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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13 07:13
作者張發林，系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
內容摘要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國際貨幣制度變遷動力逐漸減弱，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進展緩慢
，其固有的問題依然存在全球貨幣治理的需求依然強烈。在中美競爭加劇和國際秩序變革
的背景下，人民幣制度和政策更多被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社會視為問題的原因，而非全球貨
幣治理的助力因素。但是，在全球貨幣治理的組織結構和體制兩個方面，中國貨幣制度都
產生了積極的制度漸進變革效應，具體表現為制度替代、制度疊加、制度偏離與制度轉變
。制度替代主要指人民幣對美元的部分功能替代以及中國主導建立的國際或區域貨幣組織
對既有組織功能的部分替代。制度疊加主要表現在人民幣雙邊互換、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
權貨幣籃子以及中國貨幣組織融入全球貨幣治理體系三個方面。制度偏離表現為「去美元
化」趨勢漸強和「美元循環」趨勢弱化。制度轉變表現為中國貨幣制度的干預主義特色在
國際收支調節、國際彙率穩定等方面的積極影響。這些國內貨幣政策的國際積極效應提示
出全球貨幣治理的另一可循路徑：通過主要國家國內貨幣政策改革，自下而上、從部分到
整體地推動國際貨幣體系的漸進變革。
引言
貨幣體系是經濟學和金融學的核心議題之一，關於人民幣和國際貨幣體系的經濟學和金融
學研究自然地在相關研究中占據了統領性地位。然而，伴隨著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國際政
治經濟學（IPE）的誕生與發展，貨幣體系的政治維度開始受到關注，如查爾斯·金德爾
伯格對貨幣與權力關係的研究、蘇珊·斯特蘭奇對英鎊與英國政策的探索、本傑明·科恩
對全球貨幣關係的經濟和政治維度進行的開拓性綜合分析。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和
國際秩序變革，國際和國內貨幣體系的政治學研究尤其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呈現迅速發
展之勢。在諸多學術研究和政策討論中，人民幣制度和政策對全球貨幣治理的作用飽受爭
論。人民幣彙率長期以來被指責低估，中國政府屢屢受到操縱彙率的指控，人民幣彙率政
策還被視為全球經濟失衡和2008年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甚至還被稱為中國「經濟侵略」
的表現；人民幣國際化面臨諸多現實挑戰和質疑；中國在國際貨幣組織中投票權或份額的
增加以及創建國際或區域組織的行為被冠之以「銳實力」，被視為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挑戰
。面對這些爭論和質疑，人民幣制度和政策對全球貨幣治理產生了何種積極效應？如何更
加學理性地詮釋和衡量這些積極效應？本文同樣從IPE的研究視角出發，借鑒國際制度理
論探討這些問題。
當前制度研究的國內和國際層面出現了融合的趨勢。國際制度研究既關注國際制度自身，
也研究制度間的互動，近來更多地關注制度的國際和國內互動。一方面，此互動表現在國
際制度的國內影響，包括對國內行為體行為和觀念的影響。這一影響通常通過國內或國家
行為體遵從國際制度的程度進行衡量。另一方面，互動還表現在國際制度的國內起源以及
國內制度的國際影響上。關於國內制度的國際影響的研究主要集中於霸權國家或強國，如
美國貨幣制度及政策的國際影響，對非霸權國家甚至非發達國家或小國的國內制度的國際
影響關注較少。這正是本文探討中國國內貨幣制度對國際貨幣體系影響的理論出發點。
本文先從制度的視角界定全球貨幣治理，並將其與國際貨幣體系區分開來。全球貨幣治理
是在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下試圖解決國際貨幣體系相關問題的組織結構和體制的總稱。因
此，國際貨幣體系的問題是全球貨幣治理存在的必要前提和目標對像。作為全球金融治理
體系的一部分，全球貨幣治理已形成了一個網狀組織結構和體制復合體。但是，當前的全
球貨幣治理體系尚沒有且短期內也無力解決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問題，如主權貨幣充當國際
本位貨幣的困境、彙率大幅波動與失調、宏觀經濟失衡與國際收支調節不力、國際貨幣組
織低效等。因此，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和全球貨幣治理改進是相關學術研究和政策討論的重
要議題。國際貨幣制度變遷和全球貨幣治理的困境是本文分析中國貨幣制度的國際影響的
現實經驗背景。
中國貨幣體系無疑是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構成部分——中國彙率制度是國際彙率體系的重
要部分，人民幣國際化是對國際本位貨幣的一種功能性補充，中國國際收支調節是構成當
前國際收支總體狀況的重要因素，中國相關組織是全球貨幣治理組織網絡的重要行為體。
在全球貨幣治理的組織結構和體制兩個方面，中國貨幣制度都產生了積極效應，這些積極
效應表現為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和全球貨幣治理的漸進式變革，具體體現在制度替代、制度
疊加、制度偏離和制度轉變四個方面。雖然人民幣制度一直在探索中改革，在改革進程中
不斷調整，且依然面臨諸多問題，但這些國內貨幣政策的國際積極效應提示出擺脫當前國
際貨幣體系改革困境和改善當前全球貨幣治理的另一可循路徑：通過主要國家國內貨幣政
策改革，自下而上、從部分到整體地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全球貨幣治理：定義與現狀
國內和國際貨幣體系的合法性來源是不同的。國內貨幣體系的合法性來源於代表國家的政
府對內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權力，具有強烈的主權屬性，而國際貨幣體系的合法性來源於
主權國家的認同，具有較高程度的自願和合作屬性。因此，國內貨幣體系的形成和變遷可
通過國內立法和行政等手段強制性地執行，而國際貨幣體系的形成和變遷更多通過國家間
的合作與博弈協調性地進行。這正是治理之於政府管理的主要區別，也是全球治理概念和
實踐的內在邏輯。不同於環境、稅收、能源、貿易等領域的全球治理研究，「全球貨幣治
理」概念的發展程度較低，使用範圍較小。本傑明·科恩早在2008年便以「全球貨幣治理
」為名對其相關著作進行了梳理，但並沒有對這一概念進行定義。其他少數使用此概念的
中英文著作也都沒有對其嚴格定義，而是很大程度上將其等同於國際貨幣體系。
全球貨幣治理與國際貨幣體系存在內在的邏輯聯系。它們的本質內涵都是制度，制度又被
細分為偏物質性的組織和偏觀念性的體制，並且國際貨幣體系和全球貨幣治理的組織和體
制存在很多交集，這也是相關文獻將這兩個概念混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借鑒國際體制和國
際制度的相關研究成果，本文將制度定義為：影響行為體行為和觀念的體制和組織。其中
，體制是原則、規範、規則和決策程序的集合；組織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內涵——狹義的組
織專指有章程、會員制度、決策機構等正式構架的機構，廣義的組織既包含有正式構架的
機構，也包含非正式的聯系。
根據上述定義貨幣制度包含偏觀念性的貨幣體制和偏物質性的貨幣組織。貨幣體制是指特
