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 《美麗新世界》與美蘇趨同論

[kwei (光影)]

《美麗新世界》與美蘇趨同論--兼對西方政治光譜變遷的思想史分析
發表於《東方學刊》2019年第4期
https://mp.weixin.qq.com/s/9EbOkO3rMXAC7zH57GDEdw
傅正
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

【法意導言】
國內學界對於文學名著《美麗新世界》的研究多集中在作品本身，而很少關注赫胥黎本人
的古典自由主義立場。該書重要的諷刺對象是功利主義及其社會福利政策。然而就是這樣
一部極具英國保守主義立場的著作，卻成為了20世紀後期新左派批判消費主義文化的經典
。要追問這個轉變產生的原因，就不能不回顧當時歐洲思想界對美國和蘇聯趨同於經理人
社會的討論。很大程度上出於這種「趨同論」的影響，左、右派的許多主張發生了驚人的
顛倒。可以說，《美麗新世界》為人們瞭解西方現代性理論和政治光譜的變化，提供了很
好的案例。本文發表於《東方學刊》2019年第4期，微信版略有文字改動，感謝作者授權
。


一、赫胥黎反駁《一九八四》

人們總習慣於把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1）
與扎米亞京（Yevgeny Zamyatin）的《我們》（We，1921）、奧威爾（George Orwell）
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放在一起，並稱為「三大反烏托邦小說
」。尤其是《一九八四》，人們在討論《美麗新世界》時，總會談起它。誠如希欽斯（
Christopher Hitchens）所言，「『美麗新世界』這幾個字也被人們和『第十二條軍規』
或『1984』聯繫在一起--這些符號本身幾乎可以自動喚起無數圖像和聯想。」

倒是赫胥黎本人在初讀《一九八四》之後，便敏銳地發現了他與奧威爾的絕大不同。他在
給奧威爾的信中敏感地質問道：

《一九八四》裡以少數人構成的統治階級所信奉的是一種施虐狂的哲學，不同的是他們通
過迴避性慾否定性慾來獲得合理推斷。在現實中這種「全面壓制」的政策能否無限制地持
續下去是很讓人懷疑的。

這樣的一個「施虐狂式」的社會能稱為「烏托邦」嗎？奧威爾竭力批判「一九八四」，不
正在追求一個揚棄「一九八四」的更好社會嗎？

兩者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九八四》中那種極度的性壓抑狀態到了
《美麗新世界》那裡似乎得到了完全釋放。在奧威爾的小說中，男主人公溫斯頓（
Winston Smith）有一個黨安排的合法妻子，他的婚姻完全受到了黨的掌控，唯一的功能
就是生殖，為黨培養優秀的接班人。「黨的真正目的雖然未經宣佈，實際上是要使性行為
失去任何樂趣。……唯一得到承認的結婚目的是，生兒育女，為黨服務。」奧威爾甚至這
樣描寫溫斯頓與妻子凱薩琳（Katharine）的做愛過程：

他一碰到她，她就彷彿要往後退縮，全身肌肉緊張起來。摟抱她像摟抱木頭人一樣。奇怪
的是，甚至在她主動抱緊他的時候，他也覺得她同時在用全部力氣推開他。她全身肌肉僵
硬使他有這個印象。她常常閉著眼睛躺在那裡，既不抗拒，也不合作，就是默默忍受。

這就是黨員的日常性生活，生育就是政治任務，偷情反而成為了政治壓迫的反抗。溫斯頓
與女主人公裘莉亞（Julia）的偷歡佔掉了《一九八四》的大半篇幅，奧威爾甚至這樣描
寫兩人第一次性愛的場景：

他的心跳了起來。她已經幹了幾十次了；他真希望是幾百次，幾千次。任何腐化墮落的事
情使他感到充滿希望。誰知道？也許在表面的底下，黨是腐朽的，它提倡艱苦樸素只不過
是一種掩飾罪惡的偽裝。如果他能使他們都傳染上痲瘋和梅毒，他一定十分樂意這麼做！
凡是能夠腐化、削弱、破壞的事情，他都樂意做！

……

沒有一種感情是純真的，因為一切都夾雜著恐懼和仇恨。他們的擁抱是一場戰鬥，高潮就
是一次勝利。這是對黨的打擊。這是一件政治行為。

講到這一幕，我們恐怕不難想起「性解放」與「階級鬥爭」一道成為了1960年代西方左翼
學生運動的口號，馬爾庫塞也與馬克思、毛澤東一道成為了那次運動的偶像級人物。富有
挑戰意味的是，法蘭克福學派一貫認定資本主義社會本質上是一個性壓抑的社會，但奧威
爾分明告訴人們：史達林主義的政黨控制模式同樣是一個性壓抑的社會，甚至有過之而無
不及。至少在性壓抑這點上，東方的共產主義陣營與西方的資本主義世界是一樣的。這種
美蘇之間趨同（convergence）狀態的歷史背景是什麼？又會造成什麼樣的思想史效果？

不同於《一九八四》，《美麗新世界》倒像是描繪了一個放縱慾望的時代，性濫交、嗑藥
、感官電影等等這些今人已不陌生的東西全方位地掌控了所有人的生活，也無怪乎有學者
徑直把這個社會稱為「豐裕社會」。問題是，在馬克思那裡，豐裕狀態是全人類解放的物
質前提，但到了赫胥黎這裡，確切地說是赫著的某些解讀者這裡，它竟然成為了全面奴役
的物質前提。是什麼力量造成了這種「倒錯」的產生？

