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 社交媒體能為民主做什麼？--讀桑斯坦的《

[kwei (光影)]

社交媒體能為民主做什麼？--讀桑斯坦的《標籤共和國》
文章來源：《北大法律評論》第20卷第1輯
https://mp.weixin.qq.com/s/Ts0YTB6mh__tzuivapAx-A
孫競超
北京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南開大學法學院講師

[法意導言]
通信技術革新對協商民主的影響是凱斯·桑斯坦一貫的學術關切點。將《標籤共和國》置
於其關於通信技術民主功能問題的研究脈絡之中，本文集中討論該書在問題意識和方法上
的傳承與創新之處。一方面，該書延續了桑斯坦前兩本著作的問題意識和行為科學分析方
法，提出使用協商民主的質量作為現有社交媒體的評價標準，而社交媒體的價值則取決於
行為主體的身份認同及與之對應的行為邏輯。另一方面，"標籤共和國"已經真實存在於美
國的社會生活之中，桑斯坦揭示了"標籤"對人們線下活動及思考方式產生的根本性影響，
尤其以線上恐怖主義的興起與應對為例，強調了這種影響的真實性。


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凱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長期致力於法哲學、憲法理論以
及行為科學和法學交叉學科的研究，著作頗豐。尤其是在行為科學與法學的交叉領域，桑
斯坦教授常常將其他學科的實證研究和方法引入法學研究之中，頗具啟發性。值得注意的
是，涉及大量的新材料、新信息使得桑斯坦的研究顯得"十分時髦"，加之其詼諧的筆調和
超越專業研究者的讀者群定位，也使桑斯坦的著作被推崇為"暢銷書"。這固然反映出桑斯
坦及其著作極高的受歡迎程度，但這股近似"粉絲追星"的熱度往往也掩蓋了一些貫穿於桑
斯坦研究思考始終的深刻問題。

換言之，僅將桑斯坦的著作視為"暢銷書"，甚至僅將桑斯坦本人視為"網紅法學家"有失偏
頗，甚至本末倒置。故而要想理解桑斯坦教授關於信息傳播及民主的相關研究，先得擺正
作為研究型讀者的心態，努力脫離"暢銷書"趣味。

慢於通信技術更新換代的速度，但明顯要快於大部分法學研究者的認識和接收速度，時隔
十年，桑斯坦推出了他的"網絡共和國3.0"--《標籤共和國：社交媒體時代的分裂民主》
（#Republic：Divide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書名本身即反映出
桑斯坦本人一如既往關注的問題，從討論廣義上的互聯網技術，到對協商民主產生具體影
響的博客及博客文化，再到如今以推特、臉書等社交平台為載體的通信世界，可謂是流水
的技術、鐵打的民主。自2001年《網絡共和國》起，桑斯坦便致力於探究現有技術與一個
民主自治體制的核心保證之間的關係問題。同時，書名標題也體現了通信技術革新所帶來
的根本性變化，由".com"域名營造的網絡共和國逐漸被由"#"指令符隔離出的一個個零散
的"小眾市場"之聚合體所取代，社交媒體帶來了更直接、更快速、更豐富的交流體驗，也
帶來了人們躲進自己打造的信息繭房，只聽取與自己相近觀點而無視相反觀點的風險。當
然，將書名放在一邊，桑斯坦想要通過這本新書表達的內容顯然更多，尤其是他曾經作為
白宮信息與規制事務辦公室主任與巴拉克·奧巴馬總統共事的經歷，使其在談論個人和集
體行為給協商民主帶來的種種影響時多了幾分"現身說法"的味道。

桑斯坦的研究更新速度終於趕上了現有通信技術的發展速度，這實在是一件幸運的事，然
而略有遺憾之處在於，學者們受惠於他的研究，卻一直沒有跟上他的更新速度。時至今日
，無問西東，人們仍在學習、引用和評論他的《網絡共和國》，鮮有人注意到他早已不止
一次地更新了自己的研究，既使自己的行為科學研究方法日臻成熟，補充了對於技術變革
本身引發的新問題的關注，同時也修正並進一步明確了一些頗具爭議的觀點。有鑑於此，
我們需要盡己所能跟上他的腳步，從閱讀和思考《標籤共和國》開始，實現認知的更新換
代過程。以下，結合桑斯坦教授先前的相關研究，我將《標籤共和國》置於桑斯坦關於通
信技術的民主功能問題研究的一系列著作之中，重點嘗試理順該書中的"不變與變"，討論
其核心問題與問題域，以及這些問題在社交媒體時代發生的新變化。最後，結合書中提出
的觀點和研究方法，談談桑斯坦教授的研究帶來的啟示。


一、不變的問題域：現有通信技術的民主功能

桑斯坦在《標籤共和國》的"致謝"部分提到，所有的書都有祖先，而對於《標籤共和國》
來說，它的祖父便是出版於2001年的《網絡共和國》（Republic.com），父親便是出版於
2007年的《網絡共和國2.0》（Republic.com 2.0）。由於晚近通信技術的變化，尤其是
社交媒體的興起，使得虛擬世界的網絡共和國發生了不小的變化--單從書名來看，從祖父
到孫輩，通信技術已完成了從域名世代到標籤世代的一次飛躍。然而不變的一點在於，桑
斯坦在著作中一如既往地關注現有通信技術的民主功能，亦即現有技術與一個民主自治體
制的核心保證之間的關係問題。從問題意識和方法論兩方面，《標籤共和國》最能體現其
血統和基因之處有二：一為作為核心問題的民主（質量）；二為關注技術變革中的（個體
、群體）行為、行為邏輯以及可能產生的行為後果。