定時期內關於（國家間或國內）貨幣關係的原則、規範、規則和決策程序，其中原則和規
範是定性要素，規則和決策程序是具體內容。原則和規範的變化會導致一個體制向另一個
新體制的轉變，而規則和決策程序的變化會導致現有體制內的微調。貨幣體制主要涉及貨
幣、彙率和收支調節方式三個具體方面，其在國際層面表現為本位貨幣的確立、不同國家
彙率制度的選擇和國際收支總體狀況的調節。貨幣組織是指建立和維護特定貨幣關係的正
式機構或非正式聯系。當前國際貨幣組織主要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二十國集
團（Ｇ20）、國際清算銀行（BIS）等。
國際貨幣體系不能等同於全球貨幣治理。一方面，國際貨幣體系及其問題是全球貨幣治理
的目標對像，是全球貨幣治理的基礎和前提，其應先於全球貨幣治理而存在。當國際貨幣
體系出現諸多問題且這些問題超越了單個國家管理和解決的能力範圍時，全球貨幣治理才
得以出現。當前，這些問題涉及上述國際貨幣制度的四個方面：（1）與國際本位貨幣和
全球流動性體系相關的「非對稱調整問題」、單一主權貨幣充當國際貨幣的「特裡芬兩難
」、美元回流等問題；（2）與國際彙率體系相關的彙率大幅波動和失調資本賬戶自由化
監管低效等問題；（3）與國際收支平衡相關的宏觀經濟失衡、國際收支調節不力、有效
應急貸款和債務重組機制匱乏等問題（4）國際貨幣組織低效與改革進程緩慢等問題。另
一方面，國際貨幣體系內的國際制度又是全球貨幣治理的手段和途徑。例如，IMF既是國
際貨幣體系下的核心國際機構，又是全球貨幣治理的主要行為體，同時還是全球貨幣治理
的重點對像。全球貨幣治理既可能維護和改善，也可能徹底改變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全
球貨幣治理以解決具體的國際貨幣問題為直接目標，以推動國際貨幣體系的改善和發展為
最終目標。
那麼如何定義全球貨幣治理呢？全球貨幣治理是全球金融治理體系的一部分，全球金融治
理的問題領域還包括銀行、證券、保險、會計准則、評級、金融基礎設施等，其中涉及貨
幣相關問題的治理即為全球貨幣治理。因此，借鑒全球金融治理的定義，基於上文對國際
制度的討論，全球貨幣治理是指：在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下，致力於解決國際貨幣體系相
關問題的組織結構和體制的總稱。組織結構是指全球貨幣治理組織及其之間的關係，體制
是指治理國際貨幣體系相關問題的原則、規範、規則和決策程序。相關研究顯示，全球金
融治理體系形成了一個網狀組織結構和體制復合體，作為全球金融治理體系的一部分，全
球貨幣治理體系也由此網狀組織結構和體制復合體的一部分所構成。全球金融治理組織結
構中的行為體主要包含七大類：核心機構、布雷頓森林機構、主要國家和地區（Ｇ20成員
）、相關政府間國際組織（如國際清算銀行）、相關非政府國際組織（如國際會計准則理
事會）、邊緣國家和地區以及其他非政府行為體（如行業協會）。這些行為體通過正式（
如會員制度）和非正式（如非制度化安排或合作）的聯系，組成了一個全球金融治理的網
狀組織結構（圖1）。在該組織結構中，其宗旨和工作直接涉及國際貨幣制度核心內容（
即彙率、國際本位貨幣、國際收支）的國際組織即為全球貨幣治理組織，這些組織通過正
式和非正式聯系所構成的網絡就是全球貨幣治理組織結構（圖1中虛線圈內部分）。全球
貨幣治理組織相對較少，主要包括IMF、Ｇ20、國際清算銀行及其下屬中央銀行治理論壇
、市場委員會和全球金融體系委員會、全球金融市場協會等。
IMF成立之初的核心任務是維護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的運行和穩定，後來其職能隨著布雷
頓森林體系的瓦解而轉變，但是促進全球貨幣合作一直是其重要宗旨之一。在後布雷頓森
林時期，尤其是21世紀以來，IMF履行這一宗旨的表現不盡人意，不斷爆發的地區和國際
金融危機凸顯了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以及IMF的問題。作為應對之策，Ｇ20成立並隨後升
級為領導人峰會。在Ｇ20峰會成立後的前三次會議中，對國際貨幣體系進行改革成為核心
議程之一，具體措施涉及采用擴張性貨幣政策拯救市場、建立對Ｇ20成員的宏觀經濟政策
的監督機制、增強全球流動性供給等方面。作為中央銀行的銀行，國際清算銀行以貨幣和
金融穩定為核心使命其下屬的市場委員會重點關注黃金和外彙金融市場，並致力於提高市
場透明度；其另兩個下屬機構——中央銀行治理論壇和全球金融體系委員會——則重點關
注成員方中央銀行的治理和中央銀行間在貨幣與金融穩定方面的溝通與合作。聯合國也在
全球貨幣治理中積極發揮作用，如2009年聯合國召集成立「改革國際金融和經濟結構委員
會」（又稱施蒂格利茨委員會）對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進行探索。此外，一些非政府組織
也在全球貨幣治理中發揮作用。例如，全球金融市場協會下屬的全球外彙交易部致力於提
升全球外彙市場的效率和穩定；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多名世界知名金融專家發起了「
皇宮倡議」，研究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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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鑒羅伯特·基歐漢和戴維·維克托對體制復合體的定義，全球貨幣治理體制復合體是指
與貨幣治理相關的多個體制所形成的一個相對松散的整體。這個整體往往不是刻意安排的
結果，而是一系列政策選擇的結果。這些體制（即原則、規範、規則和決策程序）通常是
上述全球貨幣治理組織采取行動的手段和結果。例如，IMF臨時委員會1976年關於國際貨
幣制度改革的討論最終達成了《牙買加協議》；Ｇ20峰會中主要國家通過溝通和協調達成
的Ｇ20公報和聲明；IMF發布《貨幣與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做法准則》和《貨幣與金融統
計手冊》，推動成員方提升貨幣政策透明度；國際清算銀行發布《貨幣政策框架與中央銀
行的市場操作》，為成員方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提供指導。全球貨幣治理體制復合體是全
球金融治理體制復合體的一部分，這些相關體制往往並沒有直接的關聯，但由於問題領域
的關聯性，這些體制又不是完全獨立開來的，這正是「復合體」所描述的核心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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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全球金融治理的其他問題領域，全球貨幣治理表現出三個特征。第一，全球貨幣治
理網狀組織結構更為松散，有較強的去中心化趨勢。相關研究顯示，當前全球金融治理的
組織核心是Ｇ20和金融穩定委員會（FSB），具體問題領域內的治理網絡表現出中心化傾
向，如銀行業治理以國際清算銀行為中心，證券業治理以國際證監會組織（IOSCO）為中
心，保險業治理以國際保險監督官協會（IAIS）為中心（圖1）。全球貨幣治理一直以來
都以IMF為核心，但隨著該組織自身面臨合法性和有效性危機，其全球貨幣治理核心組織
的地位受到了質疑和挑戰。作為全球金融治理的新組織核心，Ｇ20本應承擔全球貨幣治理
的領導職責，但是近年來Ｇ20的議程開始泛化，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已不再是最近幾屆峰會
討論的核心議題，再加上Ｇ20的代表性和執行力長期以來受到質疑，Ｇ20在全球貨幣治理
上的領導地位更多是像征性的。第二，在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問題上，相關體制存在不足
