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是否可以夢見真實世界：略談《只剩一抹光的城市》
先從文青開始談起吧。
這邊不打算長篇大論，但我們可以發現，文青——做為一個文藝青年的縮略語——到了
二十一世紀，其實有著某種有趣的轉向。在六零年代到八零年代，文藝青年某種程度上
等同於「大學生」或「知識份子」（事實上我認為文藝青年就是知識份子的轉譯，但當
時的大學生根本無法參與政治所以只好從藝術介入），九零年代的文藝青年，則開始滲
入了大量的社會意識，逐步參與社會，也因此知識份子跟文藝青年剝離了。
這當然很簡略，但大概可以稍微解釋文青在二十一世紀開始出現的奇特現象，也就是文
青變成一種「風格」，大家開始排比文青的各種特徵，讀村上、玩單眼、菸管褲、大黑
框、聽Sigur Ros等等，換句話說，文青變成一種「形式」，而喪失了內核。 （我必須
要先忽略形式主義者可能對我展開的批評）
在我看來，嗯，這本《只剩一抹光的城市》就有著這樣的缺點，從形式上來看，好像尚
稱完備，但從其內在聯繫來看，嗯，幾乎支離破碎。
先從文字談起好了，這本小說的文字「乍看」清新流暢，算是台灣當代推理小說家中比
較積極經營文字的作者，但所謂禍福相倚，文學性的描述固然可以增加小說本身對意象
的掌握度，也或許能讓讀者更清晰的理解作者想要說明的事件，但當書中多餘的修辭成
為一種負擔，作者在乎炫技甚於說好一個故事的時候，其理路就很容易破裂。
例如下面這一段好了，出自24頁，女主角上課的片段（不涉任何謎底，請放心服用）：
講師的強勢催眠藉由碩大的階梯教室擴音放大，蘇怡放眼望去，全班倖存的人所
剩無幾，倒的倒、趴的趴。坐在她旁邊的蔡書芳更是早已不醒人事。如果連蘇怡
也沉沉睡去，恐怕就只剩下老師手中的投影筆還屹立不搖了。
這段描述當然是常見的校園景觀，作者甚至寫出了「恐怕就只剩下老師手中的投影筆還
屹立不搖了」這樣可以準確傳遞出教室內瀰漫的睡意的句子，可以說是水準以上的描述
，但問題就在於緊接著這一段，作者扔出了這樣的句子：
她回頭看了王亙豪一眼，後者正在埋頭抄筆記。
不是才說蘇怡睡了整個教室就只有老師的筆還醒著嗎？為什麼又忽然冒出了一個男同學
呢？所以你會發現作者只記得要拋出他想到的文字修辭，忘記了文字應該是要依循著故
事的內部邏輯而發展出來的。
但這段的問題不單只是主從不分，而是看下去我們才知道，啊原來這個男同學有跟女主
角表白，而女主角打算拒絕。當你以為作者要開始凸顯角色的形象時，然後就像那個老
笑話一樣，「下面沒有了」，對，那個男同學大概只是提醒我們女主角有人追、不想交
男友，但你無法跟女主角的身份、性格、或她在這個故事的位置產生連結。
這就是本書的另一個大問題，作者企圖心太大而無法將目的與作品結合，我都看得出來
他企圖要做些什麼事，但他從來沒有成功的做到什麼事情過，作者忘記了，形式無法代
表內容，需要靠著細密的經營將意圖與故事結合，並不是靠著文字拋出釣餌，讀者就會
上鉤的。
所以當我回頭看到這本書的書腰文案上寫著「本格派的詭計，冷硬派的人物，社會派的
動機與背景」的時候，只能苦笑，李國修在「京戲啓示錄」裡有寫了一句台詞，其實也
是他爸爸曾經告訴他的：「人啊，一輩子能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圓滿了」，我覺得作者
應該要記得這句話。真正的高手是把蘿蔔都能煮出美妙滋味，而不是為了怕味道不夠而
加入了一堆調味料然後忘記了蘿蔔的本質。
這其實也剛好可以讓我們看到台灣推理作家面對的困境，作為一個文類輸入國，我們看
到了太多而且太好的推理小說模式，但我們也忽略了，每個模式其實都是那個文類呼應
其當下面對的社會困境與內部呼求而產生的，在我們試圖讓這個模式進入台灣的時候，
如何有意識地將台灣的當下現實放進去，就是小說家應該要認真思考的。我並非在說本
書作者無法認清現實世界，而是他忘記了（外來的）形式在吸納（本土的）內容時必然
產生斷裂，如何正視那個斷裂並用自己的才華與能力補足，就是作家終其一生所要做的
功課。
那，回到那個問題，文青是否可以夢見真實世界呢？我希望可以，我也期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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