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仍然是領導國，但不再是隨心所欲的霸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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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納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法雷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
譯者：宋美超
文章來源：Jonathan Tepperman, Fareed Zakaria, America and the world: how to
build back better, Foreign Policy, January 15, 2021.
https://tinyurl.com/2qfhf2kv
[法意導言]
為紀念《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創刊50週年，《外交政策》的喬納森·特珀
曼（Jonathan Tepperman）最近與作家、CNN主持人、當今國際事務的傑出思想家法雷德
·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一起，討論了該雜誌創刊之時與現在的許多相似之處、從
過去50年美國戰略中吸取的教訓，以及美國今後應何去何從。為使內容清晰簡潔，以下對
話已被編輯。
喬納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外交政策》雜誌創刊於1970與1971年之交的冬天。如今回讀第一期，仍難免為當時與當
下的相似之處所震撼。《外交政策》的創始人塞繆爾·P·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和沃倫·德米安·曼舍爾（Warren Demian Manshel）在該期序言中分析了"
始於20世紀40年代末的美國外交政策時代是如何結束的"，他們認為"現在是可以就修改目
標、調整手段、重新定位美國在迅速重塑的世界中的責任等問題，展開新的更具建設性的
爭論的好時機。"
他們當時的寫作背景，就如他們隱約提到的，是戰後美國的關鍵外交政策"遏制蘇聯"崩潰
，以及圍繞新政策建立新共識的必要性。
《外交政策》首刊也揭示了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面臨的許多其他重要問題：美國正受
到全新的、令人困惑的力量的衝擊而漸失勇氣；當時的氣氛十分陰鬱。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在這期雜誌上寫道："美國政治和軍事的世界影響力已步入暮年。"換
句話說，50年前，《外交政策》的作者們便因為這樣一種想法而憂心忡忡，即：美國正在
衰落，華盛頓與世界其他地區打交道的戰略已不再奏效，必須重新制定戰略。一切都是可
以爭取的，而任務就是建立一個新的外交政策共識和一套新的外交政策體系。這聽起來是
不是很像今天的情況？
法雷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
這個比較真有意思，讓我想起了馬克 ·吐溫（Mark Twain）的一句老話: "歷史永遠不會
重演，但會押韻。"這就像是那些押韻的時刻之一。
《外交政策》創立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在越南政策上的失敗，以及當權派未能就這一失敗進
行真正有力的對話。
你必須記住越南戰爭是一個多麼重大的問題--它的失敗遠比人們今天意識到的更具戲劇性
。在整個戰爭期間，美國向越南派遣了 300 萬軍隊，在那裡投下的炸彈比二戰期間還多
，極大地損耗了美國的實力和威望。它還引發了一場嚴重的政治危機，攪亂了林登·B·
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的任期。在那之前，他一度被認為是自富蘭柯林·D·羅斯
福（Franklin D. Roosevelt）以來最成功的總統。
此外，佈雷頓森林體系也走向終結。在這個體系下，美國以美元和黃金為後盾基本保證了
國際經濟秩序。美國以高度不對稱的條件--給予援助、市場准入和國防保護傘--鼓勵西歐
和東亞崛起的歷史正在走向終結。美國曾經開放它的市場，卻不必擔心面臨實質意義上的
競爭。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那個無與倫比的霸權時代開始落幕。到《外交政策》創立
之時，西歐經濟已強勁增長了30年，日本已增長20 年，韓國也成為了一個工業上真正的
競爭對手。所以突然之間，美國面臨著來自全球的競爭，它眼睜睜地看著自己被一系列無
法控制的力量衝擊著。
時至今日，這種感覺之所以仍使人覺得熟悉，主要基於兩個方面：第一，由於中國的崛起
，本質上是美國單極化的後冷戰秩序無法再持續下去；第二，全球化在給美國整體經濟和
大企業帶來巨大利益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利益分配不均，給美國社會造成了實質性的
裂痕。所有這些問題，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都讓人覺得民主本身處於危機之中。
因此，正如一本有關20世紀70年代的書的編者所言：你會感受到"全球性的衝擊"。我們今
天也有類似的情況。
喬納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全球的衝擊》(The Shock of The Global)