或缺位。圖2虛線圈中的全球貨幣治理體制，還遠沒有涵蓋國際貨幣制度的全部內容。在
很多重要方面，尚沒有健全的國際體制，如國際彙率體系、全球儲備體系、全球流動性供
給等。第三，正是與上述兩個方面密切相關，國際貨幣體系和全球貨幣治理總體上呈現出
「無體系」特征。松散的國際貨幣組織結構和缺失（或不足）的國際貨幣體制使國際貨幣
體系在很多重要方面缺乏國家間的協調，處於一種「自由放任」的狀態，使全球貨幣治理
的存在感和作用被忽視。
全球貨幣治理上述特征的後果是，國際貨幣體系的諸多問題依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截至
目前，全球貨幣治理進展緩慢，國際貨幣體制並未發生本質性變化，貨幣體制的根本原則
和規範並未發生實質性變化，依然是以美元為事實本位貨幣，多種彙率制度和國際收支調
節手段並存。現有的改革主要發生在既有體制的具體規則和決策程序上，如IMF投票權和
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構成調整等。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因此陷入了「均衡困境」，
即國際貨幣制度變遷停滯在某種均衡狀態，變遷動力逐漸減弱，主要國家行為體繼續維持
、接受或無力獨自改變既有國際貨幣體系，國際貨幣體系的問題依然存在。在國際貨幣體
系改革陷入困境、從國際制度層面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進展緩慢的狀況下，中國國內貨
幣體系的改革可能會反推國際貨幣體系的變革，對全球貨幣治理產生積極的中國效應。中
國已從全球、區域、雙邊和國內等多個層面參與到全球貨幣治理中，從體系依賴者轉變成
體系改革者，在國際層面推動IMF改革、提出建立非主權儲備貨幣、發起成立亞洲基礎設
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在區域層面加強金磚國家和區域貨幣合作（如中國—東盟區域貨
幣合作），在雙邊層面簽署貨幣互換協議等。
但是，這種積極效應不是推動國際貨幣體系的「庫恩式」範式變革。盡管比較政治和國際
關係制度理論內部和之間存在較大分歧但是一個基本的共識是：既有制度不能被輕易或即
刻改變，外部衝擊將導致制度變遷。因此，更多的制度理論分支認同制度變遷的外部性，
強調外部衝擊所導致的類似「庫恩式」範式交替的制度變革。顯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
作為外部衝擊，並沒有導致國際貨幣體系的革命性變革，中國國內貨幣制度及其影響亦無
法推動國際貨幣體系的徹底改變。另外一些理論從制度內部尋找變遷的動力來源，並提出
漸進式變革的理論和觀點。例如，詹姆斯·馬奧尼和凱瑟琳·西倫更加關注漸進和細微的
變化，並從權力關係的視角將制度變遷總結為四種模式：替代、疊加、偏離和轉變。從中
國彙率制度、人民幣國際化、中國國際收支調節以及國內—國際貨幣制度互動而言，中國
國內貨幣制度對全球貨幣治理的影響正表現為一種漸進變革式的影響。後文借鑒上述漸進
式變革的四個方面，詳述中國國內貨幣制度和政策對全球貨幣治理的漸進變革效應。由此
本文形成了一個制度主義的分析框架（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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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替代：大國間的競爭
「制度替代」即引入新的制度替代現有的制度，這是制度變遷最直接的方式。漸進制度變
遷理論下的制度替代往往是指對構成制度整體的部分制度的替代，而不是指對國際貨幣制
度的整體替代，整體制度的替代即前述「庫恩式」的制度變革。人民幣制度和政策對全球
貨幣治理的制度替代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人民幣國際化戰略下人民幣對美元的部
分功能替代，二是中國主導建立的國際或區域貨幣組織對既有組織功能的部分替代。
人民幣國際化可理解為人民幣國內職能的國際擴展，也可理解為是其國際本位貨幣屬性增
強的過程。中國政府從2008年金融危機後便開始提出並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在貨幣國際化
存在時序的三個重要方面——國際結算貨幣、國際投融資貨幣和國際儲備貨幣——人民幣
國際化都不同程度地有所發展。同時，人民幣國際化也不乏質疑和批評。一些經濟學觀點
認為，人民幣國際化將增加人民幣貨幣政策的復雜性，減小人民幣政策的有效性和獨立性
，加大人民幣政策外溢性所帶來的責任和負擔，同時還會帶來一些新的系統性風險，包括
人民幣流動性供給可能不足、離岸人民幣市場可能出現競爭性監管放松以及金融風險向非
人民幣市場的傳播等，因此人民幣國際化在短期內並不可行，而且中國和世界也不會從中
受益。另一些國際政治經濟學觀點將人民幣國際化視為中國對國際貨幣霸權的爭奪以及對
現行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不滿和挑戰，並因此質疑人民幣國際化對國際貨幣體系的積極作
用以及更廣義而言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對國際秩序的積極作用。
人民幣國際化是中國融入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內容，反映了中國對國際貨幣體系缺陷的理
解和認知，這種認知與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主要構建者對國際貨幣體系問題的看法存在差
異，而這種差異正是阻礙國際貨幣體系深入改革的重要因素。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認
為，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特殊地位為美國帶來了特權和優勢，而美國享受這種特權往
往不需要承擔責任，這種不負責任的特權是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不穩定的根源，給中國帶來
了人民幣升值壓力、外彙儲備效率損失和彙率風險等威脅。因此，人民幣國際化可對作為
事實國際本位貨幣的美元產生功能替代效應，並可能以此遏制美元「囂張的特權」。功能
替代效應具體表現在人民幣國際化的三個重要方面，即人民幣作為貿易結算貨幣、投融資
貨幣和儲備貨幣對美元相同功能的替代。
就國際結算人民幣而言，國內公司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限制被逐步去除，中國貨幣當局
與主要經濟體簽署貨幣互換協議，人民幣離岸市場得到大力發展，人民幣的國際使用和回
流渠道被打通。就國際投融資人民幣而言，境外人民幣在中國境內的直接投資近年來大幅
增長，境外機構人民幣銀行結算的相關規範也逐漸確立起來；通過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
資者、人民幣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深港通、滬港通、債券通等機制建設，在岸和離岸人
民幣市場間聯系逐漸加強；在央行2011年年初放寬對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業務限制的背景
下，人民幣對外直接投資數量也因此大幅增長；跨境人民幣融資也呈現發展之勢，境外機
構境內人民幣市場直接融資（即熊貓債）和間接融資（如商業貸款）渠道都已開通，境外
人民幣的大量沉澱和人民幣在岸與離岸市場的利率套利空間推動了跨境人民幣貸款政策的
發展。人民幣在國際結算和投融資中使用份額的增加逐漸增強了人民幣的國際儲備貨幣屬
