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 迪安‧艾奇遜與戰後美國對歐政策構建

[kwei (光影)]

「實力與外交」--迪安·艾奇遜與戰後美國對歐政策構建
文章來源：《史學集刊》2020年第5期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3731-3.html
王道，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博士後
夏亞峰，美國長島大學教授

[摘要]
杜魯門政府時期的美國對歐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初期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內容，
國務卿迪安·艾奇遜是歐洲政策制定過程中的靈魂人物。在他的主導下，現當代美國以歐
洲事務為核心的外交模式基本確立，大西洋聯盟的鞏固和發展由此成為現當代國際關係史
的重要內容。對艾奇遜外交理念以及實踐過程的探討，呈現出戰後美國逐步制定並推行遏
制戰略，締造兩極格局的全過程。秉持「實力地位」與「總體外交」這兩個核心概念，艾
奇遜竭力塑造出新的國際秩序，使之能夠助益於提升美國國家實力。戰後初期美國對歐政
策的成功推行，加速了美國全球主導地位的獲得，艾奇遜及其同儕最終構建起一個反映美
國價值觀，守護美國經濟和安全利益的全球體系。


美國政府歷次外交思維的變革，都無法同1940年代末至1950代初的轉變相提並論，大國合
作最終讓位於對抗遏制，冷戰的爆發意味著美蘇對峙時代的到來。秉持「先歐後亞，歐洲
優先」這一外交原則，加之國際主義思維在美國政府高層已佔據壓倒性優勢，戰後美國對
歐政策引領了冷戰初期美國外交政策的大方向。作為西方學界一致認可的20世紀最具代表
性的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對戰後美國外交模式的重構起到至關重要的
作用，特別對美國外交的重點---歐洲政策影響頗深。自20世紀40年代進入國務院後，他
曾先後擔任助理國務卿、副國務卿、國務卿，兼任總統顧問、民主黨外交委員會主席。他
是「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決策者之一，尤其在塑造戰後美歐關係方面的業績頗
為後世稱道。他是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畫重要的幕後推手，他傾力籌建的北大西洋公約
組織，使「美歐多領域聯合」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主流思維。他也是自威爾遜時代萌發的
「大西洋主義」（Atlanticism）最終成功實踐的關鍵人物，更是戰後美國「雙重遏制戰
略」（Dual Containment）的主要策劃者。如果要對戰後美國對歐政策的構建過程進行深
入分析，艾奇遜外交思想的研究價值可謂不言而喻。

眾所周知，由於美歐關係的獨特性和複雜性，對歐政策長期佔據美國外交事務的核心議程
。作為近代資本主義和現代國際關係的發源地，歐洲列強及其霸權曾長期主導國際體系，
美國作為後起之秀，最終成為歐洲霸權的終結者和繼承者。二戰後由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主
導世界的兩極結構取代了以歐洲均勢為核心的傳統國際關係格局。美國為了主宰世界，立
即終止對蘇合作政策，而蘇聯亦致力於在鞏固東歐原本利益的基礎上，將自身的勢力範圍
進一步延伸。杜魯門政府決定實行對蘇強硬方針，以此來建立自己的全球統治力，一個以
遏制蘇聯為特徵的全球戰略逐步成熟。作為矢志秉持跨大西洋視野的國務卿，艾奇遜在兼
顧美國國家利益的同時，堅持以美歐聯合思維主導美國外交模式，一方面積極在歐洲乃至
整個西方締造一種新的均勢，另一方面藉助西歐的力量達成遏制蘇聯的戰略目標。為了實
現戰後復興，西歐國家的確有理由最大限度藉助美國的力量，而最關鍵的問題就是，如何
能讓歐洲人更好地適應美國人的思維邏輯和憲政體系。戰後美國對歐政策的構建，就是要
解決這一戰略課題。國內外學者在研究艾奇遜外交思想以及戰後美國對歐政策方面已經取
得了眾多成果。然而，這些研究主要圍繞對艾奇遜政治閱歷的表述，羅列其擔任國務卿期
間的重大外交舉措，以尋求美國推行冷戰政策的合理動因。大部分著作缺乏對艾奇遜外交
思維的整體梳理，沒有認識到其外交理念對於美國外交進程的獨特貢獻，沒有將艾奇遜與
歐洲問題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進行論析，沒能從戰後美國對歐政策的構建過程中發掘出艾奇
遜外交思想的核心，亦沒能充分地理解戰後美國對歐政策之所以取得成功的深層原因，更
遮蔽了「杜魯門---艾奇遜外交政策」對後世歷屆美國政府相關決策的影響。因此，本文
嘗試在上述研究盲點取得突破。

筆者藉助美國本土檔案，從艾奇遜外交思維的基本邏輯---「實力地位」與「總體外交」
這兩個概念入手，深入剖析艾奇遜如何使美國憑藉自身的綜合實力，以及逐漸趨於成熟的
外交思路，對西歐國家進行全面扶植，從而使美歐同盟得以迅速建立。一方面，艾奇遜作
為戰後初期美國外交政策、特別是歐洲政策的主導者，他的思想以及所主導的外交模式，
有必要結合近年來最新解密的一手檔案資料進行研究。另一方面，歐洲問題是美國外交的
核心議題，本文將對美國國務卿的個人研究置入美國對歐政策構建的大框架中，為美國外
交史和國際關係史研究提供一個新視角。


一、迪安·艾奇遜"歐洲優先"理念及其實踐述評

艾奇遜從求學到步入政壇的30年（1914-1945），可謂是世界歷史上最波瀾壯闊的歲月。
兩次世界大戰使得國際環境大為改變，二戰結束伊始，隨著大英帝國的全球支配地位逐漸
瓦解，西方世界呈現權力真空狀態。艾奇遜認為，美國應該扮演世界領袖的角色，以美利
堅式的理念重新構建世界秩序。「崇尚自由」是其外交戰略的意識形態根基---力圖締造
一個讓「美國的生活方式」可以無限推廣的環境。艾奇遜認為，上述理想得以實現的最重
要前提，就是捍衛建立在自由基礎之上的文明，並且反對專制，社會制度因而成為問題的
關鍵。依據自由原則建立的經濟體制，最終會導向民主社會，而那些企圖通過國家計畫、
鐵幕控制來追求既定結果的政權，只能衍生出極權和尚武的國家。因此，艾奇遜斷言，無
論是共產主義抑或社會主義都無法在美國存活。艾奇遜外交政策的基本思路就是，除非美
國引領戰後世界進入一個可控的秩序中---信仰自由、個人權力自由等普世價值得以實現
---否則，人類就會在世界大戰和全球大蕭條所造成的紊亂和絕望中覆滅。

