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 霸權之後？——當代世界的權力結構

作者kwei (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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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資訊] 霸權之後？——當代世界的權力結構

時間Fri Feb 12 15:20:48 2021

霸主的凋零已近在眼前原發表於《文化縱橫》2010年第1期，原題為"霸權之後？--當代世界的權力結構" http://www.xinghuozk.com/237115.html Perry Anderson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和社會學教授譯者：海裔，北京大學法學院【導讀】 1月13日，華人科學家陳剛被美國FBI逮捕調查。美國以這種方式對待華人科學家已不是第一次，很多人認為這是"麥卡錫主義"捲土重來，其背後隱含著美國對於霸權衰落的焦慮，也是當代世界權力結構的變化的一個徵兆。佩裡·安德森教授從"霸權"概念入手，分析了當代世界的權力結構。他指出，"霸權"在國際關係層面上是一種強制和合意的必要結合，在威脅和實質補償的基礎上，文化領導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而強制的威脅則無處不在。他著重分析了兩種觀點：一個是阿瑞吉的超越霸權，形成以東亞為中心的平等世界市場社會的觀點；一個是汪暉提出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概念。在汪暉理論的基礎上，他強調：在生產和消費相互嵌入的世界裡，生產和消費是彼此半真半假的補充，正是這個雙重結構，組成了今天的超國家霸權體系。他以美國總統歐巴馬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為例，指出霸權曾經的意義：一位在多國推動戰爭的總統竟然被授予西方最高的榮譽--這真是具有21世紀特色的"仁義"。它提醒世界，美國雖然在衰落，卻仍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然而，這種"儒法表裡"的手法越來越難以為繼，今天美國的種種舉動，事實上已經無所顧忌。我們需要關注的是：霸權凋零之後，世界會怎麼樣呢？是走向體系性的混亂，還是形成新的霸權結構？ 1984年，美國國際關係領軍理論家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發表了一篇題為《霸權之後》的著名作品，它的主題是：大國之間對領導權的傳統爭奪方式正在消逝。在傳統的鬥爭方式中，勝利者佔據國際秩序的霸權巔峰，支配所有其他國家，決定全球體系的方向，比如說，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常常被認為是處於這個如日中天的位置。基歐漢認為這種意義上的霸權已經過時，在當代世界，國際關係不再是一個爭奪軍事和領土優勢的零和博弈，它們從根本上已經成為一個正和的經濟交換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各國就關稅和管制相互協商，以達成互惠的交易，這些交易時間長了，穩定下來，就成為他所說的"國際政體"。這個政體是和平的和基於合意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對其他國家頤使氣指。在二戰以後的金本位體制下，美國也許曾經是西方的霸主，但是自從1970年代早期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後，美國現在只不過是一個建立在理性的經濟交換和合作基礎之上的新的多邊秩序的合夥人之一，儘管是比較大的一個。 2006年，中國思想史領軍學者、政治思想家汪暉提供了一個截然相反的診斷。在他著名的論述"去政治化的政治"[見後文] 的文章中，他指出當代的世界秩序展現了一個可怕的霸權結構，用他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原初表述來說，這個結構結合了三個不同的、相互關聯的組成部分或者層面：第一部分是國家層面的霸權，處於任何給定的社會之中，第二個是國際層面的霸權，處於國際體系之中，第三個是超國家層面的霸權，它穿越了國家的界限，涵蓋每個國家內部的社會。我想接過這個非常豐富的理論提議，就每個層面說一點細節。我的進路首先是一個比較語文學的練習，因為像現代性、民主或者合法性，以及許多其他政治概念一樣，"霸權"的概念有一段非常複雜的歷史。如果我們想要清楚地把握它和我們周圍當代圖景的相關性，我們就要理解這段歷史。那是一段覆蓋了四個獨特的國家文化的歷史。我將以探討各個文化開始。 ▍歐洲傳統中的"霸權"觀念在西語中，"霸權"這一術語最先來自古希臘，但是它的現代用法源於20世紀初沙皇俄國革命運動中的辯論。在這個正在生成的俄國傳統裡，這個術語 Hegemonia，首先是由帕維爾 -阿克塞羅德（Pavel Axelrod）創造，然後列寧和他的布爾什維克同事接過這個術語，用來指稱俄國工人階級在反對沙皇專制的共同鬥爭中，能夠和應當對其他社會階級--首先是農民階級--實施的領導權。那種領導權應當通過目標的清晰、說服的技藝和組織的效能來贏得。在此基礎上， 1905年俄國革命期間，列寧發展出了他稱之為工人階級的民主獨裁（專政）理論，作為布爾什維克的戰略視野。這個看似自相矛盾的概念基於先前的霸權觀念，它指稱的是一個政體，在其中，獨裁，也就是通過強力（force）的統治，將被實施於敵對階級--那就是封建地主和資產階級--身上。而霸權，即通過合意（consent）的統治，將統領工人階級和聯盟階級，首先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階級之間的關係。因而，在誕生的時候，霸權的觀念是革命鬥爭中合意維度的工具。 1917年10月，布爾什維克根據這個公式成功地發動了一場革命，以強力鎮壓了地主和資產階級權力，用著名的口號"面包、土地、和平"將農民自願地召喚到革命的目標之下。在20 世紀早期，當新的蘇維埃國家贏得俄國內戰之後，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葛蘭西，在被他的黨派遣到莫斯科學習和交流的過程中，接觸到布爾什維克的霸權概念。然而，當他回到羅馬之後，在意大利取得勝利的並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是法西斯反革命。葛蘭西被墨索里尼逮捕，在一個法西斯監獄中度過餘生。在那裡，他寫了一系列出色的筆記。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霸權這個在莫斯科期間給他以深刻印象的概念。但葛蘭西逐漸將它轉變成一個比在俄國的辯論背景中更為核心的概念。他所引進的關鍵修改，產生了第一個系統性的霸權理論。這一修改是將它從工人階級的策略，擴展到對任何社會階級的穩定統治模式的描述 --首先，也是最顯著的，是有產階級，即地主和工業家，而他們正是霸權這個概念在俄國所反對的對象。葛蘭西在他的《獄中筆記》之中，給了意大利復興運動中加富爾的皮埃蒙特溫和黨很大篇幅，作為這一類霸權的歷史範例--你也許記得，加富爾正是梁啟超的英雄之一。葛蘭西指出，這個在商業地主和製造業者之間的聯盟在19世紀主導和控制了意大利的統一進程，邊緣化了更為激進的馬志尼的行動黨和他的小資產階級追隨者，並且有力地鎮壓了真正大眾--農民或工人--形式的政治表達。在作出這個社會學上的擴展的同時，葛蘭西不可避免地改變了這個俄國術語的意義。很明顯，加富爾和他的繼承者們在意大利所建立的資本主義統治，涉及到暴力--包括許多由軍人和警察實施的屠殺，但這一統治也涉及到合意。葛蘭西作品的霸權總是指稱強力以及合意二者的結合。但在同時，和這個概念的俄國起源保持一致的是，葛蘭西的著重點落在霸權的意識形態本質上。他將霸權看作一個不僅僅建立在強力基礎上，而且也建立在文化優勢 (cultural ascendancy)之上的權力體系。換而言之，在這個意大利的傳統中，霸權被理解為這樣一種類型的統治：它所配備的不僅是軍事暴力的決定性權力，而且首先是獲得被支配者對他們所受支配的道德同意的能力。葛蘭西指出，這樣的意識形態支配，必須提出一系列對世界的描述，必須提出統領這些描述的價值，而這些價值大部分將被受支配者內化。和俄國不同的是，在西方，這種霸權仍然緊緊地掌握在剝削者手裡，被剝削者必須以剝奪他們的霸權為目標，但是--正如葛蘭西在監獄中多麼清楚地看到的那樣--在1920年代以及1930年代，被剝削者並沒有這麼做。葛蘭西的健康被法西斯監獄摧毀，他於1937年4月死於意大利，幾個月之後，一個成熟的霸權理論在德國完成。《霸權：論居於領導地位國家之書》（Die Hegemonie. Ein Buch von fuhrenden Staaten.）於1938年年底希特勒吞併蘇台德地區之後在德國出版。這是一個著名的德國法學家海因裡希·特裡佩爾的著作。原初的列寧主義霸權概念側重於特定國家內部各階級之間的關係。葛蘭西在繼承和轉化這個概念的時候，保留了這個側重點。他的論述霸權的筆記大多考慮國家內部的階級間關係，然而他也偶爾--雖然是不成系統地-- 將這一術語用於國家間的關係，當然並沒有對這一獨特的權力層面進行完整的理論化。而海因裡希·特裡佩爾，一個因截然區分國內法學和國際法學這樣一種二元的法學理論而聞名的法學家，正是把重點放在這一點上，將霸權作為國際關係中一個最為重要的現象來處理。他的長達600頁的著作追溯了霸權的歷史，從古希臘開始--霸權的概念在那個時候被創造出來指稱城邦聯盟中居於領導地位的城邦，經過中世紀，最後是西班牙、法國和英格蘭作為先後相繼的歐洲霸權力量的興衰。在發展他的理論的時候，特裡佩爾對葛蘭西的筆記一無所知，葛蘭西的筆記直到1947年才得見天日。特裡佩爾對葛蘭西筆記背後的俄國傳統也一無所知。然而，他複製了這位意大利思想家許多的知識框架，相似程度堪稱驚人。特裡佩爾解釋道，最初激發他對霸權反思的，是普魯士在德國統一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如加富爾在意大利統一過程當中所扮演的角色成為葛蘭西的霸權範例一樣。像葛蘭西一樣，特裡佩爾通過跟支配（Herrschaft）的概念比較，來建構他的霸權概念：一個是通過強力(force)的權力，另一個是通過合意 (consent)的權力。再一次，和葛蘭西非常相似的，他強調了任何霸權所涉及到的文化領導權，以及它引發受霸權統治者的模仿現象的方式。特裡佩爾甚至將這個概念擴展到國家內群體或個人對於群體的關係，從而招致了卡爾·施米特的批評。如果不是因為這一點的話，施米特會非常佩服他的著作的，因為施米特將霸權概念僅僅用於國際關係。但是在一個至關重要的方面，特裡佩爾和葛蘭西有尖銳的分歧，對特裡佩爾來說，霸權是一種權力，它處於支配(domination)和影響(influence)之間，霸權比影響更強，但是比支配更弱。而對葛蘭西來說，霸權相對於支配來說，是一種更強的和更穩定的權力形式。這個差異並非偶然，而是有一個結構性的理由，反映出兩位思想家各自的原初關注點的差異。葛蘭西關注的是國家內的階級關係，特裡佩爾關注的是國際關係。在這個由特裡佩爾和施米特所共享，並且傳遞給二戰以後德國領軍法學家們的傳統之中，非常明顯的是，從歷史角度來看，在國際關係中，強力總是壓倒合意。實際上，特裡佩爾觀察到，在國際領域，霸權和支配之間的邊界從根本上是變動不居的。對於任何霸權來說，總是存在向支配轉變的誘惑或者傾向，將支配作為權力的最高形式。然而，甚至這一點，通常也有其限度，因為在國內和國際霸權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區別。國內霸權是一個階級或者社會集團相對於其他的社會階級或者集團的統治體系，但是在早期現代歐洲發展出來的國際體系中，沒有一個國家在這個意義上統治另一個國家。基於領土的主權概念排除了這一點。當然，強製作為一種威脅無處不在，用霍布斯的話說，和平只不過是戰爭的暫時中止。但是，這一點沒有，也並不能被制度化，成為類似國家在其國內空間中的壓迫性體系那樣的東西。同時，在這樣一個體系中，合意從本質上來說就是一種弱得多的因素，它只是對於利益或者影響力的追求。因而在國際關係領域，霸權作為強制和合意必要的結合，總是很難獲得。和國內領域相比，在國際領域，霸權即便在獲得之後，也更為鬆散、更具有隱喻意義。在俄國和意大利傳統中，霸權從本質上說就是國內霸權，而且首先是基於合意的。在德國傳統中，它從根本上是國際的，而且是基於強制的。 ▍中國的王霸之道以上是歐洲的三個關鍵的思想傳統。但是，當然，有一個亞洲的傳統，比歐洲傳統中的任何一個都更為古老，同時也更為現代。在中國，1963年～1964年之間的著名的"9評"標誌著中共和蘇共之間的決裂。"9評"中的每一封信都是面向全球聽眾的論證有力的政治干預。隨著中蘇裂痕在接下來的一些年中進一步加深，官方文件越來越多地將蘇聯稱為霸權，甚至是比美國更為危險的霸權。中國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拋棄蘇聯採取的道路。1969年，毛澤東在中國北方向他的人民警告戰爭的危險，告誡他們"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他所用的術語是新造的--霸權，但這一術語乃是基於一個非常古老的概念。戰國時代的中國古典思想很早以前就已經產生"霸道"的概念，作為"王道"的對立面。但是在這個毛澤東對之保持忠誠的傳統中，這一術語的意涵被逆轉了。對孟子來說，霸道恰恰不是通過合意的統治，而是通過暴力的統治，和通過仁義的統治有天壤之別。而後者是要獲取合意。在《孟子》一書中，二者之間的對比是簡單和說教性質的：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公孫丑上》）我在這裡用overlord來表達的意思，中文術語是"霸"，在英文中，早在1920年代就被翻譯成hegemon，接近這個詞的希臘用法，即附庸盟友的領導者，因為"霸"在漢語中最早指稱的是一個脫離了周天子權威的封建等級的頭目。或者，正如孟子憤憤不平地說的那樣："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荀子提供了一個更為複雜的類型學分析。他提供的是對於統治者的三分法："王"、"霸"和 "強"：王奪之人，霸奪之與，強奪之地。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荀子·王制第九》）在這個類型學中，"霸"只不過是強制的一種形式：闢田野，實倉廩，便備用，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存亡繼絕，衛弱禁暴……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荀子·王制第九》） "王"、"霸"區分到底在什麼地方？雖然荀子比孔子和孟子看起來像更為嚴肅的政治思想家，但不免重新落入標準的儒家忠誠的窠臼：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荀子·王制第九》）他怎樣才能夠創造這樣一個奇蹟呢？"修禮者王"，而"霸"只是"為政者強"，比"強"好不到哪裡去，而"強"的赤裸裸的暴力則會自我毀滅。荀子的三分法可以被理解為對特裡佩爾的一個反轉，德國思想家將權力的形式劃分為支配、霸權和影響三種--強制的支配是最高的形式，霸權是中間的形式，而影響是最低的形式。古代中國思想家以完全相反的方式來排序，王者的"修禮"是最高的形式，霸道是中間的形式，暴力是最低的形式。兩種分類法之間的差異和他們的核心關切密切相關。雖然荀子是在戰國晚期寫作，但像那個時代所有的思想家那樣，他總是首先考慮給定的國家內部的權力實施，而特裡佩爾考慮的是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在那個方面，荀子和後來的俄國、意大利傳統更為接近，雖然對他來說，權力的實施者是統治者，而不是階級。當然，他的建構的弱點，在於他從他的儒家前輩那裡繼承來的王者的理想形象。儘管從視野上來說，他通常更為現實一點，他仍然無法和他的前輩決裂。要等到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政治思想家出場，這些迷信才得以驅散。韓非子以激進的方式重新表述了權力的概念領域。他忽略了荀子在王道、霸道和強道之間的三分法。而提出"主道"，這種統治理論，綜合了暴力和意識形態、強制和合意，成為一個單一的環環相扣的體系。在三分法的位置上，法家為他提供了一種綜合，用以控制大眾：正是法律的物質權威--強制和灌輸，而不是禮的魔術般的效果，才獲得臣民的服從。而道家給他提供了一種綜合，用來控制國家機器內部的官員，而這和儒家浮華的禮治方式截然相反：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韓非子·顯學》）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君；虛靜無事，以暗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韓非子·主道》）和荀子一樣，韓非子最重要的關注在於一個國家內部的權力機制，雖然他在表述上更為清晰和直接：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韓非子·五蠹》）中國古典思想因而發展出了豐富的關於強制、合意以及它們之間相互關係這樣的問題意識的思考，把它們理解成為不同的權力機制，而在西方一直沒有出現任何可比的東西，直到在許多世紀之後，這個概念空間被俄國和意大利的霸權觀念所佔據。