性，具體表現為人民幣被正式納入SDR，IMF開始在官方外彙儲備貨幣構成季度調查中單獨
列出人民幣資產，全球已有60多個國家將人民幣納入官方儲備等。
雖然功能替代的程度還十分有限，但其所產生的競爭效應對國際貨幣制度變遷的影響卻非
常深遠。當前，美元依然具有作為國際本位貨幣的國際公共產品屬性，然而，美國卻不再
是制度約束下的國際公共產品提供者，這正是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問題。人民幣國際
化在某種程度上能夠緩解這一問題。一方面，人民幣國際化為國際市場提供了更多的國際
貨幣選擇，為新興市場經濟體提供了新的儲備貨幣供給，這有利於推進國際本位貨幣的去
美元化和多元化，增加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性。例如，範小雲等從新開放經濟學的角度探
討了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條件，並認為人民幣國際化較歐元和日元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更有
利於國際貨幣體系穩定；另一些學者認為，當前國際貨幣體系呈現三大貨幣集團鼎立的局
面，其中美元、人民幣和歐元貨幣集團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分別為40％、
30％和20％。這一由美元、歐元和人民幣組成的三元體系較美元和歐元的二元體系更加穩
定。
另一方面，人民幣國際化將有利於形成主要貨幣關於國際本位貨幣地位的競爭形態，對美
元霸權施加非制度性約束，並消除世界經濟失衡的基礎。美元不需要負責任的特權，將因
為其他貨幣的國際化和國際貨幣體系競爭形態的形成而不再無所顧忌。布雷頓森林體系形
成以前英鎊和美元的較量、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美國對德國馬克的忌憚以及80年代美國
對日元的打壓都顯示出貨幣競爭對國際貨幣制度變革的推動作用。當前國際貨幣體系變革
陷入了困境，國際貨幣競爭形態的強化將有利於為國際貨幣制度變遷注入新的活力。除了
上述人民幣作為新興國際結算和儲備貨幣對美元帶來的競爭外，另一個實例是歐盟發起建
立的「特殊目的實體（SPV）」和中國建立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對美國主
導的國際支付體系「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的競爭和挑戰。
另外，中國還積極主導建立新的國際或區域貨幣組織，主要包括亞投行和金磚國家新開發
銀行（金磚銀行）等。作為新的多邊開發銀行，亞投行和金磚銀行都由新興國家主導，且
均源於這些國家或區域自身的需求，即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和外彙儲備盈利需求耦合的結果
。這些制度創新將通過主要創立國自身的受益和發展而產生大國穩定效應。例如，亞投行
采用本幣注資和貸款，且對亞洲地區評級機構的評估報告給予關注，這有利於新興國家貨
幣的國際化和亞洲地區評級業的發展，進而推動全球金融治理理念的民主化和多元化。同
時，作為國際性的多邊開發銀行，這些制度創新具備國際公共產品的屬性，是對既有制度
的補充，並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現有制度的部分功能產生如人民幣國際化一樣的功能替代效
應。例如，亞投行從資金、經驗和能力、信息和知識、人員和辦事機構等方面對由世界銀
行、IMF和亞洲開發銀行等主導的多邊銀行體系進行了有益的補充,並構建了一個「公益發
展模式」。同時,這些新組織在功能上與現有組織的重疊、在運作模式上的創新將在發展
融資和金融合作等方面形成傳統貨幣制度和新興貨幣制度並立和競爭的局面，推動既有國
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和發展。
制度疊加：危機促進的變革
「制度疊加」即在現有制度之外或基礎上引入新的制度，這些新的制度將對既有制度進行
補充、修正或完善。人民幣制度和政策的制度疊加效應主要表現在人民幣雙邊互換協議、
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以及中國貨幣組織融入全球貨幣治理體系三個方面。
第一，中國與相關經濟體所構建的人民幣雙邊互換網絡（如圖3），一方面是對當前國際
貨幣體系缺陷的彌補，另一方面是對主要西方國家建立的排他性多邊貨幣互換小集團的補
充。中國的貨幣雙邊互換協議始於2001年，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及東盟與中日韓三
國共同推動建立區域性貨幣互換網絡的背景下簽訂的，其主要目的是加強區域金融合作，
預防金融危機和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協議的幣種是美元。2008年金融危機後，雙邊本幣互
換機制成為修補當前國際貨幣體系、應對各國金融風險的重要方法。例如，2013年，美國
、英國、歐盟等六個西方發達經濟體簽訂了不限貨幣、不限期限和不限規模的多邊互換協
議，試圖彌補國際貨幣體系在貯備貨幣供給等方面的缺陷。但是，這些互換協議卻將更多
的國家排除在外，事實上忽略了廣大其他國家和地區面臨的類似問題。在此背景下，中國
人民銀行開始與更多的經濟體簽訂本幣雙邊互換協議。截至2019年3月，中國已與將近40
個經濟體簽訂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累計規模超過3萬億元人民幣。這一雙邊貨幣互換網
絡既是對舊國際貨幣制度的疊加，也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的新排他性貨幣互換網絡的疊加。
這一制度疊加顯然有利於增強中國和相關經濟體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有利於國際金融體
系穩定。
https://i.imgur.com/rcLQjdz.jpg
第二，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這一制度疊加對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產生了像征性、示範
性和功能性等多重作用。人民幣進入SDR貨幣籃子，既是中國經濟發展和人民幣國際化的
結果，也被普遍認為有利於人民幣的進一步國際化。歷史上，SDR的出現是為緩解布雷頓
森林體系固定彙率制度下國際儲備資產的不足，其功能後因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而被削
弱，其定價參考標准也先後經歷了美元與黃金、十六貨幣籃子（1974年）、舊五貨幣籃子
（1981年）、四貨幣籃子（1999年）以及最近納入人民幣的新五貨幣籃子（2016年）。十
六貨幣籃子向五貨幣籃子的轉變主要出於簡化SDR與特定貨幣的轉換和計算。自1980年以
來，SDR籃子貨幣構成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三種貨幣的加入：日元（1980年）、歐元（1999
年）和人民幣（2016年）。歐元的加入是對舊五貨幣籃子中德國馬克和法國法郎的自然取
代，而日元和人民幣的加入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日本和中國國際貿易的崛起與貨幣的國際
化，IMF選定SDR籃子貨幣的標准正是出口（世界前五大出口國）和貨幣的「自由使用」。
人民幣是SDR歷史上第一個被納入的新興經濟體貨幣，這打破了傳統發達經濟體及其貨幣
對SDR的壟斷，像征著國際貨幣權力格局的變化。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和經驗為其他發展
中國家尤其是新興國家的國內貨幣政策和國際貨幣戰略提供了參考。例如，俄羅斯近年來