歐洲順理成章地成為美國實現其世界領袖夙願的天然盟友。不論作為英國移民後代，抑或
是從小接受盎格魯-撒克遜精英式教育的影響，在艾奇遜的政治生涯中，歐洲始終處於戰
略核心地位，不僅是世界經濟的必要組成部分，而且是與美國命運息息相關的地緣實體，
艾奇遜無法容忍美國與世界其他地區割裂。入主國務院後，艾奇遜在構建美國外交政策時
奉行的「歐洲優先」（Europe First）理念，對當時乃至今後的世界格局都意義非凡。美
國外交在1945年後面臨兩個困局，即戰前國際體系的完全崩潰和蘇聯戰略意圖及動機的不
確定性。為此，艾奇遜的外交思維涉及兩方面內容：利用威懾制服威脅，修復紊亂且低迷
的西方國家體系。就艾奇遜而言，國際秩序的構建既關乎經濟和戰略層面，也關乎心理和
政治層面。很多西方學者認為，相比共產主義的最終勝利，艾奇遜更為擔心歐洲的沉淪對
全球勢力均衡所造成的破壞，以至於美國不得不回到一戰和二戰時那種以武力應對威脅的
老路。所謂「歐洲優先」外交政策的動機，是為了避免戰爭和國際秩序再度失衡。

二戰結束後，美國政府實行了全球戰略，即發動針對蘇聯的冷戰，進而對社會主義陣營進
行全面遏制，重新確立西方的軍事、經濟和政治優勢。那麼，作為必須要拉攏的盟友，美
國的外交天平必然向歐洲傾斜。矢志構建西方聯盟的國務卿艾奇遜，不僅寄希望於歐洲這
個眾多西方盟國和國際組織的聚集地，可以成為對抗蘇聯的第三種力量而重新崛起；而且
堅信美國維持在歐洲的軍事存在，可以將自身的防禦線推移到德國萊茵蘭以東，從而使美
國民眾更加遠離戰爭威脅。艾奇遜認為，「確保一個適宜的免受外來者侵擾的環境，就需
要意氣相投的國家達成行為共識。」他在1951年支持「北約共同防禦援助計畫」的演講中
表明，「正是因為我們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夥伴國同根同源，這樣的淵源以及共同體意
識的發展，使我們有機會構建一個值得守護且更為樂觀的未來；我們為了追求和平而阻止
戰爭，這是應對目前威脅的最佳答案；所以我們傾盡所有、聯合一致抵禦來自國內及外部
的威脅」。他在1961年還曾提到：「美國和西歐的人口和生產力分別是蘇聯的兩倍和三倍
，（這些）對於軍事防禦和經濟發展都是充足的。」從以上言論分析，艾奇遜自始至終將
西歐看作是美國遏制蘇聯最為有效的助力，美國只有依賴與西歐國家組成的西方聯盟，重
新塑造歐洲均勢，才能確保國家安全。因此，促進與盟國的合作成為艾奇遜外交生涯追求
的主要目標。

引人注目的是，艾奇遜曾與有「遏制之父」之稱的凱南（George Kennan）展開論戰，再
次為其「歐洲優先」理念添加了註腳。凱南於1957-1958學年任英國牛津大學客座教授期
間，接受BBC（英國廣播公司）邀請，就國際事務發表演說。凱南聲稱，除非美國和蘇聯
共同從歐洲撤退，建立一個統一且中立的德國，才會形成一個穩定的、免於核毀滅威脅的
歐洲。凱南信心十足地估計，西方軍事力量在歐洲大陸的過度膨脹會增加戰爭的風險。凱
南的演說雖然沒有直接挑戰美國當局的權威以及北約組織的合法性，但卻會被理解成西歐
國家應該警惕成為大國政治的傀儡，歐洲社會民主人士極為認同凱南的言論。針對上述「
美國拋棄歐洲」的論調，艾奇遜很快反唇相譏。1958年1月12日，他發表了「回應凱南」
的文章，刊登在美國和歐洲的主流媒體上，重申美軍之所以駐紮在西歐，源於公認的冷戰
緣由---遏制蘇聯入侵歐洲的野心。艾奇遜宣稱：「依我的判斷，凱南先生從來沒有領悟
權力關係的現實性，而是對它們採取一種更為神秘主義的態度，因而認為蘇聯對西歐不存
在軍事威脅。」當時，眾多民主黨要人紛紛表態支持艾奇遜的立場，希望美國政府遠離凱
南的非正統觀點。凱南和艾奇遜關於德國問題，以及駐歐美軍部署問題的分歧，伴隨其極
強的政治影射性，在大西洋兩岸產生了巨大影響力。應《外交季刊》所邀，艾奇遜發表《
分離的幻想》一文，其中指出：「孤立主義者的本性蘊藏在『美國退出歐洲』這個錯誤願
望中，試圖重回曆史窠臼同樣是徒勞且致命的，這完全是二戰期間不干涉主義的借屍還魂
。」

艾奇遜和凱南就美國外交政策導向問題發生過多次爭執，後者無法認同前者對西歐那種似
乎過度的「偏愛」。然而，艾奇遜確信冷戰中西歐對美國安全的必要性，這種重要性源於
建立在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基礎上的現實主義認知。他的外交理念核心，就是堅信美國的
國家利益與地緣安全需要一個與之兼容的國際秩序作為結構支撐。維吉尼亞大學歷史系教
授萊芙勒（Melvyn Leffler）認為：「毫無疑問，相比凱南，艾奇遜的理念更為深刻地塑
造了美國的遏制政策。凱南主張在德國和日本建立中立政府，令其獨立發展，艾奇遜則倡
導聯合、結盟以及美國的領袖地位；凱南貶低戰略地區的重要性，艾奇遜則堅持美國必須
掌控世界核心地區，並反對再度興起的民族主義潮流；凱南譴責美國過分依賴核武器，艾
奇遜則認為其會為外交政策的推行提供有力憑藉；凱南強調國家實力應該促進大國協商，
艾奇遜則堅持現有實力應該促成更強大的實力儲備。概言之，艾奇遜認為美國的實力可以
構建出全新的地緣政治經濟秩序，更好地為美國的利益服務。」

