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 展望後美國時代歐洲大戰略

作者kwei (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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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資訊] 展望後美國時代歐洲大戰略

時間Fri Jul 31 14:33:08 2020

未來已至：展望後美國時代歐洲大戰略 https://mp.weixin.qq.com/s/K9spErz_GY7HkUgN_z9quA 作者：米學帶師，Marvin 提要：本文分析得出，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利益由安全、權力與身份由下至上組成，大戰略維護的優先級應從安全到身份遞減。歐洲國家的安全利益包括歐洲國家間的和平以及免受外來行為體的侵犯。歐洲國家的權力利益主要集中在集體或主要國家政治影響力及經濟權力的守成與擴張上。歐洲國家關注民主體制，公民自由與人權，社會福利和環境保護等身份利益。在冷戰時期及其後，共同威脅即蘇聯與家長式盟友即美國的存在促進了歐洲國家的團結一致保護重要利益和應對對利益的威脅的決心，增加了背離合作的成本。然而隨著美國撤出跡象漸顯，歐洲國家需要選擇新的大戰略，分別為包括俄羅斯的合作安全，不包括俄羅斯的集體防禦與"老歐洲"的多極均勢體系。本文認為合作安全不可行，這歸因於俄羅斯與歐洲國家的地緣政治衝突，合作安全設計內在的邏輯困境，和現代軍備難以斷定的進攻防禦；而集體防禦和均勢大戰略在不同情況和不同程度上具有維護歐洲國家三大利益的效用和可行性：如果俄羅斯在未來維持現今的威脅嚴重程度，集體防禦就可行，如果俄羅斯威脅大幅度減弱，集體防禦聯盟就會瓦解，各國將不得不採用均勢大戰略。為了有力實施集體防禦和均勢大戰略，歐洲國家最好能實施有限核擴散，爭取工業自主權，及平衡民族特性與開放性的政策。歐洲國家是時候撿起纏滿荊棘的實用主義的工具來重新審視後美國時代的歐洲大戰略了。導言約翰-米爾斯海默在冷戰剛剛結束的1990年曾經發表過一篇富有見地，但也飽受爭論的論文，即《重返未來：後冷戰時代歐洲的動盪》。他預言，歐洲將會回到1945年以前的多極化格局。與冷戰時期兩極格局下歐洲的"長和平" （Gaddis 1987）相比，這樣的格局將會導致更多衝突與不確定性（Mearsheimer 1990）。然而，美國在過去的三十年裡與歐洲保持了緊密的跨大西洋政治軍事盟友關係，而歐洲內部的和平合作狀態也被較好地維持。然而，隨著川普的上台，美國與歐洲傳統盟友的關係極速下滑，美國也大大加速了將戰略資源從歐洲和中東轉移到亞太的轉型進程。就在今年6月16日，川普宣佈從德國撤軍一萬人（Quinn 2020）。因而筆者認為，是時候全面檢視後美國時代的歐洲將何去何從的問題了。羅伯特-阿特認為，大戰略建立在國家的核心利益之上（Art 2004）。本文將首先分析歐洲國家的核心利益，再分析歐洲的上一個大戰略及其現狀對歐洲國家核心利益的威脅和潛在威脅。然後，本文將分析歐洲國家未來各個可能的大戰略及這些大戰略的效用與可行性。最後，本文將列出促進歐洲大戰略成功實施的各項政策。一、歐洲國家的核心利益國家的核心利益由呈遞進關係的三個層級組成。最基礎的層級是國家安全，也就是維護國家的生存。肯尼斯-華爾茲的防禦性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具有無政府結構，沒有一個利維坦來保證國家的存續（Waltz 2010）。因此，國家的最根本行為動機是安全最大化。安全主要與國家的相對軍事實力有關。無政府結構將會通過選擇性的獎懲機制促使國家遵從自助邏輯和安全最大化邏輯。儘管安全最大化邏輯及其指導下的均勢行為對體系內大部分中等強國都適用，但是防禦性現實主義理論無法解釋從查理五世到希特勒時代歐洲不曾缺席的的區域內的大國競爭和（19世紀之後的）跨區域的霸權戰爭（Organski 1969）。因此，我們有必要引入第二個層級，即權力，也就是國家的威望。漢斯-摩根索認為權力是以自己的方式影響和控制他者行為的能力（Morgenthau 1973）。歷史證明，安全邏輯引發的均勢行為並不是唯一的行為模式，大國（包括古代的帝國和現當代的超級大國）在邊際收益大於邊際成本時擴張權力（Gilpin 2012）。進攻性現實主義認為，大國傾向於抓住一切戰略機遇最大化權力，直至成為區域霸權。而區域霸權為了保護其長期內的威望和地位，將不惜與其他區域的潛在霸權展開對抗（Mearsheimer 2014）。權力包括的範圍比安全廣闊，其包括軍事權力，經濟權力等硬權力和文化，制度等軟權力（Nye 2012）。在安全將無大恙的認知情況下，國家將會擴展權力並就實現權力所需的戰略原材料展開爭奪（Krasner 1978）。然而，僅僅是安全和權力難以解釋所有的國家行為。最高的一個層級，即身份，也會影響國家利益（Nye 1999；Huntington 1997）。與斯蒂芬-克拉斯納的論斷不同，筆者認為，身份不僅僅是團體利益，身份在國家利益的形成與認知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亨利- 基辛格就認為，梅特涅時代的歐洲協調是"共同價值型均勢"（Kissinger 2010; 2013）。冷戰後所謂的文明衝突和"斷層線戰爭" （Huntington 2012）正是身份對地緣政治的二次建構的結果。以身份利益為目的的行動不僅導致了由國家單元到子體系再到體系的自下而上的變動，也導致了自上而下的重組--從國家單元到次單元到個人的失序與交錯雜織的衝突（Kaplan 2014）。與現實主義者對安全和權力的經典定義不同，身份複合體的根基是認同（consent）及其轉化（convergence）。這種認同與轉化的客體可以是宗教，意識形態，語言，行為規範和國內體制等。