當代的霸權術語在20 世紀重新出現，但它只能以一種非常奇怪的邏輯，通過改變自身的範圍來與古代的用法相連接。因為在這個由毛澤東創建的傳統中，霸權指向的並不是國家內的權力關係，正如中國古典思想所關心的那樣，而是指向國家間的關係，這一轉變是合乎邏輯的。因為正如德國傳統所理解的那樣，國際關係正是合意要比強制更為脆弱的領域，霸道常常壓倒王道。漫長的中國傳統因而是唯一的一個傳統，同時包括了國內和國際的霸權領域，儘管中間隔著千年的距離。 ▍邁向"霸權之後"的現實可能現在，讓我轉向發展了這些不同的反思霸權的傳統的最出色的當代思想家們。有兩位最為引人矚目。在意大利，葛蘭西的遺產在阿瑞吉那裡得到繼承和豐富。在1960和1970年代，阿瑞吉在意大利領導了一個以葛蘭西命名的革命群體，他在工人和學生運動中是活躍的鬥士。在阿瑞吉的作品中，這筆側重於國家內關係的意大利的遺產，第一次和思考國際關係的德國傳統聯姻，形成了一個將這些領域關聯在一起的歷史理論。對阿瑞吉來說，正如對葛蘭西來說一樣，霸權結合了強力和合意，但合意是佔首位的。在國際上，這種合意通過更為優越的組織和消費模式來獲得，而這些模式不僅贏得對於霸主的理想和價值的順從，同時也在其他國家中產生了對於這些模式的普遍模仿。作為回報，這樣的霸權給所有國家中的統治群體帶來利益，為國際秩序設定可預測的規則，防備共同的威脅。在這種意義上的霸權和"剝削性的支配"並不同，在後者，一個強有力的國家通過暴力的實施來從其他國家那裡獲取順從或者貢賦，而並不給予他們利益作為補償。阿瑞吉認為，支配應當被設想為首先依賴於強力，而霸權則是"附加到支配性群體之上的額外權力，它的獲取，有賴於一種能力--它安排各種問題，使得衝突在一個'普遍的'層面上得以展開。"這在國際關係中意味著什麼？在這裡，霸權是世界領導權，授予任何"能夠令人信服地宣稱自己是一種原動力，促進統治者相對於被統治者的集體權力的全面擴張" 或者"能夠令人信服地宣稱，其針對於某些或者甚至任何其他國家的權力擴張，符合所有國家中的被統治者的共同利益"的國家。對阿瑞吉來說，這一結果的實現，通常並不僅僅通過某種管理，而是通過對先前的國家體系的轉化。這樣一個轉化涉及到什麼？從結構上說，它帶來的是對於資本主義和領土擴張主義的新的結合，企業層面的資本積累，國家層面的領土擴張，彼此獨立但形成相互嵌入的動力機制。這正是產生出阿瑞吉在《漫長的二十世紀》中所追溯的前後相繼的世界─歷史霸權的框架。在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熱那亞這樣的原型霸權之後，他的敘事轉向了三個強大的近代霸權：第一是17世紀的荷蘭共和國；然後是19世紀的英國，最後是20世紀的美國。這個序列的驅動力是什麼？從根本上說，在於馬克思的M─C─M+公式之下的資本原始積累的週期。最先進的公司集中在霸主那裡，資本主義擴張最初是物質性的，即對商品生產的投資和對市場的征服。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競爭降低了利潤，以至沒有任何一個資本集團能夠控制競爭對手，發展出降低最終價格的技術或者產品的空間。在那個時候，霸主的積累轉向了金融擴張，競爭的國家在領土擴張的衝動下就流動資本進行競爭。隨著對抗，往往是軍事衝突的升級，霸權崩潰，產生一段時間的體系性混亂。從這一混亂中，新的霸權力量最終產生，在一個新的基礎上開始了物質擴張的週期，新的霸權力量有能力服務於所有其他國家的利益以及他們臣民利益的一部分或全部。在這個序列中，每個繼起的霸權都更為全面，比上一個具有更廣泛和更強有力的基礎。我們今天處在歷史的什麼位置呢？很早以前，阿瑞吉就堅定和清晰地認為，在美國領導之下的戰後資本主義物質擴張在1960年代就逐漸消逝。自從1970年代初的危機以來，興起的是金融擴張的週期，美國用它來保持其過時的世界權力。阿瑞吉同樣很早就預測，這一輪金融擴張是不可持續的，在其內爆之後，美國霸權會走向終結性的危機。這個預測的第一部分現在正在我們眼前展開。第二部分呢？在他的1994年發表的《漫長的二十世紀》之中，阿瑞吉觀察到，美國霸權的黃昏具有一個前所未有的維度，那就是，和荷蘭或英國霸權的衰落很不同的是，軍事權力和金融權力之間的分野已經開始，美國的軍事力量仍然保持了壓倒性的全球優勢，雖然它逐漸下降到一個負債國家的地位，而世界的錢櫃轉移到了東亞。以前沒有發生過像這樣的事情。再一次，隨著一個霸主的凋零，體系性的混亂近在眼前。從這一場混亂之中將會產生出什麼？在1990年代中期，阿瑞吉認為有三種可能性：或許是另一場有可能摧毀整個星球的世界大戰；或許是歐洲和美國加在一起的西方所管理的世界帝國的痙攣性回歸；最後，也是更大的可能，是出現一個更為平等的世界市場社會，在其中，霸權業已消失，因為在國家之內的階級差別不再嚴重，國家間的關係基於相互尊敬和平等，換而言之，一個超越資本主義的世界。這個世界的中心是在東亞。在2009年逝世之前，阿瑞吉更為自信了。戰爭的危險減退了，一個新的泛西方世界帝國的可能性也變得遙遠。他的最後一本書《亞當·斯密在北京》，剛剛在中國露面，其中心論題是：中國的崛起以及它對於一個平等的世界秩序的承諾，已經決定性地改變了全球前景。看起來，好像全人類將要把霸權作為不平等的權力的結構甩在身後。阿瑞吉的臨時性結論，以一條完全不同的路徑達到了和基歐漢在四分之一世紀之前所作出的並無不同的判斷。我們現在能夠期望邁向一個"霸權之後"的時代，但並不是基歐漢理解的資本家間合作的和諧世界，而是一個資本主義最終被超越的世界。那麼，對阿瑞吉來說，美國的霸權已經奄奄一息，被不斷上升的外債、軍事冒險主義和中國崛起所削弱。阿瑞吉過去是對的嗎？現在是對的嗎？所有的這些發展都有一些模棱兩可之處。美國的債務規模已經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至於沒有債權人敢於催逼，因為害怕美國崩潰給自己帶來的結果。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結果仍然是不確定的。對於美國來說，二者都算不上很大的經濟壓力。而在華盛頓的這個被認為是開明的、多邊主義的新政權，就像那個被認為是愚昧和單邊主義的舊政權那樣，相信它最終會勝利。確定無疑的是，從這些華盛頓輕易挨過去的事件中，看不到有和越戰可相提並論的失敗。而就中國來說，它自身的發展和穩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美國消費者和美國國債，至少在近期之內，不會輕易打挑戰美國權力的主意。那麼，阿瑞吉的猜測的另一面，即一個遵照斯密的方針實現的、以東亞為中心的平等世界市場社會的長期願景，又會如何呢？不管這個前景是多麼誘人，必須質疑它的現實性。僅僅談論一個市場，而不具體分析鑲嵌其中的財產關係，只是一種抽象。斯密是在另一個歷史時期進行寫作，這個時期早於工業革命和現代公司的出現，更不用說後現代的金融資產的證券化了。他對於今天來說，只能提供有限度的啟示。 ▍生產和消費的相互嵌入是資本全球霸權的關鍵阿瑞吉的亞洲對應者提供了一個對於時代的不同解讀。對於汪暉來說，"去政治化的政治 "才是當下時代的標誌。"去政治化的政治"意味著什麼呢？從根本上說是取消任何大眾的能動性，取消任何為尋求超越現狀的替代方案而鬥爭的能力，而現狀只不過是模擬了代表形式，卻掏空了對立和衝突。這樣的政治是去政治化的，但它並不是去意識形態化。相反，它徹頭徹尾是意識形態化的。只要考慮汪暉分析的霸權的三個領域中的第一個層面，即國家層面就足夠了。我們以過去30年橫掃世界的新自由主義的兩大母國，柴契爾時代的英國和雷根時代的美國為例。正是柴契爾提出了最為著名的新自由主義口號，準確地抓住了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本質：別無出路。別無出路，是針對去管制化的自由市場來說的，是針對資本的統治來說的。但這是柴契爾和雷根政府的唯一意識形態裝備嗎？根本不是。它本身非常乾枯，非常粗魯，對於那個時代的現實過於直言不諱。因而它總是需要一種補充，為它提供掩飾和緩衝。在英國，補充物是民族主義和"家庭價值"--正如柴契爾所說的那樣。在美國，補充物曾經是，而且現在仍然是，民族主義和宗教。這種意識形態的二元性是國家層面的霸權的典型公式。從歷史上來說，中國提供了最早的也是最持久的這樣的結合。人們只要想想許多世紀以來--正如何炳棣所說--中國的國家權力從表面上看是儒家的，但從功能上來看是法家的，用一個著名的公式來表達，就是"儒表法裡"--更不要說它可能的現代的應用了。那麼，國際層面的霸權又如何呢？在這裡，中國思想再一次為歐洲傳統提供了一個修正。對於那個為德國所主導的思想路線來說，國際體系中的霸權，就其定義來說，就是單數的 --每個時代只能有一個霸權。阿瑞吉繼承了這個前提。在他的敘事中，首先是荷蘭，然後是英國，最後是美國霸權，每個都是排他性的。然而，從歷史來看，正如美國保守派大歷史學家保羅·施羅德（Paul Schroeder）所指出的那樣，在19世紀，當拿破崙最終被擊敗並流放之後，英國並不是單獨對歐洲大陸實施霸權。它和那個時代另一個強大的反革命力量，即沙皇俄國，分享了霸權。但在施羅德之前，毛澤東把握了這種國際結構的可能性。當他在1960年代談到霸權的時候，他的首要對象是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領導的蘇聯。但他也沒有忘記另一個強權，即約翰遜和尼克森領導的美國。世界上有兩個霸權，而不是一個。阿瑞吉的理論從來沒有思考雙頭霸權的可能性。在今天的西方，正是另一個可能性引起了更多注意，那就是某個單一霸權，通過同樣的歷史序列，取代美國的位置。那個霸權就是中國。當下西方的一本暢銷書《當中國統治世界》，正如其標題所表明的那樣，根據前面的想法，這個時間點正在到來。本書作者並不是中國的敵人，也不是出於對於這一前景的恐懼而寫作，而是一個熱心的仰慕者，他歡迎這一前景的到來。而更現實的恐怕是資本主義世界中的其他中國的朋友。有許多人期望G2，美國和中國，成為這個星球必要的管理者。在蘇聯崩潰，世界由單一霸權統治20年之後，世界也許會再次返回雙頭霸權。如果看到這樣一個他所譴責的結構以改頭換面的形式出現，毛澤東會感到滿意呢？還是不安？最後，在汪暉所描繪的去政治化的世界中的第三個霸權組成部分，超國家或者全球的部分，即不是在國家或者國際的層面運作，而是超越所有文化和社會的邊界的部分，又是如何呢？汪暉正是因為深邃地認識到這一點，才超越了所有以前的關於霸權的理論。這個超國家的霸權組成部分的實質是什麼呢？讓我以摘錄他的語句結束，並且附加一點文字。霸權並不僅僅與國家或國際關係有關，而且也與超國家的和跨國的資本主義密切相關。霸權還必須在國際市場領域中加以界定……市場主義意識形態機器的更為直接的表達者是媒體、廣告、超級市場和各種各樣的商業機制--這些機制不僅是商業的，而且也是意識形態的，它的最為有力之處在於訴諸感官和"常識"，即訴諸所謂日常性和感官需要將人轉化為消費者，並使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自願地服從其邏輯。在這裡，汪暉正確地指出消費主義是資本全球霸權的關鍵。但是在這個層面，今天的霸權結構仍然是雙重的。消費──是的，那正是日常生活中一個被意識形態俘獲的領域。但是我們千萬不能忘記，資本主義是一個基於生產的體系。正是在馬克思所說的"異化勞動的枯燥無味的壓迫"之中，資本主義的霸權才日復一日地在工作和休閒中被重新生產出來。而這種異化勞動的壓迫無情地迫使人們適應既有的社會關係，抑制他們想像任何其他和更好的世界秩序的能量和能力。在生產和消費相互嵌入的世界裡，生產和消費是彼此半真半假的補充，正是這個雙重的存在結構，組成了今天去政治化的政治的超國家霸權結構。讓我以一個例子來像征性地闡明霸權在今天的意義。我要談的是美國總統歐巴馬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事情。這個獎包括一百萬美元的現金和無數其他的公眾宣傳，它完全屬於超國家的名人文化和商業消費。在國家層面，這個獎項在這位現任領導人聲譽開始衰落時，對其形象進行打磨拋光。在國際層面，它提醒世界，美國仍然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不過，是以"儒表法裡"的形式來操作的。一位領導侵佔伊拉克的軍隊，使阿富汗的暴力升級，在巴基斯坦大打出手的總統因為其為人類所做的工作而被授予西方最高的榮譽--真是具有21 世紀特色的仁義。偉大的拉丁美洲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曾經在評論以前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如基辛格--的時候說，最好用它真正的名字，諾貝爾戰爭獎，來稱呼這個獎。從古典時代來看，這也是令人熟悉的。羅馬歷史學家塔西陀曾經用來描寫他所屬的征服世界的城市的霸權的言辭，正可以用來描繪伊拉克和阿富汗被蹂躪的村莊和土地：Auferre, trucidare, rapere, falsis nominibus imperium; atque, ubi solitudinem faciunt, pacem appellant. "蹂躪，屠殺，篡奪，他們謊稱為帝國；他們製造出沙漠，然後稱之為和平。" // 延伸閱讀：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六十年代的消逝《開放時代》2007年第2期 http://www.opentimes.cn/Abstract/916.html 汪暉清華大學中文系、歷史系教授【內容提要】中國正在經歷或已經經歷了一場巨變。在經濟領域，這個巨變主要表現為市場經濟的創製；在社會領域，這個巨變主要表現為社會階層和地區關係的結構性重組；在文化領域，這個巨變主要表現為市場機制在文化領域逐漸佔據主導地位……這篇論文將從幾個不同的角度論述這些巨變中的一個巨變，即"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形成。一、中國與六十年代的終結 2005年8月初，國立新加坡大學為慶祝百年校慶舉行了一系列學術討論會，其中一場的主題是"亞洲的六十年代"。儘管中國的六十年代在討論中被來自韓國、日本、馬來西亞、泰國、美國等國家的學者反覆提及，但除了我本人應邀擔任這場討論的評議人之外，沒有中國學者在這個場合發表論文。在我的經驗中，這不是偶然的。1998年，當全世界--歐洲、亞洲、美洲等等--都在紀念1968年的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三十週年之際，中國這個與六十年代關係極為密切的地方就對此保持了沉默。從那時起，我開始思考這一沉默的意義。我觀察到的第一個現象是：這個沉默不僅是對六十年代的激進思想、政治實踐的拒絕，即不僅是對作為中國之"六十年代"的標誌的"文化大革命"的拒絕，而且也是對於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否定。我在這裡所說的"二十世紀中國 "指的是從辛亥革命（1911年）前後至1976年前後的"短二十世紀"，亦即中國革命的世紀。這個世紀的序幕大致可以說是1898年戊戌改革失敗（尤其是1905年前後）至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的時期，而它的尾聲則是七十年代後期至1989年的所謂"八十年代"。{1}中國革命的內容包羅萬象，但並非不存在核心內容，概括言之有三點：第一，以土地革命為中心，建構農民的階級主體性，並以此為基礎，形成工農聯盟和統一戰線，進而為現代中國政治奠定基礎；第二，以革命建國為方略，通過對傳統政治結構和社會關係的改造，將中國建立為一個主權的共和國家，進而為鄉土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提供政治保障；第三，階級政治的形成和革命建國的目標既召喚著現代政黨的產生，又以現代政黨政治的成熟為前提。在這個時代裡，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曾經先後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和革命者的楷模，而對這兩場革命的不同取向也清楚地表達了中國革命之政治分歧："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熱情地讚頌法國大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價值，而第一代共產黨人以俄國革命為楷模，對法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進行批判。在"八十年代"，伴隨社會主義危機和改革的出現，俄國革命的光環漸趨消失，法國革命的意義重新凸現，但隨著這個革命世紀的終結，法國革命也與俄國革命一道作為"激進主義"的濫觴成為批判和否定的對象。對於六十年代的拒絕和遺忘不是一個孤立的歷史事件，這是一個持續性的和全面的"去革命"過程的有機部分-如果我對"短二十世紀"所做的上述三點概括基本成立的話，"去革命過程"就必然表現為工農階級主體性的取消、國家及其主權形態的轉變和政黨政治的衰落等等。六十年代的亞洲，東南亞民族解放運動蓬勃興起，殖民主義時代正在終結；在日本、韓國、泰國、印度和其他一些地區，大規模社會運動相繼爆發，冷戰和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秩序面臨嚴峻挑戰。六十年代的美國和歐洲，反戰運動和對帝國主義霸權的批判風起雲湧，戰後資本主義及其政治體制遭遇強烈質疑。但為什麼六十年代問題更像是一個西方的話題，而不是亞洲的話題？