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 全球抗爭與我們時代的「非運動」

作者kwei (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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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資訊] 全球抗爭與我們時代的「非運動」

時間Tue Jan 12 03:53:47 2021

前進吧，野蠻人！--全球抗爭與我們時代的「非運動」（上）：http://read01.com/oAgojaQ.html （下）：http://read01.com/KDmAEnB.html 原文發表於《尾注》（Endnotes）ONWARD BARBARIANS https://endnotes.org.uk/other_texts/en/endnotes-onward-barbarians 【按】近年來的全球抗爭極具傳染效應的在世界各地爆發，它不同於傳統的有組織、有綱領的社會運動，以至於除了保守派對其極盡污名外，連激進左翼也對其保持了距離--認為它們無法企及左翼訂下的高標準：它們太自由化，太暴力，太被動，太不正規，太民族主義，太屈從於現狀，或是太耽於身份政治。本文指出，我們自2008年所見證的，是「非運動」（non-movements），即「分散的、無組織的行動者的集體行動」的持續發展。這些「非運動」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革命化的，而是一種「被動抗爭」（passive revolts），即對於我們這個時代客觀失序的主觀表達。它們首先反映出的是在持續的停滯和緊縮之中，政治日益失去其合法性。作者反對外部對於「非運動」所體現出的「身份政治」面向進行不加區分的指控，儘管階級依然是進行區分的主要參照，但今天決定階級歸屬的已經包括很多不同的變量，例如年齡、性別、地理、種族或宗教等，它們既是社會鬥爭的渠道也為其設限，並且讓身份政治演變為階級鬥爭的真實表達。事實上，正是裂解的階級結構使得身份認同成為停滯不前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政治範疇。「非運動」揭示了人們如何在經濟必要性之外的範疇中構想現實，與此同時它們也在同通常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機制所造成的後果進行鬥爭。作者強調，身份政治是新自由主義主體政治化的必要模式，對該主體來說身份既是必要的又是不必要的，既會賦予其力量又會反過來削弱它。這種政治不能被簡單地對應到「真實的（ real）與建構的（social）、「工人階級」與「中產階級」、「革命」與「改良」的戰略劃分上，因為其在鬥爭中的可操作性導致的是身份的合流，包括鬥爭本身引發的合流。「非運動」覆蓋了前所未有的人群，我們正在見證一場「沒有革命的革命者」的生成，因為上百萬計的人們走上街頭並且被他們集體宣洩的憤怒和厭惡所改變，但卻（尚）未能夠出現任何超越資本主義的一致的概念。它們的作用是讓這種政治秩序變得無法管治。 2020年五月初，反對飢餓的示威遊行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爆發。封城讓人們沒有了收入，使得他們陷入飢餓之中。一場大規模的自組織社區公共廚房運動開始在全國開展起來。當月晚些時候，墨西哥則爆發了另一場示威活動，起因是一位因為沒戴口罩而被捕的建築工人吉奧瓦尼·洛佩茲（Giovanni L?pez?）為警察所殺；同時在印度，成千上萬絕望的外來勞工也打破了宵禁規定。美國和德國一些亞馬遜倉庫的工人們已經開始罷工，以抗議糟糕的應對新冠疫情的衛生安全規定。【1】然而針對這家全球最大零售商的工人運動聲浪隨後很快被淹沒，取而代之的是在五月底，人們收看了警察殺害喬治·弗洛伊德的現場視頻後，因憤怒而點燃的一場席捲美國的空前規模的群眾運動。後者最初主要由明尼阿波利斯的黑人居民主導，但很快就有來自各地、各種族、各階層的美國民眾加入其中。在起初的亂局中，人們甚至可以在因應匿名者Q時代（QAnon，註：發源於美國遍及西方世界的一場基於陰謀論的右翼運動）而出現的所謂「傾斜陣線」（Querfront）民兵中找到這場運動的支持者。【2】起初，新冠病毒的出現看起來意味著階級鬥爭將暫時停滯，或者至少會賦予壓迫者及其機制以額外的資源手段。至少這是三個上了年紀的義大利異見人士的預想，他們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最初幾週時間裡發佈了令人憤慨的攻訐。【3】而事實上，一如朱利安·顧巴（Julien Coupat）近來所主張的那樣，封城的確表現出「一種新的管治與生產模式，一種特定類型的人。」因為封鎖的緣故，加之健康在智利作為一種昂貴的商品而引發了人們對於瘟疫的普遍擔憂，自2019年10月份以來撼動智利的大規模運動也隨之被打散。在養老金改革捆綁著第一輪針對新冠疫情的緊急應對措施，最終繞開議會獲得通過之後，法國因這場改革而爆發的長期總罷工也隨之戛然而止。有那麼一段時間，巴格達、貝魯特的抗議者們被迫離開街頭，那幾個義大利異見人士的觀點似乎也被證明是對的。但沒過多久，世界各地的群眾又打破了讓近一半人禁足，且讓世界經濟陷入巨大衰退的宵禁和封城令。幾乎在美國因抗議弗洛伊德遇害而爆發大規模示威的同時，成千上萬要求獲得經濟援助的巴西人從聖保羅的貧民窟遊行到州長官邸，而哥倫比亞和薩爾瓦多的群眾敲打著瓶瓶罐罐走上街頭，以抗議不斷惡化的生活水平並要求結束封鎖令。七月，成百上千塞爾維亞群眾因為政府重新開啟宵禁而衝擊了議會，而在衣索比亞，流行歌手哈卡魯·洪德薩（Haacaaluu Hundeessaa）遇害，引爆了一輪暴力示威，以致超過 150人喪生。接下來的一個月，衣索比亞的鄰國肯亞也出現了相似的情況，首都內羅畢的貧民窟民眾奮起反抗在宵禁執法過程中殺害了至少20人的警方；而白俄羅斯則在一場一如既往地將權力交到盧卡申科手中的選舉過後，面臨著示威、動亂和罷工的衝擊。九月，哥倫比亞律師奧多內斯（Javier Ord??ez）被警察電擊致死，又讓該國見證了新一輪的動亂；馬德里和那不勒斯的工人階級社區則起來反抗警方和封城令。本文寫作期間正值奈及利亞的另一輪大規模示威活動，目的在於抗議暴力執法和腐敗的警方，而同時印度則正在經歷著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罷工行動。 https://i2.read01.com/SIG=5itk1c/30536a5a42493230776a.jpg

圖1: Economic growth rates, OECD countries, 1960-2020 我們當前所處的時代或許映射出了人類面對一系列機制的蛻變（metanoia）（一種變化或轉向），這套機制和陳規無法再將我們所屬的物種順利地改造為除了僱傭勞動力和資本之外無處棲息的動物。歷經數十年的增長率下降和失業率高企後，我們如今正處於上世紀30 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全球衰退之中（見圖1）。美國勞工統計局公佈了「有記錄的72年來最嚴重的月度失業率」，而同時英格蘭銀行則警告稱「英國將面臨1706年以來最為嚴重的衰退。」印度法裡達巴德（Faridabad）的同志們最近宣稱「資本正在狼狽地撤退。資本如今極度虛弱。它正搖搖欲墜。」這種判斷或許過於樂觀了，但如今非常明顯的是，這種經濟模式所生產出的「特定類型的人」並非基於社交距離和自我監管上的孤立個體，而是一群心懷不滿、準備反抗的人們。他們已經在全球範圍內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走上街頭，是因日益惡化的生活條件、異化以及警方而感到憤怒所導致的、一波多種身份認同的合流（ confusion）。一、「非運動」的全球累加預言新冠大流行的後果還為時尚早，但毫無疑問，自2008年經濟衰退以來引發的抗議大潮時代還未結束。給當年--借用歐巴馬的話--希望與改變的夢想帶來生機的大多數抗爭要麼是為國家的鎮壓瓦解並演變為內戰，要麼是變成政黨以求插手管理我們這個世界業已停滯不前的經濟。但如果說希冀改變是幼稚的，那也只是因為真正的改變，在ISIS的崛起中，在塞西在埃及的政變中，以及在新民粹主義的大肆擴散並讓川普、維克托·奧爾班、博索納羅甚至馬克龍和鮑裡斯·詹森等政治強人掌權的過程中，展露了它們夢魘般的底色。一些人試圖通過經典的「革命-反革命」辯證法來理解自佔領華爾街到川普上台以來的變化。然而，我們根本不清楚自己是否見證了某種「反革命」，因為這個世界上的川普們只會激化衝突和分裂，以至於秩序派也會暴露出自己其實是無政府主義派的事實。【4】這批新民粹主義分子無力打造任何真正的霸權，而只能夠造成人群的對立。【5】拜登的勝選表明，對於法西斯主義的恐懼被誇大了。但這個星球上的拜登們也只能加深分裂，最終剝掉民主進程的合法性。如果存在一種非自由化的發展進程，那勢必也會受制於各國當局對於抗議運動所採取的日益嚴苛的打壓手段，一如我們如今在世界各地所看到的那樣，這些抗議者要求獲得對自己生活的主導權，以及和平、秩序和安全，而這是川普們、拜登們，哪怕桑德斯們都無法給予的。【6】圖2右軸的指標（綠色線條）顯示，2008年到 2019年間，全球範圍內的反政府鬥爭以每年11%的幅度增加中。左軸（紅色線條）則藉由衡量民眾對於民主制度的滿意度，展示了自2008年以來政體合法性的逐步下跌。本文其他各處出現的數字也說明了各個地區所呈現出的同樣的統計結果。這張圖片清楚地表明，自 2020年5月份以來出現的新一輪抗爭運動意味著我們正在朝一個更具破壞性的十年走去。抗爭並非剛走在來的路上，它已經來了，並且在全球範圍內年復一年以更大的強度展開中。【7】 https://i1.read01.com/SIG=323e6n1/30536a5a424937396151.jpg