（一） 社交媒體對協商民主的影響

桑斯坦教授主要關注社交媒體與民主體制關係背後的法理問題。但歸根到底，他關注的是
民主問題，而不是技術問題。通信技術充其量是實現民主目標的工具，而如書中的一些例
子所示，通信技術有時也會給實現民主目標帶來不小的危險。因而，理解乃至讀懂《標籤
共和國》，我們首先要搞清楚的問題是：什麼是桑斯坦在書中所說的"民主"？其次的問題
才是：現有通信技術以及通信技術的革新，與桑斯坦語境中的"民主"有著怎樣的關係？技
術對民主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桑斯坦的書中時時處處都透著尤爾根·哈貝馬斯的影子--對他而言，民主幾乎可以與"協
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劃等號。這一點早在2006年出版的《信息烏托邦》
中便有比較詳細的論述。事實上，與其說桑斯坦關注的是民主，不如說他關注的是"協商"
。桑斯坦的《信息烏托邦》全書就是圍繞"協商"以及如何更好地進行"協商"展開論述的，
他將"協商"視作一種人類古老的、"毫無疑問也將與人類相伴始終"的交流方式，其中關於
信息繭房、串聯與極化以及為什麼發生極化等問題的分析，無疑也是《標籤共和國》中相
關思考的基礎。所以從桑斯坦的知識架構來看，借用他在《標籤共和國》"致謝"中的說法
，《標籤共和國》不單有《網絡共和國》和《網絡共和國2.0》這兩本"祖父"和"父親"，
還擁有《信息烏托邦》這樣一位"叔祖父"。而在《標籤共和國》中，桑斯坦更是將"協商"
視為自己要討論的核心議題之一，並強調純粹的民粹主義或直接民主與試圖確保審議、反
思及問責的民主制度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協商民主是一種民主制度，民主的參與者們（
"我們公民"）通過獲取信息，共同審議，最終就特定議題作出集體性決策。

基於對民主的上述理解，可以注意到，對比《網絡共和國2.0》，桑斯坦在"前言"部分的
第一句話中增加了一個單詞"運轉良好"（well-functioning），這進一步提高了他論述表
述的精確度，同時也迫使我們思考民主與技術之間的應然和實然關係問題。桑斯坦認為，
一個運轉良好的民主社會中，人們不會生活在回音室（echo chamber）或信息繭房（
information cocoon）中。然而，即便是不瞭解回音室或信息繭房等術語的一般讀者也能
夠結合自己的經驗判斷，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有人（不能說大部分人）生活在回音室或信
息繭房之中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民主還能夠"運轉良好"嗎？顯然，回音室和信息繭房
作為通信技術發展之後的新興事物，卻使得民主"生了病"，一定是哪裡出了問題。可以推
測，桑斯坦一定樂於見到讀者按照這樣的思路並帶著這樣的問題繼續閱讀下去。

（二） 協商民主質量作為評價通信技術的標準

桑斯坦的創見在於破除言論自由是"絕對真理"（absolute）的盲信，並嘗試打破"消費者
主權"作為通信技術評價標準的壟斷地位，進而提出一套基於協商民主質量的不同評價標
準。同樣是站在信息的需求側，消費者主權的標準是一個近乎奧林匹克運動會"更高、更
快、更強"的標準--消費者說了算，只要讓消費者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獲得他們想要的任
何資源，一個通信系統就可以被稱為是"好的"。基於同樣的判斷標準，技術革新可以使通
信系統變得"更好"。而從民主的標準出發，需求側的主體不再是一個個單獨的個體，而是
作為整體的民主社會，一個好的通信系統則成了一個可以儘可能滿足協商民主需求的系統
。誠然，一個運轉良好的民主體制需要的條件千千萬萬，不能期待通信系統達成全部的條
件，也更不能武斷地在"好的通信系統"與"好的民主制度"之間建立起任何過於簡單的邏輯
聯繫。然而，好的通信技術的確至少能夠幫助改進"協商"。桑斯坦在《信息烏托邦》的前
言中就曾高度讚揚由於通信技術的進步而產生的協商方法，他甚至認為這些方法在某種意
義上具有革命性。簡而言之，他認為新方法具有兩個鮮明的優點："第一，它們向我們展
示了獲取許多人頭腦裡信息的新途徑。第二，它們向我們展示，如何通過提高群體瞭解成
員的信息的可能性，大大改善協商的舊方法。"在《標籤共和國》中，他進一步提出了兩
個更為具體的民主標準：不期而遇的機會與共享經驗（chance encounters and shared
experiences）。與消費者主權的標準相比，這是一個更具自律性的標準，這意味著信息
的提供者或展示者（比如特定的網站、臉書、推特等）要廣開言路，儘量不預先過濾掉帶
有特定觀點的信息，同時也意味著具體個人要兼聽則明，既接收讓自己感到愉悅的信息，
同時也要勇於面對不同的聲音甚至是異議者的挑戰。協商民主構成了評價通信系統優劣的
標準，同時，桑斯坦的開篇之句還引發了另一種追問：既然現有技術存在使人們生活在回
音室或信息繭房中的危險，進而使民主無法"運轉良好"，那麼為了實現運轉良好的民主，
我們需要擁有並發展出什麼樣的通信技術呢？這樣的問法看上去與前一個沒有什麼不同，
但卻將通信技術在協商民主中發揮的作用突顯出來。