而自由主義學者將身份政治和晚期全球化結合起來的論點（Kaldor 2002）也不盡正確，身份政治從主權國家體系出現之前的宗教戰爭時代到敘利亞難民危機發生的當代一直存在。但正如華爾茲提出的選擇機制一樣，作為最表層國家利益的身份很難在長期體現出相對於安全利益（生存）和權力利益（威望）的重要性優勢。但在安全得到保證，具有一定權力基礎時，國家才會試圖以轉化的方式企圖獲得內部和外部的對其身份的認同，從而加強和拓寬身份複合體。在對國家利益進行理論建構之後，筆者將按照此理論確定歐洲國家的具體利益。首先，在最基本的國家安全層級上，歐洲國家的安全包括歐洲國家之間的和平和免受歐洲邊緣地帶國家或其它行為體的入侵或恐怖主義襲擊。進一步，在權力層級上，歐洲國家的利益是保持歐洲大國在地區內國家間事務和地區間事務上的威望和重要地位，並向區域外擴展權力。然而歐洲國家的軍事權力與區域外軍事大國例如美俄的軍事權力有檔次上的差距，歐洲國家的大眾政治也不允許歐洲國家重走19世紀的對外軍事擴張之路。所以，歐洲的對外權力優勢的保持和擴張在很大程度上集中於經濟權力，包括貿易優勢，金融優勢等；政治權力，包括國際政治行動上的影響力與話語權（Foucault 2011），和軟權力[1]。這也是過去三十年歐洲國家政治精英所努力的方向。早在冷戰結束後不久，時任法國總統密川就說過："單一貨幣的引進是保證歐洲繼續作為一支強大的經濟與貨幣力量的唯一手段"（Mitterrand 1995）。同一時期，歐洲議會議員威爾福德-馬丁斯也說過："歐盟必須在人才資金方面投資，以保持世界偉大技術力量的領先地位" （Buzan et al. 2013）。而法國現任總統馬克龍在2018年之後的一系列外交姿態和公開言論都顯示出了歐洲在一定程度上承擔地緣政治平衡手的展望，他甚至在今年二月的"防禦與威懾戰略"演說中罕見地引用了著名現實主義政治學者雷蒙-阿隆的名言"無論是人還是國家都用從不曾永別於武器"（France Diplomacy 2020）。在此之上，歐洲國家也需要維護其身份利益，包括其民主體制，公民自由與人權，較高水準的社會福利（在當前世界裡具有歐洲特色），環保議程的內部與外部地位，與最根本的各國家民族文化的存續。這三個層級的利益雖然有不同的優先級，但對於歐洲來說都非常重要。缺少安全，歐洲國家就會消亡。缺少權力，歐洲國家將無法掌控自己命運，人民也會陷入困頓。而缺少身份完整性，歐洲國家和民族就將不再是自己。二、戰略現實：美國撤出，惡化的泛大西洋關係對歐洲核心利益的威脅回顧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馬歇爾計畫（美國對歐洲的經濟援助和戰後重建計畫）引領了一段良好的的泛大西洋合作關係。通過外來直接投資和技術支持，如"配對基金（Counterpart fund）"和"技術援助計畫（Technical Assistance Program）"等，美國成功地抑制了蘇聯在西歐的滲透，也實現了歐洲的戰後復甦[2]。同時，由美國領導的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EEC）以及受馬歇爾計畫影響所成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歐洲的一體化進程，美國主導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建立更是為西歐和中歐國家提供了集體防禦的安全保障。同時，強大的" 家長式盟友"美國使得任意歐洲國家叛離一致合作的成本劇增[3]。另一方面，蘇聯的威脅和鋼鐵洪流的夢魘也促使歐洲國家放下其它利益上的不一致，共同維護最基本的安全利益。然而自柏林牆倒塌以來，國際政治舞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蘇聯的解體使得美國不再擔心其勢力範圍的擴張以及華約的軍事威脅，這也從根本上影響了美歐之間強大防衛與安全合作的結構基礎。而美國在"單極時刻"於歐洲邊緣地帶從事的一系列戰爭與軍事行動與對東歐"西方化"的幻想促成了美國力量在歐洲的駐留乃至其對北約的"雙重擴張"（即在功能與規模上的同事擴張），從而暫時延續了過去三十年歐洲的和平，繁榮與開放（ Layne 2007）。然而隨著美國相對權力的衰落，正如巴裡-波森的著作《克制：美國大戰略的新基礎》所述，美國在冷戰結束後實施的"自由霸權"大戰略的相對成本與日俱增，而美國從強大的跨大西洋夥伴關係和駐歐前沿軍事部署中所能獲得的利益與冷戰時代相比則要少得多（ Posen 2014）。的確，近年來美國的戰略思想重心正逐漸從歐洲轉移出來。美國對歐洲的離岸策略並非始於川普政權，也不會以他而告終（Polyakova and Haddad 2019），然而自川普執政以來，泛大西洋關係的確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加速惡化。首先在今年早些時候，美國就對歐洲的商品諸如鋼鐵，鋁合金，以及航空飛行器的零部件等增加了大額的進口關稅，其中飛機零部件的進口關稅從10%增加到15%（Politi and Williams 2020）。就在幾天前，川普政府又針對31億美元的歐洲產品徵收了新關稅，其中包含了橄欖，奶酪，啤酒，飛機等商品。其次，川普的美國優先政策（America First Policy），甚至在採訪中將歐盟稱之為（根本的）"敵人"（foe）而不是一般性意義上的敵人（enemy）[4] 表達了他對歐盟價值觀及歐洲一體化的敵意。第三，他對多邊主義的批評和攻擊也從根本上挑戰了泛大西洋聯盟的結構思想（Smith 2018）。由911恐怖襲擊所引發的反恐戰爭（War on Terror）的全球化，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崛起，以及南海和印度洋的緊張局勢都迫使美國進一步將其戰略重心從歐洲轉向別處。那麼，美國的逐步撤出對歐洲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呢？