圖2: Protest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ll countries 2000-2020 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正穩步走向一個意味著革命將不可避免的「歐米伽點（omega point）」。這些運動可能只是單純意味著我們進入了一個無法管治的世界。但我們也可以在今天重複和堅持雅克·卡馬特（Jacques Camatte）1972年所說的：「在五月風暴過後，生產革命者的運動出現了。」全世界的人們如果不是在拋棄資本的話，起碼也是在表達他們對於現狀真切的不滿。2008年以來抗議運動的累加所折射出的是擁有大規模動員和真實表達異見的人員的增長，他們已經潛移默化地會開始「理解革命的現實需求。」因而即便我們當前的時代在短期內還不是一個革命的時代，但從根本上講它也具有破壞性且有可能與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決裂。鬥爭，以及隨之產生的受反抗乃至革命需求所洗禮的人員的累加，是任何關於戰勝資本主義的嚴肅討論的先決條件。沒錯，革命並非是一所學校，我們也不能指望像相信個體記憶（或誤讀）那樣相信集體記憶。但過去十年來社會不滿的累加似乎仍在持續，並且，日益形塑了鬥爭的地景。這不僅僅是因為反政府運動已經重整了政治生態，一如義大利的五星運動和馬克龍的前進黨的例子一樣，後者組織集會並復刻2011年那套非左非右的說辭。這也不僅是因為廣場運動、青年抗爭和類似的運動為如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Syriza）和西班牙的「我們能」（ Podemos）的出現打下基礎，並且擴散了傑裡米·科爾賓和伯尼·桑德斯的願景（與之相伴的，是民族主義右翼增長實為民粹主義轉向這一事實）。不，我們堅持認為自2008年來，社會不滿的累加標誌著階級鬥爭的持續加劇，理由很簡單，因為自2011年來的運動大多遭到了殘酷的鎮壓而失敗，要麼最多宣稱獲得了慘勝，但變革的幽靈並沒有被驅散。【8】相反，我們這個時代的無政府狀態說明了大規模的抗議、動亂以及（值得強調的）罷工潮已經成為了新的常態。【9】比方說在智利，我們可以看到一條紅線，它串起了從2006年那場成千上萬高中生因要求免費交通和教育改革而癱瘓教育系統的和平革命（la revoluci?n ping?ina），到 2011年更加暴力和普遍的抗爭。而在2019年我們看到了強度更大的跳躍式發展，當時群眾湧向街頭，表達對皮涅拉總統向民眾宣戰的憤怒，最終導致了憲法的全面修改。【10】類似的軌跡也可以在其他很多國家找到，例如在美國，緊隨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是黑命攸關（ Black Lives Matter），後者則為今年該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掃清了進路。大規模的抗爭和激烈的社會衝突正在變成我們當前這個時代稀鬆平常的面向，哪怕是激進左翼都認為它們無法企及其訂下的高標準：它們太自由化，太暴力，太被動，太不正規，太民族主義，太屈從於現狀，或是太耽於身份政治。在本文中我們認為，事實上我們自2008年所見證的，是美國伊朗裔社會學家貝亞特（ Asef Bayat）所說的「非運動」（non-movements），即「分散的、無組織的行動者的集體行動」的持續發展。這些非運動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革命化的。它們更接近於卡馬特最近所說的「被動抗爭」（passive revolts）：對於我們這個時代客觀失序的主觀表達。【11】它們首先反映出的是在持續的停滯和緊縮之中，政治日益失去其合法性。這是一種在民主合法性的衰退中日益上升的非運動的集結，覆蓋了數量前所未有的人群，足以使我們把當前時代的趨勢稱之為不通過革命而進行的革命者生產。有關非運動的例子，貝亞特列舉的是埃及無組織的貧困人群鬥爭，土耳其青年為恢復及實現他們理想生活方式所作的鬥爭，以及智利、印度和美國的女性在家庭和公共領域呼籲性別平等的鬥爭等。在這些鬥爭中，「訴求的實踐（claim-making practices）」使得他們能夠感受「直接的行動，而不是對當局施壓以使其讓步--後者是既有有組織社會運動的常用手段（例如勞工或環境運動）。」這種實踐通常會披上身份認同的外衣。就像工人階級從屬於一個新興的資本主義世界秩序，後者經由沿著階級界線劃分出的政治場域造成的兩極分化而生成，如今的階級分裂也塑造了非運動的基準。在一個債務作主的時代，大量人口處於沒有儲蓄甚至是負債狀態下，階級分化瓦解的不僅是工人運動的基礎，還包括民主制度。因而今天對於無產階級，乃至越來越多落入其中的中產階級們來說，轉用別的分類標準來釐定自己在日益崩解的世界秩序中所處的位置是合理的。階級依然是我們進行區分的主要參照，但今天決定階級歸屬的已經包括很多不同的變量，例如年齡、性別、地理、種族或宗教等，它們既是社會鬥爭的渠道也為其設限，並且讓身份政治演變為階級鬥爭的真實表達。【12】正如我們在下文闡明的那樣，我們並不想擯棄、譴責或謬讚身份政治，也不會將其與自由主義或改良主義混淆在一起。【13】然而需要承認的是，非運動有著自由化的一面，因為它們所直面的是當前時代的非自由趨勢。例如，法國的抗議者們當前所反對的是針對言論和新聞自由的新一輪嚴苛管控，包括一項不得拍攝警方影像的禁令。我們也可以說非運動的基礎是塞爾吉奧·博洛尼亞（Sergio Bologna）在描述義大利70年代的自治運動時所說的「地鼠部落」（the tribe of moles），但它們的形式也表現出了一度為拉什（Christopher Lasch）和鮑德里亞（ Jean Baudrillard）所哀嘆的社會的亞文化化和嬰兒化。與此同時，身份的合流也削弱了交叉性視角下將階級視作一種身份認同的理論，因為正是裂解的階級結構使得身份認同成為停滯不前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政治範疇。此外，針對身份政治的外部批評並無必要，因為非運動本身就對其在日常實踐中顯示出的侷限展開了內在的批判。它們揭示了人們如何在經濟必要性之外的範疇中構想現實，與此同時它們也在同通常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機制所造成的後果進行鬥爭。對我們而言，身份政治是新自由主義主體政治化的必要模式，對該主體來說身份既是必要的又是不必要的，既會賦予其力量又會反過來削弱它。這種政治不能被簡單地對應到「真實的（real）與建構的（social）、「工人階級」與「中產階級」、「革命」與「改良」的戰略劃分上，因為其在鬥爭中的可操作性導致的是身份的合流，包括鬥爭本身引發的合流。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抗爭，以及在美國被恰當地命名為「大覺醒」（Great Awokening, 註：wokeness特指在種族方面有進步意識，認同有色人種的抗爭）的種族態度轉變，正是這種模式的表現之一，且揭示的是非運動的人類學性質。很大程度上，我們正在目睹的，是針對不再適用於去工業化下的無產者們的種種道德觀念、代表方式和生產模式的叩問。但即使是抓住了非運動的不同點的人們也常常無法察覺到這種轉變。對貝亞特來說，非運動體現的是一場「沒有革命者的革命」，因為它們引發的是「基於戰略願景而非具體計畫」的爆炸式抗爭。對於像麥可·林德（Michael Lind）這樣的身份政治批評者來說，非運動意味著資本主義的深化，而不是對其的馴化或超越。但這兩者都誤解了非運動的內在動力。一方面，就像我們已經闡述過的，與貝亞特相反，我們正在見證一場「沒有革命的革命者」的生成，因為上百萬計的人們走上街頭並且被他們集體宣洩的憤怒和厭惡所改變，但卻（尚）未能夠出現任何超越資本主義的一致的概念。另一方面，我們反對林德的說法，而是認為非運動所指向的是我們時代的破壞性內核，是資本主義停滯所預示的政治危機這一事實，以及相應的傳統意義上的政治運動的終結。按照卡爾·施密特的定義，傳統意義上的社會運動是在非組織的民眾和國家之間的調解。這種運動試圖組織或動員行政或政治範疇下的「人民」，後者被用以超越區分既定民族的身份認同，因而這種運動通常會通過暴力壓制特定群體的利益乃至群體本身。與之相反，非運動表達的是與身份政治相對的維度，它們並不生成人民，也很少表述清晰且政治的或積極的訴求。要不然它們就是生產無止境的局部訴求，或者時不時推出一些自相矛盾的訴求--也因此它們就像九頭蛇一般，其諸多訴求都無法自洽，但其存在是短促卻又暴力的。當然，在我們所目睹的全球各地諸多囊括了大量無產者和向下流動的中產階級的非運動之中，有許多都企圖將它們自身構建為一個新主體。它們有時候會聯結政黨、工會，以及其他一度屬於社運和意識形態世界、如今又大多作為亞文化奇怪構成存在的組織。誠然，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又回歸了。但就像吉爾·多維（Gilles Dauv?）所指出的，像黃背心運動那樣，非運動往往只能夠動員烏合之眾（rabble）以破壞現狀。它們促成大規模的憲法修訂，扳倒政府，迫使總統或總理們辭職（就像最近在智利、秘魯和瓜地馬拉所發生的）。但因為它們代表的是停滯中的資本主義的危機，而它們的作用又是讓這種停滯變得無法管治，那非運動所指向的就是一種走出工人運動之廢墟的普世主義的需求。在這個身份定義階級的世界，無產階級的憤怒是黃色的（如黃背心運動）或黑色的（如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抗議），而非紅色的。加斯帕·米洛什·塔馬什（G?sp?r Mikl?s Tam?s）所描述的從工人世界到無產者的世界的演變軌跡已經讓階級鬥爭超越了傳統形式和政治話術。但我們所要闡述的要點並不僅是再一次說明全球的工人運動自1970年代以來已經日漸式微，階級構成本身消極地揭露出其自身的裂解，因此新的意識形態象徵形塑了抗議和重組了社會運動。我們想強調的是非運動的邏輯所表達出的「身份政治」的相對維度以及社會基礎，無論它源自右翼或是左翼。與其念叨一連串身份認同這種無稽之談，關鍵還是在於一個日益具有破壞性的現狀是如何為身份問題所命中的，並指出任何關於解放的討論都需要立足於這一點。我們如今所目睹的是一種普遍的身份認同混亂。這種混亂既可以在美國看到--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自由派推倒雕像，加入到黑人無產者和大量白人民兵的陣線中以對抗警察；這種混亂也可以在法國看到，那裡的工人們一度在街頭合唱國際歌但如今更多高喊「Aou! Aou! Aou!」（來自扎克·施耐德的電影《斯巴達三百勇士》）這一口號，在揮舞法國國旗的同時又不忘褻瀆法國最具愛國主義氣息的紀念碑：凱旋門。在智利，2019年10月一群高中生--運動真正的先鋒隊--首先舉出「逃脫」（evade）的標語，反對交通費用上漲，但很快就擴大為一場反對經濟萎縮和警方暴力的普遍性抗爭，後者所使用的標誌是土著馬普切人（Mapuche）的旗幟，而不是左翼常用的紅色或黑色旗幟。【14】隨著這些令人困惑的口號或標誌的使用，非運動宣稱它們站在反對國家（或帝國）的「野蠻人」（barbarians）的一邊，並開始質疑一套無法再帶來福利或繁榮的生產模式。【15】他們表達了對於一種能夠再造日常狀態的新方式的訴求，使得全世界的人們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起來反抗。誠然，這種訴求常常表現為匱乏，或飢餓。但就像2011年以來糧食危機引發的抗議回潮所體現出的，沒有什麼比飢餓的人們更無法管治的了。從2011年到 2020年這九年，是愈發絕望的九年。2011年的馬德里太陽門廣場（Puerta del Sol）、埃及解放廣場（Tahrir）、雅典憲法廣場（Syntagma）的鬥爭很快消散。但是，它們背後的動力並未消失，而只是被轉換為了更加強大的憤怒和絕望，藉由黃背心或者智利、厄瓜多、墨西哥以及如今的秘魯和瓜地馬拉的抗爭而傳達出來。再有，資本主義國家和經濟在滿足增長中的和日漸具有爆發性的非運動需求上已經變得無所作為。 https://i2.read01.com/SIG=uvn53n/30536a5a42496f46734c.jpg