波茲曼（Nell Postman）曾提醒美國人，不要輕易為了奧威爾的預言沒有在1984年成真而
感到慶幸。「美麗新世界」出現在公元2532年，那裡比1984年更能代表人類歷史的方向。
正如波茲曼所言：

奧威爾警告人們將會受到外來壓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則認為，人們失去自由、成功和歷史
並不是「老大哥」之過。在他看來，人們會漸漸愛上壓迫，崇拜那些使他們喪失思考能力
的工業技術。

……正如赫胥黎在《重訪美麗新世界》裡提到的，那些隨時準備反抗獨裁的自由意志者和
唯理論者「完全忽視了人們對於娛樂的無盡慾望」。在《一九八四》中，人們受制於痛苦
，而在《美麗新世界》中，人們由於享樂失去了自由。簡而言之，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恨的
東西會毀掉我們，而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將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

工業技術、消費主義……，這些都是今天西方左翼理論家毋庸置疑的箭垛。換句話說，在
當今批判消費主義的旗號下，赫胥黎是作為一個「左翼思想家」出現的。這個後人賦予的
角色會不會掩蓋了此人本來的面貌？就像英國軍情六處為了反共目的到處推銷《一九八四
》和《動物莊園》，從而讓人們忽略了奧威爾還寫過《巴黎倫敦落魄記》、《通向威根碼
頭之路》和《向加泰羅尼亞致敬》。


二、「禁慾主義」與「功利主義」

值得注意，赫胥黎在小說中不惜篇幅地描述了野蠻人約翰（The Savage John）與「新世
界」的總統穆斯塔法·夢得弗（Mustapha Mond）的一次對話。野蠻人問總統，既然物質
那麼豐富，為什麼還要讓人們承擔過多的勞動時間，而不給予他們更多的閒暇時間從事藝
術與科學？總統笑了，他說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

在一個半世紀多以前就做過這樣的實驗。愛爾蘭的工作全部改成每天四小時，結果怎樣呢
？只是給社會帶來了動盪不安和更高的嗦麻消費而已。而那減少的三個半小時只會讓他們
不得不休嗦麻假而這並不足以成為他們幸福的根源。發明局裡堆滿了減少勞動時間的計畫
，有好幾千。

按照西方近代政治哲學的邏輯，匱乏狀態是私人佔有權的基本前提。匱乏不是極大豐富，
當然也不是絕對稀缺，後者不會產生私人佔有的問題，例如我們誰也不會想到要去佔有某
塊月球上的礦石或某件國寶，這些東西只能屬於國家所有。匱乏是這樣一種狀態，某些東
西比如土地、勞動工具，我們誰都可能佔有它，卻誰都不能隨心所欲地佔有。正是在這種
狀態下，才會出現正義與否的問題，才需要政治權力對其進行分配。

但夢得弗總統的回答卻不啻於告訴人們，即便物質財富已經非常豐富，為了統治秩序，也
必須人為地製造匱乏狀態。「美麗新世界」的統治奧秘就在於它能調節嗦麻的供給和分配
，沒有人能離開這種精神致幻劑，也沒有人能夠隨意佔有這種精神致幻劑。只要保證嗦麻
的匱乏狀態，就能保證政治統治的穩定。說得再確切一些，消費主義時代絕不是一個豐裕
社會，它同樣是一個匱乏狀態。物質是否豐裕乃是相對於人的慾望而言的，資本主義消費
文化的奧秘就在於不斷刺激人們的物質慾望，以製造出一個匱乏狀態。

赫胥黎筆下的「美麗新世界」不是豐裕狀態，它仍然是匱乏狀態。上面的例子反映出，儘
管我們已經有不少針對這部小說的研究，但仍然難說臻於完善。問題在於，學者在解讀文
學作品時，往往操之過切，甚至好套用一些他們自己都不甚瞭解的社會學、人類學理論，
就應付了事。相比之下，對於作者本人立場的耐心考證和研判，反而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美麗新世界》是一部政治影射小說，然而僅就筆者目力所及，國內學界尚且無人在英國
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脈絡中考察這部小說。

上述引文中，總統特別提到了「那減少的三個半小時只會讓他們不得不休嗦麻假而這並不
足以成為他們幸福的根源」。或者說，為了全社會的最大幸福，我們不得不延長工人的工
作時長，儘管現有的物質條件已經不需要他們工作那麼長時間了。這樣的表述像極了邊沁
（Jeremy Bentham）、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約翰·穆勒（John Mill）等英國
功利主義者（Utilitarian）。比如邊沁就認定，「趨樂避苦」而不是「趨善避惡」才是
人類基本行為準則。幸福和痛苦的值是可以通過算術的方式表達出來的。以幸福為正值，
以痛苦為負值，如果某件事情對於一個人而言正值越大，他越傾向於做這件事情，反之，
則越傾向於逃避這件事情。

我們也許會覺得以這樣機械的方式計算人類行為不足為訓，但萬萬不能忽視，功利主義者
此舉不啻於宣佈，整個社會的行為都可以通過一套數學模型得到全面掌控。這恰恰是現代
系統性社會工程的理論前提。赫胥黎說道：

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談到他的父親功利主義哲學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時這樣寫道：「他相信，無論什麼時候，只要人類擁有理性，他們的思想就會發生
很大的變化。……」

在功利主義者眼裡，所謂的理性既不是整全性思維，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衡量幸福和痛
苦的計算法則。好的政府就是要通過這樣的法則去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即邊
沁所說的「最大功利原則」。赫胥黎卻反駁道，真正實現了「最大幸福」的社會就是一定
是個高尚的社會或自由的社會嗎？