也在積極推動盧布國際化戰略，具體措施包括實現貨幣完全可兌換、增加貿易中的本幣結
算、打造國際金融中心等，這些戰略和措施很多都與中國的合作密切相關，如中俄貿易實
行本幣結算、簽訂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等。與中俄貨幣的積極合作不同，人民幣和印度盧比
在區域內存在較大競爭，但是盧比的國際化依然可從人民幣的國際化策略中得到經驗，如
加強對在岸本幣市場的控制、適度放松對離岸本幣市場的管制、在印度甘地訥格爾市建立
類似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等。這些新興經濟體貨幣都可能成為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一極，進
而推動國際貨幣體系的持續變革。這種示範效應提示出另一條推動國際貨幣制度變遷的路
徑——由內及外、由部分到整體地推動國際貨幣體系變革，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解決國
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集體行動困境。
此外人民幣進入SDR貨幣籃子對國際貨幣體系變革產生了功能性作用。一方面，人民幣的
加入增強了SDR的代表性和合法性，這為原本處於邊緣地位的SDR和處於改革困境中的IMF
增添了新的活力，使SDR在解決國際儲備貨幣單一和供給不足等問題上的潛在優勢和既有
作用再次得到國際社會關注；另一方面，通過加入SDR，人民幣作為國際支付和儲備貨幣
的作用更加凸顯，這為國際社會提供了新的儲備貨幣選擇，推動國際儲備體系的多元化，
對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的國內政策施加了競爭性約束，並因此有益於彌補當前國際貨幣體
系的內在缺陷即「特裡芬兩難」。例如，人民幣作為世界支付貨幣的排名，從2010年10月
的第35位上升到了2019年2月的第五位，2018年第四季度人民幣在官方外彙儲備貨幣構成
中的占比同樣上升到了第五位。自2016年10月人民幣被納入SDR一籃子貨幣且在IMF外彙儲
備貨幣構成中被列出以來，人民幣占比持續上升，從2016年第四季度的1.07％上升到了
2018年第四季度的1.89％；同一時期，美元的占比從65.36％下降到61.69％。從IMF官方
外彙儲備貨幣構成中主要貨幣占比比率的標准差變化可知，在2016年第四季度至2018年第
四季度期間，國際儲備貨幣多元化的趨勢明顯。人民幣國際化是產生這一趨勢的重要動因
（圖4）。
https://i.imgur.com/yIU7aWc.jpg
第三，中國貨幣組織積極融入全球貨幣治理組織結構、接受全球貨幣治理體制，對提升全
球貨幣治理體系的代表性、合法性和有效性有積極作用。與全球貨幣治理體系嵌套在全球
金融治理體系內一樣，中國的貨幣政策網絡也是中國的經濟和金融政策網絡的一部分。中
國貨幣組織的核心是作為國務院組成部門之一的中國人民銀行，①而中國人民銀行內設的
貨幣政策委員會在貨幣政策制定和調整中起到十分關鍵的作用。雖然中國人民銀行被賦予
一定的獨立性，但其貨幣政策委員會成員來自不同的政府部門和非政府組織，②這些成員
不可避免地將各自組織對中國貨幣政策的理解帶入貨幣政策的咨詢和討論，且中國人民銀
行的重要貨幣決策須得到國務院批准。因此，中國的貨幣政策網絡是以中國人民銀行為核
心的，具體涉及綜合性的政府機構（如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不同領域內的監管或管理
部門（如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商務部、外彙管理局、貨幣政策委員會等）以及
非正式的機構和聯系，如市場自律機制（全國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全國外彙市場自律
機制）、行業協會（中國銀行業協會）、學術共同體等（見圖5）。這一政策網絡與全球
貨幣治理網狀組織結構和體制復合體產生了多維度的互動，促進了全球貨幣治理體系的修
正和完善。
其一，與貨幣政策相關的中國政府部門或非政府組織從組織構架上深層次地融入國際貨幣
組織，推動相關機構的組織結構變革。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由不同政府部門
代表的中國成為相關國際貨幣組織的新會員，這提升了這些組織的成員代表性。例如，在
2008年金融危機後，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原銀監會以及香港金融管理局成為金融穩定
理事會的會員機構；中國人民銀行於2009年正式成為國際清算銀行下屬的幾大主要機構的
正式會員，包括中央銀行治理論壇、支付與市場基礎設施委員會、全球金融系統委員會和
市場委員會；2010年中國人民銀行加入國際清算銀行的經濟顧問委員會。另一方面，一些
國際貨幣組織的權力結構也因為中國經濟崛起和中國貨幣組織的積極參與而發生變革。例
如，中國在IMF中的投票權和配額以及在世界銀行中的投票權都增加至第三位，人民幣被
正式納入SDR貨幣籃子。此外，一些中國政府官員在國際貨幣組織中任職，這無疑增加了
中國的影響力，也體現了現有國際貨幣組織的漸進變革，例如，2018年易綱當選國際清算
銀行董事。通過這些制度化的渠道，相關政府部門及其主要官員代表中國表達自身立場，
並呼吁和敦促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例如，自2009年以來，周小川、易綱、陳雨露等人代表
央行出席IMF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會議，並積極呼吁IMF份額和治理結構改革、國際儲備
貨幣體系多元化和SDR貨幣籃子調整等。相關研究顯示，中國與IMF的多方面交流與合作，
一方面逐步提升了中國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領導力，另一方面推動了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
。
https://i.imgur.com/riXGeQz.jpg
其二，國內與國際貨幣組織間的非制度性合作和交流增加，這改變了既有國際貨幣組織在
中國甚至新興國家的政策影響力，提升了其合法性和有效性。例如，2016年金融穩定理事
會全體會議選擇在中國成都召開；2014年第18屆國際銀行監督官大會在中國天津召開，原
銀監會第一次成為大會的承辦方。其中，最顯著的例子是中國主辦了2016年Ｇ20杭州峰會
。對於Ｇ20峰會在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上的作用和期望已有較多論述。①通過主辦Ｇ20
杭州峰會，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在更廣義的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影響力得到提升，在全
球金融治理中發揮了更加具體的作用，這為全球經濟和金融治理增添了新動力。例如，Ｇ
20杭州峰會公報強調了「彙率的過度波動和無序調整會影響經濟金融穩定」，核准了《二
十國集團邁向更穩定、更有韌性的國際金融架構的議程》，表明了對構建以IMF為核心的
全球金融安全網和一個開放且具有抗風險能力的金融體系的決心。
其三，中國對國際貨幣體制的參與和接受程度不斷提升，這有利於增強國際貨幣體制的合
法性和有效性。國際貨幣體制由主要國家和國際貨幣組織主導制定，包括核心目標（原則
和規範）和具體內容（規則和決策程序）。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國際貨幣體制的
核心目標經歷了從維護美元和黃金本位體系的穩定向《牙買加協議》下的「自由」（如彙
率自由浮動、資本自由流動、國際本位貨幣自由選擇等）原則轉變。標志性的國際貨幣體
