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 鄭永年談權利與社會抗議運動

作者kwei (光影)

看板IA

標題[資訊] 鄭永年談權利與社會抗議運動

時間Mon Sep 2 23:32:56 2019

鄭永年談權利與社會抗議運動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一、“魚”與“熊掌”的選擇困境 http://www.uzbcn.com/mon/keji/20190730/60230.html 二、“堰塞湖現象”與社會抗議 http://www.uzbcn.com/mon/keji/20190806/60440.html 三、當代社會抗議運動為什麼失效？ http://www.uzbcn.com/mon/keji/20190813/60683.html 四、“富裕”時代的社會抗議 (2019/11/28 增補) http://www.uzbcn.com/mon/keji/20191126/64382.html 五、世界為什麼變得如此憤怒？ (2019/12/24 增補) http://www.uzbcn.com/mon/keji/20191224/65267.html 六、當代的“革命”與治理危機 (2020/1/22 增補) http://www.uzbcn.com/mon/keji/20200121/66177_2.html 一、“魚”與“熊掌”的選擇困境近數十年來，對很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來說，人們面臨的是一個全方位發達的西方。西方所有的一切，包括經濟自由、政治民主、社會福利等等，一切都令人嚮往，希望自己的國家也可以在儘可能短的時間裡得到所有這一切。於是，在很多人的概念裡，似乎所有好的東西都可以同時出現和同時得到。如果考察一下這數十年發生在西方和非西方國家的社會抗議運動，人們不難發現，有一個巨大的差別，那就是，在西方國家，社會抗議運動的目的往往是具體的利益，更多的權利；而在非西方國家，社會抗議目的更多的是抽象的價值，尤其是民主、自由和人權。在經濟改革方面，很長時間裡，人們對“大爆炸”（big bang）理論和方法持續爭論。這一方法強調所有經濟改革同時進行，畢其功於一役。這一理論符合很多人“急於求成”的心理，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也在不同地方進行了實驗，但人們對這一方法實際所產生的結果具有很大的爭議。這一方法首先被1980年代的英國首相柴契爾引用於英國的金融改革，主要是全方位放鬆金融管制。這一改革促成了英國倫敦成為世界金融中心，但人們也認為這一改革也促成了2007年以後的全球性金融危機。這一方法後來應用於俄羅斯和東歐的改革，即全盤私有化。不過，效果同樣令人質疑。俄羅斯和東歐國家儘管走上了西方所認為的自由市場道路，但這些國家的經濟表現並不理想，並且經常出現危機。尤其和走漸近改革道路的中國相比較，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經濟表現相形見絀。如果人們把“大爆炸”理論應用到一個國家的發展上，可以提出類似的問題，即一個國家是否可以同時實現政治、經濟和社會全方位的發展，一步到位變成西方那樣的國家？儘管在理論層面，人們對此可以爭論，但從現實經驗看，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這樣做。現實主義地看，就國家發展來說，世界上並不存在一個“畢其功於一役”的發展模式，人們不得不面臨“魚”與“熊掌”的選擇問題。即使在西方也是如此。今天西方所擁有的，是其在漫長的歷史階段中逐漸實現的。英國社會學家馬歇爾（T. H. Marshall）提出了西方權利實現的“三階段論”，認為西方國家實現權利的次序是18世紀實現了個人自由（自由資本主義），19世紀實現了政治權利（選舉權），20世紀實現了社會權利（福利社會）。馬歇爾的理論更多的是對英格蘭發展的一種經驗描述，說明權利實現的階段性。但這一理論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評，尤其是女權主義者，她們認為，馬歇爾所描述的只適用於英格蘭的白人男性工人，而不適用於其他社會群體，尤其是包括婦女在內的“第二等公民”。即使在理論層面，馬歇爾的理論也存在著邏輯問題。例如，如果一個國家首先實現的是“ 個人權利”，那麼“個人權利”如何發展成為體現集體權利的社會福利呢？如果個人權利首先得到實現，理性（自私）的個人就不會放棄自己的權利，讓渡自己的權利給“集體” 。從經驗上說，的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保障計畫發生在保守的德國，而非自由的英國。歐洲國家從馬克思所說的“原始資本主義”，轉型到20世紀的福利資本主義，並不是說資本主義的自然轉型，而是在強大的社會主義運動推動下，歐洲諸國政治社會改革的產物。西方有“資本主義的變種”理論，區分了強調自由的英美資本主義和強調集體的歐洲大陸（法國、德國等）資本主義。英國因為一戰、二戰和凱恩斯主義等因素，在二戰之後實現了福利社會，但作為自由資本主義大本營的美國到現在為止，在社會福利方面，仍然遠遠落後於歐洲國家。福利社會面臨巨大的挑戰即使對福利社會，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在實踐層面，也一直面臨巨大的挑戰。在理論上，在英國福利政策出現不久，就遭到嚴厲的批評。海耶克（F. A. Hayek）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和《自由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為批評派的經典。前者是海耶克在二戰期間的英國倫敦寫成，被視為反對福利社會的“聖經”。 1970年代，西方因為石油危機等因素，經濟滯漲，批評者就把矛頭對準了福利社會，認為福利社會的擴張已經破壞了“民主的可治理性”，造成了西方的“民主危機”。到了1980 年代，就出現了英國柴契爾和美國里根新自由主義革命。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就是經濟自由（自由化和放鬆管制）、管控社會（工會）和消減福利。美國歐巴馬政府針對窮人（尤其是黑人群體）出台了一個醫改法案，但川普一上台，就首先廢除了這個法案。也就是說，即使在西方，各方面的權利的實現也並不是“自然”的，而是各種社會力量互動的產物。人們並不存在“魚”與“熊掌”兼得的局面。不過，較之後來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情況，西方國家在不同權利逐步實現的過程的確表現為“自然”，即在沒有高強度的壓力（尤其是外部壓力）的情況下實現的。這裡可以舉今天發展中國家最為關心的普選權（政治權利）為例。法國是世界上第一個通過憲法，賦予人民普選權的國家。1793年憲法就規定了這項權利，但之後並無選舉。1848年法國進行了第一次普選，不過之後法國的普選權就停滯不前，直到將近100年之後的1944年才賦予婦女選舉權。瑞士被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視為是第一波民主化浪潮的典範，但這個國家婦女選舉權直到1971年才實現。在其他很多歐洲國家，儘管男性普選權獲得要比法國晚，但婦女選舉權的獲得就比法國早。這種男女性不同權利的情況，除了其他很多原因，更受觀念的影響。在歐洲啟蒙運動中，儘管也有少數哲學家呼籲普選權，但更多的哲學家包括最為激進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也認為政治是“公共領域”，而“公共領域”是專門屬於男性的，只有男性才成為公民，而女性則屬於私人、家庭或者“自然”的領域。在很長的時間裡，類似的概念不僅男性接受，女性也接受。直到後來出現了新的思想，人們才意識到原來權利分配的不公平，女性在開始爭取權利，或者被賦予權利。即使發展到今天，儘管比較而言，西方社會各方面都已經很發達，但大多數西方國家也在同樣經歷各方面發展的不協調，呈現出一個動態的過程。尤其是近30年的全球化，已經徹底改變了西方社會原來維持的均衡狀態，導致了政治、經濟和社會高度失衡。這也是西方社會今天所面臨的嚴峻挑戰。不管如何，西方大多數國家的國家建設，從領土邊界的固定到領土統治權的確立，再到大眾民主參與權的實現，經歷了幾個世紀的時間，具有足夠的時間來逐一解決不同時期所面臨的問題，往往是“一個時間做一件事情”（one thing at a time）。