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 nsk: 1968直接開拍《巴黎紅禍》 12/28 23:47
第一章 法蘭西的解放：五月革命與法蘭西公社人民政府的成立（1968年－1969年）
1960年代末期的法國，表面上仍是戴高樂式的強人政體：以戰後復興、民族尊嚴與總統權
威，壓住社會內部快速累積的裂縫。然而在經濟結構轉型、青年人口膨脹、殖民戰爭陰影
與工會組織日益成熟的多重條件疊加下，法國社會的矛盾早已超出既有體制能消化的程度
。
1968年由學生發起的五月革命之所以能走向成功，並非來自於偶然，而在於資本主義政權
的合法性在短時間內同時失去三個支柱：軍警的絕對服從、行政體系的運作能力，以及中
產階級對秩序的信心。當這三者同時鬆動，革命便不再是象徵性的暴動，而轉化成真正的
奪權行動。
五月革命（1968年）事件過程
第一階段：校園火種與「反權威」論述成形（1968年3月－4月）
最初的革命運動仍以大學為中心。嬰兒潮世代對校園管理、警力介入、世代不平等與就業
前景的焦慮交織，使抗議很快從校園治理延伸到整體政治體制的質疑。但此時運動的語言
仍偏向文化與道德層面：反對僵化權威、反對以「國家理性」壓制個體自由。
然而，正是在這一階段，學生運動逐步與左翼工會、工人自治團體相結合。學生運動若僅
止於「文化反叛」，容易被政府以局部讓步或時間拖延吸收；但一旦與工會組織結合，運
動便能觸及政權最脆弱的部分——經濟與行政的日常運作。
第二階段：全國總罷工與工廠佔領（1968年5月上旬－中旬）
5月初的在波爾多發生的警民衝突與逮捕行動，反而成為工會動員的最佳理由。幾個法國
主要工會以「反對鎮壓、要求政治改革」為名，迅速擴大罷工規模。與以往法國週期性罷
工不同的是，這次的罷工不再以加薪或工時為主要訴求，而是直接提出「工人參與管理」
「媒體自由」「解散鎮暴體系」「改組國民議會」等政治要求。
當各地工廠與交通樞紐被佔領後，戴高樂政府雖仍擁有形式上的軍警力量，卻開始出現「
能鎮壓但無法治理」的困境：政府高層官員發現，即使能清場，也無法恢復物流、供應與
正常行政；一旦反覆清場，則只會加速軍警內部的疲乏與離心。
第三階段：軍警分裂與戴高樂政權的急速崩解（1968年5月下旬）
到了1968年中，戴高樂政府曾試圖以兩種方式翻盤：一是宣佈將舉行選舉，以「民主手段
」減少街頭抗議；二是提高警力強度，迅速打擊運動核心。然而由於罷工已牽動全國供應
鏈，主導法國街頭的已不再是孤立學生與工人運動，而是令整個社會癱瘓的政治力量。此
時巴黎資產階級政府的強硬鎮壓無法換回秩序，反而使「誰在破壞國家」的輿論開始倒轉
。
關鍵轉折出現在軍警的心中：第一線鎮暴員警與義務役由於長期面對抗議群眾，不但缺乏
明確戰略目標，又在媒體影像中成為暴力符號，使得基層執法者逐漸出現為替上層政治菁
英背鍋的心態。當部分單位開始消極執勤，甚至出現不願對工廠清場的情況，巴黎當局的
對革命力量的鎮壓能力便在短時間內大幅衰退。
而戴高樂在此時作的錯誤政治選擇（拒絕大幅讓步、仍以強人權威施壓）反而加速了崩解
。雖然政府高層對外宣稱仍可掌控局勢，但對內已出現各部會互相推諉、軍警指揮鏈不穩
、各地地方行政機構停擺的實況。到了5月底，巴黎這座城市雖尚未被解放，卻已陷入實
質治理真空。
第四階段：巴黎人民大會與臨時革命委員會（1968年6月－8月）
在戴高樂資本主義政權失去治理能力後，革命派並未直接宣告建立新國，而是先以建立人
民大會取代國民會議建立政治合法性：由工會代表、學生委員會、地方自治團體與部分倒
向革命的公務體系成員則共同組成臨時決策機構，並成立「臨時革命委員會」統合全國運
動。
這一策略極為關鍵，因為它避免了法國革命在初期就落入「少數派奪權」的指控。相反地
，臨時革命委員會以恢復秩序與供應、維持公共服務、重啟交通與醫療為第一優先，迅速
重建原政府手上已喪失的治理服務。當人民在形同癱瘓的社會中感受到：革命派反而能讓
