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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用毛式社會控制運動對抗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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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為了開展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社會控制運動之一，中國向城市和農村派遣了大量的社區工作者、統一著裝的志願者和黨代表。
這麼做的目標是：讓數億人遠離除了至親以外的所有人。
中國正在通過基層動員抗擊疫情，這讓人想起在這個國家數十年未見的毛式群眾運動，實際上是將防疫一線工作交由一個加強版的居民聯防來進行。
一些城市的住宅小區開始發放類似紙質出入證一類的東西，管控居民出門的頻率。如果租戶來自外地，公寓樓有可能拒絕他們入內。如果旅客不能證明自己在目的地生活或工作，會被火車站禁止入內。在鄉下，村莊被車輛、帳篷和其他臨時障礙物圍了起來。
即使中國擁有大量高科技監控工具，但管控措施主要還是由成千上萬的工作人員和志願者實施，他們檢查居民的體溫、記錄他們的行動、監督隔離，以及最重要的是——將可能攜帶病毒的外來人拒之門外。
根據《紐約時報》對各省和主要城市政府公告的分析，住宅小區的封閉式管理——嚴格程度不一，從樓門口的檢查站到嚴格限制出門次數——覆蓋了至少7.6億中國人，超過該國人口的一半。這些人中有許多人居住的地方離武漢很遠。武漢是最先報告病毒的地方，政府在上個月已將其封鎖。
在全國上下，街道和地方都發布了自己的居民出入規則，這意味著受影響的總人數可能更高。政策千差萬別，有些地方几乎讓人動彈不得，而另一些地方則沒有什麼限制。
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呼籲進行全面「人民戰爭」以遏制疫情。但是，這些限制使工人無法重返工廠和企業，給中國龐大的經濟帶來壓力。而且，由於地方官員對人民的出行行使直接的控制權，有些人將執法極端化也就不足為奇了。
40歲的酈菁來自東部城市杭州，在浙江大學擔任社會學副教授，不久前，她的丈夫在吃晚飯的時喉嚨被魚刺卡住，她差點沒法帶送他就醫。為什麼？因為她的社區只允許每戶每兩天出一次門，每次一人。
她說，「一旦疫情公開後，中央對地方的高度壓力、故意或無意而引發的地區競賽，又轉而導致地方政府從過度保守轉向過度激進。」
她還說：「即使在疫情得到實質緩解，或事實證明死亡率並不高時，這部行政機器也不能調轉方向或降低調門。」
中國的預防工作由無數的居委會來領導，居委會通常是居民與地方政府之間的中間人。它們的背後是政府的網格管理系統，該系統將國家分為細小的單元網格，並派人監督每個網格，以確保對大量人口的牢牢控制。
位於中國東南沿海的浙江省擁有近6000萬人口，招募了33萬名網格員。以武漢為省會城市的湖北，已部署了17萬名網格員。南方省份廣東省已動員17.7萬人，內陸省份四川是30.8萬人，巨型都市重慶是11.8萬人。
當局還將龐大的人力資源與移動技術相結合，追蹤可能接觸病毒的人。中國的國有手機運營商允許用戶向熱線號碼發送短訊，熱線會自動回覆他們最近去過的省份列表。
上週，在東部城市義烏的一個高鐵站，身穿防護服的工作人員要求乘客先發送顯示其位置數據的短訊後才允許離開。
由一家國營的軍用電子產品製造商開發的應用程序，可讓中國公民輸入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證號，了解他們是否與病毒攜帶者同乘了飛機、火車或公車。
中國的戰略是否遏制了疫情，現在下結論還為時尚早。由於每天都有大量新增感染病例，因此政府有明確的理由來盡量減少人與人的接觸和國內旅行。但是專家表示，在流行病中，過度專橫會適得其反，使受感染的人驚慌躲藏並使疫情更加難以控制。
「公共衛生取決於公眾的信任，」喬治城大學全球衛生法專家亞歷山德拉·費倫(Alexandra L. Phelan)說。「這些社區級別的隔離行為，其強加執行的任意性以及與警察和其他官員的關聯，實質上使它們成為了懲罰性行動——是一種強制性做法，而不是公共衛生行動。」
浙江是中國最發達的省份之一，也是阿里巴巴等科技公司的總部所在地，在浙江省會杭州，有人在社群媒體上發帖稱，被自己的小區拒之門外。他們說，從外地回家時，他們被要求出示房東和僱主的證件，否則就只能留在街上。
對於正在浙江沿海城市溫州探親的娜達·孫（音）來說，健康恐慌變成了強制隔離。
這個月，29歲的娜達·孫抱怨胸悶，母親讓她去醫院。她沒有發高燒，但醫院給她做了一連串的檢查。結果均為陰性。
即便如此，在回家後，她接到通知，要進行两週隔離。她還被添加到消息應用程序微信上的一個群裡，成員包括當地一名黨委書記和其他志願者，她必須每天兩次提交自己的體溫和位置。
「我會擔心他們掌握太多信息，」娜達·孫說。
封鎖不一定是壓迫性的。在中國，許多人很樂意把自己封閉起來，在網上訂購食品和日用品，如果可能的話就在家工作。一些社區官員的行為帶有人情味。
居住在浙江北部的美籍華人鮑勃·黃（音）說，他所在小區的志願者曾追捕一個在外過夜喝酒的男子，因為這違反了關於外出頻率的規定。然而，他們也把麥當勞送到一戶遭到隔離的人家。
50歲的鮑勃·黃使用物業經理髮給他的特別通行證，得以避開這些限制。他一直開車給朋友們送防護口罩。一些小區不讓他進。還有人記下了他的信息。
附近有個村莊採取了一種不那麼規範的方法。
「他們一上來總是用方言問話，如果你能用當方言答上來就可以進去，」鮑勃·黃說。雖然村民們都很友好，但他不會說方言，只好等著。他們給了他一把摺疊椅，還遞給他一支煙，沒有問他要身份證。
中國一些地區還實施了其他嚴厲政策來抵禦疫情。
杭州禁止藥店出售治療發熱、咳嗽的藥品，以此迫使有癥狀的人到醫院就診。東部城市南京要求乘坐計程車的人出示身份證並留下聯繫方式。雲南省要求所有公共場所都顯示二維碼，人們無論何時進出都必須用手機掃碼。
許多地方禁止大型集會。本月，湖南省警方搗毀了一家麻將館，當時裡面有20多人在打麻將。
這些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自行決定的，各地各自為政。
「這可能相當隨意，」英國埃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Essex)研究現代中國的歷史學家周巡（音）表示。「完美的書面計劃到了地方，往往會變成臨時的解決方案。」
官員們似乎意識到一些地方做得太過分。本月，浙江省政府副秘書長陳廣勝稱，一些地方採取了「簡單粗暴的做法」，比如把人關在家裡強制隔離，這是「不妥當的」。
國家官員週六敦促城鎮和村莊清除不必要的路障，確保食品和物資的運輸順利。
在杭州，張英姿所在的小區最初禁止任何曾經出城的人進入。後來，這項禁令被調整為只針對來自湖北和浙江溫州、台州兩市的人，那兩個城市出現了很多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
「禁止所有外來人員不現實，」29歲的會計師張英姿說。「畢竟外來人員眾多，有些人工作需要。」
不過，許多中國人對過快放鬆病毒控制感到不安。
27歲的張淑住在溫州附近的村子，她擔心父母和鄰居們對這種病毒越來越不重視了，即便有工作人員開著車，用大喇叭提醒人們待在家裡。
「百姓的話已經開始慢慢的覺得沒那麼恐怖了，」張舒說。「有點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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