制是《牙買加協議》和《IMF協定第二修正案》。中國並未實質上參與這一核心目標的制
定和轉變。當前，國際貨幣體制的核心目標正在經歷另一轉變。盡管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存
在爭論和阻力，潛在的轉變趨勢是從「自由」回歸「穩定」。但是，主要國家對回歸國際
貨幣體系穩定的方式產生了巨大分歧。中國正嘗試積極加入這一新體制核心目標的制定，
具體表現為周小川早在2009年對建立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的呼吁和人民幣國際化。國際貨
幣體制核心目標的轉變是一個長期過程，中國在其中的最終作用尚不明確。
相較之下，中國對國際貨幣體制具體內容的態度和行為更加明確。中國已部分或廣泛遵守
和執行了全球金融治理體系下的主要體制，包括銀行業領域的《巴賽爾協議Ⅲ》、證券業
領域的《證券監管目標和原則》、保險業領域的《保險核心規則》以及與金融市場基礎設
施相關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原則》等。由於前述國際貨幣體系的「無體系」特征，國際
貨幣體制相對較少。現有國際貨幣體制主要涉及國家間貨幣政策合作、信息統計披露方法
和中央銀行治理等方面，如Ｇ20關於貨幣政策合作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倡議、IMF發布
的《貨幣與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做法准則》和國際清算銀行發布的《貨幣政策框架與中央
銀行的市場操作》。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對國際貨幣體制的積極態度必將提升其
合法性和有效性。
制度偏離：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危機
「制度偏離」即外部環境或條件的變化會改變現有制度的效果和影響。當前國際貨幣體系
的痼疾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重建。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美元在戰
後國際貨幣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國際貨幣體系與貿易和安全體系一起，構成了美國領導的
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三大核心內容，並隨著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變遷而演進，如牙買加體
系取代布雷頓森林體系、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升級為世界貿易組織（WTO）、北約
組織（在華約組織解散後）的戰略轉型。直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前，這些變遷並
未改變戰後國際秩序的核心特征——美國領導、多邊主義國際制度和自由主義國際規範。
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的外部衝擊和源自領導者內部的威脅使美國領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
序陷入危機，甚至被認為走向終結。作為這一秩序的重要內容，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也陷
入困境，並未發生實質性改進。人民幣國際化及其折射的中國國際政治經濟戰略卻成為一
股維系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力量。在危機與維系之間，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顯露出「去美國
領導化」的傾向，這一持續變化的外部環境對尚未發生實質性變化的國際貨幣體系產生了
不同的效果和影響。
國際貨幣體系的事實本位貨幣依然是美元，但「去美元化」的趨勢漸強。「美元化」泛指
美元對本幣功能的替代。根據貨幣功能的不同，美元化的分類不盡相同，包括「債務美元
化」「資產美元化」「交易美元化」等，也被概括為「事實美元化」「過程美元化」和「
政策美元化」。盡管人們對於美元化的定義和分類並未達成高度共識，但這一現像形成的
動因卻少有爭議，即美元化是在美國領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下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占
據核心地位的表現和結果。因此，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危機尤其是其「去美國領導化」趨
勢，誘發了全球「去美元化」的浪潮，而人民幣國際化既受益於這輪潮流，也是其重要助
推力量。石油非美元化是本輪「去美元化」浪潮的重要方面，「石油人民幣」的誕生在石
油非美元化進程中具有標志性意義。
「石油美元」的出現是後布雷頓森林時期美國得以繼續維系其貨幣霸權的重要手段，同時
也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下國際貨幣體系中諸多問題的根源，包括全球國際收支失衡、美國
的「赤字經濟」或「債務經濟」模式。隨著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陷入危機，很多國家或出於
對美國經濟或金融制裁的反應（如委內瑞拉、伊朗和俄羅斯），或出於緩解美元貨幣體系
對本國經濟的掣肘和確保石油進口安全（如印度和日本），或出於擺脫美元彙率波動對石
油價格的束縛（如阿聯酋和尼日利亞），或出於規避美元利差風險的考量（如印度尼西亞
和泰國），或出於加速本國貨幣的國際化和推動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變革（如中國
），都實施了不同的石油非美元化政策。這些政策意味著必須有新的貨幣來替代美元定價
和交易石油的功能，而人民幣正成為很多國家的選擇。2018年3月，人民幣原油期貨在上
海國際能源交易中心掛牌交易；一年後，上海期貨交易所正式發布原油期貨價格指數。自
掛牌以來，人民幣原油期貨成交量和持倉量快速增長，現已超過迪拜的阿曼原油期貨，成
為僅次於美國WTI和英國Brent兩大原油期貨的世界第三大原油期貨，而此前這三大以美元
定價和交易的原油期貨長期以來是國際石油的定價基准。
前述制度替代和制度疊加都表現出了明顯的「去美元化」趨勢，如人民幣對美元相關國際
貨幣職能的替代、國際儲備貨幣的多元化、新型國際支付體系的出現等。此外，「去美元
化」趨勢還表現在世界主要債券國家減持美元資產，或者持有美元資產的增速放緩。比較
2018年3月到2019年3月的相關數據可知，中國、冰島、瑞士、印度、阿聯酋、墨西哥、波
蘭等國持有美國國債的數量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總體而言，不同經濟體「去美元化
」的需求和方式不同，例如，歐洲「去美元化」主要通過國際金融機構改革和推進中歐貨
幣合作等方式，石油輸出國主要強調擺脫石油美元的束縛，中亞國家主要通過降低經濟美
元化水平，東南亞轉型經濟體重點關注金融體系的「去美元化」。美國領導的國際貨幣體
系的缺陷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危機是這輪「去美元化」浪潮的深層次原因，而人民幣的
國際化提供了一種新的工具和選擇。例如，歐洲「去美元化」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力推中
歐貨幣合作和人民幣國際化」，具體表現為「增加官方對人民幣的認可和儲備」以及為人