但對第三世界國家來說，他們同時面對所有這一切。簡單地說，和西方比較，大多發展中國家都面臨“壓縮性”（compressed）發展，即同時面臨政治、經濟和社會全方位發展的需求。一個現實是，和西方比較，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是社會經濟低度發展、發展不足甚至毫無發展的困境；但就社會需求來說，經濟發展、政治自由和社會福利都是需要的。如果發達國家經歷了三個世紀才實現了經濟發達、政治自由和社會福利，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可以等待這麼久，越來越多的人要求這些方面的權利同時實現，至少是可以平衡地發展。這裡就涉及後發展中國家的“劣勢”問題，既表現在物質層面，也表現在觀念層面。就物質層面來說，誠如新馬克思主義所言，資本主義式經濟自西方（中心）向非西方（邊緣地帶）擴散和發展，邊緣地帶本來就處於一個不利的地位（例如處於產品和產業鏈的低端、缺少優質資本和技術等）。從觀念上說，因為西方國家已經實現了經濟、政治和社會方面的權利，後發展中國家也自然就接受了所有這些權利概念，而且也認為所有這些權利不僅需要也可以同時實現。無疑，觀念和現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甚至是不可踰越的鴻溝。 “先經濟、再社會、後政治”的路徑如馬歇爾所言，西方國家先是實現了經濟發展，再是政治權利，然後是社會福利。但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二戰之後，新獨立的國家都是一步到位地把選舉權擴散到男性和女性。也即是說，大多數西方國家花費了一個多世紀才實現的政治權利，在新獨立國家體現為“即時的實現”。從表面上說，這可以說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因為新獨立國家的人民無需等待那麼久，就隨手得到了政治權利。但從現實面來看，因為沒有任何社會經濟面的支撐，這種政治權利往往沒有實質性的意義。在發達國家，政治權利的實現有助於“分蛋糕”，即社會福利，但新興國家的“蛋糕”很小，甚至不存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政治權利不僅演變成為“為了選舉而選舉”，而且在更多的時候，成為了“把蛋糕做大”的一大阻力。不難觀察到，二戰之後的新興國家，從理論上說，都具有西方所有的一些，包括憲政、多黨制、全民選舉、媒體和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等，但現實地說，這些權利僅僅停留在紙面上，從來就沒有實現過。儘管這些國家的領導層的專制、獨裁、腐敗等等被視為權利沒有充分實現的根源，但人們必須看到產生這些行為的社會經濟根源。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被視為入世哲學家（worldly philosopher）的赫希曼（ Albert Hirschman）不滿古典經濟學均衡發展理論，而提出了一個“非均衡”發展模式，就是說，一個國家不可能同時得到各個方面的發展，而是要“突圍”，找到發展的“抓手 ”，逐一推動各方面的發展。 “非均衡發展”理論認為，現實地說，不會所有的好事情都可以一起發生的，人們也很難同時滿足所有的願望。例如，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的改善可以同時發生，也可以不同時發生；經濟增長既可以和政治開放一起發生，也可以和政治專制同時發生；民主的鞏固可以推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但也可以和經濟的衰退同時出現。　　當然，這並不是說，後發展中國家就沒有優勢了；相反，後發展中國家具有很多方面的優勢，尤其在經濟和社會領域。哈佛經濟學家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提出的 “後發展優勢理論”並被廣泛應用於後發展中國家。簡單地說，後發展中國家可以向發展中國家學習，少走彎路，甚至可以（用今天的話來說）“彎道超車”。　　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台灣和香港）的經驗更能說明“後發展優勢”。這些經濟體的發展並沒有按照馬歇爾前面提到的“先經濟、再政治、後社會”西方模式，而呈現出“先經濟、再社會、後政治”的路徑。也就是，先充分結合政府和市場的力量實現經濟的發展，再通過政府和市場的努力實現社會的發展，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開始政治民主化。這種模式使得這些經濟體不僅逃避了人們所說的“中等收入陷阱”，歷史地看，較之早期西方民主化，這些經濟體的民主化也是相對和平的。今天，中國大陸的發展模式儘管有其特殊性，但基本上也遵循這種模式。直到今天，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仍然處於既無“魚”也無“熊掌”的發展階段，如何發展仍然是這些國家所面臨的巨大挑戰。但即使是發達經濟體（包括亞洲“四小龍”），也很難說可以永遠做到“好事情走到一起”的局面。在經濟好的時候，各方面權利的實現相對容易；但在經濟不好的時候，就會出現“魚”與“熊掌”很難同時得到的局面。更為嚴峻的是，人們的選擇不一，一些群體選擇“魚”，一些群體選擇“熊掌”，不同收入群體、不同政治傾向性、不同年齡段的群體之間的選擇南轅北轍，這往往使社會失去均衡穩定狀態，而處於極其分裂的狀態。二、“堰塞湖現象”與社會抗議近年來，社會抗議運動已經成為一個世界潮流，從美國、歐洲到亞洲，沒有幾個國家能夠避開社會抗議運動。儘管社會抗議運動一直是社會進步的巨大動力，但對任何社會來說，無論是對抗議者本身還是對社會整體，任何形式的社會抗議都是有成本的。對抗議者本身來說，除了極少數組織者可以獲利之外，大多數參與者（包括旁觀者）都要花費精力和時間。社會抗議的組織者一方面面臨更大的風險（例如被逮捕和起訴等），另一方面也可以獲得社會聲望，獲得日後從政的機會。多數人除了增加一些生活經驗之外，則沒有任何機會。對社會整體來說，社會抗議可能對社會穩定和社會正常運作（包括政府）產生負面影響。對社會的大多數來說，如果不同形式的社會抗議是不可避免的，如何理解和化解當代不同形式的社會抗議活動就變得非常重要。社會抗議或許不可或缺，但一個社會也不能總是處於抗議狀態。從理解的角度來看，人們或許把社會抗議運動及其可能的結果，理解為自然界頻繁發生的 “堰塞湖現象”。堰塞湖是由火山熔岩流或地震活動等因素，引起山崩滑坡體等堵截河谷或河床後貯水而形成的湖泊。一般來說，堰塞湖的形成有四個過程：一是原有水系的存在；二是原有水系被堵塞物堵住；三是河谷、河床被堵塞後，流水聚集並且往四周漫溢；四是儲水到一定程度便形成堰塞湖。堰塞湖的堵塞物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們也會受沖刷、侵蝕、溶解、崩塌等等。一旦堵塞物被破壞，湖水便漫溢而出，傾瀉而下，形成洪災。伴隨次生災害的不斷出現，堰塞湖的水位可能會迅速上升，可能導致重大洪災。災區形成的堰塞湖一旦決口，後果嚴重，對下游形成洪峰，破壞性不亞於災害的破壞力。如果把社會抗議群體比喻成“堰塞湖”，就不難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儘管不想看到“堰塞湖”的出現，但不管人們喜歡與否，“堰塞湖”不可避免；同樣，儘管很多人不想看到社會抗議，但社會抗議一直是人類社會不得不接受的一個現實。對人類來說，問題並不在於“堰塞湖”是否會出現，而在於如何消解其所能產生的後果和災難；同樣，對統治者來說，問題並不在於社會抗議是否會發生，而在於如何利用社會抗議所產生的積極效果，來管控社會抗議所產生的負面效應。對社會抗議運動本身也是可以有所啟示的。抗議運動如同“堰塞湖”本身，內部充滿變化動力。“堰塞湖”的形成只是一種自然的產物，本身沒有任何目的；但“堰塞湖”本身的活動則有可能最終導致“堰塞湖”的“決堤”，最終導致其解體和消失；另一方面，社會抗議運動是有目的的，但因為其內部變化動力所致，社會抗議可能最終走向自己的反面，導致自身的消失。 “發聲”和“退出”的相互關係對“堰塞湖”的處理，不管是“外部手術”還是內部變化動力所致，人們還可以找到一些普遍性的規律，而這些規律對理解社會抗議運動具有很大的相關性。第一，“堰塞湖”內部的面積和水位深度，與其所能產生的影響之間的關係。面積越廣、水位越深（高），內部的變化動力越強，對堵塞物所能產生的壓力也就越大，也就越容易導致“決堤”。