艾奇遜的外交思維將歐洲的重要性和蘇聯的威脅這兩個核心議題進行了巧妙組合，配以戰
後初期歐洲移民後裔主導美國主流社會話語權，以及杜魯門時期亞洲政策接連受挫的大背
景，美國對歐政策在實踐環節呈現勢如破竹之勢可謂順理成章。已故美利堅大學教授貝斯
內爾（Robert Beisner）指出，艾奇遜的外交戰略曾有兩種選擇：「其一，美國的政策導
嚮應該強調本土需求，以此來把握戰後世界格局，應該將蘇聯視為美國的朋友抑或一般的
對手；其二，由於蘇聯已經成為美國最大的威脅，美國應該立即強化自身的海外影響力，
並以此作為政策依據。」最終，第二條線索成為艾奇遜外交政策的主導觀念，其核心目標
是維護美國的價值觀，進而延續西方社會、經濟和政治傳統。筆者認為，戰後美國對歐政
策的核心，正是從經濟、軍事等方面對西歐的多維度扶植，幫助歐洲大陸國家實現區域聯
合，將西德同時納入西方聯盟和北約組織。美國的海外影響力因此急劇膨脹，對蘇東陣營
造成的壓力與日俱增。特別是聯邦德國大國地位恢復的同時，民族主義情緒受到極大遏制
，其經濟實力的急速擴張對東歐社會主義陣營造成潛移默化的影響，為後來的東歐劇變埋
下了伏筆。

從「歐洲優先」理念的形成與實踐效果看，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利益幾乎均得到體現。美國
利用扶植西歐國家再度復興這一歷史機遇，在很大程度上擴展了自身相對於蘇聯的戰略優
勢。艾奇遜利用不斷湧現的地緣危機說服歐洲領袖（特別是法德兩國）用積極的態度來化
解歷史積怨，歐洲國家為了自身的經濟以及安全權益不得不做出政治妥協，開啟聯合進程
。而歐洲方面對艾奇遜政策提議的積極回應，反過來加強了後者在美國政壇的話語權，孤
立主義者以及反對派愈發不能對「歐洲優先」這一理念造成實質性衝擊。正如史丹福大學
教授約瑟夫·約菲（Josef Joffe）所言：「艾奇遜是20世紀後半葉美國外交的核心人物
。他試圖構建一個國際體制，可以使美國通過服務其他國家而加快實現自身利益。」因此
，國家實力與外交決策這兩個基本因素，成為戰後美國對歐政策得以成功的關鍵所在。


二、"實力地位"與"總體外交"：艾奇遜賦予戰後美國對歐政策的兩個維度

戰後初期，美國外交政策並未立即形成完整的體系，美國國務院在與白宮和五角大樓的政
策博弈中，逐漸確立起以美歐聯合為核心旨趣的外交戰略。作為杜魯門政府在外交領域的
關鍵人物，艾奇遜主導並締造了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為核心的美歐同盟體系，美國順理成
章地取得支配地位。艾奇遜恰如其分地將自己的決策思路定義為「實力與外交」：一方面
，美國逐漸構建起西方聯盟的實力地位（Situation of Strength）；另一方面，將國內
外各方面因素進行整合，推動總體外交（Total Diplomacy）。後世學者將上述兩個概念
定義為「艾奇遜主義」（Acheson Doctrine），他們甚至斷言：「一個並未完全成形的艾
奇遜主義---倡導美蘇對抗，維持東西德分裂局面---最終導致蘇聯解體。」誠然，所謂實
力與外交，成為美國政府貫徹歐洲政策的兩個基本維度。

國家實力是外交政策得以順利推行的前提，現代美國外交戰略歷時超過70年，其主張是對
國家綜合實力的全新運用。不論是盟友還是對手，實力允許一個國家使別國按照自己的意
志行事。實力來源於許多資本因素---地理和自然資源，素質頗高且基數較大的人口，遍
佈世界的盟國，以及一支規模龐大且裝備精良的軍隊，利用上述綜合實力來完成政策目標
，就是現代美國外交戰略的體現。1945年後，美國的目標就是尋求和維持一個與其國家觀
念和政治制度相匹配的世界秩序。二戰結束後不到10年間，美國締造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和世界銀行，催生了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畫、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解決了柏林危機，開
啟了歐洲一體化進程。同時，日本和德國分別實現了民主化改造，經濟也得以恢復，雙雙
被納入西方聯盟當中。在世界現當代史進程中，上述外交成就為冷戰的結局奠定了基礎。
基辛格曾經讓杜魯門選出最讓他自豪的政績，後者回覆道：「我們完全擊敗了此前的敵人
並使他們徹底屈服，然後再幫他們復甦而實現民主化，最終重回世界民族共同體之中。」

回顧20世紀中葉，由於「新政」的施行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隨著美國權力的膨脹
與核心國家利益認知的不斷擴展，國民對美國強國地位的依賴逐漸加深。二戰結束伊始，
美國的外交戰略並不以征服敵人為目標，美蘇兩國並未即刻成為戰略對手。然而，當華盛
頓確定莫斯科對自身國家利益造成了嚴重威脅時，杜魯門認為美國必須調整戰略。因此，
合理使用國家實力對維護美國的理念、制度和傳統至關重要。杜魯門最堅定的戰略決策助
手艾奇遜，始終致力於締造美國所主導的世界秩序，構建一個具備自由制度和開放經濟的
國際社會。戰後美國外交政策最引人注目之處是提升了美國國家實力並且將其投入於外交
運作之中。冷戰爆發後，美國政府高層很快將實力和意圖相結合，來追求龐大的戰略目標
，杜魯門、艾奇遜的繼任者們將他們創造的外交模式延續到後冷戰時期。

艾奇遜曾在1950年宣稱，蘇聯在其意識形態驅使下，將其他國家視為敵人，損害西方的安
全和文明，蘇聯威脅的可怕之處在於，其積聚的軍事實力遠遠超過了自身合理的國防需求
。積累這種實力的衝動來源於（蘇聯）對西方自由世界的恐懼，因為西方從本質上對莫斯
科控制的東方構成了威脅。艾奇遜害怕不可預知的東西方摩擦，會升級為一場美國還沒有
準備好介入的戰爭。更大的威脅還在於，西方因為受制於克里姆林宮的恐嚇，而使莫斯科
贏得毫無代價的勝利。雖然艾奇遜承認蘇聯的一些政策和行為源於其自身的恐懼，但是他
更關心如何彌補西方軍事力量的相對弱勢，而不是怎樣解除共產黨人的恐懼。他認為，在
擁有核武器後，史達林試圖將蘇聯的邊界向西推進，這必然會讓正在恢復的西歐社會手足
無措，極易引發一場西方在軍事上具有明顯劣勢的戰爭---西方如此突出的軍事弱點可能
會激發莫斯科的魯莽行為。