在桑斯坦看來，一個運轉良好的表達自由體系構成維持共和國存續的先決條件。面對美國
本土極化政治和恐怖主義襲擊增加的"新常態"，標籤共和國促進協商民主的技術革新已經
不是錦上添花，而是一種具有緊迫性的政治號召了。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研究新興通信
技術對於民主質量的影響不能僅僅被看成是一種"時髦的研究"，而應將其視為在新時代下
對既有憲法原則的深入思考。換言之，桑斯坦並沒有想當然地接受"活憲法"（living
constitution）概念，而是繼續追問：在社交媒體時代，"活憲法"何以可能？


二、不變的行為邏輯：誰在用社交媒體？怎麼用？

很大程度上講，憲法的"死與活"取決於憲法秩序下一個個、一群群活生生的人。為了探究
上述問題，桑斯坦借助了一些行為科學的研究方法，重點關注"行為"本身，研究新興技術
對國家的民主生活產生的影響。

（一） 社交媒體上的行為：群體極化與虛擬串聯

先是兩種在社交媒體和網絡中發生的現象：群體極化與虛擬串聯，這也是桑斯坦在該書中
著墨最多之處，篇幅佔到全書的近三分之一。在桑斯坦看來，極化和串聯似乎不可避免，
而"技術地講"，兩種現象本身兼有利弊，不值得慶祝，更不應該"一竿子打死"。造成群體
極化的原因有三：其一是說服性論證和信息。由於說理能力和掌握信息不均衡，而人們的
精力有限，可以接觸到的論據亦有限，社交媒體中總有某些觀點更"強"些，強強觀點之間
又往往對立，這便迫使支持觀點的個人進行"站隊"。其二是聲譽的考慮。一些人出於對自
己名譽的保護，不敢更不願公開反對某些鮮明觀點，這便造成所謂的"沉默螺旋"（a
spiral of silence），久而久之，較弱的觀點便被鮮明觀點排擠出言論市場。其三是自
信、極端主義與補強效應。出於人們對自己觀點的本能自信，當他們聽到與自己相近的觀
點或意見時，一方面會肯定對方觀點，另一方面也進一步加強了對自己觀點的肯認，兩相
補強，觀點相近者們最終朝著一個更為極端的立場邁進。

至於虛擬串聯，類似於我們老百姓常說的"隨大流"，桑斯坦認為核心概念是"信息"，它存
在兩種不同類型的虛擬串聯：信息串聯和名譽串聯。前者"對物"（信息），即個體放棄了
基於自己私人信息或觀點的立場，以他人的示意作為判斷基礎，常常是由最初一人或幾人
的行為，導致無數跟隨者產生類似的行為；後者則"對人"，可以理解為"給面子"，即不問
對錯地隨大流，肯定他人的觀點，桑斯坦分別舉例進一步解釋了兩種串聯的產生機理。無
論如何，群體極化和虛擬串聯二者在社交媒體上最終產生的效果不盡相同。群體極化產生
了更為激進和極端的觀點，虛擬串聯則可以在不問信息和論據是否可靠的情況下使此類觀
點迅速放大--這便是當前技術帶來的線上行為革命。

（二） 線上行為的積極意義：社會膠合與傳播信息

接下來是評估社交媒體給民主社會帶來的影響，當然涉及前文提到的"民主的標準"問題，
但這裡桑斯坦關注的是更具技術操作意義的標準--社會膠合與傳播信息（social glue
and spreading information），重點在於為一個異質性社會匹配一系列有價值的通用架
構和經驗。以此標準觀之，群體極化與虛擬串聯可以為運轉良好的民主制度提供助益，當
然也有潛在的風險。助益在於，兩種線上行為可以促進社會膠合與傳播信息。

在異質性社會中，每個人都持有某些獨特且有價值的信息，通過極化與串聯，個人手中的
信息將在社交媒體和網絡中迅速傳播，為儘可能多的人知曉。這一方面滿足了人們共享信
息的"知情權"；另一方面，通過披露信息，人們可以向政府施壓，防止其不作為，進而令
更多事先不知情的人受益，這也正是桑斯坦推崇阿瑪蒂亞·森關於饑荒與民主關係研究的
原因所在。桑斯坦鼓勵公民們在社交媒體中形成這樣的極化與串聯，認為它們不是奢侈品
，更不是知識精英們的喜好，而應成為全體公民安居樂業的必要保障。同樣是在異質性社
會中，極化與串聯還有一個更為激進的益處：政治動員。儘管我們在很多情形中無法直觀
判斷政治運動和變革是否能夠促進社會發展，但通過極化與串聯，更多的人瞭解了政治運
動和變革，通過飛地內的協商以及對於"二等多樣性"的認同，人們也因此有了參與甚至組
織變革的機會，這也正是社會活力所在。然而極化與串聯也確實給一個本就"異質"的社會
帶來了不小的風險。過度的極化會促生極端主義觀點，也可能致使人們活在自己觀點的回
音室中，隔絕與其他公民交流；同時，由於無法確認信息真實性，串聯可能會導致謠言的
廣泛散播，甚至會引起整個社會的混亂和動盪。總之，機遇與挑戰並存，桑斯坦認為社交
媒體能為民主所做之事，就是行為主體利用社交媒體所做之事，結果是好是壞，取決於當
前技術的發展，更取決於主體所遵循的行為邏輯和目的（目標）。