邊沁曾清楚地區分過禁慾主義和功利主義這兩種截然相對的原理，他說道：

功利原理能夠自始至終貫徹到底；說它實行得越一貫，對人類就越有利，不過是同義反覆
。禁慾主義原理卻從未、也永遠無法由任何生靈自始至終貫徹到底。只要有十分之一的地
球居民堅持實行之，一天之內他們就會使地球變成地獄。

這裡所說的禁慾主義原理既是指英國的宗教傳統，也有關於那些市場放任主義的經濟學說
。在後者看來，如果不節制人們的生理慾望，人口數量將會呈幾何倍數增長，物質財富的
增長遠遠趕不上人口的膨脹，這將導致社會災難。最好的辦法就是放任市場競爭，通過優
勝劣汰的方式，使大多數人掙扎於貧困線的邊緣，而沒有能力生產過剩人口。因此，好的
政府只是自由市場的守夜人，而不是干預者。

與之相反，最大功利原則就需要打破政府與市場、國家與社會的傳統鴻溝：一方面國家通
過科學化的行政管理掌控市場，實施社會福利和財富的再分配，另一方面通過擴大全社會
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把平民百姓都吸納到政治當中來。對此，赫胥黎不安地說道：

正如近來的事實不斷證明的，選舉權本身並不能保障自由。所以，如果你希望通過全民公
決來避免獨裁統治，就要把現代社會中僅具有功能性的集體分散成自治、自願合作的團體
，使它們能夠在「大企業」和「大政府」的官僚體制之外發揮作用。

納粹的教訓告訴他，福利國家、普選制往往可能跟民粹主義、法西斯緊密關聯。所謂系統
性社會工程歸根結底就是政治精英對於群眾慾望無節制的妥協，最終敗壞了一切高貴典雅
，把社會文化拉低到了一個極其庸俗的水平線上。

邊沁提倡功利主義，笑話禁慾主義，但《美麗新世界》的主人公野蠻人約翰恰恰就是個禁
慾主義者。他不僅十分克制地拒絕了心上人麗英娜（Lenina）的一夜情，甚至把他對於性
濫交的譴責變成了良心上的自我規訓：

麗英娜真實的身影出現在他的思念中，她光著身子，伸手可觸，她似乎在說：「親愛的，
伸出你的手臂抱住我！」她是那麼逼真，穿著鞋襪，還噴了香水。不要臉的婊子！……

鞭子就掛在門後，本是為了方便取來趕記者的。野蠻人一發狂，就跑回屋取出鞭子，刷刷
地直往自己身上抽，打得皮開肉綻。

「婊子！婊子！」每抽一鞭就大吼一聲，就像抽的是麗英娜而不是自己，（他自己都沒意
識到自己是多麼瘋狂地希望麗英娜就在眼前）：是那個白白嫩嫩、軟軟暖暖、噴了香水的
麗英娜！他就這樣一直抽著不要臉的麗英娜。「婊子！」最後發出一聲絕望的聲音，「啊
，琳妲，原諒我。」「上帝呀，我該死！我是多麼邪惡，我……不，不，你這個婊子！你
這個婊子！」

功利主義會在19世紀的英國大張其道，絕不是一個偶然現象。相比之下，法國、普魯士憑
藉了更加急進的哲學完成國家對於社會的掌控。限於篇幅，這裡僅論及法國社會主義思想
家聖西門（Saint-Simon）。

我們受到馬克思、恩格斯的影響，往往把聖西門與歐文（Owen）、傅立葉（Fourier）並
稱為「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但這實在是對聖西門的不公，畢竟馬克思的主張在今天還
是個理想，但聖西門的大部分主張在今天都成為了現實。對於這樣的人，我們怎麼能草率
地稱其為「空想社會主義者」呢？

例如此人在論文《加強實業的政治力量和增加法國的財富的制憲措施》中就告誡世人，千
萬不要迷信英美的政治體制，不要以為「只要實行三權分立，就會萬事大吉」。當務之急
不在政府形式，而在於社會問題。如他所說：「應當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是應當如何規
定所有制，使它既兼顧自由和財富，又造福於整個社會。」

所有這些分明代表了英國保守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的立場，又哪裡像
是一個反資本主義的左派呢？赫胥黎的立場很像奧克肖特（Oakeshott）、米塞斯（Mises
）、哈耶克（Hayek）等所謂新自由主義者（Neo-Liberalism）。與赫胥黎的立場一致，
新自由主義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不滿於功利主義等社會改良主義思潮篡改了西方的「自由
」傳統，使政府不再安於「市場守夜人」的角色，轉而積極乾預市場交易，轉而通過一整
套整體性社會工程計畫，為全社會規劃美好的未來。

早在1932年，《美麗新世界》出版還不到一年，美國共產黨的文學發言人希克斯（
Granville Hicks）就猛烈批判赫胥黎：

亞洲在打仗，歐洲在破產，所有地方的人都在挨餓，結果阿道斯·赫胥黎在擔心什麼？…
…他在擔心烏托邦生活裡那些煞風景的事，在他看來，那是一兩百年之後就會發生的事。
……（他）有錢，有地位，有才華，有朋友，有特權，他根本不瞭解人民大眾的痛苦。他
當然需要找點什麼東西來擔心擔心--即使他要花很多時間去找。……應該給赫胥黎先生受
苦並且表現勇氣的機會。

