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 捲入越戰-美國的決策錯誤及其原因

作者kwei (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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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Sun Mar 8 06:17:48 2020

捲入越戰-美國的決策錯誤及其原因文章來源：《戰略決策研究》2019年06期 https://wemp.app/posts/0f5ca431-6f7b-44a2-b1cf-5ae6c6d2fdb5 王帆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 [內容提要]捲入越戰是美國的一次重大戰略失誤，這個戰略失誤是逐步形成的，從開始的戰略謹慎，逐漸走向了戰略冒進。導致戰略冒進和戰略失誤的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意識形態影響了決策層的威脅感知，誇大了北越的威脅，設定了錯誤的戰略目標，使戰略目標的設定只有擴張的剛性，缺乏收縮的彈性。第二方面，決策層高估了美國的戰略執行能力，輕視了北越的軍事能力，導致美國忽視軍事投送能力的限度，逐漸陷入到深度介入的泥沼。以上兩方面的錯誤交織在一起，導致了越戰決策過程中的疊加錯誤，決策層一次次偏離了戰略謹慎，導致戰爭難以控制地擴大化。冷戰時期，越南戰爭是繼朝鮮戰爭之後美國在東亞地區遭遇的第二次嚴重失利。如果說捲入朝鮮戰爭是美國決策者的一次戰略失誤的話，那麼捲入越南戰爭可以說一次重大戰略失誤。首先，捲入越戰讓美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卻未能贏得戰爭勝利。基辛格認為，美國 “捲入了一場我們既不知道如何取勝、也不知道如何結束的戰爭”。美國從1962年開始逐步擴大越南戰爭，到1973年宣佈停戰，整整十年。到1973年3月美軍全部撤出越南為止，美國共向越南派遣了120萬軍隊，其中死亡58,022人，傷150,303人，美軍傷亡達到20餘萬，耗費2000億美元。越戰進行期間，開小差或不服從命令的情況多得數以萬計。戰爭每天花費五千萬美元，佔美國軍費的四分之一。1968年戰事急轉直下，美國國內危機持續爆發，威脅到美國的社會基礎，林登·約翰遜甚至退出了1968年的總統大選。1971年8月，尼克森總統冒著與盟國鬧翻的危險，宣佈暫停美元兌換黃金徵收百分之十的進口附加稅，把援助貸款減少百分之十，甚至凍結物價和工資兩個月。美國在越戰中的損失，無論是財力還是人力，都超過朝鮮戰爭；它使美國元氣大傷，造成國內嚴重的通貨膨脹，從此經濟進入“滯漲”階段。其次，美國在越南戰爭的慘重付出和失敗的結果，讓它最大的競爭對手蘇聯收穫了很大的利益。艾奇遜國務卿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初就意識到，不能讓朝鮮半島成為陷入與次要對手打“邊緣戰爭”的場所。當得知相關國家參戰後，艾奇遜告誡參謀長聯席會議，“大麻煩在於，我們正在與錯誤的國家作戰。我們正與次要梯隊作戰，而真正的敵人是蘇聯。”然而，美國捲入越戰，再次犯了同樣的錯誤，使蘇聯成為受益者。蘇聯利用美國被越南戰爭拖住的十年，在軍事實力上趕上了美國，使美國的核軍備相對落後，並從1974年起進行了一系列擴張，形成蘇攻美守的局面。此外，蘇聯還利用這場戰爭遏制了相關國家的影響，又加強了與北越的關係。本文試圖分析的問題是：在越南問題上，為什麼美國決策者沒有吸取朝鮮戰爭的經驗教訓，未能避免再次捲入“邊緣戰爭”的錯誤？換言之，什麼原因導致了美國決策者的戰略冒進和戰略失誤？對美國的越戰決策問題進行反思，不僅有助於從更深層面解釋美國決策為何會出現疊加失誤的原因，也可以為大國如何追求審慎的權利與明智的利益提供歷史的借鑑。越戰結束以來，關於美國為何不斷加深越戰原因的研究很多其視角多從喬治·凱南“推回”戰略的自然延伸、兩極對抗、戰略資源全球分配、同盟信譽與權力聲望、防止擴張引發的多米諾連鎖反應等角度進行解釋。但問題在於，越戰並非發生在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的生產核心區、資源核心區或技術核心區，而是發生在國際體系生產、技術與資源的邊緣地帶。此外，即便控制了整個中南半島，對於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權力分配也難以起到根本性逆轉的作用。