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 美國政治已經腐敗透頂了嗎？

作者kwei (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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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資訊] 美國政治已經腐敗透頂了嗎？

時間Sun Jan 31 04:27:06 2021

美國政治已經腐敗透頂了嗎？ https://www.guancha.cn/FuLangXiSi-FuShan/2021_01_30_579725.shtml Francis Fukuyama 美國政治學家，《歷史的終結》原文：《Foreign Affairs》Rotten to the Core?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1-18/rotten-core 譯者：觀察者網由冠群 2014年，我在《外交事務》雜誌撰文，痛惜美國已出現了根深蒂固的政治衰敗，美國的國家治理機構已經越來越不起作用。我寫道："頭腦僵化和當權政治勢力相結合共同阻礙了這些機構進行改革。如果政治秩序沒有受到嚴重衝擊，很難保證局勢會有大的改觀。"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伯尼.桑德斯和唐納德.川普的崛起似乎呈現出了這種衝擊。在2016年總統競選的歷史一幕中，我又再次提出了政治腐敗的問題，我備受鼓舞地看到"在政治光譜兩端的選民都已站出來反對建制派，在他們眼中這些人營私舞弊假公濟私，於是他們轉向了政治圈外人，希望美國政治環境能得到淨化。"但我同時也警告說，"民粹主義十字軍所兜售的偏方幾乎完全無濟於事，如果採用，那它們將扼殺經濟增長，加劇經濟低迷，使形勢惡化而不是好轉。" 可事實上，這些偏方受到了美國人的歡迎，或者至少有足夠多的美國人接受了這些偏方，使川普得以入主白宮。形勢確實變得更糟了。形勢繼續以驚人的速度惡化，規模之大是當時所難預料的，最終事態發展到1月6日暴徒襲擊了美國國會大廈，這是受美國總統鼓動發起的一場暴動。與此同時，導致這場危機出現的深層條件並沒有發生任何改變。美國政府仍然被強大的精英集團所把持，這使得他們可以扭曲政策為己謀利，並損害整個體制的合法性。這套制度仍然過於僵化，無法自我革新。而那些條件卻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發生了變化。兩個新現象極大惡化了形勢：新通信技術的出現導致有助於民主協商的共同事實基礎消失不見，紅藍兩派曾經的政策分歧也固化為文化認同分歧。不可調和的分歧從理論上講，精英把持美國政府可能成為促進民眾團結一致的誘因，因為懷有政治分歧的兩方都被這一現象激怒了。可不幸的是，這種敵意所對準的目標在不同情況下也是不同的。對左派人士來說，他們所瞄準的精英是企業和資本主義利益集團--化石燃料公司、華爾街的銀行、擁有對沖基金的億萬富翁和共和黨的巨額資金捐助者，他們的說客和資金一直在致力於保護其利益不會受到任何民主清算。對右翼人士來說，惡劣的精英是好萊塢的文化權力掮客、主流媒體、大學和大公司，他們信奉"覺醒"的世俗意識形態，與美國保守派尊崇的傳統或基督教價值觀格格不入。即使在被認為是兩方觀點有可能達成一致的領域，比如日益擔憂大型科技公司手中的權力，雙方的擔憂也是互不相容的。藍黨美國人指責推特和臉書宣揚陰謀論和為川普主義做宣傳，而紅黨美國人卻認為這兩家公司對保守派抱有無可救藥的偏見。美國政府體制的僵化越來越明顯，問題也越來越嚴重，但該體制也有其優點。總的來說，憲政制衡機制仍在起作用：儘管川普一直試圖削弱國家的制度基礎，但法院、官僚機構和地方官員卻阻止了他的惡行得逞。最明顯的例子是川普試圖推翻2020年總統選舉的結果。司法體制（形式上充斥著大量川普任命的法官）卻拒絕接受川普一方發出的數十起荒謬訴訟請求。而共和黨官員，如喬治亞州州務卿布拉德.拉芬斯佩格（Brad Raffensperger）和其他監督喬治亞州選舉的人勇敢站出來反抗總統，後者曾向其施壓，要求他們非法翻轉他在該州遭受的歷史性失敗結局。但制約川普的制衡機制同樣也會制約未來的改革，使體制的基本機能失效問題無法得到改善。美國體制最嚴重的一大缺陷是，共和黨人仍掌握著決定性的優勢，這要歸功於選舉人團制度以及參議院的組成，這使得他們儘管在國家和各州兩級選舉中都沒有贏得普選卻仍能掌權。鑑於通過和批准憲法修正案的門檻極高，對美國憲法進行修改，比如取消選舉人團制度，根本不可能施行。民主黨在參議院佔有絕對多數，就剝奪了共和黨在內閣官員任命等一般性問題上的否決權，但更大的改革（如確立哥倫比亞特區的一州地位或通過一項新的《投票權法案》以阻止共和黨剝奪公民選舉權）將會遇到共和黨人的阻撓，他們會發表長篇大論以阻止其通過。新總統喬.拜登哪怕想推動相對溫和的立法（如出台新的經濟刺激方案和加大基礎設施支出）都需要運氣和技巧。眾議院民主黨人最近提出了改革方案，其中所設想的轉型性結構變革，在很大程度上仍將遙不可及。從政黨到邪教正如我在2016年文章中所指出的，造成美國政治基本機能失效問題的原因，是美國的制衡機制與政治兩極分化相互作用，產生了停滯和持續的黨派鬥爭。從那時起，這種兩極分化變得更加嚴重和危險。一大推動因素是技術，它削弱了主流媒體或政府等老牌機構塑造公眾信仰的能力。最新的昆尼皮亞克大學民意調查顯示，目前有77%的共和黨人認為2020年選舉存在重大舞弊現象。有人說右翼的獨裁傾向越來越嚴重，以此來形容川普及其黨羽肯定是沒錯的。但仍有數以千萬計的人投票支持他，並仍將繼續支持他，他們這麼做不是因為他們厭惡民主理念，而是因為在他們心目中，他們這麼做正是在捍衛民主，反對民主黨篡改總統選舉結果。解決這一由技術引發的問題，將是今後一段時期的重大挑戰。在1月6日國會大廈遇襲後，推特和臉書將川普從其平台下架，這是正確的；作為應對國家緊急狀況的短期措施，這一決定是合理的。煽動暴力與行使受保護的言論自由權截然不同。但從長遠來看，私營企業擅自做出這種重大的公共決策是不合法的。事實上，美國當初允許這些平台變得如此強大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錯誤。我和兩位共同作者最近在《外交事務》雜誌上提出的一個解決方案[見延伸閱讀1]是，大力促進具有競爭力的"中間"層公司發展，那些大型社交平台把節制內容的任務外包給這些公司，從而減少平台的權力，並允許用戶更大程度地控制他們所遇到的信息。這並不能消除陰謀論，但卻會削弱平台能力，使其不再放大邊緣聲音或壓制其它不受歡迎的意見。第二個極大加深我國政治兩極分化的新趨勢，是人們從政策議題爭論轉向了身份認同鬥爭。上世紀90年代，兩極分化剛剛開始，當時的美國人在稅率、醫療保險、墮胎、槍支以及在海外使用武力等議題上存在分歧。現在，這些議題並沒有消失，只是被特定社群身份問題所取代，膚色、族裔、性別和其它更寬泛的社會標識都可以區分人的身份，政黨已被政治部落所取代。部落主義的興起在共和黨最為明顯。川普輕而易舉地讓該黨及其選民放棄了他們的核心原則，如信仰自由貿易、支持全球民主、敵視獨裁國家等。隨著川普自己的神經疾病和自我迷戀逐漸加深，這個政黨變得越來越個人化。在川普任職總統期內，判斷共和黨人身份的標準是你對他個人的忠誠程度：如果你對他的所說所做有絲毫非議，你就會被從黨內趕出去。