如前所述，歐洲國家的第一大核心利益是國家安全。目前歐洲的安全主要是建立在北約的集體防禦和美國的軍事保障之上的，而即便是在泛大西洋關係惡化的2019年，美國對北約的支出也佔其總預算的69%。近年來，川普政府對北約進行了頻繁的抨擊，甚至威脅撤出北約。他聲稱，歐洲國家不主動承擔北約的軍事支出，也沒有達到2% GDP的國防支出的標準，並認為歐洲在"佔美國的便宜" （Archick et al. 2019）。川普還在多次採訪中表示北約是一個"過時的"組織，並表示北約是在幫助其他國家，而不是滿足美國的利益需求（Buergin and Olorunnipa 2017）。因此，許多歐洲國家逐漸對北約集體防禦和美國的安全保障產生質疑。 2017年，幾位德國學者在紐約時報文章"In Spite of It all, America"上警告，美國的脫離將對德國乃至全歐洲的安全帶來威脅（New York Times 2017）。在2019年的一次採訪中，法國總統馬克龍更是直言不諱的稱北約已經"腦死亡（brain dead）"（The Economist 2019）。對歐洲國家來說，由於軍事實力直接關係到國家安全，惡化的泛大西洋關係和美國的逐步撤出將影響歐洲的核心利益。同時，由於美國與英國的"特殊關係"，美國對英國脫歐的支持也在很大程度上威脅了歐洲的軍事安全。英國的國防力量貢獻了歐洲總軍事實力很大一部分，其退出使得歐盟的軍事力量縮小，安全合作更加困難。雖然許多學者認為英國脫歐後仍將與歐盟在安全領域進行合作，但是合作的規模將會縮小，如反恐行動等合作將被下發到更低的層級去實施（Leo 2020）。短期而言，失去了美國軍事保障的歐洲更難依靠其本身的軍事實力抗衡俄羅斯的侵略挑釁以及應對西歐地區頻繁的恐怖主義活動，而歐洲內部的大國競爭也可能死灰復燃。其次，歐洲國家在權力層級上的核心利益也將受到與日俱增的威脅：沒有了美國在歐洲提供區域公共品（防務，公地控制等），地緣政治競爭的加劇很容易導致溢出效應（ spillover effect），從而產生惡性經濟競爭，威脅到歐洲單一市場的經濟權力和地位。 20世紀30年代，英國在歐洲政治曾奉行和平主義政策和鮮有威懾效果的"重整軍備"計畫，這導致了歐洲政治經濟領導權的真空與經濟恢復的緩慢（Kindleberger 1973）；與20世紀70年代，美國在歐洲進行了部分撤軍，佈雷頓森林體系也最終崩潰，導致了歐洲經濟的不景氣（Gilpin 1987）；這些都是這種區域公共品供求關係結構性變化對經濟權力產生負面影響的有力例證。如果單一市場被削弱，缺乏國際競爭力和貿易壁壘的歐洲國家生產的商品和服務市場將被印度和東南亞國家等新興工業國邊緣化。而當英美的外交政策不再與歐陸國家協調，歐洲國家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影響力與話語權無疑將會遭受重大削弱。最後，歐洲的另一個核心利益是以自由民主平等為基礎的身份認同，而川普政府及其支持者對歐盟和泛大西洋聯盟的抨擊也正在逐步侵蝕歐洲的身份認同利益。環保減排作為歐盟一體化過程中增加並不斷強化的一個重要的功能領域，是歐盟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美國於2017年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的舉動，引起了歐洲國家公眾的普遍反感[5]。在未來幾年，環保仍將是歐盟的重要議題，歐洲國家也將進一步與發展中國家如中國進行環保方面的合作。美國對環保議題的背棄無疑威脅到了歐洲國家的價值觀與民眾的身份認同。同時，川普政府在其他方面諸如對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分離主義的鼓吹支持，也將進一步損害歐洲國家身份認同的核心利益。而普京治下的俄羅斯針對格魯吉亞與烏克蘭等國的內政干預、威權主義滲透和與對分裂行為的煽動也加強了歐洲社會對俄羅斯的"我們--他者"的身份鴻溝的認知。三、歐洲國家的可選大戰略在確定了核心利益，對利益的威脅和對利益保護的現狀與變化之後，我們就可以探討能夠在未來保護歐洲國家核心利益，應對威脅的大戰略了。在後美國時代，歐洲國家主要有三種大戰略可以選擇。第一種是合作安全（cooperate security）。合作安全追求的核心目標是防止任何侵略和戰爭，其主要採用三種方法實現這一目標。首先，與集體安全類似，合作安全要求所有國家保證懲罰發動戰爭的任何一國，並以這種巨大的潛在實力對比來威懾潛在侵略國。其次，與集體安全不同的是，合作安全還要求大規模削減各國的進攻性軍事能力，包括常規地面力量和戰術空中力量，以讓修正主義國家失去侵略他國的能力。第三，合作安全追求國際/區域軍事關系的透明，每一個軍事機構都將全面瞭解其它任何軍事機構的組織，能力及戰備狀況。這種透明度將最小化戰略誤判的可能性（Carter et al. 1992）。在歐洲，合作安全的框架將納入俄羅斯，其試圖通過這三大保證與俄羅斯逐漸形成安全共同體（Deutsch 2016），消解存在數百年的東西方安全困境（Jervis 1978 ）。第二種大戰略是集體防禦（collective defense）戰略。集體防禦追求的核心目標是應對外來安全威脅。在這種防禦性軍事同盟裡，外來國家或團體對任意締約國的侵略將被視為對同盟所有國家的侵略，因而，集體內所有成員都會各盡所能抵禦共同敵人。集體內國家將會進行防務交流與合作，以期加強戰時聯合行動能力，降低軍備現代化成本。這種大戰略將以預期的戰時力量團結（儘管不一定是合作安全的壓倒性優勢）威懾潛在敵人（ Joffe 1992）。在冷戰時期，美國主導的北約集體防禦同盟與蘇聯主導的華約實現了相互的常規威懾與歐洲的長和平。而在美國退出歐洲的未來，歐洲的集體防禦將仍以北約的框架為基礎，抵禦俄羅斯向中歐的擴張以及極端組織對歐洲南部邊緣的滲透。第三種大戰略是均勢（power balance）戰略。均勢戰略的行為主體將是國家個體。