因此，以前的研究成果只能解釋為何美國會介入越戰，卻無法解釋為何戰爭後期美國仍會不斷追加戰爭投入。本文試圖在這個問題上做進一步討論，對美國的錯誤決策提供新的解釋。一、早期的戰略謹慎從艾森豪威爾政府到甘迺迪政府，再到約翰遜政府，美國決策層並不是從一場開始就堅決投入這場“邊緣戰爭”的，而是在一步一步的誤判中逐漸捲入其中的。早期階段，決策層還是保持了戰略謹慎的。儘管美國認為東南亞是美國的戰略要地，但最初並沒有決定直接介入越南問題。隨著形勢的變化，美國決策者形成了不同的判斷，誤判逐漸加深。在早期階段，美國決策層關於越南問題的設想主要歸納為下面幾條原則：（1）以美國的其他世界利益來透視越南。在當時，柏林和古巴，而不是越南，是美國關注的焦點。美國在歐洲以及在西半球的利益更為優先。即使是在東南亞本身，老撾，而不是越南，才是核心關注。（2）避免捲入一場無限制的亞洲大陸戰爭。朝鮮戰爭之後，很多人害怕再次捲入一場亞洲大陸的戰爭，這成了當時美國國家安全政策的國內政治核心原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就強烈地告誡說，不要重複像朝鮮戰爭的錯誤。（3）把南越的“叛亂”基本上看成是一個越南問題，最好由越南人自己去解決。大多數美國決策者都對使用白種人士兵與亞洲人作戰的效用產生了很大的懷疑。麥克納馬拉指出：“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場越南人必須去戰鬥的戰爭……我不認為我們能夠為他們接過那一戰鬥任務。不過我認為我們能夠執行訓練，我們能夠提供建議和後勤支持。” （4）通過使美國的支持程度和支持前景顯得更多一些不確定性，從而提高對南越政府的壓力，使其進行必要的改革，使南越軍隊可以更強有力地戰鬥。艾森豪威爾政府對介入越南問題持謹慎態度。1952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美國在整個東南亞的戰略目標是“援助它們抵禦外來的和內在的威脅，從而強化自由世界的力量” 。艾森豪威爾政府定下了美國在東南亞的政策基調，但不打算直接出兵援助，一方面是不願背上殖民主義的黑鍋而使美國失譽於世界，另一方面是由於受到朝鮮戰爭的牽制。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多位高層官員都表現出戰略謹慎。艾奇遜國務卿認為，“我們不能再來一場朝鮮戰爭，我們不能在中南半島投入地面部隊”，“在中南半島防禦中南半島，將徒勞無功，且是大錯特錯”。陸軍參謀長李奇微認為，如果要肅清越盟軍隊，美國需投入 50-100萬部隊，“美國將不得不進行比朝鮮戰爭更廣泛的動員，每月徵兵十萬人”，“這場戰爭也不會像在朝鮮半島那樣容易；在朝鮮半島，韓國人在後方對於部隊來說還是一項資產，在越南這場政治戰爭中，人民更可能是幫助越盟的”。曾經擔任美國駐印大使的經濟學家加爾佈雷思預計“後果很危險，如果美國取代法國成為越南的殖民軍，最終會像法國一樣付出血的代價”。就連麥克阿瑟將軍也告誡甘迺迪總統，“亞洲問題永遠也解決不好，就算派去100萬美國步兵，依然會發現自己四面受敵，寡不敵眾。”參謀長聯席會議雷德福認為，美國把部隊直接投入中南半島將嚴重分散有限的美國軍事力量，越盟的主要軍事供應來自中南半島之外，打擊這些供給基地或使之中立化，將大大緩解法國的軍事危機。國家安全委員會認為單純防衛東南亞沒有多大用處，美國部隊應當指向危險的根源。在捲入越戰之前，甘迺迪總統的對越政策基於兩個認知：一是南越的垮台將給美國和西方世界帶來威脅；二是只有南越人才能保衛他們的國家，而美國則應該將其所起的作用限制在提供訓練和後勤供應上。然而，早期的戰略謹慎沒有能夠堅持到底。隨著形勢的變化，美國決策層對越南問題的看法逐漸改變。反對的聲音逐漸暗淡，主張對越作戰的聲音越來越高，難以阻擋。在甘迺迪遇刺、約翰遜繼任總統之前，美國對越開戰的主要準備工作已然就緒。在喪失戰略謹慎之後，美國最終捲入了越南戰爭。二、錯誤設定戰略目標早期的戰略謹慎集中體現在甘迺迪政府對越政策的兩個認知上，但這兩個認知存在模糊之處——北越的威脅究竟有多嚴重？如果認為北越是嚴重威脅，就應該加大對南越的支持；如果不認為是北越是嚴重威脅，那麼就應該減少對南越的支持。隨著事態的發展，美國決策層最後把北越視為重大威脅，於是對南越的支持無限增大，直到美軍直接參戰。由此可見，產生這個戰略方向錯誤的主要原因，是美國決策層對北越的威脅感知，決定他們威脅感知的關鍵，是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越南戰爭爆發原因雖與朝鮮戰爭不同，但美國在越戰決策上所犯的致命錯誤，與朝鮮戰爭決策具有相似性——冷戰的慣性思維導致的目標設定錯誤。