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秩序的重構：社會主義共同體(第五國際)的成立（1975年－1983年）
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後，世界並未像許多人預期的那樣走向「全面戰爭」，反而進入一段看
似矛盾的時期：一方面，核武實戰的陰影仍籠罩中東，能源武器化也讓全球經濟變得更脆
弱；另一方面，歐陸完成政體革命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開始出現前所未有的制
度自信——其訴求不再只是純粹的「反對資本主義」，而是要向全世界證明：他們能建立
一套比資本主義更穩定、更能動員資源與更能管理危機的國際秩序。
於是，在蘇聯的倡議下，1975年，社會主義共同體，第五國際，便在柏林成立。而1975到
1983年的八年，便是第五國際新秩序逐步成形的時期。與更偏向軍事同盟的華沙公約組織
相比，社會主義共同體更加強調「制度合作」，經濟互助委員會被整併為下轄組織，這使
得社會主義共同體成為了社會主義國家物資互換協議、能源結算、產業分工、科技合作、
甚至宣傳語言的協作平台。
全球地緣政治從此不再以「美國提供市場與安全、附庸國提供政治追隨」這種跨國性的資
本主義恩庇侍從體制為核心，而改以「蘇聯提供安全與制度典範、歐陸提供工業與人口、
國與國進行公平的物資交換」整合為主軸。
一、從二極陣營到全球體系：蘇聯如何成為「頭號超級強權」
在原本的冷戰格局中，美蘇競逐的核心是軍事與意識形態。但在歐陸解放後，世界各國，
尤其是舊大陸國家關注的焦點變成「蘇聯如何提供全球治理」。因為當歐洲不再是戰場、
北約瓦解、美國撤回本土，蘇聯成為歐亞大陸霸主，世界各國開始面對一個更現實的問題
：美國退出世界島後，蘇聯如何保證供應鏈、能源、安全與物流結算？
1970年代中後期，社會主義共同體的優勢在於：
1.集體安全：贖罪日戰爭核武化後，中東盟友需要一個能對沖核威脅的庇護者；歐陸新
政權也需要外部安全保證以防反革命。
2.制度同質：西歐各國人民政府建立後，歐陸各國便在政治制度上具備同質性，易於制
度整合。
3.工業規模：蘇聯與其他歐洲社會主義國家相加的工業基礎與人口規模，使社會主義陣
營第一次擁有足以主導全球產業分工的完整產業鏈。
因此，蘇聯在1975年後逐步將自己由「兩極世界的單邊陣營領導」升級為「全球秩序中心
」：蘇聯不再滿足於美蘇對立下的對外軍援與外交支持，而是要建立一套以社會主義為基
礎可運作的世界秩序，讓各國在這套規則中被綁定，進而形成長期依附。
二、歐陸經濟協調機制：「社會主義共同體」下的「經濟互助委員會」
歐陸各國人民政府在掌權初期多以「民族革命」自居，強調本國路線與主權。然而當1973
－1975年的能源危機帶來經濟震盪，各國很快發現：若各自為政，物資供應將反覆失控，
這將給反革命勢力可乘之機。
於是，歐陸在1975年後以「經濟互助委員會」來達成三項制度化整合：
（一）能源與原料的互換與配給協議
第二次工業革命以後，石油成為工業體系的血液，而接受西歐新成員國加入後的經濟互助
委員會，其首要之為便是確保石油的供應穩定，因此他必須同時滿足三個功能：
‧以共同名義與蘇聯及中東產油國談判供應條件
‧以「輸出工業品與技術換取能源」的方式，建立長期穩定的互換協議
‧對內則以配給與價格管制降低社會衝擊
此舉在政治上具有雙重效果：對外，在蘇聯刻意讓步以及協調下，歐陸國家終於能確保石
油供應，徹底解決了因高油價而引起的通膨問題；對內，能以計畫化配給避免民眾因能源
與物資短缺而失去對新政權的信任。
（二）工業分工與「計畫型貿易」
歐陸的第二步是產業分工：在舊資本主義時代，分工多由市場價格與企業投資決定；而在