圖3: Protest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Latin America 2000-2020 二、合流與不可管治性（Ungovernability）非運動的一個統一特徵是它們在停滯的資本主義制度基礎上進行鬥爭（見圖1）。就像資本主義的招牌滯漲導致了前蘇聯的解體那樣，如今的停滯和去工業化也讓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力量逐漸弱化，先是通過轉向右翼，再經由其自身的泛希化（ pasokification，指中間派的瓦解--譯註）。與之相應的是非自由政黨的崛起以及自2008 年以來出現的嚴苛的緊縮政策。作為回應，我們可以看到非運動中破壞性的一面，它既來自自由派的價值觀念，也來自在日益分化的碎片化中而倍感絕望的無產者們的基礎需求。但這種碎片化並不一定意味著分裂。相反，它常常會使得人們集結成為真實但又薄弱的聯盟，例如「99%聯盟」，或者是智利社會抗爭中的零星群體。在這種聯盟中，非運動們轉變為維克托·哈拉（Victor Jara）的歌曲--「和平生活的權利」--這並非因為他們認同這首歌裡所詠唱的英雄（胡志明），而是因為和平乃至秩序在這個越發災難性的世界裡，已經變成了一種激進的訴求。非運動不僅是動亂或者佔領廣場等運動的爆發，在這些運動中，被剝奪權利的中產階級以及流氓無產階級（lumpenproletariat），來自郊區和窮鄉僻壤的人們，伊斯蘭主義者和女權主義者，民兵們和貧窮的黑人，都多多少少能夠挽起手臂對抗一個共同的敵人，並開始瓦解彼此區隔的狀態。非運動還指向一系列的習慣與經歷，一種使如此壯觀的撕裂和暴力得以可能的日常政治。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抗議的主力軍為白人，且他的死亡催生了反對川普的大規模抗爭這一事實，揭示的是讓非運動得以合流，且超越抗爭本身的社會學和人口學意義上的變化。即便是起碼在一段時間內成功反映了既定社會現實的正式組織，也應該拾起非運動的邏輯。這一點可以從法國工會的變化上觀察到，後者最初對黃背心運動充滿敵意，但後來又在 2019年9月融入了這輪非運動之中，當時他們開始採取罷工等手段對抗馬克龍的養老金改革。【16】從這一點上講，非運動佔據了鬥爭的領導權，但也僅在其能反映更大規模的代表性危機時奏效。如此說來，非運動更應被描述為一種解制（destituent）的過程而非建構（ constituent）的過程。【17】但與那些將貧困及絕望（destitution）過分抬高為一種積極的或革命的進路的觀點不同，我們想強調的是，在當下每一種力量都在解制，資本的流動也好，人們的慾望和需求也好，都在讓政治秩序變得難以管治。這種不可管治性（ungovernability）也體現在非運動的構成中，作為對於嚴苛的或日益非理性的管治，尤其是對警察暴力的回應。近幾十年來，任何國家的多數工人、學生、失業者等等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腐敗政策的受害者，這些政策將日益衰減的國家資源分配給體制內精英們。儘管這種腐敗在任何時候都會是大規模憤怒的源頭，但隨著如今國家政治淪為對一成不變的或不斷縮小的利益蛋糕的爭奪，這種憤怒加劇了；而當緊縮開支的宣傳四處可見之時，這種分配中的任何不公平都變得更加無法容忍。就像我們在《待命航線》（The Holding Pattern）所提出的，針對腐敗而又無能的統治階級在管轄其危機政權時堂而皇之地採取不公平的政策，普遍的怒火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自2008年以來世界範圍內新一波階級鬥爭和群眾動員的生成。這一點，一如我們會在下文提出的，也是為何今天的非運動會如此頻繁地針對警察，後者作為腐敗和不公的殘酷代表，而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解釋了為何反種族主義會在美國成為如此核心的動員力量。【18】然而，每一輪群眾動員所要面臨的，是超越消極聯合（針對種族主義、警察、精英的聯合）以達成積極且富有創造力的社會或政治力量的能力侷限。身份政治的永恆困擾正是這種侷限的症候：一輪由於其賦權對象的原子化和碎片化，而無法體現和維持自身存在的鬥爭。某些時候，每一波鬥爭都會碰撞和瓦解在這些碎片上。非運動傾向於既攻擊某個國家（ state），又把自己從中這個國家之中抽離，而在非運動的構想中，這些國家又是抽離於非運動的。從這一點上講，美國人要求的「削減警費」（defund the police）反映出的是一種更為廣泛的趨勢（在很多層面上看都是一種進步），不再尋求接管國家權力，而只是與國家機器抗衡--以緊縮應對緊縮（austerity against austerity）。傳統的運動圍繞相對穩定的意識形態結構和真正的共同體，如工會、大型政黨或社會主義國家而形成，而自2008年以來席捲全球的運動表達出的則是日益原子化的人們的集體欲求。但雖說傳統運動年代的終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意識形態的終結，但就像我們所觀察到的那樣，這並不意味著身份認同的終結。相反，身份在日益多元化和亞文化化的經濟之中激增，一如泰勒·科文（Tyler Cowen）所提出的，平均（the average）已經不復存在。再也沒有什麼穩定的中心，有的只是一個高度割裂的、重組了諸如法西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等傳統社運基底的階級結構。如果說1990年代柯林頓和布萊爾的中間路線，以及自1970 年代以來興起的身份政治早已預示這種變化，那麼自2008年以來，我們所經歷的時代揭示的則是不斷深化的身份認同的合流。正如我們一再申明的，非運動紮根於資本主義停滯狀態中，是對更加普遍的失序的主觀表達。單單是抗議和動亂的數量--還有它們的常態化--就將我們的時代與其他時代，例如說反全球化的年代區分開來。這也是為何我們會說全球規模的革命者的產出會是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的標誌。來自不同政治意識形態光譜和不同身份認同分層的人們，正在反感、恐懼和憤怒中直面統治秩序，並逐漸開始捍衛他們「逃離」無法負擔的資本主義生活的權利。他們是沒有革命的革命者，但在與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對抗以及在對共同體的渴求中，非運動也表達出了與資本邏輯相牴觸的一面。在這樣一種語境下，政治--以傳統的敵對與分裂形式--捲土重來。如今，身份政治宣告的是政治的歸來而非後政治（post-political）時代（就像很多批評身份政治的左翼人士所宣稱的那樣）的誕生。但政治已無法再製造出任何有意義的穩定狀態了。它將人們對立起來，並且要麼是讓國家走向內戰，要麼也起碼會加劇衝突和分裂。但雖說身份政治的難題代表著所謂共同體的消失，我們卻也很少看到渴望重回社會民主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可怕世界的念頭。相反，我們所看到的更多是在非運動所表達出的自由化需求的基礎上出現的，對共同體式實存的渴求。儘管看上去很奇怪，但自由主義和覺醒在大量左翼變得日益保守且倒向為右翼助力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時候，已經成為一種破壞性的力量。正因如此，我們想寬慰憂心忡忡的讀者們，他們可能會問：我們又怎麼能夠確信，當前時代的失序不會單純地把我們推向一個加劇我們如今所見證的自由主義和民主鴻溝的極權主義秩序呢？阿拉伯之春最終不就導致了獨裁和戰爭嗎？佔領華爾街運動不就預演了川普的上台嗎？巴西的反對交通票價上漲的鬥爭引發了反腐敗抗議，但不也為博索納羅的上台鋪平道路嗎？身份認同的邏輯在全球範圍內引發的鬥爭不是在把我們推向一個法西斯主義的世界嗎？的確，非自由主義和法西斯的力量正在積蓄著，但把它們的崛起歸因於非運動是不合理的，因為它們本身就是我們時代失序的表現，而左翼和右翼民粹分子則都在試圖利用這一點。再有，助長右翼民粹主義的文化返流已經持續了數十年，遠早於2008年出現的作為非運動原動力的震盪。還有，像瑞典和丹麥這種由左翼政府統治的國家出現了邊境關停、民族主義轉向以及嚴苛的難民政策，以及像波蘭和匈牙利等國出現的右翼民粹分子的勝利，都明確揭示了在沒有被非運動衝擊到的地方所出現的非自由化的發展。在這個生產停滯且去工業化的世界裡，當今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太輕易地藉由語言、文化和工作構建起公民身份。這也是為什麼世界上有越來越多的人們被自由主義和民主的價值觀念動員起來，而被導向針對警察--在無法管治的秩序下專幹髒活的人--的仇恨。 https://i1.read01.com/SIG=35k68ah/30536a5a42494531364b.jpg