生活逐步恢復運作，資本主義舊政權便徹底失去了合法性。
法蘭西公社人民政府的建立（1968年秋－1969年）
臨時革命委員會在1968年秋召開全國性代表會議，宣佈成立「法蘭西公社人民政府」。此
一國號設計刻意連結19世紀巴黎公社的歷史記憶，使新政權自我定位為「反帝國、反資本
、反官僚專制」的人民政權，而非單純的政黨輪替。
新政府的最初政策呈現出一種「先穩、後改」的特徵：
政治層面：解散原鎮暴體系、重組員警指揮鏈，並以「人民監督委員會」形式介入媒體與
司法改組「防止反革命」。
經濟層面：公社將大型金融與關鍵工業國有化，同時在地方推動工人參與管理；對中小企
業則採取「有限度維持」以避免日用品的供應斷裂。
對外層面：公社宣佈退出北約體制，要求駐法美軍撤離，並與蘇聯建立「同盟但不從屬」
的關係（此為日後歐陸連鎖革命的示範範本）。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此時採取不干涉立場。已到任期末期，深陷越戰泥沼的詹森政府無
心無力介入法國內政，於是以「尊重法國內政」為由，避免直接介入；但在歐洲盟友眼中
，這代表美國已無意為西歐的資本主義買辦階級撐腰。這種訊號比任何一份外交聲明都更
具穿透力：當西歐各國開始相信，美國不會再派兵保護他們的政權時，革命便從「可能事
件」變成「可計算的選項」。
第二章 北約的終結：歐陸連鎖革命與德國統一（1969年－1972年）
法國五月革命成功後，歐洲的政治版圖並非立刻改朝換代，而是進入一段極不穩定的「過
渡期」：一方面，各國資本主義政權仍在負耦抵抗，試圖證明自己仍可治理；另一方面，
歐洲各地左翼運動開始以法國為範本，將抗爭從街頭推向奪權。但真正使歐陸資本主義崩
潰不可逆轉的關鍵，卻不是哪一個國家先倒下，而是美國全面自歐陸撤軍。
美國撤軍等同於宣告：北約的共同防衛宗旨不再是可信承諾，而是空洞的具文。當華府提
供的軍事保護傘消失，西歐各國由馬歇爾計劃扶植的買辦附庸與中間派便失去最後的心理
支柱；而左翼運動則得到空前的政治宣傳素材——「你看，美帝不會救你們」。
美國全面撤軍與北約名存實亡（1969年）
在當時白宮跟國務院的記者會上，美國撤軍的過程被淡化為技術性調整-縮編駐軍、重新
部署、集中資源以更有效率的應對全球戰略威脅。但在政治影響上，它遠遠超出軍事層面
的意義。美國撤軍等同於把「政權安全」從西歐政府手上抽走，迫使各國在短時間內面對
兩個選擇：
要麼對內以更強硬鎮壓維持秩序，但這會加速軍警疲乏與倒戈風險；
要麼對運動妥協改革，但改革越深，越容易走向「制度性奪權」。
在法國革命示範與美國撤軍雙重作用下，歐陸的革命浪潮在兩年內迅速蔓延。
西歐革命潮（1969年－1971年）
以下各國革命並非完全同質，但在「路徑」上呈現高度相似性：學生運動引燃 → 工會總
罷工擴大 → 行政停擺 → 軍警分裂 → 臨時人民政府成立。
荷蘭（1969年）
荷蘭的運動最初以反戰、反資本與住房問題為主，但在港口運輸與工會罷工加入後，迅速
變成全國性政治危機。阿姆斯特丹與鹿特丹的港口停擺，使政府失去最核心的經濟命脈；
當政府試圖以緊急法令恢復港口運作，反而引發更大規模的群眾佔領。臨時人民委員會最
終在地方自治政府支持下接管行政，宣布成立社會主義政權。
丹麥、挪威（1970年）
北歐國家本有較成熟的社會福利與資產階級議會政治，原本被認為較不易走向革命。然而
在美國撤軍後，保守派以安全威脅為由主張強化警察權限，反而激化工會與青年左翼的反
彈。當政府選擇「以秩序名義削弱公民權」，北歐社會的中間派反而轉向支持左翼，導致
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在街頭動員下完成體制內外的合流，政權更迭在相對短時間內完成。
義大利（1970年－1971年）
義大利的革命路徑最為激烈。南北差距、失業與黑手黨問題使國家治理能力本就薄弱，運