歷史研究已經證明，相較於不平衡的多極格局（18世紀的歐洲與20世紀上半葉的歐洲），當地區體系內的權力分配呈現平衡的多極格局時（17世紀下半葉的歐洲和19世紀的歐洲），國際體系更加和平穩定（Dehio and Fullman 1962）。因此，對於國家行為體來說，這種大戰略的核心目標就是在內源平衡（實力擴張）和外源平衡（總體均勢）之間取得協調。然而，均勢帶來的和平、穩定與發展僅僅是一種靜態平衡下的結果，各大國內部發展速度差異仍舊可能在某個時間節點突然縮小或擴大大國之間的實力差距，而這種權力轉移對大國間和平是十分致命的（Organski and Kugler 1991）。當然，奧根斯基在有重大數據缺陷的情況下做出的對均勢理論的全面否定是不足為信的[6]。在權力轉移導致區域體系內潛在霸權（比如冷戰時期前蘇聯）出現的時候，其它國家可以採取締結防禦同盟，甚至遏制戰略，以平衡潛在霸權（Mearsheimer 2014）。對於歐洲國家來說，這意味著最好能回歸歐洲協調，甚至以必要的靈活結盟--例如法俄同盟或法德同盟--的方式重建均勢。四、對三個大戰略的檢測與評估 1. 合作安全：難以實現的鏡花水月合作安全的理論雖然勉強說得通，但是對於歐洲國家來說這個大戰略缺乏最根本的可行性。首先，合作安全與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現實格格不入。對於俄羅斯來說，其在缺乏地理阻隔的東歐平原的影響力既是其安全的需要，又是其權力的體現，還是俄羅斯族在東歐國家人口的身份基礎（Brzezi?ski 2016）。如果合作安全體系將俄羅斯包括在內，則俄羅斯對於歐洲國家侵蝕俄在東歐國家的影響力，甚至干預獨聯體這一俄勢力範圍的擔憂會使得東西方的互動進程充滿摩擦與碰撞。如果衝突與不信任多於合作與互信，那麼東西方間的安全共同體也就將如浮萍一般缺乏根基。歐洲安全委員會機制在阻止前蘇聯/俄羅斯對東歐的干預與侵略時一直在持續著努力--失敗的惡性循環，這樣的歷史經驗也充分說明了東西方合作安全戰略在地緣政治現實面前並不靠譜。其次，羅伯特-阿特一針見血地指出：合作安全理論有內在悖論（Art 2004）。合作安全的目的是阻止侵略戰爭。正如合作安全的鼓吹者所言："任何合作安全體制中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一定是侵略一旦發生時組織多國力量打敗侵略的能力。"而這就需要一個"偵查與打擊複合體"（reconnaissance strike complex）（Carter et al. 1992）。然而，這樣一個從事主動進攻的軍事實體將使集體防禦理論防止侵略的一個重要要素，即各方進攻性軍事能力的全面削減，自動失效。第三，軍事力量的進攻性與防禦性是難以判斷的。米爾斯海默在《常規威懾》中認，為同一種軍事科技和組織的進步可以同時被攻防兩方利用，包括國民軍、機槍、裝甲力量、戰術空軍等（Mearsheimer 2017）。只要時間允許，總動員後的國民軍既可對敵方發起大規模多戰線進攻，又可用於保家衛國阻擊敵方侵略，正如一戰中德法俄三方所做的一樣。而坦克既可以完成集群快速突破的任務，也可以協同步兵進行陣地戰固守據點、掩護撤退或者穩步反攻，正如蘇德戰爭所證明的那樣。綜上所述，合作安全大戰略對於歐洲來說並不可行。 2. 集體防禦：效用與可行性首先本文將評估集體防禦大戰略的效用。集體防禦的核心是法德的大陸聯盟和英法的海上合作。在這種條件下，緊密團結在一起的歐洲國家在東歐能勉強與俄羅斯達成陸上均勢，而集體防禦也有利於歐洲國家在南部邊緣地帶的安全與反恐上達成共識與合作。在北海，北冰洋，波羅的海和地中海等歐洲毗鄰海域，歐洲國家則能相對俄羅斯獲得海上優勢（雖然俄羅斯在攻擊型核潛艇上的數量和質量優勢使英法無法完全掌握制海權）。然而在波蘭以東，美國從前沿基地的撤出將導致俄羅斯掌控制空權，從而置歐洲的陸上力量於巨大的危險中[7]。因此，在撤回對波羅的海國家防務承諾的情況下，歐洲國家能夠通過集體防禦戰略與俄羅斯達成較為穩定的中東歐常規戰略均勢，有效抑制俄羅斯在中東歐的進一步擴張與中東地區不穩定因素向歐洲的滲透，從而保證歐洲主要國家的最基本利益--安全。在集體防禦戰略下，歐洲的總體和平會得到保證，而且歐洲國家還佔有對海上要道的控制，所以歐洲內部貿易和對外貿易的穩定與繁榮可以得到保障。這對於穩定和提升歐洲國家的經濟權力無疑是一個利好因素。而美國退出後的集體防禦戰略將給歐洲英、法、德三大國自二戰以後前所未有的政治權力與威望，因為三大國將成為歐洲抵禦俄羅斯，維護歐洲利益的支柱。這種情況正與英、俄在拿破崙戰爭中國際政治地位與影響力的巨大提升如出一轍（Ikenberry 2019）。因此，集體防禦戰略可以維護歐洲主要國家的權力利益。而集體防禦戰略將對歐洲的身份利益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集體防禦使歐洲戰爭更難爆發，侵略行為更難發生，從而會維護西歐和中歐各國的民主政體。在集體防禦下，歐洲各國不用大規模增加軍事實力，這將對歐洲的身份利益產生以下三大利好。首先，歐洲各大國不用大量增加國防開支，這一點將確保歐洲引以為傲的福利體制不會被軍費"擠出"（ crowding out）。其次，歐洲各大國不用通過鼓動極端民族主義的方法重建大規模國民軍以確保國家安全，這保護了歐洲的公民自由與歐洲身份認同的融合。雖然各民族文化獨特性可能會受到一定的威脅，但是冷戰的經驗已經表明，在巨大的共同（安全、權力、身份）威脅下，歐陸大國（英、法）之間相對較小的身份差異是基本可以被民眾容忍的。接下來，本文將評估集體防禦戰略是否可行，何時可行。就外部因素來說，俄羅斯威脅的強弱對於集體防禦戰略的得失評估至關重要。斯蒂芬-沃爾特通過對聯盟行為的統計分析得出：一個國家對區域內其它國家威脅越強，其他國家制衡這個國家的傾向就越強（ Walt 1986）。如果俄羅斯在未來30年裡實力大幅增強，而且其國際行為變得更具挑釁性，歐洲國家間就會產生更強大的聯盟凝聚力，以執行集體防禦戰略制衡俄羅斯。