圖4: Protest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Europe 2000-2020 （未完待續）註釋：【1】在美國的這些活動並非來自普通人的自發反抗，它們要麼與致力於打破大型科技巨頭壟斷的團體相關，要麼與勞工筆記（Labor Notes）下屬的「亞馬遜人聯盟」（ Amazonians United）有關。【2】一名支持川普的僱傭警察(rent-a-cop)在威斯康星州的基諾沙（Kenosha）殺害兩人，之後，這場運動以一種更令人熟悉的反法西斯（Antifa）模式展開。作為這個混亂時代的寫照，川普和拜登之間的第一場總統選舉辯論討論了這樣一個堪稱犯罪學研究啟蒙的問題：在NPR和《紐約時報》的記者持續開展對極具反叛意味的無政府主義的研究情況下，反法西斯（Antifa）又是否是「一種理念」，還是「一個組織」？【3】參考前共產主義無產階級武裝組織（PAC）的成員巴迪斯蒂（Cesare Battisti）在獄中所寫的，「我們所目睹的不再是一場意識形態的戰爭，而是資本對於人類身體和精神交流的一次決定性的攻擊」；再有，招來諸多左翼人士批評的阿甘本對於封城的抨擊；以及情境主義者桑吉內蒂（Gianfranco Sanguinetti）所主張的「我們正在見證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制，及其議會、權利、權力與反權力下的世界與文明的解體與終結」。【4】當然，如霍爾德倫（Nate Holdren）最近指出的，川普其人幾乎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在種種奇觀之外，川普無非是展示了他的階級底色罷了。在紐約的財政風波中他嘗到了甜頭，趁亂攫取了公共資金。自那之後他就進入到了持續的躁狂狀態之中，利用動盪並且對有關其財產來源的質疑充耳不聞，以求在下一次重大重組（或破產）之前搜刮更大的利益。然而，他所採用的取代行政職能、在推特上直接宣佈炒掉手下的做法有其政治意義，一如我們在本文所羅列的理由那樣。川普所傳遞出的信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強人只會製造分裂，引發人們對於內戰的擔憂。就像邁克·戴維斯（Mike Davis）最近對於拜登勝選的分析所得出的戲劇化結論：「川普總統任期內將過去的深層結構問題挖掘出來，而且已被默許扼殺掉我們的未來。內戰？不可避免會出現類似的比方，它們也不應該被輕視。」【5】委內瑞拉記者莫伊塞斯·納姆（Mois?s Na?m）最近指出，選舉正在失去穩定的力量，「深刻的政治分歧現在困擾著世界上大多數民主國家。它們變得如此極端以至於許多公民將自己的政治身份定義為「反對派」（the other side）。」……通常情況下，人們對政見不同者的憤怒和敵意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反對者甚至不被接納為合法的政治主體。」【6】這種非自由化的其中一例要屬西班牙在2015年通過的旨在打壓社會運動《公民安全法》（Ley Mordaza），該法在新冠肆虐的情況下被廣泛使用。另一例則出現在法國的《安全法》中，該法禁止在社交媒體上傳播有關警察的影像。誠然，我們不能簡單地把自由主義和民主制等同起來，中間派的穆恩克（Yascha Mounk）和史達林主義者洛蘇爾多（ Domenico Losurdo）提醒我們要注意自由主義傳統中的貴族化及非民主面向。但自由主義是資產階級權利的主要意識形態，且正是這些權利的危機造就了我們當前的時代，可能還包括西方專制主義的興起。因此，當我指出鬥爭具有自由主義面向時主要是指如下事實： 1，人們反對權利的消失；2，其作為人類主體，採用自由化的措辭、提出自由化的訴求； 3，其所表達的精英主義和自由主義秩序是如何在全世界衰落並且失去其合法性的。【7】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示威和抗爭涉及的人數都比以往多得多，持續時間也更長。2010 年是全球罷工潮的起始點，而在2020年，我們見證了印度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罷工，法國自 1968年以來持續時間最久的罷工。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抗議則是現代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在英國、智利和加拿大，我們則分別見證了過去數十年來規模最大的示威、動亂以及佔領校園運動。【8】事實上，一些勝利並非是微弱的，反倒是決定性的。2018年初在突尼西亞的抗議導致政府預算案的撤回；幾個月後，約旦總理穆爾基（Hani Mulki）不得不像伊拉克前總理那樣辭職；黎巴嫩在2019年的抗議使得兩位前總理哈里裡（Saad Hariri）和迪亞布（ Hassan Diab）相繼下台；2020年智利的抗爭推動了全面修憲，秘魯的抗爭則使得代理總統梅裡諾（Manuel Merino）下台，而瓜地馬拉在該國的國會大廈被部分燒燬後也撤回了預算案。【9】就像Wildcat提出的具有說服力的觀點，即從全球角度來看，我們正處於一個罷工與動亂並存的年代：「從2006年至2013年這段時間，街頭的大規模群眾抗爭成為了這個時代的特徵，罷工和動亂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展開。根據FES紐約的報告，這一波運動浪潮能和1848、1917以及1968的革命運動相提並論，該智庫分析了2006年至2013年間87個國家的 843場抗議運動，這些國家佔世界人口的90%。這一階段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抗議，反對社會不公正，反對戰爭，支持真正的民主，反對腐敗，反對食品價格上漲，反對僱主的罷工，和反對緊縮的總罷工。」【10】 2020年的公投給這些運動帶來了真正的勝利，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靠民主調解可以緩解矛盾。相反，這可能意味著一個更廣泛的、劃時代意義的變化--上一個時代要從皮諾切特的新自由主義獨裁開始算起。【11】對卡馬特來說，被動抗議並不是一個貶義詞，也不是葛蘭西意義上的「被動革命」，它更像一種地震式的活動，或說生物的痙攣反應。【12】就像我們在第5節指出的，當工業資本主義的增長引擎放緩且工人運動淪為局部的高壓群組時，身份認同就會日益介入到對階級的調解中。【13】儘管我們拒絕「身份政治」一詞帶來的負面意義，但也不會以其積極意義取代之。當我們使用這個術語時，我們強調的是其「反形式」。對我們來說，這個概念是分析性而非規範性的，它意味著身份的艱難主張與妥協，既是當今世界大規模民眾動員的前提，也是其結果。【14】智利的左翼分裂成為無數政黨、派系和團體，這表明左翼已經成為種種身份認同之一，且這種身份本身對於非運動的成功與發展並不重要。【15】本文所用的「野蠻人」一說及本文標題出處都源自博爾迪加的文章「前進吧，野蠻人！」（「Avanti, Barbari!」 Battaglia Comunista no. 22, 1951）。該詞是相對於「文明」civilization，即階級社會。野蠻人不一定要成立更美好的無階級社會，但是至少他們是當下文明的敵人，可能是潛在的革命主體。【16】這場罷工成為法國歷史上持續最久的總罷工，直到因應疫情的封城令頒布才終於中止。【17】甚至在智利（即將）推出新憲法之時也是如此，因為這種變化與其說是新常態的轉變，倒不如說是無法治理的現狀的深化。支持新憲法的選民裡有80%的人認為新憲法應當由資深政客以外的人來起草，而即便各個政治勢力都認可投票之舉，但投票這一行為本身已經稱得上是對政治制度的反對了。【18】種族主義是作為美國其他不公現象總和的典型的不公平現象，反種族主義及與之相關的其他理念因此得以讓美國人求同存異以對抗更加強大的邪惡勢力。但就像我們在下文指出的，對持有種族主義態度的警察的反感反映的是一種反政治的沮喪，這一情緒早已由對這個危機政權的不滿所煽動。當然，反種族主義對不同的人來說有著不同的意義。對在基諾沙遇害的兩個美國公民來說，反種族主義就是和他們的黑人鄰居一起對抗施暴的警方，但對花旗銀行的財務長馬克·梅森來說，他可以藉助宣稱自己和弗洛伊德一樣經歷過種族主義壓迫而得到白人生意夥伴的優待。 // 在下篇中，作者指出，我們所見證的「非運動」是一種反形式（anti-formistic）的動勢，它通過繼續抵抗任何意圖振興當下這個政治世界的嘗試，從而超越我們當下搖搖欲墜的秩序--在某種程度上，這一秩序早已瓦解了階級社會的基礎。傳統的社會運動--無論左翼還是右翼的--只能在衰落的資本主義的土壤上展開，而今天世界上的非運動正在緩慢地，或者可能馬上就會迅速地重塑這片土壤。儘管它們略有偏頗，卻造就了「對真正攸關的利害關係的來之不易的認識：將人類從意識形態之中解放出來，對每一種區隔的必要的超越，對總體性觀念的武力征服。」它們要重組讓各種爭辯得以展開的那個基礎。圍繞身份展開的鬥爭在幾乎所有地方都已經壟斷了政治場域。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變得愈發明顯，但這並不意味著方向上的改變，因為所有的主流政治（既包括左翼也包括右翼）歸根結底都是國家的、公民的、人民的以及民族的政治。發生改變的其實是這個世界上那些通過其反形式的動勢來襲擾守舊政治的非運動。理解非運動本身如何揭示我們當前時代的反形式的趨勢，以及在其合流中，我們如何能夠意識到所謂的資本、國家和階級等社會形式的消蝕。「身份政治」伴隨著工人運動的消亡而出現，它構成今天絕大多數鬥爭的基礎。儘管本文認為它是新自由主義主體政治化的必要模式，但作者指出，它同時也指涉出非運動所要超越的侷限--通過敵意達成的團結是不夠的。對警察的敵意製造了越來越強的分裂，而分裂削弱了抗議中潛藏的解放可能。事實上，只有通過剝去整個系統的合法性，非運動可以最為有效地抵抗警察。非運動通過對於何為錯的共同感覺判斷而達成團結，但又恰恰限制於這種與「錯」之間的關係，要超越這種限制只能依靠闡明關於「對」的共同願景。同時，真實的利益分裂也被共同憤怒所掩蓋--不同身份的特定群體會將自己表現為最飽受剝削或最憤怒的一群人，以局部來代表整體。作者提出，超越侷限意味著新型組織形式的必要性 --一種「有組織的合流」（Organized Konfusion）。三、新的世界失序貝亞特把非運動的出現與蒂莫西·加頓·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用以描述上世紀8 、90年代東歐劇變的「refolution」，即通過暴力革命達成自由化改革，加以比較。這的確是非常重要的先例，但艾什和貝亞特卻都沒有意識到其重要的原因。艾什沒有看到的是東歐的運動是對於蘇聯解體的回應，後者預示著現代工業社會的危機。而自此之後，西方世界也開始在自身滯漲和去工業化等方面追趕這些蘇東國家（見[上篇]圖1）。我們這個時代那些飛快擴散的抗爭來得快去得也快，表現出的是長期停滯下的全球經濟秩序以及二戰後崩解的地緣政治帶來的一種具有破壞性的狀態。二戰結束後的頭一年，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頑固的派系領導阿馬德烏·博爾迪加（ Amadeo Bordiga）寫下了題為《馬克思主義導向的基礎（Tracciato d'impostazione /Fundamentals for a Marxist Orientation）的一篇文章，該文充滿誇張的辭藻和駁雜的術語以至於讓作者真正的洞見變成藏匿在泥土裡的寶石。