客觀來講，戰後美國對蘇聯威脅的認知是過度的，這在很大層面上導致杜魯門政府外交政
策目標的盲目和泛化。然而，為了更好地應對蘇聯的挑戰，艾奇遜提倡迅速提升西方聯盟
的實力。就締造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而言，艾奇遜強調必須滿足損失慘重的西歐各國的重
建需求。面對戰後初期百廢待興的局面，西方各國政府、特別是戰敗國必然要用國家權力
來解決國內問題，從而導致專制政府的出現，不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與以美利堅自由精
神為準繩的意識形態模式不符。雖然艾奇遜確認蘇聯是西方的主要威脅，但他同樣害怕德
國和日本社會的無政府狀態會驅使二者進入極權主義軌道，從而抵消美國的戰爭勝果，將
美國重新推入不安全的孤立狀態中。因此，艾奇遜主張利用美國的實力優勢平復西歐的創
傷和紊亂。首先就是利用馬歇爾計畫向西歐注資貸款，用美國的農業和工業成果充實西歐
。美國政府對國內生產者的補償使其可以慷慨解囊，歐洲人藉此有能力購買美國的產品，
歐洲最終恢復了正常的社會秩序。但是，美國提供的「經濟止痛劑」並非萬無一失，蘇聯
仍在歐洲擴大自身的影響力，西歐工人暴動方興未艾。據此，艾奇遜打破美國在和平時期
不結盟這一傳統，竭力推動美歐聯合構建起跨大西洋軍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便是美
國給西歐的安全保障。與此同時，聯邦德國融入美國主導的大西洋共同體，堅持民主資本
主義的價值觀，成為美國冷戰大戰略的重要棋子。美國構建北約組織的主要目標是讓西歐
國家有安全感，歐洲人對戰爭再度爆發的恐懼因此大為緩解，遂能全力投入到自身的經濟
恢復與發展中去。

正是因為單純的經濟援助無法維護美國的利益和平息盟國的恐懼，艾奇遜提出發展「補償
性實力」（Countervailing Power）戰略。對他而言，第一步就是維護美國和西歐經濟的
增長以及社會的包容度和開放性，第二步則是積累和使用其他形式的實力。正如馬基雅維
利所言：「一個沒有實力的社會是不牢固的。」甘迺迪（Paul Kennedy）也曾提出，「缺
乏實力，人類所有的成就---藝術、文學、經濟的進步，乃至民主社會的推進，都將面臨
風險」。艾奇遜則進一步指出，美國必須要克服自身實力的侷限，臨時的「遏制」將會損
害而不是加強美國的實力，與其有重點、針對性地遏制蘇聯，西方更應該全面接近乃至超
過它的實力。想要贏得冷戰，意味著要長期抑制蘇聯的擴張主義衝動，所以應該將日本和
德國納入西方體系中，從而全面壓制蘇聯在歐亞的地緣優勢。只有構建足夠強大的軍事實
力，才能使蘇聯意識到在未來的任何戰爭中都將遭遇難以承受的後果。概言之，西方聯盟
軍事實力來源於北約組織的強化、西歐的重新武裝以及雙重遏制戰略的推行，艾奇遜斷言
：「冷戰是一場西方絕不能輸掉的戰役。」

這就是艾奇遜所謂構建「實力地位」的戰略，其中充斥著普遍主義的思維邏輯。在戰後美
蘇意識形態對抗愈演愈烈的大環境下，這樣的外交邏輯自然而然取代了凱南的以政治手段
為主，提倡重點遏制的特殊主義思維，最終贏得美國政府高層的一致推崇。首先，艾奇遜
的思維核心在於試圖撲滅冷戰中每一個真正的威脅，在限制蘇聯發展的同時，使西歐自由
地開展經濟重建。美國力圖發展常規武器來鞏固北約的軍事實力，恢復西德的大國地位，
使它們在美蘇對抗的最前沿發揮功效。其次，艾奇遜的政策目標是要締造實力而非協商解
決意識形態差異，他致力於美國永久介入海外，特別是歐洲事務，最終迫使蘇聯接受西方
取得優勢地位這一既成事實。他認定西方應該通過移除自身所有的「弱勢區域」而非尋求
和蘇聯達成共識，依靠自身實力來解決冷戰中的分歧。再次，即使展開東西方協商，蘇聯
願意做出讓步，艾奇遜也提倡避免在東西方討論中就關鍵問題進行妥協，因為隨著冷戰終
結，這些問題將迎刃而解。戰後美國對歐政策基本上就是按照上述邏輯來制定的。

如果說構建實力地位是戰後美國對歐政策的第一個維度，那麼憑藉實力推行整體性、全面
性外交，則是艾奇遜外交理念的第二個基本點，這一內容在他多次公開演講及談話中均有
體現。回顧歐洲政策的每一個環節，不論是1947年的《援助希臘土耳其法案》、1948年的
《歐洲援助法案》、1949年的《北大西洋公約》，還是1952年的《歐洲防務共同體條約》
，艾奇遜一貫主張運用政治、經濟、技術等力量配合軍事手段---利用國家的綜合實力來
實現外交目標，最終建立一個由美國主導，實力強大的「非共產主義世界體系」。1950年
初，隨著蘇聯核試驗成功和韓戰爆發，西方社會人心惶惶，艾奇遜則適時地不斷強化「總
體外交」這一理念，事實上標誌著所謂「艾奇遜主義」的誕生。1950年2月16日，在白宮
舉行的美國廣告委員會會議，國務卿談道了東西方兩種生活方式之間的衝突，以及避免極
端主義（包括軍事攤牌和預防性戰爭）的重要性：「國家一旦處於危險中，社會凝聚力自
然提升，人們對於民主生活方式的自信也會增強。正因如此，美國應該嘗試『總體外交』
---政府所有部門，不論是商務、勞工還是傳媒，都自願付出努力來成就外交事務。就國
務院而言，總體外交意味著要更好地整合外交、軍事和經濟戰略，最終形成一個整體性理
念，從而堅決遏制敵人的挑釁。」一個月後，在華盛頓舉行的探討美國國際角色的全國會
議中，艾奇遜對所謂「總體外交」理念進行了更為充分的論述：