然而無產階級學者希克斯又哪裡想得到，三十年後，這個「根本不瞭解人民大眾的痛苦」
的赫胥黎竟然成為了左翼知識分子的「座上賓」？

一個英國老右派卻成為了歐洲新左派的理論資源，這個轉變從何而來？又預示了什麼？


三、「實業社會」與馬克思的困境

功利主義會在19世紀的英國大張其道，絕不是一個偶然現象。相比之下，法國、普魯士憑
藉了更加急進的哲學完成國家對於社會的掌控。限於篇幅，這裡僅論及法國社會主義思想
家聖西門（Saint-Simon）。

我們受到馬克思、恩格斯的影響，往往把聖西門與歐文（Owen）、傅立葉（Fourier）並
稱為「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但這實在是對聖西門的不公，畢竟馬克思的主張在今天還
是個理想，但聖西門的大部分主張在今天都成為了現實。對於這樣的人，我們怎麼能草率
地稱其為「空想社會主義者」呢？

例如此人在論文《加強實業的政治力量和增加法國的財富的制憲措施》中就告誡世人，千
萬不要迷信英美的政治體制，不要以為「只要實行三權分立，就會萬事大吉」。當務之急
不在政府形式，而在於社會問題。如他所說：「應當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是應當如何規
定所有制，使它既兼顧自由和財富，又造福於整個社會。」

真正的政治問題不在政府，而在社會。單憑這些表述，我們也不難感到，聖西門與邊沁同
樣強調一個國家解決自身危機的前提在於它能否全面掌控社會經濟生活。相較於邊沁，聖
西門更加強調實業階級的力量，一個國家繁榮與否往往取決於其實業階級能否掌控輿論，
參與議會立法。對此，他直言不諱地指出：

但最主要的成就，是政府成了實業界的納貢者，政府完全從屬於實業界了。如果政府想要
進行戰爭，那它首先關心的不再是兵源，而是求諸實業界：首先要錢，然後要它所需的一
切物資，即用得自實業界的金錢向實業界購買物資。實業界向政府供應大炮、槍枝、彈藥
和服裝，等等。實業界掌握了一切，甚至操縱著戰爭。

軍事藝術的改進帶來的可喜的必然後果，是戰爭越來越依賴於實業界，以致今天的真正軍
事力量已經落到實業界手裡。構成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的東西，已經不再是軍隊，而是實
業了。現代的軍隊（指的是從普通列兵到最高指揮官的全體軍人），依我們看來，只起著
次要的作用，他們的功能只在於使用實業的產品。除非將領昏庸無能，由實業裝備起來的
精銳部隊，總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法國的革命充分證明，將材並不是那麼難得的，
也不是那麼難培養的。甚至可以認為，軍事才能，至少對目前構成軍隊主力並對戰役的勝
負起主要作用的部隊來說，是實業理論發展的產物。

實業界也掌握了財政。在法國和英國，現在是實業界為公益的需要墊款，而稅收也掌握在
他們手裡。

所謂的「實業界」豈不就是霍布森（John Hobson）、列寧批判的大工業資產階級、金融
資產階級或壟斷資產階級嗎？

克勞塞維茨（Karl Clausewitz）有名言：「戰爭是政治的延續。」這句話的背景是18世
紀的王朝競爭，其首先取決於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個人天才，當外交家無力解決政治紛爭時
，才需要專業化的軍官團出面解決問題。但聖西門敏銳地洞見到，19世紀的國家競爭模式
早已遠非從前，勝負成敗更取決於國家機器的運轉能力，尤其是它對社會生活的掌控能力
。簡言之，理性化國家機器之間的競爭代替了政治家、軍事家個人品賦的競爭，決定了未
來世界的發展方向。戰爭不再是政治的延續，甚至成為了政治的目的。

為了在可能爆發的戰爭中佔得先機，現代理性國家就必須對它內部的各個部分、各個零件
進行總體性的掌控。換句話說，需要全方位地掌控國民的出生率、死亡率、健康程度和受
教育程度，需要一整套的福利措施和救濟措施。戰爭不再是精英之間的事情，而是全體人
民的事情；人民也不再對政治漠不關心，他們轉而成為了國家權力擴張的堅定支持者。

西方政治左右派的劃分是從盧梭、雅各賓派和人民主權理論開始的，但當19世紀理性化國
家機器出現以後，之前的左右派標準還能有效嗎？左派本應站在人民一邊，但人民如果支
持當權者，則左派將何去何從？不正是法國人民把拿破崙三世扶上了皇帝寶座？

這個悖論在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就有清楚的表現。他在解釋路易·
波拿巴的政變時說道：當巴黎無產階級還陶醉於在它眼前展開的偉大前途並且認真地埋頭
討論各種社會問題時，舊的社會力量卻在集結，聯合，醒悟過來，並獲得了國內群眾的意
外支持，即獲得了那些在七月王朝這個障礙物被推翻後立刻躍上政治舞台的農民和小資產
者的意外支持。

總而言之，支持路易·波拿巴的是保守落後的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他們與進步的無產階級
形成了鮮明的對立。如果說馬克思在1850年代初尚且能夠以分割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
辦法調處上述矛盾，那麼隨著歐洲國家改革的全面展開，無產階級也變得跟小資產階級一
樣「保守」、「落後」了。

不應忘記，正是拿破崙三世支持了聖西門的實業化主張，通過國家力量發展工業，推行公
共管理和社會救濟。在這點上，普魯士政府和德意志帝國在這點上比法國人走得更遠，否
則拉薩爾主義者怎麼會走向妥協改良的道路？馬克思又何需專門撰寫《哥達綱領批判》？