民幣產品在歐洲的交易提供便利和平台。
另外，美元依然擁有市場認可的特權，但「美元循環」的趨勢被弱化，全球經濟失衡有所
緩解。「美元循環」是指一些經濟體向美國出口大量商品並積累巨額美元外彙儲備，這些
美元通過美國資本市場再流回美國。石油美元是美元循環的典型代表。1974年美國和沙特
阿拉伯簽署的「石油美元」協議規定，沙特以美元計價並向美國出售石油並將其獲得的利
潤用來購買美國國債。這一通過協議規定的石油美元循環因美元和美國資本市場在國際貨
幣體系中的特殊地位，逐漸演變為其他經濟體（尤其是新興經濟體）維系與美國經貿關係
的一種自發行為。美元循環的結果是：出口國經常項目順差和外彙儲備不斷累積，同時進
口國（主要指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和公共債務不斷增加，這一現像被稱為全球經濟失衡。
導致美元循環和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是多維的，至少涉及三個主要方面：全球化的交易模
式、全球化的分工模式和全球化的金融模式。本文關注的焦點是金融模式中的貨幣關係。
從這一角度而言，新興國家將全球經濟失衡歸咎於國際貨幣格局的缺陷，尤其是美元不負
責的霸權，因此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任務之一便是「糾正全球經濟結構失衡」和「削弱美
元霸權，爭奪國際貨幣話語權」。美國則指責主要出口國通過本國貨幣貶值獲取出口優勢
。這一認知和訴求的分歧正是當前中美經貿摩擦的深層原因之一。
中美經貿摩擦和前述「去美元化」浪潮以及更廣義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危機雖然並未實
質性改變國際貨幣制度，且帶來多重負面影響，但卻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美元循環」及其
導致的全球經濟失衡。例如，美國經常項目赤字已從2006年的8059.64億美元下降到2018
年的4884.72億美元；中國經常項目順差更是從2010年的1.6萬億元人民幣大幅下降到2018
年的3527億元人民幣；中國的官方外彙儲備也從2014年6月的39932.13億美元下降到了
2019年4月的30949.53億美元。這一變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國際秩序變革的大背景下
，主要經濟體通過單邊的國內政策來消減既有國際貨幣制度的負面影響，集中表現為美國
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中國的人民幣國際化策略和更加積極的國際經濟合作規劃（
如「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倡議）等。這種調整是衝突性而非制度化的（即其並非國際貨幣
制度改革的結果）。一項對全球經常賬戶失衡調整的定量研究也得出了類似觀點，即「危
機後各國均未做出有利於經常賬戶再平衡的積極結構性調整」。但是，國際秩序變遷的國
際環境和主要國家針對性的國內政策使傳統國際貨幣制度的影響產生了短期偏離，並最終
可能推動國際貨幣制度的變遷。
制度轉變：干預主義的興起
「制度轉變」即通過戰略再部署改變現有規則的執行，在此過程中制度的實質內容不變，
但對其的解讀和實施將發生變化。美國戰後重構國際貨幣體系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因於20
世紀30年代大蕭條後美國經濟政策的再部署，即羅斯福政府對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修補。
因此，布雷頓森林體系烙上了清晰的強調經濟干預的凱恩斯主義印記。保羅·沃爾克和行
天豐雄關於美國貨幣政策的回憶錄，描述了美國決策者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為捍衛美元
和保護黃金而對國內和國際市場進行的經濟和政治干預。伴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
政府強力干預經濟的負面效果凸顯，裡根政府嘗試從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中尋求解決方法。
後布雷頓森林時代強調更少的政府干預，具體包括彙率自由浮動、資本自由流動、金融自
由化、貿易自由化等，這些經濟政策處方即所謂的「華盛頓共識」。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
和政策被認為是引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並誘發了美國經濟政策的轉向——
國家干預主義的回歸或特朗普新干預主義的興起。
美國經濟政策從新自由主義向干預主義的轉變與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化路徑剛好相反，但
卻都朝著政府適度干預經濟的目標邁進。兩種截然不同甚至常常彼此批判的經濟發展路徑
在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上出現了某種趨同。就人民幣政策而言，這種趨同表現為市場導向的
彙率制度改革在曲折中前進；政府主導人民幣國際化的方向和進程，但又積極培育人民幣
國際化的市場力量；人民幣金融抑制有所放松，但資本賬戶的開放進程緩慢。就美國經濟
和金融政策而言，這種趨同表現為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危機後的國有化政策，特朗普政府對
美聯儲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挑戰和對以《多德—弗蘭克法案》為主導的危機後美國金融監管
改革的質疑，特朗普政府國際經濟政策從自由貿易向保護主義的轉向等。
在調節中國國際收支上，這種政府干預和市場自由相結合的方式體現得更為明顯。中國采
用了一種復合方式調整國際收支的不平衡，此復合方式既包括牙買加體系下最常用的基於
價格的及時調整，也包括基於生產能力和儲蓄率的中長期調整。具體的調整手段多種多樣
，既有市場化的干預（如央行公開市場操作）也有行政化的管制（如對資本跨境流動的管
制）。近年來，決策層開始著力調整經濟結構。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
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目標，決定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具體措施包括改善需求
結構、優化產業結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進城鎮化等。
很難論證美國的新干預主義從中國政府干預市場的探索中吸取了何種經驗，但人民幣國際
化的路徑及其折射出的有別於傳統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發展邏輯使中國在融入後布雷頓森林
體系的過程中采用了一種別具特色的方式。這種方式的核心特征是政府在經濟發展中起到
較為強勢的干預作用，並被概括為監管型國家、法人國家、市場促進型國家等。另一種較
為有說服力的觀點認為，這種方式體現了發展型國家的基本內涵，但又具有新特征。盡管
存在較多爭論，但政府干預經濟的核心特征鮮有爭議。桑德拉·希普的研究顯示，發展型
國家模式及其所導致的國內金融抑制體系使中國相較於傳統新自由主義國家更容易獲得關
係性金融權力，不易於獲得結構性金融權力，更少依賴制度性金融權力。更加市場導向的
人民幣國際化戰略和特朗普政府的新干預主義反映了主要國家對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讀