在給出更為深入的回答之前，也許下述兩點值得提及：第一，西方的六十年代與亞洲的六十年代相互關聯，但也有著重要的區別，這種區別首先表現在：歐洲和美國的反戰運動、反殖民運動基本上是西方社會內部的批判運動，它在文化領域的表現是針對資本主義世界的文化批判；與此相對照，在東南亞（特別是印度支那）和其他的地區，六十年代的鬥爭具有深刻的針對西方殖民統治和國內社會壓迫的武裝革命和軍事鬥爭的性質；如果說西方的六十年代針對戰後黨-國體制（party-state or parties-state ）及其內外政策提出了激烈的批判，那麼亞洲的六十年代（日本是一個例外，它的社會運動與歐洲的情況有著更多的相似性）則試圖通過社會運動和武裝鬥爭在霸權性的國際關係中重建獨立自主的國家，即建立新型的黨-國體制（party-state or parties-state），謀求自身社會的改造和經濟發展。在當代語境中，亞洲六十年代的武裝革命、軍事鬥爭已經從人們對這一時代的記憶和思考中消失了--當跨國主義成為支配西方知識分子想像力的主導價值之時，六十年代亞洲的獨立運動和黨-國建設究竟還有什麼意義？即使在亞洲左翼對於六十年代的社會運動的緬懷中，這一問題也難以構成重新思考六十年代的中心主題。第二是中國六十年代的獨特性質以及中國對自身的六十年代的自我否定。從五十年代開始，中國始終支持第三世界的解放運動和不結盟運動，並在朝鮮半島和越南與世界上最大的強權美國相抗衡；當六十年代的歐洲激進分子將批判的鋒芒指向斯大林主義和蘇聯的實踐之時，他們發現中國在更早時期已經與蘇聯正統路線進行了持久的理論的和政治的鬥爭。中蘇關係的變化直接起源於蘇聯的霸權訴求和中國對於國家主權的捍衛，但這一沖突不能一般地放置在國家間關係的範疇內進行解釋，因為衝突本身突顯了兩國共產黨之間的政治對立和理論分歧。幾乎在新型的社會主義黨-國體制確立之始，革命政治即面臨"去政治化 "的侵蝕，在國內方面，它主要表現為黨-國體制的官僚化和以權力問題為中心的"政治鬥爭"--這種鬥爭不但取消了黨內的自由討論和參與者的政治主體性，而且也以自上而下的權力體制壓制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和其他社會階層內部的批判性思考和社會運動；在國際關係中，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霸權構造最終形成和確立，不但阻礙各國社會主義者對自身發展道路的探索，也損壞了自主和平等的國際關係原則。中蘇論戰以一種理論鬥爭的形式展開，顯示了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內部對於政黨與國家及社會主義方向的不同理解。中國的六十年代與中蘇論戰及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自身的演變的擔憂密切相關。{2} "文革"中提出的"四大自由"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試圖通過大眾參與突破黨- 國官僚體制的框架，但由於這些鬥爭本身與群眾運動內部的派性鬥爭和黨-國體制內的權力傾軋糾纏在一起，導致了大規模群眾暴力和政治迫害，早在一九七六年之前，六十年代在許多中國人的眼中已經黯然失色。在七十年代中後期，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毛澤東的逝世和失去權力的領導者重新登上權力舞台，中國的國家和社會對於"文化大革命"給予了徹底的否定。1980年，在對"文革"時代的問題進行了一系列清理之後，全國人大做了專門決議，廢除憲法中肯定所謂"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條款。{3}三十年來，中國已經從計畫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社會的模式，已經從一個"世界革命"的中心轉化為最為活躍的資本活動的中心，已經從對抗帝國主義霸權的第三世界國家轉化成為它們的"戰略夥伴"和對手，已經從一個階級趨於消失的社會轉化為"重新階級化"的（在很多人看來"更為自然的" 或"正常的"）社會……從歷史的角度看，對六十年代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失望、懷疑和根本性的否定構成了七十年代至今的上述歷史進程的一個基本的前提。當批判的知識分子試圖對當代社會危機--三農危機、城鄉差別和區域差別的擴大、體制性腐敗，等等--做出分析之時，針對他們的最為有力的武器就是：你們是要回到"文革"嗎？這一"徹底否定"的姿態取消了任何對當代歷史進程進行真正的政治分析的可能性。我把六十年代的消逝視為一種獨特的"去政治化"的過程。六十年代包含了豐富的內涵，它的最為重要的特徵是打破戰後國際體系的兩極化和衝擊戰後兩種不同類型的黨-國體制，即陷於危機之中的以多黨政治為特徵的西方民主和同樣陷於危機之中的以一黨政治為特徵的社會主義黨-國體制。我們可以將這個時代的"政治化過程"放置在三個相互關聯的進程中加以理解：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使得原有的以歐洲為中心的國際關係體系基本解體，世界權力格局進入了以美國和蘇聯兩大集團相互對抗的冷戰時代。從五十年代的萬隆會議到六十年代高漲的民族解放運動，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社會運動和武裝鬥爭在這個兩極化的世界格局內部打開了缺口，這是打破冷戰的兩極構造（其不可避免的結果是國際關係的"去政治化的權力架構"）的"政治化過程"。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就是對於這一新的歷史形勢和政治鬥爭的回應。第二，如果說民族解放運動打破了西方帝國主義的一統天下，那麼以中蘇論戰為開端的社會主義體系的內部分裂則在東方集團內部提供了重新思考社會主義未來和世界性的霸權構造的空間，這是通過理論鬥爭和政治鬥爭而展開的對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日益僵化的（亦即"去政治化的"）權力格局的挑戰，從而也可以視為社會主義體系內部的"政治化過程"。第三，社會主義的內部分裂直接地導致了一種新型政治嘗試的出現，即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推動"文化革命"，從理論上、思想上、政治上遏制黨 -國體制的"異化"（或"去政治化"）--離開對於社會主義黨-國體制的深刻懷疑和激烈破壞，我們是無法理解中國的六十年代的；離開對於這個體制的重構和再確立，我們也無法理解中國的六十年代的終結。正如我在上文簡略談到的派性鬥爭、政治迫害，以及黨-國權力體制的重新鞏固所表明的，六十年代內部包含著自我否定的趨勢，即"去政治化的趨勢"。我們該如何理解這一錯綜糾葛的局勢及其對"後文革"時代的影響？二、去政治化的政治與黨-國體制的危機（一）去政治化與政黨政治的轉變關於六十年代的民族解放運動，已經有無數的學者進行了探討。我在這裡主要從"去政治化"這一命題出發，討論中國的黨-國體制及其轉化問題。意大利社會學家亞歷山地羅o魯索（Alessandro Russo）對中國的"文革"進行了長期的研究，在一篇尚未正式發表的論文（"How to Translate Cultural Revolution？"）中，他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時期，這個政治化時期的終結並不像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源自七十年代中後期， {4}而是產生於"文革"開始後逐漸發生的派性鬥爭、尤其是伴隨派性鬥爭的暴力衝突，亦即產生於六十年代自身的"去政治化"：派性鬥爭和暴力衝突使得"文革"初期的公開的政治辯論、多樣性的政治組織以及以此為基礎產生的政治文化瀕於危機，並提供了黨-國體制重新介入並獲得鞏固的契機。在這個意義上，"文革"的終結產生於一個"去政治化"過程。 {5}在魯索看來，"去政治化"並不僅僅是"後文革"時代的中國現象，而且也是當代西方政治的特點。統治權從傳統的君主轉化為現代的政黨是政治現代性的根本特徵。一黨專政與多黨政治均以現代黨-國體製為基本框架，在這個意義上，上述兩種國家模式均可稱之為黨-國，概莫能外。二十世紀中國政治與政黨政治有著密切的關係。在漫長的歷史時期裡，政黨政治並未全盤被納入國家政治的軌道，但建立不同類型的黨-國體制始終是這一時代政治發展的基本問題。隨著政黨在執政過程中逐漸地變成了國家體制的主體，政黨與它們各自的社會基礎的關係不再是清晰透明的，政黨的政治理念與其政治實踐的關係也日益缺乏內在連貫性。簡言之，政黨體制包含了雙重轉化，即，一、政黨自身處於一個"去價值化"的過程之中，政黨組織的膨脹和政黨成員在人口中所佔比例的擴大並不能代表政黨的政治價值的普遍化；二、政黨日益向常規性的國家權力滲透和轉化，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去政治化的"和功能化的國家權力機器。我將這一雙重演變概括為從"黨-國體制"向"國-黨體制"的轉化：前者包含著一種政治性的態勢，而後者則專注於權力的鞏固。這一"政黨的國家化過程"將二十世紀產生的"黨治"體制轉化為一種以國家為中心的統治體制-儘管它不可避免地也是國家的政黨化過程，但這一"政黨化"過程與早期的政黨擴張具有完全不同的含義。六十年代的終結意味著經受了巨大危機的兩種社會體制的重新鞏固，但這一鞏固過程是通過"去政治化"的方式進行的，從而勢必動搖兩種社會體制的政治基礎：在政黨政治衰敗或轉化的語境中，國家成為"沒有政治的國家"或者"去政治化的國家"。為了說明這一新的政治局勢，我們需要對兩種政治體制的轉化做簡要的說明。經典的代議制民主被設想為以共同善或共同利益為目標的、通過集體參與以形成公共決定的方式。議會民主不僅具有傾聽、觀察和閱讀社會成員的信息的能力，而且還具備以理性的和合乎邏輯的方式回應、質疑和檢驗這些信息的能力。在代議制民主條件下，社會自我決定的基本條件是信息的透明和人民與其代表之間的溝通。但是，這一以共同利益或共同善為核心的民主概念在現代時期受到嚴峻挑戰，許多民主理論家認為根本不存在這種共同利益或共同善，也不存在一種具有普遍代表性的代議制，他們提出的是一種建立在政黨政治基礎上的民主概念（如凱爾森、熊彼德、當斯、達爾等）。{6}多黨議會民主制也被看作是一種形式民主，它以理性對話和公共領域作為政治概念的核心。在這一民主的形式框架下，各種利益之間的博弈能夠達成最終的均衡；由於形式平等的公民概念取消了主僕式的社會等級關係，從而它能夠以一種理性的、平等的交往或溝通範疇取代那種以"敵-友"關係為中心的鬥爭性的政治概念。然而，伴隨六十年代的終結而出現的，是民主理念本身朝向一種新自由主義方向的變化，其要點是：民主是一種建立在市場經濟地基之上的議會制；由於政府被視為一種強制性權力，從而議會民主也被看成限制政府行動的機制；個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受到憲法的保護，傳統政治中的主僕關係通過憲政民主和市場經濟而徹底消失了。在高度私有化和生產跨國化的條件下，議會民主製面臨雙重困境，即一方面是社會共同利益難以界定，另一方面是議會與市場之間的關係愈趨緊密。就前者而言，公司或利益團體對於公共政策的影響遠遠大於公民個人；議員的投票取向主要取決於資助者或資助者所隸屬的階級的需要和福利，而不是所謂人民或共同利益-除非在某項動議不涉及選情的情況下，政黨才會允許議員按照自己的良心投票。就後者而言，議會成為一種市場化的、經常是黑箱操作的利益博弈機制，人民與他們的代表之間嚴重脫節，從而產生了民主政治的"溝通危機"和公共領域的 "重新封建化"。多黨制的前提是政黨有明確的代表性及其政治價值，它通過在國家框架下的特定的制度安排，以社會共同利益為前提，形成黨派間的相互競爭，沒有這一競爭性的政黨政治為基礎，議會民主就會喪失其活力。當代議會民主的主要問題是：構成民主之前提的共同善或公共利益被摒除於政治決定之外，兩黨或多黨之間的政治差異被縮小到近於無，後者可以被概括為多黨政治的政治趨同現象。以英美議會民主為例，各政黨只有在涉及國際政治議題時才會訴諸於所謂"共同利益"，它們競相煽動選民對他人的恐懼、仇恨和控制的慾望，以獲取選民的支持。在這個意義上，當代多黨議會民主（這裡所指的並不是一般的議會制和政治代議制，而是指它的現存形式）的主要危機是悖論式的，即一方面是深刻的政治冷漠症，另一方面是狂熱的軍事動員機制。這一悖論乃是民主共和國向寡頭制和帝國蛻變的基本條件。{7} 產生於中國革命的國家-政黨體制與多黨議會民主制有著截然不同的理論預設和政治實踐。從理論上看，社會主義黨-國體制脫胎於"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行動，從而它以明確的"敵-友"關係為前提，認為國家即階級統治的暴力機關。{8}"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9}正如代議制民主是在推翻專制主義統治過程中形成的" 資產階級專政"一樣，無產階級民主是推翻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封建統治的階級對抗過程的產物。因此，無產階級民主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10}正是由於堅持國家作為階級統治的工具這一預設，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仍然是一黨獨裁體制："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極權政府'的話，也有一半是說得對的。這個政府是對於內外反動派實行專政或獨裁的政府，不給任何內外反動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動的權利。"但"對於人民內部來說，不是專政或獨裁的，而是民主的。這個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11}民主理念中的社會自治在無產階級革命中集中地和唯一地用於作為階級統治的人民自治，在理論上，它不僅是階級統治，而且也是致力於消滅階級本身的階級統治。由於人們將"文革"時期發生的群眾暴力、政治迫害和以極端的血統論相標榜的"階級鬥爭" 歸結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的必然結果，執政的和在野的社會主義者對"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概念如果不是心懷內疚，也一定會保持沉默。但在這裡，我認為仍有必要區分兩種並不相同的"無產階級專政"概念。第一種概念產生於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觀察："公社就是帝國的直接對立物。巴黎無產階級用以歡迎二月革命的'社會共和國'口號，不過是表示了希望建立一種不僅應該消滅階級統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應該消滅階級統治本身的共和國的模糊意向。公社正是這種共和國的一定的形式。"{12}"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樣子嗎？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13}巴黎公社所採取的原則只是一些很簡單的措施：用普選制選出的代表去代替先前的官吏；只發給他們普通工人的工資；可以隨時撤換他們；廢除常備軍等等。在馬克思看來，這些措施意味著對於國家機器的根本改造，它不但"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價政府的口號"，而且也 "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14}巴黎公社一方面"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佔有者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另一方面又越出自身的歷史範疇，成為一種與一切"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不同的政治形式、一種真正的社會自治。在這層意義上，"無產階級專政是一種參與性民主，它不僅是在政治選舉的層面上，而且也是在生產關係的實際基礎上產生的。它既是立法機構也是行政機構。它具有一種不但可以選舉，也可以罷免立法官員和行政官員的制度。"{15}當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國會裡獲得了權力的時候，恩格斯放棄了實現這一"無產階級專政"的念頭；此後歐洲議會條件下社會主義的政黨鬥爭接受了公社堅決加以拒絕的資產階級國家及其一切制度框架-伯恩斯坦在 1900年出版的《進化的資本主義》中論述了資產階級國家的變化，即包含著階級妥協的社會共和國或初級的福利國家的出現；這一"修正主義的"國家理論的前提是階級關係的變化，即資本家與工人可以分享企業利潤，而不必訴諸對抗性的階級鬥爭。重新復活了"無產階級專政"概念的是列寧和他的中國追隨者。早在1905年，列寧在與"新火星派"的鬥爭中就已經將他們的"革命公社"理念與"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相區別，他將前者斥之為"革命的空話"，而將後者與"臨時革命政府"這一"不可避免地要執行（哪怕只是臨時地、'局部地、暫時地'執行）一切國家事務"的、絕不能誤稱為"公社"的政治形式聯繫在一起。{16}列寧的這些看法與馬克思本人反覆強調的公社與一切國家事務之間的尖銳對立並不一致。