一書的序言中寫道：20世紀70年代最不穩定的地方在於--金融、貿易、去殖民化以及共產
主義集團的分裂等諸多議題同時發生。其結果是全球體系的脆弱性大大增加，而這種脆弱
性使得危機更容易出現。
法雷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
沒錯。20世紀70年代是全球化1.0的代表。它打破了佈雷頓森林體系，打破了美國對製造
業的輕鬆壟斷，也打破了美國簡單地將其外交政策強加於全球的能力。
今天，全球性的衝擊來自於全球化2.0時代。在這一時代，一些國家正在崛起--主要是中
國，但也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亞、巴西和土耳其--每個國家都相互聯繫，但沒有哪個國家
能夠控制全局。另一個美國時代正在結束，我們必須在沒有路線圖的情況下，在一個全新
的體系中摸索。順便說一句，這些全球性的壓力往往會在國內造成分裂和功能失調。當時
和現在一樣，人們之所以談民主危機，是因為西方民主國家看起來似乎無法應對當前的挑
戰。
喬納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隨著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當今世界的相互依賴程度急劇加深。美國的霸權正在衰落，
國際制度正在解體，一切都變得更加混亂，沒有一個替代體系可以提供指導或控制住亂局
。
但我認為，有件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的重要的事在今天不會發生了，那就是對外交政策方
面的失敗作出強有力的回應。《外交政策》的創立本身就是這種回應的一部分，因為當時
美國的思想家們開始試著創製一套全新的理論來指導美國進入新時代。正如卡爾o格什曼
(Carl Gershman)1980年在《評論》 (Commentary)雜誌上所指出的那樣，遏制政策是如此
失敗，以至於整整一代推動這一政策發展的專家都因此顏面掃地。
為尋找遏制政策的替代方案，一個全新的外交政策當權派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形成，就美
國應該如何處理國際事務提出各種激進的新想法。如安東尼·萊克（Anthony Lake）、萊
斯利·H· 蓋爾布（Leslie H. Gelb）、保羅·沃恩克（Paul Warnke）、理查德·霍爾
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和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人曾
就此進行激烈辯論--其中大部分內容都收錄在《外交政策》雜誌上。我不確定今天是否仍
會發生類似的事情。
法雷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
越南戰爭打破了民主黨自1932年至1968年的持續統治（那個時期唯一的共和黨總統是羅斯
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最喜歡的戰場將軍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
正如你所說，那次分裂引發了大量的懷疑和反思。但更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當選的羅納
德o雷根(Ronald Reagan) 基本回歸了前幾十年佔主導地位的強硬遏制政策，並將其應用
於蘇聯，以減少其對所謂第三世界國家的干預。他獲得了成功。
到1991年，蘇聯解體，結束冷戰的進程由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George H.W. Bush
）總統和他的團隊策劃。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新的共和黨國際主義的代表，在吸取過去
民主黨的大部分理論和價值觀之後接替了民主黨。
這是一個巨大的轉變。20世紀40年代和20世紀50年代的共和黨當權派中有許多堅定的孤立
主義者和瘋狂的鷹派人士，他們呼籲對外進行戰略收縮，對內進行政治迫害。但從亨利·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開始，你就能看到共和黨這邊出現了技巧嫻熟、有國際主義情
懷、推崇自由貿易的外交政策精英，他們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發揮了重要的主導作
用。
喬納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那麼《外交政策》的早期作者們所構想的自由主義思想是否在這個過程中迷失了呢？讓我
們看看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執政期間的情況。進步派的聖騎士終於入主白宮，他
們將首次把人權等價值觀融入美國的外交政策，不因為害怕蘇聯而受到限制。但隨後這一
切就分崩離析了，到卡特政府結束時，蘇聯已經入侵阿富汗，布熱津斯基則力推恢復遏制
政策。
法雷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
卡特的自由夢的確破滅了--部分是由於他的無能，但更主要的是許多不可控的因素：越戰
失敗後遺症、第二次石油危機、滯脹、阿富汗、伊朗革命以及隨後的人質危機。他的處境
十分艱難。作為對卡特的失敗的回應，美國人選擇了雷根作為下一任總統，卡特政府的那
些關於"有道德的外交政策"的夢想也隨之消失--儘管卡特對人權的強調確實得到了延續。