就內部因素來說，首先，過去七十年歐洲國家的緊密合作創造出了一種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使得主要歐洲國家不願意拋棄現狀，重組敵友關係（Pierson 2000）。其次，蘭道爾-施韋勒曾提出，精英共識在國家對體系動力刺激的應對戰略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8]。而集體防禦戰略更容易獲得精英的一致認可，因為它不需要歐洲各國紛紛大規模重整武備，從而在各國官僚政治的預算爭鬥中更容易存活。可惜集體防禦在可行性上遠非十全十美。雖然上文論證了歐洲三大國與俄羅斯的總體戰略均勢，然而當前的歐洲國家仍舊極度依賴美國的軍事保障，並且在態勢感知與戰備狀態上存在嚴重缺陷。許多歐洲國家正面臨徵兵及裝備更新換代等問題。如在2018年，德國空軍所擁有的128架颱風四代戰鬥機中，只有4架滿足了戰備標準並能夠執行作戰任務（Welle 2019）。2014 年的克里米亞危機同樣凸顯出歐洲軍事能力的缺陷：對俄軍的快速部署，歐洲國家缺乏有效的危機處理手段，無法獨立對此類軍事威脅做出快速反應。歐洲大國如何在下一個十年（也就是美國逐漸撤出的十年）按照集體防禦框架調整戰備狀態、替換軍事部署與重組指揮-控制體系（C2）是決定集體防禦可行與否的另一個關鍵要素。 3. 均勢戰略：效用與可行性那均勢戰略在維護歐洲國家利益上效用如何呢？本文認為，均勢戰略在維護歐洲國家的安全方面雖不如集體防禦戰略，但是仍舊較為有效。多極體系內均勢的靈活性雖然會導致更多的誤判和推卸責任行為（Waltz 2010; Mearsheimer 2014），但在長期視角下也具有更好的可持續性和對力量均衡變化的適應能力與速度。首先，超級大國維護兩極均勢的消耗遠大於大國維護多極均勢的消耗。強大如前蘇聯也不過支持了40年，而俄羅斯在多極均勢裡則能扮演從七年戰爭時代到後冷戰時代持久不衰的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兩極體系裡，一個超級大國的倒下就會摧毀均勢。然而，在多極體系裡，一個大國的消失或重新結盟所產生的體系內力量分配的震盪則更容易被多個核心行為體消化，從而在中期重建均勢。在德國重新在中歐崛起的情況下，俄法同盟可以通過對德國展示兩線受敵的可能性較好地制衡與威懾德國。在俄國在東歐重新崛起的情況下，法德同盟也能夠匯聚與集體防禦大戰略裡的歐洲同盟相差不遠的抗俄力量。就算體系內各國的常規軍事力量對比呈現出較為顯著的差距，個體國家或同盟發動大規模常規進攻也遠非易事，因為在缺乏單方面的軍事科技與組織形式的革命性優勢時，進攻方需要投入的力量遠比防守方多。而在長期來看，多極均勢體系更有利於新興軍事科技如人工智能，高超音速武器，與戰爭組織形式如"灰色地帶戰爭"（Votel et al. 2016）與"混合戰爭"（Hoffman 2009）的擴散，從而消減本來就不顯著的先發優勢。而這種均勢體系中優勢此消彼長的規律也將逐漸在各大國中社會化，從而鼓勵更加謹慎的國際行為（ Glaser 1994）。因此，均勢戰略有助於在長期維護歐洲的大國間安全。就算是處於大國間緩衝地帶的歐洲小國，在均勢體系裡也能夠通過權力對沖（hedging）的方式維護自己的安全與領土完整。比利時從1831年獨立到二戰爆發前就很好地運用了" 以夷制夷，相互抵消"的外交策略，在德法二強中間維護了自己的存續與中立（ Helmreich 1976）。均勢大戰略主要維護的是個體歐洲國家的權力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幻想歐洲利益的和諧統一就將缺少根據。沒有了超級盟友和共同敵人的限制，多極體系內的歐洲大國無疑將依據其發展潛力與發展趨勢追求經濟政治權力的擴張，或是最起碼的權力守成（Morgenthau 1973）。然而歷史證明，歐洲大國有限的權力擴張並不一定會對其他大國的安全利益造成激烈的和不可忍受的破壞。手段高超的政治家如俾斯麥也曾為德意志帝國從1871年到1891 年間建構輻-軸同盟（spoke-and-hub alliance），從而在促進德國權力與外交地位的優先（primacy）的同時不損害體系的整體穩定（Kissinger 2010）。而斯特雷澤曼政府高明的外交手段和克制的意圖也讓魏瑪德國在20世紀20年代重返歐洲大國舞台，同時得到英法俄強權的默許（Carr 1979）。總而言之，多極均勢體系下的無政府狀態將促進崛起國家有限的權力擴張，同時將通過平衡邏輯阻遏無限的權力擴張，這一過程與結果將維護守成國家的權力利益。然而，均勢大戰略無力維護現今歐洲的身份利益。儘管斯蒂芬-沃爾特在近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兩極競爭中的敵對大國有機會合作應對共同威脅，比如環境問題，核生化武器擴散，與跨國行為體的威脅（Walt 2020）。這些問題對於歐洲國家來說或許是共同的身份威脅，但是共識與合作在多極歐洲中比兩極歐洲下更難達到。不用提，作為整體的歐洲身份必死無疑，就算是前文提到的個體層面上的歐洲國家的身份，如民主體制，公民自由，環保減排和社會福利，也都會受到安全與權力競爭的負面影響。套用齊格蒙特-鮑曼的話說，就是自發性對現代性的侵蝕（Bauman 2015）[9]。決定均勢大戰略可行性的第一個因素與決定集體防禦大戰略的因素一樣：俄羅斯的威脅烈度。在實力方面，西蒙-薩拉德琴的報告根據過去十五年的增長趨勢估計出了俄羅斯在近未來相對於中美等頭等強國的相對實力與絕對實力的衰落，然而，相比英法這兩個歐洲大國，俄羅斯的相對實力未曾衰落，也將不會衰落（Saradzhyan and Abdullaev 2020） [10]。而在意圖方面，格魯吉亞戰爭、烏克蘭戰爭與敘利亞戰爭甚至讓一概秉持理想主義的德國外交精英都認識到了俄羅斯的權力慾與擴張決心。梅克爾在2018年曾說："北約必須集中精力在聯盟的東翼建立軍事存在，以保護自己不受俄羅斯潛在侵略的影響。"（ Delcker 2019）。