社會抗議也是如此。所有社會抗議都是人們對現狀的不滿引起的。很多抗議開始時可能只是抱怨，要求並不高；如果這些要求得到滿足，社會抗議就可能消退了。這是一種“一次一個要求”的抗議。不過，也有可能在一個要求得到滿足之後，出現了第二個或第三個要求，也就是說，抗議者的要求可能越來越高，直到不能滿足為止。但不管是怎樣的原因，如果要求得不到滿足，抗議者的積怨就會越來越深，對社會的衝擊力也越來越大。在不同政體下，社會抗議的“積怨”程度也會不同。在民主社會，因為社會抗議是一件比較簡單的事情，而且風險不高，甚至沒有風險，所以社會抗議經常發生。在這樣的社會，人們的忍受度一般極低，一旦對社會產生不滿，就隨意表達出來。不過，從經驗來說，這種被人們廣為稱頌的社會抗議環境（例如組織自由、集會自由、民主等等）並不見得有效，或者說，容易發生的社會抗議，其效果也相對無效。在很多社會，社會抗議已經變成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並沒有什麼效果。為什麼會這樣？這裡可以借用政治經濟學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所提出的“發聲 ”和“退出”的概念來理解。赫希曼認為，當人們發現一個公司、組織或政府所提供的產品（服務）的質量下降時，人們便開始“發聲”（voice）或者“退出”（exit），以表示不滿。“退出”很簡單，就是離開，轉而購買能夠提供更好質量產品（服務）的公司、組織和國家。“發聲”就是抱怨公司和組織，意在改進公司和組織所提供產品（服務）的質量。“退出”則不同，無論是間接的“退出”還是無意的“退出”，都會阻礙公司或組織去改善業績。因此，儘管“退出”和“發聲”都是人們的選擇，但結果很不相同。兩者之間經常存在矛盾，互相破壞，“退出”尤其能夠破壞“發聲”。如果“退出”很方便，很容易，“發聲 ”就不容易發生，因為“發聲”往往需要時間和精力。這種情況很容易發生在現實社會經濟生活中。例如，如果離婚足夠簡單，夫妻雙方不會通過“發聲”（溝通或和解）來挽救婚姻。在美國歷史上，早期工業化過程中，因為西部開發提供了足夠的機會，所以與歐洲比較，美國並沒有出現強大的工人階級運動。在很多情況下，“退出”的選擇傾向於破壞“發聲”。赫希曼認為，這可以用“水利模型 ”來表示，公司、組織和國家所提供的產品（服務）的降低產生了社會抗議的壓力，抗議的壓力則會導致“發聲”或“退出”；但如果通過“退出”選擇所消解的壓力越多，形成有效“發聲”的機會就越小。 “退出”選擇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民主社會抗議的無效。民主社會往往擁有多黨制，權力在不同政黨之間輪流轉。很多社會抗議往往具有“黨派”性質，要麼為黨派所發動，要麼為黨派所利用。即使不具有黨派色彩的社會抗議，其參與者的選擇也相對簡單。例如對黨派A不滿，就簡單地選擇“退出”，轉而支持黨派B或C。這種選擇一方面使得社會抗議的強度不會那麼大，但政治效用也相對減少。人們總是預期換一個政黨執政情況會變好，他們的要求能夠得到比較好的滿足。但問題是，由社會抗議者支持的政黨一上台，也會面臨同樣的環境，反對黨（原來的執政黨）也會做同樣的事情。因此，政治權力在不同黨派之間的轉移儘管表達了民主性，或者說反映了社會抗議者的 “聲音”，但執政的實際效果不會得到改善。這導致人們所說的“幾個都是爛蘋果，選擇哪一個都一樣”的情況。威權主義社會的“發聲” 與民主社會相比較，權力集中或學界所說的威權主義社會，到了社會抗議階段往往已經是 “深仇大恨”。在威權主義社會，“發聲”往往受到很多限制，而且即使發出了“聲音” ，發聲者面臨的風險也很高，所以理性的人往往選擇不“發聲”，直到“不得不”發聲為止，即到了不可忍受、非發聲不可的時候。考慮到威權主義社會的民眾也是最有忍耐力的，一旦到了“發聲”的階段，這個時候的“聲音”往往是最激烈、最有破壞性。不過，威權主義社會的“發聲”不見得無效，在一定條件下甚至比民主社會更有效。這主要由兩個因素決定。首先，威權主義國家的社會群體面臨“退出”問題。這些國家要麼是一黨制國家，要麼是一黨獨大國家。在前者，根本就不存在“退出”的選擇，因為沒有反對黨的存在。唯一的“退出”就是向國外“移民”，但這個選擇反而降低了對原來社會的壓力，這種“退出”對原來的社會毫無益處。在後者，因為一黨獨大，人們對合法存在的小黨的效用存有懷疑，往往也不做“退出”的選擇。這種局面決定了威權主義國家“發聲”的“藝術”和“質量”。因為具有風險，人們就要講究“發聲”的藝術，用他們認為最有效用的方式“發聲”；而“發聲”的藝術也往往提高“聲音”的質量。其次，執政者的憂慮和主動解決。威權也意味著責任。如果執政者足夠理性，就必須做到兩者之間的平衡。無論是一黨制國家還是一黨獨大國家，執政黨沒有任何理由推卸責任，或者說，執政黨是唯一的責任主體。執政者深知“一旦發聲便是深仇大恨”的道理，也深知“決堤”所能爆發出來的能量和所能造成的破壞。因此，為了避免大面積“決堤”現象的產生，執政黨就必須主動“傾聽”社會所發出的“聲音”，主動解決問題，滿足社會的需要。唯一不同的是，“發聲者”或“聲音組織者”所面臨的風險更高。因為執政黨不希望現存 “聲音”成為一種有組織的力量（潛在的反對黨），所以往往對這些角色實行高壓管控政策。西方一般認為威權主義國家的“聲音”無效，但這個論斷並不符合經驗證據，因為從經驗來看，威權主義國家的諸多“聲音”在一定條件下，也促成諸多有意義的實際政策變化，有些變化甚至較之民主國家更能反映社會的變化。第二，“堰塞湖”內部和外部的水位落差關係。很簡單，“堰塞湖”內部水位與外面水位落差越大，“決堤”時刻所產生的衝擊力就越大；反之，兩者的落差越小，“決堤”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使“決堤”，所造成的衝擊力也不會太強烈。社會運動的強度其實也是如此。如果社會運動所要求的東西和他們已經擁有的差異過大，社會運動往往很激烈，例如一個社會的民主化初期（也就是從沒有民主到有民主的轉型時期），社會運動往往很激烈，甚至很暴力；反之，如果社會運動所要求的東西和他們已經擁有的東西差異不大，社會運動往往趨於平和，例如一個已經民主化的社會，社會運動（也即是要求更多的民主）不會像初期那樣激烈和具有暴力性。理解這種“落差關係”對執政者防止社會劇變、維持秩序也具有意義，即“落差”問題不僅可以解決，也可以預防；但如果被忽視、不去解決，日子久了就會產生嚴重的後果（即落差變得越來越大）。其一，執政者可以對社會抗議進行“疏導”工作，正如可以人工炸掉“堰塞湖”的堵塞物。炸掉堵塞物就是讓“堰塞湖”內部的水和外部的水融合在一起。如上所說，這裡的“成本”就是如何處理社會抗議運動的組織者。第二，提高外部的水量，讓外部的水位和“堰塞湖”內部的水位差不多一樣高，使得內部水量對外部沒有衝擊力，甚至有可能高過內部水位，這樣徹底消除“堰塞湖”。這種情形從理論上說是可能的，但在實踐中還沒有很成功的例子。不過，這種現象並不難觀察到。例如，在1960年代至70年代，因為大陸經濟落後，生活困難，人們大規模（非法）逃亡香港，但改革開放之後，內部經濟發展迅速、生活水準急劇提高，現在已經沒有這樣的問題。這種情形也可以應用到兩岸關係。如果隨著中國大陸的持續發展，各方面權利逐漸實現，香港、台灣和大陸的關係就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香港和台灣社會運動的性質也會發生變化。三、當代社會抗議運動為什麼失效？在當今世界（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社會抗議運動越來越普遍，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沒有幾個國家和地區可以倖免。社會抗議運動的起因、經歷的過程，結果各有不同。不過，總體上看，大多社會抗議運動沒有什麼大成效，尤其和19世紀及20世紀初的歐洲社會抗議運動（即社會主義運動）相比，更是如此。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可說是人類歷史上最有成效的，它導致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轉型，即從原始資本主義轉型到福利社會。不僅如此，社會主義運動也產生了全球性影響，催生了全世界各地不同類型的社會主義運動。之後，無論是西方還是非西方，不管是什麼樣的經濟制度，任何社會都必須具備一定程度上的“社會主義色彩”。與此相比，當代世界的社會抗議運動，儘管也表現為風起雲湧，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影響。