這個馬克思沒能解決的問題到了列寧那裡變得更加迫切。後者在《怎麼辦》一書中明確指
出，工人階級根本不可能自發地產生共產主義革命意識，「各國歷史都證明：工人階級單
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一切共產主義意識，都只能是「從外面
灌輸到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去的東西，而不是一種從這個鬥爭中自發地產生出來的東西
」。這就是說，真正的革命者只是共產主義知識分子，而不是工人階級，如果不加正確的
引導，工人階級即便不是群氓，也是保守派。

十月革命的成功部分坐實了列寧的理論，但問題是，倘若群眾的革命意識不得不依賴於一
套機器化的官僚系統進行灌輸，那麼這樣的共產主義又如何稱得上「人類的解放」呢？奧
威爾的小說豈不預示了灌輸論也可能帶來恐怖的後果？更重要的是，今天猖狂無忌的消費
主義意識形態不同樣是種灌輸論？共產主義灌輸比資本主義灌輸的優越性將在哪裡？看來
，單憑列寧的「灌輸論」似乎仍然不足以使歐洲左翼擺脫上述窘境。


四、「經理人社會」下的「美蘇趨同論」

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在1962年的《對韋伯政治思想的評價》（Bemerkungen zu
Max Webers politischen Denken）一文中，曾披露過一段往事。1918年，十月革命成功
不久，韋伯（Max Weber）、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這兩位當時歐洲的一流學者就
在維也納的咖啡館裡大吵起來，起因是熊彼特讚揚「俄國（十月）革命已經顯示出其生命
力」。

韋伯顯然強烈反對熊彼特的觀點，他激動地說道：「俄國的共產主義完全是犯罪，會不斷
超過從未有的人類悲劇，最終會恐怖地破滅。」
熊彼特回答：「也許確實如此，但這成了一個不錯的實驗室。」
韋伯被激怒了：「這將是一個屍體纍纍的實驗室。」
熊彼特則顯得頗為從容：「和解剖學研究一樣的實驗室。」
……

兩人針鋒相對，互不相讓。最終，憤慨的韋伯拂袖而去，竟把帽子落在了咖啡館。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歷史似乎證明了韋伯的正確。亨廷頓（
Samuel Huntington）便把蘇聯模式的垮台稱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反諷的是，他著
作的開篇卻在竭力讚揚熊彼特，而不是韋伯。誠如亨廷頓所說：「民主概念的這一最重要
的現代內含是由約瑟夫·熊彼特在1942年探討出來的。」或者說，民主國家之所以能顯示
出強大的生命力，正在於它們踐行了熊彼特的原則。看來誰對誰錯還真不好定論。

其實這次爭吵之所以值得討論，並不是因為熊彼特與韋伯有多麼不同，恰恰在於熊彼特在
根本問題的判斷上與韋伯是一致的，即人類歷史將不可避免地走向合理化、程序化。某種
程度上，前者走的甚至比後者更遠。韋伯尚且相信，需要一個獨立的議會制度為現代國家
培養職業官僚，議會民主會帶來專家治國；熊彼特卻看到，議會民主與專家治國完全可能
是矛盾的。畢竟魏瑪共和國的歷史證明了熊彼特的判斷絕不是無的放矢。

如何處理二者之間的潛在矛盾？熊彼特在1942年初版的名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
》中提出了「民主的另一個理論」。過往的民主理論總是認為，選舉制度之所以重要，是
因為它能代表人民的意志。總之，人民的意志是第一位的，代表則是第二位的。熊彼特卻
說：「假如我們把這兩個要素的作用倒轉過來，把選民決定政治問題放在第二位，把選舉
作出政治決定的人作為最初目標。」這會得到什麼新結論呢？

「民主方法就是那種為作出政治決定而實行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爭取
人民選票取得作決定的權力。」不是為了實現人民的意志才需要選舉代表，而是只要選舉
代表符合程序，就自動認定為符合人民的意志。因此我們看到，民主不再具有實體意義，
而只是一套操作流程。評價民主與否的標準不在於它是不是真的能代表人民的意志，而在
於它是不是能得到有效操作。

亨廷頓所說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民主」就是熊彼特意義上的民主，「第三波民
主化浪潮」可稱為「熊彼特主義的浪潮」。但不知亨廷頓是否想到，按照熊彼特的標準，
我們有什麼理由說蘇維埃不是民主制度呢？

熊彼特之所以會這樣看待民主制度，在於他對合理化社會的緣由有了更加具體的考察。《
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劈頭就不惜篇幅地讚揚馬克思是一個「先知」和「科學家」
。《共產黨宣言》曾明白宣示：

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
的民族都捲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
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馬克思、恩格斯看到，對於舊世界而言，資產階級無比強大的破壞性力量，對於新世界而
言，它則是無比強大的創造性力量。所謂的「舊世界」不只是封建主義社會，更是資本主
義社會，資產階級不只創造出了資本主義，更創造了資本主義的掘墓人。無產階級的歷史
任務不是消滅資產階級，而是消滅一切階級，包括無產階級自己。

熊彼特把資產階級的這種特性概括為「創造性毀滅」。儘管他不同意馬克思對於資本的定
義，他更願意把資本理解為支付手段，而不是生產關係，但這一點也不妨礙他認可馬克思
關於資本主義自我否定的論述。正如熊彼特所說：「馬克思斷定資本主義崩潰的方式是錯
誤的；但他預言資本主義最終必將崩潰並沒有錯。」也許馬克思本人還沒有把「創造性毀
滅」的原則貫徹到底，在馬克思那裡，資產階級社會終歸還是要通過外在於資產階級的無
產階級來推翻，但在熊彼特這裡，資產階級自己就能否定自己。