這最終導致該黨拒絕在2020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政綱，而是選擇簡單地申明它將支持川普想要的任何東西。這就是為什麼連戴口罩和要認真對待新冠疫情這樣的小事，都會成為激烈鬥爭的黨派議題。所有這些問題都源於2016年後，在地理和人口方面出現了明顯的社會分化。正如政治學家喬納森.羅登（Jonathan Rodden）所展示的，與支持和反對川普情緒關聯最緊密的單一要素就是人口密度。這個國家被劃分為藍色的城市和郊區以及紅色的遠郊和農村兩部分，這反映出在價值觀方面出現了巨大的文化分裂--這種分裂在美國以外的許多國家都有重現。但現在發生的事情不能完全用結構性因素來解釋。去年秋天，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和益普索公司聯合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近四分之一的共和黨人相信QAnon組織陰謀論的荒謬核心主張，即如受調查人士所說，"一群崇拜撒旦的精英們經營著一個兒童色情集團，他們正試圖控制我們的政治和媒體。"共和黨已不再是一個建立在理念或政策上的政黨，而是一個更像邪教的政黨。在左派群體中也出現了部落主義，但形式尚不明顯。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爆發社會運動後，身份政治開始出現在左派群體中。左派原本以身份認同為基礎組織活動去對抗膚色、族裔、性別或性取向歧視，此後某些左派就升級為爭取群體認同和要求某一群體的與眾不同得到積極肯定。但總的來說，民主黨要比共和黨更多元。拜登任職總統期間，民主黨內部各派系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將會出現重大分歧，這在川普領導下的共和黨人身上從未發生過。分裂之家沒人知道這個國家在拜登就職後會走向何方，最大的不確定性就是共和黨內部將會發生什麼。川普及其追隨者暴力攻擊國會大廈的行為嚴重越界，已經有一些共和黨人與他公開決裂。從政治上講，川普在任期間並沒有扶持共和黨佔據強勢地位：共和黨已從2017年的執掌白宮和國會兩院淪落到今天的一無所有。但對川普的個人崇拜已在黨內佔據了主導地位，其程度之深已到了即使出現這樣的暴力行為也有可能不使他們反感。可以想像，隨著前主流共和黨人適應了下台的現實並為了贏得未來選舉而擴大該黨聯盟，他們將緩慢但穩步地重新奪回權力。或者，川普可以通過把自己塑造成為國家犧牲一切的烈士來保持本人對該黨的控制。在極端情況下，人們甚至可以想像川普和他的鐵桿支持者會蛻變成一夥隱秘的恐怖分子，只要拜登政府出現他們所認為的非法行為，他們就以暴力進行回擊。在未來幾年，這一事態的最終走向將對全球民主產生重大影響。川普已經送給了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等威權領袖一個巨大的禮物：一個分裂的、專注於國內的並與其民主理念自相矛盾的美國。拜登贏得總統寶座再加上民主黨佔據國會絕大多數，並不足以保證美國恢復其國際地位：必須徹底否定川普主義並取消其合法性，就像麥卡錫主義在20世紀 50年代的下場一樣。那些為國家機構建立準則護欄的精英們必須重新振作起來，重建他們的道德權威。他們是否勇於接受挑戰將決定美國體制的命運，更重要的是，將決定美國人民的命運。 // 延伸閱讀1：如何從大型科技公司手中拯救美國民主？ https://www.guancha.cn/FuLangXiSi-FuShan/2020_12_05_573561.shtml Francis Fukuyama，美國政治學家，《歷史的終結》 Barak Richman，杜克大學法學教授 Ashish Goel，斯坦福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學教授原文：《Foreign Affairs》How to Save Democracy From Technology? https://tinyurl.com/y67g3wh7 譯者：法意讀書趙宇飛在美國經濟發生的諸多變革中，最突出的莫過於巨型互聯網平台的發展。亞馬遜、蘋果、臉書、谷歌和推特，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就已經相當強大了。而在疫情期間，由於很多日常生活都在網上進行，它們甚至變得更加強大了。儘管它們的技術十分便捷，但對於這種主導性企業的出現，我們應該感到警惕--不僅因為它們掌握著如此強大的經濟力量，還因為它們對政治傳播擁有如此強大的控制力。這些龐然大物現在支配了信息的傳播和對政治動員的協調。這對運作良好的民主制度構成了獨一無二的威脅。雖然歐盟試圖對這些平台實施反壟斷法，但美國對此的反應要平淡得多。但這種情況正在開始改變。在過去兩年裡，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和一個由州檢察長組成的聯盟，對這些平台可能濫用壟斷權力的行為展開了調查。在10月時，司法部對谷歌提起了反壟斷訴訟。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的批評者現在既包括擔憂國內外極端分子操縱的民主黨人，也包括認為大型平台對保守派有偏見的共和黨人。與此同時，由一批有影響力的法學家領導的知識分子運動日益壯大，他們正在尋求重新解釋反壟斷法，以對抗平台的主導性地位。儘管人們對大型科技公司對於民主構成的威脅正逐漸形成共識，但對如何應對卻鮮有共識。有人認為，政府需要拆分臉書和谷歌。另一些人則呼籲制定更嚴格的法規，來限制這些公司對數據的利用。由於沒有明確的前進方向，許多批評者默認了應向平台施壓，要求它們進行自我監管，鼓勵它們下架危險的內容，並對網站上展示的內容做更好的規劃。但很少有人意識到，這些平台造成的政治危害比經濟危害更嚴重。更鮮少有人考慮過以下這個切實可行的方法：取消平台作為內容把關人的角色。要施行這種方法，需要邀請一批新的有競爭力的"中間件"（middleware）公司，來讓用戶選擇如何向其展示信息。相比於試圖將大型科技公司徹底拆分的不切實際的努力，這種方法可能更有效。平台的力量美國當代的反壟斷法起源於20世紀70年代，其出現伴隨著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和法學家的崛起。20世紀70年代中期擔任檢察長的羅伯特·博克（Robert Bork）以高高在上的學者形象出現，他認為反壟斷法的目標應該只有一個：消費者福利的最大化。他認為，一些公司之所以發展得規模如此之大，是因為它們比競爭者更有效率。因此，任何拆分這些公司的嘗試，都只是在懲罰它們的成功。這一陣營的學者受到諾貝爾獎獲得者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領導的所謂芝加哥經濟學派的自由放任方針的影響，他們對經濟管制持懷疑態度。芝加哥學派認為，如果反壟斷法被構造為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經濟福利為目的，那麼它就應該是高度克制的。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這一學派都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影響了幾代法官和律師，並逐漸成為最高法院的主導力量。