總體外交的兩種主要思維，其一是物質層面，其二是方法和程序。就第一方面而言，任何
議題，包括稅收、貿易、移民、軍事、對外援助等方方面面，實則都是同一事物的不同部
分，每一部分都是重要的，沒有哪一部分能夠被隨意處置。總體外交意味著美國所有的問
題都是互相關聯的，都是維繫國家存在的關鍵部分……就第二方面而言，（外交）程序和
行為影響著政府和民眾，而政府則與其行政和立法機構有著緊密的聯繫。在過去幾年裡，
在總統以及總統辦公室的領導下，我們政府全部行政機構的所有國家機器都可以整合在一
起，從整體的角度來應對所有問題，這已經制度化。正因如此，外交和內政問題可以很好
地結合在一起。

戰後初期，美國外交政策主旨已確定，政府需要針對國際局勢以及由此產生的各種問題，
制定一個將政治、經濟、軍事乃至文化和社會生活各種要素涵蓋在一起的整體性戰略。如
果實力是執行國家大戰略的根本，那麼外交就是關鍵的手段。艾奇遜認為，建立強大的軍
事力量並增加促進政治團結的因素，就能締造一個可行的世界體系使國際權力對比趨於穩
定。具體到美國對歐政策這個領域，為推動歐洲一體化的進程，美國必須加強美歐雙邊互
動渠道，充分利用美歐特殊關係。由此可見，杜魯門政府幾乎將總體外交思維貫穿始終，
一直致力於通過多方面扶持來徹底根除歐洲的不穩定因素，成就西方聯盟的實力升級。為
此，艾奇遜對美歐聯合思維---大西洋主義極為推崇，堅決貫徹針對西德和蘇聯的雙重遏
制戰略，美國與西歐國家開始結成多領域合作的西方共同體。艾奇遜在經濟、軍事、政治
多個維度，通過層層遞進的方式，將美國和西歐國家的利益捆綁在一起。

綜上所述，「實力地位」與「總體外交」作為艾奇遜外交思維的兩條主線，亦是戰後美國
外交政策的精髓所在。杜魯門政府時期對歐政策諸方面的內容，無一不體現出國家實力與
外交戰略的積極整合，亦構成了所謂「艾奇遜主義」的核心內容。


三、國家實力與外交訴求--戰後初期美國對歐政策的得與失

戰後初期，美國和蘇聯從戰時的盟友轉變為爭奪地緣利益的對手，雙方都不願將主導世界
秩序的機會拱手相讓。隨著納粹德國在二戰中徹底失敗，英、法兩國的綜合實力亦受到極
大削弱，這直接造成中歐地區的權力真空與歐洲均勢失衡，美國和蘇聯都有強烈企圖對此
進行填補。出於血緣以及文化的關聯性，自美國建國以來，其一直將歐洲國家視為天然盟
友，通過締造美歐聯盟來遏制蘇東陣營，便成為杜魯門政府的最終選擇。艾奇遜則在這一
時期美國對歐政策的構建過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總的來看，這一過程最終幫助美國贏得
相對於蘇聯的戰略優勢，從而奠定了美國在戰後的霸權地位；另外，就國家實力的構建與
外交政策的實踐兩個層面而言，戰後初期的美國對歐政策亦存在理論和實踐層面的不足，
長遠來看，導致美國國家利益受損，所謂有得必有失。

艾奇遜在美國現代外交崛起的進程中究竟佔據怎樣的地位？相關記錄又是如何證明其外交
戰略之確立過程？同處一個時代的歐洲政治家艾登（Anthony Eden）和舒曼（Robert
Schumann）均認為：「艾奇遜使得美國的外交政策與西方自由國家接軌，令西方通過實力
與聯盟來遏制戰爭，更使歐洲獲得了聯合為一體的勇氣。」美國著名政治記者和歷史學家
懷特（Theodore White）曾寫道，「在戰後世界中，倘若有人稱得上美國霸權的人格化縮
影，那一定是迪安·艾奇遜，其權力鼎盛時期無人可以匹敵」。甚至連基辛格也激贊：「
杜魯門和艾奇遜，共同開啟美國外交政策史上最具創造力的時代。」當代研究艾奇遜外交
思想最為出色的學者貝斯內爾則認為，「在20世紀，艾奇遜的外交成就確實為世界所矚目
。縱觀美國歷史，恐怕只有約翰·昆西·亞當斯和威廉·西沃德能夠踰越其地位」。誠然
，上述都是美國學者固守本國立場而得出的結論，難免充斥溢美之詞。艾奇遜在美國對歐
政策構建中的作用，需要建構系統性框架進行分析。

由於近東危機的爆發，艾奇遜對蘇聯的態度發生重大轉變，不同於此前一直堅守的美蘇合
作理念，他認為蘇聯對美國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已經構成最大威脅。因此，美國應該抓住
時機增強自身軍事實力，成為自由國家安全防務結構中的強大核心。具體而言，第一，美
國應該通過物質援助恢復西歐的經濟實力和政治意願；第二，在北大西洋自由國家中創建
統一的安全體系，美國應該通過增加在歐洲駐軍和建立軍事基地的方式，使該體系不斷強
化；第三，挫敗蘇聯向地中海地區的推進，使該地區成為維護西歐實力地位的前沿陣地；
第四，恢復德國和日本的國家主權，使其能夠維護自身安全；第五，應給予聯合國實際的
權力，使其成為義務和規範的化身，彰顯其與美國憲法潛在的相同價值觀。參照此後的美
國政策制定模式，杜魯門政府時期的歐洲政策基本上是按照上述設計來執行的，此後美國
歷屆政府亦基本延續了艾奇遜的締造西方聯盟「實力地位」這一戰略。

概言之，戰後美國對歐政策的形成與提出，是歷史經驗、地緣政治邏輯、事態發展以及政
治家自身素質共同作用的結果。首先，一戰之後「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打造的「紙面和
平」，很快被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打破。與之相較，二戰之後西德以非暴力方式接受戰爭失
敗，從而很快轉變為民主和平的西方盟國，艾奇遜在西德國家快速轉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西德被重新納入西方體系後，通過馬歇爾計畫和重新武裝政策，從衰敗狼藉的被佔領國
再度成為發達的獨立國家。其次，「大西洋主義」很好地彌合了美歐國家之間的歷史嫌隙
，艾奇遜與歐洲政治夥伴以及國內「歐洲派」官員合力締造出一個跨大西洋軍事聯合體。
再次，無數歷史教訓證明，一體化是歐洲國家在戰後唯一的出路，美、英、法三國進而催
生出歐洲一體化的萌芽：它由馬歇爾計畫發端，隨著舒曼計畫而進一步昇華，促使歐洲人
逐漸拋棄極端民族主義而接受合作共贏思維。艾奇遜為恢復西歐經濟和士氣竭盡全力，為
美國在歐洲塑造了長期的良好形象。伴隨艾奇遜推行的「雙重遏制戰略」漸露猙容，米哈
伊爾·戈巴契夫上台後，逐漸認識到蘇聯必須融入西方的現代化進程中，提出實施緩和東
西方關係的外交新思維，戰後美國對歐政策的實踐很大程度上導致冷戰終結。