為什麼會造成這樣一種局面？這裡有內外部因素。人們至少可以從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面來討論。在微觀層面，社會抗議行為模式本身發生了一些重大變化。這裡涉及幾個因素。第一，隨著技術的進步，社會抗議運動的組織成本大大降低，變得過於容易組織。正如經濟學家奧爾遜（Mancur Olson）在1960年代所指出的，社會運動是典型的“集體行為”，屬於一種 “公共品”，裡面涉及“搭便車”的問題，組織成本高，不容易組織。科技降低抗議運動組織成本奧爾遜所指的是傳統社會運動，今天的情況則很不相同了。隨著互聯網技術（尤其是社交媒體）的迅速發展，社會運動的組織成本大大減低，甚於趨於零。更為重要的是，傳統的社會運動需要組織者，即領袖，現在的社會運動則往往不需要領袖，互聯網平台本身就是 “領袖”。這個現象明顯體現在法國自去年開始的“黃背心”運動上。經濟學意義上的“投入-產出 ”理論乎可以應用到社會抗議運動上。隨著組織成本的降低、過於容易組織，社會運動發生容易，但結果大打折扣。也就是說，表面上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有結果的屈指可數。第二，“退出”變得過於容易，很難對被抗議的主體（公司、組織和政府）產生實質性的影響。“退出”（exit）的概念由政治經濟學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提出。赫希曼觀察到，一個人認為所屬的公司、組織或國家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質量下降，主要會作出兩種反應，即“退出”或者“發聲”（voice）。“退出”最為簡單，就是離開，轉而購買能夠提供更好產品或質量服務的公司、組織和國家。但“退出”和“發聲”之間經常存在著矛盾，甚至互相破壞，“退出”能夠有效破壞“發聲”。如果“退出”很容易，“ 發聲”就不容易發生。這種情況很容易在現實社會經濟生活中觀察到。例如，股票出讓如此簡單，持股人很難對通過“發聲”對公司管理層的決策產生影響；如果離婚足夠簡單，夫妻雙方不會通過“發聲”（溝通或和解）來挽救婚姻；美國歷史上，在早期工業化過程中，因為西部開發提供了足夠的機會，和歐洲比較，美國並沒有出現強大的工人運動。這裡所指的社會抗議運動是針對政府的抗議。社會抗議的本意是為了改變執政黨的行為，例如希望政府改善和改進政府所提供的服務，但因為政府的背後是政黨，一旦社會抗議“ 剝奪”了執政黨的權力（即執政黨被趕下台），由這個政黨組成的政府就沒有任何機會來改善其行為。社會抗議演變為從選擇政黨A轉到選擇政黨B或C。問題在於，即使執政黨被社會抗議運動趕下台，反對黨上台，也會面臨同樣的情況，同樣也會被社會抗議運動趕下台。不難理解，儘管在很多場合，尤其是歐洲和拉美的民粹主義運動，社會運動可以有效促成政府變更，但社會經濟的現實並沒有因此而變化。第三，因為上述兩個因素，即組織成本低廉和“退出”容易，抗議本身的“藝術”（赫希曼語）水平往往非常低劣。今天的社會運動較之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已經顯得理性了，因為很多參與者都是中產階層人士。不過，也要意識到，社會界定和接受“暴力”的標準也有了很大的變化。早期被視為非暴力的，今天很可能被視為暴力。今天的社會運動動不動就激進化和暴力化，結果抗議行為本身被社會的其他部分所抗議。因為抗議“藝術”的低下，較之傳統抗議，今天很多抗議更是表現為傳統上一些學者所說的“烏合之眾”，參加人數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聲音越來越響亮、持續的時間越來越長，但並不能轉化成為實際效果。第四，社會抗議進入惡性循環狀態。因為上述因素，社會抗議並不能促成政府行為的變化，提升其服務的質量。政府行為不能因為社會抗議得到改善，這個局面又為新的社會抗議（在多黨制國家往往表現為不同人群參與的抗議）提供了機會。這樣，循環往復，造成了 “為了抗議而抗議”的情況，即一些學者所說的“抗議型社會”，社會陷入長期無效的循環抗爭之中。社會抗議成效與政策有關在中觀層面，社會抗議是否有效和政府類型（如民主和非民主）沒有多少關係，但和政府所採取的政策有很大的關聯。近代以來，社會抗議往往被理解為人們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努力。但這種解釋過於簡單。如果不能把民主、自由和人權具體化為可以看得到、摸得著的東西，那很難解釋社會運動。抽象的概念可能對年輕人和知識群體會發生效應，但對大多數人不發生作用。為什麼在被視為已經充分實現了各種權利的西方社會，抗議運動同樣風起雲湧？概括地說，民主已經很難解決社會經濟問題。民主政治本身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轉型，即從激進到保守、從革命到反動、從改變現狀到維持現狀。近代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民主最具有變革動力。西方所說的各項人權因為民主化而得以落實或改善。今天，人們認為民主是最“ 穩定”的政體，但“穩定”意味著沒有變化。因此，有人說，今天的世界上，民主是最保守的政體。在民主社會，誰都可以隨時隨地“發聲”和抗議，但誰也做不了什麼，不僅不同政黨之間互相否決，而且不同社會群體之間也互相否決。這不難理解，從經驗來看，所有重大的變化從理唸到現實都需要權威和權力，而當代民主已經演變成為消解權威和權力的最有效機制。無論從經濟社會還是政治面看，今天所有重大的變化，無論好壞，都發生在一些非西方世界的國家。一些國家儘管也擁有了民主形式（定期的選舉），但因為政府無效無能，經常在極左和極右之間循環，結果導致國家落後，甚至經常陷入無政府狀態，即失敗國家。但在另一些被西方稱之為威權主義的國家，政府一方面有能力控制社會抗議，另一方面通過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向人民提供福利的方法，來獲取執政的合法性資源，不僅緩和社會抗議運動，而且在一些條件下使得社會抗議對政府產生有效的壓力，以改善政府行為。再者，在這些威權主義國家，在社會經濟發展之後，也不乏走上穩步民主化的案例。社會發展的“魚”與“熊掌” 同時，也經過內部的發展，這些國家能夠有效縮小內部和外部的距離。社會運動的發生往往是因為具有參照點，參照點要不是和自己的歷史經驗相比，就是和其他群體相比。就不同國家來說，就是把自己所擁有的和其他國家人民所擁有的相比。在全球化時代，參照其他國家的社會抗議運動越來越重要。不難理解，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抗議運動大多是以獲得發達國家所擁有的作為參照物。對很多國家來說，貧窮的時候，既無“魚”（社會經濟福利），也無“熊掌”（民主），但經過發展，很多國家有了“魚”，在“魚”的基礎上，逐步向“熊掌”階段發展。儘管也會有社會群體（主要是知識分子和年輕群體）不滿足“魚”的階段，希望一步到位，兼得“魚”與“熊掌”，但對大多數人來說，“魚”仍然很重要，他們不希望為了具有深刻不確定性的“熊掌”而影響所擁有的“魚”。社會大多數的這種心態也經常成為制約社會抗議運動的一個重要因素。在宏觀層面，無論是社會抗議運動的崛起，還是社會抗議運動的無效性，都要歸因於全球化。全球化是當代社會抗議的一個主要根源。這一點人們已經討論很多。簡單地說，全球化造就了參與全球化國家社會的收入分配極其不公、社會高度分化。全球化創造了巨量的財富，但財富流向了極少數人，大多數人獲益不足，甚至成為受害者。與全球化相關的還有技術的突飛猛進。技術進步也創造了巨量財富，但財富也流向了極少數人。也就是說，全球化和技術這兩個因素造就了今天世界各國經濟成為“獨享經濟”，而非“共享經濟”。當各國政府無能解決這些問題時，社會抗議變得不可避免。今天發達國家的大多抗議都由此而起。再者，在全球化狀態下，一個社會的抗議基本上就是對“外部因素”的抗議。從經驗來看，對“外部因素”的抗議基本上都是無效的。很多年來，全世界各國都經歷了對美國的抗議，有些甚至是舉國上下的抗議，但從來就沒有對美國造成有效的影響；相反，所產生的只是內部影響，有些時候甚至是非常負面的影響，即傷不了美國，反而傷了自己。改變美國外交行為的主要因素並不是其他國家的社會抗議，而是美國內部的社會抗議。全球化改變國內政經和社會關係全球化下還有一種社會抗議，就是希望通過“外部因素“的干預來影響內政，即改變本地政府的行為。這是因為在全球化狀態下，各國經濟互相依賴，一國政府所採取的政策（例如經濟制裁）可以對另外一國產生影響。抗議者也是這麼認為的。但在實際層面，這種抗議的效果更是有問題。