里根政府的司法部接受了芝加哥學派的許多信條，並將其寫入法規，而美國的反壟斷政策自此則基本定位於寬鬆的方針。在芝加哥學派佔據主導地位幾十年後，經濟學家們有了充分的條件來評估這種方法的效果。他們發現，美國經濟的集中度在航空公司、製藥公司、醫院、媒體機構，當然還有科技公司中穩步提高，而消費者則深受其害。許多人，如托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 ），明確地將美國的物價高於歐洲的物價與反壟斷執法不力聯繫起來。如今，正在興起的"後芝加哥學派"認為，應該更有力地執行反壟斷法。他們相信，執行反壟斷法是相當必要的，因為不受管制的市場無法阻止破壞競爭的壟斷者們興起並鞏固其力量。芝加哥學派反壟斷方法的缺陷還導致了反壟斷領域的"新布蘭迪斯學派"（ neo?Brandeisian school）的興起。這批法學家認為，美國早期的聯邦反壟斷法規《謝爾曼法》（Sherman Act）不僅要保護經濟價值，還旨在保護政治價值，如言論自由和經濟平等。由於數字平台既掌握了經濟權力，又控制了傳播方面的瓶頸，這些公司自然成為了這一陣營的靶子。誠然，數字市場呈現出某些區別於傳統市場的特徵。首先，這個領域的通貨是數據。一旦亞馬遜或谷歌這樣的公司積累了數億用戶的數據，它就可以劍指全新的市場，並擊敗缺乏類似知識的知名企業。此外，這類公司大大受益於所謂的網絡效應。網絡越大，對用戶就越有用，這便形成了一個正反饋循環，導致一家公司主導整個市場。與傳統公司不同，數字領域的公司不爭奪市場份額，它們爭奪的是市場本身。先發者可以鞏固自己的地位，使得進一步的競爭變得不再可能。他們可以吞噬潛在的競爭對手，就像臉書收購Instagram 和WhatsApp那樣。但大型科技公司是否會減少消費者的福利，這個問題還沒有定論。它們提供了豐富的數字產品，如搜索、電子郵件和社交網絡賬戶。消費者似乎非常看重這些產品，即使他們為此付出了代價，放棄了自己的隱私，並讓廣告商對他們做定向投放。此外，這些平台被譴責的每一項濫用行為，幾乎都可用具有經濟效益之名來做辯護。例如，亞馬遜使得母嬰零售店倒閉了，這不但摧毀了主幹道上的商店，也摧毀了大賣場。但該公司同時也在提供一種許多消費者認為無價的服務。（想像一下，如果人們在疫情期間不得不依靠線下現場零售，那會是什麼樣子。）至於針對平台收購初創公司以阻礙競爭的指控，我們其實很難知道一家年輕的公司如果保持獨立，是否會成為下一個蘋果或谷歌，或者如果沒有從新主人那裡獲得資金和管理專家的注入，它是否會失敗。雖然如果Instagram保持獨立並成為臉書的可行替代品，消費者的狀況可能會變得更好，但如果Instagram完全失敗，消費者的狀態則會變得更糟糕。遏制大型科技公司的經濟理由很複雜。不過，存在一個更具說服力的政治理由。互聯網平台造成的政治危害，遠比它們造成的任何經濟損害都更令人擔憂。它們真正的危險，不是扭曲了市場，而是威脅到了民主。信息壟斷者自2016年以來，美國人已經醒悟到科技公司塑造信息的力量。這些平台讓招搖撞騙者得以兜售假新聞，讓極端分子得以推廣陰謀論。他們創造了"過濾氣泡"（filter bubbles），在此環境下，由於算法的作用，用戶只會接觸到能夠確證其既有信念的信息。而且，平台可以放大或埋沒特定的聲音，從而對民主政治辯論產生干擾和影響。最大的憂慮是，這些平台已經積累了如此強大的力量，以至於它們可能有意無意地左右選舉。批評者對這些擔憂的回應是，要求這些平台對其放送的內容承擔更大的責任。他們呼籲推特查禁或檢查唐納德·川普總統的具有誤導性的推文。他們抨擊臉書，因為它表示不會對政治內容進行監管。許多人希望看到互聯網平台像媒體公司一樣，對其政治內容做管控，並對公職人員做問責。但向大型平台施壓，要求它們履行這一職能，希望它們能以公眾利益為重，這並不是一個長期的解決方案。這種做法迴避了潛在的權力問題，而任何真正的解決方案都必須限制這種權力。今天，抱怨互聯網平台存在政治偏見的，主要是保守派。他們（並非毫無道理地）假定，如今經營這些平台的人--亞馬遜的貝佐斯、臉書的扎克伯格、谷歌的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和推特的傑克·多西（Jack Dorsey）--願意推動社會進步，即便他們主要是受到商業私利的驅動。從長遠來看，這一假定可能並不成立。我們可以假設，這些巨頭中的某一家被一位保守的億萬富翁收購了。魯伯特·默多克對福克斯新聞和《華爾街日報》的控制，已經讓他擁有了深遠的政治影響力，但至少這種控制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當你在閱讀《華爾街日報》的社論或觀看福克斯新聞時，就已經知道這一影響了。但如果默多克控制了臉書或谷歌，他就可以巧妙地改變排名或搜索算法，塑造用戶所能看到和讀到的內容，並有可能在用戶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況下，影響他們的政治觀點。而這些平台的支配性地位，也讓人們難以擺脫其影響。如果你是一個自由派人士，你可以只看MSNBC，而不看福克斯；但倘若默多克控制了臉書，如果你想分享新聞報導，或與朋友們協調政治活動，你可能沒有類似的替代選擇。還要考慮到，這些平台--尤其是亞馬遜、臉書和谷歌--掌握著個人生活的信息，而這些信息是之前的壟斷者們從未掌握過的。它們知道人們的朋友和家人是誰，知道人們的收入和財產，以及他們生活中許多最私密的細節。如果平台的高管心存歹意，利用令人尷尬的信息逼迫公職人員就範，那會怎樣？或者，想像一下，對私人信息的濫用與政府的權力相結合，那會如何--比如，臉書與政治化的司法部聯手。數字平台集中的經濟和政治力量，就像放在桌子上的一把上了膛的武器。此刻，坐在桌邊的人很可能並不會拿起槍，並扣動扳機。然而，對於美國的民主而言，問題在於把槍放在那裡是否安全。在那裡，另一個更加心懷叵測的人可能會拿起槍。任何一個自由民主國家，都不會滿足於基於對個人良好意願的假設，而將集中的政治權力委託給個人。這就是為什麼美國要對這種權力實行制衡。破解之法要制衡這種權力，最顯而易見的辦法是政府監管。歐洲採取的就是這種方式，比如德國就通過了一項法律，將傳播假新聞的行為定為犯罪。雖然在一些社會共識度較高的民主國家裡，監管或許還有可能，但在美國這樣一個觀點兩極分化的國家，監管不太可能奏效。早在廣播電視的鼎盛時期，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的公平原則就要求網絡保持對政治問題的"平衡"（balanced）報導。共和黨人窮追不捨地攻擊該原則，聲稱網絡對保守派有偏見，而聯邦通信委員會則於1987年取消了該原則。因此，想像一下，今天一個公共監管機構如果試圖決定是否封鎖一條總統推特，那會如何？不管做出什麼樣的決定，都會引起巨大的爭議。制衡互聯網平台權力的另一個辦法，是促進更多的競爭。如果存在多個平台，那麼就沒有任何一個平台會擁有臉書和谷歌今天所享有的統治地位。但問題在於，無論是美國還是歐盟，都不太可能像拆分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那樣，拆分臉書或谷歌。今天的科技公司會激烈抵制這樣的嘗試，即使最終敗訴，拆分它們的過程也需要數年甚至數十年才能完成。或許更重要的是，目前還不清楚拆分像臉書這樣的公司能否在根本上解決問題。很有可能，這樣的拆分所產生的嬰兒體臉書會迅速成長起來，取代母體。