資本家的相互競爭導致了壟斷資本的形成，這反過來遏制了資本主義的無序競爭，把原本
分散的社會資源統統整合起來，使得全社會凝聚成為一個按照固定程序運轉的超大公司。
從某種程度上說，政治統治者就是這個超大公司的職業經理人。民主選舉不過就是董事會
對職業經理人的授權行為。在這樣一個社會，「資本主義的完全競爭是不可能的」。在此
，熊彼特還不忘強調：

我們必須接受的是，大規模控制企業已成為那種進步的最強有力的機器，特別成為總產量
長期擴展的機器，這是不僅不忽視而且在相當大程度上運用這個戰略的結果，當在個別事
例中和從個別時刻觀察這個戰略時，它顯得具有很大的限制性。就這方面說，完全競爭不
但不可能而且效果不佳，它沒有資格被樹立為理想效率的模範。

我們看到，「美麗新世界」維繫勞動者的八小時工作制，不是出於剝奪剩餘價值的需要，
而是出於社會治安的需要，因為那裡已經沒有了資本主義商業競爭。熊彼特說，馬克思的
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學說只能在「資本主義完全競爭」和「高度同質化勞動」的條件下
才成立。現代產業早就揚棄了這種同質化的完全競爭狀態，每個生產單位都在承擔不同的
社會分工，履行不同的社會職能，它們構成了一個社會產業整體。

從這個意義上說，是美國式的大型托拉斯而不是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才是建成社會主義
決定性力量。在蘇聯，這個過程則是由國家權力而不是自然競爭主導的，十月革命只是為
此鋪平道路而已。不管是美國式自然競爭還是蘇聯式的國家掌控，本質上都是大型壟斷企
業整合社會資源，都是全方位掌控經濟生活和經理人治國。美國長時間做到的事情，蘇聯
很快就做到了，無怪乎熊彼特要在韋伯面前讚揚蘇維埃革命是一個「不錯的實驗室」！他
也許奇怪，以韋伯這樣了不起的人物，怎麼會看不到布爾什維克本質上就是一套非常現代
化的官僚機器呢？

其實冷靜下來的韋伯又何嘗不知道這些？他在1918年6月對奧地利皇家陸軍軍官團發表了
題為《社會主義》的演說，其中不惜篇幅地「讚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
堪稱一項最高等的學術成就」，儘管它在學術上是錯誤的，「但這個錯誤在學術上卻結出
了纍纍果實。」說完這些，韋伯隨即話鋒一轉：

為《共產黨宣言》提供了情感力量的那種革命性災變希望，已經讓位於一種進化觀，它認
為，充滿了競爭的舊經濟正在逐漸長入一種調節性經濟，無論進行這種調節的是國家官員
還是有官員參與的卡特爾。正是這一點，而不是競爭與危機壓力下各個企業的合併，如今
正在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先聲，在這個社會中將不再有人對人的統治。

這是一個與熊彼特非常一致的判斷：「充滿了競爭的舊經濟正在逐漸長入一種調節性經濟
」相當於說資本主義的「創造性毀滅」發展將會消除資本主義自然競爭。「無論進行這種
調節的是國家官員還是有官員參與的卡特爾」指的是什麼，我們不好隨意下定論，畢竟當
時的俄國還在進行艱苦的國內革命戰爭，還談不上國家建設。但韋伯的話仍然讓人感到，
他預見了美國和蘇聯會殊途同歸。假使韋伯能活到1930年代，一定不會對史達林主義感到
意外。

必須指出，對於「美蘇趨同論」最具有政治影響力的論說既不來自於熊彼特，也不來自於
韋伯，而來自於馬克思主義內部，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就是代表。他曾質問道：

蘇聯是個工人國家嗎？蘇聯是個基於無產階級革命所創立的所有制關係上的、由機會主義
分子即新的特權階層來管理的並被他們叛賣了的國家。

1936年《蘇聯憲法》宣佈，在聯盟境內，人剝削人的現象已經消滅，布爾什維克不再是俄
國無產階級的政黨，而是全蘇聯人民的政黨。這部憲法不只嚴格各級蘇維埃的構成和選舉
程序，更明確了司法獨立的原則。但它卻遭到了托洛茨基的強烈批判：

新憲法--我們在下面將要看到，它完全是建立在把官僚與國家等同起來，把國家與人民等
同起來的基礎之上的--寫道：「國有制即全體人民的財產」。這種等同是官方學說的詭辯
基礎。……

……蘇維埃國家越是高距在人民之上，它越是激烈地把自己當作財產的保護人而和作為財
產浪費者的人民相對立，它就越是明顯地證明這種國家所有制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

綜之託洛茨基的譴責，大體上包含了兩層重要的信息：第一，蘇聯已經淪為特權階級把控
的國家；第二，蘇聯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無任何本質不同，或者說兩者趨同（
convergence）了。請看奧威爾在政治影射小說《動物莊園》最後一章的名言：

凡動物一律平等。
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加平等。

這兩句標語不就是在呼應托洛茨基的觀點「蘇聯是個……由機會主義分子即新的特權階層
來管理的並被他們叛賣了的國家」嗎？再看全書的最後兩句話：

現在，終於明白了豬的面孔上發生了什麼變化。窗外的動物們向裡張望，目光從豬轉移到
人，又從人轉移到豬，再從豬轉移到人，已經不可能分清哪張臉是豬的，哪張臉是人的了
。

以拿破崙（Napoleon）為首的種豬集團本來是為了反抗人類對於動物的壓迫才起來革命的
，但如今他們卻變得跟人類一樣，穿西裝打領帶，用兩條腿走路了。這更是體現了20世紀
托洛茨基派的基本共識：蘇聯變得跟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沒有什麼區別了。