總體說來，外部經濟（或者其他）因素對小國可以產生一些影響，但對大國產生不了有效的影響。有些時候，這種抗議甚至會走向反面。無疑，在全球化時代，各國民族主義高漲，各國人民對自己國家的認同越來越強烈。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抗議運動訴諸於外國力量，反而為其他社會群體提供了“出賣國家利益”的有效證據來干預抗議運動，甚至掀起“ 反社會抗議運動”的社會運動。全球化更是改變了一國內部政治、經濟和社會三者之間的關係。全球化意味著很多因素（尤其是經濟要素，包括資金、技術和人才）可以流動，它們可以隨時通過“退出”一個國家而逃避被抗議。在一個國家對政治、經濟和社會都擁有主權的時候，也就是沒有“退出 ”選擇或不容易“退出”的時候，社會抗議運動容易導致社會整體的改善，因為三者之間有強大的動力達成妥協。但在全球化情況下，當經濟要素可以“退出”的時候，抗議就變得無效。對今天的資本來說，政治和社會已經不那麼重要了。既得利益已經根深蒂固，已經不能為社會運動所震撼；即使受到影響，也可以選擇“退出”。很顯然，今天的社會抗議運動基本上是政府和社會之間的事情，資本則成了“可進可退”的“旁觀者”。今天，沒有任何理由相信，社會抗議運動會消退；相反，有太多的因素在促成社會抗議運動的崛起。但同時，社會抗議已經顯現出“為了抗議而抗議”的特點，抗議不僅無法促成大的變革，反而衝擊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如何應付和管控新類型的社會抗議運動，無疑已經成為各國的一個重大挑戰四、“富裕”時代的社會抗議今天的社會抗議風起雲湧，越來越多的社會，不管它們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或者政治體系如何的不同，都經歷著社會抗議潮。實際上，對任何社會來說，社會抗議運動已經不是一個會不會的問題，而是什麼時候爆發出來、以什麼形式爆發出來的問題。人們把今天的社會抗議潮，和1960年代後期的那次世界範圍內的社會抗議潮相對比。的確，那個時代社會抗議也遍佈全球，發生在發達國家（例如歐美），也發生在發展中國家（例如中國），既有自下而上的社會運動（例如歐美），也有自上而下的社會運動（例如中國）。不過，畢竟時代不同了，和上一波比較，今天的社會抗議潮形勢更為嚴峻，背景更為複雜，影響更為長遠和深刻。如何理解今天這一波社會抗議潮？人們大都指向宏觀背景因素，那就是全球化和技術進步所導致的社會貧富懸殊和社會分化。的確，根據《世界不平等報告2018》，1980年至2016 年間全球收入首1%的人口，他們的收入增長總額，是底層50%人口增長總額的兩倍多。全球化和科技發展是貧富差距擴大的重要導因。全球化創造大量機會讓處於頂端的人累積財富，但同時導致了廣大的中層人們面對更劇烈競爭。這些宏觀背景極其重要，但已經不足以理解今天的社會抗議的複雜性。最顯著的一點就是和傳統社會抗議比較，今天的社會抗議可以說是“富裕”時代的抗議。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傳統意義上的窮人因為“過窮而連革命的時間都沒有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今天很少有社會因為人民的飢餓而發生社會抗議。儘管如上所述，收入差異巨大，社會分化嚴重，但在大多數社會，“貧窮”已經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而非絕對的概念。實際上，參與今天社會抗議潮的大多數人來自中產階層。他們有時間、有精力參與社會抗議，並且有足夠的物質保障。這使得社會抗議是可以持續的。富裕表現在很多方面富裕不僅表現在物質方面，更表現在其他很多方面。首先是知識的富裕。在今天的世界，各國政府為了推進社會經濟的發展，無一不是把資源投入到人力資源的培育和培訓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國民得到了“過度的教育”，即學非所用。把資源投入教育是為了促進經濟發展，但教育和經濟活動兩者之間並沒有必然關聯。很多國家的國民得到了教育，但國家並沒有條件提供與教育相適應的工作和就業。這就導致了“過度的教育”。教育過度了，人們對自己的期望值也自然提高。當實際就業市場不能滿足自己的期望值的時候，年輕人就走上了街頭。對很多年輕人來說，走上街頭抗議總比尋找一份好工作容易得多。 “富裕”更表現在技術方面。隨著智能手機的廣泛應用，今天所有的識字者都不會有很大的困難使用這些技術，例如接收和發送信息。在很大程度上說，所有社交媒體的語言都是 “民粹主義”的語言，容易讓哪怕只受過最低教育的人理解和接受。社交媒體的使用對社會抗議的影響，怎麼估計都不會過度。首先，在社交媒體上，社會抗議表現為沒有顯著的組織者，甚至沒有組織者，因為社交媒體本身就成了組織者，或者說人人都可以成為組織者，即通過發送信息而扮演組織者。其次，所謂的“假新聞”能夠起到真實新聞所不能起到的動員作用。人們可以在社交媒體上製造任何“假新聞”。但正是因為“假新聞”，無論在其製造者來說還是相信者來說，比真新聞更加具有“真實性”。其三，一人一機或者一人數機的社交媒體表現為分權和分散性。分散性促成了今天的社會抗議表現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局面，具有巨大的流動性，從而造成了抗議者與被抗議者（往往是政府）之間的“游擊戰”。這種新型社會抗議較之傳統的社會抗議更難掌握。信息社會也導致了人們尤其是年輕人的意識“飛躍”，年輕群體在沒有養成自己的思考能力的時候，就擁有了無窮的選項。在虛擬領域，他們能夠輕易地選擇一個屬於自己或者“ 自己群體”的意識。儘管這種“意識”和現實相去甚遠，但他們對此深信不疑。歷史地看，人的意識的進步和其所處的物質進步同行。不過，社交媒體時代已經徹底改變了這種局面，即意識遠遠較之物質先行。再者，在社交媒體時代，人們越來越沒有了記憶能力，所有的東西包括意識在內都是即時的消費，所有的東西稍縱即逝。而意識的“飛躍”往往因為上述“過度的教育”而得到強化。所有這些新因素決定了今天社會抗議的特點。人們當然可以從各個方面來理解當代社會抗議，但從“抗議”和“反叛”的角度來說，如下兩個“反”表現得尤為顯著。其一是“代際反叛”，即年輕群體反叛老一輩歷史上所建構起來的所有東西。歷史上看，代際斷裂容易導致代際反叛。代際斷裂指的是在信仰、政治和價值觀等方面，年輕群體與其父母輩或者爺爺奶奶輩之間的差異。美國和歐洲上世紀60年代年輕人的抗議活動頻繁，與他們的上一代“靜悄悄的一代”截然不同。這促成了社會科學中的代際研究，人們通過發現代際中的不同語言、思維方式、工作態度、行為方式等去理解社會抗議，也從老一代和年輕一代所面臨的機構和組織的“分隔”，來理解代際之間所有這些“不同”的形成。較之上世紀60年代，社交媒體時代的代際斷裂更是深刻和嚴峻。傳統社會存在著促成代際斷裂的制度和機構（例如俱樂部），但並不多見，但在互聯網時代，這種制度和機構的建構是一件輕易而舉的事情。社交媒體上的不同“群集”就是年輕人自身的“制度機構”，並且很少有人“監管”，處於完全的“自由”或者“無政府”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不同群體自由地去建構自己的個體和群體語言，通過語言建構再去建構自己的認同，通過認同去自由地“規定”和“解釋”現實。前面所說宏觀層面的“物質斷裂”，更是為代際的“思想斷裂”奠定了基礎。從物質層面來說，很多年輕群體是“被斷裂”的，表現在方方面面，例如收入差異、福利、撫養老人（東亞）、財政支出、債務等等方面。在傳統社會，一般說來，老一輩都是為下一代積累財富，但當代社會，尤其是實行“一人一票”的民主社會，情況剛好相反，即“老一代” 開始吃未來，為未來一代增加負擔。這裡，對年輕群體來說，“老一代”往往表現為既得利益，他們擁有選舉權或者其他方面的權利，而為了權力，當政者不得不向老一代的各種權利要求、甚至是不合理的要求，作出妥協，這勢必把負擔往後一代轉移。例如，今天世界各國，越來越多的政府大量舉債，很多國家債務纍纍（無論是內債還是外債），而這些債務則意味著對年輕人的負擔。年輕與年長之間的區別種種因素促成了老一輩把自己和年輕一代區別和間隔開來，而社交媒體等技術因素，更使得年輕一代也輕易地把自己和年長者區別和隔離開來。這種區別和隔離表現在政治上便是政治激進化。政治激進化的主體是反建制，儘管在很多時候激進化也表現在反老一代所確立起來的所有一切。政治激進化在當代的主要表現，便是民粹主義的崛起。民粹主義崛起既有精英的動力，也有社會的動力。就精英來說，主要來自體制外精英，或者身處體制內但對現存體制不滿的精英人物。