即使是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在上世紀80年代被拆分後，也重新獲得了主導地位。社交媒體的快速擴張性會讓這種情況發生得更快。鑑於拆分方案的前景黯淡，許多觀察家轉而希望用"數據可移植性"（data portability）來為平台市場引入競爭。就像政府要求電話公司允許用戶在更換網絡時帶走他們的電話號碼一樣，政府可以強制規定，用戶有權將他們提交的數據從一個平台帶到另一個平台。 2018年生效的強大的歐盟隱私法，即《數據保護通用條例》（GDPR），正是採用了這種方式，為個人數據傳輸規定了標準化且機器可讀的格式。然而，數據可移植性面臨著許多障礙。其中最主要的障礙，是難以轉移多種數據。雖然傳輸一些基本數據，如一個人的姓名、地址、信用卡信息和電子郵件地址，已經很容易了，但要傳輸一個用戶的所有元數據（metadata）就難多了。元數據包括喜好、點擊、訂單、搜索等。恰恰是這些類型的數據，在廣告定向投放中很有價值。這些信息的所有權不僅並不明確，而且信息本身也是混雜的，並與平台綁定。例如，過去的谷歌搜索記錄，究竟如何才能轉移到一個新的類似於臉書的平台上呢？遏制平台權力的另一種方法是依靠隱私法。根據這種方法，法規將限制科技公司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一個部門產生的消費者數據，來提高其在另一個部門的地位，從而同時保護隱私和維護競爭。例如，《數據保護通用條例》要求消費者數據只能用於最初獲取信息的目的，除非消費者另有明確許可。這樣的規則是為了應對平台權力最有力的來源之一：一個平台擁有的數據越多，就越容易產生更多的收入，甚至是更多的數據。但依靠隱私法來阻止大型平台進入新的市場，也會帶來自身的問題。如在數據可移植性方面，《數據保護通用條例》等規則是只適用於消費者自願給平台的數據，還是也適用於元數據，目前還不清楚。而且即使成功，隱私舉措也有可能只是減少了每個人的新聞個性化，而不是削弱了編輯權力的集中。更寬泛地說，這樣的法律是要關上馬廄的大門，但馬早已離開了馬廄。科技巨頭們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用戶數據。正如司法部的新訴訟所顯示的那樣，谷歌的商業模式依賴於收集其不同產品所產生的數據，包括谷歌郵箱、谷歌瀏覽器、谷歌地圖及搜索引擎。這些數據結合在一起，揭示了每個用戶前所未有的信息。臉書也同樣收集了大量的用戶數據，據稱部分是通過獲取用戶在瀏覽其他網站時的一些數據。如果隱私法阻止新的競爭者積累和使用類似的數據集，他們將面臨被這些先行者的優勢鎖死的風險。中間件解決方案如果監管、拆分、數據可移植性、隱私法都落空了，那麼對於集中的平台權力，還能做些什麼呢？鮮有人關注其中最有希望的解決方案之一：中間件。中間件一般是指位處現有平台之上的軟件，可以修改底層數據的呈現方式。添加到現有技術平台的服務中後，中間件可以讓用戶選擇如何為他們規劃和過濾信息。用戶將能挑選中間件服務，來決定政治內容的重要性和真實性，而平台則會利用這些決定，來規劃這些用戶所能看到的內容。換句話說，一個具有透明算法的新公司競爭層，將介入並接管目前由算法不透明的主流技術平台佔據的編輯網關功能。中間件產品可以通過多種方式提供。一種尤為有效的方法，是用戶通過蘋果或推特等技術平台訪問中間件。想一想用戶新聞源上的新聞文章或政治人物的熱門推文。在蘋果或推特的後台，中間件服務可以添加"具有誤導性"、"未經核實"、"缺乏背景信息"等標籤。當用戶登錄蘋果和推特時，他們會在新聞文章和推文上看到這些標籤。更具干預性的中間件還可以影響某些信息源的排名，比如亞馬遜的產品列表、臉書廣告、谷歌搜索結果或 YouTube視頻推薦。例如，消費者可以挑選中間件提供商，調整亞馬遜的搜索結果，優先考慮國產產品、環保產品或低價商品。中間件甚至可以阻止用戶觀看某些內容，或者完全屏蔽特定的信息源或製造商。每一個中間件提供者都必須在其產品和技術功能上保持透明，以便用戶能夠做出明智的選擇。中間件提供者既可以包括追求改進信息源的公司，也可以包括尋求提升公民價值的非營利組織。一家新聞學院可能會提供有利於優質報導和抑制未經核實的故事的中間件，或者一個縣級學校董事會可能會提供優先報導當地事件的中間件。通過調解用戶和平台之間的關係，中間件可以迎合個人消費者的喜好，同時為主導者的單邊行動設置巨大的阻力。很多細節問題都有待解決。第一個問題是，要將多少規劃權移交給新公司。一個極端是，中間件提供者可以完全改變底層平台向用戶呈現的信息，而平台起到的作用則僅僅是充當一個中性的管道。在這種模式下，中間件將單獨決定亞馬遜或谷歌搜索的內容和優先級，這些平台只是提供對其服務器的訪問權。另一個極端是，平台可以繼續完全用自己的算法，對內容做規劃和排名，而中間件只起到輔助過濾的作用。例如，在這種模式下，臉書或推特的界面將基本保持不變。中間件只會對內容進行事實檢查或標註，而不會對內容賦予不同的重要性，也不會提供更精細的推薦。最好的方法可能介於兩者之間。賦予中間件公司過多的權力，可能意味著底層技術平台將失去與消費者的直接聯繫。在其商業模式被破壞的情況下，技術公司會做反擊。另一方面，賦予中間件公司太少的控制權，則將無法遏制平台對內容的規劃和傳播能力。但無論界限到底劃在哪裡，政府的干預都是必要的。國會很可能必須要通過一項法律，要求平台使用開放和統一的應用編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s），或者說API，這將允許中間件公司與不同的技術平台無縫對接。國會還必須對中間件提供者自身做細緻的監管，使其達到明確的可靠性、透明度和一致性的最低標準。第二個問題是找到一種商業模式，激勵新公司競爭層的出現。最合乎邏輯的做法，是讓主導平台和第三方中間件提供者達成收入共享協議。當有人進行谷歌搜索或訪問臉書頁面時，訪問的廣告收入將由平台和中間件提供者分享。這些協議很可能要由政府來監督，因為即使主導平台急於分擔過濾內容的負擔，想來也仍會抵制分享廣告收入。還有一個需要解決的細節問題，是找到某種技術框架，來鼓勵多樣化的中間件產品出現。該框架需要足夠簡單，以吸引儘可能多的新進入者，但又要足夠複雜，以適應大平台，而每個平台都有其特殊的架構。此外，還必須允許中間件評估至少三種不同的內容：可廣泛訪問的公共內容（如新聞報導、新聞稿和公眾人物的推文），用戶生成的內容（如 YouTube視頻和私人的公共推文），以及私人內容（如WhatsApp消息和臉書帖子）。還有一個需要解決的細節問題，是找到某種技術框架，來鼓勵多樣化的中間件產品出現。該框架需要足夠簡單，以吸引儘可能多的新進入者，但又要足夠複雜，以適應大平台，而每個平台都有其特殊的架構。此外，還必須允許中間件評估至少三種不同的內容：可廣泛訪問的公共內容（如新聞報導、新聞稿和公眾人物的推文），用戶生成的內容（如 YouTube視頻和私人的公共推文），以及私人內容（如WhatsApp消息和臉書帖子）。也許其中的一些問題，可以通過要求中間件達到最低標準的法規來解決。但同樣重要的是，上述撕裂可能已經發生，而且從技術上來說，很可能無法阻止其在未來發生。想一想 QAnon的追隨者所採取的方式。QAnon是一個精心策劃的極右陰謀論，它設想存在一個全球戀童癖陰謀。在他們的內容被臉書和推特限制後，QAnon的支持者們放棄了大平台，遷移到了4chan這個更為寬鬆的留言板論壇。當4chan的審核團隊開始節制煽動性言論時， QAnon的追隨者轉移到了一個新的平台，即8chan（現在叫8kun）。這些陰謀論者仍然可以通過普通的電子郵件或Signal、Telegram和WhatsApp等加密渠道相互交流。