（三） 線上行為主體：消費者與公民

最後才是行為主體的兩種不同身份--消費者與公民，以及每種身份背後不同的行為邏輯。
桑斯坦書中的意圖非常鮮明：強調"選擇"是一種公共商品，提醒人們注意公民的責任，同
時提出消費者主權邏輯可能導致的"消費跑步機"問題，試圖說服他的公民同胞們，消費與
選擇，有時並不如看上去那般具有吸引力。在他看來，社交平台和現有通信技術為更好地
"商品個性化"提供了支持，人們奉行"消費者主權"原則，服從市場力量調配，滿足個人和
群體的需求是生活常態，本無可厚非。然而注意，這裡提供給人們的選項和信息實則是一
種公共品（a public good），誠如桑斯坦所說，要"作為一個群體來行動"（acting as
a group），公民個體需要遵循超越消費者主權和市場力量的民主/憲法原則，接觸自己不
曾想過甚至頗為厭惡的觀點，促成全社會的共享經驗，為政治審議創造先決條件。面對兩
種不同的身份，桑斯坦採取的是一種折中態度，既讓公民們意識到一個無限選項體系下的
私人選擇可能會引發不幸後果，也讓消費者們意識到他們的選擇不單是為了自己，同時也
是服務整個社會。但與此同時，他也提醒讀者，消費者不是公民。與前者相比，後者經常
會思考更為重大也更為長遠的社會目標。作為消費者，桑斯坦祝福人們能夠從信息中獲得
樂趣（infotainment）；作為公民，桑斯坦則希望人們可以不侷限於個人選擇，形成集體
行動。消費者與公民，兩種身份及兩種行為邏輯意味著兩種不同的能力。從桑斯坦對兩種
身份的定位和他自己的傾向性中，作為純粹消費者讀出的是批判，作為公民讀出的則更多
是責任。


三、根本性變化：一個"標籤共和國"真實存在

美國"最瞭解羅斯福和肯尼迪時代"的著名歷史學家和政治評論家小阿瑟·施萊辛格在1999
年為其1986年論述美國政治週期律的經典作品《美國歷史的週期》撰寫的新版前言中，曾
不無"歷史感"地寫道："《美國歷史的週期》或許是實際借助那老掉牙的打字機完成的最
後作品之一。這篇前言則在另一榮耀的發明--文字處理器上完成。電腦和微晶片達成了一
種永久性革命。它是一場無人能夠阻止的革命。亨利·亞當斯的'加速律'將我們推向了新
千年。"施萊辛格用公共目的與私人利益之間的持續性轉換來定義美國政治和社會發展的
週期，同時強調驅動週期變化的根本原因在於人性的自然生活（the natural life of
humanity）和現代性的心理特徵（the very psychology of modernity）。站在一個嶄新
世紀的門口，施萊辛格無疑已經感受到科技對於傳統歷史週期變化的加速作用，同時也預
見到了新一代人面對急劇變化的世界可能產生的困惑。從科技和知識的更新換代角度來看
，桑斯坦在《標籤共和國》中的論述恰恰印證了施萊辛格的遠見。

《標籤共和國》與前兩部《網絡共和國》的根本性差異在於，桑斯坦敏銳地觀察並清晰地
傳遞給讀者們一個信息：社交媒體不單單是在改變人們的交互質量，同時也深刻地影響了
人們認識周邊世界乃至認識自身的方式；"標籤共和國"已經溢出賽博空間，成為一種真實
存在的生活狀態。

（一） 線上"標籤"促進線下行動力

從"網絡共和國"到"標籤共和國"，網絡社交媒體所發生的變化可被稱為施萊辛格意義上的
"無人能夠阻止的革命"。因為變革本身已經使原有的物理空間和賽博空間融合為一個"國
家-社會"結構的整體，無論是在線上或線下，人們都無法避免生活在標籤共和國之中。也
正因此，"標籤共和國"成了一種全新的人類生活方式。

公共話題以"標籤"的形式得以展現，"標籤"無處不在，而"標籤"本身即代表著瀰漫於整個
社會的行動力。"標籤"往往會指向特定議題，比如公眾普遍關注的選舉政治、種族、環境
保護以及恐怖主義等議題--在如推特等社交媒體上，隨處可見與這些議題相關的"標籤"，
搜索這些標籤，我們便可以隨意地加入相關的議題討論；創建一個與議題有關的標籤，我
們便能夠邀請社交媒體中任意的他者加入話題討論中來。在《標籤共和國》中，桑斯坦將
其稱為實用的分類機制（convenient sorting mechanisms）。自從2007年"標籤"成為推
特上對議題分類的特別技術以來，已過去十年有餘，如今，遍佈美國街頭的"標籤"一方面
昭示著這一技術的成功，另一方面也成為美國人參與公共議題討論的絕對主導方式。

哪怕在同一議題之下，"標籤"本身的更新速率也極快，變得越發醒目，也越發具有力量，
正為美國政治的極化現象推波助瀾。人人都生活在"標籤共和國"中，除了前文提到的"消
費者/公民"之外，人們在物理世界中的職業與身份認同在賽博空間內得到延伸，其在賽博
空間內所發揮出的影響力甚至遠超於物理空間的影響力。桑斯坦在書中提到了"黑命貴"（
#BlackLivesMatter）與"全命貴"（#AllLivesMatter）支持者之間使用不同標籤發表競爭
性觀點的實例。同時，結合2016年美國大選所引發的更為尖銳的極化政治現象，他也提及
民主、共和兩黨利用不同標籤申明競選綱領，甚至進行負面選舉策略的諸種行為，更不要
說新任總統川普獨闢蹊徑的"推特治國"手段。距離桑斯坦的《標籤共和國》發表已有段時
日，縱觀這段時日美國民眾使用"標籤"及社交媒體的情況，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普通公
民還是技術官僚，抑或是職業政客，人們獲取信息和表達思想乃至踐行政治行動，都離不
開"標籤"的作用。