與在朝鮮問題上的判斷一樣，美國捲入越戰，錯在根本性的判斷上，即認為某個地區的某場局部戰爭與全球性的意識形態之爭相關，無論是間接相關還是根本相關美國都必須做出強烈反應。雖然美國從考慮參戰到正式參戰經歷了較長時間的論證，但在固執的冷戰思維影響下，再多論證也無濟於事，無法挽回方向性的戰略失誤。西方關於越南戰爭的論述可謂汗牛充棟。大多數學者認為，傲慢、偏見和無知使美國在越南打了一場錯誤的戰爭，美國捲入越南衝突是受了冷戰時期美國奉行的遏制基本原則的支配。所謂的誤判放在歷史背景下其實是十分複雜的並非是一目瞭然的錯誤，而是受到歷史限制性的影響，受到認識侷限性的影響。有些錯誤在當時難以預料，往往是事後之明。在冷戰已經展開的背景下，擔心在與蘇聯的競爭中處於劣勢，這一想法從根本上左右了美國的對外決策，導致美國犯下戰略性錯誤。美國陷入越南戰爭是一次戰略失敗這種失敗確實是由作為美國戰略中的基本要素和邏輯存在的，即由意識形態來界定威脅，又由威脅來界定利益，結果導致戰略目標的設定“只有擴張的剛性，而沒有彈性。”當一國決策層確認為戰略意圖正確往往會壓倒其他因素，當人們相信意圖是正確的時候，再加上輿論的壓力，人們往往不再顧忌方式，似乎這是可有可無的或無關緊要的，問題往往就出在這裡。所謂正確的意圖具有巨大的誘惑力，讓人們深陷其中而無力自撥。到了越戰後期，美國決策者開始意識到，捲入越戰是方向性的戰略失誤。國防部長克拉克·克利福德（英文）坦言，“近幾年來使我明白：越南戰爭是東南亞政治形勢引起的一場局部戰爭。我認為，把越南戰爭說成是侵略計畫的組成部分，這不真實……”，“ 我們不可能取得軍事上的勝利，我們必須停止參加這場戰爭……現在是結束這場戰爭的時候了。我們要立即迅速地、有條不紊地、全面地、有計畫地退出中南半島。” 二戰後的世界是兩極格局。在1948-1965年之間的近二十年裡，美與蘇、以及它們各自的盟國之間，都發生了直接和全球性的相互對抗。它們經歷了一連串危機。在各自的世界之間劃分了“邊疆”，並且把它們的競爭擴到第三世界。兩極世界是十分危險的，因為在國際體系中，兩極間的力量分配是極端敏感的。為了避免破壞平衡，以至讓敵方力量佔上風，雙方總是對最微小力量的變化也保持戒備。每一方都認為一方的力量增長意味著另一方力量的削弱，一方得到更大的安全意味著另一方失去一定的安全。每一方都把對方的行動看作是有意的和進攻性的。即使對方已聲明自己的行動是防禦性的，也會把對方在自己非重要利益地區的行動視為意義重要的，涉及自身生死利益的行動，從而予以反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68號文件是改變和決定冷戰時期美國對外干預政策的關鍵。1950年4 月，杜魯門政府制定的NSC-68號文件宣稱，“自由制度在任何地方的失敗就是它在世界所有地方的失敗”。該文件隨即成為杜魯門政府決定對朝鮮半島內戰實施急遽大規模軍事干涉的理論依據。杜魯門總統在這一決策過程中進一步將NSC-68號文件具體化。他認為“要想制止世界其他地方新的行動，唯一的辦法是採取堅決的行動……如果我們不能採取行動保護一個在我們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並且由聯合國採取行動來保障它的自由的國家，那麼，不但在亞洲，而且在歐洲、中東和其他地方，靠近蘇聯的各國人民對我們的信心都會受到極不好的影響”。隨著東南亞危機的加劇，杜魯門政府也開始用NSC-68號文件的理論框架審視該地區的局勢發展。於是，美國遏制政策正式從喬治·凱南任外交事務辦公室主任時主導的“要點防禦”，轉向保羅·尼采（PaulNitze）這位外交政策辦公室主任主導的“周線防禦”時代。這一政策的第一特徵是美國捲入全世界各大陸的事務，充當“世界警察”。其活動最初是在地中海和西歐然後擴大到亞洲和中東，並在不同程度上發展到非洲和拉美；美國認為，任何可能的力量真空地帶，任何有可能被相關國家利用的地區都是美國遏制的目標。遏制政策的另一個特徵是，美國相信在兩極體系下，不進則退，非此即彼。美國將通過有效的介入或威懾讓對方相信，它必將履行它的諾言義務，比如朝鮮戰爭，儘管這個半島本身並不重要，但美國認為它將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影響到全球的均勢。如果美國容忍蘇東陣營在距離日本領域100英里以外的地方培植勢力，那麼就證明美是靠不住的。美國所以在東南亞捲入越南戰爭，因為這屬於美國的邊疆戰爭，美國不僅要保衛希臘、土耳其，西歐和柏林以及朝鮮或古巴的邊疆，也要保衛在越南的邊疆。