這樣的言論，無論多麼成問題，都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護。更重要的是，極端主義組織主要是在他們離開互聯網的邊緣，進入主流的時候，會危害民主。當他們的聲音被媒體接收或被平台放大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與8chan不同的是，一個佔主導地位的平台可以在違背人們的意願和在人們不知情的情況下，影響廣大民眾。更寬泛地講，即使中間件鼓勵撕裂，這種危險與集中的平台力量所帶來的危險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對民主最大的長期威脅，不是意見的撕裂，而是巨型科技公司所掌握的不負責任的權力。交出控制權公眾應該對佔主導地位的互聯網平台的擴張和力量感到驚恐，而政策制定者則有充分的理由將反壟斷法作為補救措施。但這只是解決私人經濟和政治權力的集中這一問題的幾種可能對策之一。現在，美國和歐洲的政府都在針對大型科技平台發起反壟斷行動，由此產生的案件可能會在未來幾年內進行訴訟。但這種做法未必是應對平台權力對民主的嚴重政治威脅的最佳方式。第一修正案設想的是一個思想市場，在這個市場裡，競爭而非監管保護著公共話語。然而，在一個大型平台放大、壓制和鎖定政治信息的世界裡，這個市場就會崩潰。中間件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它可以將這種權力從技術平台的手上奪走，交給一群新的競爭性公司，讓用戶可以定製自己的在線體驗，而非託付給單一的政府監管機構。這種做法不會阻止仇恨言論或陰謀論的傳播，但會以一種更符闔第一修正案初衷的方式限制其傳播範圍。如今，平台提供的內容是由人工智能程序生成的模糊算法決定的。有了中間件，平台用戶將被賦予控制權。他們自己，而非某個看不見的人工智能程序，將決定他們所看到的內容。 // 延伸閱讀2：自由主義留下的"自由"真空在被別的主義鑽空子 https://www.guancha.cn/FuLangXiSi-FuShan/2020_11_05_570370_s.shtml Francis Fukuyama，美國政治學家，《歷史的終結》原文：《American Purpose》Libe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https://www.americanpurpose.com/articles/liberalism-and-its-discontent/ 譯者：董嶺曉 [導讀]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籍學者，師從塞繆爾·亨廷頓，曾任美國國務院思想庫政策企劃局副局長，著有《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本文於2020年10月5 日發表於"美國宗旨（American Purpose）"網站（福山任主編），在本文中福山闡述了自由主義的歷史起源、近年演變歷程，以及其侷限性。如今，人們已經達成了一項廣泛的共識：在全世界許多地方，"民主"受到攻擊或處於倒退狀態。這種現象不僅出現於"威權"國家，還體現在許多看似安穩的民主國家選舉出來的民粹主義者們上。在今天，受到攻擊的"民主"是"自由民主"的簡便稱法，其中真正受到最大威脅的是"自由民主"這一組合中的自由成分。民主部分指的是，那些通過自由、公平的多黨選舉等機制掌握政治權力的人所肩負的責任。相比之下，自由部分主要指的是一種限制政府權力的法治，要求即使是體制內最有權力的行為人也須按照與普通公民相同的一般規則辦事。換言之，自由民主國家有一個制衡的憲法體系，對民選領導人的權力進行了限制。民主本身正受到"威權"國家的挑戰，這些國家操縱或直接取消本應自由公正的選舉。但是，更陰險的威脅來自現有自由民主國家內的民粹主義者，他們正在利用選舉授權獲得的合法性，挑戰或破壞自由制度。像匈牙利的維克托·歐爾班（Viktor Orba?n）、印度的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和美國的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這樣的領導人利用政治上的支持者來試圖破壞司法獨立、公然違反法律，或者試圖通過給主流媒體貼上 "人民的敵人"的標籤來使新聞界失去合法性。他們試圖拆除專業官僚機構，並將其變成黨派工具。歐爾班自詡為"非自由民主"的支持者，這並非偶然。然而，與少數民粹主義政客的野心相比，當代對自由主義的攻擊要深入得多。如果他們不乘著對自由社會某些潛在特徵不滿的浪潮，就不會像以前那樣成功。要理解這一點，我們需要看看自由主義的歷史起源、它在過去幾十年裡的演變，以及它作為一種統治主義有什麼侷限性。曾經的自由主義對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最好的一種理解是，它是一種制度性的解決方案，以解決治理過度多元化的問題。或者再用稍微不同的術語來說，這是一種在多元社會中和平管理多樣性的制度。這種主義於17世紀末和18世紀在歐洲興起，是對新教改革（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之後的宗教戰爭的回應，這些戰爭持續了150年，並殺死了歐洲大陸的大部分人口。雖然歐洲的宗教戰爭是由經濟和社會因素驅動的，但其兇猛剽悍是源自於交戰方代表了不同的基督教教派，他們都想把自己對宗教教義的特殊解釋強加給他們的人民。這一時期內，被禁教派的信徒受到了迫害。異教徒經常被折磨、絞死或燒死在火刑柱上，他們的神職人員也受到了追捕。現代自由主義（modern liberalism）的創始人，如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約翰·洛克（John Locke），試圖降低對政治的企圖心，不是為了促進宗教所定義的美好生活，而是為了保護生命本身，因為不同的人群無法就"美好生活" 是什麼達成一致。這就是《獨立宣言》中"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這句話的一個比較遙遠的淵源。自由主義最基本的原則是寬容：你不必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與你的同胞達成一致，每個人都應該在不受你或不受國家干涉的情況下決定這些重要的事情是什麼。只有當寬容的原則本身受到挑戰，或者當公民訴諸暴力來達到他們的目的時，才會達到寬容的限度。以這種方式理解，自由主義僅僅是解決不同社會衝突的一種實用工具，它試圖通過將最終目的問題撤出討論範圍，並將其轉移到私人生活領域，從而降低政治上的熱度。如今，這仍然是它最重要的賣點之一：如果像印度或美國這樣的多元化社會背離自由主義原則，試圖將國家認同建立在種族、民族或宗教基礎上，就會引發潛在的暴力衝突。美國在內戰期間就經歷過這樣的衝突，而莫迪領導下的印度正通過將其國家身份轉變為基於印度教的國家身份而引發社區暴力。然而，人們對於從歐洲大陸發展起來的自由主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並融入了現代自由主義學說中。在這種觀點下，自由主義不僅是一種能夠務實地避免暴力衝突的機制，還是一種保護人類基本尊嚴的手段。