僅以女權運動為一典型例證。2017年10月推特上爆發了支持女性傾訴性騷擾或侵犯經歷的
#MeToo運動，僅10月15日當天，#MeToo標籤就在推特上出現超過20萬次，次日更是超過了
50萬次；而在臉書上，最初24小時內就有470萬人在1200萬條狀態中提到該標籤。不僅如
此，該活動也迅速引發好萊塢、音樂界、科學界、政界等各領域對性騷擾與性虐待問題的
廣泛討論，甚至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也不止一次在公共場合分享了自己的
#MeToo經歷。此外，#MeToo也發展成一種美國全境範圍內相互呼應的線下抗議活動。2018
年1月20日，為紀念川普總統就職抗議一週年，僅紐約就有超10萬人走上街頭，以#MeToo
為行動標籤進行抗議活動，一時之間，華盛頓、波士頓、洛杉磯等城市的市民也紛紛進行
遊行，相互呼應。同時，此標籤已在全球至少85個國家得以使用，標籤本身也出現了許多
變體。#MeToo運動的出現，也帶動了一大批與女權議題相關的標籤運動，如關於女性未來
與世界領導力議題的#FutureisFemine，還有2018年因女性歷史學家佛恩·裡德爾博士（
Fern Riddell）不滿加拿大《環球郵報》只稱呼醫生為"Doctor"而稱呼其他博士為
"Mr/Miss/Mrs"的做法發推文而引發的關於女性社會地位與職業尊嚴的#immodestwomen大
討論。關於線上討論的現實情況，相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二） "標籤"改變人們的思考方式

再者，可能也更為根本性的一點在於，"標籤共和國"對人們的影響已大大超越了行為本身
，永久性地改變了人們思考問題和想像世界的方式。

在琳瑯滿目的"標籤"之下，社交媒體充斥著大量的議題，也帶來了一系列信息過載問題。
由於個體本身的經歷有限，這種信息過載可能引發的一個問題是：人們逐漸失去了對信息
的控制力，並且無法對信息的真確性作出恰切的判斷。從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研究及
行為科學角度入手，桑斯坦教授本人也一直在關注網絡及社交媒體中的這種信息過載給言
論自由和民主協商帶來的潛在風險問題。從他以往的研究可大致得出一個有趣的結論--三
個諸葛亮，有時竟會比不上一個臭皮匠--線上討論中共享信息存在諸多死角，信息的真確
性在未經證實的情況下便快速傳播開來，看似"科學"的內容往往充斥著大量的虛假"謠言"
。不得不承認，他的研究就像是一個關於線上行為的預言，研究揭示的許多可能的行為後
果已經紛紛顯現出來。在社交媒體的世界裡，人們漸漸失去了真理的判斷標準。對此，美
國總統川普發起的與"虛假新聞"（Fake News）有關的言論戰就是最近的例證。"虛假新聞
"至少暴露了關於線上信息交流的兩方面問題：一方面，"人是萬物的尺度"這種自古希臘
發端而經啟蒙時代放大的思想在極化政治時代同時導致了判斷真理標準本身的極化，而標
準的極化比之個體偏見來說對社會整體結構更具破壞性；另一方面，以"虛假新聞"為標籤
的信息戰對物理世界中的媒體及新聞人本身獲取信息的能力表示質疑，這暗示著對信息源
本身的根本性質疑--問題已經從"如何獲取真實信息"變成"真相如何可能"。

"標籤共和國"指向了一種以信息為基礎的、全新的社會組織方式，同時也使人們不得不開
始思考其潛在的風險。事實上，自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誕生之初，人們在對新科技生活的樂
觀展望中便摻雜了些許憂慮。憂慮者來自科技、信息傳播、民主理論、法律、社會文化甚
至是歷史學等各個領域。儘管桑斯坦本人一直對網絡及社交平台帶給民主社會的影響持中
立偏樂觀態度，他聚焦於人們的線上行為，在論述中同時提及行為本身可能帶來的正面及
負面效果，將選擇權充分地交予讀者和他的公民同胞們，但自"標籤共和國"建國起，憂慮
者的隊伍只增不減。

自《標籤共和國》出版後，幾位來自不同領域的作家的思考便很能說明問題。例如耶魯大
學歷史學教授蒂莫西·施耐德（Timothy Snyder）的《論專制：來自二十世紀的二十個教
訓》（On Tyranny：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通篇主要是利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檔案材料及歷史事實反思納粹及蘇聯統治中的專制因素，提醒當下
的人們能夠以史為鑑，從自身行為出發，及時遏制一些專制的趨勢。而在他提出的第十一
個教訓"調查"中，他也感受到了技術革新對獲取信息和真理產生的影響："既然在互聯網
時代我們都成了發表者，那麼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為公眾獲知真相承擔一定的私人責任。如
果我們是在認真地尋求事實，我們每個人都能為互聯網運作的方式貢獻一次小小的革命。
"

施耐德教授的小冊子在高校師生和普通民眾之間傳播廣泛，而更有針對性且看來更為激進
的論述來自硅谷的虛擬現實從業者嘉隆·拉尼爾（Jaron Lanier）。由於對社交媒體背後
的算法及商業模式太過熟悉，拉尼爾充分感受到他稱之為"BUMMER"的社交媒體系統背後對
人們行為模式的修正作用，在其暢銷書《十個立即刪除你社交賬號的理由》（Ten
Arguments for Deleting Your Social Media Accounts Right Now）中，拉尼爾從個人
行為模式、精神及經濟狀態等不同側面論及社交媒體對人們生活產生的負面影響，極具說
服力，與桑斯坦提供的法律與規制視角互補--在該書中，拉尼爾站在平台運營商的角度向
人們發出"求救信號"，表明除個體用戶之外，這些運營商同樣淪為BUMMER的受害者，這也
讓人們意識到"標籤共和國"似乎確已到達一個"危急存亡之秋"。