在西方民主社會或者存在選舉制度的社會，“一人一票”制度紛紛把體制外的精英推向政治權力的頂峰。這些“局外人”試圖重新定義政治權力合法性的來源和權力的使用方法。在本質上說，“局外人”是反體制的，和建制派精英經常處於嚴重的對立狀態。就社會來說，不同社會群體提供了民粹的基礎。但如果認為只有社會底層或者窮人是民粹的基礎，那就大錯特錯了。窮人如果沒有精英的動員，很難成為民粹力量。如前面所討論的，當代的很多社會抗議者大都不是窮人，在各方面都表現為“富裕”。例如在美國，在特朗普當選總統之前，沒有多少人會認為白人也會成為民粹的基礎。和精英民粹主義者一樣，社會民粹也是反建制的，很多人甚至對建制抱有仇恨。社會民粹廣泛使用“民主、自由、公正、正義、平等”等口號，使得這些傳統上來之不易的價值表現得異常廉價。不過，在實際層面，這些“價值”僅僅成為抗議者論證自己行為合法性和體現自己道德優越感的裝飾物，有多少社會抗議者真正去理解這些價值背後的東西呢？只要能夠和反建制聯繫甚至等同起來，任何一種價值都是可以為社會抗議者所使用的。因此，在很多場合，為了反叛而去反叛便成為了當代社會抗議的一個顯著特點。社會抗議促成建制派和反建制派之間的公開對立，並且往往造成大規模的社會動盪。經驗地看，如果考慮到這一波社會抗議運動的宏觀社會經濟背景和微觀領域教育、技術等因素，人們可以預期社會抗議運動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政治經濟學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曾經就社會抗議運動提出了“鐘擺”理論，即社會群體在私人領域和公眾領域之間流動，造成了社會運動。人們一旦在私人領域呆久了，就會有慾望走向公共領域，這一流動造成了社會運動；但人們一旦在公共領域呆久了，就想往私人領域流動，如果是從公共領域向私人領域的流動，就意味著社會抗議的衰落。赫希曼描述的是1960年代的社會抗議運動。今天的社會運動要在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找到一個均衡點並不容易，因為今天的社會抗議運動並不是如赫希曼所說的群體“微觀” 選擇的結果，而是結構要素失衡（全球化、技術進步、社會分化等）的結果。在這些結構達成相對平衡之前，社會抗議很難平靜下來。但要達成這些方面的結構平衡，便需要各國的結構性改革。這是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面臨的最大的挑戰。面對新一輪社會抗議潮，一些國家的政府已經提出要在政府和社會之間訂立新的社會契約。的確，正如18世紀英國思想家伯克（Edmund Burke）所言，社會契約不僅僅是政府和人民之間的，也是不同社會群體之間、不同代際之間、歷史與現實之間的。沒有任何一個社會群體，無論是既得利益群體還是其他，都沒有可能挾持其他社會群體來和政府簽訂契約。這種社會契約意味著既得利益（無論是掌權者還是掌握政治話語權的社會群體）的自律，既得利益群體毫無節制的權力和權利要求，只能激發年輕一代更大的反叛。不過，現實地說，這一波社會抗議運動已經遠遠不是新的社會契約問題了。運動的持續發展更有可能導致根本性的體制性變革。今天的社會結構需要一種既高度集中，又高度分散自治的政治體系。集中不是指個人集權，而是指體制的集中，不是全面的集中，而是選擇性集中，以保障主權國家的存在和繼續。此外，由技術進步而導致的很多社會問題（包括失業）也需要主權國家層面的解決方案，而市場越來越沒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人們仍然很難想像一個沒有主權國家的世界。實際上，因為全球化，主權國家概念在強化。同時，各種地方認同（包括團體認同）也在強化，這一趨勢又要求分權和自治。歷史地看，符合這兩個條件的政治體系是帝國和封建制度。不過，很難想像，今天的世界還能回歸到帝國或者封建體制。新的體制又會是怎麼樣的呢？這便需要人們的政治想像力了。五、世界為什麼變得如此憤怒？如果要找一個詞來形容2019年的世界形勢的話，那麼“憤怒”一定是恰如其分了。這是一個沒有歡樂、只有憤怒的年份，更是一個日趨危險的年份，指向著未來的巨大不確定性。很多觀察家已經指出，對未來唯一可以確定的就是不確定性。這並不為過。社會在憤怒。社會抗議運動風起雲湧，幾乎涵蓋了所有類型的國家和社會，不管以什麼方式來分類。不同政體（民主與非民主）、不同發展程度（發達與發展中國家）、不同宗教、不同種族的社會都發生了或者發生著社會抗議運動。和以往所有的社會運動一樣，每一個地方的抗議運動都有其獨特的原因，但綜合起來，這些社會運動都顯現出它們的諸多共同性。社會運動諸多共同性第一，所有社會運動都是反建制的，明顯表現為社會與政府之間嚴重的直接對立。第二，任何一個因素，無論是宏觀的還是微觀的，都可以觸發大規模的社會抗爭，大到福利政策改革、移民政策改革、警察過度使用或者濫用權力，小到洋蔥、地鐵票漲價。第三，社會抗爭都表現為可持續性。參加社會抗議的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無產者或者社會低層，而且也是中產階層、大學生，甚至社會精英。第四，社會抗議大多表現為暴力性，社會抗議現場形同戰場，打破了從前中產階級社會抗爭的“和平”神話。第五，在國際層面，社會抗議呈現高度的相關性，大家互相學習、互相輸出抗議的經驗。政治精英們在憤怒。政治精英間互相競爭政治權力純屬正常，因為政治本身就意味著權力鬥爭。但政治精英們的憤怒大大超越了傳統適用於政治競爭的那些法律和規則，演變成互相抗議，通過近乎暴力的手段來獲取政治權力，也通過超乎法律和規則的手段實施政治權力。在多黨制國家，憤怒表現為日益惡化的黨爭，政治力量之間沒有了任何妥協性。當傳統的法律和規則不再能夠調節政治人物的行為的時候，人們只差沒有直接訴諸於暴力了。民粹主義連連得手，局外人紛紛崛起，越來越多的政權被民粹領袖所掌控。傳統上，民粹主義更多地表現為底層社會成員和窮人，但今天的民粹已經不分社會階層，右派民粹和左派民粹顯得同樣可怕，並且也都是反建制的。更須要指出的是，民粹主義是以民主的方式而崛起的。儘管各種民粹為各國帶來了無限的不確定性，但沒有人敢於質疑或者挑戰民主的方式。國家在憤怒。有人認為中美之間的冷戰開始於2019年，也有人相信這兩國之間的關係已經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冷戰的不歸路。更有人預測兩國之間熱戰的可能性，因為今天圍繞著中美關係，世界已經出現了和歐洲一戰、二戰前類似的情形。當然，國家間的憤怒不僅僅表現在中美關係上，也表現在其他國家之間，例如印度與巴基斯坦，美國和拉美、伊朗，俄羅斯與歐洲等等。儘管美國依然是世界上頭號強國，但2019年表現出異常的憤怒，以致於不管自身能力如何，作出四面出擊狀。美國一方面到處退群，摧毀著二戰以來自己花大力氣構建起來的世界秩序，同時與多國打貿易戰，使用著極端的手段向盟友施壓，意圖使其對手屈服。美國視香港、台灣、新疆和西藏問題猶如其內政；為了對付華為公司，美國到處遊說甚至公開施壓其他國家抵制華為的5G技術。不過，美國也制裁俄羅斯輸送天然氣到德國的相關公司。美國的行為使人眼花繚亂，不知道它到底要做什麼。儘管即使今天的美國人也很難相信美國可以依然像“上帝”那樣無所不能，但美國的行為還在假裝自己的全能。但除了表達其憤怒之情之外還能說明什麼呢？儘管美國的極端手段的確給一些國家（尤其是小國）一種莫名其妙的威懾感，恐懼於美國而不敢公開表示不滿，但沒有多少人會真正相信美國可以如期所願。法國總統馬克龍就公開批評北約的“腦死亡”，建議建立歐洲軍隊。那麼，世界如何變得如此憤怒？沒有多少年前，人們都還在講全球村、一體化、互相依賴、世界和平等等，但今天的主題詞則變成了逆全球化、脫鉤、衝突和戰爭了。短短數年，今非昔比。馬克思曾經用“異化”的概念來分析他所處時代的諸多社會和國際現象。簡單地說，所謂的異化指的是個體對自己所處的環境失去了控制感，對環境無能為力，但又被環境所威脅。這是一種具有強烈生存危機的感覺，導向了人們的激進甚至極端的行為，包括社會抗爭、衝突，乃至國家間的戰爭。今天這個概念仍然有效，只不過是個體的範疇大大擴展，從從前的社會邊緣人和底層窮人擴展到今天的精英階層。精英階層從前是最有能力的，往往被視為是異化的根源，但現在的精英階層也往往無能為力，在繼續扮演著傳統異化者的同時，自身也被環境所異化。異化感甚至也擴展到了國家，就是說國家也很難掌控自身所處的環境，不僅僅是中小國家，而且也包括像美國和中國那樣的大國。當事物的發展超出了人們的控制的時候，一個全面異化的時代變得不可避免。首當其衝的當是全球化所導致的異化。全球化意味著資本大規模而快速的流動。全球化已經展示了其深入到世界各個角落的能力，把全世界所有的東西都關聯起來，使得所有的東西都處於全球範圍內的流動過程之中。