冷戰時美國嚴重地陷入冷戰思維困境，蘇聯的朋友就是美國的敵人，而有可能被蘇聯拉入其陣營的則是美國竭力爭奪的對象。 1948年秋，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了一份名為《美國關於亞洲的立場》的報告，即 NSC-48/1號文件，其結論部分在1949年12月杜魯門總統主持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得到通過，即NSC-48/2號文件，這兩份文件成為美國戰後亞洲政策的第一份綱領性文件。文件中明確提出，“當前東南亞最重要的政治因素是殖民主義和民族獨立的衝突”，“在中南半島問題上運用美國的影響解決非殖民化時，不讓西方盟國遭受太大的損失”，同時還提出，“東南亞是從日本向南到印度大陸的遏制防線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假如東南亞也被席捲，我們將經受大潰敗，其影響將波及世界其他地區”，為了防止這種局勢的出現，美國應“通過政治、經濟、軍事等援助，增強亞洲相關國家的實力，促進這些國家的經濟自立和政治穩定”，並“鼓勵相關亞洲國家之間發展更密切的經貿聯繫”。從1948年9月開始，中情局向美國最高決策者提交了一系列分析越南問題的情報評估報告，認為法國贏得中南半島戰爭的可能性極其渺茫。法國已經內外交困，殖民主義體系趨於瓦解，美蘇之間的“冷戰”早已開始，美國急於填補老殖民主義的“真空”，取而代之。冷戰思維還催生了多米諾骨牌理論。艾森豪威爾總統認為，“這場戰爭絕不是法國為維持它們過去對這一地區的統治的一種努力，而實質上是保衛自由本身免受侵略的一個明顯事例。”在認識上，艾森豪威爾總統一下子就把中南半島的局勢提高到事關整個戰略全局的高度。“這種損失將極有可能給自由世界帶來難以估量的後果。” 艾森豪威爾總統指出，在越南的鬥爭是至關重要的，因為該地區出產錫、鎢和橡膠；更有甚者，如果法國人失敗了，“很多人將會淪人專制統治之下……最後，連你們也會陷入這般境地……你們將會稱這為‘倒下的多米諾’理論。現在有一排多米諾骨牌已經豎起來，你把一張骨牌推倒，肯定最後一張骨牌也會以極快的速度倒下。所以，只要有一個地方開始崩潰，就一定會產生最深遠的影響。”他還特別擔憂對日本所產生的經濟和政治影響，這個國家可是在遠東遏制中俄的關鍵。按照多米諾骨牌理論的推斷，老撾、越南西南邊的柬埔寨的喪失，將招致寶貴的錫礦以及巨大的橡膠和大米供應的損失。還將意味著，泰國將其整個東部邊境暴露於滲透或進攻之下。而且，如果中南半島陷落了，不僅是泰國，而且緬甸和馬來西亞也將受到威脅，同時也增加了對東巴基斯坦和南亞以及對整個印度尼西亞的危險。 “多米諾骨牌”理論實質上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68號文件在東南亞問題上的翻版，它不僅為艾森豪威爾總統所青睞，也被甘迺迪和約翰遜兩屆政府視為美國指導越南政策的圭臬。然而，“多米諾骨牌”理論實際上成為美國對外戰略的枷鎖，給美國提出了一項力所難及的目標：世界上任何地區出現的威脅，無論是否涉及美國的核心利益，無論是美國戰略規劃中的邊緣地帶還是中心地帶，美國都將不遺餘力地進行阻止和介入。正是在這種邏輯支配下，美國一步一步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沼，難以自拔。 1959年5月，美國政府授權擴大美國軍事顧問的職能，開始參與南越政府的具體作戰計畫。以後，又派遣3個特種戰爭小組去南越，負責南越軍隊的反游擊訓練。艾森豪威爾時期強調意識形態擴張的連鎖效應。也就是著名的多米諾骨牌，但當時仍認為即使需要採取行動，也應該是與盟國的聯合行動。如果說艾森豪威爾總統還保持著恰當的理性的話，甘迺迪總統以其對意識形態的極端仇視心理，強化了其認知偏見。國際環境與東亞局勢的轉變，使美國決策者擔憂，是導致他們捲入越戰的重要原因。在分析美國對越政策時，麥克納馬拉曾指出：“南越是新戰略的一個實驗案例……今天在越南，我們處理的不是派係爭端或針對法國的殖民鬥爭的殘餘，而是一個重大考驗。”在冷戰的大背景下美國認為不得不從戰略層面做出反應，外部的誘惑或嚴峻的形勢使得美國自守的原則變得不可能。如果美國保持中立被視為是綏靖或保守。20世紀50年代，隨著越來越多的亞洲和非洲國家逐漸走向獨立，以及一個不結盟的中立集團開始出現，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採取了反對中立主義的強硬而公開的態度。他在1956年6月指出，“中立的原則。使人誤以為一個國家可以通過對其他國家命運的漠不關心，使自己最大程度地獲得安全。