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 戰後德國歷史修正主義思潮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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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德國歷史修正主義思潮評析
原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20年第3期
http://www.cwzg.cn/history/202006/58020.html
孫文沛 阮一帆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馬克思主義學院

"歷史修正主義"（Historical Revisionism）作為一種歷史書寫風格由來已久，它通過對
歷史記錄--歷史事件的始末、影響、證據以及歷史參與者的動機和決定等--的重新詮釋，
推翻某一在學術上、政治上和社會上已經得到公認且流行的歷史觀點，並用自己的觀點取
而代之，從而贏得對這段歷史的重新"解釋權"。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二戰）
後出現在德國（本文"戰後德國"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所指德國不含
1949-1990年的民主德國）知識界，圍繞二戰歷史的重新書寫和德國二戰罪責的重新評價
所展開的歷史修正主義行為，已經超越了歷史書寫風格的範疇，演變成了一種泛政治化的
歷史編纂思想，其言論在德國政界和民眾中產生了廣泛影響，反映了二戰後少數德國人的
政治圖謀，值得深入關注和探究。


一、戰後德國歷史修正主義思潮回顧

1. 顛覆二戰歷史邏輯的"舊歷史修正主義"

"冷戰"時興起並在20世紀80年代達到高潮的德國"舊歷史修正主義"主要表現為：顛覆二戰
歷史邏輯，重新解釋二戰的起因、經過和結果，通過淡化、相對化納粹罪行（特別是"猶
太人大屠殺"）來淡化甚至否認德國對二戰應該承擔的罪責。

右翼歷史學家、柏林自由大學教授恩斯特o諾爾特（Ernst Nolte）堪稱戰後德國歷史修正
主義的"旗手"和"教父"。他在1963年出版的《法西斯主義及其時代》中就表現出淡化納粹
罪行的歷史書寫傾向。通過比較德國、意大利、法國的"法西斯主義"現象，諾爾特將法西
斯主義的一般特徵定義為反馬克思主義、反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否認其具有種族主義或
反猶主義的屬性。諾爾特在1979年出版的《什麼是國民》中提出，"大屠殺"是"反共產主
義的極端暴力"，是希特勒的預防性措施。1980年他在《法蘭克福匯報》（以下簡稱《匯
報》）發表《歷史傳說和修正主義之間》一文，提出不能只從勝利者角度考察和書寫二戰
歷史，也不能只聽受害者的一面之詞。

紐倫堡大學教授赫爾穆特o迪瓦爾特（Hellmut Diwald）在1978年出版的《德國人的歷史
》一書認為，"大屠殺"被有意地誤導、欺騙、誇大，以"徹底剝奪德意志民族的生存權利"
。黨衛隊首領希姆萊曾尋求降低死亡率，將猶太人遷移到東部地區而非蓄意謀殺；奧斯威
辛集中營的大規模死亡，是因為那裡關押的囚犯喪失了勞動能力。迪瓦爾特很明顯是在極
力淡化"大屠殺"。

諾爾特和迪瓦爾特對二戰歷史的修正在德國學界收穫了一批擁躉，最終引發了1986-1987
年的"歷史學家之爭"（Historikerstreit），這場爭論也成為德國歷史修正主義者的首次
集體亮相。

1986年春，科隆大學教授安德烈亞斯o希爾格魯伯（Andreas Hillgruber）出版《雙重毀
滅：德意志帝國的分裂和歐洲猶太人的末日》一書，將猶太人大屠殺和二戰末期東部德國
居民被驅逐視為兩場同等性質的浩劫，並認為這種驅逐和屠殺在20世紀上半葉的歐洲是普
遍存在的，因此不應該過分強調大屠殺而忽視德國人遭受的災難，整個歐洲都是1945年的
輸家。同年4月25日，紐倫堡大學教授米夏埃爾o施蒂默爾（Michael Sturmer）在《匯報
》發表《無史之國的歷史》一文，認為應該積極評價德國歷史來樹立民族自豪感，而橫亙
在這條道路上的最大障礙就是納粹歷史。缺少引以為傲的過去"正在嚴重損害國家的政治
文化"，促進德國人積極看待德國歷史是"道德上合法和政治上必要"的。6月6日，諾爾特
在《匯報》發表《不願過去的過去》，認為聯邦德國社會主流歷史觀中過分強調德國人背
負的"集體罪責"，已經固化成一種政治立場，妨礙了對納粹歷史的理性研究，讓納粹歷史
成了"不願過去的過去"。諾爾特認為，20年代蘇聯勞改營是納粹種族屠殺"邏輯上和事實
上的前奏"，古拉格勞改營和奧斯威辛集中營之間存在某種"因果關係"，希特勒的反猶主
義思想事實上是一種防禦性思想。1987年，諾爾特出版《歐洲內戰1917-1945》，進一步
闡述了他的總體歷史觀：俄國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主義和納粹主義相繼出現在歐洲，納粹
主義是受到威脅的歐洲中產階級對布爾什維主義的"絕望回應"和"過度反應"，雙方的仇恨
導致了"歐洲內戰"。他還認為，如果十月革命後歐洲能在平等的基礎上同美國和蘇聯一樣
成為世界一極，那麼德國必將是這個新的"歐洲合眾國"的核心。如果德國在三十年代繼續
遵守《凡爾賽條約》解除軍備的話，很快就會被蘇聯攻滅，"歐洲合眾國"的希望就不復存
在了。經過這一番顛倒是非的邏輯重構，納粹德國挑起二戰儼然是背負整個歐洲命運、向
黑暗勢力的一次抗爭，這一行為變得合情合理而且令人同情。