動一旦擴大，很快演變為多中心對抗。多地工廠與地方自治組織在短期內形成「準政權」
，中央政府一方面無法有效鎮壓，另一方面也無法提供秩序與供給。最終，在軍隊高層拒
絕全面介入內戰的情況下，羅馬政府被迫接受政治改組，左翼聯盟建立新政府，並宣布退
出原北約體系。
到了1971年末，西歐主要國家已陸續完成政權更迭，資本主義在歐陸幾乎全面瓦解。歐洲
進入一個看似矛盾、但實際上高度一致的新局面：各國皆以「人民政府」形式建立政權，
並以不同程度的國有化與計畫經濟整合為目標。
德國統一（1972年）與柏林圍牆倒塌
歐陸革命的最高潮則是1972年的德國統一。與其說這是外交談判的成果，不如說是歐洲力
量結構在短時間內重組後的必然結果。
西德政府在此之前仍試圖維持資本主義形式，但在鄰國陸續革命、經濟外部市場劇烈改變
、美軍撤離導致安全焦慮擴大的情況下，西德內部的政治裂縫迅速擴大。工會與左翼政黨
以「避免德國成為歐洲最後的資本主義孤島」為口號，發動大規模動員。原本主張溫和改
革的中間派也逐漸失去信心，認為若不轉向，德國將在新秩序中被孤立並承受經濟封鎖。
在此背景下，西德出現以共產黨人為核心的政府。該政府最終作出歷史性決策：宣布加入
東德，以「完成民族統一與社會主義轉型」作為合法性論述。此舉等同於否定戰後西德國
家性質，也象徵冷戰在歐洲本土的勝負已經確定。
柏林圍牆在統一消息公布後不久倒塌。圍牆倒塌被稱為「德意志解放」與「歐陸統一進程
」的標誌性事件。群眾翻越圍牆的影像，成為此後數十年國際社會主義大家庭最常被引用
的畫面之一：它通常被解讀為德國人民結束分裂、擺脫美國藉馬歇爾計劃留下的資本主義
附庸體制、取得階級鬥爭階段性勝利的瞬間。
歐陸解放的影響
到1972年為止，歐陸的政治秩序已徹底翻轉。其後果可以概括為三點：
1.冷戰的主戰場消失：歐洲不再是美蘇競逐的前線，而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核心地帶。
2 美國全球領導力被重創：美國不干涉法國革命與撤軍被視為「背棄盟友」，使其外交
信用在短時間內崩盤。
3.世界秩序準備進入下一個爆點：當歐洲完成體制重整後，全球衝突的焦點必然外移；
而中東——能源、宗教與地緣的交叉點——很快成為下一場巨震的中心。
第三章 贖罪日戰爭與第一次石油危機（1972年－1975年）
當歐陸在1972年完成解放與德國統一後，世界並未因此走向和平。相反地，歐洲的政治改
革，反而使冷戰的衝突重心迅速外移，並在能源與地緣的交叉點——中東——引爆下一場
巨震。
歐陸各國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普遍以「去軍事化」作為革命成果的一部分：裁減常備陸軍、
縮編裝甲部隊、關閉部分前線基地，並將大量戰後累積的武器裝備封存或出售。這些裝備
在表面上是「財政減壓」與「產業轉型」的副產品，但在實際流向上，這些舊北約遺留的
武器卻在軍火商與地下輸運網絡的運作以及蘇聯的默許下，逐步進入阿拉伯世界。
阿拉伯諸國長期在以色列周邊戰爭中處於劣勢，其根本原因並不只在軍事指揮，更在於裝
備、通信、後勤與軍種協同能力落差。1972年後，這條差距隨著歐洲遺留的舊北約武器流
入被迅速縮短：先進反坦克武器、野戰防空系統、戰場通信、夜戰器材，以及在歐洲軍改
中被視為「多餘」的北約裝甲載具，被大量輸入埃及、敘利亞與其盟友。阿拉伯世界第一
次相信：若能在戰略時機上抓準，以色列並非不可擊敗。
而這份「可勝」的信念，最終導向了贖罪日戰爭。
贖罪日戰爭（1973年10月－1973年11月）戰爭過程
第一階段：雙線突襲與以色列防線崩潰（1973年10月上旬）
西奈戰場
埃及軍在蘇伊士運河沿線集結，於同一時刻以炮火壓制與煙幕掩護展開渡河。與過往不同
的是，埃及部隊在渡河後迅速建立多層防空與反坦克火力網：前線步兵攜帶大量反坦克武
器，後方則以機動防空系統與高射火力形成「保護傘」，使以色列慣用的空軍壓制與裝甲
反衝鋒難以奏效。