雷根政府對卡特政府遺產的延續在其他一些方面也有所體現。
我一直認為老布希（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基本上算是哈里·杜魯門（Harry
Truman）式的自由國際主義者。雖然人們可能不記得了，但正是布希在柏林牆倒塌後的一
次演講中普及了"新世界秩序"這一說法。他的意思是，美國正在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在
這個時代，大國合作、多邊主義和國際準則將變得更加重要。他設想了一個冷戰後的世界
，就像羅斯福在二戰後設想的那樣。這就是典型的美國理想主義: 不是簡單地參與國際政
治，而是改變它。
但是，阻礙布希真正實現這一願景的力量之一--人們忘記了這一點--是美國人在冷戰結束
後認為自己極其窮困潦倒。布希在就職演講中說："我們的意願比錢包還大。"言下之意是
，美國有重塑世界的意願，財力卻負擔不起。事實並非如此，但這種想法卻真真切切地限
制了美國在像巨人一樣漫步全球之際實現國際體系變革的能力。
喬納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難道90年代不是另一個關鍵時刻的代表嗎--一個具有巨大的重塑潛力卻從未像70年代那樣
完全實現它的期望的時刻？冷戰結束創造的和平紅利並未帶來許多人所期望的那種規模巨
大的國內再投資，也沒有帶來新的國際秩序和世界和平：20世紀90年代，許多嚴重的小規
模戰爭在世界各地爆發，種族滅絕在盧旺達和前南斯拉夫出現。無論是布希總統還是柯林
頓（Bill Clinton）總統，都沒有帶來新的世界秩序。
不過，我們得到了對美國而言非常有利的十年，在這期間，美國經濟保持了蓬勃發展。但
是我們並未制定出革命性的新外交政策，讓世界走向更好的未來。我們確實獲得了相當程
度的貿易自由--但柯林頓政府未能讓美國人民免受自由化的負面影響。
法雷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
你說得沒錯，我們在90年代錯失了良機，最大的遺憾在地緣政治方面。20世紀教給我們的
最簡單的道理是，一場災難性的衝突過後，勝利者有兩種選擇：或是嘗試徹底消滅敵人，
或是嘗試幫助敵人恢復和重建--後者是迄今為止更為明智的策略。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戰勝國在凡爾賽宮試圖羞辱並摧毀德國，結果導致了經濟蕭條、法
西斯主義和戰爭。因此在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嘗試幫助它的敵人恢復和重
建。事實證明，這樣做的效果非常好。然而，在蘇聯解體後，美國從未認真考慮過同樣的
問題。美國從未真正想過幫俄羅斯重新站起來，也沒想過推動俄羅斯和其他國家的融合。
如此看來，今天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領導的俄羅斯日益成為美國在國際
舞台上的敵對力量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但為什麼普京上台了呢？因為 20世紀90年代的
俄羅斯一片混亂。這個國家的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的萎縮程度更甚於二戰。
喬納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美國並沒有完全拋棄俄羅斯，但確實做了比這更差勁的事。美國派出了許多哈佛大學的博
士，去幫助俄羅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重建經濟。但他們給出的答案是休克療法，這種療
法讓俄羅斯人承受了幾十年來從未經歷過的屈辱和痛苦，而美國並未付出任何努力來減輕
這種痛苦。與此同時，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國推動北約東擴到前東歐集團，俄羅斯認為這
一舉動具有侵略性和懲罰性，是對承諾的背叛。
法雷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
正如外交官斯特羅布·塔爾博特（Strobe Talbott）所說，美國對俄政策帶來的傷害遠超
療愈。由於美國從未建立起能夠保護俄羅斯人民免受突然轉向市場經濟帶來的破壞和嚴重
負面影響的緩衝機制，俄羅斯人對資本主義、開放以及所謂的優越的西方模式喪失了信任
。我認為，美國之所以沒有制定這些保護措施，是因為美國人不想像20世紀40年代和50年
代對歐洲和日本那樣，把錢花在俄羅斯身上。休克療法是一個很簡單的建議，因為它所需
要的僅僅是採取市場友好的政策，也沒有必要進行大規模的援助計畫。當然，美國在二戰
後可不是這麼做的，當時它花費了數十億美元援助西歐、日本和韓國。
喬納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讓我們來看看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吧：可以說是迷失的十年。"9·11"事件之後，美國陷
入了反恐的消耗戰，隨後入侵伊拉克耗盡了美國所有的精力。中東的戰火把美國參與國際
事務的最後一絲慾望也消耗了。
法雷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
伊拉克戰爭對共和黨國際主義建制派的衝擊，與越南戰爭對民主黨建制派造成的衝擊類似
。這是解釋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偶然崛起的一個重要因素。人們總說全球金融
危機為川普接管共和黨奠定了基礎，這當然沒錯。但伊拉克的作用同樣重要。伊拉克戰爭