諾爾特驚世駭俗的言論招致當代德國哲學家尤爾根o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的強烈
反擊，後者於1986年7月11日在《時代週報》發表《一種損害賠償方式：德國現代史書寫
中的辯護傾向》，對諾爾特等人的動機、方法論及其危害進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哈貝馬
斯指出，奧斯威辛作為"終極之惡"在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對其進行任何相對化嘗試都是
不允許的。而諾爾特卻將對猶太人的屠殺說成"毒氣致死的技術過程"，將奧斯威辛的意義
美化為"（殺人）技術模式上的革新"。諾爾特以"哲學式歷史書寫"的方式玩弄修正主義的
把戲，其"因果關係論"純屬臆想，目的是"擺脫過去的負擔，愉快地保持道德中立"。諾爾
特等人通過鼓吹德國在地緣政治上的"歐洲中心"地位來煽動一種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生
產並傳播一個能夠培養民族共識的歷史圖景。然而，"魔鬼就隱藏在細節之中"，聯邦德國
二戰後重新融入西方政治文化是通過克服"歐洲中心"的意識形態來實現的，否認大屠殺的
罪責、召喚民族身份將會破壞"德國與西方聯繫的唯一可靠基礎"。

同年10月7日，哈貝馬斯再次發文《論歷史學的公用：聯邦德國的官方自我認同破裂》，
提醒在思想多元化的開放社會任由歷史修正主義發展是非常危險的，要高度警惕諾爾特將
修正主義的歷史論文發表在《法蘭克福匯報》--德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之一，而不是學術
期刊上。他指出，學術爭論向公共領域的傳播，會把歷史學變成實現政治目的的危險工具
。"這不是波普爾與阿多諾的區別，也不是學術歧見問題或者價值判斷自由的問題--這是
一個關於歷史的公用問題……學術研究的結果首先必須經過中介和各種媒介的閘門，通過
參與者的視角，才能進入傳承傳統的公共河流中。"奧斯威辛之後，德國人只有傳承經過
嚴格審視的優秀歷史傳統，才能建立正確的民族自我認知。

"歷史學家之爭"是一場完全公開的爭論，其內容在報紙上迅速傳播，吸引了一批歷史學和
臨近學科的學者參與其中。歷史學家漢斯o蒙森（Hans Mommsen）發表《新的歷史意識和
對國家社會主義的相對化》，指出早在蘇聯"大清洗"之前，"反猶主義"和根除猶太人的想
法就已在德國社會長期流行。因此，所謂古拉格和奧斯威辛之間的"因果關係"不僅在方法
論上站不住腳，其假設和結論也是荒誕的。諾爾特在希特勒的思維體系中構建的"因果關
係"，實際上轉移了屠殺猶太人的主力--國防軍將領和德國官僚的決定性責任。

1994年，德國聯邦議院修訂《刑法典》第130條，將公開否認或辯護納粹大屠殺的行為確
定為刑事犯罪行為，歸類為"煽動罪"（Volksverhetzung）。"任何人在公共場合贊成、美
化或辯護納粹暴政，從而損害受害者尊嚴、擾亂公共和平，將處以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
罰金。"在學者和法律的雙重阻擊下，顛覆二戰歷史邏輯的"舊歷史修正主義"逐漸衰微。

2. 強調"大轟炸受害者"角色的"新歷史修正主義"

兩德統一後，沉寂了半個世紀的1940-1945年英美空軍對德國城市的"大轟炸"（
Bombenkrieg）歷史開始升溫，並逐步成為德國知識界的熱點問題。在此語境下興起的德
國"新歷史修正主義"主要表現為：從"受害者"角度對"大轟炸"歷史進行批判性書寫，認為
盟軍對德國城市的轟炸是道德上的暴行、法律上的犯罪，通過強調德國平民所受的苦難來
淡化、相對化甚至否定納粹罪行。