在十月革命後的俄國，人民民主專政或無產階級專政經歷了兩個重要轉變：第一個轉變是從允許多黨合作，實行聯合執政，轉變為以不同的方式確立"共產黨是國內惟一合法的政黨"--即一黨專政--的政治格局；第二個轉變是從以革命政黨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政治形式，轉變為以官僚化的黨-國體製為框架、行使一切國家事務的權力體制，即無產階級專政從一種與一切"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不同的政治形式、一種真正的社會自治和參與性民主轉化為合法壟斷暴力的、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結構。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沒有將共產黨規定為唯一合法的政黨，但仍然採取了一黨專政與高度集權的國家構造。通過這一轉化，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地位與國家立法行政體制之間的必要的區分和張力逐漸地趨於消失。正如韋伯所說，在勞動分工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時期，任何一種政治形態都不可能徹底擺脫官僚制度。無論是巴黎公社的失敗，還是19世紀民族國家體系的鞏固，都證明國家作為這一時代的支配性政治形式是難以迴避的。在這方面，簡單地指責社會主義國家保留了官僚機器或國家並不具有真正的深刻性，"文革"時期國家功能的解體、改革時期和全球化條件下國家扮演的重要角色都迫使人們重新認識國家的重要性。根本的問題在於：在國家繼續存在並不斷加強的條件下，作為"群眾嚮導"的革命黨如何避免自身的官僚化，進而使國家成為一種包含著自我否定趨勢的政治形式，即包含著參與性民主活力的政治形式？韋伯在《以政治為業》中發現：在蘇維埃這方面，它保留或毋寧說重新啟用了高薪企業家、計件工資、泰勒制、軍事和工廠紀律，以及尋求外國資本等等。因此，一言以蔽之，蘇維埃不得不再次全盤接收布爾什維克曾當做資產階級制度與之戰鬥的全部事務。為了讓國家和經濟維持正常運轉，他們不得不這樣做。此外，蘇維埃也重新建立起了前'警備隊'，作為國家權力的主要工具。{17} 列寧一再強調保持布爾什維克與蘇維埃之間的必要區分的重要性，毛澤東也認為"階級的專政與黨的專政是有分別的東西，黨只是階級的最覺悟的一部分人的組織，黨應當而且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中起領導作用，黨不應當而且不能代替階級去實行專政。"{18}但社會主義國家最終發展為一種獨特的黨-國合體，"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畫都必須統一由黨中央規定"。{19}而政黨國家化一方面導致中心化的權力集中於政黨，另一方面則使得政黨與大眾的距離日益擴大。伴隨政黨角色的變化，社會主義的國家體制得到鞏固，而馬克思預設的這一國家體制的自我否定性卻徹底消失了。 "文化大革命"是在政黨的國家化過程發展到一個階段的產物。在政黨國家化的條件下，重新進行社會動員，亦即在黨-國之外激活政治領域和政治價值，形成大眾參與性民主，構成了"文革"初期的特點之一。毛澤東重申革命政黨的政治價值，試圖通過社會運動和政治辯論打破政黨與國家的絕對權威，目的是重構一種包含著自我否定態勢的社會體制，即不再是過去意義上的國家的國家，一個通向自我否定的國家和一個自我否定的政黨。作為" 文革"宗旨之一的"五七指示"將文化大革命與社會分工的靈活性聯繫起來，力圖從根本上剷除官僚制得以確立的社會分工模式。社會主義實踐，就其根本宗旨而言，在於將不可避免的社會分工與既往一切等級主義的社會模式（貴族等級的、封建的等等）或對抗性關係（階級的、資本主義的等等）區分開來，進而讓人成為自身的主人，而要達到這一點，就必須徹底改造一切再生產等級關係和對抗性關係的政治機制、生產方式和文化條件。"文革"初期，以巴黎公社為楷模的工廠、學校和機關的自治的社會實驗（也包括稍後出現的所謂"三代會"即"工代會"、"農代會"、"紅代會"之類的群眾組織）在各地短暫出現，這是對舊的國家機器進行改造的嘗試，亦即一種超越國家機器的文化-政治實踐。由於運動與派性鬥爭、黨-國體制及其權力搏鬥糾纏在一道，這一在國家和政黨之外激活政治的模式迅速蛻變。六十年代晚期以"三結合"的形式組成的革命委員會是一種在群眾運動與官僚化的國-黨體制之間達成妥協的產物。這一政治形態包含著公社運動的各種因子，如將工人、農民和士兵代表選入各級政府和黨的領導機構，要求各級黨和政府的領導者分批、定期地深入鄉村和工廠從事社會實踐，等等。儘管工人、農民、學生或士兵的代表由於無法適應國-黨體制的需求而始終居於權力格局的邊緣，{20}但這一在國家的時代對國家進行的創新不能說毫無意義--許多觀察者相信：正是由於存在著上述政治實驗，相較於蘇聯共產黨支配下的官僚體制，中國"後文革"時代的政治制度具有更大的彈性和回應社會需求的能力。重新思考這一時代的歷史轉變，我們需要追問：六十年代政治自身的"去政治化"究竟產生於哪些歷史條件？如何解釋這一時代的眾多悲劇性事件的成因？這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和全面思考的問題，這裡只能臨時性地勾勒三個要點：首先是前面已經討論過的群眾運動向派性鬥爭的發展，即群眾運動的兩極化和暴力化；其次是毛澤東在發動群眾衝擊國-黨體制時不得不訴諸於個人的威望，而這一"權宜性的"方式（即後來所說的"個人崇拜"）在激發人們對於國-黨體制的反抗精神的同時卻極易導致大眾主體性本身的喪失。上述兩點共同造成了大眾運動的去政治化。第三，政治辯論不斷地被納入國-黨體制內部的權力鬥爭之中（即政治路線和理論鬥爭的去政治化），而在國-黨體制本身遭到嚴重破壞的條件下，這一斗爭又不能被限制在制度規定的範圍內，從而形成了大規模的政治迫害。正是由於上述原因，至七十年代後期，六十年代的各種實踐已經連同"文革"時代的各種悲劇一道，成為黨和政府的"撥亂反正"政策的主要對象。時至今日，不但在執政黨和政府的領導機構中，而且在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名額中，工人和農民已經漸趨消失。通過對六十年代政治性階級鬥爭的反思和批判，社會主義國-黨體制一方面將經濟建設、尤其是市場經濟的建設作為通往現代化的普遍道路，另一方面以發展和社會穩定為由，對於公開的政治辯論加以限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黨已經從特定政治價值的團體蛻變為一種結構性的和控制性的權力體制；政黨內部的分歧被納入了現代化基本路線的技術性分歧之中，從而解決分歧達成共識的方式只能依賴權力體制而不是理論討論。{21}伴隨六十年代的終結，國-黨體制力圖將政治領域妥帖地安放在自身的框架內，即以一種"去政治化的方式"維持社會穩定。無論就政黨代表性的模糊化而言，還是就國家公共決策受資本利益驅動而言，當代世界的兩種代表性的政治體制之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將中國的政治狀況與西方的民主危機放置於一個相互關聯的過程內部進行觀察：在過去三十年的時期內，兩者均處於一個"去政治化"的潮流之中。這並不是說以議會民主為制度框架的多黨制與一黨執政條件下的政治架構沒有重要差異，而是說在"去政治化"的潮流之中，議會民主的多黨制正在出現"政治趨同"現象，而一黨制下兩條或多條路線並存的構造也正在消失，二者共同構成了以政黨政治為中心的二十世紀政治模式的危機。我們可以據此總結出下述兩個結論：第一，當代政治危機的核心是政黨政治的危機，而政黨政治的危機則是六十年代末期以降逐漸強化的"去政治化"過程的結果；第二，當代政治危機不僅是中國和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危機，而且也是歐洲多黨議會民主和英美兩黨議會民主的危機，即一種普遍的危機。如今，我們面對的是一種新型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在當代條件下，任何忽略、掩飾普遍的民主危機（其核心是政黨政治的危機）及其社會條件而展開的一廂情願的政治變革方案，都不過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延伸而已。在這方面，我們已經有許多例證。{22} （二）去政治化與理論辯論的終結談論政黨政治的危機並不意味著政黨作為一種組織形態已經消失，而是說構成現代政黨（及黨-國政治）的前提正在發生變異。在這裡，我們尤其需要從"政治的視野"重新理解"文革"之後逐漸消失的"路線鬥爭"這一概念。儘管這一概念多半用於勝利者對於黨內鬥爭的概括，但也顯示了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史中的重要現象，即每一次重大的政治鬥爭總是與嚴肅的理論思考和政策辯論糾纏在一起。從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黨內不同力量對於革命失敗的理論總結和政治鬥爭，到三十年代初期左翼與右翼之間以及左翼內部有關中國社會性質與中國革命性質的歷史研究和理論辯論，從中央蘇區和延安時代中國共產黨內有關政治、軍事和國內國際政治的不同分析，到"文革"時代中國共產黨內部有關中國社會矛盾的性質的持續辯論--在中國革命的每一個歷史階段，我們都可以看到政治集團之間和政治集團內部的理論分歧及其政治性的展開。由於缺乏保障這些理論和政策辯論持續和健康發展的制度條件，辯論和分歧往往以權力鬥爭的強制方式獲得"解決"。"文革"之後，許多政治鬥爭的受害者出於對"路線鬥爭"的深惡痛絕而徹底否定了"路線鬥爭"這一概念。他們在重新獲得權力後，拒絕對黨內"路線鬥爭"向"無情打擊"的權力運作轉化的機制或條件進行分析，而是試圖通過壓制或迴避這種鬥爭獲得黨內意志的統一，從而徹底地壓抑了黨內的政治生活--由此也就喪失了探討政黨與民主之關係的內在契機，並為政黨的國家化--亦即政黨的去政治化--奠定了基礎。持續的理論辯論與政治實踐之間的密切關聯是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和變革的一個極為突出的特點。正是這種政黨體制內部的理論辯論和政治鬥爭使得政黨政治保持內在的活力，它使得政黨不致在相對穩定的權力構架下變成"去政治化的"政治組織，也使得政黨能夠在理論與實踐的雙重檢驗之下通過路線鬥爭糾正自身的錯誤。這是一種政黨的糾錯和創新機制。{23}中國的六十年代有著它自身的理論特點：圍繞著如何理解歷史及其動力，如何理解商品、商品經濟、勞動和生產方式，如何理解階級和階級鬥爭以及資產階級法權，如何理解中國社會的性質及世界革命的形勢，不同的政治觀點和政治力量進行了激烈的交鋒。如果把這一時代的理論辯論與先前一切時代的理論辯論加以比較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從未有過任何一個時代的理論討論像這個時代一樣，超出精英、宗教、政黨或國家的範圍，成為全民性的事件。我們不能不追問：這個時代的政治文化與理論性之間的關聯是如何產生的？在我看來，"短促的二十世紀"所包含的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巨大分歧很可能正是動因之一。由於二十世紀中國代表了整個世界變動的激進性質，又由於這種變革的激進性與一個古老的、以農業為主的、現代階級關係沒有充分發展的現實之間有著驚人的分歧，從而革命和變革的激進性首先表現為理論鬥爭，即改造或轉變人們的主體性（所謂"觸及靈魂的革命" ）的過程，以及將這種理論鬥爭轉化為實踐的強烈慾望。如同馬克思在談論德國革命的矛盾時所說，"革命需要被動因素，需要物質基礎。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但是德國思想界的要求和德國現實對這些要求的答案之間的驚人的分歧，是否會同市民社會和國家之間以及和市民社會本身之間的同樣的分歧一致呢？理論要求是否能夠直接成為實踐要求呢？光是思想竭力體現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24}七十年代中期以前有關階級、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革命理論如此，七十年代中期展開的有關商品生產和資產階級法權的理論鬥爭也是如此。用馬克思的語言說，"它在理論上已經超越的階梯，它在實踐上還沒有達到。"{25}在這場理論鬥爭中，針對蘇聯和中國思想內部有關商品生產能否產生資本主義、按勞分配會不會產生資產階級法權的理論思考，毛澤東及其追隨者發起了一場真正的理論進攻。把這場理論進攻及其引發的思考和討論視為中國改革的理論序幕也許並不為過，因為它以理論辯論的方式奠定了七十年代末期開始的中國改革的基本問題和基本方向。如果我們把當代中國的"去政治化過程"放置在上述過程中觀察，這一過程顯然包含了兩個特點：一是意識形態領域的"去理論化"，即以"不爭論"為契機將二十世紀逐漸形成的理論與實踐的明確的互動關係轉化為"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實踐；二是政黨內部的路線鬥爭的終結，即以經濟改革為中心將全黨的工作轉移到"建設"（而不是"革命與建設"）上來。這兩個政治抉擇在七十年代末期深得民心，顯然是對"文革"後期混亂的政治局面和權力鬥爭的回應。"摸著石頭過河"的比喻與這一時期引起高度關注的"實事求是"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理論討論有關，它本身就是對七十年代中期由毛澤東及其追隨者發起的理論進攻的理論回應。然而，當這一策略性選擇最終演變為一種"去政治化的"政治路線之時，不但理論辯論在政治文化中逐漸消退，而且六十年代一度出現的政治與國家、政治與政黨之間的分離和緊張也就徹底消失了。通過將政治與國家（黨-國體制）相互統一，那種在"政治不等於國家"的條件下形成的政治辯論和理論探索消失於無形。用"摸著石頭過河"描述改革由於沒有現成的經驗而必須從實踐中總結是正確的，但以此否定改革存在著自己的理論綱領卻並不符合實際，事實是：1975年前後的理論鬥爭及其後對於這一理論鬥爭的清算共同奠定了改革時代的理論綱領。關於這一點，我在這裡只能簡略地提出兩點論證：首先，七十年代中期，在毛澤東的安排之下，鄧小平復出工作，從而提供了黨內兩種政治路線展開理論辯論的契機。例如，1975年7月，在鄧小平的支持下，國務院成立了以一批黨內理論家為核心的政治研究室集中討論三個世界的劃分、蘇聯社會性質、戰爭與和平問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無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法權等等問題。而在他們的對立面，張春橋等人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以"兩報一刊"及《摘譯》等刊物為理論陣地，對這些問題做了理論方向截然不同的研究，兩者之間的理論爭論伴隨著政治分歧而日益尖銳化。在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內在中國社會性質、商品、勞動、按勞分配、資產階級法權等問題上展開的激烈的理論辯論和政治鬥爭觸及了中國後來的改革面臨的基本理論問題；沒有這樣的理論辯論和政治局勢改變後對這場辯論的思想總結和政治清算，很難設想後來的改革會按照這一發展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產權改革的路徑發展。{26}顯然，1975年的理論辯論已經孕育了後來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概念，提供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許多重要的前提。若沒有對這場辯論的理論反思和政治清算，鄧小平在再次復出後就不大可能迅速調整改革方向，而更可能沿著他第一次復出後的方針--即通過整頓重建計畫經濟的方針-- 推進現代化計畫。事實上，1975年的辯論也是中蘇論戰的理論深化，這一時期理論批判（尤其是關於資產階級法權、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理論探討）的對象不但包括蘇聯出現的有關商品、貨幣、資本及宗教問題的理論探索，{27}而且也包括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有關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理論。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改革時期的鄧小平對於他本人參與主持的中蘇論戰及其理論路線深感厭惡。{28} 其次，七十年代末期以降，中國共產黨內部和中國社會發生了一系列有關社會主義、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商品經濟、價格改革、所有制（產權）問題等等的理論探討，從不同角度對中國改革的方向展開爭論。這就是所謂"思想解放運動"。但無論是從論題來看，還是從討論的參與者來看，這兩場辯論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儘管由於政治局勢的變化，論述的政治方向正在發生變化。{29}在1983年遭到壓制的有關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問題的爭論中，真正的分歧產生於有關異化概念的理論解釋。