因此，作為團結集體防禦同盟的核心要素將會在近未來繼續存在下去，只有當歐洲國家感知到的俄羅斯的威脅在2030-2050這一中期階段減小之後，集體防禦的同盟才會瓦解，真正的多極均勢體系和變幻莫測的大國間相互競爭才會重返歐洲。歐洲國家大戰略的主要決定因素竟是與當代歐洲格格不入的傳統強權俄羅斯，這一點恰恰證明了修昔底德在兩千四百年前總結的那樣--強者為所欲為，弱者委曲求全（Thycydides 431 B.C）。而影響多極體系內均勢大戰略可行性的第二個因素則是強大的離岸平衡手（strong offshore balancer）的存在或者缺席。平衡手的離岸特性可以使得其利益超脫於一般性的權力鬥爭之外，只有當潛在的大陸霸權出現時，平衡手才會介入棋局，保護弱勢一方，對抗潛在霸權的擴張。而平衡手的強大特性使平衡手不僅有能力控制公地（command of the commons）以使用封鎖，經濟遏制，戰略轟炸等手段，而且有能力克服水體與距離的阻礙投送數量可觀的作戰部隊和充足的火力，直接改變大陸軍事平衡。英國和美國傳統上承擔了強大離岸平衡手這一任務。然而，在英國進一步從歐陸戰略收縮（Diver 2020），美國戰略重心從歐洲轉移到亞太的情況下，歐洲的多極均勢體系在潛在霸權出現之時就更難維持。五、促進大戰略實施的政策 1. 有限核擴散無政府國際結構下觸發國家間戰爭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先發制人優勢，軍備競賽中落後的預期，征服欲，防禦性擴張主義，潛在霸權的威脅等（Evera 2006）。筆者將這些因素分為三大類，即第一意象上的戰爭機會認知，第二意象上的權力轉移，和第三意象上的權力失衡[11]。而核武器的存在將在其中至少兩類因素上阻遏戰爭的爆發。在第一意象因素即戰爭機會認知上，第一代和第二代核戰略學者古典威懾理論的理性假設認為，確保相互摧毀（MAD）下的大國博弈是一個懦夫博弈（Chicken's game），而行為體的理性會勸止雙方選擇核戰爭也即毀滅。戰爭門檻的提高將不僅威懾對手，還會產生自我威懾。因而，戰爭更難爆發，更難升級。持續威懾的存在也會使核武器的使用被自我限制在有限的戰場上（Schelling 1976）。新現實主義學者認為，首先，相比常規戰爭帶來的不確定性，核戰爭帶來的確定性將減少決策者的誤判（Waltz 2000）。其次，戰術核武器將威懾大規模常規入侵（Mearsheimer 2017）。第三代核戰略學者的完美威懾理論與古典威懾理論的邏輯相反，他們認為，首先，按照決策節點（decision node model）模型，在雙方完美理性同時存在的假設下，核升級無法從邏輯上被遏止[12]。其次，人類決策互動中的完美理性不存在，各種認知偏差，例如選擇性偏見，自我確認的偏見和誘發定式等都存在於包括核決策的國際政治現實的第一意象中（Jervis 2017）。因而，在第一意象的戰爭機會認知上，筆者暫時無法就核威懾，核擴散與歐洲和平的關係通過演繹下一個定論。在第二意象因素，即權力轉移上，核武器的存在將減少國家權力增長的邊際收益，從而減小權力轉移導致的國家對外政策的變化和其導致的主體間不穩定（Allison 2018; Kennedy 2017）。單純的一萬枚核彈頭並不會比一千枚核彈頭為持有國帶來十倍的政治，經濟與軍事收益，而單純的300艘艦艇比150艘艦艇帶來的政治，經濟與軍事收益多出不止一倍。這種效用天花板的存在也正是歷史上核軍備控制和核裁軍比在常規軍事領域的嘗試更成功的原因之一。而核武器也使經濟實力的此消彼長變得比前核時代更不敏感。按照摩根索的話說，核時代的權力轉移中此消彼長的大多是不可用權力（Morgenthau 1973）。最後，核大國擁有更多常規軍事力量帶來的邊際收益也比非核國家常規擴軍的邊際收益小。蘇聯的常規軍事實力在1970年代突飛猛進，然而其對西方核國家仍保持著謹慎的外交姿態，並沒有因為自身的相對軍事權力的增長與西方國家攤牌算賬。同時期，蘇聯大規模的核武器研發部署也未能成比例地增加蘇聯在國際政治博弈中取得的收益。權力轉移，正是日本在過去150年裡發動四場大國戰爭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日本在1970、80年代與核超級大國美國經濟差距的迅速縮小也未帶來其常規軍事力量的大規模擴張與國際外交中的威望宣示。謹慎安排的核擴散則會通過這種機制普遍減慢國家的相對權力增長和增加國家行為的穩定性與可預期性，從而有利於未來歐洲國家大戰略的和平實施。在第三意象因素，即權力失衡上，核武器與有限核擴散同樣有助於維持和平。在"老歐洲" 的多極均勢格局下，中等強國（middle power）的結盟與倒戈較容易對均勢的維持產生影響（Deutsch and Singer 1964）[13]。因此，大國的疏忽（inattention）就成為威脅體系穩定的主要因素（Waltz 2000）。然而，在一個各大國都有穩定的核報復力量的歐洲，無核的中等強國敵友關係的轉換將變得更加冒險。面對大國間相互核威懾，各大國也不會無限制爭奪盟友。聯盟的穩定與大國間外交競爭的放緩不僅有助於維持歐洲的力量平衡，也將帶來可預期性與行為邏輯的社會化，從而促進未來歐洲國家大戰略的和平實施。有限核擴散具體的政策影響在集體防禦和均勢大戰略中有一些區別。在歐洲團結應對威脅較大的俄羅斯的集體防禦中，德國只需要維持"准核能力"（危機中或戰時迅速跨過核武國家門檻的能力）即可。德國一直以來盡力避免擁核，然而，作為替代方案的擴展核威懾（ extended deterrent）卻遇到了英國脫歐與法國國內動盪的雙重阻礙（Johnson 2020）。就算將這兩個阻礙視作短期的影響因素，長期內的結構因素也會阻止擴展核威懾起到歐洲穩定器的作用。在冷戰時期的兩極結構的歐洲，作為擴展威懾核心的可信性（ credibility）對於兩個超級大國來說是十分重要而且可負擔的特質。然而，在未來的多極結構的歐洲，靈活性（flexibility）對於各個主要國家來說是更重要而且不得不採取的特質。如此一來，多極歐洲下核威懾的提供者將不願過度承諾，而核威懾的保護對象也勢必難以相信提供者的決心。