1999年，旅居英國的德國作家溫弗裡德o格奧爾格o澤巴爾德（Winfried Georg
Maximilian Sebald）出版《空戰與文學》（Luftkrieg und Literatur）一書，成為"大
轟炸"討論的重要催化劑。澤巴爾德認為，戰後德國社會對"大轟炸"記憶始終保持沉默，
幾乎沒有歷史或文學作品涉及這一主題，"大轟炸"在德國集體意識中似乎沒有留下痛苦的
痕跡，這是不合常理的。

2002年，柏林作家約爾格o弗裡德里希出版《大火：1940-1945年大轟炸中的德國》（以下
簡稱《大火》）一書，以令人震驚的修正主義方式回應了"澤巴爾德之問"：丘吉爾處心積
慮徹底毀滅德國，是"大轟炸"的煽動者和執行者，是同紐倫堡審判中納粹分子一樣的"戰
犯"；1944年後納粹德國的空中防禦已經崩潰，盟軍對德國城市的轟炸純屬報復性的殘害
平民行為，屬於明顯的"戰爭犯罪"；盟軍空襲和德軍空襲在道德層面存在區別，盟國空軍
贏得空戰的同時也在有意識地"擦除"德國城市，而德國空軍仍然是"地面支援的戰術武器"
；德國是近代歐洲的文化中心，英美盟軍試圖通過空襲對德國人進行"文化滅絕"，進而消
滅歐洲文化的精髓。作者將英美轟炸機飛行員比作納粹搜捕和處決猶太人的"特別行動隊"
（Einsatzgruppen），使用"滅絕"（Ausrottung或Vernichtung）這樣專指"大屠殺"的術
語來形容"大轟炸"的後果。《大火》在客觀上"製造"了這樣的結論："大轟炸"等同於"大
屠殺"，盟軍空襲和納粹罪行之間存在一種"平衡"（Aufrechnung）；二戰雙方都在進行"
滅絕戰爭"，大屠殺只是現代"滅絕戰爭"的"一個例子"。

在書寫方法上，《大火》體現了去語境化和本土化的特點，而且敘事風格近似於文學而非
史學。作者專注於"大轟炸"事件及其背後的英國戰略，旨在還原一段"失落的記憶"。作為
歷史背景，《大火》只描繪了被轟炸城市（如德累斯頓）長達數百年的文化歷史，幾乎沒
有展示二戰的更廣泛背景，比如德國對他國的侵略、"大轟炸"是英美"總體戰"的一部分等
。

《大火》問世後，德國知識界對其褒貶不一。作家科拉o斯特凡（Cora Stephan）稱其為
一首"獻給死者的讚美詩"，弗裡德里希第一次找到了適合描述"大轟炸"的語言和風格。曾
在"歷史學家之爭"中嚴厲批判諾爾特將納粹罪行相對化的歷史學家漢斯o蒙森此時卻稱讚
弗裡德里希突破了德國文化記憶中的一個禁區，幫助"大轟炸"回歸到德國人的歷史意識之
中。歷史學家漢斯-烏爾裡希o韋勒（Hans-Ulrich Wehler）則批判《大火》的話語過於情
緒化，旨在製造一種新的"受害者崇拜"（Opferkult）。歷史學家拉爾夫o布蘭克（Ralf
Blank）批評《大火》缺乏學術嚴謹性，沒有查閱原始檔案，而是依據德國和英國的二手
文獻得出充滿漏洞的結論。

《大火》的出版進一步帶動了"受害者"情緒的升溫。2004年，軍事史學家羅爾夫o迪特爾o
米勒（Rolf Dieter Muller）出版《空戰1939-1945》，他認為英國並沒有試圖炸死希特
勒，而是計畫對柏林進行大規模的攻擊，向德國民眾施加壓力。"轟炸判處了柏林平民的
死刑，而不是希特勒。"2007年，開姆尼茨工業大學教授洛塔爾o弗裡策（Lothar Fritze
）出版《空襲恐怖的道德》，認為德軍對華沙、鹿特丹和考文垂的轟炸與盟國對德"大轟
炸"在合法性上有本質區別，前者沒有違反國際法，後者轟炸平民違反了國際法。盟軍不
僅"宣佈全體德國人民為敵人，從小孩到婦女"，而且以一種非常不人道的思維方式，"把
敵政府同它所統治的人民聯繫起來"，把敵國當作"同質的一體"，並企圖摧毀它。美英政
府強調"大轟炸"的正義性，是為了給二戰後的歷次空襲行動提供合法性的源泉，例如，
2003年美國對伊拉克平民的轟炸。