這已日益成為一種過時的觀念，再者，除了在非同尋常的情況下，中立都是一種不道德的短視觀念”，“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政策聲明體現了這樣一種原則：中立主義是危險的——這裡的中立主義，不僅指不結盟，而且指一種甚至想與對立力量建立外交關係的意願”。事實上，在美國尚未大規模入侵越南之前，美國國內已經出現對吳庭豔擔憂的聲音，但美國當時仍選擇扶植吳庭豔。麥克加爾（McGarr）將軍曾提到：“儘管吳庭豔有某些缺點，但是其支持我們……” 美國合作維持戰後亞太秩序的規劃落空後，啟動了扶植日本的政策。在戰略競爭意識不斷強化的情況下，美國認為朝鮮戰爭的爆發是蘇聯擴大冷戰的舉動。美軍入朝參戰，並介入台海事務都是美國與相關國家戰略競爭的必然反應。而在東南亞，胡志明領導的抗法戰爭得到了相關國家的支持，加深了美國對於西方陣營失守東南亞的擔心，這樣的競爭思維最終導致美國軍事介入越南事務。“朝鮮戰爭爆發後，杜魯門政府認為朝鮮半島、台海和中南半島這三個由亞洲大陸伸向太平洋的突出部有可能成為威脅和進攻美國島鏈防線的跳板，因此將它們當作一個戰略整體來考慮，加大了對法屬中南半島的投入”。美國擔心相關國家隨著實力的增強，會擴大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認為，如果相關國家控制東南亞，將意味著一個“紅色亞洲”。如果美國撤出，世界均勢將會發生完全的改變。亞洲將會變成紅色，美國的盟友們會受到衝擊。當時還是副總統的約翰遜在對越南進行考察之後警告甘迺迪總統說，美國必須做出一個“根本性的決定……要麼我們現在就迎接東南亞擴張的挑戰……要麼低頭認輸”。在美國人的思維和視野之中，冷戰是一場基於不可調和的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大國戰爭。美國認為南越和老撾陷落，將會極為嚴重地削弱美國在遠東的地位，將對美國的威望帶來無法估量的損害。在遏制相關勢力在其它地區的擴散方面，美國意志的可信度和能力也將受到嚴重的貶低。美國的敵人將會為此受到鼓勵，將會出現快速增長的勢頭。美國甚至將美國對越南的政策與慕尼黑的綏靖政策，柏林危機以及古巴危機聯繫起來，認為美國的退讓和無所作為將可能帶來極大的後果。迪安·臘斯克甚至誇張地認為，如果美國失掉南越，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就會增加。在冷戰思維影響下，美國認為必須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行動進行強有力的干預。“艾森豪威爾、甘迺迪和約翰遜都一直深信越南戰爭是相關國家‘擴張主義’的反映，是相關國家向整個東南亞地區‘擴張’的先聲。這種對相關國家的歪曲認知和臆造的威脅論，催生了所謂的“多米諾骨牌”理論。美國自身也認為這是典型的渲染和誤判，是基於意識形態偏見驅動的誤判，但在當時冷戰期間擴大這一邏輯判斷極大地影響了決策者的思維。1957年蘇聯人造衛星發射升空，在高科技領域的突破讓美國感受到四面楚歌。這種恐懼奠定了美國介入越南的思想基礎。在美國的眼裡，中南半島是美國遏制政策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座冷戰中至關重要的堡壘。服從冷戰和意識形態競爭，也使得美國決策者把對保護盟國的任務看得至高無上，把同盟義務和同盟承諾看得十分重要。麥克納馬拉回憶說，美國原本可以在1963年底至1965年初之間這段時間撤軍，從越南的撤軍可以保全美國的實力，使美國能夠在其它地區進行更具防禦能力的活動，從而提高美國的信譽。但偏偏美國不恰當地將美國的撤軍與對盟國的信用聯在了一起，認為如果美國無力或不情願承擔起維護防務的職責，那將會影響美國與同盟國的關係。美國當時還確實考慮了同盟承諾問題。諸多因素導致決策時顧此失彼，出現決策混亂。“我們（尤其是迪安·臘斯克）擔心，作為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成員，迪安·臘斯克認為，我們應對南越的安全負有責任，如果我們在這一點上丟失了面子，那將會削弱我們在北約中的地位”。“如果南越失敗，那麼，在整個亞洲，就不會再有政治領袖對西方世界表示信任了。並且，他聲稱，這種信任的危機將絕不會僅僅侷限在亞洲的”。喬納森·謝爾認為，1965年以後，維護美國同盟承諾的信譽實際上已經成為這場戰爭維持下去的僅存目標了。同時，在一份1965年3月遞呈給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的備忘錄中也顯示，美國捲入越戰的因素中，七成源於避免戰略信譽的喪失，只有一成是為了讓越南人民享受自由民主制度。