沒有人和國家能夠逃避全球化，但沒有人和國家能夠掌控全球化。這就是人們所說的“過度全球化”。在這種全球化面前，個人沒有自主權，國家也沒有主權。技術進步在導致異化。人工智能是人工的結果，但卻取代著人工，使得越來越多人的就業成為了大問題。阿爾法狗（AlphaGo）打敗了人類，但人們迄今只知道其結果，不知道阿爾法狗是如何導向這一結果的。人工智能本來就是人類知識積累的產物，但知識似乎扮演者自己的掘墓人。一方面是人工智能的進步，另一方面是大多數人因為沉迷於社交媒體、智能手機而日益愚昧化，這更是強化著人類被技術所取代、所控制的恐懼感。無論是全球化還是技術進步為社會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巨量財富，但這不僅沒有導致社會的進步，反而在破壞社會甚至解體著社會。巨量的財富落到了絕少數人手中，社會的大多數不僅沒有收穫，而且成為了受害者。全球化和技術進步導致了發達國家中產階級的大大縮小，很多社會不再是往日的“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情況更為糟糕，社會呈現出倒“丁”字型結構，底盤過大，很難承受任何哪怕是微小的經濟壓力。國家權力在異化。儘管世界經歷了數十年新自由主義導向的全球化，但國家權力仍然繼續普遍擴張。新自由主義反對國家干預，但新自由主義所導致的人類生存環境則強化著國家干預的需要。沒有人有能力抵禦全球化，只好轉向求助於國家權力。“一人一票”的民主機制則有效地推動著國家權力的擴張。今天，無論是民主還是非民主，所有國家的公共事業（國有企業、社會福利）都在有效擴張，同時傳統意義上的社會自治空間大大縮小，社會自治能力流失。當所有社會成員在資本和政治面前都是赤裸裸的個體的時候，他們便毫無能力，這種無力感便是社會抗議的巨大動能。而就國家來說，國家權力的擴張意味著公共空間的擴張，任何公共空間內的改革都可以導致社會抗議。民主政治常成為社會分裂根源政治在異化。政治的意義在於提供秩序，至少提供一個社會賴以生存的基本社會秩序。不過，今天政治所扮演的角色很難說在提供秩序，在很多方面，政治扮演著秩序破壞者的角色。越來越多國家的治理能力在急劇衰退，無法應付已經發生了巨變的社會經濟形態。荒唐的是，從理論上說，一人一票式民主的拓展使得政治權力具有更廣泛的社會基礎，但實際上則不然，甚至相反。今天的民主政治不僅不能成為整合社會的力量和機制，反而更經常成為社會分裂的根源。民主政治表現為既激進又保守：說其激進，因為民主政治保證了誰都可以發聲；說其保守，是因為在民主政治下誰也都幹不了事情。實際上，在缺失一個強大的中產階層或者一個強有力的執政主體（無論是執政黨還是統治階級）的情況下，民主已經很難產生一個有效政府。民主本身往往成為癱瘓民選政府的主要根源。當市場失敗的時候，政府就要開始扮演作用。有效政府的缺失意味著政府的失敗。今天很多國家的情況並不僅僅是市場的失敗，也不僅僅是政府的失敗，而是市場和政府的雙重失敗。意識形態在異化。在其本來意義上，意識形態是對一個社會實踐的總結，對這個社會起著規範和引導的作用。不過，無論是哪種政體，今天所有的意識形態已經不能反映社會的現實面，而作為意識形態核心的價值觀則變得如此廉價，成為誰都可以使用的口號。民主、自由、公正、正義、平等、獨立、自治等等，隨手可得，俯拾皆是。但荒唐的是，人們越追求這些價值，這些價值離人們越遠。這裡並不是說，這些價值毫無意義了，問題在於為什麼這些人們以為應當獲得的價值，反而因為人們的積極追求而失落了呢？在西方，儘管傳統的意識形態已經衰落了，但沒有替代的意識形態的出現。結果，無論是社會還是政黨都轉向極端主義。左派政黨趨向於走向極端社會主義，而右派政黨則轉向威權主義或者威權民粹主義，更多政黨的綱領的極端性已經很難把它們和非政府組織區分開來。在非西方社會，尤其在發展中國家，仍然呈現“西風東漸”的趨勢，西方價值觀隨著全球化已經擴展到地球的各個角落。儘管西方自由民主體制已經發生了巨變、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前景也不明朗，但在這些非西方國家，人們對西方的價值觀仍然趨之若鶩。更為甚者，在這些國家，很多西方價值觀演變成為一種信仰，有無現實條件都必須追求、都必須實現的信仰。很自然，因為各種環境的制約，當這些價值不能實現的時候，社會抗議就變成了追求者有效的手段。目標證明手段正確。只要是追求這些價值觀的，使用什麼手段都是可證明為合理的，包括暴力。一個顯見的現象是，在一些社會，新的部落主義（尤其是網絡部落）正在崛起，而更多的社會則經歷著傳統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國家主義等不可避免的復興。追求者所使用的理論冠冕堂皇，即對後現代的政治認同的追求。不過，名為認同，實則尋找安全，至少是心理安全。從這個角度看，今天的情況並不新型，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過。但每當這些出現的時候，這已經是一個異常危險的世界了。無論如何，當異化遠遠超出人們（窮人和富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有信仰者和無信仰者）可以承受程度的時候，世界便開始醞釀一種大變革，一種包括內部體制和外部國際秩序的大變革。歷史地看，變革一來，沒有國家可以倖免。“凜冬將至”已經成為今天人們的慣用語，但不要忘記這樣的變化是合乎自然規律的。不過，這次的“凜冬”很可能是一個達爾文式的適者生存新時代的開端。六、當代的“革命”與治理危機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當代世界變得越來越不可治理，無論是傳統的專制還是民主都很快失去統治能力或者有效管治能力，面臨深刻的挑戰與危機。很多觀察家認為，治理危機由當代新一波革命所引發，而革命主要表現為激烈的和暴力的社會抗議。在那些發生社會抗議的國家和地區，儘管革命有其內部根源，但很多抗議是由外部國際環境的變遷而引發的，甚至就是直接由外力觸發的。這一波革命始於2010年末開始的阿拉伯之春，然後到處蔓延。荒唐的是，這一波“革命” 的“初心”（即革命發動者的意圖）就是為了改善治理制度。對西方而言，西方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也是最終的制度，而其他所有形式的制度最終都會被西方式制度所取代。西方對這一點的自信幾乎是自明的，無需多加論證，反映在盛行一時的“歷史終結論”上。人們都知道經濟上西方有“華盛頓共識”之說，但實際上西方在政治上也有一個“華盛頓共識”。西方國家，其政府、國際性非政府組織、西方所控制的國際組織，無一不是把西方的治理經驗視為具有普世性的，是所有其他非西方國家所必須接受的。西方的治理理論以普世性理論形式出現，不僅西方深信不疑，很多非西方國家的社會群體，尤其是知識界也相信。因此，不難理解，顏色革命的參與者（無論是內部的還是外部的），都是相信革命就是要推翻非西方式政體而建立一個西方式政權。內外因的結合導向了意在推行西方式民主的革命或者社會抗爭。這一波革命到2019年可說達到了一個頂峰。從中國的香港、智利、阿爾及利亞、黎巴嫩到法國，全球似乎到處都是憤怒的人們，他們重新扛起2010年代“憤怒者”的旗幟，抗議潮一浪接著一浪，反對現存政治體制和既得利益集團。直到今天，這一波抗議潮沒有減退的跡象；相反，人們可以預期，這一波革命仍將在這個十年繼續。不幸的是，從2010年代以來的顏色革命或者各種社會抗議孕育出來的，並不是人們當初所希望的西方式民主政治秩序。無需否認社會抗議的能量，在過去的10年，它們已經推翻了多個國家的元首和政府。不過，儘管被西方界定為“專制”的政權被推翻，但新政權無從確立。在非西方社會，社會抗議所到之處，到處都是失敗國家，到處都是無政府狀態。更為嚴重的是，以“伊斯蘭國”為代表的極端主義力量迅速崛起，並且快速蔓延到世界各地。因此，也不難理解，儘管西方是顏色革命的始作俑者，但自身也難以倖免。無論哪裡，人們都難以忍受無政府的狀態，內部秩序環境的惡化便導致了大規模難民潮。難民潮的目標自然是西方國家。一方面是因為西方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另一方面是因為西方多年的宣傳，在西方國家幫助推翻他們的政府之後，他們便走上了通往西方國家的道路。大量難民湧入西方，成為西方民粹主義崛起的直接根源，更成為西方各種內部矛盾的觸發點。任何革命都有其理由過去的300年間，隨著西方國家主導世界，由西方發始的自由民主政府也不斷擴張，確立了其在全世界的霸權地位。西方所說的迄今為止的三波民主浪潮，無一不是從西方向非西方國家的擴散。在這個過程中，英美自由民主一直被視為燈塔。但荒誕的是，這一波西方民主危機就是從英美國家開始的，即英國的脫歐公投和美國特朗普的當選總統。