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尊嚴的基礎發生了變化。在貴族社會裡，這種尊嚴只是在戰鬥中冒著生命危險的戰士們的特徵。基於人類道德選擇的可能性，人類尊嚴的基礎將尊嚴的概念進行了普及：人類的道德地位高於其他造物，但低於上帝，因為人類可以在對與錯之間作出選擇。與美貌、智力或力量不同，尊嚴這一特徵是人類普遍共享的，並能夠使人類在上帝面前平等。到了啟蒙運動時期，盧梭（"完美主義"）和康德（一種"善意"）這樣的思想家將一種世俗的、非宗教的形式賦予了選擇或個人自主的能力，這也成為了現代所理解的、寫入了許多20世紀憲法的基本尊嚴權的基礎。自由主義承認每個人的平等尊嚴，給予他們保護個人自治的權利：言論權、集會權、信仰權，以及最終參與自治權。因此，自由主義通過故意不去明確人類生活的更高目標來保護多樣性。這就取消了宗教自由地去定義"社區是什麼"的資格。自由主義還根據個人選擇的能力，給予所有被視為"完全人（full human beings）"的人平等的權利。因此，自由主義傾向於一種普遍主義：自由主義者不僅關心他們的權利，而且關心他們自己特定社區之外的其他人的權利。因此，法國大革命把人的權利帶到了整個歐洲。從一開始，自由主義者之間的主要爭論不是關於這一原則本身，而是關於誰有資格成為享有權利的個人，各種各樣的少數種族、少數民族、婦女、外國人、無財產者、兒童、精神錯亂者和罪犯被排除在這個神奇的圈子之外。歷史自由主義的最後一個特點是，它是與財產所有權相聯繫的。產權以及通過相關法律機構執行的合同成為了英國、荷蘭、德國、美國和其他不一定民主但保護產權的國家中經濟增長的基礎。因此，自由主義與經濟增長和現代化密切相關。權利受到獨立的司法機構的保護，司法機構可以要求國家強制執行。在正確理解下，法治既指規範個人之間互動的日常規則的適用，也指通過憲法正式分配政治權力的政治機構的設計。歷史上最堅定地信奉自由主義的階級，是財產所有者階級，不僅是土地地主，還有無數中產階級的企業主和企業家，卡爾·馬克思將其稱為資產階級（bourgeoisie）。自由主義與民主有所聯繫，但與民主不是同一碼事。有自由但不民主的政權是可能存在的：十九世紀的德國和二十世紀晚期的新加坡和香港。也有可能出現一些不自由的民主國家，比如維克托·歐爾班和納倫德拉·莫迪正試圖創造群體凌駕於其他群體之上的特權。自由主義通過對個人自治的保護而與民主結盟，這最終意味著政治選擇和特權的權利。但這與民主是不同的。從法國大革命開始，就有民主平等的激進支持者，他們願意完全放棄自由法治，把權力交給一個獨裁的國家，以使得結果均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下，這成為20世紀的一條大斷層線。即使是在公開的自由主義國家，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洲和北美，也有強大的工會運動和社會民主黨，他們對經濟再分配的興趣大於對財產權的嚴格保護。自由主義也見證了共產主義之外另一個競爭對手的崛起：民族主義（nationalism）。民族主義者拒絕自由主義的普遍主義，只尋求將權利授予他們所喜愛的，由文化、語言或種族來定義的群體。在19世紀的發展中，隨著意大利和德國的統一，以及多民族奧斯曼帝國和奧匈帝國內部民族主義情緒的日益高漲，歐洲從一個王朝重組為一個國家。1914年，這場戰爭爆發成了一場大戰，數百萬人喪生，並為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埋下了伏筆。 1945年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的戰敗，為恢復自由主義作為民主世界的統治思想鋪平了道路。歐洲人看到了圍繞著對民族的排他性和侵略性的理解來組織政治是多麼愚蠢，於是他們創建了歐洲共同體，後來又成立了歐洲聯盟，將舊的民族國家置於一個合作的跨國結構之下。就美國而言，它在建立一套新的國際機構方面發揮了強大的作用，包括聯合國（以及附屬的佈雷頓森林組織，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以及諸如北約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這樣的區域合作機構。對這一秩序的最大威脅來自前蘇聯及其在東歐和發展中國家的同盟共產黨。但是前蘇聯在 1991年解體，他們眼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合法性也隨之瓦解，許多前共產主義國家尋求融入現有的國際機構，如歐盟和北約。這個冷戰後的世界將統稱為"自由國際秩序（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但1950年至1970年代是發達國家自由民主的鼎盛時期。自由法治通過保護普通人不受虐待來促進民主：例如，美國最高法院（U.S.Supreme Court）通過布朗訴教育委員會（ 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等判決，在打破合法種族隔離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此外，民主保護了法治：當理查德·尼克松從事非法竊聽和利用中情局時，是民主選舉產生的國會幫助他下台。自由的法治為二戰後強勁的經濟增長奠定了基礎，使民主選舉產生的立法機構能夠建立再分配的福利國家。在這一時期，不平等（inequality）是可以容忍的，因為大多數人可以親眼見證他們的物質條件是有所改善的。簡言之，這一時期在發達國家看到了自由主義和民主在很大程度上的幸福共存。不滿自由主義是一種廣泛意義上成功的意識形態，對現代世界的和平與繁榮負有很大責任。但它也有一些缺點，其中一些是由外部環境引發的，另一些則是該學說本身固有的。一是經濟領域，二是文化領域。經濟上的缺陷與經濟自由主義（economic liberalism）演變為後來被稱為"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的趨勢有關。新自由主義如今是一個貶義詞，用來描述一種經濟思想，通常與芝加哥大學或奧地利學派，以及與弗裡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和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等經濟學家聯繫在一起。他們尖銳地詆毀了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強調自由市場是經濟增長的推動力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者。這所學校所建議的許多分析和政策實際上是有益的，而且早就該出台了：經濟受到過度管制，國有企業效率低下，政府應對20世紀70年代同時出現的高通脹和低增長負責。但是，關於市場效率的有效見解演變成了一種具有信仰性質的東西，反對國家干預不是基於經驗觀察，而成了一種處事原則。放鬆管制降低了機票價格和卡車運輸成本，但也為 2008年的金融危機奠定了基礎（當時金融危機被應用於金融領域）。即使是在自然壟斷的情況下，如市政供水或電信系統，也推動了私有化，導致了墨西哥電信公司（TelMex）的私有化，公共壟斷轉變為私人壟斷。