異化概念源自黑格爾的理論，馬克思將這一概念改造成為解釋被剝削者的社會狀況的理論。在這個理論中，馬克思認為只有通過結束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終結為他人的勞動，進而消滅階級才能最終消滅人的異化。這場討論在政治上將"文革"納入了社會主義異化的範疇加以反思，但在理論上卻與1975年前後反覆討論的按勞分配和資產階級法權等問題一脈相承、與"六十年代"的思想路線--即對社會主義本身的變異和退化的警覺--同根同源。正由於此，儘管周揚在政治上被視為"改革開放派"或"思想解放運動"的文化旗手，但卻由於倡導異化理論而遭到改革主流派的整肅。{30}從這個角度看，改革開放本身包含了兩種不同的理論立場和思想路線的內在對立，其關鍵在於如何理解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自我改革運動。但在"去政治化的政治趨勢"之中，這種對立在短暫的理論交鋒之後沒有獲得真正的展開，我們只能在"清除精神污染"、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一邊倒的政治運動中察知端倪而已。就理論的深度和辯論的廣度而言，這類討論已經不能與1975年和1977年的理論辯論相提並論。{31}在我看來，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初期的這場大討論是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最後一場具有高度理論性的政治辯論。如今，我們面臨的是一個"去理論化"的思想形勢。作為對於這一形勢的回應，中國的知識界在九十年代展開了激烈的思想辯論，這些辯論構築的是一個新的模式：第一，辯論並不發生於政黨體制內部，而是在知識分子之間；第二，知識分子的思想辯論直接地觸及國家變革的方向，從而也在國家變革取向和政策方面產生了影響。這是一種發生於體制內外的、並未被穩定化的互動。從政治與國家的關係的層面看，這一爭論的模式恰好也是和六十年代開創的那種將政治從國家的框架下解放出來的嘗試一脈相承的。（三）去政治化與階級問題在中國的語境中，國-黨體制的重新確立與階級概念的模糊化或消退直接相關。"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識形態"是以"文革"結束後對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徹底否定密切相關的。如何解釋在階級近於消滅的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又如何解釋在重新將社會分化為階級的過程中階級話語卻近於消失？顯然，重新研究階級範疇在中國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變化，對於理解當代"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形成具有關鍵作用。階級概念尤其是階級鬥爭的命題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石之一，早在1843年發表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就已經闡述了他的階級觀和階級政治的一般理論，{32}但他本人卻沒有來得及給予階級概念或階級的形成問題以系統的分析。《資本論》第三卷最後一章即五十二章標題為《階級》，但手稿僅僅開展了一頁多一點的篇幅就中斷了。在這一頁多一點的篇幅中，我們可以發現馬克思研究階級問題的一些思考線索：第一，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現代社會分化為三大階級，即單純勞動力的所有者（獲取工資的僱傭工人）、資本的所有者（獲取利潤的資本家）和土地的所有者（獲取地租的土地所有者）。{33}第二，即使在現代社會的經濟結構已經達到最高度的、最典型的發展的英國，階級結構也沒有以這種最純粹的形式表現出來，其間一些過渡的和中間的階層使得上述清晰的階級界限變得模糊起來。第三，雖然存在著這種階級界限的不清晰狀態，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促成上述階級界限清晰化的趨勢卻是明顯的，這些趨勢可以概括為生產資料越來越同勞動分離，分散的生產資料越來越大量積聚，土地所有權同資本和勞動相分離而獨立（轉化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土地所有權形式）。{34}這是一種結構性的或理想類型式的階級概念。即使對於馬克思本人而言，這一概念也不能直接地用於對現實的階級關係和社會鬥爭的描述。在《路易o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等文章中，馬克思對階級關係做了一種可以稱之為"政治事態分析"的描述，即從一種歷史變動的視野展示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大土地所有者、金融寡頭、農民、小資產階級、中間階級、流氓無產者、工業資本家、上層貴族等等階級、團體、社會類別、階層和其他角色在政治舞台上的複雜的圖景。階級關係的這種複雜狀況產生於特定社會構成的主要生產關係的歷史性，即它不僅包含著過去遺留下來的種種生產關係（即過去的生產關係中佔主導地位的那些社會階級的殘餘），而且也包含著未來生產方式的核心要素。這一事態分析關注的是"這些角色之間的鬥爭同政權之間的關係"，{35}從而我們可以將之概括為一種區別於結構性階級概念的政治性階級概念。但就馬克思本人而言，兩者之間是完全一致的。通過對上述兩種階級概念進行綜合分析，我歸納出馬克思的階級概念的如下幾個要點：首先，無論階級關係的圖景多麼複雜，階級意識和階級鬥爭總是受到基礎性的階級結構的約束，也一定會表現為對特定生產方式或階級結構的自覺的改造；其次，階級是一個關係概念，即某一階級只有在與其他階級的關係之中才能被定義，從而階級關係包含了內在的、根本性的、以剝削與被剝削這一特定的關係為客觀基礎的對抗性。{36}第三，階級間的對抗性是階級形成的必要條件，即沒有階級對抗的形勢，階級自身就不能形成；也只有創造出階級對抗的形勢，才能產生出階級的主體。正是後一點，使得階級概念從一個客觀的概念轉化為一個主觀的和政治性的概念、一個從運動的內在視野出發才能展示其內涵的概念。{37}這一階級概念建立在馬克思的下述判斷之上：只有在現存社會制度行將崩潰之時，亦即在革命的時代，客觀的階級地位和主觀的階級覺悟之間才能達成一致；因此，階級和階級關係並不能用一種實證主義的方法論加以呈現，促進階級意識萌發的觀念、價值和理論並不能直接地從客觀的經濟-社會結構中推導出來。在"短促的二十世紀中國"，上述兩種界定階級概念的方式在革命進程中展開多重變奏，如果不能以一種綜合的方法把握階級問題，就會喪失對中國革命的理解。{38}首先，我們面臨的是政黨與階級的關係問題。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即聲明"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為無產階級奮鬥，和為無產階級革命的黨"，{39}但在直接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共產國際代表利金、馬林等人看來，初期的中國共產黨由清一色的知識分子所組成，與中國工人群眾完全隔絕，至多只能算是"共產主義小組"。{40}在早期中國共產黨對自身階級性質的自我界定與共產國際代表對中國共產黨成員的階級屬性的界定之間存在著明顯差異，但這一差異並不能夠簡單地相互解構或相互否定--政治組織的階級屬性與該組織及其成員的政治價值和社會理念有著密切的關係，它並不直接取決於組織成員的階級出身。在政治的意義上，與其說無產階級是共產黨的存在前提，毋寧說"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並最終實現"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這一使命提供了共產黨成立的直接動力。{41}沒有這個使命就沒有這一政黨的存在。因此，區分結構性的和政治性的階級概念，從新型政治主體的角度闡釋現代中國的階級政治，不僅對於理解中國革命政黨的各種政策及其推動的鬥爭是必要的，而且對於分析推動這些運動的政黨自身的性質也是必要的。許多現代政治理論家試圖解釋階級政治在不同社會的表現形式，他們預設了如下"原理"："以詳盡的、高度制度化的地位結構與通常可以在工業社會裡發現的階級緊張這兩者相結合為特徵的一個工業社會，要比一個地位等級不明確，也沒有得到正式承認的社會更有可能出現階級覺悟的政治。"{42}例如，在保持著前工業社會的僵硬的地位體系的社會（如德國）更易於產生階級意識和馬克思主義政黨，而在缺乏封建等級傳統的美國卻難以產生強大的階級政治和具有階級覺悟的政治組織。然而，階級政治與階級結構的關係錯綜複雜，那種簡單地將階級政治還原為階級結構的做法，無法解釋中國革命的真正動力：中國農村的大部分地區並不存在嚴格的封建等級制，一些進行過激烈的階級鬥爭的村莊甚至不存在地主，但為什麼恰恰是在中國的廣大鄉村出現空前激烈的階級鬥爭？為什麼恰恰在中國產生了具有高度階級覺悟的、能夠推動這一階級鬥爭的政黨？革命政黨本身不能從其初期成員的階級構成中推導出來，但這並不等同於革命政治與特定社會條件、一定社會的階級結構毫無關係。1926年，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開篇首先提出了"辨別敵友"這一政治性議題：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革命黨是群眾的嚮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要分辨真正的敵友，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43} 毛澤東的分析包含了兩個方法論的特點：第一，他高度重視結構性的階級關係，但始終沒有忘記這種結構性的分析是從一種運動的視野、引導運動的革命黨的視野展開的，從而其分析的重心集中在不同社會階層在革命運動中的立場和態度。所謂"革命黨是群眾的嚮導" 就是要求革命政黨必須承擔幫助群眾辨別敵友、形成階級政治的責任。這一對於敵友的政治性區分正是階級自覺或階級意識得以形成的標誌。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的階級分析雖然以階級結構為客觀條件，但論述的重心卻在革命政治的形成本身。第二，毛澤東的分析方法中還包含了一種綜合的視野，即將中國社會各階級與革命的關係放置在帝國主義時代的世界性關係--亦即"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這一獨特社會性質--之中加以考察的視野。這一分析方法與馬克思的結構式的分析方式是一致的，但區別在於：馬克思是通過對英國的理想化分析建立有關階級的結構分析的，而毛澤東則是在一種全球性的、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關係中闡述中國革命與階級政治的動力和方向。離開這一世界性的視野，中國革命者很難將農民置於無產階級革命的主體地位之上；離開這一獨特的對於中國社會性質的概括，毛澤東也不可能清晰地界定國際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民族資產階級（城鄉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小資產階級（自耕農、手工業者主和小知識階層）、半無產階級（半自耕農、貧農、小手工業者、店員、小販）、產業無產階級、游民無產者（失地農民和失業工人）等等範疇。正是以這樣一種歷史判斷為前提，在《怎樣分析農村階級》（ 1933）、《我們的經濟政策》（1934）、《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等文章中，毛澤東將馬克思式的結構式的階級分析方法（以租佃與僱傭為主線）運用到中國農村社會之中，並為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改革提供理論根據。其次，我們需要分析中國革命與農民階級及農村階級鬥爭的關係問題，亦即革命主體的鍛造的問題。黃宗智在《中國革命中的農村階級鬥爭》一文中，用客觀性現實與表達性現實及其脫節描述中國革命中的階級分析。從客觀性現實的角度看，土改涉及了全國耕地面積的43％，把地主和富農幾乎所有的土地（其中地主掌握了所有土地的三分之一，富農掌握了另外的15-20％）都分配給了貧農和僱農；通過土改，國家能夠以稅收和低價收購的辦法，獲取原來屬於地主、又被地主消費掉的那部分農業剩餘，除了分給貧僱農一小部分之外，全部被國家投入城市工業化進程。在這個意義上，土改是一次重大的社會-經濟革命。但是，從表達性現實的角度看，上述宏觀的階級關係與單個村莊的現實之間存在著重要的差異，例如華北地主主要是居住在城市之中的不在村地主，很多村莊根本沒有地主。 {44}根據一些研究者提供的調查數據和口頭訪談，在韓丁《翻身》、周立波《暴風驟雨》、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等作品所描寫的村莊裡，並不存在按照土地法大綱所定義的地主，租佃和僱傭通常並不發生在地主與佃農、富農與貧農之間，而常常發生於中農和貧農之間。然而，土地改革必須將村莊內的社會關係界定為以地主階級和僱傭農民為中心的絕對對立，在革命戰爭和軍事動員的背景之下，許多並非地主的富裕農民因此被當作階級敵人而遭殺害。因此，黃宗智認為：在1946-1952年的土改和1966-1976年的"文革"中，農村階級鬥爭的"表達性建構"越來越脫離客觀實踐，兩者的不一致強烈影響了共產黨的選擇和行動。"'文革'是人類歷史上表達性現實與客觀性現實之間相互脫節的一個極端例子。 "{45}階級的客觀性現實與表達性現實的二重區分既解釋了中國革命中農村階級鬥爭的合理性，又說明了這一斗爭越出客觀現實的給定邊界所產生的巨大傷害和悲劇。這一解釋事實上與中國共產黨在反省這一歷史時所說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命題和"實事求是"的方針是基本一致的。上述分析的說服力是明顯的，但這一結構性的敘述沒有觸及的是階級鬥爭與革命政治之間的內在關係。悲劇是革命政治的必然結果，還是背離革命政治的內在原則的歷史產物？在 "短促的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政黨的第一個任務便是通過農民運動和土地改革為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創造出階級主體，土地改革既是革命的目的，也是革命的手段；《翻身》、《暴風驟雨》、《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等作品對於階級關係的描寫是否準確是一回事，但它們所以能夠征服那個時代的讀者，是因為這些作品敘述了無數農民通過土改而產生的擺脫被奴役地位的主體意識和尊嚴感。農民階級及其革命性與其說源自一種結構性的階級關係，毋寧說源自一種導致這一結構性關係變動的廣闊的歷史形勢，一種能夠將農民轉化為階級的政治力量、政治意識和政治過程。與那種將"敵我矛盾"或"人民內部矛盾"僵化為一成不變的關係的做法相反，革命政治鼓勵通過鬥爭獲得主體性的轉化--在這一時代的階級分析與統一戰線策略中始終包含著一種能夠促進這一主體性轉化的歷史辯證法。這並不是說政治性的階級概念可以脫離以生產方式為框架的結構性的階級概念，而是說，以將農民創造成為革命主體（和軍事主體）為目標的土地改革和政治動員本身正是改造農業社會的生產方式並創造工業化的條件的一個有機的部分（它不可避免地涉及由生產方式所界定的階級關係的變更和革命性改造）。如果革命主體的創造是一個階級轉化（從農民階級向無產階級轉化）的政治過程，那麼，階級的對抗性就可能通過主體的轉化加以解決。政治的對抗性並不等同於階級的對抗性，後者具有不可調和的性質，而前者卻預設了對抗性關係自身的轉化--既存在著敵人轉化為朋友甚至同志的可能，也存在著朋友和同志轉化為敵人的可能。"敵-我"關係是特定社會條件和歷史形勢的產物，一旦社會條件和歷史形勢發生變化，"敵-我"關係就會發生轉化。如果地主僅僅是地主，他或她"還不能成為鄉村社會的社會性乃至政治性的統治者；即使地主有時可以憑藉經濟上的富有與暴力手段在事實上成為當地的霸主，但是，為了確保統治的正當性，也必須以官僚或士人（舉人、生員）等身份在集權性的國家機構中取得自己的地位。"{46}由於科舉制度的正規化，中國社會對於身份變動的有效的法律障礙基本解體，階層和職業具有很大的流動性，因此有學者將這一以士人獨佔知識的狀態與階級內容的變通性為特徵的階級制度稱之為"道德性的階級制度"。{47}即使在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以後，鄉村社會關係中文化和政治統治權的問題仍然是存在的。就這一階級制度與國家機器的內在關聯來看，所謂"道德性的階級制度"也就是"政治性的階級制度"。因此，對於地主階級統治地位的取消主要集中在取消這一階級統治的政治基礎，並創造出一種與這種階級關係的再生產機制完全不同的再生產機制。在社會主義政權居於支配地位的條件下， "敵我之間的對抗性矛盾"需要通過社會改造的方式加以解決，而並不必然需要通過對"敵人"的肉體消滅加以解決。