以軍在前48小時內屢次嘗試以裝甲部隊切入渡河點，卻在反坦克伏擊與密集炮火下遭受重
大損失。西奈防線的多個據點被迫撤退，運河東岸形成一條以埃及軍為主、以軍殘部為輔
的混亂戰線。這一階段最大的改變，在於以色列第一次感受到：過去「一旦動員就能奪回
局面」的公式正在失效。
戈蘭高地戰場
敘利亞軍在戈蘭高地以大規模裝甲突進配合炮兵火網壓制，試圖直接撕開防線、迫使以軍
後撤至加利利北緣。敘利亞部隊同樣大量配備反坦克與防空裝備，使以色列空軍在高密度
防空火力下不敢低空支援；而以軍在戈蘭高地的裝甲部隊也遭遇前所未見的消耗戰。
至10月上旬末，以色列在北線出現「首都方向被威脅」的戰略恐慌：隨著戈蘭高地防線被
敘軍突破，加利利平原已無可依託的防線。以色列政府此時已將戰爭定義為生存危機，而
非單純的領土攻防。
第二階段：動員極限與「最後手段」的政治辯論（1973年10月中旬）
隨著前線失利，以色列進行全國總動員，並試圖以內線機動在兩個戰場間重新分配兵力。
然而阿拉伯聯軍的攻勢並未如過往般在初期得手後迅速失速，而是以更制度化的後勤與輪
換維持壓力，形成「以軍動員越多、損耗越大」的惡性循環。
此時，以色列高層面臨兩難：
若集中兵力救北線，西奈可能被埃及穩固奪回，並迫使以色列在外交上全面失勢；
若集中兵力救西奈，北線可能出現戰略突破，直接威脅國土核心。
更嚴重的是，以色列在國際上已不再享有西方同盟作為穩固後盾。歐陸多數國家已改採社
會主義政體，對以色列的同情大幅下降；而美國雖仍是以色列最重要的援助來源，但其在
歐陸撤軍後外交信用受損、國內經濟也深陷停滯性通膨，短時間內能投入的資源有限。
在這種被孤立的心理氛圍下，梅爾政府內部開始出現對「最後手段」的公開與非公開辯論
：若戰線無法扭轉，是否應以核武威嚇、甚至實際使用核武迫使阿拉伯聯軍停手。
第三階段：核武使用與戰局逆轉（1973年10月下旬）
贖罪日戰爭之所以成為全球秩序的分水嶺，正是因為以色列最終選擇跨過核武門檻。其使
用方式並非全面毀滅式打擊，而更接近「戰術核武／示範性核打擊」：目標被刻意選擇在
軍事意義足夠、政治上又可宣稱「避免更大災難」的區域。
核打擊的落點與效果
以色列核打擊主要針對西奈戰場的埃及軍隊集結區與補給樞紐（尤其是運河東岸的部分橋
頭堡與裝甲集結點）。其目標意圖清晰：透過對關鍵節點的核打擊，在極短時間內摧毀阿
拉伯聯軍的持續攻勢能力，並製造心理震撼，使敵軍指揮體系陷入失序。
核爆造成的軍民傷亡規模至今仍有不同估計，但無論在何種計算下，都至少有兩萬人直接
死於核爆。阿拉伯世界普遍將其定義為「核屠殺」，而以色列則以「國家生存」作為唯一
辯護理由。
戰局轉折
核打擊後，埃及前線部隊在補給與通信中斷、士氣崩潰的狀態下被迫後撤，原本穩固的橋
頭堡迅速瓦解。以軍趁勢發動反衝鋒，將戰線推回運河附近，並在局部地段形成包圍與殲
滅。北線方面，敘利亞在面對以色列可能進一步核打擊的威嚇下，也不得不放緩攻勢，在
戈蘭高地轉入防禦態勢。
可以說，核武雖未替以色列帶來勝利，卻仍將以色列從戰略崩潰邊緣強行拉回到可談判的
位置。這也是此後數十年國際關係學界爭論不休的核心：核武在贖罪日戰爭中究竟是「阻
止以色列亡國」還是「引爆更長期的不穩定」。
第四階段：停火與外交重組（1973年11月）
核武使用後，戰爭不可能再被視為區域衝突。無論是蘇聯還是美國都面臨極其尷尬的局面
：一方面，阿拉伯盟友遭受核打擊，若不表態等同承認其陣營無法保護盟友；另一方面，
若直接介入與以色列衝突，則可能觸發核升級，將世界拖入不可控的災難。
因此，蘇聯採取的路線是：強力譴責以色列、加速對阿拉伯諸國的軍援與顧問派遣，同時
透過外交渠道逼迫停火，並要求建立新的中東安全架構。
與此同時，美國則面臨更加兩難的政治局面，一方面美國必須擔任以色列的政治靠山：在
國際譴責浪潮中，以各種方式阻止對以色列的實質制裁，並迅速啟動援助與補給，以確保
以色列不在停火談判中崩盤，但另一方面，這種為以色列使用核武背書的行為卻也徹底得
