帝國宗教」；而「中國」這個語詞，就其作為「帝國宗教」的建制化體現來說，其
「神性的根據」就在於——「中國」是一種「永久的戒嚴戰爭狀態」的代稱。一個經由「
禮義廉恥」的帝國倫理學而塑造出來的「中國」，自身就是「永久的戒嚴戰爭狀態」的「
道成肉身」。相對於作為「永久的戒嚴戰爭狀態」的「神性的中國」，「轉型正義」還有
任何可能不是「邪說外道」嗎？
「聖王專政」的「至尊主權」
如前面所述，按照儒官集團的經典話語模式，除非「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此外就沒有「
正義的戰爭」；故而，以古代的「列國秩序」為特點的春秋時期，自然是「春秋無義戰」
了；但周王朝的帝國征服戰爭，以及伴隨這種帝國征服戰爭的「中華型文化帝國主義」（
「聖王的禮樂教化」），卻絕對是「天下帝國的正義戰爭」的組成元素和基本裝置。
基於同樣的道理，對天朝主義文人，在當代的國際關係格局所展現的「新列國秩序」中，
一樣絕不可能有任何的「正義的戰爭」；而唯一可能的「正義的戰爭」，自然是實現「新
天下帝國」的「王道性世界統治」的「王道戰爭」。
這種「王道戰爭論」，不但不知道現代國際法中的「戰爭罪行」，也不知道現代國際法中
的「反人類罪行」。貨真價實的儒官集團都曉得，一切律法規範，對真實的「聖王」，都
是沒有拘束力的；「惟聖人乃可行權」，這是朱熹依據他的帝國形上學對儒教的「權變理
論」做出的總結，更別說漢帝國「反經為權」的帝國神學。
「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荀況語），是絕對不會臣服於現代的「國際法」的，因為「聖
王專政」自身就表徵著儒教的「國際法」，因為天下萬物寓居的時間、空間，和經綸天下
眾生的「自然法則」，都僅是「王者德性」的衍生和延伸。這是維繫「天下帝國」於不墜
的古典宇宙論神學不可動搖的基本原理。
非常簡略地說，按照古代宇宙論帝國神學的基本邏輯，中華型的「聖王」（Sacred
Kingshiip），雖然不像古代埃及帝國的「神王」（Divine Kingshiip），是真正的神的
化身，但建立「天下秩序」的「聖王」，也依然是處於自身創造的秩序之外、不受約束的
「神聖例外權力」。就這點來說，我們可以再次確認：確實，「沒有共產黨（=現代「聖
王專政」），就沒有新中國（=「天下帝國的復權」）」。
執是之故，中國權力集團會權稱南海爭議國際仲裁的結果「只是廢紙一張」，而統促黨會
說「南海問題只有中國說了算」，都完全符合宇宙論帝國神學的基本邏輯：「聖王專政」
下的「帝國主權」，至尊無上。
「聖王」的核導彈：現代「君父帝國」的「新陽具」
對帝國儒教而言，事情如果不是這樣，反倒顯得怪異。畢竟，依據「帝國史學」所知的「
自古以來」，憑藉著「聖王專政」的普天權力，中國權力集團沒有與外部的他者協商或達
致協議的必要；面對著象徵「宇宙性的階序秩序」（也就是，「天下秩序」）的範式性力
量，他者只能或者接受兼併，或者接受「聖王的禮樂教化」。
無論如何，對當代的儒教文人，當下的中國，據說呈現了秦漢以來「天下帝國」最榮耀的
時刻。而且，就如同今年中國的國慶閱兵台詞所表明的，為著能實現「天下帝國」在任何
歷史時期都從未有過的「偉大復興」，中國必須裝備起任何歷史上的「天下帝國」都未曾
夢想過的帝國戰爭機器。
於是，我們就在天安門前，見證了一個又一個如巨大的陽具般的核導彈——某種「帝國的
榮耀時刻」的最終保證；或者說，「新君父帝國」的「神聖性」最終的「詩意的棲居」。
新的「君父權威」，不再需要鼎器了，而只需要核導彈這樣的「陽具之物」。連同閱兵中
其他展示的武器和軍隊組建方式，我們不難察覺，中國的軍事建設進程，的確已超越自衛
性的國防需求，而是以「戰狼」式的遠程打擊為運作目標，顯現著標準的帝國主義式軍備
特質。
說到極致，統促黨成員為何敢於潑漆？難道不正是因為有了「核導彈」這種巨大的「陽具
」，來作為「新天下秩序」（=儒教尊卑階序的「世界化」）的物質性與象徵性支撐？
「要搞修齊治平，要搞禮義廉恥，是不能沒有核導彈的」，中國當代的「政治儒教」學人
如是微笑地說，嘲弄港台「心性儒學」不懂真正的帝國大業。不過，我們也該附帶說明：
是的，中華型的「陽具」，還急於佔領和佔有每一個「子宮」，宛如不這麼做，就無法證
明「君父帝國」是有「陽具」的。
「後現代帝國」與「儒官社會的國際化」
香港的「流水革命」，乃是晚期全球化時代，對一個晚發展的「帝國（主義）」而展開的
「民眾抗爭」。這是吳叡人最近在題為「從流水到洪水」的街頭演說中，對「時代革命」
（revolution in our times）所作出的詮釋。