關於社交媒體對人類思維方式乃至天性的根本性影響問題，或許更為學理性的討論來自於
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伯納德·漢考特（Bernard Harcourt）的新作《反革命：我們的政府
如何走向與其公民的戰爭》（The Counterrevolution：How Our Government Went to
War Against Its Own Citizens）。延續作者先前對於人們線上行為導致個體自動、無意
識地將自己的信息暴露於公眾及政府監控之下這一現象的觀察和批判，漢考特教授在該書
中將社交媒體分散人們注意力的"奶頭樂"策略視為美國"反革命"式國家治理模式本土化的
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反革命本土化過程中，我們的心靈日日受到安撫、變得麻木、獲
得撫慰--並且得到極樂的歡愉"。借用福柯的說法但又與福柯所關注的語境迥異，漢考特
教授說："我們是溫順的（docile）過氣商品。我們著迷--而不是以一種溫順的方式消極
參與。我們積極地點擊與碰撞，從一個屏幕跳到另一個屏幕，查看一個平台然後再找另一
個落腳點--臉書、快照、推特、谷歌、油管，數不勝數。"與前幾位作者比較，漢考特教
授從國家治理層面揭示了上述現象所產生的深刻影響，首當其衝的當然是人本身的變化，
"我們正在親眼見證的是一種新型數字著迷（digital entrancement），將我們塑造為臣
民，使我們遲遲感知不到臨界狀態，令我們分心，撫慰了我們"；然後則是國家治理模式
意義上的"歷史終結"--因為"我們"的沉迷，"我們"便自願加入一種"反革命"的治理行動之
中，也因為我們的"沉迷"，無人願意改變治理現狀，進而誠如漢考特所言，在沒有意識到
戰爭的情況下，美國公民便輸給了他們的"反革命"政府。

上述幾位作者的討論還只是自《標籤共和國》出版以來人們表達類似憂慮的突出例證。可
以預見，隨著美國政治和社會的分裂愈發嚴重，相關的討論將有增無減。從線上行為到普
遍的行為模式，從生活方式到思維模式，桑斯坦及其他作者在著作中所描述的情境已不再
是明日科幻，而是今日現實。不禁令人感慨，無論是"烏托邦"還是"惡托邦"，這就是生活
本身。這，就是當下人人生活於其中的標籤共和國。


四、新變化的實例：恐怖主義網站

與前兩本書相比，桑斯坦在《標籤共和國》中新增"恐怖主義網站"（terrorism.com）一
章，以恐怖主義者利用新興社交媒體平台進行主義宣傳、普及製作炸彈等殺傷技術和招募
成員等極端行動為例，進一步向人們展示了群體極化和虛擬串聯等群體行為可能導致的不
良後果。在桑斯坦看來，事實上並不存在導致恐怖主義的天然傾向，反而是包括使用社交
媒體在內的線上行為為恐怖主義提供了重要的社會動力。同時，因為"恐怖主義網站"真實
存在並對人們的生活產生了實際影響，桑斯坦提供的例子也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著人們改變
看待社交媒體的態度和線上行為的緊迫性。

（一） 線上恐怖主義的興起

桑斯坦的論述開始於一個在他看來"不真實，但確切說來也不假"的線上討論組故事--"再
造美利堅"（Reclaim America）。說其"不真實"是因為，尚不存在一個統一的有組織群體
，打著"再造美利堅"的旗號進行統一行動；說其"確切來說不假"則是因為，這是一系列線
上討論行為的混合物。桑斯坦也舉了教人們製作炸彈的《恐怖分子手冊》、來復槍協會線
上討論等例子，意在說明即便是美國本土，利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反抗政府、開展極端激
進行為也早已有之，算不得什麼新鮮事了。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恐怖主義網站"作為舊有
抵抗言論和行動的新表現形式，被桑斯坦納入有關線上極化問題的討論之中。

桑斯坦集中分析了恐怖組織利用社交媒體的目的和策略。恐怖組織利用社交媒體的目的在
於招募人員和傳播仇恨。針對這兩個目標，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被用作恐怖分子之間彼此交
流的手段，在確定人員（know-who）和普及手段（know-how）兩個方面都為恐怖主義的線
上傳播提供了動力。在招募人員方面，恐怖分子恰恰利用了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上經常發生
的群體極化和虛擬串聯現象，通過扼殺異見和強化內部高度團結的方式製造了一個個回音
室，吸收並強化想法相似者，甚至是有策略地鎖定潛在的恐怖分子，將他們從其生活的環
境中隔離出來，同化並最終轉化成為恐怖組織中的一分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恐怖分子
們是在有意識地利用這些線上現象，為了達成他們的目的，他們甚至會施加一些心理壓力
，加速極端運動的進程。簡言之，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使恐怖分子在全世界範圍內招募成員
變得更加容易了。而在普及手段方面，恐怖主義網站延續了先前的做法，繼續提供各種製
造恐怖行動的技術指導。更有甚者，社交平台上充斥著"推特恐怖分子"（tweeting
terrorists），互聯網上也湧現出許多促進恐怖主義或至少是同情恐怖分子的網站。以"
伊斯蘭國"為例，恐怖組織利用社交平台宣揚恐怖主義，並且在平台上與政府的反恐機構
及平台運營商玩起了"貓鼠遊戲"--不斷適應並規避來自政府和運營商的管制行為，例如暫
時遷移到其他社交平台，創建一些"低調行事"的小賬號和上傳恐怖主義宣傳視頻的文件共
享網站，通過修改私人設置使得少數支持群體關注恐怖組織動態的方式重建一些賬號，不
一而足。