的失敗使川普對共和黨精英，包括喬治·沃克·布希總統（George Walker Bush）和參議
員麥凱恩（Sen. John McCain）都嗤之以鼻。共和黨陣營已對這些人失去了信任。
喬納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不過，在談到川普之前，讓我們先說說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歐巴馬在2009
年就職時，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似乎正在平息。他多次提到"緊縮"，即減少對外承諾和
國內優先。因此，這似乎又是另一個重塑的機會，可以說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第三次
重大機遇。然而重塑最終也沒有發生。因為歐巴馬在敘利亞和利比亞的政策都遇到了麻煩
，而阿富汗局勢的惡化使得歐巴馬政府不但沒能撤軍，反而要向阿富汗增兵。
因此，美國再一次失去了享受和平紅利的機遇，也沒能削減對外開支以進行國內再投資。
在許多方面，歐巴馬似乎使美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糾纏更多了，高度軍事化的外交政策仍
在運作。這正是權威人士和選民自越南戰爭以來一直的抱怨所在，而且抱怨持續至今。如
果說有什麼變化的話，究竟什麼變化了呢？
法雷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
歐巴馬這個人非常有趣，因為他在上任之初便清楚地知道他想與眾不同，並試圖突破繼承
下來的外交政策傳統。他想將戰略重點從中東轉向亞洲，使美國對國際事務的參與去軍事
化。他希望找到與朝鮮和伊朗這樣的對手進行談判並穩定關係的方法。但他面臨的問題是
，這個世界比他想像的更加棘手。
先從中東說起。伊拉克戰爭顛覆了該地區的舊秩序。雖然戰爭以失敗而告終，但它卻使一
些強大的新力量得以釋放，引發了"阿拉伯之春"運動和隨之而來的殘忍鎮壓。所有這一切
都意味著不穩定性，一旦事態惡化，即使是歐巴馬，也難以從混亂中脫身。我曾經在一次
採訪中對他說，中東之於他，就像黑手黨之於《教父》裡的邁克爾·柯里昂(Michael
Corleone): "就在我以為我已經出局了的時候，他們又把我拉了回來。"因此歐巴馬不得
不繼續參與其中，試圖干預利比亞並避免干預敘利亞。但兩者均以混亂收場，這兩國和阿
富汗的持續動盪使歐巴馬無法推行自己的外交政策。
與此同時，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加速到來給一些美國人帶來了相當大的不穩定感和焦慮感
。黑人當選總統也使得部分美國人感到不安。川普的高明之處恰恰在於，能夠將這些不滿
，包括對美國作為全球超級大國角色的不滿，轉化為武器。他認為美國在這個新世界中已
經失去了優勢。川普代表了美國歷史上的一個重大突破。一般來說，美國人會選擇那些更
加樂觀的人作為總統。川普是截然相反的那種人，他陰鬱且悲觀。他認為美國的狀況很糟
，對世界的開放（無論是對商品、對服務還是對人）使得美國本身遭到了削弱。然而他最
終贏得了大選，對我來說，這讓我對美國政治有了全新的體驗。
喬納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這對於今天來說意味著什麼呢？我們是否正處於一個新的關鍵時刻，正如20世紀70年代、
20世紀90年代和2008年一樣？這是否需要一場思想上的變革，還是僅僅滿足於回歸正常的
管理--正如當選總統喬o拜登(Joe Biden)目前所承諾的那樣？在您的新書《後疫情世界的
十個教訓》（Ten Lessons for a Post-Pandemic World）中，您寫道，大流行與其說是
重塑歷史，不如說是加速歷史。
法雷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
我認為，在國際範圍內的"歷史的加速"將迫使美國走出長久以來生活的舒適區，即：美國
依舊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參與者，是每個國家都希望與之結盟的對象--是國際體系的最終保
證者、支持者和穩定者。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其他國家將扮演更加自信的角色的世界。許多
新興的地區性大國的經濟增長和政治穩定已經保持了30多年，這導致了其文化的復興和民
族自信心的增強。中國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其他國家也是如此，比如巴西，印度和土耳
其。沒有哪個國家願意成為棋盤上的棋子，被兩大棋手隨意掌控。
因此，美國面臨著一個巨大的新的國際挑戰，當然，也可能是一個機遇。那就是它如何駕
馭這個新的國際體系？它是否仍有可能實現它的歷史目標，建立一個更開放、更有序和更
自由的國際體系? 當它不是唯一佔據主導地位的超級大國時，它還能做到嗎？
喬納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霍爾布魯克在描述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的世界地位時，也表達了
類似的意思，稱美國仍然是一個領導國，但不再是一個能隨心所欲的霸權國。我覺得這種
說法令人欣慰，因為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美國的發展依舊非常順利。
但是，如果我們接受你的觀點，也就是說情況正在發生變化，那麼美國需要做出什麼樣的
反應呢？美國是否需要一種全新的外交政策？美國能否通過採取比過去50年更加有效的管
理而維持下去？或者它真的需要某種在視覺上或實質上具有革命性的東西?