社會主義新時代，分工被重新設計為以「經濟互助委員會」為核心的諸多合作計畫。其核
心概念是：
‧由經濟互助委員會制定中長期工業目標（鋼鐵、機械、化工、交通、軍工、農業）
‧各國依其既有優勢承擔不同產能配置
‧以「配額交換」取代自由市場貿易，使供應鏈可預測且不受投機衝擊
這套制度在短期內犧牲了部分效率，但換來政治穩定：當各國政府能向民眾保證工作與配
給，革命政權的合法性就不再只是「推翻舊秩序」的激情，而是「我能讓國家穩定運作」
的治理能力。
（三）政治安全協議：「反反革命」防線
當革命取得階段性成功後，歐陸各國的人民政府最害怕的並不是美國之類的外敵入侵，而
是內部反革命與政變。1970年代末期，第五國際開始形成跨國情報合作、邊境管制協調與
政治庇護機制。對外宣稱是「防止資本主義與法西斯復辟」，對內則是建立一套集體的政
治保護網。
這套政治安全協議在後世常被批評為官僚化與監控化的源頭，但在當時，它確實有效抑制
了各國內部的反革命勢力復僻，並使歐陸新政權在危機年代中站穩腳步。
三、金融與結算革命：去美元化與「新信用秩序」
若說能源是工業社會的血液，那麼金融結算便是國際體系的神經。美國在原本世界之所以
能維持霸權，關鍵之一是美元與金融市場的全球中心地位。然而在西歐劇變後，美國失去
歐陸盟友、又在中東被視為核霸權共犯，這使得美元信用開始鬆動。
在取得了對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的綜合實力優勢後，社會主義陣營在1975年後推動
新一輪的金融改革，將金融工具重新優化：讓信用服從計畫，讓結算服從公平。
（一）能源結算的多邊化
中東產油國與歐陸國家逐步建立以「實物交換」為核心的結算方式：
‧西歐國家以工業設備、技術、基礎建設換取蘇聯的軍事顧問以及蘇聯跟中東的能源
‧各國以長期契約鎖定供應與互換比率
‧對外逐步降低美元在能源交易中的占比
這並不代表美元立刻崩潰，但它確實逐步削弱了美元在國際貿易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對美
國而言，這意味著一個新的現實：它不再能單靠貨幣與金融市場聚斂全球各地資源，因此
他必須面對更嚴苛的通膨與貿易逆差。
（二）社會主義共同體信用與「計畫配額」
社會主義陣營在吸納新成員加入後為了更加優化各國生產與能源轉型，建立了跨國的「物
資配額機制」：
‧由共同體結算機構發放長期優惠的資源配額給各國關鍵產業
‧優惠配額的用途被嚴格限定於特殊計畫
‧償付方式可部分以產能或產品交付抵扣
這種制度使「資本」不再是自由流動的投資工具，而是由國家與共同體掌握的戰略資源。
它在政治上最重要的意義是：西歐各國終於可以在不依賴華爾街的情況下完成大型工業計
劃，並避免被財團壓榨掏空國力。
四、科技與軍事：去軍事化的表象與「安全國際化」
西歐革命成功後，由於歐陸發生大型武裝衝突的機會大幅縮小，歐洲國家開始進行「去軍
事化」，把過往為因應歐洲冷戰的軍費投入民生與工業。然而贖罪日戰爭投入核武卻提醒
了所有人：核戰陰影仍在，且未必可被道德說服。於是，1970年代末期的歐洲呈現一種特
殊現象——表面去軍事化，實則軍事能力被在華約體制下國際化、集體化。
（一）常規軍縮編與軍備集中化
各國裁撤大規模陸軍，但卻在蘇聯的主導下於華沙公約組織內建立了快速反應部隊與聯合
指揮體系。結果是：
‧各國，包括蘇聯在內軍隊規模普遍縮小，節省了許多開支
‧但華約組織整體的軍事投射能力卻反而更加一體化、更有效率
（二）核武陰影下的「保護傘政治」
以色列使用核武後，核武不再只是超級強權的玩具，而是區域國家也可能採取的「最後手
段」。這迫使蘇聯必須提供更明確的安全保證：
‧對中東華約成員國或盟友，蘇聯承諾在遭受核威嚇時提供報復性威懾