（二） 打擊線上恐怖主義：憲法原則

或許恐怖主義網站給人們帶來的最大啟示在於，必須"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亦即與
恐怖分子的策略相似，利用社交媒體回擊恐怖主義。當然，反制線上恐怖主義還涉及若干
與憲法的言論自由原則相關的討論。桑斯坦重點提及的是霍姆斯及布蘭代斯大法官提出的
"明顯且即刻原則"與漢德法官提出的"漢德公式"，二者都是與言論自由的憲法保護和法律
規制有關的司法原則，但存在競爭關係。似乎就規制社交媒體上的恐怖言論而言，桑斯坦
更傾向於支持後者，並且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改進意見。一方面，作為"偉大的異議者"，霍
姆斯和布蘭代斯提出的"明顯且即刻原則"保護了許多包括恐怖分子招募和宣傳在內的危險
言論，在提出者看來，對抗危險言論的方式是"更多的言論，而不是審查"。同時，桑斯坦
還注意到，儘管"明顯且即刻原則"出現得很早，但是直到1969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才完全
予以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其後，美國政府對危險言論都實施了嚴控，"危險言論
是可以被規制的；言論自由原則缺乏與今日類似的健全性"。隨著時代變遷，危險言論之"
危險"程度大大增加，此時界定危險既"明顯"又"即刻"就成了不必要之事。在桑斯坦看來
，這是"明顯且即刻原則"失效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漢德法官提出的"漢德公式"在保護言論時則更關注言論本身的性質而不是言論
可能帶來的後果。與前一原則類似，"漢德公式"在數十年間也沒有引起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的興趣，但在桑斯坦看來，當言論實際帶有的危險已不足以通過"更多的言論"來消除時，
"漢德公式"顯然更勝一籌--"根據漢德公式，一些恐怖分子招募形式太出格，因而不受保
護"。然而，儘管漢德法官自己強調限縮該公式的應用範圍，儘量避免主觀性和過度解釋
，"漢德公式"仍存在被政府濫用以噤聲異議者的風險。也正是基於此，桑斯坦才提出針對
"漢德公式"的改造方案，即"當（且僅當）人們通過清晰的籲求來明確煽動暴力，當（且
僅當）他們的言論對公共安全產生嚴重威脅時，不論即刻與否，或許他們的言論不值得保
護"，通過摘除"明顯且即刻"中的"即刻"標準，試圖最大限度地減少言論自由所引發的危
險。

一言以蔽之，我們可以看到，對言論的保護與對言論可能帶來的危險的擔憂之間的矛盾始
終困擾著人民以及他們的政府。如果單純討論憲法原則，那麼上述兩種原則都是好選擇，
只要言之成理即可。然而，桑斯坦總是希望我們注意的一點在於，雖然在一個自由社會裡
，懲罰言論幾乎總是錯的，但是時代已然發生了新變化，隨著"恐怖主義網站"的興起，沒
有人能在"擔憂死亡威脅"（fraught with death）的同時還可以心安理得地主張保護帶有
死亡威脅的言論。像桑斯坦一樣，在思考純粹的憲法原則時，偶爾與身處的時代來個"不
期而遇"，或許我們也會對"自由抑或安全""保護言論抑或規制言論"這類問題有更深入的
思考。


五、兩點啟示

（一） 社交媒體時代的公民參與

從理論假設有諸多侷限以及主流法經濟學家們誤讀了科斯定理等方面徹底批判了目前仍通
行於法律經濟學界的侵權法模型，是不是就意味著經濟分析方法在侵權法的研究中是一個
沒有任何利用價值的理論和方法了呢？鑑於以邊際化最優模型見長的新古典經濟學並不是
經濟學的全部，這個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在2014年12月柏林演講中，桑斯坦在幻燈片中的一頁上寫下"但正確的是：重視學習"字樣
。的確，他每一本著作最廣泛的受眾都是美國公民，甚至是關注相關問題的各國公民，《
標籤共和國》也不例外。通過呈現人們在社交媒體中的個體與集體行為並探究行為背後的
邏輯，桑斯坦強調公民同胞通過社交媒體實現線上學習和自我教育的重要性。在一個"標
籤共和國"裡，儘管社交媒體所代表的消費者主權這一核心價值可能會危及民主理想，但
社交媒體和網絡也能成為密爾和杜威心目中社會進步的源泉；儘管群體極化和虛擬串聯引
發了嚴重的問題，但極化和串聯本身在發起重要運動、發生重要變革時也起到了確定無疑
的作用，用桑斯坦的話說，"它們是恩賜也是危險"（they are a boon as well as a
danger）。面對社交媒體以及民主的未來，桑斯坦反對一個無限過濾的體系。他認為個體
擁有無限過濾權會導致過度碎片化，無益於共享信息和經驗，也會危及個體自我發展的自
由和自由民主。但他的觀點不是要讓我們悲觀，也不是要懷舊，更不是要想當然地預測未
來，而是讓我們將當前技術與民主自治體系的核心保證之間的關係當成一個重大問題，並
加以認真對待。

