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很多人來說，經濟所依賴的數字網絡，似乎可以幫助他們實現新公社主義的夢想
——打破機構權力的束縛，個體自由追求他們的全部生活。
即便是今天，每當人們談論起信息技術和網絡經濟的時候，都會提到當年新
公社主義運動時候人們的理想。但是運動留下來的遺產卻給了我們一個警示。布
蘭德和當年《全球概覽》的讀者擁抱的控制論理念的世界是一個信息系統（30
年後力挺互聯網的自由主義人士也是如此）,他們幻想著如果一切都是同樣的信
息模式，那麽現實世界所包含的各種變化的差異都會消解。對於曾害怕自己會被
機械化的軍隊或者是蘇聯的大規模導彈摧毀的一代來說，這樣的願景是很有吸引
力的。假如地球所有的東西都可以被看做一個信息模式，而且軀體本身也可以被
看做“模式複雜的功能”（這是巴克敏斯特‧富勒的說法）的話，那麽個體就不
再需要目前還在招惹事端的正式的政府體系，並且還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構建起和
諧，因為所有的工具都很容易獲得。這些工具包括直覺、情感、小型的技術，以
及共享的集體意識的直覺。
但是當他們嘗試在這樣的理想下生活時，公社社員們發現，擁抱社會體系的
信息和意識系統只會放大他們的社會和物質體系的壓力，而不能使他們逃脫。當
像"空降城”這樣的公社社員擺脫政府的正式體系之後，他們很快發現自己沒有
能力去滿足公社的物質需求，也無法在公社社員之間達成共同的目標。而導致這
一結果的直接根源就是他們拒絕政治。而一旦沒有了正式的管治體系，很多公社
就出現了領導力問題，權力就落入了那些有人格魅力的人手中。結果，很多人受
到了不同意見者的敵視，甚至出現了獨裁者。新公社主義者選擇遠離政治，但他
們還是把在主流社會的一種特別的控制力帶到了公社里。男性和女性的關系由於
缺乏機構管理，大多又回到了舊的習俗。例如，以社會實驗為借口，很多農村的
社區中的女性和孩童被剝奪了選舉權。和那些他們不認同的郊區男性一樣，新公
社的很多男性把煮飯、清掃和照顧小孩的活都扔給了女性來做。
遵循同樣的文化邏輯，很多公社居民根本就無視他們所居住的當地社區。他
們以為所有人都有著共同的想法，或是都受到了像《全球概覽》這樣的出版物的
支持，他們把自己看成是地理上分散的，卻被看不見的一些信號聚集在一起的精
英。這些返土歸田的人士大都是來自同樣的社會背景，他們受過類似的教育，有
同樣的膚色並且都有著改變世界的野心。但是，當他們用意識和信息網絡來描述
自己的階級身份時，他們發現，他們無法對彼此產生認同感，特別是那些和他們
來自不同階級的人。他們也忽視了他們的生活同樣需要來自遠方的父母和朋友的
物質支撐這個事實；他們就像在種族隔離區的居民一樣，他們實際上切斷了與那
些就生活在他們身邊的有色人群和窮人的聯系。
假如說後工業化社會的信息工人相信計算機和網絡經濟可以帶來一種建
立在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烏托邦(很多人今天依然對此深信不疑)，那麽他們很
有可能會重覆當年新公社主義者持續的苦難和被排擠的遭遇。艾倫‧烏爾曼
(Ellen Ullman )於1997年寫了一本廣受歡迎的回憶錄《靠近機器》(Close to the
Machine ) 這本回憶錄以一種警誡式的筆法描述了當年新公社主義運動帶來的
潛在後果。寫這本書的時候，她已經46歲了，是一位程序員，她從1971年開始
就一直在寫程序。早些年她曾在一個公司工作，後來公司被收購了。她寫道，
“我的客戶雇我做一件工作，做完了我就不再有工作了。於是我要去找下一位客
戶，然後再拋棄他們/為了趕得上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宏觀經濟發展的速
度，以及技術和經濟快速變化帶來的壓力，烏爾曼不得不適應網絡化的工作模
式。她說，她的客戶希望像她這樣的諮詢師可以幫他們找到可以做事情的人，把
事情做好，而後就解散。客戶不會培養他們，也不會培養他們技能，因為這對他
們來說沒有意義。工作所需的技能變化得比人快，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換別的人
來做這個工作。
而在她們這樣一個基於工作而建立起來的網絡里，烏爾曼和她的同事彼此有
一種高壓力的情感聯系，但工作一旦完成了，這樣的情感緊密的團體就解散了。
而這樣的斷裂是很痛苦的，但是這比起被社會淘汰來說已經是很好了。因為她工
作所需的技術在不斷的變化，假如她要繼續做這樣的工作，就必須要不斷學習。
她寫道，從1971年開始，“我自學了六門高級程序語言、三種匯編程序、兩種數
據提取語言、八種程序處理語言、十七種腳本語言、十種宏、兩種對象定義語
言、六十八種程序庫接口、五種不同的網絡形態、八種操作環境，或者準確的說
是十五種，假如你把不同的操作系統和網絡環境進行組合的話。但我不認為我是
很特別的。正因為計算機變得很快，任何一位從事這行的人都可以列出類似這樣
的清單/在她還年輕的時候，學習這些語言要更容易些。現在到了中年，她的
身體也變得疲憊了。“時間告訴我不要追逐最新的東西了。生物並不是要像芯片
那樣永遠追求最新的，每年更新換代”。
烏爾曼這樣的困境充分表明了當年新公社主義的意識形態所包含的力量及殺
傷力，對於任何一位在網絡經濟中技術密集領域里工作的人都是如此。雖然有各
種的壓力，烏爾曼的生活似乎實現了當年這一運動風潮所提出的主要元素。她的
生活很靈活很自由，她只需要找到對一個信念有共同追求的部落，並且通過信息
技術將他們聯系起來就可以。烏爾曼也想要改變世界，她按照巴克敏斯特‧富勒
可能會建議的那樣做了:你要設計新的技術，去管理你的信息，並且將社會的資
源變成其他人可以依此行動的知識。烏爾曼向技術、社會和經濟網絡靠攏，但這
樣做並沒有帶給她一個她所追尋的社群。相反，就像三十年前那些返土歸田的年
輕人一樣，她發現自己還是一個人在茫茫荒野上。她已經遠離穩定的公司和城市
的社區成員帶來的那種文明效應，她要經常忙於尋找下一位客戶，像是一個被雇
傭的殺手，上演一出現實版的午夜20世紀60年代意大利風情電影】。她具有的關
於技術系統的知識，其次是職業網絡中的朋友，決定了她在職場上能夠走多遠。
而她私人層面跟同事的關系則是緊張而且短暫的。她是孤獨的。並且情況不會立
刻好轉。烏爾曼的例子告訴我們，將自己的生活與技術綁定在一起並不一定能幫
助人在智力上或者在情感上建立一個更加完整的自我。其至恰恰相反，它有可能
需要個體去違背他們的軀體的意願和生活的節律，以此來迎合遠在天邊的同事的
要求，不論日夜。實際上，這會帶來一個結果，個人可能高度融入到經濟體
里,就像四十年前的年輕人曾害怕他們會被軍工學的官僚架構所吸收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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