當德國學術界陷入"受害者"爭論難以自拔時，德國政府充當了歷史爭論的仲裁者。2005年
，時任聯邦總理施羅德在德累斯頓空襲60週年紀念活動上表示："戰爭結束60年後，我們
看到一些人企圖濫用人民的痛苦，偽造歷史的聯繫，甚至否認納粹德國在二戰中的罪行。
我們將竭盡所能反對這些重新解讀歷史的嘗試，我們不允許因果顛倒，不能把罪行和痛苦
互相抵消。"2010年，德累斯頓市政府向公眾發佈《歷史委員會對1945年2月13日至15日德
累斯頓空襲的最終報告》，確定空襲遇難人數約25000人，盟軍飛行員沒有對居民進行低
空飛行射擊，空襲時並不存在數十萬難民停留於德累斯頓。該報告有力回擊了歷史修正主
義者對"大轟炸"後果的誇大和"受害者"角色的濫用。

3. 歷史修正主義思潮對德國的影響

戰後德國歷史修正主義對民族罪行的相對化處理、"受害者"的自我設定以及隱藏的政治動
機，決定了它必將越過學術的邊界，向德國民眾滲透以獲取支持。歷史修正主義思潮對戰
後德國學術和政治生態都產生了深遠的消極影響。

在學術層面，自19世紀中葉以來，在以奧古斯特o孔德（Auguste Comte）為代表的實證主
義者倡導下，從傳統史學演化而來的歷史科學最先在歐洲破繭而出，從那時起，憑藉堅實
的史料、本著客觀公正的原則、使用嚴謹的方法研究歷史，成為德國歷史學界的共識。然
而，二戰後興起的歷史修正主義思潮嚴重衝擊並消解了這一共識。歷史修正主義者按照解
構主義的方法片面追求打破原有秩序，削弱主流歷史學家的話語權力，並且憑藉對政治口
號的濫用，無限擴大自己在學界的影響力。可以預見，在新興的互聯網時代，隨著主流歷
史學家話語權力的日趨分散和人群中歷史認知的日益多樣化，歷史修正主義作為一種學術
現象仍將在德國長期存在。

在政治層面，歷史修正主義者致力於重新解釋關鍵歷史事件、挑戰大是大非的歷史結論，
為一些右翼政客的極端言論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論依據，對當前德國政治右轉起到了推波
助瀾的作用。

首先，歷史修正主義已成為德國極右翼政黨和團體的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2016年4
月，德國極右翼政黨"選擇黨"（Alternative fur Deutschland）副主席亞歷山大o高蘭德
（Alexander Gauland）就公開表示："奧斯威辛作為一種標誌摧毀了我們生活中的很多東
西……所有涉及納粹的東西都變得不可言說，我們捫心自問，還能像英國人和法國人那樣
大聲說出民族自豪感嗎？"2017年1月，選擇黨圖林根州領導人比約恩o赫克宣稱，柏林猶
太人大屠殺紀念館是一種"恥辱"，"德國是世界上僅有的把一座恥辱紀念館建在首都中心
地帶的國家，我們需要對歷史紀念政策進行180度的改變"。極右翼政客紛紛為歷史修正主
義張目，更加速了這一思潮在民眾中的傳播。

其次，德國知識界和民眾對歷史修正主義的接受度和寬容度日益提升。值得注意的是，
1986-1987年德國知識界在"歷史學家之爭"中表現出的敏感程度和論戰氛圍在2002年《大
火》出版後不復存在。在稱讚和批評的聲音之外，《大火》的價值更多地被德國知識界視
為開創了一個將"大轟炸"作為公開議題進行討論的機會。漢斯-烏爾裡希o韋勒和漢斯o蒙
森等早期左派學者在批判弗裡德里希的某些風格（比如"語言脫軌"）和觀點的同時，承認
他在全面描述空戰方面所做的努力，認為他對德國平民的苦難進行了"令人信服"的描述。
這說明，左派學者面臨"大轟炸"敘事的時候，民族情感同樣難以割捨，很難將學術與政治
嚴格區分開來。《大火》還點燃了德國媒體和民眾對二戰空戰的關注熱情，關於"大轟炸"
的紀錄片、文學作品、電影和展覽大量出現，親歷者敘述和情緒化的敘事風格吸引了大量
觀眾。以《青年自由報》為代表的新興右翼媒體在互聯網上極力宣揚"炸彈屠殺"（
Bomben-Holocaust），強調"受害者"角色的悲慘敘事俘獲了大批年輕民眾。


二、戰後德國歷史修正主義思潮興起的原因

2003年伊拉克戰爭期間，美國布希政府曾給一些反戰人士扣上"歷史修正主義者"的帽子。
美國歷史協會主席詹姆斯o麥克弗森（James M. McPherson）對此進行了回應，他說，"對
過去的解釋會隨著新證據的變化而變化，對證據提出新的問題以及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獲得
新的觀點。歷史學家對於理解過去的無休止的追求--也就是'修正主義'--使歷史變得至關
重要和有意義"。他對歷史修正主義的理解在當今西方學界頗具代表性：歷史修正主義者
使用新數據、新技術得出新結論，比如秘密檔案的解禁、DNA檢測技術的應用，從而還原
了"歷史真相"。但是，諾爾特、弗裡德里希等人修正二戰歷史並非出於純粹的學術目的，
戰後德國歷史修正主義思潮的興起還有著深刻的國家和國際層面的原因。