博爾迪加試圖澄清的是，在「民主資本主義」（demo-capitalism）佔據主導地位，這種情形下革命運動的定義到底是什麼。對於這個革命派系而言，反法西斯主義、民主以及最為重要的當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的三位一體業已成為任何足以被稱作共產主義的觀點的最大阻礙。他哀嘆道，如今連「極度保守的資產階級組織也膽敢自詡為無產階級政黨了。」盟軍在1945年的勝利不僅致使歐洲革命的前景暗淡，還把最初的共產主義想像重塑為了民主主義，後者最終導致的是無產階級與工人運動的疏離。因此，早在托馬斯·皮凱蒂警告「婆羅門左派」（the Brahmin left）可能帶來的後果之前，博爾迪加就已經宣稱當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正在變成屬於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而且更糟的情況會是變成對於自由主義和民主制的辯護工具。博爾迪加或許會同意馬里奧·特倫迪（Mario Tronti），後者堅稱「工人運動並非是被資本主義擊敗的，而是輸給了民主制。」然而，博爾迪加則主張左翼運動本身就給自身敗給民主制埋下了伏筆。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博爾迪加論點會很奇怪，在於他對反法西斯主義的批評，以及他對軸心國最終獲勝將會挑起內戰並最終引向革命這樣一種被證明不符合事實的思考。不過，博爾迪加對戰後的判斷會幫助我們理解非運動的成長，這些非運動常常為了看似自由化的價值觀而戰，自下而上地向國家施加壓力，而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觀察到映射出管治階層危機的右翼民粹主義的抬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失序貫穿了我們這個時代，而這種危機正在摧毀漫長和平（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的基礎，這種和平一度中斷了在前一個時代開展的革命。川普、博索納羅、杜特爾特、莫迪、奧爾班、普京甚至馬克龍的崛起揭示出現狀其實是一種破壞（disruption），是大衛·蘭尼（David Ranney）所說的「新的世界失序」（A New World Disorder）就像最近在波蘭和美國所發生的，選舉越來越多地在所謂「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展開，兩者的差距非常小，而更為典型的是年齡和教育程度取代階級成為塑造政黨忠誠度的決定因素。【20】地球上的川普們在人群中，甚至是在統治階級中製造分裂，讓彼此互相抗衡，並且揭示出為自由民主而戰很容易被激進化，就像革命者很容易被拉攏為準備拿起石頭、盾牌和雨傘的黑衣人，為民主現狀而戰一樣。例如，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抗議就成為了一種反抗各地新民粹主義領導人及其獨裁統治的渠道。但在「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對立之下，我們可以看到博爾迪加所說的「反形式」（anti-formist）的傾向，這種傾向加劇了衝突且重塑了當前秩序的社會形式。通過對社會矛盾和社會體制的分析，博爾迪加否定了諸如「保守派」、「進步派」（ progressive）甚至「革命派」（revolutionary）這些被賦予價值判斷的表述。他稱之為「（人類）物種的科學」（science of the species）的馬克思主義的任務，是在「守舊形式」（conformist）、「改良形式」（reformist）或「反形式」（anti-formist）的維度上理解每一次社會運動或每一種社會體制。守舊形式的運動指的是一股試圖維持「現有形式和體制，禁絕任何變革並恪守陳規」的力量。改良形式的運動則「不試圖迅猛且暴力地衝擊既有體制，而是指出生產力的壓迫過於強烈，並支持對現有秩序採取漸進的、局部的改變」。反形式的運動則相反，「攻擊舊有形式，甚至在知道如何把新秩序的特徵理論化之前，它們早已傾向打破陳規，以帶來新秩序不可阻擋的新生。」如果我們採用博爾迪加的分類法，那就可以認為，隨著越來越多的人表達出對現狀的不滿，我們所目睹的是後者的逐年發展。非運動的增長反映的是後工業時代的不穩定性以及由此出現的所謂「反形式」。但這種爆發也可能輕易地演變成改良乃至守舊運動，如果--聽上去有點矛盾--它們仍無法避免滑入當前不穩定形勢所指涉的內戰或虛無主義暴力狀態的話。博爾迪加的革命戰爭之夢已經成為（或者早已是）一個天真的幻想，它無法為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奠定基礎。利比亞和敘利亞的內戰表明，戰爭可以如此輕易地將革命群眾組織轉化為一場金錢、軍火和僱傭兵的騙局。但即便博爾迪加對戰爭的肯定是幼稚的，他對民主制的批評依然值得我們認真考量。從 2008年開始到2020年，這段時間裡體現出的是非運動在面對壓迫和表達（或者，這兩者最為明確的表現形式：戰爭和民主制）的轉接時釐清了自身的侷限。這兩者或許會聯手削弱非運動，例如將它們與國家綁定在一起或是將其轉化為正規的政黨或工會。這樣的挫敗源自非運動自身的需求，也源自它們無法超越自身內在侷限。但如果反政府鬥爭的累加能夠像自2008年以來那樣，每年都持續下去，那麼非運動就有必要將其面對壓迫和表達的本能批評發展為一套針對戰爭和民主制的無情批判。要想激發非運動中的反改良邏輯，其中一種策略或許會引發對政治調解帶來的麻煩以及對所謂反政治（anti-politics）的辯護的討論。如果抗爭是為了避免滑入戰爭或民主這兩種陷阱，那麼有必要提出一種策略性的視角，以直面無產階級內部意識形態和身份認同的分裂，包括勞工和中產階級的分裂。我們可以打賭說封城的經濟後果已經開始迫使人們走到一起以對抗停滯和惡化的經濟，且這種後果會進一步導致世界各地顯而易見的身份認同的合流。就像黃背心運動將來自窮鄉僻壤的人們--通常是保守派或右翼，與屬於左翼的學生們、不滿現狀的中產階級以及郊區的無產者們聯合起來一樣，經濟的舉步維艱和近來的停擺會給更多類似的合流局面埋下伏筆。有時候，這種融合帶來的不確定性看起來會很可怕，這也是為什麼那不勒斯的青年們在抗議封城時會感到有必要聲明「我們是工人，不是法西斯分子。」佩裡·安德森在2017年就警告說，當前體制勝利的原因之一，是恐懼而非憤怒，動員著左翼。但非運動勇氣可嘉，它們挑戰了警察暴力、封城以及對新冠病度的恐懼，所做的僅僅是讓人們團結起來走上街頭。這種對以滯後性和相應的災難性為標誌的資本主義常態的責問，將會變得越發重要，因為經濟將持續停滯下去，而非運動也會被推向一個更具革命性的前進方向。因此，這種策略性的思考還需要想想非運動需要採取什麼樣的手段以最終掌握對資本主義停滯/去工業化的主導權，並為其所含括的新世界打下基礎。這既是它們當下沒興趣去做的，也會給它們的自發性和一定程度上講既定的被動性帶來威脅，但這又是它們能夠做到的。而為了生存，非運動必須激發出對某種生命形式（life-forms）的創造，從而不再依託金錢和僱傭勞動力便可生存下去。這也意味著需要發展對生產方式的新的用法，以之作為對抗資本的工具--該工具不僅將我們從工作中解放出來，還使得大家能夠共享讓人們能夠不再單純苟活的勞動。【21】一如Angry Workers of the World（譯註：一份在倫敦發起的網絡刊物，組織者致力於對階級鬥爭組織工作的研究，並關注西倫敦地區產業與物流工人的處境）近來所描述的，最直接的目標應該是讓每個人都「在相應的社會生產力水平下，能夠在付出更少勞動的情況下拿到足夠的收入」。然而，願意生活在這樣一種由資本主義所扶植或禁絕的、去工業化狀態管治下的共同體之中的人們，或許只能夠通過當前時代（不妨挑釁一點地說）跨階級的混雜形式而被製造出來。無產者、學生以及中產階級被迫一同走向街頭。工人們擁有關鍵的策略性的力量，技術工人們則通曉如何重塑這個世界的工業化面貌，這樣的群體對於超越資本主義體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但除非他們能夠超越自己的特定利益，與世界上處於顛沛狀態或失業的人們聯手，否則他們的權利主張將導致進一步的階級分化。因此，雖說有必要「紮根」於無產階級生活，從而使得掙扎中的工人能夠跨越國際聯結彼此，但同樣重要的是將工作場所與非運動聯繫起來，後者的發展跨越了大多數群體乃至階級的界限。這方面的失敗將復刻此前的分裂，使得各個階級被劃分到彼此不同但鮮有利益衝突的區隔之中。無疑，這種既讓全世界的無產者們集結成微弱的聯盟又在其中製造分裂的搖擺狀態，正是我們當前時代這頭衰頹的比希摩斯（Behemoths）和失敗的利維坦的特徵。當下，一種病毒正在讓文明機器幾近陷入停頓。它暴露了資本主義國家無法在不採取經濟停擺的情況下保護生命，而這些經濟活動早已與人們的生活密不可分。鑑於我們既不試圖也沒辦法再造作為社會民主主義基底的增長機制，那麼前路就只有一條，就像博爾迪加主義者們在1953年所提出的，為了一種激進的「資本的』去投入』」（de-investment of capital）而奮鬥。對博爾迪加而言，這意味著「生產資料相對於消費品分配的比例減少了」，且我們準備的是一個「生產不足（under-production）的計畫，即把生產集中在必要選項上。」這種「去投入」和生產不足的結合業已通過封鎖（以及長期以來的經濟停滯）證明了自己的可行之處。但要想掌控資本主義的衰退，就需要解決那些在非運動內部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產生的、奇怪但又趨同的社會問題。智利的高中生們抗議交通費漲了30比索，而這演變為反對實行了30年的新自由主義憲政體制的群眾運動，並最終在2020年10月達成了對憲法的大規模修訂：「不止是30比索，而是整整30年（No son 30 pesos son 30 a?os）。」在法國，一場反對燃油費漲價的抗議很快變成了更大規模的動員，以反對不平等以及專制政府強制採取的經濟緊縮手段。而當鬥爭激化且很多初始目標都已經達成之後--往往是壓迫使得越來越多的人走上街頭以抗議警察暴力--非運動揭示了一個團結的要點，在於它們都是由經濟停滯所產生的，或至少是受到停滯左右的。如此一來，非運動中的身份認同合流就能讓其更加清楚地意識到它們即經濟衰退下的主觀表達。我們已經指出，在如今這個時代，階級意識無非是資本的意識。而反過來，這一點在今天所指出的就是，資本主義是沒有未來的這一愈發明顯的事實。而當黃背心的參與者們在說「世界末日，每月月底」（end of the world, end of the month ）時，不僅是想說他們已經察覺到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毀滅可能，還想指出這個世界和這種生活的終結是創造新世界和新生活的必要先決條件。 https://i1.read01.com/SIG=1l0ugnk/30536b55314b61716f63.jpg