由於美國所謂的越南人打越南人的策略實施不力，於是美國不得不親自上陣。而甘迺迪總統的猶豫被認為是不符合美國軍工集團的利益。這個時候，甘迺迪總統遇刺。約翰遜繼任總統之後，必須區別於甘迺迪政府的政策，同時他本人對冷戰戰略的認識也更為堅決。約翰遜總統頭腦中不容動搖的信念是：蘇聯正在全力以赴地實現其霸主地位。他將南越的陷落視為其打破遏制政策中的關鍵步驟，並決心阻止這一格局的出現。 “林登·約翰遜比約翰·甘迺迪更堅定地認為，相對於直接使用美國軍隊所花費的開支而言，南越的陷落將會使我們付出更高的代價。在以後的五年中，這一觀點曾左右了他的思維和決策。這也是他對戰爭政治性質理解上的重大失誤”。美國國內民眾對美國參戰的支持也加深了美國對越戰錯判的認識。這說明一個深刻的道理，公眾輿論並非總是正確的象徵，輿論有時只是政策轉變的風向標。民眾具有非理性的從眾心態。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約翰遜總統發佈公告之後，大多數美國民眾包括知識分子、國會議員、新聞界和普通百姓均表示支持他的決定。八月底，蓋洛普民意測驗顯示，超過半數的美國人支持約翰遜政府擴大戰爭的決定，越南應該成為美國在亞洲的基地”。報告指出，“絕大多數人認為越南戰爭將持續數年”。三、錯誤估計戰略執行能力朝鮮戰爭是美國主動介入的，越南戰爭則是美國從開始的謹慎和不願意，到最後一步步落入戰爭陷阱。除了意識形態的干預之外，決策過程中的能力評估也存在嚴重問題。基辛格批評說，約翰遜政府“由於沒有勝利的標準，自欺欺人之談代替了分析判斷”。美國從1955年加大了對越南的投入。從1955年到1961年，美國將七十多億美元投入了南越，以增強它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同時，美國自1950年起便開始扶植南越的吳庭豔，1955年後通過南越政權打所謂的代理人戰爭；1961年5月後美軍開始小範圍地直接介入到對北越的軍事行動中；1964年8月，美國藉口“北部灣事件”開始對北越進行轟炸，大規模介入越南戰爭。這樣的長期而持續的投入反而拴住了美國，使美國不得不越陷越深。美國就是這樣在越戰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增兵成為無法避免的選擇。但是簡單地增兵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反而使美國欲罷不能，錯上加錯。美國的作戰半徑是有限的，而決策者們卻常常忘記這一點。捲入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都超出了美國的能力和成本的限度。雖然美國在世界各地都擁有基地，但是其戰略抵達能力和軍事解決問題的能力還是有限的。美國對超出其作戰半徑的能力存在過高估計。美國決策者捲入越南戰爭的依據，可以追溯到1950年出台的針對蘇聯進行“周線防衛”的NSC-68 號文件。在“美國資源無限”的前提假定下，美國基於“對稱反應”原理做出了越戰決策，而這個決策低估了對手的能力，高估了自己的能力。美國領導人過高地估計自己能夠左右世界局勢發展的能力，迷信美國技術和武器裝備的優越，過低地判斷越南共產黨人的決心和堅韌不拔。美國決策者一直相信，在實力明顯不對稱的作戰中，美國可以速勝。但他們嚴重低估山地游擊戰的艱巨性和複雜性，終致落入戰爭的汪洋大海難以自撥，不得不一次次增兵，擴大戰爭，突破了局地小規模速勝的預設目標。如果戰略意圖方面的錯誤在冷戰大背景下可以理解的話，在戰略實施的過程中卻一次次偏離了預設或沒有充分論證的軌道，導致戰爭難以控制地擴大化。我們同時看到，很多時間，不是戰略方向出現問題，而是戰略實施或者是對自身實力判斷出現了問題。而戰略方向正確，往往很有說服力甚至於是誘惑力，就會讓人們輕視戰略實力或者是實施。越戰過程中，美國政府的決策在目標設計與執行方面缺少連貫性，導致美國不斷陷入越戰泥潭。“艾森豪威爾曾經主張讓亞洲人打亞洲人，甘迺迪也一再強調越南戰爭是越南人自己的戰爭，但美國軍事干涉的戰略和方式導致了越南戰爭的美國化，美軍已經完全成為戰爭一方的實際主體，這種越俎代庖的局面助長了南越軍隊的寄生性，並嚴重弱化了其戰鬥力”。對於美國這樣的大國而言，低估對手是很容易出現的錯誤。在朝鮮戰爭時期低估中國，在越南戰爭時期低估越南。按理，美國與越南實力確實不在一個數量級上。當時，美國人口是越南的6倍，經濟總量更是達到越南的77倍。