或許最重要的是，貿易理論的基本觀點，即自由貿易為有關各方帶來更高的財富，忽視了進一步的見解，即這一點總體正確，而且大部分個體將受到貿易自由化的傷害。從1980年代開始，全球和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使工作和投資從富裕的民主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加劇了國家內部的不平等。與此同時，許多國家缺乏公共部門的資源和關注，導致從教育、衛生到安全等一系列公共服務的不足。其結果是，到了2010年，世界總收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高，但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現象也急劇增長。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出現了一小部分寡頭，即億萬富翁，他們可以通過遊說和購買媒體資產的方式，將自己的經濟資源轉化為政治權力。全球化使他們能夠輕易地將資金轉移到安全的司法管轄區，使國家的稅收匱乏，並讓監管變得非常困難。全球化還導致了移徙相關規則的自由化。在許多西方國家，外國出生的人口開始增加，在敘利亞內戰等危機的推動下，100多萬難民湧入歐洲。所有這些都為民粹主義的反應鋪平了道路，2016年英國的脫歐投票和美國的唐納德·川普當選，這一點變得更加顯而易見。第二種對自由主義在過去幾十年演變的不滿，植根於它的根基。自由主義故意調低了政治的視野：一個自由的國家不會告訴你如何過你的生活，也不會告訴你美好的生活是什麼；你如何追求幸福取決於你自己。這就在自由社會的核心中產生了真空，這個真空通常被消費主義、流行文化或其他不一定導致人類繁榮的隨機活動所填補。這是（主要來自）一幫天主教知識分子的批評，包括帕特里克·德寧（Patrick Deneen）、索拉布·艾哈邁裡（ Sohrab Ahmari）、阿德里安·韋爾梅勒（Adrian Vermeule）和其他人，他們認為自由主義給任何有更深層道德承諾的人提供了"杯水車薪（thin gruel）"。這使我們陷入更深層次的不滿。自由主義理論，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是圍繞著個人和他們的權利而建立的，而政治體系保護著他們自主做出這些選擇的能力。事實上，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社會合作的產生僅僅是因為理性的個體認為與其他個體合作符合他們的自身利益。在保守的知識分子中，帕特里克·德寧（Patrick Deneen）說得最為透徹，他認為，正是由於這種個人主義的前提，並將個人自主性神聖化，超越了所有其他東西的存在，才使整個方法存在嚴重缺陷。因此，對他來說，整個以洛克式個人主義原則（ Lockean individualistic principles）為基礎的美國計畫是錯誤的。對他來說，人不是主要的自治個體，而是深刻的社會化的人，他們的義務和與一系列社會結構的聯繫，從家庭到親屬群體再到國家。在西方啟蒙運動之前，這種對人性的社會理解被大多數思想家視為理所當然的真理。生命科學的大量最新研究也支持了這一點，這些研究表明人類天生就是社會生物：我們身上許多最顯著的官能，引導我們在不同規模和類型的團隊中相互合作。這種合作並不一定源於理性的計算；它是由諸如驕傲、內疚、羞恥和憤怒等加強社會聯繫的情感能力所支持的。人類幾千年來所獲得的成功，讓我們的物種完全主宰了它的自然棲息地，這與遵循引導社會合作的準則的能力有關。相比之下，自由經濟和政治理論中所推崇的個人主義是西方社會幾個世紀以來出現的一種偶然發展。它的歷史是漫長而複雜的，但它起源於中世紀早期天主教會制定的繼承規則，這種規則破壞了日耳曼部落社會的擴展親屬關係網絡。個人主義在促進市場資本主義方面的作用上，得到了進一步的驗證：如果個人不受親屬義務和其他社會網絡的約束，市場的效率會更高。但這種個人主義總是與人類的社會傾向相牴觸。在某些其他非西方的社會，如印度或阿拉伯世界的人，也不會自然而然地出現這種情況，在那裡，親屬、種姓或種族關係仍然是生活中客觀存在的事實。這些意見對當代自由社會的影響是直截了當的。這些社會的成員希望有機會以多種方式相互聯繫：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族裔或種族群體的成員、某一地區的居民或某一特定宗教信仰的信徒。這些群體的成員身份賦予他們的生活意義和內涵，這是自由民主國家的公民所不能做到的。許多右翼自由主義的批評者認為，自由主義低估了民族和傳統的民族認同：因此，維克托 ·歐爾班斷言，匈牙利的民族認同是建立在匈牙利民族和維護匈牙利傳統價值觀和文化習俗的基礎上的。新的民族主義者，如約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將國家地位和民族文化視為社區的號召力，他們哀嘆自由主義對宗教承諾的消解作用，渴望更濃厚的社區意識和共同價值觀，並以服務於社區的美德為基礎。左派也有類似的不滿情緒。法律面前的法律平等並不意味著人們在實踐中會得到平等的待遇。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反同性戀偏見都持續存在於自由社會中，而這些不公正已經成為人們可以動員起來的身份。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世界出現了一系列社會運動，首先是美國的民權運動，以及促進婦女、土著人民、殘疾人、LGBT社區等權利的運動。在消除社會不公正方面取得的進展越多，剩餘的不公正似乎就越不可容忍，因此，在道義上動員起來糾正這些不公正現象是必須的。左翼的抱怨在實質上不同，但在結構上與右翼相似：自由社會不足以根除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其他形式的歧視，因此政治必須超越自由主義。而且，與右翼一樣，進步人士希望在這種情況下，與遭受類似侮辱的人交往，從而獲得更深層次的聯繫以及個人滿足感。自由主義社會中這種團結的本能和共同道德生活的貧乏，使得全球政治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轉向了認同政治，遠離了20世紀晚期的自由世界秩序。像寬容和個人自由這樣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在被否定時最為珍貴：生活在殘酷獨裁統治下的人們想要簡單的自由，自由地說話、結社和崇拜。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由社會的生活變得理所當然，其共享社區的感覺似乎很淡薄。因此，在美國，左派和右派之間的爭論越來越多地圍繞著身份認同，特別是種族認同問題，而不是圍繞經濟意識形態和國家在經濟中的適當作用的問題。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自由主義未能充分解決的，這涉及公民身份和權利的界限。自由主義的前提傾向於普遍主義：自由主義者擔心人權，而不僅僅是英國人、美國白人或其他受限制階層的權利。但是，權利是由領土管轄權有限的國家保護和執行的，誰有資格成為有投票權的公民？