這個詮釋最有趣的地方是：迄今為止，歐洲左派似乎尚未從香港的「流水革命」，去辨識
出他們一向主張的 multitude（眾庶，或者，通俗地說，就是「民眾」），以及「反抗帝
國的眾庶抗爭」，儘管「流水革命」帶有諸多他們認定的「眾庶抗爭」屬性。
但要他們做到這點，是非常不容易的。
歐洲關於「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的通行論述，幾乎都是參照羅馬帝國模式而建立
的。而「中華型帝國（主義）」的「天下帝國模式」，卻是在他們的分析視閾之外；他們
或者感到相當陌生，或者就乾脆如同伏爾泰與萊布尼茲，降服於他們自己製造出來的「東
方主義想像」。
在這種文化脈絡下，「對天下帝國的反抗」，就他們而言，當然只能是「他者的他者」，
「他異的他異」，是全然無法在既定的理論邏輯上給予認知定性的事態。就此來說，在這
個意義上來說，歐洲左翼，對真正的21世紀的「後現代帝國（主義）」，是無力做出充分
的分析的，更遑論思考「反後現代帝國」的策略了。
尤其，我們更應該注意到：在天朝主義復權的時代，我們過去所知的「全球公民社會」，
也正在隱蔽地轉型中。
若干知名的國際環保與人權組織，正嗷嗷待哺地等待著「一帶一路」帝國擴張策略中「綠
色發展」的大餅，這點應該不是什麼「絕對機密」。在這些國際環保組織、國際人權組織
的倡議或抗議行動中，屢屢會出現「中國例外論」，乃至將「中國式的例外」當作是新的
普世規範，當作是制定新的國際規範的基本前提，或許也因此不該讓人詫異。
天朝學人期待著「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但我們該知道：在「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
我們過往所知的「全球公民社會」，事實上將岌岌可危，乃至實際上邁向終結；果真如此
，下面取而代之的，就勢必會是「儒官社會的國際化」。在那個歷史形態中，我們今日所
知的國際環保組織和國際人權組織，都將重組為「儒官集團」的「國際隨附組織」。
反天朝主義的古與今
所以，讓我們徹底認清這個時代的基本「世情」：這個時代的「反帝國」的前沿，不得不
也是這個時代的「反帝國之知」的前沿；而且，這種21世紀的「反帝國之知」，正潛在地
要求著屬於21世紀的「新國際主義」。
就如同吳叡人在街頭演講中說的：
「沒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在過去創造了一個高度國際化的香港，而當香港現在面臨另
一個帝國崛起擴張的危機時，聰明的香港人就利用了這個帝國主義創造的國際化地位，聯
合全世界進行反擊。你中國可以利用資本全球化的網路擴張，香港和臺灣當然也可以反過
來利用這個全球網路進行抵抗。你以為我們都是傻瓜，乖乖等你來宰割嗎？」
是沒錯，當下的時刻，是21世紀的前半葉，而不是20世紀的後半葉。香港，不需要再重複
20世紀台灣作為「亞細亞的孤兒」的命運；而台灣自身，當然更不需要。
不過，要完整地做到這點，我們就要必須要能穿透漢字文化群中種種對「東方王道帝國之
物」深層的戀物癖，就必須要能始終拒絕帝國慾望的誘惑。這是為何我們這個時代的「時
代革命」，不能不是「靈魂深處的革命」。
而且，我們或許還應該註明：按照日本學者子安宣邦的系譜學批判，我們可以說，正是由
於這種對「東方王道帝國之物」的戀物癖，讓20世紀的日本「左翼」去「轉向」成為了皇
國法西斯。時到今日，也依舊是同樣的戀物癖，構成了「脫美入中論」所透露的帝國慾望
，也構成了這種帝國慾望得以穴居藏身的終極祕境或終極幻境。
「如果我們這次失敗了，香港就註定滅亡。我不希望我的生活方式變得和在中國生活一樣
」，27歲的香港青年Vincent Tong說。Vincent Tong不知是否曾意識到，當他這麼說的時
候，他也正在向著兩千兩百年前反抗秦帝國的百越人，表達了最高的敬意，也正在向著一
種尚未受到帝國慾望所染著的生命形態，表達了最深的敬意。
現代的香港人與古代的百越人，攜手形成了我們的星空中最美麗的星座。在這個星空下，
前面看似是沒有路了。但這條路，不是無人走過。讓我們牽著老子的手，牽著莊子的手，
牽著屈原的手，牽著兩千兩百年前反抗秦帝國的百越人的手，一起前進吧，在看似沒有路
的地方，走出路來。
願民主與自由，從此萬世都不朽；願榮光歸於香港，歸於台灣——歸於，所有反抗「後現
代帝國」的人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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