因此，在歐洲各自為政，俄羅斯威脅較弱的均勢大戰略下，德國則更是需要穩定的第二次打擊核能力。德國發達的核工業和潛艇技術完全可以自主達到"准核能力"和自主核報復能力。但是如何勸導俄、法等歐陸強權去接受核武裝的德國仍舊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難題。 2. 工業自主權對於集體防禦和均勢大戰略來說，工業自主權是第二個不可或缺的政策目標甚至是先決條件。工業自主權（industrial autonomy）是指歐洲國家擁有掌握核心軍工產業和戰略資源以滿足其國防需求的能力。在過去幾年來，以法國為首的歐洲國家開始在國防工業領域逐漸發展自主權。如2017年建立的歐洲國防基金（European Defense Fund），旨在協調和增加國家對國防研究的投資，它計畫每年投入5億美元用於軍事科技的研究，其 2021-2027財年的總目標預算為130億美元（European Commission 2019）。同時，其它軍事構架如PESCO（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也正逐步促進歐洲國家之間的軍事項目合作。聯合項目如反無人機系統（C-UAS），歐洲攻擊直升機TIGER Mark III和機載電子攻擊（AEA）等已獲PESCO理事會批准，目前正在研發中（European Defense Agency 2020）。在未來數年，PESCO將作為一個關鍵的組織以有效的增強歐洲的國防支出和整體武裝力量。歐洲國家對PESCO和EDF等聯合軍事架構的發展，勢必會在一定程度上打造一個具有創新性和競爭力的國防工業基礎。然而，歐洲追求國防工業自主權的道路仍充滿荊棘。目前來說，歐洲國家有著有限的軍事能力。美國不僅在設備使用和技術的所有權方面擁有重要的政治控制，並且其國防企業仍與荷蘭，波蘭和瑞典等歐洲國家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在歐美防務合作的相互依賴中，歐洲國家比美方更具脆弱性。同時，歐洲目前嚴重缺乏諸如A400M ，C-17重型運輸機和空對空加油系統等裝備，而這對於遠程軍事力量投射和行動的持續力極為重要（Efstathiou 2019）。另外，美國也仍在重大的聯合項目上如F-35戰鬥機的研發和生產上保持話語權甚至決定權。歐洲的工業自主權的另一個重要考慮便是能源自主權，沒有安全持續的能源供應，歐洲國家同樣無法有效實現國防工業的自主權。大部分歐洲國家目前嚴重依賴少數的幾個能源供應者，其中對戰略對手俄羅斯的天然氣依賴尤為嚴重。根據俄羅斯聯邦海關總署公佈的數據，2019年俄羅斯共向歐盟成員國出口約149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M?e. 2020），而2019 年歐洲國家總共天然氣的消耗約為4690億立方米。歐洲國家對俄羅斯能源供應的依賴嚴重影響了其國防工業自主權。例如2009年俄羅斯停供天然氣的事件就使許多歐洲國家的工業生產受到了影響。同時，考慮到對俄羅斯能源供應的依賴，歐洲國家也無法在如敘利亞等歐洲邊緣地帶的衝突熱點地區對俄羅斯進行針對性的制裁。誠然，歐洲國家在工業自主權上的相互合作在集體防禦大戰略下不可或缺，一旦俄羅斯加速衰落並進入長期的的戰略收縮階段，歐洲各國相互制衡的均勢大戰略將佔據上風。正如羅伯特-基歐漢所言，不對稱的相互依賴將導致相對權力差距的擴大和制衡的失敗（ Keohane et al. 2012）。因此，在集體防禦戰略實施的階段，歐洲國家應該注意，不讓彼此陷入過於嚴重的國防產業和原材料供給的相互依賴和脆弱性，從而最小化均勢戰略階段歐洲各國由爭奪戰略資產、相互依賴訛詐與邊緣政策、經濟互動安全化的負面預期（ Buzan 2013; Copeland 2014）與轉型期軍備競賽（Carr 1993）等工業相互依賴副作用所產生的矛盾與衝突。 3. 平衡民族特性與開放性最後，在集體防禦和均勢大戰略中，歐洲各國需要採取平衡民族特性與開放性的政策。眾所周知，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其既可以促進歐洲各國國內穩定，也可能促使各國互相摧毀。民族主義擁有本質主義的成分，也有建構主義的成分[14]。對於歐洲政治精英來說，如何巧妙利用民族認同的彈性以促進歐洲各國大戰略的和平實施從而變得十分關鍵。近年來，一些歐洲國家的極端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勢力可謂是水漲船高。許多選民對國內政治經濟體制感到沮喪，同時他們也對全球化，移民，民族認同的淡化和歐盟持有保留意見。如在2017年，極右翼的德國政黨AFD（Alternative for Germany）首次以12.6%的選票進入聯邦議會，成為德國最大的反對黨（Benner 2017）。因此，對於歐洲在後美國時代的大戰略來說，如何平衡民族特性與開放性，則成為了一個非常值得考慮的政策難題。如前所述，在集體防禦戰略時期，歐洲各國無需以鼓動民族主義的方法獨立建造大規模軍隊以保障國家的安全，因此歐洲的整體大環境傾向於團結與開放。歐洲各國在此時期將提倡整體的歐洲身份認同，而不是各地的民族認同。歐洲經濟共同體五名成員國在1985年簽訂的《申根協定》，就是在歐洲集體防禦戰略時期中對促進歐洲身份認同的一次努力。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過度的開放和一體化會導致各國民族的牴觸反抗情緒。過去數十年來，歐洲的一體化趨勢和各國的逐漸開放使許多歐洲國家的民眾認為歐盟的建設在損害國家的主權和人民的利益（Moriconi et al. 2019）。同時，許多歐洲國家對移民的開放也促使了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上漲，甚至導致了數起針對移民群體的恐怖襲擊事件的發生，削弱了歐洲身份認同的一致性。因此，在集體防禦戰略時期，歐洲需在保持開放和一體化的同時，合理的平衡並維持一定程度上的民族主義，避免過度的一體化所帶來的反衝。