這成為了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一些移民權利的倡導者主張移民的普遍人權，但這在幾乎每一個當代自由民主國家都是政治上的障礙。目前，政治共同體的邊界問題是通過歷史先例和政治爭論相結合來解決的，而不是基於任何明確的自由主義原則。結論普京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自由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過時（obsolete）"的學說。雖然這一學說在今天可能受到來自許多方面的攻擊，但事實上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必要。這一學說之所以更為必要，是因為從根本上而言，它是治理多樣性的一種手段，而且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多樣化。與自由主義脫節的民主不會保護多樣性，因為大多數人會用他們的權力來壓制少數人。自由主義誕生於17世紀中葉，作為解決宗教衝突的一種手段，1945年後又在解決民族主義衝突方面獲得新生。任何圍繞著由種族、種族或宗教定義的緊密聯繫來建立社會秩序的不自由的努力都將排斥社區中的重要成員，並將導致衝突。俄羅斯本身保留著自由主義的特點：俄羅斯公民身份和國籍不受俄羅斯種族或東正教的限制；俄羅斯聯邦數百萬穆斯林居民享有平等的司法權利。在事實上存在多樣性的情況下，試圖將單一的生活方式強加給全體人民，是獨裁統治的一個公式。組織一個多元化社會的唯一另一種方式，是通過不同身份群體之間的正式權力分享安排，這種安排只對共享國籍表示贊同。這就是黎巴嫩、伊拉克、波斯尼亞以及中東和巴爾幹半島其他國家的治理方式。這種聯合主義會導致非常糟糕的治理和長期的不穩定，並且在不以地理為基礎的認同群體的社會中效果不佳。這不是任何當代自由民主國家都應該走的路。儘管如此，在今天，自由社會應該奉行的經濟和社會政策相當廣泛。20世紀80年代以後，自由主義演變為新自由主義，極大地減少了中間派政治領導人可利用的政策空間，並允許了極大的不平等現象的增長，而這種不平等一直在助長左右雙方的民粹主義。古典自由主義與一個強大的國家是完全兼容的，它尋求對全球化後留下的人口的社會保護，即使它保護基本的產權和市場經濟。自由主義必然與民主聯繫在一起，自由經濟政策需要通過考慮民主平等和政治穩定的需要加以調整。我推測，現如今在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大多數批評自由主義的宗教保守主義者不會自欺欺人地認為，他們可以把時間倒回到他們的社會觀點佔據主流的時期。他們的抱怨是不同的：當代自由主義者願意容忍任何一種觀點，從激進的伊斯蘭教到撒旦教，而不是宗教保守派的觀點，他們發現自己的自由受到了限制。這是一種嚴肅認真的抱怨：許多左翼的進步人士已經表明他們願意放棄自由主義的價值觀來追求社會正義的目標。在過去的三十年裡，由於諸如性別研究、種族批判理論、後殖民主義研究和酷兒理論等學術追求，自由主義原則受到了持續的學術攻擊，這些研究否定了現代自由主義的普遍性前提。挑戰不僅僅是對其他觀點的不容忍，也不只是在學術界或藝術界"取消文化（譯者註：cancel culture，取消文化，指在公眾人物和公司做了或說了一些令人反感或冒犯的事情後，收回對他們支持的流行做法。取消文化通常被認為是以集體羞辱的形式在社交媒體上表演）"。相反，挑戰是對基本原則的挑戰，即所有人在根本意義上生而平等，或者自由社會應該努力做到對不同色彩一視同仁。這些不同的理論傾向於認為，特定的、越來越狹窄的身份群體的生活經歷是不相稱的，分割他們的因素比將他們團結在一起的公民因素更強大。沿襲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傳統，從自由現代性中產生的認知的基礎方法，如科學方法或基於證據的研究，只是為了支持種族和經濟精英的隱藏力量而構建的。因此，這裡的問題不是進步的非自由主義是否存在，而是它所代表的長期危險有多大。從印度、匈牙利到美國，這些國家中民族主義保守派實際上已經掌權，並試圖利用國家的力量來瓦解自由制度，將自己的觀點強加給整個社會。這種危險已經非常明顯且現實。相比之下，進步的反自由主義者並沒有成功佔領任何發達國家的政治制高點。宗教保守派仍然可以自由地以任何他們覺得合適的方式進行禮拜，事實上，他們在美國是一個強大的政治集團，可以對選舉進行左右。進步派採取了不同的、更微妙的方式行使權力，主要是通過他們在主流媒體、藝術和大部分學術界等文化機構中的統治地位來進行。國家的權力已經被納入他們的議程，比如通過法院廢除對墮胎和同性婚姻的保守限制，以及在公立學校課程的制定上。在未來，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是，今天的文化主導是否最終會導致未來的政治主導，從而使進步派更徹底地收回自由權利。自由主義目前的危機並不是什麼新鮮事；自17世紀發明自由主義以來，自由主義不斷受到右翼強大的社群主義者和左翼進步的平等主義者的挑戰。正確理解下的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衝動是完全兼容的，是深厚且多樣的公民社會繁榮的基礎。它也符合進步人士的社會正義目標：其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在20世紀末建立了現代再分配福利國家。自由主義的問題在於，它通過深思熟慮和不斷妥協而緩慢地運作，而從來沒有像他們的倡導者所希望的那樣完全地實現其公共或社會正義目標。但是很難看出，從長遠來看，拋棄自由價值觀將導致社會衝突加劇，最終導致暴力作為解決分歧的手段。 // 網路熱評1：魔幻超現實的米國2021 - 1月初：民主自由神話破滅 1月中：言論自由神話破滅 1月底：市場自由神話破滅 (To be continued…) 網路熱評2：亞伯拉罕·林肯在100多年前的豪言：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 - 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如今，林肯的不肖子孫已經悄然將其改成了： This nation, under Evil, shall have a destined preparation for doom - and that government demonizing the people, silencing the people, stripping the people, shall quickly perish from the earth! -- 網路公共論壇的良好運作建立於：不口出惡言，僅議論公共事務與公眾人物，發表和題旨相關的事實與觀點，就事論事，不臆測個別參與者未表明的觀點、動機、背景、或私人信息，不指點個別參與者的思考與行動，不要求個別參與者發表、評論、或回覆。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來自: 76.183.127.209 (美國) ※ 文章網址: https://www.ptt.cc/bbs/IA/M.1612038439.A.E1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