我們可以從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中找到大量的例證為此提供根據。例如，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歷史時期，革命政黨及時地提出了統一戰線的主張，將包括地主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革命對象全部納入統一戰線的範疇之內；又如，在社會主義時期，毛澤東提出了嚴格區分兩類不同矛盾即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中國共產黨主要以思想改造、社會實踐而不是肉體消滅的方式改造戰犯，甚至作為中國 "封建主義"最高象徵和帝國主義附庸的溥儀皇帝也能夠"轉化為"人民的普通一員。{48}這一敵我關係轉化的前提是：階級主體性是可以轉化的；這一主體性轉化必須依託於社會關係的改造。在這個意義上，土地改革過程中的"階級鬥爭擴大化"不僅產生於階級的客觀性現實與表達性現實之間的脫節，而且也是對革命的"主體性轉化"的原則的背離。{49} 事實上，"敵-我"的對立經常表現為一種內在的--思想的、價值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對立，而並不只是表現為階級成員之間的暴力對抗。1944年，在抗日戰爭即將勝利之際，毛澤東論述了"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這一命題，他說：解放區的文化已經有了它的進步的方面，但是還有它的落後的方面。……在一百五十萬人口的陝甘寧邊區內，還有一百多萬文盲，兩千個巫神，迷信思想還影響廣大的群眾。這些都是群眾腦子裡的敵人。我們反對群眾腦子裡的敵人，常常比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還要困難些。我們必須告訴群眾，自己起來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衛生的習慣作鬥爭。為了進行這個鬥爭，不能不有廣泛的統一戰線。{50} 在這個意義，"敵-我"的政治性關係不但與統一戰線的思想相互補充，而且也包含了"自我鬥爭"和"自我改造"的內涵。上述論斷顯示了中國革命的內在矛盾，即農民階級是革命的主體，但內在於農民階級思想的"敵人"又是革命的對象。在毛澤東於七十年代發表的看法中，我們也仍然可以看到對於農民的二重性的理解。這一切表明：以區分敵我為中心的政治性的階級概念並不必然地預設肉體消滅或強力控制的暴力形式，恰恰相反，鬥爭與轉化是這一政治概念的兩個相互關聯的環節。從這個角度看，"文化革命"的命題和任務是內在於中國革命的邏輯的。中國革命中的過度暴力與其說產生於階級的表達性現實與客觀性現實之間的脫節，毋寧說產生於階級概念自身的"去政治化"--即將政治性的階級概念置於客觀性的框架下，通過自上而下的強制方式展開"階級鬥爭"。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儘管毛澤東洞見了資產階級可能產生於革命政黨內部的長遠趨勢，但那一時期的政治鬥爭很難用階級鬥爭的範疇予以解釋--1976年之後，人們得出的一個正確結論是：這一時期發生的政治鬥爭並不能具體化為不同階級之間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然而，為什麼不僅在軍事鬥爭的條件下，而且在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之後，"階級鬥爭"的暴力性也仍然沒有終止？為什麼也恰恰在這一歷史條件下革命政黨曾經追求的政治民主和言論自由（作為現代社會的不可或缺的政治價值和政治權利）反而遭到極大的扼制？在回答這些問題時，僅僅從個別領導人、甚至政黨的政策失誤的角度著眼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做出理論性的解釋。在社會主義時期，一方面，階級概念的財產權含義已經消失，共產黨的階級代表性問題日益模糊；另一方面，中國革命並沒有像馬克思預見的那樣產生出一個與歷史上一切國家形式不同的國家，即向著國家消亡過渡的國家，卻以一種獨特的方式重複了作為合法地壟斷暴力的機器這一國家形態。在官僚制國家繼續鞏固的時代，革命政黨訴諸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念對自身進行持續的革新和改造，試圖通過激發黨內和全社會的政治辯論和政治鬥爭，避免革命政黨在執政條件下的蛻化。在這裡，政治性的階級鬥爭所關注的與其說是社會階層的結構狀況，毋寧是不同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態度和立場--態度和立場是一個能夠通過理論探索、社會實踐和政治鬥爭而發生轉變的領域，即一個能動的政治領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其概念而言，是社會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政黨的自我革命，它訴諸的是一種政治性的階級和階級鬥爭概念，否則這場"革命"就不會用"文化"來加以界定。然而，這一政治性的階級概念一旦被僵化為結構性的、穩定不變的本質主義概念，就會轉化為不同人群之間的對抗性鬥爭，從而徹底地扼殺這一概念中的政治能動性，扼殺體現這一政治能動性的理論探索和自由辯論。由上至下地、機械地劃分階級成分為國家政治和群眾鬥爭中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提供了前提。因此，我們不僅需要從階級的表達性現實與客觀性現實的脫節和矛盾的角度，即不僅從階級表述脫離客觀實際的角度，總結"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悲劇，而且也要從階級身份論對於政治能動性的壓制的角度解釋這一悲劇。唯身份論、唯出身論或血統論是對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所包含的那種主觀的、能動的政治觀的否定和背叛--二十世紀革命政治的中心任務不正是要摧毀和解構那個由暴力機器和財產關係所塑造的穩定化的等級關係嗎？在這個意義上，從一種政治能動性的角度解釋遇羅克對血統論的批判就變得極為必要。他的鬥爭和犧牲表明的是："去政治化"並不是一種外在於二十世紀政治或革命政治的動力或趨勢，它包含在支配了這一進程的階級和階級鬥爭概念內部；"文革"的悲劇性不是"政治化"（其表徵是政治辯論、理論探索、社會自治、黨 -國體制內外的政治鬥爭，以及政治組織和言論領域的空前活躍等等）的產物，而是"去政治化"（消解社會自治可能性的兩極化的派性鬥爭、將政治辯論轉化為權力鬥爭的政治模式、將政治性的階級概念轉化為唯身份論的本質主義階級觀等等）的結果。反對身份論的鬥爭是建立在有關人的自由、階級解放和未來社會的清晰的價值判斷之上的。因此，不是對這個進程進行"去政治化"的解釋，而是進行"重新政治化"的理解，並以這一理解為基礎創造取消和遏制新的身份論（亦即階級關係的再生產）的制度條件，才是克服這一時代悲劇的真正方式。如今，我們置身於一個取消了階級話語的階級社會。在我看來，問題並不在於簡單地恢復過去的階級和階級鬥爭概念（我們仍然反思二十世紀階級政治中產生的悲劇），而在於建立怎樣的政治視野面對現代社會的平等問題和階級分化。在"短促的二十世紀"，現代平等主義原則是通過革命的階級話語深入整個社會的：任何人不應臣屬於任何人，任何人不應主宰或剝削任何人，任何人不能成為奴隸；為此，必須消滅主僕關係和剝削關係，必須形成一種擺脫這一對抗性關係的經濟，必須建立一種不再複製社會不平等的教育體系，必須創造一種超越以往一切國家形式的國家。當社會重新分化為階級而階級話語本身又趨於消失之時，現代平等政治勢必面臨嚴峻的挑戰。如果說現代社會必須以平等作為自身社會體制的合法性條件，那麼，平等主義政治的瓦解與現代社會的合法性危機就是同步到來的。在合法性危機的條件下，完全依託於國家的暴力機器（軍隊、警察、法律體系等等）或經濟發展和消費主義，社會穩定將是脆弱的。如果階級概念以否定性的方式（即消滅階級差別）界定了平等政治，那麼，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現代平等政治將以何種形態獲得自身的活力？現實的發展提出的要求是：從"去政治化的國家"向"具有豐富的政治生活的國家和社會"的轉變，從階級再度分化或形成的社會向再度消滅階級的社會的過渡。三、去政治化的政治與現代社會如何解釋"去政治化"這一現象及其動力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我們不能僅僅限於中國內部給予分析。從歷史的角度觀察，幾乎每一次政治變動之後，如法國大革命失敗之後，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之後，歐洲和亞洲的六十年代之後，以及1989年的社會運動之後，都存在著廣泛的、各不相同的"去政治化潮流"。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中，現代化、市場化、全球化、發展、增長、全面小康和民主等概念均可以看作是一種"去政治化的"或"反政治的"政治意識形態的關鍵概念，正是這些概念的流行導致了人們沒有能力展開深入的政治思考。"去政治化"這一概念所涉及的"政治"不是指國家生活或國際政治中永遠不會缺席的權力鬥爭，而是指基於特定政治價值及其利益關係的政治組織、政治辯論、政治鬥爭和社會運動，亦即政治主體間的相互運動。為了展開對於"去政治化的政治"這一命題的討論，我在此簡要地對"政治"範疇做一些臨時性的界定：第一，政治是一個主觀的、能動的領域，而不是客觀的構造，或者說是一個在主觀能動作用下產生的主客觀統一的領域。例如，階級是一種"客觀的"存在，但這一"客觀的"存在並不必然意味著階級政治的存在。只有當階級獲得自身的政治主體性時，作為一種政治階級的階級才存在，階級政治才會被激發。{51}馬克思在論述法國農民時以一種悖論的方式說：一方面，小農人數眾多，有著與其他階級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並相互敵對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所以他們就形成一個階級"；但另一方面，"由於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有地域的聯繫，由於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係，形成任何的全國性的聯繫，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所以就沒有形成一個階級。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過議會或通過國民公會。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52}如果"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那麼，馬克思是否暗示：一旦小農轉化為階級，行政權力支配社會的模式就將終結？第二，政治活動是能動的主體的領導行為，從而政治與領導權問題具有密切的關係。用韋伯的話說，"一切自主的領導行為，都可納入其中。人們談論銀行的通貨政策，中央銀行的貼現政策，工會的罷工政策，也談論大城市和城鎮的教育政策。某個志願團體主持人的政策，甚至談論一個精打細算的妻子試圖支配其丈夫的政策。我們今晚的思考，當然不是建立在一個這樣寬泛的概念上。我們打算只從一個政治團體--也就是今天的國家--的領導權或該領導權的影響力這個角度，來理解政治。"{53}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將君主塑造成為一個新政治主體，但君主要構成真正的政治主體必須獲得自身的主體性和代表性；葛蘭西沿著同一思路將政黨理解為"現代君主"--作為一種政治組織，政黨構成了現代社會獨特的政治主體--有自身的價值觀和代表性、有適應這一時代政治發展的組織和運動方式；君主和政黨按照各自的方式展開自身的"領導行為"。葛蘭西說：現代君主，神話君主，不可能真有其人，也不可能具體指哪個個人；他只能是集體意志已在社會上被承認，或多或少以行動表現了自己的存在，並開始採取具體形式時所出現的成分複雜的社會有機體。歷史已經提供了這種有機體，它就是政黨。這是一種基本細胞，其中包含著力圖成為普遍的和無所不包的集體意志的種種胚芽。在現代世界中，只有那些間不容髮，必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當機立斷的歷史政治行動，才能由具體的個人以神話方式加以體現；……但是這種應急的權宜行動按其性質來說不可能維持長久，也不可能是有機的。……至於建立新的國家或建立新的民族結構與社會結構則不宜採用這種手段。 {54} 政治行動，尤其是現代政治行動，在這個意義上，是一種有組織的行動，而不是個人的、英雄豪傑的行動。政治對於主觀性和能動性的依託與政治行動的組織化特徵在歷史中總是展開為一種既一致又沖突的動態構成。第三，任何政治主體性都必須在一種政治主體間的關係（無論是敵-友關係，還是對話關係）之中才能維持，無論以何種方式取消這種關係，勢必構成對政治主體性的否定。從上述角度看，所謂"去政治化"就是指如下現象：對構成政治活動的前提和基礎的主體之自由和能動性的否定，對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政治主體的價值、組織構造和領導權的解構，對構成特定政治的博弈關係的全面取消或將這種博弈關係置於一種非政治的虛假關係之中。從根本上說，"去政治化"是政治的一種特定形式，它沒有也不可能取消政治關係，而是用一種非政治化的方式表述和建構特定支配的方式。因此，我把這一政治形式描述為"去政治化的政治"。這裡試圖對"去政治化的政治"的產生做幾點很不成熟的說明：首先，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建立在一種政治與經濟的區分的假說之上的，這一假說反映了早期資產階級擺脫封建國家和地主階級對政治和經濟的壟斷、支配和暴力佔有的歷史意志。熊彼德曾用"政治交換"這一概念論述早期資產階級的權力構成，即如果沒有某個非資產階級實體的保護，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就會陷於絕境，不但無力領導它的國家，甚至不能保護本階級的特殊利益。"政治交換"意味著政治與經濟這兩個領域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某種分離，如果不存在這種分離，也就不存在交換。從這個角度說，政治與經濟的分離與其說是一個實際存在的現實，不如說是產生於資本在與政治權力進行交換過程中力求獲得更高權力份額的慾望。在漫長的十九世紀，那種政治與經濟相互分離的早期資產階級訴求逐漸地轉化為國家和超國家體制對於市場經濟模式本身的塑造；伴隨資產階級將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集於一身，政治安排也隨之被轉化為市場經濟的法則本身，即政治領域成為一種從屬於經濟活動而又似乎外在於經濟活動的領域。以政治與經濟的分離為中心，現代資本主義試圖創造一種自我循環的市場經濟及其"去政治化的"秩序；如果說這一訴求的歷史合理性建立在重商主義時期中小企業主階級抵制國家、貴族和君主壟斷的過程之中，那麼在金融資本時代，這一訴求已經蛻變為以金融資本為龍頭的大資本（及其代理人）操控經濟、政治和社會的要求--這一壟斷性關係恰恰是通過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有關作為"自生自發秩序"（spontaneous order）的市場概念來加以合法化的，亦即以一種"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識形態"來加以合法化的。其次，從政治的角度看，當資產階級通過聯合無產階級和其他社會階層發動政治革命、推翻國王-貴族權力之後，一種去政治化的程序性的國家政治逐漸取代了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多樣化的政治格局，其實質也就是通過政治交換關係將統治集團中資本主義的和非資本主義的成分連接起來。政治辯論由此轉化為權力爭吵，而其根本的環節即一種中性的國家概念及其現實機制的誕生。由於這一連接是以資本主義方式進行的，從而連接過程或政治交換本身是以"去政治化的"方式進行的。（例如，通過立憲過程將新富階級對社會甚至國家的剝奪合法化）這個過程也就是民主逐漸地從政治民主向程序性民主的發展、國家逐漸從政治領域向常規化的權力結構的轉化、政黨政治逐漸從政治代表性之間的政治博弈向穩定的權力架構下的權力分配機制蛻變。在理論上，這一國家形態的出現直接導致了經典作家們將作為政治性階級鬥爭目標的國家政權與國家機器區分開來，即一方面承認國家是鎮壓性的、在一定疆域內具有使用暴力的壟斷權的機器，但另一方面又必須對國家政權和國家機器加以區分，以此將政治性的階級鬥爭的目標限定在國家政權問題上。他們由此將奪取政權的政治性階級鬥爭作為政治問題的核心。"因此對於我們來說，'政治'就是指爭取分享權力或影響權力分配的努力，這或是發生在國家之間，或是發生在一國之內的團體之間。"{55}然而，隨著政治性階級鬥爭的衰退和形式民主作為一種支配性國家模式的出現，國家政權與國家機器的區分變得日益模糊。這種新的國家形態帶有強烈的結構-功能的特點，它甚至能夠將各種社會運動和反對運動作為國家交響曲的各種變奏納入其機器的日常性運轉之中。