1. 學術層面：後現代主義史學的異變

戰後德國歷史修正主義在方法與風格上繼承了20世紀60年代後在西方異軍突起的後現代主
義史學。海登o懷特（Hayden White）、米歇爾o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引領的後
現代主義史學（Postmodern Historiography）就是以一種全面反叛者的形象出現在歷史
學領域。他們批判傳統史學中強調歷史整體性、連續性的"宏大敘事"格局，主張發展碎片
化的"微觀史學"。一方面，對傳統史學中歷史知識客觀性的質疑和挑戰，既是後現代主義
史學的出發點，又是它的殺手?。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它主張通過新發現的"材料""日記""
檔案"等對以往的歷史紀錄進行大規模修正，進而實現對歷史的重構。與傳統史學相比，
後現代主義史學否定歷史事件之間的內在因果關係，否定歷史規律的客觀性，因而失去或
放棄了歷史研究的"求真"和"鏡鑑"功能。另一方面，後現代主義史學過分強調研究對象的
瑣碎化和風格的多樣化，雖然能帶給讀者一種全新的歷史體驗，但並不能建構一種與傳統
史學相匹敵的理論體系、一種能夠取而代之的史學觀。

其實，戰後德國歷史修正主義也是符合後現代主義史學上述三項重要特徵的：激烈的反傳
統姿態、只解構不建構、研究對象的微觀化。諾爾特等人認為傳統史學有三個致命缺陷：
歷史記載的不完整性、歷史書寫的選擇性、歷史學家本身的主觀性。事實上，諾爾特和弗
裡德里希修正出的二戰歷史圖景漏洞百出，無法建構一種令人信服的二戰史觀。而強調"
大轟炸受害者"角色的"新歷史修正主義"，已經全面轉向對二戰軍事史、文化史乃至生活
史的修正。也就是說，在"解構主義""厚描述""語言學轉向"等史學觀念風靡一時的背景下
，諾爾特等人大膽借用了後現代主義史學的經驗和方法，後者也為諾爾特等人提供了避風
港和遮羞布。

然而，後現代主義史學和歷史修正主義追求的目標卻是截然不同的。以"猶太人大屠殺"為
例，後現代社會學家齊格蒙特o鮑曼（Zygmunt Bauman）在1989年出版的《現代性與大屠
殺》一書中將其歸因為現代文明充分發展必然產生的"副作用"，而同時期的諾爾特將其歸
因於德國對布爾什維克"階級屠殺"的恐懼和回應。表面的學術歧見掩蓋了雙方的目的差別
：前者是從社會學的角度重新反思"大屠殺"，後者是為德國轉移、推脫"大屠殺"中的責任
。

而諷刺的是，以福柯為代表的一批後現代主義者在最初就意識到後現代主義的理論和方法
可能對"大屠殺"帶來不利影響--懷疑"大屠殺"的歷史記載、"故事情節"甚至真實性，因此
他們採取了一種"溫和的立場"對待主流的"大屠殺"歷史觀點，不願讓自己和否認大屠殺的
修正主義者有任何關聯。戰後德國歷史修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史學的關鍵區別就在於此，
它服務於特定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因此愈發偏離了歷史研究的正常軌道，成為後現代主義
史學的異變形態。

2. 國家層面：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與"新右派"

1968年，對現代社會發展狀況的悲觀情緒醞釀成為一場席捲西方的學生運動風暴。學生運
動成為"現代"與"後現代"的分水嶺，同時也劃清了聯邦德國自由主義左派與保守主義右派
的界線。從"集體罪責"（Kollektivschuld）到"克服過去"（Verangenheitsbewaltigung
），對德國二戰罪責的討論在20世紀60年代達到頂峰，學生運動中崛起的自由主義左派開
始掌控二戰歷史解讀的話語權，對納粹歷史的徹底否定和批判成為一種"政治正確"，甚至
成為聯邦德國意識形態的一部分。20世紀70年代執政的社會民主黨勃蘭特與施密特政府將
聯邦德國的歷史合法性定義為"自由運動"（Freiheitsbewegung）--從德國的雅各賓派到
納粹德國的抵抗運動，將1871年統一的俾斯麥帝國和納粹德國聯繫起來加以否定，將德國
的分裂視為對納粹罪行的合理懲罰，認為德意志民族國家的重建會再次給歐洲帶來厄運，
因此承認民主德國並推行"新東方政策"。聯邦德國右派先後在文化和政治領域喪失了話語
權。