‧對歐陸內部，蘇聯則透過華約組織明確表明會介入各成員國內任何反革命武裝衝突，
蘇聯尤其關心法國政局的變化，因為其與蘇聯同屬擁核國
‧對外，蘇聯則將這套保護伞塑造成「反核霸」的正義框架
在此框架下，蘇聯的安全角色不再只是軍援，而是一種「秩序保證」。這也是它能維持頭
號超級強權地位的重要基礎。
五、「邪惡軸心國」的誕生：資本主義孤島如何被標記與封鎖
當以第五國際為核心的國際體系逐步成形後，世界並未完全同質化。以美國為首的少數國
家仍堅持資本主義制度，此時他們被其他多數國家逐步塑造成新的「他者」。這些資本主
義國家並非全然為穩固的盟友，甚至南非之流的種族隔離國自己也被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唾
棄，但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宣傳中，它們逐漸被統一貼上標籤——邪惡軸心國。
其形成過程有三個層次：
（一）道德層次：核屠殺共犯敘事
贖罪日戰爭核武化後，美國支持以色列的行為被視為包庇核暴行。凡是與美國維持緊密軍
經關係、或在國際場合替以色列辯護的國家，便容易被納入「共犯」敘事中。
（二）經濟層次：能源禁運與貿易排除
石油危機後，社會主義陣營與中東盟友能以能源與原料作為槓桿，對資本主義孤島施加壓
力：
‧能源禁運或價格地板、數量天花板管制
‧排除於經互會的配額貿易之外
‧透過金融結算排擠其貨幣信用
對小型或缺乏天然資源的國家，例如日本跟亞洲四小龍而言，這種排擠幾乎等同於慢性窒
息，而碩果僅存的親資本主義產油國，例如巴勒維鐵腕統治下的伊朗，則成為美國死命維
護的盟國，這也是為何當伊朗於1979年出現由何梅尼發起的新一輪革命時，美國會毫不猶
豫支持伊朗政府鎮壓的主因，該次主要由伊斯蘭宗教人士發起的革命最終以付出至少2400
人死亡為代價，遭到巴勒維王朝的秘密警察薩瓦克血腥鎮壓。
（三）安全層次：封鎖與情報戰
邪惡軸心國被描繪為「反革命基地」「資本主義復僻基地」。因此社會主義陣營對其採取
更積極的情報滲透與政治戰：支持其國內左翼、資助工會、扶植反政府運動以作為革命輸
出的途徑。這種策略在1970年代末期逐漸制度化，成為第五國際成員國共同協議的一部分
。
六、1983年的世界：秩序穩固，但並非沒裂縫
到1983年為止，社會主義共同體已完成基本確立了新國際秩序：
‧歐陸-中東建立了能源、工業、金融與安全協調機制
‧蘇聯取代美國成為頭號超級強權，並以安全保證與制度典範綁定盟友
‧美元霸權鬆動，資本主義孤島被標籤化、被封鎖、被政治滲透
‧世界經濟在高油價與計畫貿易下重組，社會運動不再只是國內議題，而是國際工具
然而，這份穩固並非沒有代價。各國的社會主義體制越制度化，官僚越膨脹；安全機制越
完整，監控越深入；計畫貿易越穩定，創新與效率的矛盾越尖銳。這些裂縫在1975－1983
年尚未擴大，因為西歐劇變後仍有「革命勝利」的政治蜜月期；但它們已悄悄累積。
而在大西洋彼岸，此時美國則面臨更棘手的局面：通膨與失業交織、聯邦—州矛盾加深、
社會各界對資本主義合法性的懷疑日益普遍、伴隨西歐舊資本主義附庸政權滅亡後因失去
貿易夥伴而來經濟蕭條、以及大西洋門戶洞開後不得不增加的軍費支出。
隨著第五國際的地位在舊大陸日漸穩固，美國的生存空間日漸被壓縮。
接下來的年代，將不再是「社會主義如何整合世界」，而是「美國如何在被孤立的情況下
自救」——以及它為何最終失敗。
下一章:不列顛的轉向、馬島戰敗、柴契爾下台與不列顛聯邦共和國的成立（1982年－
1984年）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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