Figure 5: Protest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000-2020 四、現在我們都是雜種我們所目擊到的揮舞國旗唱著國歌試圖衝擊凱旋門的行為，以及在美國時不時不分是非地推倒雕像的行為，都指涉了一種更加廣義的所謂反政治的模式。但與從阿拉伯之春到黃背心運動再到黑命攸關等當代的非運動一樣，針對警察的憤怒往往意味著更加普遍的對政治的憤怒。這並不僅僅是因為警察是國家壓迫的最直接反映，是在街頭直面的對手。如果說雕像是靜止的國家象徵，那麼警察則是活生生的象徵，而在一個經濟緊縮且疫病大流行的年代裡，後者顯得更加明顯。隨著國家已經暴露其在保護民眾免受多重危機衝擊時的無力，很明顯其主要角色就變成了通過對民眾的約束來遏制危機帶來的影響。也就是說，國家將其功能縮減到了管治這一項之上。如此一來，在法國流傳的口號「人人都討厭警察」或許在更廣義的層面指向了現代國家的非法化，而現代國家的古代前身「城邦」（polis）在稱謂和形式上都更加接近「警察」（police）。警察暴力、隔離、社交距離以及封鎖措施（以及一些政客試圖重開經濟的願望）正在激發新一輪社會異見，後者折射出了當前政治表達的嚴重危機。當然，不是所有人都那麼恨警察。西歐國家的調查結果常常顯示出民眾對於警察的信任（雖說這種信任取決於階級、年齡、國籍以及種族的不同）。儘管警察在獨裁政權中普遍受到鄙視，但近來的緊縮政策也讓很多新自由主義民主國家的警察淪為了墮落與暴力的代表，他們在那裡的貧困及工人社區成為了國家化身。相應地，近來的調查結果表明對於警察的信任度也已經下跌，這些苗頭包括警察已經越發成為無產階級和少數族裔、小資產階級乃至富人們共同的仇恨對象。當然，其中一個原因在於人們都普遍意識到了警察暴力的存在。普遍來講，警察都是暴力的，因為這項工作需要且鼓勵專制的人格，也因為警察承擔的保護財產的角色常常使得他們如奧威爾所說的那樣變成工人階級天然的敵人。【22】但警察暴力也會在最初確保緊縮政策以及如今確保封鎖政策施行的過程中，隨著其職權的擴大而加劇。在警力無法增加的情況下，發現自己的時間和資源都變得有限的警官個體都會更加果決地採用立竿見影的或懲戒性的處罰手段。無論如何，他們在遏制和訓誡反對當局措施的民眾時，都不可避免地會採取更加暴力的手段，而暴力執法的升級反過來則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受害者和旁觀者（真實的或虛擬的）對於警方的敵意日益增加。此外，被憎惡的經歷也會在警察內部產生某種「亞文化」身份認同--與很多反抗他們的人群並無二致：一種被包圍的少數群體的感覺（藍命攸關「blue lives matter」），這也會惡化他們執法的暴力程度。當他們既無法感受到來自被他們規訓的無產者的尊重，也無法感受到來自被他們所保護的富人的尊重時，他們也會出現憤世嫉俗的傾向。因此，儘管「警察都是雜種」（all cops are bastards）這種說法沒錯，但同樣合理的是，當他們感到被（政客和精英）拋棄、感到不被（那些他們所訓導的對象）認可時，警察也會將自己當成雜種--一個病態社會裡不被認可的兒童們--並以不受懲罰地殘酷執法來炫耀「文明」規章為樂趣。借用《李爾王》裡埃德蒙的對白，警察們「為雜種們挺身而出」（stand up for bastards）。越來越多的人會認同這種無恥的暴行，這種可能性會帶來真正的法西斯危險，並產生出可以理解的反法西斯和反警察的反應。但就像卡馬特在1968年就已經指出的：「把非人道的都劃歸到社會的一部分中，再把人道的都劃到另一部分中，這麼做是危險的。」對卡馬特來說，這麼做的風險不僅在於違背了人道主義（以及共產主義）的核心信條，也在於這麼做會「成功排除掉瓦解警察力量的可能性」。在卡馬特看來，把我們的攻擊集中在警察身上是「延續某種儀式--警察在其中一直扮演著不可戰勝的征服者的角色」。與其將攻擊警察認定為反抗的既定策略，我們倒不如想想如何從策略上繞開警察，甚至好好利用敵營內部的潛在矛盾。對於暴力的當代批判--在一個戰爭只能帶來失敗的年代裡是有必要的--無需退卻；相反，它傳達出的是革命智慧的必要性，就像在白俄羅斯圍繞著警察的女性們，或者像在波特蘭保護前線的母親之牆（the Wall of Moms）那樣。但在討論上百萬人的自發行動時，過分強調策略的重要性或許會是錯誤的。瓦解警力的最佳途徑還是要靠推動抗爭的（也因此常常會是非常暴力的）升級。並不是動亂（riots）在危及抗爭的展開（在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抗爭中我們看到燒燬的警察局可以動員起上百萬人），而是鬥爭的軍事化。各種形式的專業化暴力都會阻礙非運動的發展，因為後者採取的形式是讓很多並非專業的革命者們都能參與進來，以克服那些分裂狀態--正是分裂削弱了抗議中潛藏的解放可能。最終，被非運動剝去合法性的不僅是警察，還有整個世界範圍內把自身功能縮減到治安範疇的政治。通過剝去整個系統的合法性，非運動可以最為有效地抵抗警察。就像最近很多時候發生的，這麼做會引發對內戰的擔憂，因為這預示著軍隊已經完成部署。而到最後，打消這種擔憂的只能是叛變。就像士兵必須叛逃（傳統上這是革命要成功的必要條件）那樣，警察和安全系統的叛變--如2000年在塞爾維亞發生的所謂推土機革命（Bulldozer Revolution）--將越發需要超越敵意，以讓非運動得以回歸到它們最初開始超越的種類、身份和角色的合流之中。或許在憎恨警察的同時，我們也憎恨自己所變成的模樣。憎恨的並非是我們「所想像的警察」，而是我們變得愈發仰賴於建立在對警察的依賴之上的嚴苛的基礎，而同時又被一種早夭狀態--如魯斯·吉爾摩（Ruth Gilmore）所說的「有組織的遺棄」（organized abandonment）--排除在外，而執行後者的並不僅僅是警察。某種意義上講，我們都變成了雜種。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很明顯的是，削減警費也好、取締警察也罷，都無法解決更深層次的問題。削減警費所設想的是，如果把花在警察和監獄上的錢都重新分配到其他公共服務上的話，就能夠解決本該由警察來管控的潛在社會問題。但這麼做忽略的是警察和監獄其實是最為廉價的公共服務，它們本身就是緊縮政策的寫照，也因此這麼做對解決再分配問題無甚裨益。【23】從實操角度來看，取締警察常常意味著用其他機制來取代警察所扮演的角色（例如用專業的調解人員、社工和私家保鏢等），但這麼一來同樣的弊病也可能會出現。但即便是更加激進的取締論調，在面對國家拋給警察的真正社會問題時也同樣會犯錯。那種讓受害者決定處罰和「責任」（accountability）的做法只會復刻當前監獄政體的處罰偏見。但儘管對減少傷害和對彌合的呼籲是完全合理的，我們也應該清楚地意識到這都超越了任何資本主義社會所能夠認同（遑論承擔）的範圍。因為這會促使人們意識到，修補（ repair）和賠償（reparation，償清一個人的債務意味著將自己贖出人際關係之外）不是一回事，並且資本主義讓我們全都變成了雜種（儘管我們都不單單只是雜種）。削減警費這一口號會在一個擁有相對暴力的警察系統且有著根深蒂固的私刑傳統的國家喊出來，或許也不奇怪。【24】「有組織的遺棄」會讓我們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即當政治被縮減到警政時，警察的不在場（absence）就像其在場（presence）一樣政治化。這種作為不在場的在場的政治可以對應出許多例子，不僅是對美國狂野西部的想像，也包括很多由戰爭帶來的局面（包括內戰及其他），還包括很多被國家遺棄的貧困社區，例如由黑幫打理的巴西貧民窟。鮮為人知的是，這種例子也出現在吉姆·克勞法下的南方（Jim Crow South），那兒的警察常常拒絕進入黑人社區，除非有白人報警說他們是黑人犯罪的受害者。【25】近期的案例則包括在一些美國城市出現的「無警區」（cop-free zones），例如作為一個獨立國家（像有些參與者宣稱的）的西雅圖的國會山自治區（CHAZ），那裡的殺人率可能會是世界上最高的。【26】芝加哥的南部的兇殺率一度和巴西今年夏天的水平相當，對此我們可以更清楚地意識到取締警察卻又不取締資本主義制度時情況會變成什麼樣。芝加哥大學位於海德公園，這裡一塊被該城市南部貧困社區環繞的富裕孤島，那裡的私人「警察」獲得的經費比起周邊所有轄區加起來的還要多。畢竟對於有錢人而言，私警終究是更加划算的安排：如果你想要的只是保護自己的財產，為什麼還要把稅金撒在保護整個城市的警力上呢？在示威者的壓力之下，明尼阿波利斯議會在2020年6月不僅投票通過削減警費，還中止了警務活動。儘管看起來他們會食言，但如果他們採取和新澤西州卡姆登一樣的取締模式的話，那最多也就是給警察換個名頭而已。【27】更加激進的廢警想法有時會被民間武裝分子兜售，他們整個夏天都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街上巡邏，以尋找傳說中的「白人至上主義劫犯」。對自身經歷的迥然不同的描述揭示了暴力問題的複雜性，它在活動家、店主和犯罪率高企社區的居民眼中的面貌都有所不同。20世紀的革命史表明，在內戰的迷霧下，要辨清政治性的和反社會的暴力是幾乎不可能的。但革命者試圖保衛從國家和資本手中贏取的陣地所採用的必要的混亂的手段，不應就此和社區層面的監管和保護私產的「社區組織」武裝相混淆，後者往往明裡暗裡和當地警察有所勾結。從這些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鬥爭本身很容易成為無政府狀態和混亂的消極表現，而這正是川普們想要激化的。【28】就像阿甘本就2013年的雅典所說的那樣，「真正的無政府是權力的無政府（true anarchy is the anarchy of power）。」這一點或許可以從智利抗爭的一個流行口號體現出來：「我們並非在戰爭中（No estamos en Guerra）。」這句口號針對的是皮涅拉總統，他在2019年10月的一場演講中公然宣稱：「我們正處在和一個非常強大的敵人的戰爭中，這個敵人會不擇手段地使用暴力。」在這個例子以及許多例子中可以看到，世界上的非運動似乎矛盾地代表了秩序派，然而警察卻變成了無政府派的武裝力量，並會加劇我們這個世界的分裂。當然，採用一種抽象的非暴力原則是愚蠢的。令人難過的是，智利的抗爭自2019年10月以來讓至少30人丟掉了姓名，約500人眼部受傷。但顯而易見的是，街頭抗爭的群眾們並不祈求混亂，也不期望暴力。