然而，陷入困境的右派並沒有坐以待斃，他們在20世紀70年代迅速聚集，形成了"新右派"
（Neue Rechte）知識分子團體。這一團體具有以下特徵：支持基民盟、自民黨等右翼政
黨，擁護聯邦德國的民主共和制，但也不完全否認納粹罪行；希望借由所謂"右派葛蘭西
主義"來反制左派自由主義者在文化上的優勢，"以右派的知識霸權取代左派的知識霸權"
，從而奪取話語權，影響社會，操縱國家發展方向。民族主義是"新右派"的重要精神動力
，他們反制左派的第一個突破口就是民族歷史。作為"新右派"中的急先鋒，諾爾特、希爾
格魯伯、弗裡德里希等人修正二戰歷史的邏輯起點不約而同：德國已經喪失了自己的歷史
意識，"恢復歷史"是民族自信的前提條件。

1982年，以赫爾穆特o科爾（Helmut Kohl）為首的基民盟--基社盟上台執政，聯邦政府的
二戰歷史政策開始右轉。科爾急於使聯邦德國擺脫納粹歷史的陰影，提出以"正常化"為導
向的歷史政策，引導年輕一代德國人重塑民族自豪感和國家認同感。他要求德國人必須"
再發現"他們的歷史意識，才能認識到自己不同於其他民族的真實特質。德國人不必總是
糾結於自我反省，全世界終將認識到德國歷史中的積極面。就是在這種歷史觀支配下，才
發生了1985年科爾邀請美國總統里根參觀黨衛軍公墓的政治醜聞。

1990年，兩德實現統一。這一變化一方面嚴重削弱了德國左派的解釋權和道德自信，另一
方面大大刺激了右派對民族新認同的渴望和"大國心態"的復甦。此後，科爾多次在公開演
講中使用"我的祖國"（Mein Vaterland）這一飽含國家主義色彩的納粹時代常用語，並執
著地希望德國引領歐洲成為美蘇之外的"第三極"。1993年，科爾在演講中把德國人和其他
民族並稱為二戰"受害者"。以科爾為代表的德國右翼政治家修正歷史的衝動，導致科爾執
政的16年成為德國歷史修正主義最為猖獗的時期。迎合政府心意的歷史修正主義者得到了
官方各種隱蔽或公開的支持--放任"學術自由"、委任政府顧問、給予獎勵資助等。為"去
納粹化"搖旗吶喊的施蒂默爾曾長期擔任科爾的顧問和寫稿人，歷史修正主義"教父"諾爾
特在2000年獲得"德國基金會"頒發的"康拉德o阿登納"獎，以表彰他為納粹歷史研究
所做的"貢獻"。

兩德統一和"冷戰"結束還給德國社會的二戰歷史記憶製造了新的話題，一些記憶禁區不復
存在。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o莫勒（Robert G. Moeller）評論說，"一旦柏林牆倒塌，德
國人就有可能反思所有德國人所遭受的苦難，重新審視其歷史中屬於冷戰優先事項的部分
"。空中戰爭，特別是德累斯頓作為"記憶之地"，為德國人的記憶轉移和情感共鳴提供了
潛在的基礎。科爾很早就意識到德累斯頓有可能成為德國聯合記憶的象徵，他在1989年12
月柏林牆倒塌後不久就向德累斯頓聖母教堂獻上花圈。20世紀90年代，德累斯頓迅速上升
為一個全國性的記憶場所和所謂"德國苦難"的終極像征。從1998年起，在一年一度的"大
轟炸"紀念活動中，德國右翼極端政黨和團體聚集德累斯頓，頻繁舉行示威遊行和集會，
宣傳反西方（近年成為反難民）的民族主義思想。德累斯頓在國家記憶中的地位躍升，為
強調"大轟炸受害者"角色的"新歷史修正主義"提供了語境和動力。

3. 國際層面：重寫二戰歷史的價值與氛圍

為什麼不僅在德國，法國、俄國、日本等國的歷史修正主義者都選擇重寫二戰歷史來推動
本國、本民族的"正常化"？這並非巧合。二戰歷史不是一般的歷史，它既是一部戰爭史，
又是一部犯罪史，具有高度的現實政治敏感性。首先，二戰的性質有別於此前的帝國主義
戰爭，它是20世紀現代文明誤入歧途之後的一場正義與邪惡的總較量，而且世界大部分國
家都被捲入其中。因此，各參戰國的二戰歷史書寫都涉及對本國的道德評價問題，沒有哪
個大國的歷史學家能對二戰歷史進行"作壁上觀"式的點評。其次，二戰中的雅爾塔會議確
立了戰後世界政治格局和各國地位的分配，對二戰歷史的顛覆式修正就有可能動搖或重建
某個國家國際地位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最後，二戰的衝擊使很多參戰國在戰時出現了傀儡
政權，對外力推動建立的傀儡政權及其領導人的重新評價（以美化居多），能夠從源頭上
消解其政治對手的合法性（典型代表就是法國）。二戰的特殊性衍生出重寫二戰歷史的道
德價值和政治價值，對那些因二戰中的侵略、屠殺而陷入道德困境的國家以及希望重構國
內國際政治秩序的國家形成了巨大的誘惑。