就戰後美歐關係而言，與歷史經驗緊密相連的是一種宏大的地緣政治邏輯。杜魯門政府面
臨十分嚴峻的國內環境，死灰復燃的孤立主義險些將「馬歇爾計畫」和《北大西洋公約》
扼殺。艾奇遜等美國國務院「歐洲派」官員認為，美國若採取隔岸觀火的姿態，西歐國家
會為謀求自身安全而再起紛爭，進而刺激蘇聯再度西進的企圖。倘若沒有北約的軍事威懾
，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國家必然會屈服於蘇聯而被迅速「芬蘭化」；義大利共產黨人會通過
自由選舉奪取政權；希臘和土耳其會因失去國際仲裁而延續雙方的衝突；法國會為抵禦德
國復興而倒向蘇聯；而在法國和蘇聯的聯合彈壓下，西德不可能實現自由民主並贏得和平
；最大的隱患在於，戰後英國依然固守傳統的「離岸原則」，一旦沒有美國的拉攏，英國
的光輝孤立必然被無限放大。若上述情況均成為現實，未來的美國將難以避免蛻化為受經
濟保護主義支配的軍事獨裁國家。正因如此，艾奇遜堅持「歐洲優先」的外交理念，很好
地貫徹了「大西洋主義」這一美歐聯合思維，最終排除了西歐國家重蹈世界大戰覆轍的可
能性，開創了戰後美歐關係的全新模式。

戰後歐洲形勢的發展，也不斷更新著艾奇遜對美國戰略利益的判斷。蘇聯先後強勢介入東
歐各國事務，對德國東部實施佔領與管制，在中歐地區保持強大的影響力。由於蘇聯並非
完全以戰爭的方式獲得統治力，並且在很大程度上與美國共同控制中歐，以致美國難以對
蘇聯這一「新生敵對力量」進行軍事反擊。因此，當美國發現自己與蘇聯在對德管制、德
國統一以及東歐政治前途等問題上愈發難以取得共識後，在西歐各國政府倍受國內共產黨
等左翼力量衝擊的情況下，杜魯門政府最終選擇對蘇聯發動冷戰、實施遏制戰略作為應對
之策。隨後，由艾奇遜等國務院歐洲派官員主持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即刻成為美國
在歐洲遏阻蘇聯權勢擴張的主要力量。戰後初期，西歐各國的孱弱現實導致北約組織在很
長時間一直是一個「紙面聯盟」，遠非實質性的軍事同盟。出於地緣戰略、防務安全與經
濟發展的需要，美國必須把聯邦德國納入北約框架，才能使大西洋聯盟勝任有效遏制蘇聯
、恢復歐洲均勢的戰略使命。儘管艾奇遜在其任期內未能完成使聯邦德國加入北約組織的
目標，但是其參與設計的雙重遏制戰略，以及將恢復聯邦德國主權與重新武裝整合在一起
的「一攬子計畫」，還是成為解決德國問題的最佳方案。

戰後美國外交政策走向轉變劇烈，為了更好地推行冷戰戰略，以艾奇遜為代表的美國外交
決策者們，根據美國國家利益以及對國際格局走向的判斷做出扶歐抑蘇、重塑實力、構建
聯盟和雙重遏制的對歐戰略。但是，艾奇遜制定的歐洲政策構想亦存在諸多缺陷。針對戰
後初期美國和歐洲各國在經濟、軍事以及政治領域的紛爭與合作，美國對歐政策的得與失
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首先，艾奇遜主持制定的杜魯門政府歐洲政策及其實踐過程，成功地構建起西方聯盟，使
美國和歐洲國家真正結成經濟、軍事與政治共同體。艾奇遜的國際戰略觀念對歐洲國家有
很強的吸引力，歐洲人願意和一個並非道德說教者的美國政客打交道，雙方分享趨於一致
的利益觀念。與此同時，艾奇遜的外交理念亦得到美國國會和民眾的大力支持，這為美國
成功締造西方領袖的地位奠定了基礎。正如英國學者麥克萊倫（David Maclellan）所指
出，「艾奇遜認為美國和歐洲的影響是相互的，歐洲絕不相信美國會漠視他們的危機，他
們總是認為美國的決策行為會優先顧及他們的問題。艾奇遜堅信美國外交政策的成功依賴
於和盟國維持良好關係，他將盟國的看法作為制定政策的重要標準，強調外交戰略的成功
在於維護大國政治的平衡。與此同時，在塑造外交政策的過程中，艾奇遜絕不允許別國利
益凌駕於美國之上。他總是依據戰略的主次對不同的地區予以區分，評估（美國）在某一
地區的戰略風險和成本收益」。艾奇遜對國際政治的敏感度，為美國外交政策奠定了戰略
基礎，戰後美歐關係的塑造就是建立在雙方共同的責任感之上。通過對歐洲的經濟援助，
以及大力提倡美歐聯合思維，以「聯盟」和「實力」為導向，使得戰後初期的美歐共同體
初具規模。

其次，艾奇遜將戰後美國對歐政策的核心戰略理念定位為「雙重遏制」，在很大程度上決
定了冷戰的走向。通過重新武裝聯邦德國，美國可謂一舉兩得：一方面消除了歐洲的不穩
定根源，另一方面利用聯邦德國加強西歐抗衡蘇聯的能力---通過對西德隱性的遏制達成
對蘇聯顯性的遏制。從美國的角度看，美歐聯盟成為一種手段，遏制蘇聯實則是根本目的
。在西歐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利用聯邦德國的實力優勢促成德國的最終統一，進而為西方
國家塑造一個經濟實力強大、愛好和平的德國，使之在歐洲具有更大的國際政治與經濟影
響。更為關鍵的是，聯邦德國在日後成為東西方對抗的前沿陣地，對日後的東歐劇變，蘇
聯解體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客觀來講，艾奇遜針對德國和蘇聯所制定的「雙重遏制戰
略」使美國在戰後初期便贏得相對於蘇聯的地緣戰略優勢。