法雷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
我認為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更加有效的管理。今天的世界已非往日可比，事情已從根本上
發生了變化，比我們之前討論的關鍵時刻的變化還要大得多。
首先看看中國，無論你怎麼看它的未來--無論它有多少問題--它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中
國的人均產出無須達到和美國相等的水平，就能成為世界舞台上的另一個超級大國。儘管
美國的經濟規模仍比中國大，但二者已經非常接近，而中國的經濟規模比排在其後的4個
經濟體的總和還要大。美國的國防預算全球第一，中國僅次之位居第二，也比緊隨其後的
4個國家的總和還要多。中國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和生物科學等前沿技術領域的競爭力
不亞於美國。就互聯網公司的現狀來看，只有兩個國家創造了互聯網巨頭：美國和中國。
前蘇聯在軍事方面與美國不相上下，但在經濟和技術上卻完全不行。中國正好相反，它的
軍事力量仍然比美國小得多，但它擁有巨大的經濟和技術實力。我認為這使得它成為比蘇
聯更大的挑戰。
另一個很大的不同是，美國已不想再扮演它傳統的角色。不只是川普，在歐巴馬任職期間
，美國也在某種程度上體現出想從傳統的專橫角色中剝離出來的想法。無論接下來拜登要
做什麼，他都不會重回甘迺迪主義（Kennedy Doctrine）所謂的：美國將"不論付出多少
代價，承受多少負擔，面對多少困難，都支持一切朋友，反對一切敵人，以確保自由的生
存和成功。"這不再是可能的。相反，正如我提到的，美國需要的是推動者、組織者和議
程設置者的角色，而非以擔保者、補貼者和軍事堡壘的身份實現自身目標的戰略。這意味
著美國當權派--兩黨--要學會和以與過去不同的方式與他國合作。
喬納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如果問為什麼我認為不存在革命性變革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非常靈活地重新排列優先事
項，那是因為我懷疑這麼做的可行性。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是制度。在《外交政策》第一期中，霍爾布魯克寫了一篇題為《失敗的機器》的文章
，他在文章中指出，如果美國外交政策真的要改變，那麼制定外交政策的制度也需要隨之
改變。否則，外交政策機器--我們今天稱之為"果凍怪物（the Blob）"--只能緩慢運轉。
但近年來，我們看到的不是我們外交政策機器的重造，而是美國外交政策制定和外交制度
的急劇衰退。
第二個相關挑戰是人。我發現，拜登的內閣正發展得像是歐巴馬的第三個任期，這既令人
欣慰，又令人擔憂。雖然我對於有經驗的專業人士可以重新發揮作用表示欣慰，但我想知
道，他們過去所謂的經驗是否會阻礙他們想出全新的東西。別忘了，美國之所以很難繞過
遏制政策，是因為當權派只知道這樣做。
第三個是政治。拜登很可能面臨左翼進步人士和右翼共和黨的兩面夾擊，如果參議院出現
分裂或者參議院被共和黨把持，情況將更加艱難。
最後--也是我最擔心的--事實上美國曾多次試圖改革其外交政策，但每次都以失敗而告終
。有什麼理由希望這次會有所不同呢?