對德國這樣的戰敗國來說，重寫二戰歷史不僅是在道德層面為德意志民族開脫，還隱含了
"新右派"對戰後國際秩序的不滿，希望在弘揚民族精神的基礎上尋找新的全球定位。正如
諾爾特在1974年出版的《德國與冷戰》一書中展示的政治傾向--德國人應該回歸第二帝國
的價值觀來擺脫成為美國民主和蘇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戰場的命運，德國應該跳出冷戰思
維的束縛成為第三強國。然而，諾爾特引領的"舊歷史修正主義"對二戰歷史邏輯的生硬顛
覆很難在國際社會獲得認同。相比而言，"新歷史修正主義"強調德國平民的"大轟炸受害
者"角色，通過揭露盟軍的"過失"甚至"犯罪"來扯平德國在二戰犯下的罪惡和承受的痛苦
，進而宣揚一種反西方（美英）的政治主張，已經在國際上收穫了不少同情和支持。

另一方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積極推動重寫二戰尤其是蘇德戰爭史，從而消解蘇聯政
權的歷史合法性，削弱俄羅斯民族的道德價值。1990年，逃亡英國的蘇聯外交官維克多o
蘇沃洛夫（Viktor Suvorov）出版全面顛覆二戰歷史的《破冰船：誰挑起了二戰》，稱斯
大林有意扶植希特勒充當蘇聯全面佔領歐洲的"破冰船"（Icebreaker），通過《蘇德互不
侵犯條約》保障了希特勒在歐洲的行動自由，最終引發了二戰。蘇聯計畫在1941年進攻德
國，卻被德國先發制人，因此在戰爭初期遭遇慘敗。該書在蘇聯知識界引起軒然大波，在
蘇聯解體過程中發揮了"欲滅其國先亂其史"的作用。冷戰結束以來，西方國家圍繞二戰歷
史頻頻向俄羅斯發難。歐洲議會將每年8月23日命名為"歐洲斯大林主義與納粹主義受害者
紀念日"，波蘭領導人誣稱解放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士兵來自烏克蘭而非俄羅斯，進而質疑
莫斯科舉辦二戰紀念活動的權利。對二戰歷史的顛覆式修正充當了西方國家擠壓俄羅斯的
工具，也成為冷戰思維在文化領域的延續。這種刻意營造的氛圍，也給德國歷史修正主義
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環境。


三、德國應對歷史修正主義給我們的啟示

歷史修正主義並非德國或西方獨有，當下中國同樣存在打著"還原歷史真相"旗幟肆意篡改
歷史的虛無主義思潮。戰後德國歷史修正主義與當前我國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目標、程
度及影響等方面存在差異，但二者也具有相同之處。

首先，二者的差異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目標定位不同。
德國歷史修正主義力圖通過對本國"罪惡"歷史的再書寫來重振所謂的德意志民族自豪感，
並進一步重建德國的國際地位；我國歷史虛無主義的根本目的，是通過虛無中國共產黨領
導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歷史，來否定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的合理性，推動中國走上改旗易幟的邪路，帶有明確的顛覆動機。

（2）"修正""虛無"的程度不同。
德國歷史修正主義側重於運用新的解釋框架，對某個具體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進行重新
書寫和評價，努力維護德國所謂的"核心利益"；我國歷史虛無主義除了碎片化的歷史修改
，還傾向於全盤否定中國近現代黨史、國史、軍史，詆毀抹黑革命領袖和英雄人物，對已
有公論的負面歷史人物進行"翻案"式評價。

（3）產生的影響不同。
德國歷史修正主義主要是一種學術思潮，通過學術話語向社會傳播，對右翼政黨產生影響
，推動了德國政治的右轉；我國歷史虛無主義主要表現為一股社會思潮，近年來借助互聯
網快速傳播，在一定範圍和程度上導致歷史價值觀混亂、主流意識形態消解的嚴重後果，
如果對其聽之任之，就會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根基造成危害。

其次，戰後德國歷史修正主義與我國歷史虛無主義也具有相同之處：

（1）都是經濟巨變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
國家實力的此消彼長是德國歷史修正主義的宏觀經濟動因。德國在經濟上再度崛起，自然
會在意識形態領域有所表現。蘇聯解體、俄國削弱，其在二戰歷史上的地位必然受到挑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力迅速增長，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條件下，各種社會
思潮湧現。對公有制經濟、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進行否定的錯誤思潮，反
映在意識形態領域就是歷史虛無主義。