再次，在艾奇遜力主之下，歐洲一體化在戰後初期便開始起步，並且迅速取得顯著成就。
第一，舒曼計畫的出台，使得艾奇遜決意將美國以單方面經濟援助推動歐洲復興的模式，
改由法國主導歐洲聯合進程，歐洲國家開始致力於締造超國家機制，並且推進經濟聯合政
策。舒曼計畫可以延伸美國外交政策的戰略目標，締造一種國際機制，使法國的安全和德
國的復興相協調，不僅使法國和德國達成歷史性和解，同時重新構建起西歐國家的均勢狀
態，最終加強了美國在戰後的優勢地位。第二，歐洲防務共同體（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雖然在艾奇遜離任後遭遇失敗，但是歐洲聯合防務理念已經深入人心，聯邦
德國的重新武裝乃至西歐聯合部隊的建立，最終在艾奇遜創立的「北約模式」中得以實現
。長遠來看，艾奇遜所倡導實施的歐洲國家經濟、軍事、政治等多維度聯合---構建民族
國家共同體---已成為當代西方國家進行國際合作的範本。

概言之，艾奇遜在塑造「美國理念中的世界」這一過程中所推行的一系列舉措，同樣也是
他積極追求國家利益的體現，即建立持久的國際多邊機制，推動法德和解，加速歐洲一體
化。美國通過對歐洲政策的成功規劃及實踐，使自身攫取了大量的戰略優勢，添加了與蘇
聯進一步對抗的籌碼。同時，西歐國家實現復興並且與美國結盟，唯美國馬首是瞻，最終
增加了美國在處理國際問題時的話語權。正如艾奇遜在1950年的國會證詞中所表示的那樣
：「美國如果要遏制蘇聯支配世界的野心，必須做到兩件事。第一，美國繼續保持與俄國
人進行協商的開放態度；第二，美國要創造實力地位，使西方聯盟在政治、經濟和軍事層
面維持一支能與蘇聯抗衡的聯合部隊。只有完成後者，我們才有可以與蘇聯協商的資本。
」

以上四方面稱得上是艾奇遜所構建的歐洲政策對美國國家利益的積極影響。然而，在冷戰
大背景下，美國對歐政策必然要適應「遏制」這一主題，杜魯門政府執政後期所表現出的
「全面遏制思維」，最終使囿於其中的歐洲政策不可能擺脫其理論和實踐的侷限性。

第一，戰後美國對歐政策完全充當了美國遏制戰略的工具。正如艾奇遜指派尼采（Paul
Nitze）編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NSC-68 Paper），表面上在於促使杜魯
門政府增加國防預算，實則倡導針對蘇聯實行「全面遏制」。這一構想是對凱南「遏制理
論」的武斷修正，與凱南基於現實主義、特殊主義的所謂「動態遏制」---以政治、經濟
手段為主，軍事手段輔助的遏制方針相去甚遠，實際上回歸到普遍主義的思維路徑之中
---追求一種絕對的安全，用蘇聯的威脅來認定美國的國家利益。這種全面遏制思維與艾
奇遜此前推出的「爛蘋果理論」神似，均倡導美國必須同蘇聯在全球範圍內長期對抗，這
樣不分輕重緩急的全面對峙，最終導致戰後美國外交目標的模糊和泛化。為了更好地威懾
蘇聯，在韓戰爆發後，艾奇遜便促成美國對歐援助政策的轉型---由經濟層面過渡到軍事
層面。以重新武裝西德為契機，美國強迫西歐各國追加軍事預算和重整軍備，這對戰後的
歐洲國家可謂苦不堪言。美國對西方聯盟軍力恢復的迫切需求，與西歐各國窮困潦倒的殘
酷現實形成強烈反差，而後者迫於前者的政治壓力不得不就範，導致1950年代歐洲反美思
潮的興起。基於本國的冷戰戰略，艾奇遜幾乎完全忽視了歐洲盟國相對於美國並不迫切的
東西方對抗意願，可以說是杜魯門政府外交政策最嚴重的思維盲點。

第二，艾奇遜對西歐國家採取的全方位扶植政策，使歐洲國家對美國產生嚴重的依賴心理
，最終不利於其長遠發展。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哈珀（John Harper）認為，「戰後
歐洲各國領導人普遍認識到，沒有美國全方位的支持，歐洲統一是天方夜譚，美國確實營
造出一種歐洲人自主觀念和獨立意識受到限制的情境。歐洲對美國持續的依賴和歐洲本身
的分裂狀況，遲早會轉化成歐洲人長期的憂慮：未來美國可能徹底退出歐洲並放棄對歐洲
的軍事庇護」。由於雙方的實力差距，美國在美歐事務中始終佔據主導話語權，歐洲國家
很多時候只能根據美國的政策來制定自身的戰略規劃，造成「美國一朝短路，歐洲全面停
電」的後果。英倫三島始終無法擺脫「英國病」，歐洲大陸一再爆發週期性經濟危機，就
是最鮮明的寫照。所謂「歐洲優先」理念的核心，實際上在於美國通過對歐洲的全方位援
助，樹立前者在西方聯盟的主導地位，最終使歐洲國家為美國所用。換言之，美國既要支
持和幫助歐洲實行聯合，又要確保西歐聯合不能脫離美國的控制，實為「美主歐從」。然
而，這樣的戰略導向客觀上不利於西方聯盟的發展，進而對歐洲一體化進程產生了消極影
響。

第三，艾奇遜主導推行的「雙重遏制戰略」，雖然取得了頗為理想的效果，依舊存在不少
缺陷。誠然，美國賦予聯邦德國在北約體系中的盟國身份，其背後的深意在於彌補西方聯
盟在遏制蘇東陣營時缺乏戰略前沿這一不足，以期更有效地恢復由於蘇聯實力上升而日益
失衡的歐洲均勢。同時，美國又能通過北約框架對重新武裝後的聯邦德國的民族主義進行
有效控制，以安撫英、法等西方國家對德國復興的恐懼。這種雙重遏制戰略付諸實踐的前
提是東西德的分裂以及德國和蘇聯持續處於敵對狀態。但是，隨著東歐劇變以及兩德統一
，德國綜合實力迅速上升，伴以國際地位提高和外交自主權完全恢復。為維護國家安全，
德國一直積極尋求同俄羅斯的對話與和解。冷戰結束後，所謂「雙重遏制」的戰略基礎蕩
然無存，如何有效地抑制德國乃至歐洲死灰復燃的右翼極端勢力，成為當今的國際難題。
戰後初期，美國外交決策者們僅僅探尋到某一特定時代適合美國的歐洲戰略，卻缺乏未雨
綢繆的長遠佈局。艾奇遜縱然看到德國暫時分裂對遏制戰略利好的一面，卻未能顧及未來
德國統一後美國可能遭遇的挑戰，這為後冷戰時代的美德以及美歐關係帶來諸多隱患。