在把位於聖地亞哥的非運動集聚地巴克達諾廣場（Plaza Baquedano）改名為「尊嚴廣場」（Plaza Dignidad）後，智利的抗議者們宣佈他們希望獲得的是有尊嚴的生活。我們或許能夠勾勒出一條（殘破的）線索，它把 2019年的「我們並非在戰爭中」和1968年的「要做愛不要戰爭」乃至1917年的「和平、土地、麵包」連接在了一起。因為共產主義的歷史不僅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也是一部對敵對充滿敵意的歷史，它反對敵意將被統治階級之間對立為敵我。從這一點上講，它渴求的是和平。 Figure 6: Protest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nglo-Saxon countries 2000-2020 五、一門物種（Species）的科學在《尾注》第三期的《待命航線》一文裡，我們把阿拉伯之春和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核心麻煩描述為將散落的無產階級（以及心懷不滿的中產階級）碎片組合為廣場上的同一股力量的問題。如今回想起來，它們都是非運動大潮剛剛漲起時的信號。但「組合的問題」（ problem of composition）更常被理解為一種「身份政治」的問題，後者似乎是伴隨著工人運動的消亡而出現的。但要說反身份政治是身份政治最糟糕的產物的話也有些許誇張。許多批評身份政治的左翼人士認為，工人運動的殘餘力量，依然可以圍繞著一個身份問題而集結起來，即從未遠離其核心的「公民民族主義」（citizen nationalism）。但我們也已經看到了，只有右翼才能夠在這種情況下壯大起來。然而，「身份政治」並非只是一個在社民左翼頭頂上遊蕩的幽靈。事實上，這個詞已經變成一種幾近普遍化的貶義詞了。即便是那些最「清醒」的人也開始採用同樣的術語（或同義詞）來批評那些試圖縫合不必要的分裂的人，或者是那些用可疑的說辭來代表被壓迫者中處境較好的亞群體（sub-groups）的人。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認為「身份政治」指涉的不僅是當代非運動所要面對的一系列侷限。在我們使用這個術語時，從更廣義的角度來講，身份政治構成的是今天大多數鬥爭的基礎，以及由此引發的必須直面的種種侷限。傳統的社會運動--無論左翼還是右翼的--只能在衰落的資本主義的土壤上展開，而今天世界上的非運動正在緩慢地，或者可能馬上就會迅速地重塑這片土壤。在《啟示錄與革命》（Apocalypse and Revolution）中，切薩拉諾（Giorgio Cesarano）將身份政治的早期例證描述為「反革命的解放運動」，儘管它們略有偏頗，卻造就了「對真正攸關的利害關係的來之不易的認識：將人類從意識形態之中解放出來，對每一種區隔的必要的超越，對總體性觀念的武力征服。」用博爾迪加的話來說，除了守舊和改良的面向之外（「反覺醒」anti-woke的當務之急），這些運動也包含了明確的反形式要素，即它們要重組讓各種爭辯得以展開的那個基礎。非運動的核心組織原則是他們對普遍的不公或腐敗，特別是對警察、政客或精英的憤怒和厭惡。但是在鬥爭的演變過程中，這種負面的團結（通過敵意達成的團結）是不夠的。我們通過對於何為錯的共同感覺判斷而達成團結，但又恰恰限制於這種與「錯」之間的關係，要超越這種限制只能依靠闡明關於「對」的共同願景。此外，我們在憤怒和憤慨的旗號下走到一起，但其背後關乎利益和忠誠的真實分裂卻被掩蓋。這種分裂有些時候不可避免地會讓它們在暴力中被感知到。這在不僅僅是針對既定的敵人的鬥爭，而且作為為了特定階級群體（例如黑人、原住民、青年、移民等）而戰的鬥爭時也表現得很清楚，這些特定群體會將自己表現為最飽受剝削或最憤怒的一群人，以局部來代表整體。如今這樣一個整體是無法被代表的，以至於一些身份政治傾向於描述階級鬥爭在既定工作場所或既定階級構成之中的潛能與侷限。的確，這樣的鬥爭只能夠藉助直面和混淆讓工人階級深陷其中的身份認同區隔，從而來延展自身。階級被區分成無數種情形，每一種都能反映局部，但沒有一種可以清楚地勾勒出政治忠誠和利益群體的面貌。而且也鮮有協調問題的解決方案，以讓局部的身份認同可以被加以調整以充分地反映作為整體的階級。例如在美國，階級是藉由「種族」（race）來運作的；整個社會之中最貧困且最受剝削的階層是比例不一的非裔或土著後裔，而這些族裔的特徵又常常被識別為該社會階層的特徵。當然，這種表現形式的問題不僅在於，事實上存在著非裔或土著後裔構成的中產階級群體，他們的存在必然與這種文化定式相矛盾；而且還在於貧窮的白人在這種視角下常會被誤解為是享有特權的一撥人。在一個自由主義的美國想像之中，白人工人階級已經被視作無可救藥的種族主義者，是一群與被唾棄的川普的基本盤相應的「可憐蟲」，而在保守派眼中，這個群體則始終與早已不復存在的由男性擔當的養家餬口的工種--包括警察--聯繫在一起，他們的體面與料想中「底層」（underclass）黑人應有的病態形成了鮮明對比。因此這兩個階級都被依照道德的或種族的準則被裂解為值得拉攏的和不值得拉攏的窮人，但哪一個「種族」應該在這種二分法之中被對應到哪一邊，很大程度上則仰仗旁觀者們對自由派或保守派的忠誠度。儘管美國的種族政治是一個由身份調解的階級的極端案例，但這絕非什麼美國例外論。圍繞身份展開的鬥爭在幾乎所有地方都已經壟斷了政治場域。這並非是因為人們變得越發種族主義、性別主義或者恐同。相反，這幾種視角總體來講已經逐漸退潮，儘管它們在當代政治語境的重整下顯得更加突出。一個大趨勢是更加年輕、自由化且激進的世代正在直面保守的且常常是上了年紀的世代，後者這一小部分人常常不成比例地影響著政治（由於他們握有的財富和投票傾向）。在這種語境下，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變得愈發明顯，但這並不意味著方向上的改變，因為所有的主流政治（既包括左翼也包括右翼）歸根結底都是國家的、公民的、人民的以及民族的政治。發生改變的其實是這個世界上那些通過其反形式的動勢來襲擾守舊政治的非運動。如今所有的政治都傾向於身份政治，並不是因為身份之分歧變得更加清晰且難以對付，而是因為它們越發受到挑戰和混淆。一方面，這是正在進行中的資本主義停滯的簡單作用，在這種停滯中，生產的進程與日益糟糕的經濟走勢相結合，以摧毀對維持就業、健康、居住和家庭生活穩定的期盼。另一方面，當對抗這些逐步惡化的境況的需求，足以打破跨階級合作的重重阻礙時，當非運動最終湧向街頭、廣場以及環路時，身份進一步受到挑戰，直至其存續也受到質疑。這些空間是需要被混淆的，因為其生產所需要的是一種對於分散的身份認同的主動合流。而這個進程勢必讓人感到憂慮，因為它涉及到身份政治那冒險的舞步，使之常常處於這樣一種風險之中：變成單純的表演性、痛苦的乃至暴力的。最新一輪對於黑命攸關的表述，也因此可以被視作是表現非運動的全球累加特徵的一種普遍模式的實例。自5月26日以來席捲全美的示威、暴動以及對紀念碑的衝擊反映的是一股迄今為止分離乃至互相對立的要素的巨型合流。在這種融合之中，內部分裂也隨之激增，既包括業已存在的身份認同，也包括在鬥爭中新生的身份。在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動亂中，我們可以指認出「日」與「夜」的不同，分別對應中產階級的和平抗議以及無產階級的暴動和洗劫。我們也可以論及「暴力」和「非暴力」之間的對立，或者是大城市和小城鎮之間的對立，且很多這些小城鎮第一次見證了示威遊行的發生。但最驚人的或許還是要屬這些抗議中的種族構成。毫無疑問，無論是在最初的明尼阿波利斯騷亂中，還是在後來芝加哥和費城的有針對性的搶劫事件中，黑人無產者都起了帶頭作用。【29】然而，在絕大多數抗議活動中，甚至在許多騷亂中，所謂「白人」參與者似乎也構成了街頭運動參與者中的多數。在詢問人們是否參加了抗議的民調中，在由社會學家們組織的大規模調查中，在多數由警方公佈的逮捕記錄中，甚至在一些對動亂地點的手機數據分析中，這一點都顯而易見。這一事實常被左翼和右翼共同忽略，因為體察這一點有礙他們自身對身份認同的認知。但恰恰是「美國白人」的群眾動員標誌著這場運動與其他類似運動之間的不同之處，例如與2015年的黑命攸關運動以及1960年代席捲美國各大城市的動亂。這可以被解讀為是對「白人性」的大規模背叛，作為對在年輕美國人之中尤為明顯的種族主義觀念的逐漸退卻。但如果「反種族主義」是這場運動普遍採用的口號，那麼澄清它對於不同人群有著不同意義這一點就變得非常重要。在這場運動引發的整個文化的連鎖反應過程中，我們可以察覺到表演性反種族主義的顯著抬頭，這一趨勢圍繞著個體對種族主義表達和反種族主義美德的主張而展開。這一點不僅在常見的網絡討論和高等教育等語境下可以看到，也體現在議會政治，乃至不時在街頭出現的甘願維護種族界限的民族主義潛流。我們可以很容易看到這樣的例子：穿著肯特布（Kente cloth）做成的衣服跪下的民主黨政客，象徵式地為黑人牧師洗腳的白人基督徒，以及越來越多打著「多元化導師」（ diversity trainers）和「黑人領袖」（black leaders）旗號的人，他們告訴中產階級白人：退回去，呆在你的道路上，保持非暴力，回到贖罪和救贖的個人操練之中。然而，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這種做法在5月26日之後已不再是反種族主義的主導形式。相反，我們所看到的是某種與本文所述的「身份政治」更加接近的東西：一種清楚地知道要想保持抗衡警察（及其背後的政治）的力量的話就必須主動挑戰由種族界限造成的分裂政治。在橫幅上、在口號裡，我們看到聽到了跨種族團結的表達，但它們是經由針對同一目標而採取一致行動來實現的，無論是包圍一個地區，推倒一座雕像，還是保護人們免受警察的攻擊。而當活動家們在這種情形下試圖藉助種族來區分人群（或者藉由種族身份來製造所謂的多元化格局）時，他們所完成的恰是警察和法西斯分子們的工作，即分化和弱化運動。事實上，人們可以把這場抗爭視作對此前帶有表演性質的模式的後進且務實的反種族主義抗議模式。畢竟，抗議者們主要的攻擊對象是那些由自由派市長領導的行政機構，後者中有很多人的從政生涯都是由表演式的反種族主義姿態造就。這些市長裡頭有相當數量的黑人女性，而他們如今卻在保護手裡流著鮮血的警察，監視著抗議者的暴力化傾向，以及-- 在芝加哥出現的--把路橋收起來以保護富裕的市中心免遭黑人無產者的叨擾。他們所謂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的話語無法有效地勸服美國白人們待在家並且「配合工作」（do the work）。相反，成千上萬（或許數百萬計）的白人奮起反抗這些自由派的、或是黑人或是白人的市長們，且在多數情況下他們能夠與自己的黑人友鄰們並肩作戰，而非屈從於對方。