（2）都是以政治目標為導向的歷史再書寫。
兩者都打著"價值中立"的幌子，但在研究對象的選取上都有明確的政治動機。兩者都是意
圖通過對關鍵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等的"反傳統""解構式"重新書寫，侵蝕國家的主流意識
形態特別是歷史話語權。

（3）都存在反科學性。
這也是兩者政治導向本質的必然邏輯結果。德國歷史修正主義與我國歷史虛無主義在方法
上的反科學性主要體現在：以政治動機預設命題，按圖索驥式地選取使用史料，聚焦且有
意放大具體細節，注重並誇大心理分析的作用等。這就導致兩者的研究成果大多呈現出碎
片化、微觀化特徵，注定缺乏客觀公正，無法深刻揭示歷史客觀規律。

德國政府、學術界對歷史修正主義的批判、反制，對我們批判歷史虛無主義具有重要啟示
意義。

第一，學術界要自覺引領社會思潮。
諾爾特等人在"歷史學家之爭"中處於下風的重要原因就是，爭論超越了歷史學界的藩籬，
以哈貝馬斯為代表的若干知名思想家積極參與進來，以強有力的批判對歷史修正主義進行
了及時阻擊。面對歷史虛無主義的甚囂塵上，我國歷史學家應該走出書齋，積極接觸社會
公眾並向其傳播正確歷史觀點。只有當主流歷史觀點相對於歷史虛無主義觀點具備更好的
流通性和可讀性，才能避免劣幣驅逐良幣情況的發生。此外，既然歷史虛無主義是帶有政
治動機和群體效應的歷史編纂思想，對它的批判就應當從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乃至哲
學多個角度進行，這就需要人文領域學者的廣泛交流和參與。

第二，從立法高度遏制歷史虛無主義思潮。
哈貝馬斯從"歷史學研究的公共性"角度批判諾爾特的魯莽和冒進，這提示我們，讓各種歷
史修正主義言論不加過濾地傳播到公共空間是非常危險的。政府應該為此類言論劃出紅線
--哪些涉及大是大非、已有公論的關鍵歷史事件是不容重新解釋或評價的。目前，歐洲已
有16個國家立法禁止否認"猶太人大屠殺"，相關審判有大衛o歐文（David Irving）案、
厄恩斯特o祖德爾（Ernst Zundel）案等。其法理依據在於"事實"與"見解"的差異。基於
事實表述的"見解"是主觀的，其正確與否無從判斷，受到言論自由條款的完全保護；但事
實表述是客觀的，錯誤的事實"對憲法保護的見解形成無所貢獻"，因此"錯誤的信息並不
構成任何值得保護的利益"，不在言論自由保護的範圍之內。"納粹大屠殺不存在"是一個
偽造出的錯誤事實，要受到《刑法典》的追責。這啟示我們，在歷史修正主義或虛無主義
的問題上，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缺乏有效的法律制裁是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一
度在我國氾濫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要盡快完善相關立法，形成法律威懾效應，使法律
成為遏制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利器。

第三，充分發揮課堂歷史教育主渠道作用。
儘管歷史修正主義思潮在德國特定歷史階段甚囂塵上，但其一直是作為社會亞政治文化的
樣態存在，並始終受到主流政治文化的警惕與批判。德國政府從"通過課堂教學批判納粹
主義"，"依靠教育防止災難重演"的國家戰略層面來建設學校歷史教育體系，最終引領主
流社會形成了正確的"二戰史觀"。這是德國歷史修正主義無法克服的"壓倒性優勢"。同樣
，面對我國歷史虛無主義思潮，解決問題的關鍵仍在於學校的思政課堂歷史教育的有效性
。學校要提高政治站位，從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黨和國家事業長遠發展的戰略高度抓
好課堂歷史教育。歷史教育要在思想觀念上解決好"堅持什麼、反對什麼"的關鍵問題，堅
持傳導正確歷史觀與批駁歷史虛無主義錯誤觀點相結合，做到激濁揚清、扶正祛邪。以透
徹的學理分析、徹底的思想理論、真理的強大力量講好歷史故事、傳遞正確的歷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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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謬誤：1 轉移議題 change of subject、2 偷換概念 concept swap、3 虛假目標
strawman argument、4 人身攻擊 ad hominem、5 感性辯護 appeal to emotion、
6 關聯替代因果 correlation as causation、7 不當類比 false analogy、8 不當引申
slippery slope、9 同義反覆 circular reasoning、10 無知辯護 argument from
ignorance、11 引用權威 appeal to authority、12 黨同伐異 appeal to 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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噓 cangming: 科科 通篇不敢談史塔西 但還是硬凹處這篇文章www
→ cangming: 是怕大家不知道你垃圾共產黨跟納粹根本沒有差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