可以理解，直到英美本身發生了巨大的危機，出現了西方自身所說的“權威民粹主義政權”之後，人們才感覺到一場真正的危機已經來臨了。任何革命都有其理由的，而非為了革命而革命。今天，無論西方還是非西方社會，越來越失去一個社會生存和發展應當有的平等。誠如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論述美國民主時所強調的，民主的優勢在於：相對於（當時的）其他政體而言，民主是最有助於一個社會實現平等的。不難理解，在敘述民主的時候，托克維爾花了更多的筆墨在平等上，而非像今天的人們只把民主視為是簡單的選舉行為。平等無疑是一個社會賴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條件，道理很簡單，沒有最低限度的平等，人們如何構成一個共同體呢？在西方，托克維爾所論述的民主與平等的共生關係維持到上世紀80年代。今天人們所見到的西方民主便是西方兩場革命的產物，即起源於法國的啟蒙運動和起源於英國的工業革命。啟蒙運動孕育了民主和權利概念，而工業革命最終使得民主和權利的實現成為可能。在經歷了（英國）曼徹斯特工廠時代毫無人道的原始資本主義階段之後，西方經歷了社會主義運動和（美國）福特工廠時代。無論是社會主義運動還是福特工廠模式，都推動了西方社會經濟增長和平等兩個目標的共同實現。但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民主和平等的共生現象已經不再。這是一個非常弔詭的現象。西方真正意義上的“一人一票”民主，開始於上世紀的70年代。從政治權利的平等而言，“ 一人一票”民主或者大眾民主的實現，可以說是西方民主的一個頂峰。但是，隨著民主的實現，經濟上的不平等越來越甚。今天西方所說的“富豪經濟”，指的是國家的巨量財富掌握在絕少數人手中，而多數民眾所能分享到的經濟財富越來越少。很顯然，至少就西方而言，這一波的社會抗議只是意味著社會失去了其賴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社會公平。但問題的嚴峻性在於，這個不平等的趨勢是必然的，至少到現在為止，沒有國家擁有了阻止這個趨勢的有效方法。這個趨勢被視為是過去數十年來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的結果。很容易理解，今天西方所盛行的政治主題就是：一、反全球化，表現為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二、尋找應付技術進步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例如普遍性工資制度和向機器人徵稅等。不過，現實也是殘酷的。儘管反全球化已經成為事實，但反全球化（至少到現在為止）並沒有幫助西方解決問題；相反，反全球化給西方（和非西方國家）帶來了越來越多的問題。近代以來，西方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也是全球化的既得利益者。今天西方摧毀著自己確立起來的全球化構架，這一行為對西方本身的影響甚至甚於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再者，技術的進步似乎不可阻擋，但對應付技術進步所產生的負面效應的大多手段，仍然停留在烏托邦階段。一個社會失去了其賴以生存的平等意味著什麼？簡單地說，它意味著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兩者之間越來越遠，勢不兩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再繼續信任現存體制，他們對現存體制所代表的一切發生了深刻的懷疑，他們想以行動來改變這一切。這便是革命的前提。當治理社會失去有效手段同樣重要的是，當統治階層失去了治理社會的有效手段時，被統治者則獲取了革命的有效工具。首先是民主的普及。民主既是價值又是手段，在價值面，對多數民眾來說，民主意味著自己應當享受一個民主社會所應當享受的所有權利，而不管條件是否具備。民主也成為民眾爭取自己所認同的價值的有效手段。就手段而言，民主意味著人們可以隨時走上街頭，進行抗爭，暴力也往往是社會抗爭的內在一部分。對抗爭者而言，因為民主所賦予的權利具有高度的道德性和正當性，因此使用任何手段（包括暴力）都被視為是合理的。目標證明手段正確。就手段而言，比民主更為有效的就是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廣泛使用，使得整個世界具有了 “平行性”，人們可以在第一時間在沒有領袖、沒有組織、沒有結構的情況下，成為了社會抗爭運動的一部分。在這樣一個平行世界裡，社會抗爭表現出諸多從前不曾有過的特點。第一，任何一個在傳統上看起來並不那麼顯眼的事情，都可以引發威力難以想像的社會抗議。香港的反修例、智利的地鐵票漲價、黎巴嫩針對WhatsApp課新稅、法國的福利改革等等，無一不是以這種方式開始和進行的。第二，社交媒體把家庭成員、朋友、同事，甚至平時毫不相識、但具有共同價值觀的人都連接起來，成為社會動員的有效工具。第三，社交媒體輕易地使得一個社會的抗爭具有了即刻的國際性，不同國家的社會抗爭者互相模仿、學習和支持。傳統上，有“革命”，必有“反革命”。所謂的“革命”就是要改朝換代，推翻現政權，而代表“反革命”的則往往是建制派和既得利益。一旦發生革命，這兩種力量之間要不是一個取代另一個，要不達成妥協，否則革命很難終結。這種情況仍然存在於非西方社會，社會抗爭往往造成兩者之間的嚴重對立和公開的衝突，演變成暴力和流血。但在民主社會，面對社會抗爭，政治人物大多表現為“兩面人”甚至“多面人”。傳統上，政治人物或者掌握權力者是一種責任，為人民做正確的判斷。但現在一方面是人民不再信任政治人物，另一方面是政治人物“還權於民”，不負責任，把做政治判斷的責任交還給了人民。當社會抗爭發生了，統治者必須是現實主義者，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問題的解決容不得過度的理想主義。但是，在面對人民（即選票）的時候，統治者不得不保持政治上的正確性、道德上正確性、價值上的正確性。他們因此不得不欺騙人民，甚至綁架人民。更大的悲劇也就隱含在其中。當政治人物沒有足夠的現實主義的時候，他們就失去了做出理性決策的能力。種種所謂的“正確性”只是掩蓋問題和矛盾，讓問題和矛盾繼續累積起來。很顯然，西方這一波爆發的社會抗爭所針對的問題，是以往很長一段歷史時間積累起來的。面對那麼多的問題，很多政府既沒有退讓的空間，也沒有有效的解決方式，這又深化了“革命”和“ 反革命”力量之間的對立。沒有人可以預見到當代革命什麼時候可以結束？即使在西方，人們看到的是，革命的力量仍然繼續，甚至壯大，但“反革命”的力量仍然趨向軟弱無能。問題的嚴峻性在於，無論是“革命”力量還是“反革命”力量，都沒有提供一種有效的替代治理制度。革命力量不滿現狀，其在破壞現存制度時很有效，但除了破壞或者奪取政權，革命者並沒有另一種可供社會普遍接受的治理制度的選擇。在西方如此，在非西方也如此。在西方，民粹主義政治人物（尤其是那些政治“局外人” ）奪取政權之後，也和從前的建制派那樣同樣對問題束手無策。而在非西方，情況更為糟糕一些，如上所說，在現政權被推翻之後，往往出現失敗國家或者無政府。另一方面，“ 反革命”力量的軟弱既表現在無能改革現存的制度，使其符合時代的需要，也在於其不能提出一種可供社會普遍接受的制度替代。從這些年的發展情況看，當代治理危機趨向於使得這個世界充滿不確定性和風險。民主社會可能會導向更廣、更深刻的社會分化，使得各種極端主義氾濫成災，內部社會衝突加劇，外部強權政治盛行。而非西方國家（發展中國家）則會出現更多的“失敗國家”或者無政府狀態。歷史地看，大多數社會成員很難承受極端的政治狀況或者無政府狀態，一旦超出他們的承受能力，他們便會趨向於接受專制，至少是更多的專制。因此，儘管人們普遍認為，在今天的世界，民主已經變得更不可避免，但另一個霍布斯式時代也並非完全不可能，即人們放棄一些迄今為止被稱為民主的權利，來換取穩定、秩序和安全。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來自: 129.110.242.26 (美國) ※ 文章網址: https://www.ptt.cc/bbs/IA/M.1567438380.A.42A.html ※ 編輯: kwei (129.110.242.26 美國), 01/23/2020 02:1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