1964年，從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看，除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全世界僅有十幾個國家比越南貧窮，而美國是全球第二人均富國，僅次於瑞士。美越兩國技術上的差距，特別是軍事領域的差距，可謂天壤之別，簡直就無法衡量。在冷戰的背景下，除了蘇聯，美國很容易認為其他任何國家都不可能與美國在軍事和綜合實力上抗衡。在軍事上輕視越南這樣的小國是很容易出現的問題。像臘斯克、麥克納馬拉和泰勒這樣的“有美國軍人特點的一代”的領袖人物，曾親眼目睹美國戰勝了德國和日本，幫助重建了西歐，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創造了空前的經濟繁榮，將人送上地球軌道，在他們看來，越南戰爭始終是一個相對渺小的問題，只須堅持不懈地沿著正確的路線前進就行。四、其他技術性錯誤除了戰略方向的誤判、對戰略執行能力的錯估，還有一些技術性的失誤，也導致了美國決策層的越戰決策失誤。（一）對重大的戰略性問題缺少準確而充分地思考麥克納馬拉在反思越南決策的時候，發現許多問題都沒有思考周全，就匆忙做出了決定。更進一步說，美國連發動越戰的根本性問題都沒有想清楚：“南越的陷落究竟對美國的防務構成何種威脅，其嚴重程度是否達到了應採取極端的行動去阻止這種陷落的地步？”，在麥克納馬拉的回憶中，這些問題在當時並沒有明確的答案。從美國外交政策角度看，戰爭更多是讓美國偏離了重要的國家利益，而非保全了美國的威信。1972年10月，基辛格和阮文紹攤牌時說，“我們打了四年仗，把全部外交政策押在了一個國家身上。”對於他這樣的現實主義者而言，如此扭曲國家利益簡直愚不可及。他深知俾斯麥的訓誡：“對於政治家而言，悲哀的事情在於發現，選擇戰爭的理由在戰爭結束時並不像開戰時那麼有道理。”到了尼克森時代，美國發現其直接捲入越戰是希望反對蘇東陣營擴大的理由不那麼有力了，而遏制目的到了1969年更是沒有必要了。大多數政治家和學者形成共識，他們幾乎一致認為：美國不知不覺地失去了對利益輕重緩急的客觀判斷，陷入了對威脅過度反應的境地。美國因為越南戰爭的困境也產生於此。從冷戰開始直至陷入越南戰爭泥潭，美國承擔過多的責任，做出過多的承諾。由於對國家利益的認知過於簡單，認為所有“威脅”都關係到生死存亡，從而對世界上任何它認為於己不利的事態進行過激反應。再有一點，即使美國具有解決和戰勝對手的能力，獲取這一勝利所付出的代價如果過於高昂，美國在越南的戰略目的也會顯出其不恰當性來。“美國在越南的戰爭政策由於嚴重違背‘比例原則’而遭到強烈批評，甚至在並非全然反對美國越戰目標的人中間。人們覺得，美軍使用的軍事手段和它們造成的巨大破壞同所涉的美國利益全不相稱”。到頭來，很難說多打了四年仗的戰略利益比為此付出的人員、財政、道義和精神損耗更大。美國共計 58,022人陣亡，其中20,552人死於尼克森執政時期，4,278人是最後一年送的命。戰爭直接消耗是1400億美元，每個美國家庭要負擔1900美元。顯然，美國的決策者們“沒有提出根本性問題，沒有解決政策選擇的問題，沒有處理好這些問題卻渾然不覺”，美國“對越南進行干預的決策過程逐步推進，一旦決策已定，便沒有機會打退堂鼓”。（二）對歷史類比的借代錯誤美國採取了歷史的簡單類比法來看待越戰——這也是容易導致誤判的重要便並沒有被重視的原因之一。在決策的過程中運用歷史經驗和事件類比是經常出現的情況。美國決策者武斷地認為作戰方法是可以移植的，可以從這場戰爭移植到另一場戰爭，從這一個國家移植到另一個國家，從這一個十年照搬到另一個十年。換句話說，“有著第二次世界大戰背景的克魯拉克和羅斯托想當然地認為，在歐洲反對納粹的行動中證明有效的突擊隊活動也會在北越奏效，只要依靠正規力量就能打敗游擊隊，維護南越的穩定”。由於意識形態因素的作用，美國決策層不僅將朝鮮戰爭、越南戰爭視為向自由世界的挑釁，更是將它們等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法西斯的步步侵逼，認為不加以及時遏止將會釀成危及自由制度的又一場全球大戰。美國權勢集團的內心深處關於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分野早已界線清晰。艾森豪威爾總統在呼籲英國與美國一起干涉越南時說：“由於我們沒有一致和及時行動，從而開始了延續多年的真正悲劇和殊死掙扎。難道我們各國沒有從二戰中得到些什麼教訓嗎？”。約翰遜總統也表示不能在西貢重演慕尼黑的悲劇，他在闡述出兵南越的動機時說：“我關於歷史所知的一切都告訴我，如果退出越南，讓胡志明穿過西貢大街，那麼我恰恰是做了張伯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做的事情…… ”濃重的意識形態和冷戰色彩讓美國篤信他們對於越戰的決策是吸取了歷史教訓的正確決策。