正如阿爾都塞所說，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政治實踐中，他們所看到的國家是一個比" 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對國家的定義更為複雜的現實。根據他的看法，這個國家定義中缺乏對於"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的現實描繪--這有別於國家的鎮壓機器，諸如宗教制度、教育制度、家庭制度、法律制度、工會制度、黨派體制、傳播制度和文化領域等等。他總結說：國家機器只有一個，而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卻有許多。統一的國家鎮壓機器完全屬於公共領域；與之相反，絕大部分的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它們顯然是分散的）是私人領域的組成部分。公私的分界僅僅在資產階級法律的範圍內是有效的，而國家"高於法律"：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國家，既不是公共的，也不是私人的；相反，國家是公共與私人之間一切區分的前提。 {56} 如果把前資本主義的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做一個對比的話，那麼，前者"存在著一個佔統治地位的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教會"，而後者卻以遍及社會的教育（學校、家庭）-規訓機製作為其意識形態機器；前者主要在公共領域運作，而後者卻在私人領域活動。（社會主義時期的中國存在著一個由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為中心的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系統，它兼具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和國家的鎮壓機器的雙重性質，但以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為主；在當代中國，意識形態機器雖然努力行使其意識形態職能，卻難收意識形態規訓的效果，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從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蛻變為純粹的國家的鎮壓機器--其對媒體或其他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也主要不是"意識形態的"，而是以"維持穩定"這一"去意識形態化的"理由為準則的。當然，這一蛻化是一個過渡現象，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正在設法調整自己的策略，力圖將消費主義、市場主義、傳統主義等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相對立的意識形態納入自身的範疇，從而形成新的支配意識形態）由於國家機器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日常機制內部，從而國家的存在形態本身具有了某種"去政治化的政治形態"。阿爾都塞的分析建立在兩個前提之上，即國家與政權的區分和國家的鎮壓機器與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的區分，按照這兩個區分，政治鬥爭就是爭奪政治領導權的階級鬥爭，而要獲得這一斗爭的勝利就必須展開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範疇內的政治性的階級鬥爭。政治在這裡是一個內在於國家的場域。從六十年代政治的角度看，阿爾都塞理論的主要侷限在於：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的概念將教會、教育、政黨等等全部歸入國家機器的範疇，從而沒有形成政治與國家的區分。如果六十年代政治包含著一種超越黨-國形成新的政治領域的嘗試，那麼作為六十年代西方社會運動理論資源的阿爾都塞理論卻不能提供對於這一政治實踐的完整解釋。通過將學校、教會等等全部納入"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的範疇，阿爾都塞在理論上取消了文化領域與國家領域之間的基本分界，不但易於導致一種普遍化的國家政治概念（國家政治的泛化），而且也將教育領域、宗教領域和其他文化領域的政治全部置於國家範疇內部，從而限制了文化政治的空間。儘管如此，這一理論在解釋國家政治對於上述領域的持續介入和收編的方面，亦即在解釋現代社會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構成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解釋力。與阿爾都塞從意識形態和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的角度分析了統治合法性的"去政治化"形態不同，卡爾o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去政治化"概念是與十六世紀以降歐洲歷史尋求" 中性化"（neutralization）的持續過程密切相關的。這一過程的最終結果是經濟與政治作為一種"中性化"的社會形態的產生和鞏固。在發表於1929年的一篇題為《中性化與去政治化的時代》的文章中，他將維柯、孔德等對人類歷史發展所做的三段論式的概括--即從神學階段發展到形而上學階段，由形而上學階段發展到科學階段或實證主義的階段--與十六世紀以降的四個世紀的發展直接地關聯起來。這是一個世俗化過程，也是一個持續的中性化--亦即去價值化--過程：從十六世紀的神學過渡到十七世紀的形而上學、從十七世紀的形而上學過渡到十八世紀的人道主義-道德、從十八世紀的人道主義-道德過渡到十九世紀的經濟。在這些轉變中，十七世紀從基督教神學向自然科學的過渡最為關鍵，因為正是這一過渡將神學辯論中的無法解決價值分歧的困境轉化到一種通過對話、交換意見而尋求基本（也是最小化的）共識的中性化的領域中加以解決。在這個中性化過程中，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突出現象是技術和對技術的崇拜越來越具有支配地位--既然技術是一個可以為任何人、任何力量所用的中性領域，一個技術支配的社會的政治也逐漸地中性化了，亦即去政治化了。伴隨宗教-神學事務退出中心領域，國家問題的核心便從文化階段向經濟階段轉化，亦即這一時代的中性化趨勢在這裡最終掌握了政治權力--國家。"最終，國家從這個特定的中心領域中獲取了它的現實性和權力，因為有關敵友的決定性辯論也取決於這個中心領域。"{57}施密特說：這裡的實質是：一個同質化的經濟國家與經濟思維相適應。這樣一個國家企望著現代--一個瞭解自己時代和文化處境的國家。它必須聲明理解作為一個總體的歷史發展，這是它的統治權的基礎。在一個經濟時代，一個沒有表明理解和指導經濟關係的國家必須宣稱自己中立於政治問題和政治決定，並由此撤回統治的宣稱。現在，值得注意的是：十九世紀的歐洲自由國家可以將自己按照中立性國家的形象來塑造自己，並把中立性看作是自身的本質上的合法性。{58} 施密特認為上述現象是一個總體的文化中立性的症候，因為十九世紀中立性國家的原則從屬於這一時代總體知識的中立性趨勢。國家和其他文化領域的中立化是技術時代的產物，但技術並不能提供中立的基礎：每一種政治都力圖利用技術，從而所謂技術時代這個命名只能是臨時性的。然而，施密特的洞見嚴格限定於歐洲歷史內部，而且他的長時段考察方法也未能提供對於十九-二十世紀內部的政治化與去政治化的歷史解釋。{59} 第三，資本主義歷史中的批判性思想和文化，從根本上說，產生於政治文化被充分激發起來的歷史過程之中，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政黨政治、不同政治派別的分化，二十世紀的民族解放運動、學生運動、知識分子運動、勞工運動和革命運動，都可以概括為"政治化過程"，它們致力的基本目標是打破資本主義霸權的"自然狀態"。那麼，什麼是資本主義的生產的"自然狀態"呢？在政治與經濟分離的原則之下，通過將非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和勞動分工模式貶低為"政治干預"的產物，七十年代末期以來佔據主流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為市場經濟向政治、文化和其他社會領域的無限擴張提供了一種"去政治化的"、"自然的"或"自生自發的"解釋。古典政治經濟學有關生產的一個基本論點在這裡值得重新提出，即一切生產活動均必須以生產條件的再生產為前提，否則連一年也維持不下去。阿爾都塞在討論生產條件的再生產這一問題時說：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從《資本論》第二捲髮表以來）特別為人們熟視無睹的領域。孤立地看待生產，乃至將它看成（從生產過程抽象出來的）純粹生產實踐的觀點，包含著頑固的顯而易見的東西（這些在意識形態上顯而易見的東西屬於經驗主義的類型）。它們已經滲透到我們的日常"意識"裡，以至於我們要把自己提高到再生產的觀點上來，是極其困難的 ……然而，脫離了這個觀點，一切都仍然是抽象的（比片面更糟：是歪曲的）--即使從生產的層面看也是這樣，更不用說在純粹實踐的層面了。{60} 從再生產過程的角度看，"去政治化"即將生產條件（生產資料的再生產和生產力的再生產）的生產從生產過程中排除出去，從而構築出一個抽象的生產過程。例如，為了維持沿海區域的再生產過程就必須創造廉價勞動力市場，而構築廉價勞動力市場又必須改變城鄉關係（包括摧毀農村的社會關係和生產條件），進而迫使大量農民工湧入沿海城市；最後，為了讓農民工適應新的生產條件，就不僅需要讓他們學習生產技能，而且還要讓他們轉化成為遵守現行生產秩序的規範的自由勞動力。但是，主流的媒體評論和經濟學家們是在怎樣的意義上討論農民工問題的呢？一，在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以及價格問題上討論沿海的生產過程，彷彿農民工僅僅是再生產的自然要素，而不是為了適應新的再生產條件而發生的整個社會關係變化的產物--這種討論方式典型地反映了這種有關再生產過程的"去政治化的"意識形態特徵；二，在公民權利的平等的意義上討論農民工的地位--在這個意義上的平等訴求有著雙重面向：一方面，它有助於打破傳統的城鄉之間的身份分割；另一方面，它力圖通過這一解放將農民召喚為一種符合再生產條件的勞動力"主體"--勞動力所以構成 "主體"是因為他或她在給定條件下（即再生產條件下）自願地選擇了自己作為廉價勞動力的行動。在這裡，所謂主體與個人的主體性沒有任何關係，它是一種新的臣屬關係的產物。對於生產過程的抽象化（即掩蓋其再生產條件）的後果即發展主義意識形態的支配地位的確立。從二十世紀的歷史來看，"去政治化"過程是內在於冷戰時代的兩個社會體制的：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不是單純的政治運動，通過革命和獨立建國運動，它們重組了經濟關係和社會模式；西方政黨政治日益成為管理經濟的一種方式，它們從不同的方面改變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所有權關係和殖民主義條件下世界勞動分工的基本格局。正是在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取得支配地位的時代，二十世紀政治的核心--社會運動、學生運動、政黨政治、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以及通過國家組織經濟的方式--全都向著市場化、國家化和全球化的方向發展。在這個潮流中，資本主義危機時期的國家干預、社會動盪以及革命運動都被解釋為政治對於一種自然的市場進程的破壞。在這個意義上，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作為"自生自發秩序"的市場概念不僅是對壟斷關係的"去政治化的"掩飾，而且也是一種進攻性的、積極的、有著明確否定目標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識形態"。因此，"政治化" 的核心就在於打破這個"自然狀態"，亦即在理論和實踐的不同方面，以"去自然化"對抗" 去政治化"。當代中國的"去政治化"過程仍然是一個"政治交易"的過程：傳統政治精英正在將自己轉化為特殊利益集團的代表，但他們仍然掌控著政治權力，特殊利益集團和跨國資本必須通過交易形式換取權力機器的支持。由於市場化改革是一個國家推動的過程，在現代化和改革的名義下，國家權力機器（在國-黨體制下也不可避免地包括政黨機器）的不同方面全面地捲入了經濟範疇，從而這個"政治交易"就轉化為"去政治化的權力交易"，其主要形式是不平等的"產權改革"以及由此引發的大規模的利益重組（腐敗不但是這一制度性轉化過程的必然產物，而且也是在公共輿論中掩飾更大的不平等和非正義的財產轉換過程的一個題目--在產權明晰、法制化等名義下進行的反腐敗活動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將這一"政治交易" 過程合法化了，亦即以法的名義將產權轉換過程"去政治化"）。這一新的發展建立在如下前提之下：一，在市場化和私有化過程中，權力精英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分界逐漸模糊，政黨逐漸從一個階級性的組織轉化為"去階級化"的組織；二，在全球化條件下，民族國家逐漸地將管理經濟的部分權力與超國家的市場體制（WTO等）關聯起來，一種全球性的去政治化的合法化秩序正在確立；三，由於市場與國家逐漸成為相對"中性化"的領域，在公共領域中有關發展問題的分歧演變為市場調節與國家調控比例的技術性分歧，從而喪失了構成左右之分野的政治界標。這幾個發展為七十年代末開始、八十年代興盛、九十年代風起雲湧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提供了歷史基礎。我認為當代世界的"去政治化"過程正是從這個歷史轉變中產生的政治現象：通過將新的、政治性的安排置於"去政治化的"表象之中，新的社會不平等被"自然化"了。在這個意義上，針對這一不平等的社會安排的批判必須以形成"重新政治化"的條件為前提，亦即以打破"去政治化"或"自然化"的表象為前提。四、霸權的三重構成與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識形態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打破"去政治化"的邏輯構成了當代批判的知識分子共同關心的課題。在重新回顧六十年代的政治文化之時，這些知識分子發現構成那個時代的政治文化的關鍵概念--如進步與保守、左與右等等--如果不是已經失效，便是處於曖昧不明的狀態。也正由於此，當代世界的許多反對運動要麼變得軟弱無力，要麼淪為新型霸權的同謀。因此，要打破"去政治化的政治"的邏輯，就必須對當代霸權的新的構成方式進行分析。按照我的分析，霸權至少具有三重構成，它們之間有著複雜的歷史關聯：首先，正如葛蘭西的霸權概念、阿爾都塞的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概念揭示的，霸權與主權國家的暴力控制與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的有效運轉相關。這是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針對資產階級國家的合法性而產生的理論概念，也是在政治性的階級鬥爭中產生的有關領導權問題的政治概念。這一概念主要地用於民族國家內部的、階級間的政治鬥爭。葛蘭西將這個霸權解釋為兩種運作方式，即"主宰權以及知識和道德領導權"，主宰權是強制的領域，而"霸權"則是指統治集團通過將引發激烈衝突的問題置於一個"共同"的層面而獲得的額外權力。按照他在《獄中札記》中的解釋，國家作為某一特殊集團的機構，注定要為後者最大限度的擴張創造有利的條件。但這個特殊集團的發展和擴張被看作是而且的確也表現為"國家"全部能量的共同擴張和發展的原動力。阿爾都塞則通過對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意識形態概念的再研究，提出了意識形態和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問題，在理論上深化了葛蘭西所涉及的霸權問題。西方左翼傳統對霸權概念的分析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合法性構成及其危機，尤其是資產階級國家的"去政治化的程序政治"的實質以及與之相伴隨的民主危機。其次，霸權這個概念從一開始就是和國家間的關係密切相關的。因此，我的分析方法不是像許多西方的學者那樣將葛蘭西式的霸權概念（hegemony）與中國政治中對國際霸權（ hegemon）的批判區分為兩個概念，而是力圖在兩者之間重建本來應該存在的理論的和歷史的聯繫。