於是我們看到了兩種對於美蘇「趨同」截然異趣的態度：第一，韋伯和熊彼特指出，美蘇
都是合理化進程的產物，它們之間的趨同是人類歷史不可避免的宿命；第二，另一派人卻
試圖反抗這種合理化的宿命，以期找到另外一條道路。只不過在後一派人當中，奧威爾認
定合理化的社會一定是高度性壓抑的社會，而赫胥黎則以為，它完全可能是個十足縱慾的
社會。

但不管是性壓抑還是性放縱，美蘇趨同論都反映了現代歐洲知識分子的地緣政治焦慮：一
邊是冰冷無情的資本主義美國，另一邊是同樣冰冷無情的官僚主義蘇聯，歐洲的獨立性又
在哪裡？


五、左翼的精英化與右翼的群眾化

1935年，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在弗萊堡大學開設了一門叫作「形上學導論」的
課程，他在課上毫不隱晦地指出，美國與蘇聯具有一樣的形上學本質：

這個歐羅巴，還蒙在鼓裡，全然不知它總是處在千鈞一髮、岌岌可危的境地。如今，它遭
遇來自俄國與美國的巨大的兩面夾擊，就形上學的方面來看，俄國與美國兩者其實是相同
的，即相同的發了狂一般的運作技術和相同的肆無忌憚的民眾組織。

在海德格爾看來，無論是美國式的大型壟斷企業還是蘇聯式的國家計畫委員會，都體現了
現代技術理性宰制世界的企圖。在理性算計的兩面夾擊之下，高貴卻孱弱的歐洲精神已經
岌岌可危，出路又在何方？

海德格爾的警覺不外於魏瑪共和國的保守主義思潮。有學者就把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范登布魯克（Moeller van den Bruck）、埃德加·容（Edgar Julius Jung
）和卡爾·施米特（Carl Schmmit）稱為「青年保守派」，他們與榮格爾（Ernst Junger
）為代表的「德意志民族革命派」聯合掀起了一場思想界的「保守主義革命」。美國式的
消費主義商業文化成為了這場革命的直接鬥爭目標。

與傳統的保守主義觀念不同，他們反對壓制大眾，反對冷漠大眾，主張把大眾動員起來，
從而建立起愷撒式的政治統治。

正是對人民群眾的積極態度構成了這場保守主義運動不同於此前保守主義的地方。在赫胥
黎這樣的英國保守派眼裡，人民幾乎是群氓的代名詞，是消費文化和行政工程的幫凶。但
魏瑪德國的青年保守主義者的判斷卻與列寧殊無二致：只要加以引導和灌輸，人民完全可
能成為反對消費文化的力量，且不受程序化行政過程的約束。實現民族主義的目標並不只
有合理化一條道路可走。

一個顯著的例子是盧梭（Rousseau）的「公意」（general will）學說，它本來是激進左
派的主張，但到了魏瑪德國卻成為了右派的學說。[34]但若謂這場保守主義革命僅止於此
，就未免太簡單了。誠然德國在二戰之後清零了這些思想成就，但它們卻漂洋過海來到了
美國，成為了美國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的重要源頭。

按照休謨（Hume）、柏克（Burke）等人的現代保守主義（New Conservatism）以及建基
於此的輝格史學（Whig history），真正的現代社會從來不是激進的左派革命創造的，它
毋寧是改良傳統的結果，現代是傳統的延續，而不是斷裂。但新保守主義者更願意相信，
現代社會早就在程序化社會和消費主義文化的迷霧中走向了墮落，它不是傳統的延續，而
是傳統的淪喪。

換言之，新保守主義與老左派一樣相信傳統與現代的斷裂，只不過一者選擇傳統，一者選
擇現代。這種相似性為二者之間的轉化提供了條件。2006年，時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的賴斯（Condoleezza Rice）在為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辯護時，竟然援引了馬克思《反革命
在維也納的勝利》一文的著名論斷：

只有一個方法可以縮短、減少和限制舊社會的兇猛的垂死掙扎和新社會誕生的流血痛苦，
這個方法就是實行革命的恐怖。

這不是賴斯的發明創造，施米特早在1920年代就頻繁使用列寧的專政學說批判法律實證主
義了。人民意志、群眾動員、專政、例外狀態、敵我關係這些過去革命政治的產物，搖身
一變為拯救光榮傳統的最有力武器。

這些是新右派對於上述海德格爾「美蘇趨同論」的回答，那麼新左派呢？他們又將如何回
答海德格爾的提醒？

正如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所言：夾在資本主義和史達林主義之間，像法蘭克福學
派這樣的群體，可以通過轉向文化和哲學來補償他們政治上的無家可歸。

他接著說道：他們與野蠻的、沒有文化修養的共產主義世界脫離了關係，同時，還不可估
量地豐富了共產主義先前所背叛的思想傳統。然而，這樣做，也使得許多西方馬克思主義
不再像它那戰鬥的革命先輩，而成了彬彬有禮的鄉紳，成了幻想破滅、失去了政治權威、
墨守成規的學究。

當右派轉向群眾時，左派反而精英了起來。換言之，新右派從老左派那裡學會了專政和人
民，新左派卻從老右派那裡學會了文化批判。

赫胥黎在《重訪美麗新世界》中暗示，「現代民主社會裡的宣傳」與「納粹獨裁統治下的
宣傳」存在著隱秘的關聯。民主社會的政治宣傳「聽命於激情，並催發激情」，得益於無
理性的群眾激情，「統治者以上帝的名義堂而皇之地犯罪，最可疑的權力政治被奉為宗教
信條和愛國主義的責任。」