罪了阿拉伯盟國。
停火最終在以美蘇為首的多方壓力下達成，但其性質更接近「凍結衝突」，而非真正和平
。因為戰爭帶來的最大影響，不在於邊界線調整，而在於核武門檻被跨越後對中東各國的
政治影響：阿拉伯世界不再相信常規戰能約束以色列；以色列也不再相信國際體系能在其
生存危機時提供保護。
第一次石油危機（1973年－1975年）：能源武器化與世界經濟的斷裂
以色列在贖罪日戰爭使用核武後，阿拉伯世界很快做出結論：若常規軍事仍可能被核武一
瞬推翻，那麼真正能制衡以色列與其支持者的手段，必須是另一種力量——能源。
歐陸解放後的產業結構轉型仍高度依賴能源輸入；而美國在失去歐陸盟友後，其全球金融
與貿易支配力已開始鬆動。當阿拉伯諸國把石油視為「戰略武器」時，衝擊便不再是暫時
的價格波動，而是世界秩序的重新形塑。
第一階段：對美國與資本主義孤島的禁運（1973年末）
1973年阿拉伯產油國宣布對美國及其盟國實施石油禁運，理由為美國「偏袒以色列、包庇
核屠殺」。
這一舉動立即引發世界油價飆升與供應鏈恐慌。美國的通膨率本已居高不下，而能源危機
帶來的衝擊更使停滯性通膨惡化，製造業成本暴增，失業攀升，社會對政府的信任再度下
滑。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亦遭受重擊：其亞洲四小龍經濟規模與外交空間有限，面對能源斷
供，幾乎沒有轉圜餘地。
第二階段：阿拉伯全面倒向蘇聯（1974年）
核打擊所帶來的創傷與能源戰的成功，使阿拉伯世界在戰略上更堅定地靠向蘇聯。蘇聯提
供的並不只是軍援，更是完整的核保護傘：為避免下一次核威嚇，阿拉伯世界必須加入一
個能與以色列核能力抗衡的同盟體系之中，而蘇聯便成為其眼中最完美的人選。
在此期間，中東出現一系列外交重組：各國國內的蘇聯軍事顧問擴大化與常駐化、武器採
購制度化、情報合作與能源協議綁定。石油成為整個陣營的核心資產。阿拉伯世界以跟蘇
聯共同管理能源供應換取蘇聯的安全承諾，以埃及為首的一批國家加入華約，而蘇聯則以
保護中東盟友作為其超級強權地位的實質展示。
第三階段：油價長期化與世界經濟秩序重塑（1974年－1975年）
在蘇聯的支持下，這場由中東國家發起對美國以色列為首的國家禁運的石油危機開始朝長
期化、永久化發展：北美的能源價格持續維持在高點，使全球產業鏈被迫重新配置：高耗
能產業加速衰退，交通與民生成本上升，政府財政負擔加重，社會運動再度活躍。
對美國而言，石油危機的打擊具有政治放大效果。當美國既失去歐陸盟友、又在中東被視
為核霸權共犯時，其外交與道德資本同步崩解。國內方面，通膨、失業與財政壓力交織，
使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的矛盾加深，美國社會內部對「資本主義制度能否自我修復」的信念
開始動搖。此後美國走向長衰與最終解體，學界普遍認為石油危機是其中最關鍵的加速器
之一。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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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來自: 114.25.34.168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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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 csi9507121 (114.25.34.168 臺灣), 12/28/2025 19: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