另外要說明的一點是，桑斯坦寫《標籤共和國》啟發民智，最終還是希望他的公民同胞們
能夠將社交媒體上的行為轉化為有意識的行動，實現"改造我們的生活"。為應對網絡及社
交媒體可能給民主和自由帶來的各種危險，桑斯坦延續先前兩本書的做法，在《標籤共和
國》中也開出了一套"組合拳"。其中既有學者發起的改造審議領域試驗，也有針對網站和
平台運營商的行為公開、行業自律和"必載"政策，他還建議政府可以通過補貼的形式鼓勵
平台和網站確保人們接觸到各種不同的話題和觀點。即便這些措施都有效，桑斯坦也誠懇
地表示，他提出的建議並不是萬靈藥，"生存還是毀滅"的問題仍在眾多公民的一念之間，
但至少，國家中的每一份子都可以為更好地實踐民主做點什麼。對此，"富蘭克林的挑戰"
（Franklin??s Challenge）似乎成了桑斯坦每部著作必有的結語，在追蹤他相關主題書
籍的讀者看來根本就是老生常談，甚至可以被看成是一本"與時俱進"論著的最大敗筆。然
而，就桑斯坦關注的根本問題，亦即維持一個共和國的先決條件（the preconditions
for maintaining a republic）來說，再怎麼強調富蘭克林的諄諄教誨都不為過。維持共
和國需要一個公共領域，需要公民之間的共享經驗，也需要公民能夠接觸到各種不同的話
題和觀點--現有技術確實能夠為上述先決條件提供助益。以自由和民主為目標，面對"消
費者-公民角色""消費者主權-民主理想"這兩種不同的行為邏輯，桑斯坦相信他的公民同
胞們能夠及時採取行動，作出更好的選擇。

（二） 憲法學者如何研究網絡法

回到中國語境，在網絡立法與研究漸熱的大背景下，桑斯坦對於社交媒體對公民參與和協
商民主的影響，以及言論自由等憲法原則在網絡世界的延伸與解釋等問題的研究，也為我
國憲法學研究者參與網絡法研究和學術討論提供了難得的問題意識和可行的研究方法。從
這一意義上講，美國學者桑斯坦也言傳身教，邀請我們一起思考：面對社交媒體時代，憲
法學者應該如何研究網絡法問題？更進一步，應該如何與其他關心網絡法問題的研究者"
不期而遇"，參與相關話題的討論？

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及大眾網絡時代的到來，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我國網絡立法先後經
歷了2000年以前的"網絡自由發展階段"，2000年到2013年的"網絡治理探索階段"以及2014
年以來的、以2014年2月中央成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和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屆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為關鍵節點的"網絡空間
全面治理階段"。我國網絡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進步，已經制定了大量有關網絡的法律、
法規和規章。相應地，聚焦於網絡知識產權、網絡犯罪、網絡管轄權、網絡侵權等具體問
題領域，各部門法學者的網絡法研究逐漸展開。誠如研究者所描述，"研究內容經歷了從
單一化到多元化、從淺表化向具體化的發展，既表現出對國際立法和實踐的關注，又表現
出對國內網絡熱點事件和網絡立法的積極回應"。然而，儘管我國的網絡法研究事業也正
處於如火如荼的發展階段，但我國的網絡立法更側重國家治理、政府監管與信息安全及風
險防控面向，憲法學者的參與水平尚處於較低的程度。

如果憲法學者有意願加入網絡法問題的討論中來，桑斯坦的研究則成為一個可以學習和借
鑑的成功案例。首先值得學習的是他自始至終的問題意識--面對網絡空間，他並沒有急於
做一個立法者，反而是將公民參與、協商民主及言論自由等憲法學經典問題自然延伸到網
絡空間之中，既揭示這些原則在新環境下所面臨的挑戰，也展現了新技術對於憲法原則的
推動作用。其次，桑斯坦是一位行為科學家，而不是通信技術專家。據此定位，他所使用
的研究方法幫其成功抓住了技術變革影響的實質，即對人的行為本身的影響，而恰恰是通
過觀察、描述、判斷網絡中公民/消費者的行為變化情況，他開始意識到社交平台對公民
參與並不總是施加有利的影響，網絡中的言論自由也並非絕對權利，進而認為網絡世界同
樣需要政府的規制，同樣需要服從法院對於憲法的諸種解釋。然而，在美國的語境中談論
"政府規制"問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是天才如桑斯坦也是如此--在《標籤共和國》
中，為了強調權利的非絕對性，為了勸說網絡運營商接受規制，也為了建議政府更明智地
規制，桑斯坦苦口婆心，不惜花費了過量的筆墨，語氣中多少流露出些許無奈。對比之下
，中國學者並沒有桑斯坦關於規制問題的"說服障礙"，更有可能在他的研究的基礎上做進
一步的理論推進，何樂而不為？

無論是否出於自願，考慮到如今的社交平台和網絡已越發將全世界的人民"捆綁"在一起，
通過社交媒體發展並快速傳播的極化政治已經溢出賽博空間，影響了物理世界，正所謂"
牽一髮而動全身"，"全球同此涼熱"。桑斯坦在《標籤共和國》中提出的問題契合了當代
的重大主題，我們可以樂觀相信，持續關注網絡治理、社交媒體功能及人工智能影響的中
國學者們也定將在這一問題上大有作為。對此，本文希望通過理解《標籤共和國》實現對
桑斯坦的研究與桑斯坦所關注問題本身知識的更新換代，為大家共同的事業貢獻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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