和自我利益訴求的變化。人民幣國際化推動結構性國際金融權力格局和制度性金融權力格
局的變化，具體表現為前述人民幣對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挑戰以及國際金融機構改革中中
國投票權和份額的提升。特朗普新干預主義使美國更加關注其在關係性金融權力上的弱勢
地位，中美貿易摩擦便是這一變化的表現和結果。因此，雖然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停滯不前
，但主要國家的政治經濟戰略部署的調整對同一體系產生了不同的效果和影響。
人民幣彙率制度是制度轉變的很好實例。人民幣彙率制度的核心特征是政策干預，這一特
征飽受國際社會批評。例如，中國加入WTO後，批評人民幣彙率制度和要求人民幣升值的
國際壓力越來越大。IMF在其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對中國的《第四條款磋商報告》中
，不斷呼吁中國建立一個更加靈活和市場化的彙率制度；2005年5月的《美國財政部關於
國際彙率政策的報告》直接指責中國的彙率政策高度扭曲；近年來，美國特朗普政府更是
多次指責人民幣彙率，並以此為由，掀起了對中國的貿易保護。在飽受批評之余，帶有較
強干預主義色彩的人民幣彙率制度對全球貨幣治理也產生了積極效應——中國彙率相對穩
定，通過其龐大的經濟體量、較大的市場份額和日益密切的外部經濟聯系，對國際彙率的
整體穩定產生了積極作用。這些積極作用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人民幣幣值長期相對穩定
、彙率波動範圍相對較小以及關鍵時刻起到彙率穩定器作用。
首先，在具有干預主義特色的人民幣彙率制度下，人民幣幣值相對更加穩定。表2計算了
危機前（1999—2007年）和危機後（2009—2017年）主要貨幣兌美元日均彙率三個月移動
標准差的描述性統計數據。由此可見，在危機前，人民幣三個月移動標准差均值最小人民
幣彙率相對最為穩定，這主要因為在2005年以前的較長時間裡，人民幣兌美元彙率的波動
範圍被大幅收窄（近乎固定彙率）。在危機後，雖然從2005年開始人民幣市場化改革步伐
加快，但就人民幣兌美元三個月移動標准差平均值而言，人民幣彙率在數值上所體現的穩
定程度僅次於加元和澳元。
https://i.imgur.com/CvU8eDy.jpg
其次，人民幣彙率波動範圍相對較小。本文將貨幣以直接標價法計算的彙率最大值和最小
值之比定義為振幅系數，並以此評估主要貨幣彙率波動範圍。結果顯示，在考查期內（
1999—2017年），人民幣的振幅系數僅為1.36，相較其他主要貨幣彙率波動範圍最小，其
次是英鎊、盧比、加元和日元（1.7左右），澳元彙率的波動範圍較大（略大於2），新興
國家的彙率波動範圍更大，如南非蘭特和巴西雷亞爾的振幅系數大於3或接近3。在2008年
金融危機爆發後，各國貨幣彙率均出現較大幅振蕩。危機時期彙率波動更加體現一國貨幣
彙率的長期穩定性以及對國際貨幣體系穩定的貢獻。如表2所示，2008年人民幣彙率振幅
系數為1.07，振幅最小隨後是日元（1.26）、歐元（1.28）等。若將2008年和危機後第一
年2009年的情況綜合考量，人民幣振幅系數依舊是1.07，與2008年持平。同樣與2008年持
平的貨幣還有歐元、澳元、蘭特、雷亞爾，但日元、英鎊、加元均大於2008年水平，這說
明這些貨幣的幣值穩定和恢復能力即回歸彙率長期均值的能力較差一些。
最後，人民幣彙率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表現相對穩定。從三個月移動標准差來看，只有
人民幣的波動在2008—2009年區間內恢復到18年均值水平，這說明中國特色的彙率制度在
減小本國貨幣彙率波動上存在一定的制度優勢。其他貨幣2008—2009年的三個月移動標准
差均值雖相對2008年有所下降，但均大於其18年（1999—2017年）的平均水平，這表明這
些貨幣朝著自身長期均值彙率回歸的能力要弱於人民幣。同時，筆者還運用彙率加／減三
個月移動標准差考查了彙率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的振蕩情況。圖6所示三條曲線的中間
曲線為某貨幣兌美元日彙率的三個月移動平均值，上下曲線分別代表該時刻彙率移動平均
值加／減三個月移動標准差。這三條曲線刻畫了該國貨幣在特定時間段上的彙率走勢和振
蕩的平均情況。以歐元和人民幣為例，2008年之後不久歐元的三條曲線距離進一步拉大，
代表著發生過大幅度振蕩。這說明歐元在關鍵時刻不僅沒有降低，反而加劇了國際貨幣體
系的整體彙率波動，而人民幣並未出現類似情況，至少從彙率波動的角度而言，在關鍵時
間點上的表現更加穩健。
https://i.imgur.com/D56Q1sf.jpg
結論
由於改革利益的一致性降低、國際制度變遷的全球公共產品屬性、大國利益的阻撓、制度
變遷的路徑依賴等原因，當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陷入「均衡困境」，危機前存在的問題並
未被實質性解決，而制度變遷的動力卻逐漸減弱。制度理論對制度變遷的不同解釋通常都
認同制度變遷的外部性，即外部衝擊是導致制度變遷的重要因素，但是對於外部衝擊之於
制度變遷作用的充分性和必要性並沒有足夠的論述。外部衝擊（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
一定程度上會引起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但外部衝擊既不是國際貨幣制度變遷的充分條件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並未導致當前國際貨幣制度革命性變革），也不是國際貨幣制度變
遷的必要條件（主要國家國內貨幣政策的變革也可能導致國際貨幣制度的漸進式變遷）。
在國際貨幣制度演進過程中發生了兩次歷史性制度變遷：一次是外部衝擊的直接結果（兩
次世界大戰以及經濟大蕭條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成立）另外一次卻是國內貨幣政策急劇
調整的直接結果（美國單方面放棄金本位，牙買加體系隨之誕生）。無論是外部衝擊還是
國內政策急劇調整，都會對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產生強烈的負面影響。在國際制度變遷已陷
入困境的狀況下，漸進式且內生性的變革是國際貨幣制度變遷相對較好且最可行的方式。
因此，中國推動國際貨幣制度變遷的策略，除了應從國際制度層面提出中國方案，更應重
視由內及外的國內策略，正視中國國內貨幣政策的國際影響和作用，從自身貨幣制度的改
革和完善出發，基於不斷攀升的中國影響力和不斷密切的國內—國際聯系，從部分到整體
地推動國際貨幣制度的漸進式變革。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不同利益訴求相互交織和衝突
的背景下，基於國內政策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國內策略可能也是擺脫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困
境的另一可循路徑。
（截稿：2019年6月；責任編輯：主父笑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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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
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宋】辛棄疾《青玉案・元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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