結語：迪安·艾奇遜與戰後美歐聯合思維的確立

如前文所述，戰後初期美國對歐政策的「得」抑或「失」，都與迪安·艾奇遜這位戰後第
四任國務卿的思維導向緊密相關。「締造聯盟」成為艾奇遜的外交信條，其目的不僅僅是
將具有同一目標的國家整合在一起，更在於使相關國家重新獲取經濟和社會的動力，鼓勵
道德、自信以及渴求成功的信念，這是一項史無前例的、龐大的任務。受到戰爭破壞的國
家，無論在精神、物質還是國家權力層面，都需要恢復健康和自信，從而追求一致的目標
。艾奇遜極力促成一個較為完善的美歐聯合方案，試圖創造一個「美國的國計民生和個人
自由都能生存並發展的國際環境，為此必須將歐洲保留在自由世界體系之內」。首先，艾
奇遜所倡導的大國間多維度、多層次、多領域合作，使美歐聯合進程持續煥發出生命力，
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戰後西方聯盟較之於蘇東陣營的實力優勢，為美歐關係的發展開創了
比較有利的局面。再者，美國的商品由此可以獲得更為廣闊的市場，汲取更多的資源，歐
洲國家客觀上幫助美國分擔了經濟、政治負擔。事實證明，通過致力於歐洲聯合，戰後美
國實現了自身國家利益的進一步放大，這實則是「杜魯門-艾奇遜式美國對歐政策」的深
層動機。

冷戰初期，美國政府將保衛「西方文明」和締造「大西洋共同體」，與美國自身文化存續
和國家安全聯繫起來，論證美國援助歐洲和構建北約組織的正當性，成功地將美國與西歐
凝聚成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共同體。強調美歐休戚與共的「大西洋主義」瓦解了主張歐
美對立的大陸主義。俄亥俄州立大學榮退教授麥克馬洪（Robert McMahon）精闢地指出：
「迪安·艾奇遜的政策理念，催生出『西方』這個概念，這一構想首先基於一個想像中的
歐洲和北美民族國家共同體，不僅分享利益和價值觀，更擁有一個共同的民主根源。隨著
時間推移，其深入人心並部分成為現實。」

20世紀中，隨著兩極格局的湧現和歐洲整體式微，以美國為主導的大西洋共同體成為美歐
雙方唯一的選擇。與此同時，歐洲一體化對戰後美國對歐政策的影響頗深，確保西歐的政
治穩定和經濟重建乃首要原則。以史為鑑，德國的資源對於歐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政治
上將德國納入西方體系更為必要，美國通過歐洲一體化將西德納入並限制在西歐聯合體乃
大勢所趨。正因如此，艾奇遜始終將把一個民主和先進的德國納入西方體系視為冷戰戰略
之關鍵，德國的納粹主義和容克主義最終消弭殆盡。此種「雙重遏制」的戰略思維，成為
杜魯門政府大戰略的核心內容。顯而易見，戰後美國對歐政策的最大變化在於兩方面，其
一，美歐結成了大西洋軍事政治聯盟；其二，美國推動歐洲實現一體化。上述新的對歐政
策追求安全與經濟兩個目標：美國通過大西洋聯盟為西歐的安全承擔主要責任，維持歐洲
的穩定局勢。同時，美國通過支持一體化避免西歐退回到民族國家爭霸狀態，消除狹隘的
民族主義，美國在歐經濟利益最終得以放大。艾奇遜認為，這兩個目標最終得以相互補充
，美國在大西洋聯盟內部排斥西歐在防務和外交領域採取自主行動的權限，為北約組織設
置了極為精密的構造，並賦予自己絕對主導權，就深刻地體現了這一意圖。正如艾奇遜所
言，「歐洲一體化的發展只有根植於更廣泛的大西洋共同體之中才更為安全」。

總體而言，本著構建西方同盟的實力地位，推行總體外交的原則，以艾奇遜為代表的美歐
政治家協力締造出「大西洋共同體」，「大西洋主義」遂成為描述美歐聯合思維和美國地
緣政治利益的經典概念。戰後至今，美國對歐政策雖然經歷了不斷的調整，但是其兩個核
心成分和目標卻得以延續和保留：其一，堅決防止歐洲出現挑戰美國利益的霸權國，美國
兩次參加歐戰、組建大西洋聯盟乃至支持歐洲一體化皆為實現此目標，維持歐洲均勢是美
國絕對無法妥協的國家使命；其二，美國在歐洲推行全球秩序政策，以促進建立一個能夠
維護美國霸權地位、沒有歧視的多邊開放的國際體系，這一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全球秩序
政策與防止歐洲霸權的現實主義政策之間並不存在直接衝突。從這個意義上說，冷戰初期
，隨著艾奇遜等一批「歐洲派」的湧現，美國將組建大西洋聯盟作為實施對歐政策的多邊
機制性框架，並主要在該框架內處理美歐關係，這實際上成為後來歷屆美國政府制定外交
政策所遵循的根本性原則。正如曾任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主席的萊斯利·蓋爾布（Leslie Gelb）所指出的，「杜魯門團隊所制定的冷戰初期的
美國外交大戰略標誌著美國外交政策進入黃金時代，這一成就可與美國國父們制定憲法相
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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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公共論壇的良好運作建立於：不口出惡言，僅議論公共事務與公眾人物，發表和題旨
相關的事實與觀點，就事論事，不臆測個別參與者未表明的觀點、動機、背景、或私人信
息，不指點個別參與者的思考與行動，不要求個別參與者發表、評論、或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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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來自: 76.183.127.209 (美國)
※ 文章網址: https://www.ptt.cc/bbs/IA/M.1609533311.A.8A1.html
→ kwei: 要拉攏歐洲，最關鍵的還是讓利。
噓 cangming: 看看德國的國防 啥叫排拒他國？ 這篇到底有沒有國際現實
→ cangming: 的常識啊
噓 cangming: 更別講放棄自身國防叫與俄國對話？ 少講幹話了 那不過是
→ cangming: 北約前線前推 有波蘭等一系列國家在前面當肉盾罷了
→ cangming: 而冷戰時因為戰略縱深的考量 西歐本來就要做戰略後置 你
→ cangming: 不靠美英 你要怎麼作戰略後置
→ cangming: 忽略歷史事實的結果就是寫出這樣一篇狗屁不通的文章
→ cangming: 難不成現在星光部隊在台灣 就叫台灣掌控星加坡的政經了
→ cangming: 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