毛澤東的霸權概念始終是在全球關係的範疇內運用的，他對美國和蘇聯作為" 霸權"國家的描述被放置在三個世界的體系性關係之中，其政治性含義不僅是以第三世界為主體，聯合和分化第二世界，進而對抗這一兩極霸權，形成新型的國際關係，而且是以理論研究、政治辯論和道德感召的方式擊破美國和蘇聯體制的意識形態權威。因此，"反霸權"的實踐中包含爭奪文化領導權的含義。中國古代經典《春秋》、《左傳》用"伯權" 和"霸權"概念綜合齊、晉、楚、秦等諸侯國家的暴力統治與禮儀支配的雙重能力。儘管中文世界的霸權概念主要指稱政治、經濟和軍事的支配與操控，但也在不同程度上涉及意識形態的問題，即統治的合法性問題--在春秋戰國時代，霸權的確立雖然是王權禮儀瀕臨危機的產物，但這一危機局勢本身也構成了霸權的合法性條件--霸權的構成包含了其他諸侯國對於領導權的承認。關於這一點，中國歷代學者在對《春秋》的解釋中已經有清晰的表達。因此，中文世界中主要指涉諸侯國關係的霸權概念與葛蘭西的霸權概念不能說完全無關。在西方政治傳統中，作為一種合法統治權的霸權概念也不是與國際政治中的霸權完全無關的。在《漫長的二十世紀》中，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將葛蘭西的霸權概念與馬基雅維利的權力概念關聯起來，從而將這一概念從階級間的關係重新引回到國際政治的關係之中，這為重建兩種不同類型的霸權概念的內在聯繫提供了另一個可能的路徑。在馬基雅維裡那裡，權力是許可與強制的結合體，強制當然意味著使用武力或構成有效的武力威脅；許可則暗指道德領導權。"由於霸權這個詞，從其詞源學意義'領導權'和派生意義'主宰權'來看，通常指國際關係，所以葛蘭西完全有可能是在使用這個術語的比喻意義，通過與國際關係的類比來闡明社會集團之間的關係。在把葛蘭西的社會霸權概念從國家內部關係轉換成國際關係時……我們可以簡明地逆向追溯葛蘭西的思考歷程。"{61}"一個起支配作用的國家如果領導著主權國家體系朝著預想的方向邁進，它便行使著霸權職能，而且在此過程中被認為是在追求共同的利益。正是這種領導權才使得起支配作用的國家具有霸權地位。"{62}正是通過將美國的國際支配與全球化的趨勢加以重疊，美國確立了自身作為全球霸權的地位。作為一種"去政治化的"楷模（全球化、現代化、市場化、全球化、發展、民主等等的楷模），美國在全球範圍內形成了某種程度的思想和道德的領導權。這就是西方政治學家所談論的所謂軟實力。美國霸權是在暴力壟斷、經濟壟斷、意識形態領導權以及國際關係的模式發生轉變等多重條件下確立的，而在"九一一"之後的侵略戰爭中，美國的窮兵黷武和單邊主義導致了它的領導權危機，從反面促進了世界各種力量以反戰和 "去美國化"為契機的互動和聯合。{63}在這個意義上，"去政治化"的過程遍及國家與國際的雙重方面，而打破這一"去政治化的政治格局"的可能性也存在於這兩個方面。第三，霸權並不僅僅與國家或國際關係有關，而且也與超國家的和跨國的資本主義密切相關。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條件下，除了需要在國家領域和國際關係領域中界定霸權，霸權還必須在一種既內在於國家、內在於國際關係又超越國家和國際關係的市場關係中加以界定。現代市場關係是一種內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世界卻不能以民族國家的邊界和權力加以界定的力量，古典的政治經濟學家強調再生產過程是一個"無窮無盡的鏈條"、一個全球性的進程，這一點在今天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明顯。當以金融資本為主要形態的市場主義成為一種霸權的時候，許多人也會將現實的市場擴張和政治支配描述為一個對所有人都有利的歷史進步的歷程，從而完全不能展開對於市場擴張與支配的政治含義的分析。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可以視為全球化的意識形態霸權的標準讀本，它滲透在各種跨國機制的規章和運行法則之中；諸如原先的關貿總協定、現在的世界貿易組織和其他的以市場一體化的協調機構的形式成立的各跨國組織，均可以視為全球化的意識形態機器--當然，它們不僅是意識形態機器。我們可以說它們具有經濟支配和道德支配的雙重權力。市場主義意識形態機器的更為直接的表達者是媒體、廣告、超級市場和各種各樣的商業機制--這些機制不僅是商業的，而且也是意識形態的，它的最為有力之處在於訴諸感官和"常識"，即訴諸所謂日常性和感官需要，將人轉化為消費者，並使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自願地服從其邏輯。市場主義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機器具有強烈的"去政治化"特徵，在"去政治化"的社會過程中，它恰好構成了"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識形態"。在全球化的語境中，我們需要在國家的、國際性的（國家間的）和全球性的（超國家的和市場的）三重範疇及其互動關係內討論霸權和意識形態的作用。上述多重霸權構成不是相互截然區分的範疇，而是相互滲透的、相互纏結的權力網絡，它們內在於當代社會的各種機制和網絡之中，內在於人們的行動和信仰之中；正是在上述霸權網絡的交互作用之中， "去政治化的政治"得以構成。這一點對於理解當代中國的思想和意識形態狀況是絕對必需的。當代意識形態霸權經常利用國家的內在矛盾施展其職能。例如，中國的經濟政策和發展方向與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歷史過程是基本重疊的，這一過程產生出了眾多的經濟危機、社會分裂和不平等條件。但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全球化並沒有消解捲入這一過程的國家之間的矛盾和利益衝突，也沒有解決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之間的全部分界。在歷史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全球性的力量與重商主義的力量（即國家力量主導下的國民經濟）發生衝突是一個常見的現象，例如，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中，全球化的金融資本與"國民經濟"之間的衝突以極為明確的形式展現出來，進而促成了民族國家在全球化浪潮中重構"國民經濟"或"國民經濟的變體"（如區域聯盟）的決心。因此，在全球化條件下，國家利益的衝突、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之間的矛盾有時較之以往更為激烈。為了獲取更多的利益，霸權的全球力量往往會利用特定國家內部的勢力挑戰政治權威，而一旦政治權威意識到它與其他社會力量的交換關係面臨外來干涉，也立刻會以民族利益或其他正當性訴求為由抑制這一內部挑戰。在七十至八十年代，伴隨國家統治意識形態在開放條件下的鬆動，社會思想和立場的合法性密切地聯繫著對於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的挑戰，這是當時界定獨立性和自由的主要根據。然而，知識分子和社會批判立場的這一"去國家過程"並沒有如我們所預期的那樣提供" 重新政治化"的效果，反而被納入了另一層次的"去政治化"過程：首先，這一"去國家過程"產生在一種全球性的歷史轉變之中，即民族國家的主權權威受到全球性力量的挑戰的過程中，從而這一以"去國家過程"為標誌的獨立性和自由的合法性敘述同時也是和國際性的意識形態霸權的確立相互關聯的。事實上，所謂"去政治化"過程恰恰是兩個國家集團、兩種政治體制、兩種意識形態進行激烈搏鬥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產生的所謂"去國家過程"中的"國家"只是在某種意識形態立場上被指認的國家（即社會主義國家），從而這一"去國家過程"不過是對另一種國家形式的霸權進行認同的過程。在當代中國，"反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以一種反國家的表象掩飾了它與新型國家及其合法性之間的內在的聯繫，從而不過是一種反國家的國家（亦即"帝國"）意識形態--根據上述對於霸權概念的多重構成的分析，這種新型國家意識形態本身具有超國家的性質，從而也經常表現為從一種跨國主義的角度抨擊"國家"的立場。第二，這一"去國家過程"同時也伴隨著一種意識形態上的"去政治化"，它被自然地組織在現代化、全球化、發展和市場的新型意識形態霸權之中。由於市場化和全球化的力量瓦解了傳統的社會紐帶，它在改變十九世紀以降逐漸確立的主權關係的同時，也包含了對於維持社會穩定和市場運行的國家機制的強烈需求。因此，"去國家化"或反國家的姿態本身又似乎自相矛盾地與法制化、制度化等口號相配合，而後者正是以產權重組為核心展開的國家建設過程。在現實的條件下，問題並不在於是否需要法制化、制度化，而在於怎樣的法制化和制度化，以及是否必須將整個社會構造（及其轉傳統）全部納入法制與制度的框架內部；不在於"去國家"或"反國家"，而在於應該建立怎樣的國家及其制度，以及能否在國家及其政治之外形成真正的政治空間。第三，"去國家過程"所以是"去政治化的"，是因為它以國家政權與國家機器的區分日益模糊化為前提--正如上文所說，政治鬥爭主要集中在由誰來掌握國家政權或國家政權的價值取向為何這一關鍵性問題上，一旦取消國家政權與國家機器的區分，也就等於取消了政治活動的場域和政治鬥爭的必要性，而將一個政治性的問題轉化為非政治的或去政治化的" 去國家過程"。新自由主義或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所鼓吹的"國家退出論"就是一個典型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命題"。根據上述幾個方面的討論，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通過與國家的關係來界定的獨立性與新型霸權關係（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和意識形態的多重霸權）的確立是同一個歷史消長過程的產物，從而前一重擺脫（國家）關係與後一重進入（國家的、國際的和跨國的）關係之間至少有著歷史性的重疊。全球性的力量與國家力量的相互滲透使得僅僅依靠與國家的關係或與跨國霸權的關係來界定自身立場的方式均陷入困境之中，這也正是當代許多反對運動最終只是徒有反對之名的原因。事實上，當代社會的各種社會保護運動自身也在經歷"去政治化"過程，它們或者陷於有限的經濟目標之上，或者淪為國家機器的延伸物，或者完全受制於各國際基金會項目的要求和邏輯之中，不但提不出關於發展、民主、參與的不同理解，而且在運動中轉化為各種國家的、超國家的機制的齒輪和螺絲釘。在這裡，如何克服社會運動自身的"去政治化"，將一種批判性的國際主義與民族國家內部的政治鬥爭結合起來，構成了一個重要的課題。在今天，對任何權力的分析都必須置於一個權力網絡的關係之中，從任何一個單一方向上將自己塑造成反對者都是可疑的。如果考慮到三重霸權的構成全部滲透在我們的社會體制之中，而它們之間並非貼合無間，那麼，這個概念中的"國家的"或"跨國的"的範疇就有必要加以審察。在這裡，打破這些範疇的總體性，從這些範疇內部發現裂痕，尋找新的政治空間，就成為打破"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基本邏輯的必要步驟。例如，中國的改革是在國家分權條件下的市場化進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國家各部門之間存在大量的利益不一致；國家機器的各個分支與國內和國際市場以及其他社會集團有著極其複雜的聯繫方式，而這些不同的聯繫方式也導致它們之間產生出利益一致與衝突的多重關係，進而表現為公共決策過程中的政治博弈和多重取向。正由於此，我們可以從"國家行為"中發現大量相互矛盾的取向，也可以從不同層次和不同機構的決策方向中看到一致與衝突的同時存在。事實上，當代有關國家的辯論是圍繞著"中央-地方"、"國家-區域-全球"等關係展開的，而不是圍繞著國家或反國家的軸心展開的。在這個意義上，將"國家"作為一個單一的分析單位的方法更像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構造。又如，當代全球化過程及其機制一方面鼓勵金融、生產和消費的跨國化，另一方面力圖將移民問題限制在勞動力需求和民族國家主權關係的框架內，從而形成了各地區勞動者之間的隔絕和矛盾。因此，我們可以從"全球化"的現象中發現大量的相互矛盾的方向，從而不是以退回民族主義的方式，而是以重構批判性的國際主義的方式，揭露"全球化"的內在矛盾。就中國而言，由於國家的改革實踐與社會主義價值之間存在重大的衝突，改革運動與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的運轉之間存在內在的矛盾--正是由於這一內在矛盾，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實際上已經或正在蛻化為一般國家機器，即依靠暴力或行政權力進行操控的體制。在這個意義上，當代中國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的運作方式並不是按照特定的價值或意識形態運轉的，而是按照"去意識形態的"或"去政治化的"邏輯運轉的--儘管它經常訴諸於意識形態的語言。當代中國的左右兩翼經常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面前束手無策，原因很簡單：這一國家運作機制已經無法在傳統的左右模式中進行衡量和評估。主要基於一種合法性的需要，中國共產黨在"文革"之後一方面"徹底否定"了"文革"，但另一方面並沒有"徹底否定"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價值，尤其是作為這一現代傳統的歷史總結的毛澤東思想。這一條件產生了雙重後果：第一，對於國家改革而言，這一傳統構成了一種內在的制約性力量，即"國- 黨體制"每一次重大決策和轉變必須建立在與這一傳統的對話和博弈之上，至少它必須用一種特殊的修辭方法在這些轉變與這一傳統之間達成某種協調。第二，對於工人、農民和其他社會群體而言，這一傳統構成了一種合法性力量，他們可以利用這一傳統與國家推進的不合理的、不公正的市場化和私有化進程進行博弈和協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新自由主義力量的擴張。在"徹底否定文革"與"告別革命"的歷史進程之中，重新激發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遺產顯然包含了未來政治發展的契機--這個契機絕不是簡單地回向二十世紀的入口，而是在"後革命的時代"（即革命時代終結的時代）探索打破"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識形態"和"去政治化的政治"的一統格局的起點。二十世紀政治是以政黨與國家為中心展開的政治，二十世紀的政治危機主要產生於政黨和國家這兩種政治形式內部；但二十世紀也產生了政治不等於國家的政治實踐，產生了將參與性與制度構架相互結合的嘗試。在現代政治的主體--政黨、階級和國家--均處於"去政治化"危機的條件下，重新尋找新的政治主體的過程必然是和重新界定政治領域的過程相伴隨的。這個政治領域的界定涉及各個方面，例如：如何在國家生活和政黨政治中重新激活理論辯論？如何在國家和政黨之外形成新的政治領域？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創造出真正的公共領域和公民文化？如何使得教育體制不致淪落為社會等級制的再生產機制？如何將全球範圍內爭取平等的政治鬥爭與中國社會的平等政治關聯起來？在當代世界的兩種社會體制均面臨危機之時，我們能否設想一種更具參與性的制度構架，這種構架不僅是在政治選舉的層面上，而且也是在生產關係的實際基礎上產生？所有這一切要求我們尋找新的綜合，即通過對歷史的傳統（包括古代傳統、現代革命和社會主義傳統、改革經驗）的批判性清理和創造性綜合，汲取民主制度與激進民主的各種要素，為新政治的創造提供可能性。這是真正的創造和綜合，而不是任何一種簡單的複製。在全球化的語境中，這一綜合既必須從中國的政治傳統和現實出發，也必須考慮當代世界普遍的民主危機。如果說"去政治化"的關鍵在於政治價值的顛覆和消退，那麼，"重新政治化"的不可避免的途徑也就在於重建政治價值，激活我們的政治空間和政治生活。如同動人的音樂--無論是輝煌的交響，還是婉轉的敘述--能夠將不同的元素之間的對話和對抗、各種主題之間構成的創造性張力有機呈現一樣，政治是在一種元素與另一種元素之間形成獨特關係的方式。取消了差異、多樣性、對抗和創造性緊張，取消了多重音樂元素在各自歌唱中形成的復調式組合和對抗，就不可能產生真正的作為一種"關係"的音樂。這就是我們在今天重訪六十年代和"短促的二十世紀"的真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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噓 cangming: 獵狐者真急啊這麼怕幹嘛還死要待在美國趕快回歸祖國的 02/12 18:35

→ cangming: 懷抱啊 02/12 18:35

推 RIFF: 望能有畫重點 02/15 15:38

→ kwei: 還在消化中，目前無法劃好重點。 02/17 0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