當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我花了很多時間思考"什麼樣的條件才能推動巨大的變革和艱難的
改革"。我發現答案是：首先，要有足夠深重的危機，同時使公眾和當權者相信，如因循
舊路只能走向毀滅。其次，要有足夠勇敢足夠老練的領導人來推動這種認識落地成為實踐
。
如今，讓我震驚的是，無論是美國的絕大多數公眾，還是美國的領導人，都沒有意識到當
下時刻的重要性。惡狼窺伺，危在咫尺，必須作出大的改變--否則我們終將陷入比今天更
大的麻煩。這個麻煩的規模也將是空前的。
法雷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
你看，我更像一位樂觀主義者。可能因為我是移民吧。我當初來美國，是因為我相信，且
至今仍然相信，美國比其他任何國家更善於自我重塑。而且我確信，在過去50年，美國已
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自己。它在20世紀80年代進行了自我重塑，90年代，它從很多方面重
塑了自己的經濟。美國比40年前我剛來的時候更加開放、更加靈活、更加多樣，且越來越
能夠接受這種多樣性。
在國際方面，美國之所以一直未能作出重大改變，是因為它仍然非常成功。在20 世紀80
年代，美國通過展示自己如何比蘇聯更重要、更有活力，從而贏得了冷戰的勝利。隨後，
在20世紀90年代，當歐洲和日本似乎能夠發揮自己的作用時，美國在新興信息革命中牢牢
掌握了主導權。即使是在你前面提到的"迷失的十年"期間，我也認同這個說法，美國也依
舊能夠運用其令人難以置信的軍事力量來處理中東問題，中東問題成為了那個十年的主導
性事件。最終的結果是毀滅性的，但是展現出的力量是令人敬畏的。今天，美國仍然可以
調動令人難以置信的能量、活力和實力。所有這一切都使得我們很難想像美國什麼時候會
失敗。但在某些核心領域，美國確實已明顯地敗下陣來。
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中國給美國帶來的挑戰與以往的挑戰都截然不同。中國在這些核心領
域競爭中展示出了獲得勝利的潛力，這還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好好想想吧。
中國在疫情防控方面做得比美國好。當美國經濟陷入困境時，它的經濟仍在增長。它已經
成功適應了信息革命，適應了互聯網，適應了先進製造業，適應了綠色能源。這便是我認
為當下時刻對美國而言非同尋常的原因。
當下的大問題是，美國的政治體系能否認識到這一挑戰並進行改革。你在書中的見解是對
的。要想有巨大的改變，最需要的就是從失敗中學習。在曼瑟·奧爾森（Mancur Olson）
的巨著《國家的興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中，他問道：為什麼二戰
結束20年後，西德的情況比英國好--當時英國贏得了戰爭，德國卻輸了。答案恰恰是：因
為德國輸掉了戰爭，所以它願意以傲慢的英國無法接受的方式徹底改革自己。因此，當英
國日漸僵化之時，德國卻越發具有活力。
如果說今天美國面臨著威脅，那絕不是因為美國不成功，而恰恰是因為美國過於成功，至
少相對而言是這樣，美國沒有感受到需要改革的壓力。美國的經濟在許多方面仍然保持著
高度的活力。你所說的錯誤，美國的確都犯過，但從長遠看，它的哪個對手能做得更好呢
？納粹德國？蘇聯？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伊斯蘭國？即使是像日本這樣
的有力的經濟對手，也沒有過去那樣舉足輕重了。但中國不一樣，中國將是美國必須學著
去適應的挑戰。
對美國來說，關鍵是不要浪費自己強大的實力。美元的生命力就是很好的例子。過去20年
里美國多次失誤，但美元卻依舊走向堅挺--而且今天仍在走強，優勢地位遠超歷史上任何
時刻。當今世界上幾乎90%的交易都是以美元進行的。大約60%到 65%的外國央行將美元作
為儲備貨幣。為什麼？因為就算美元再不好，也仍然比其他所有的潛在競爭貨幣好。
然而，美國非但沒有明智地運用這一權力，還一直在濫用美元。它利用美元的權力對數十
個國家，甚至是親密盟友，實施二級制裁。這種二級制裁甚至牽扯到個人。美國對美元權
力的濫用突破了國界。單獨來看，紐約檢察官熱衷於利用美元的權力謀利，以違反美國國
內法為由懲罰外國銀行並收取巨額罰款沒有什麼，甚至看起來還挺合理。但長此以往，就
