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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英雄人物：唐太宗（10） 分權法制
作者: 五千年輝煌神傳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組
【正見網2016年06月29日】
第二節 分權法制
三省合議
唐時中央朝廷方面延續三省六部制。中書省發布命令，門下省審查命令，尚書省執行命令
。政令形成，先由諸宰相在設於中書省的政事堂舉行會議，形成決議後報皇帝批准，再由
中書省以皇帝名義發布詔書。詔書發布前，必須送門下省審查，門下省認為不合適，可以
拒絕“副署”。詔書缺少副署，依法不能頒布。只有門下省“副署”後詔書才成為朝廷正
式法令，交由尚書省執行。此三機構分工合作、互相制約的制度稱為“三省合議（駁議）
制”。其最突出點即是立法、審查、行政“三權分立”。太宗規定自己詔書也必須由門下
省“副署”後才能生效，保證詔令可行性，及時發現錯誤並糾正。
太宗注重法治，“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貞觀政要‧公平》），法律制定
後，太宗以身作則，帶頭守法，維護法律劃一和穩定。
審慎法令
鑒於隋煬帝“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於亡”之教訓，太宗主張“寬簡刑政，審慎法令
”。房玄齡等人受詔修定《唐律》，他本著太宗“務在寬簡”精神，擬定律文五百條、刑
名二十等。與隋朝舊律相比，減去大辟（死刑）九十二條，減流刑為徒刑者七十一條，而
且改絞刑為斷右趾，取消鞭背酷刑，其餘刪繁就簡，改重為輕者甚多。後來長孫無忌對唐
律作了具體說明，編成《唐律疏議》一書。
太宗執法時鐵面無私，但量刑時則反覆思考，慎之又慎。唐制規定，判死刑，在京城要在
兩日內五次復奏，在各州要三復奏。他說：“人死不能再活，執法務必寬大簡約。”由於
太宗苦心經營，貞觀年間法制情況極佳，犯法人少，被判死刑者更少。據載貞觀三年，全
國判死刑者二十九人，幾乎達到當時社會治理最高標準——“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罰。
甄權，隋末唐初著名醫學家，善於針灸。公元621年，太宗平定河南，派李襲譽出任潞州
地方官。甄權作為醫生也成為李襲譽隨行徵士之一。貞觀初年時，李襲譽官拜少府監。太
宗命他主持將甄權之《明堂人形圖》加以校訂、充實，且經甄權審定。貞觀五年，官方修
訂圖文並茂之《明堂針灸圖》完成，並呈太宗御覽。
太宗仔細看罷《明堂針灸圖》，發現人體胸、背部為五臟經脈穴道集中之處，而臀部穴位
則較少。太宗由此想到，鞭打刑法中，在隋唐時有五刑，分為死、流、徒、杖、笞，其中
笞刑最輕，以竹板或小荊條抽打背部或臀部，從十下至五十下，分為五等。笞刑雖然最輕
卻隱藏危險，鞭背有可能將犯人誤打致傷殘或死亡。因此，太宗為避免打死罪犯，下令以
後官衙行笞刑時只可打臀部，不可以打胸、背部。自此之後，公堂之上責打犯人皆只棒打
臀部。
死囚守信
貞觀六年十二月末（632年），太宗在視察關押死刑犯監獄時，想到年節將至，這些犯人
卻身陷囹圄，不能和家人團圓，心生憐憫，於是下令把這些已判死刑囚犯釋放回家，但規
定他們明年秋天必須自行返回長安就刑。要求死刑犯守信用，時間一到自動回來受刑，似
乎天方夜譚！然而，出乎人們意料，貞觀七年（633年）九月，三百九十個死囚在無人監
督、無人押送情況下，“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資治通鑑》卷一九四）
太宗以誠信教化、感化眾生，即使死刑犯人亦為之感化，奉守信譽，自願返回受死。太宗
最後對這些死刑犯人亦予減刑處理，傳為千古美談。
第三節 立國治本
為政務本
太宗《政本論》：
“為政之要，務全其本。若中國不靜，遠夷雖至，亦何所益。隋煬帝纂祚之初，天下強盛
，棄德窮兵，以取顛覆。頡利近者足為疆大，意既盈滿，禍亂斯及，喪其大業，為臣於朕
。葉護可汗亦大強盛，自恃富貴，通使求婚，失道怙亂，奄至破滅。其子既立，便肆猜忌
，眾叛親離，覆基絕嗣。朕雖不能遠慕堯舜禹湯之備，目睹此輩，何得不誡懼乎。”
其大意為：管理國家最重要者為注重國之根本。如本國不安定，他方有助，亦不會有益處
。隋煬帝篡權之初，國力強盛，但他棄德，窮兵黷武，自取滅亡。近說頡利，也算強大，
得意洋洋，禍亂來臨，喪權失國，降於大唐。葉護可汗亦是如此。我雖不能遠慕堯舜禹商
湯等之治，目睹眼前這些教訓，怎能不警誡呢?
置官貴精
貞觀元年（627年），太宗對房玄齡說：官員貴精不貴多。濫竽充數官員，如同畫地作餅
，徒勞無益，請你們認真想想這個道理。要編定官員職數，據此裁汰官員。房玄齡立即行
動，將全國文武官員定編為六百四十人（此前為二千多人）。《新唐書‧百官志》載：“
太宗省內、外官定製為七百三十員。”“省內”是指中央部門，“外官”是指地方要員。
國策需法律制度保證。《唐律疏儀‧職制》規定：“諸官有員數，而署置過限及不應置而
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後人知而聽者，減前人置等一等；規求者為
徒坐，被征者勿論。”唐朝對中央和地方，通過編制“職員令”，實施官吏總量限制。如
果設置官署超編以及不應設置而設置，就要動用刑法。超編一人，打長官一百大板；超三
人，罪加一等；超十人，處徒刑二年。後任官員明知前任多置官吏而聽之任之，比照前任
罪行減一等查處。對於違規求官人，處以徒刑。被迫違規做官者，不予處罰。依法行政，
太宗成功解決官吏數量問題。
除解決官吏數量，太宗對官吏品德質量同樣極為重視。貞觀三年（629年），太宗對吏部
尚書杜如晦說：選擇官吏不能光看其是否能說會道，而不察其品行。否則，數年之後，其
劣跡彰顯，雖處其刑罰，但當地百姓卻已深受其害。“比見吏部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
不悉其景行。數年之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
貞觀六年，太宗對魏徵說：用人之難在於識人。用了正人君子，則好人能得到勸勉；用了
惡人，行為不端之人就會爭相鑽營。“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
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法其罪，為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慎擇。”
太宗專為作官之人寫下《禁官人違律詔》，禁止官人違反法律，要奉公守法，如違法，點
名通告。“朕恭膺寶命，撫臨率土，永鑒前王，憲章典故……自今以後，官人行事與律乖
違者，仰所司糾劾，具以名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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