【30】但如果說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動亂代表的是「對『白人性』的背叛」，那也不是《種族叛徒》（Race Traitor）曾經捍衛的那種形式。這並非是在工人階級力量推動下帶來的策略性的背叛，而是一種由憤怒和不滿引發的、對於新自由主義主體的自髮式背叛，這種主體拒絕成為他們應有的模樣，且在鬥爭帶來的合流之中粗略地感受他們可能成為的模樣。這是我們所說的「合流」帶來的積極面。這種積極面也可以在如下情形中看到：當伊斯蘭主義者們走進開羅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時，當法國國民陣線的支持者們加入到對環路的封鎖時，或是當智利的中產階級們走上街頭與無政府主義者和極端分子共同對抗警察時。這種跨越政治、文化乃至種族界限的合流，較之反種族主義的自由派想像所能料想到的情況（尤其是對於那些在精英主義的秩序被撼動時已經沒有什麼可失去的無產者們）要更加普遍且更加簡單。但儘管合流是可能且易於達成的，在鬥爭的熱潮中它卻難以持久。而且儘管非運動的合流常常以背叛「我們何為」這一點為前提，它們卻鮮有機會讓我們把舊有的生活拋在身後。我們反抗一種孤獨的狀況（一種僅因社交距離和封鎖而加劇的孤獨），但反抗本身卻很少能夠滿足社區對飢餓的不滿，而後者才是導致反抗出現的原因所在。【31】一些社會活動家的確會彼此相遇，而且很多人甫一參與其中就成為了活動家，但在這之中並不存在策略上的共同體，有的只是介於政治的和策略性的身份認同的短暫聯姻：黃背心、民兵、反法西斯（antifa），以及「共同體的領導者們」--一個由部落、幫派和詐騙團夥組成的世界。【32】非運動逐步推動抗爭以促成社區的集結或者在工作場所之間編織起持久的聯結。實際上，它們驟然打亂日常生活，像黃背心運動那樣給他們的「行動」計數來標記時間，又或者像每週五在智利舉行的大型示威那樣，人們會在運動當天以空前規模集結以表達他們的憤怒，然後又迅速退散，要麼是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要麼是回到自己所屬的某種身份認同之中。這種一致性的缺乏也不是什麼技巧或策略上的優勢。讓它們能夠壓倒警察力量的並不是它們在策略上的多樣性，而是動員的範圍和規模--而造成如此範圍和規模的往往最開始是由於警察的暴力。所有的參與者都會意識到，在某個節點之外，動員的合流，以及持續有效的組織的欠缺，都在阻礙鬥爭的延續。但通過對其參與者身份認同的混同，非運動所表達出的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在這種考驗之中我們會注意到一種新型的人類的形成，一種不像阿甘本及其他人擔心的那樣手足無措的或被馴服的人類。我們認為非運動利用且激進化了日常存在的再生產的變化，以及由此造成的人類生活再生產的變化。這些變化使得我們最近十年來所目睹的街頭抗爭的爆發變得可能。因此，我們所篤定的是這種人類學式的變化會在街頭抗爭被鎮壓之後，或是在缺乏組織和持久力而失敗之後，還能繼續下去，因為非運動是我們當下時代反形式的（anti-formistic）邏輯表達。身份認同的合流是今日的反抗得以可能的條件，但也是需要被跨越的侷限。從短期到中期來看，我們期望它能夠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變得問題化（problematized）。這種侷限或許意味著新型組織形式的必要性，就如一個朋友近來提出的（借用的是一個地下嘻哈組合的名字）：一種「有組織的合流」（Organized Konfusion）。它尤其需要吸引不再為工人運動殘餘徵詢（interpellated）的無產階級，後者被迫和對抗普遍貧困的剩餘人口和降等的中產者們走在一起。因此，這種隱匿的團體需要去吸引以空前規模佔領街頭、掀起對我們時代動盪浪潮的反叛群體--無論他們是流氓的還是被剝奪權利的中產階級。它甚至也有必要去吸引那些當下被動員起來反對非運動本身的階級成分，以打破那種強化警察的力量並把鬥爭推向戰爭邏輯的敵意。但就像我們在這篇文章反覆提出的，鑑於非運動是資本主義停滯狀態的主觀表達，那麼它們最重要的任務還是要意識到這種潛在的狀況，並將它們自身定位為一個業已走向衰退的體制的潛在終點。非運動意味著無產者不再擁有任何浪漫化的任務。它不能動員個人也不能為霸權而戰。相反，它只能通過繼續抵抗任何意圖振興當下這個政治世界的嘗試，從而超越我們當下搖搖欲墜的秩序--在某種程度上，這一秩序早已瓦解了階級社會的基礎。走出我們這個無政府時代的蹣跚一步在於非運動在其自身對人類共同體的渴求中所目睹的身份合流。直到現在，這一渴求依然無法在勝利中得到滿足，也沒有因為壓迫而止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認為這個時代會繼續表現為沒有革命的革命者的累加。飢餓的人們穿上了黃衣，使用身份的而不是階級的碎片化話語，因為整個左翼的框架都已經垮塌了。如果一套務實的反種族主義在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抗議之中壓倒了表演式的表達，那是因為革命的務實主義不再從意識形態已經僵化的世界之中提取詩意（poetry）。21世紀的革命必須讓死者埋葬他們的死亡，以抵達它自身的內容。因此，當代種族科學的任務在於再一次閱讀我們時代的符碼，以理解非運動本身如何揭示我們當前時代的反形式的（ anti-formistic）趨勢，以及在其合流中，我們如何能夠意識到所謂的資本、國家和階級等社會形式的消蝕。鑑於共產主義是一種廢除了這些社會形式的真正的非運動，我們想對那些直面當下這個搖搖欲墜的秩序的人們說：前進吧，野蠻人！ -------- 【20】當然，年齡和教育程度也可以從階級的視角來加以考量。例如受惠於社會民主主義（得以在當時入手如今作為財富來源的物產）的嬰兒潮一代意義上的「年齡」，以及高等教育「民主化」之為非統一過程、將許多人排擠在學院體制之外這一意義上的「教育程度」。【21】卡馬特早在1977年就指出，工作之外的烏托邦世界逐漸成為後工業化世界的一種資本主義之夢。他諷刺道：「廢除勞動也是資本主義烏托邦的一個訴求：打造一個沒有牙齒和四肢的人類，不是通過牙齒和四肢實質意義上的消失，而是藉由對它們的廢置；因為人已經依附於資本，成為資本的寄生蟲。」【22】奧威爾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寫道：「我並不喜歡一個理想化的工人形象，因為那是資產階級化的共產主義者構想出來的。但當我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工人在和他天生的敵人--警察--發生衝突時，我知道我該支持哪一邊。」但請注意，無產階級有時也需要警察的幫助以解決爭端，保護自己的財產和尊嚴免受來自共同體內外的威脅。【23】不僅在警務和監獄系統上花的預算如今是（並且一直都會是）總支出中的很小一部分，而且在美國這種支出上的緊縮是寫在聯邦法例裡的，因為支付相應費用的市政單位是創收能力最低的。【24】美國警察人均殺害的人數居世界第30位， https://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y-rankings/police-killings-by-country 。【25】 Gabriel Lenz最近指出，當下南方城市的黑人兇殺率比美國歷史上任意時間段的任意地方都要高。【26】 Christopher Rufo估計CHAZ的兇殺率為每10萬人1216人，即便考慮CHAZ的規模而認為Rufo的預估有十倍的誤差，那麼每10萬人120餘人遭到謀殺這一比率也比世界最高記錄多出一倍（薩爾瓦多2017年的兇殺率為每10萬人有61人遇害）。【27】卡姆登的案例被認為是整個美國可採用的解決方案，他們用縣警力取代了市級的警察（主要是為了打擊警察工會），重新僱傭所有警察，增加了許多新僱員（如今是警力最為豐沛的地方）。【28】這種失序將人們按照法西斯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路線分割開來，並引發了武裝鬥爭的可能。正如一些同志最近所寫的：「現在反動勢力想把我們拖入一場文化戰爭和武裝對抗之中--一場工人階級必輸無疑的鬥爭。」【29】在亞特蘭大和底特律這種黑人佔多數的城市，白人佔比相對較低，但相對於他們在這裡的人口比例，他們在街頭出現的比例則過高。要注意的是「白人」的膚色含義本身是可變的。如今，選擇認定為「白人」的移民和混血後裔也越來越少。如果按照伊格納季耶夫的說法，白色皮膚的本質是所謂的「成為白人」的特權，那麼這似乎是許多美國人現在要拒絕的。【30】當然這也有表演成分，但是致力於一個實踐層面的集體目的（打擊暴力的和種族主義的警察）的表演，而不是個人層面試圖獲得認可或救贖的作為。【31】在許多已開發國家，社會層面的孤獨感似乎正在逐漸加劇，這可能是近年來抗爭運動四起的另一個誘因。【32】今年捐贈給各種真正意義上爭取種族發聲組織的款項預估將達到100億美元，但它們什麼也挽回不了，惟將可能催生新一波的敲詐勒索者，其中一些人無疑會發揮其慰勞作用，但其他人可能巴不得危機升級以撈取更多利益。 // 關於《尾注》：原先的小組組建於2005年的英國布萊頓，成員起初來自《揚棄》（Aufheben）刊物的參與者，此前《揚棄》與法國的《共產主義理論》（Th?orie Communiste）進行了批判性交流。不過隨著人員流動和新成員加入，小組變得越來越國際化。《尾注》原先的取向是從現狀出發，將各種條件的可能性概念化，概念化的對象除了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共產主義超越，還有以這種生產模式為特點的社會所具備的多種統治結構。因此，小組一直關心「共產主義理論」內部的爭論，尤其關心1968年後法國極左當中出現的「共產化」（ communisation）問題；性別與消滅性別的問題；對當代鬥爭、運動與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剩餘人口的動力系統及其對資本和階級的影響；「種族」的資本主義構成；價值形式理論和系統辯證法；20世紀革命的失敗與僵局，等等等等。 -- 網路公共論壇的良好運作建立於：不口出惡言，僅議論公共事務與公眾人物，發表和題旨相關的事實與觀點，就事論事，不臆測個別參與者未表明的觀點、動機、背景、或私人信息，不指點個別參與者的思考與行動，不要求個別參與者發表、評論、或回覆。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來自: 76.183.127.209 (美國) ※ 文章網址: https://www.ptt.cc/bbs/IA/M.1610394834.A.1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