是對權力的濫用。我擔心這種濫用最終會激起強烈的不滿，到時候，另一種替代性貨幣或
許會崛起。當一個國家，比如美國，擁有佔據主導地位的壟斷力量時，它總會漸漸變得懈
怠，隨後，就會陷入麻煩。
但現實給我帶來了希望。在我們的新世界裡，許多國家可以開展有效的競爭這一點可能會
成為制約美國的因素。那些來自其他國家的壓力，可能會使得美國不得不遵守它宣稱希望
維護的體系規則或制度精神。換句話說，它會壓制美國的偽善。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抱怨
中國在南海的行為違反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但我們自己並不是該條約的簽約國。我
們指責中國違反了貿易規定，而類似的行為我們經常有。我們拒絕加入國際刑事法院，卻
利用這一制度警告其他國家其行動的後果。我們必須結束這種偽善。如果我們希望中國這
樣的國家也遵守國際體系的規則和規範，我們就必須努力通過支持這些規則和規範來強化
國際體系。
喬納森·特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我認為，您的最終觀點--美國實力的衰落，加之其他國家的崛起，可能會對美國造成制約
，從而迫使它務實地適應新現實--為我們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希望。我也是移民，也是樂
觀主義者--至少直到最近我依然如此（我仍舊是移民）。但我不確定我是否仍然相信，像
歐巴馬宣稱的，像我們彷彿感覺到的那樣，歷史是有目的性的--它必然會朝著正義或進步
的方向發展。
世界上許多國家的領導人也已經不再相信這種論調了。因為川普向他們展示的是，美國的
歷史並不是以線性方式前進的，實際看起來更像一個溜溜球。這促使他們得出結論：美國
不再值得信任，因為當前總統所取得的任何進展或承諾都會被下一任總統徹底抹掉。
還讓我擔心的是，儘管拜登在國際上可以相對自由地做他想做的事情--像所有美國總統能
做的那樣--但與中國競爭的關鍵還是在國內：對美國教育體系、研發、低碳革命進行再投
資等等。然而，進行這些投資所需的美國決策機制已經撕裂，且難以修復。
"巴克利訴法雷奧案 (Buckley v. Valeo) "和"聯合公民案 (CitizensUnited) "更是加劇
了這種破裂--最高法院的裁決為企業斥巨資參與政治動員開了不好的先例--再加上國會選
區的不公正劃分，一個政治動機與改革相偏離的體制形成了。當大公司可以合法地凌駕於
個人和集體之上時，我們如何能對企業徵收排放稅或限制科技巨頭的壟斷性權力？當國會
沒有政治動機作出妥協時--如果他們妥協了，就會輸掉下次初選--我們如何才能在重要立
法議題上得到兩黨的支持？
法雷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
不得不承認，我對國際形勢比對國內形勢更樂觀。在國內，我們面臨著這種非同尋常的情
況：自1992年以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只有一次贏得了多數選票。這在共和黨中激起了強
烈的反應，他們決心用最激進的手段來維持權力的，而這些手段在道德和法律上的正當性
都值得懷疑。選舉人團和參議院在這方面給予了他們極大的便利，但也由此引發了體制陷
入僵局和歷史上罕見的真正的政治癱瘓。因此，這場鬥爭關乎美國能否繼續作為全世界都
將尊敬的民主國家發揮作用。
我不是那些警告美國即將成為一個暴君的危言聳聽者之一，但它可能會變成一個使改革不
再可能的功能失調的民主國家。我們需要改革來解決移民、基礎設施、醫療保健和教育問
題，所有這些努力都陷入了混亂的、不理想的僵局。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那你是對的
，這個國家將越來越難發揮建設性的國際作用。我仍然認為，世界歷史的大方向是前進上
升的。但這一過程可能異常複雜、混亂和暴力，並伴隨著任何一個國家都會遇到的挫折和
衰退。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努力讓今天的美國變得更好。我仍然有那種充分的移民信念
，相信一個運轉更良好、更自信、更開放的美國對整個世界而言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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