美國的越戰決策不可謂不深刻，教訓不可謂不慘痛。為此，越戰決策的當事人麥克納馬拉認為，美國在越南的悲劇有十一條主要的原因：歸結起來，主要包括：（1）美國錯判了北越的地緣政治意圖誇大了他們的行動對美國構成的威脅；（2）美國運用自己的經驗模式來看待南越的人民和領袖。武斷地認為，他們渴望並決心為所謂的“自由和民主”而戰；（3）美國完全忽視了該地區的歷史、文化、人民的政治信仰及其領導人的個性特徵與習慣。高級官員在做出關於越南事務的決策時，也缺乏精通東南亞問題的專家來提供諮詢；（4）美國沒有充分認識到現代化、高科技的軍事裝備、軍隊和理論，在與非正規的、被高度激發起來的人民運動的對抗中，其作用是極有限度的；（5）對於美國是否應當大規模地捲入東南亞的軍事衝突缺乏充分而深入的討論。這裡面涉及對象國的準確認知、信息不對稱、決策不夠充分、認識盲區比如游擊戰與現代手段的合理應用、軍事行為的合理性、合法性等等。麥克納馬拉還特別強調這些失誤之間的聯繫性。“從本質上說，它們全都以某種方式互相關聯著。在某一方面的失策，會牽涉或轉化為其它方面的失敗，每一個失誤都將成為一個可怕的扣結上的一環”。顯然，錯誤是有聯繫性的，戰略誤判也可能由一系列失誤引發，而不會是突然的某個單一的因素造成的。（三）對相關國家因素的誤判在越戰爆發之前，美國決策層的考慮是：蘇聯由於和相關國家關係惡化，所以無法借道相關國家來輸送援越物資，而越南所需的很多技術裝備又是相關國家所無法提供的，蘇聯若完全通過海運來支援北越，成本將大大增加，而美國在韓國、日本、台海地區及東南亞都有落腳點，由此判斷，美國在這場戰爭中具備後勤上的不對稱優勢，同時，還可以借此大大消耗蘇聯的實力。美國人顯然低估了毛澤東的政治智慧，蘇聯對越南的援助並未受到影響，包括薩姆導彈和米格戰鬥機在內的大批軍用物資借道，源源不斷地運到了北越。即便是在1969年後，兩國在援越問題上依舊保持著默契。美國在一開始即擔心戰爭擴大化的問題，也擔心相關國家的介入。可以說在越南決策的討論中美國多次陷入針對相關國家參戰的兩難悖論及其無解之解即用無限手段——用使用原子彈——解決有限問題的困境之中。美國似乎因朝鮮戰爭對相關國家參戰有神經質式的擔心，擔心突然“從天而降”。1966年1月25日助理國務卿錢爾給約翰遜的備忘錄中寫道：很明顯，加速相關國家正式介入戰爭的過程中有一個作為開端的突破口是我們無法忽略的。但是我們的確不知道它在什麼地方。不幸的是，我們也許只有在災難發生之後才能找到它。美國的許多討論都在強調相關國家如果介入，美國將會陷入難以戰略的困境。這裡朝鮮戰場中的較量給美國的教訓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五、結論美國捲入越戰是一次重大戰略失誤，這個失誤不是一次性出現的，而是在一個較長的決策時間裡，歷經三屆美國政府，逐步累積決策失誤，最終從戰略謹慎走向了戰略冒進，捲入了一場不該捲入的“邊緣戰爭”。追究這個漫長的、錯誤疊加的決策過程，可以發現，兩個根本性錯誤起了關鍵作用。首先意識形態和冷戰思維影響了決策層的威脅感知，誇大了北越威脅，導致戰略目標嚴重偏離了最初的設計，從一個局外支持者變成了直接參戰者。其次，決策者陶醉於美國的大國地位和軍事優勢，輕視北越的作戰能力和越南戰場的複雜條件，從而越過了美國軍事能力的限度。除了以上兩個問題，一些技術性錯誤也表明，決策層的戰略制定能力和水平也存在問題，從而未能避免這場決策悲劇。 // 心得：美國反恐戰略亦缺乏彈性。花了20年時間，終於成功地 "negotiate with terrorists" -- 反對侵略戰爭，反對屠殺平民，反對種族主義，反對西方帝國主義，反殖民，反法西斯，反歧視，反制度優越論，反文化優越論，反道德優越感，反操弄族群仇恨，反身份政治，反分贓政治，反對以美國為首、西方所奉行的國家恐怖主義，反對軍工財團傳媒複合體，反謊言宣傳，反抹黑宣傳，反貪汙，反剝削，反超額利潤，反階級固化，反債留子孫，反對精英漠視百姓苦難，反對違背事實與邏輯的思考，反對回避真實世界的真實問題。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來自: 129.110.242.26 (美國) ※ 文章網址: https://www.ptt.cc/bbs/IA/M.1583619475.A.1A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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