然而在均勢大戰略實施時期，各國的民族主義則需要被抑制。在民族主義之火燒遍歐洲大陸之前，歐洲國家民眾忠誠的對象主要是君主。擴張性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提升君主及其家族的名望、財富和權力。君主通常會限制擴張的規模，以免導致貴族階層的反叛與平民起義威脅到君主和其僚屬的私利。在擴張受挫時，君主傾向於尋求調和與妥協。因而，不同國家權力的此消彼長就更難對均勢產生巨大衝擊。典型的例子就是漫長的三十年戰爭在法國促成了貴族與市民發動投石黨人叛亂，迫使馬薩林撤出德意志，簽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Sonnino 2009）。而民族認同的缺乏也讓這種利益調和與妥協更易完成。例如：《烏得勒支和約》中確立的補償原則在18世紀大部分時間都是可行的，因為領土的割與和交換進行時，在那片土地上居住的民眾不會訴諸於民族主義去擾亂領土補償（ Osiander 2003）。歐洲協調的成功也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神聖同盟的君主們對民族主義的壓制。而在民族主義盛行的19世紀後半葉和20世紀上半葉，單單是領土收復主義就在歐洲引發了四場主要戰爭（兩次普丹戰爭，普法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更不用說補償原則的長久可行性了。其實，有限的民族主義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在相互競爭較為激烈與複雜的多極均勢體系裡，國家精英可能會感知到（或錯誤感知到）一種必要性，去通過民族性"神聖化"和"唯一化"來增進國家凝聚力以應對體系壓力，從而導致"國家-民族有機體 "與"民族生存空間"（lebensraum）（Ratzel 1897）等偽科學的盛行。在這種情況下，個人層面上對進攻的執念（Evera 2006）和國家層面上的無限擴張將成為對外政策的唯一目的（Schweller 2010），整個國家就將成為基辛格所說的"不毀滅體系中其它國家或毀滅自我就誓不罷休"的"革命國家"（Kissinger 2013）。因此，在均勢體系裡，各國應當通過將外交政策理性化和避免敵對關係的社會化和總體化[15]來最小化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對均勢和平的威脅。結論本文分析得出，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利益由安全、權力與身份由下至上組成。大戰略維護的優先級應從安全到身份遞減。歐洲國家的安全利益包括歐洲國家間的和平以及免受外來行為體的侵犯。歐洲國家的權力利益主要集中在集體或主要國家政治影響力及經濟權力的守成與擴張上。歐洲國家關注民主體制，公民自由與人權，社會福利和環境保護等身份利益。在冷戰時期，共同威脅即敵對超級大國蘇聯與家長式盟友美國的存在促進了歐洲國家的團結一致保護重要利益和應對對利益的威脅的決心，增加了背離合作的成本。在冷戰結束後的過去三十年裡，美國仍與歐洲掛鉤的事實也暫時維持了歐洲國家的三大利益。然而隨著美國的撤出跡象漸顯，歐洲國家三大利益的維護者即將消失。因此，歐洲國家有三個大戰略可供選擇，分別為包括俄羅斯的合作安全，不包括俄羅斯的集體防禦與"老歐洲"的多極均勢體系。本文首先論證了合作安全的不可行性。這首先是因為俄羅斯的地緣政治需要與歐洲國家有深入的衝突，其次是因為合作安全設計內在的邏輯困境，最後還因為現代軍備的進攻與防禦性質難以斷定。集體防禦和均勢大戰略在不同情況和不同程度上具有維護歐洲國家三大利益的效用和可行性。由於內部因素和離岸平衡手的存在/缺席在未來可以大概地視為注定的常數，歐洲大戰略靈活性的主要變量是俄羅斯的威脅。如果俄羅斯在未來維持現今的威脅嚴重程度，集體防禦就可行，如果俄羅斯威脅大幅度減弱，集體防禦聯盟就會瓦解，各國將不得不採用均勢大戰略。然而這兩個大戰略也都有各自的缺陷。短期內，歐洲主要國家難以擺脫對美依賴並提升軍隊的態勢感知與戰備狀態以達到集體防禦戰略應對強俄羅斯威脅的要求。多極均勢體系則無法保障歐洲國家整體和個體層面上的身份利益。為了有力實施集體防禦和均勢大戰略，歐洲國家最好能實施以下三項政策。首先是有限核擴散，有限核擴散將阻遏和緩解戰爭三大層次因素中的權力轉移和權力失衡，保證歐洲國家大戰略的和平實施。其次是爭取工業自主權。在戰略產業技術的自主權和能源自主權展開不過度相互依賴的合作對提升歐洲國家應對外部威脅的實力上起著重要的作用。第三是平衡民族特性與開放性。在合適的限度內保護民族利益有利於歐洲國家的內部穩定和外交上的協調，但是極權主義與相互毀滅的源泉-極端民族主義必須被避免。正如馬基雅維利所言："既然我準備寫一些有用的東西，我覺得最好直接說出事情的實際真相（verita effettuale della cosa），而不是事情的想像方面（immaginazione）"（Machiavelli et al. 1532）歐洲國家是時候撿起纏滿荊棘的實用主義的工具來重新審視後美國時代的歐洲大戰略了。 -- 網路公共論壇的良好運作建立於：不口出惡言，僅議論公共事務與公眾人物，發表和題旨相關的事實與觀點，就事論事，不臆測個別參與者未表明的觀點、動機、背景、或私人信息，不指點個別參與者的思考與行動，不要求個別參與者發表、評論、或回覆。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來自: 76.183.127.209 (美國) ※ 文章網址: https://www.ptt.cc/bbs/IA/M.1596177191.A.A9A.html

→ kwei: 這篇水平很不錯。 07/31 1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