新左派們當然不屑於像野蠻人約翰那樣扔掉嗦麻、回歸家庭，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在反人民
這點上與赫胥黎產生共鳴。此誠如伊格爾頓所言：

後現代主義不相信個人主義，因為它不相信個人，不過它也不太信賴工人階級。相反，它
信任多元主義，--信任一種囊括一切種類紛呈的社會體系。

還原、解構，甚至戲謔、反諷，這些曾經在法蘭西貴婦沙龍裡時髦不已的文化伎倆，成為
了當代文化左翼意識形態批判的利器。同一性的人民意志乃是新左派文化圈中最牴觸的東
西，不可化約的個體差異性才是他們竭力追求的。

又如伊格爾頓所說：正如20世紀60年代基金的文化平民主義不由自主地為80年代憤世嫉俗
的消費主義鋪平了道路，當時的一些文化理論著手將馬克思主義激進化，其結果是十之八
九完全超越了政治。……如果阿爾都塞從內部重寫了馬克思主義，這樣他就打開了一扇門
，他的許多門徒將全部從這門裡偷偷溜走。

他說的是英國的情況，若謂法國則遠早於此。當年英國新左派引進阿爾都塞（Althusser
）、福柯和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等人的學說時，一度引發了愛德華·湯普森（
Thompson）、雷蒙·威廉斯（Williams）等老左派的強烈不滿。後者無論如何也無法想像
，馬克思主義者怎麼會去繼承勒龐《烏合之眾》（The Crowd）那一套？怎麼會站到群眾
文化的對立面上去？

從傳統上來看，涵蓋一切正是政治左派的思維方式，而保守的右派則喜歡適度地漸進。現
在這些角色卻出人意料地被顛倒。正當有必勝信念的右派大膽重新想像地球的形狀之時，
有文化修養的左派卻大體上已撤退到了垂頭喪氣的實用主義。

在當今世界，是川普、普金和讓-瑪麗·勒龐（Jean-Marie Le Pen）自居為人民的保衛者
，而不是巴黎高師的理論家們。即令當初宣揚後現代主義的傑姆遜（Fredric Jameson）
也在近年感嘆，當下的文化左翼太缺乏「大觀念」（big ideas）了，「唯名論者（
nominalist）和經驗主義者（empiricist）甚至沒有能力修補對他們而言有價值的細枝末
節」。

赫胥黎就是一個唯名論者和經驗主義者，他在20世紀前期的歐洲是一名老右派，但在20世
紀後期的歐洲卻成為了一名新左派。《美麗新世界》的例子也許不足為訓，但我們不能忽
略，當美國高校文科精英越來越「左」時，人民卻把選票投給了川普。

2019年夏天，介面新聞採訪了齊澤克（Slavoj Zizek），這位歐洲學術明星如此直言不諱
：「正是因為『白左』及其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川普才能得勝。」齊澤克這樣評價所謂「
白左」的特點：

他們也呈現出一定的複雜性，但就這類道德化的政治正確左派而言，問題不在於他們太過
激進，而在於他們以純粹的道德熱情，把社會問題轉變成了文化問題、性別倫理問題等等
。他們並不真的希望有激進的變革，他們只盯著一些日常行為習慣上的微小改變。他們永
遠在搞運動，永遠批判一切，但他們隨時隨地都在高漲的熱情，似乎反而表明真正的變革
並不會到來。

如今左翼運動已經成為了各路「高富帥」、「白富美」玩弄行為藝術的代名詞，儘管他們
也會滿嘴「勞動人民」，但左翼運動卻不可避免地與勞動人民離婚了。正如齊澤克所說：

美國左派在近幾十年以來的最大失誤，就是他們發展成了一種文化上的反對派。他們更關
心諸如跨性別者是否應該有專門的廁所之類的問題。關心少數群體的權益當然談不上錯，
但它們不該是左派工作重點的核心所在。在我看來，這類關心政治正確的左派佔據了過多
的公共空間，也是川普得勝的一大因素。許多普通人感到這樣的左派背叛了他們。

與前引伊格爾頓一樣，齊澤克不啻於提醒我們，不能再用老眼光去看待西方社會的政治運
動了，資本主義危機的結果可能不是共產主義，而是某種新法西斯主義。因為今天的西方
左翼已經失去了領導群眾運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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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謬誤：1 轉移議題 change of subject、2 偷換概念 concept swap、3 虛假目標
strawman argument、4 人身攻擊 ad hominem、5 感性辯護 appeal to emotion、
6 關聯替代因果 correlation as causation、7 不當類比 false analogy、8 不當引申
slippery slope、9 同義反覆 circular reasoning、10 無知辯護 argument from
ignorance、11 引用權威 appeal to authority、12 黨同伐異 appeal to 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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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wei: "左翼的精英化與右翼的群眾化"很精闢
噓 cangming: 這篇作者真的有看過美麗新世界嗎...
噓 cangming: 阿共的蛋頭學者真的很喜歡冠上個名字然後寫出完全不相關
→ cangming: 的東西
→ cangming: 找出些蹩腳理由為自己因某種蹩腳理由相信的東西辯護——
→ cangming: 那就是哲學。
→ cangming: 還真是精闢...
噓 cangming: 光是美麗新世界裡對性愛的態度就寫反 那還是整篇故事的
→ cangming: 根本...
噓 cangming: 結果最終只是被揚棄的chinazi學者在那酸葡萄高喊著自己
→ cangming: 才是左派的主流 笑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