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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中俄民主化的信心已完全被撲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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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轉型正義
國家擴張的終結，除了周邊國家的抗衡以及「世界帝國」的阻力，還可能由於國民的自省
，從本質上去除「擴張的基因」。以一戰、二戰、六七十年代解殖民化和左翼運動三個關
鍵分水嶺，很多以前的擴張型帝國紛紛去除了「擴張的基因」。我把它稱為廣義的「轉型
正義」，即國家不管出於被迫也好，出於自願也好，出現一種對戰爭罪行以及歷史上的「
壞事」進行反思和批判的潮流，從而在整體社會層面，在思想上革新，認識了是與非的底
線。
二戰的發動者，作為戰敗國的德國和日本，就經歷過這種轉型正義。日本制定了「和平憲
法」，否定了「戰爭權」，在戰後將近八十年裡是世界最和平的國家。德國總理布蘭特（
Willy Brandt）在波蘭「驚天一跪」，對二戰罪行深深懺悔，成為全球反思戰爭罪行的榜
樣。德國和世仇法國攜手並肩，以兩國為核心建立歐盟。
二戰中的戰勝國英國和法國，在第二次中東戰爭即蘇伊士運河危機失敗之後，痛定思痛，
開始了主動的解殖過程，更放棄了擴張的慾望。
戰勝國美國在一戰中最早提倡民族自決（威爾遜十四點和平聲明），在二戰中自我承諾不
謀求土地擴張和倡導成立聯合國（羅斯福），在左翼運動中廢除種族歧視政策，推動種族
平權，此後更對自己的歷史進行系統性的反思，向歷史上的受害者以國家的名義道歉。加
拿大、澳洲、紐西蘭等從殖民地成長起來的國家，也紛紛與美國步伐一致。
在西方國家的帶動下，韓國等亞洲國家、東歐等國家在冷戰後也紛紛進行轉型正義，反思
自己的歷史罪行。
然而，蘇聯由於其戰勝國的身分，以及在二戰後成為和美國對抗的第二大國的地位，根本
無人能迫使它反思。於是蘇聯一直有一種勝利者的心態，從未反思自己在戰爭中的罪行，
沒有為戰爭罪行道歉。
蘇聯在二戰中是無辜的嗎？當然不是，在二戰初期，蘇聯是納粹德國的同盟，出兵侵略（
和吞併）了芬蘭、波羅的海三國、波蘭和羅馬尼亞，侵略了芬蘭，建立所謂東方戰線。如
果不是德國後來進攻蘇聯，「哥兒倆」自相殘殺，蘇聯也是盟國要作戰的對象。在二戰後
的安排中，蘇聯還是唯一繼續進行領土擴張的大國，從東歐到遠東，蘇聯都有土地進帳。
在戰爭中，蘇聯犯下無數的戰爭罪行，在戰爭初期侵略其他國家時，已犯下大量罪行，包
括大屠殺、強姦、虐待、搶掠、流放、甚至種族清洗等。在戰爭後期攻入德國，對著「敵
人」德國人，其罪行更是令人髮指。根據估計，紅軍士兵在二戰末期強姦了超過兩百萬德
國婦女，其中20萬人之後死於傷口、自殺、或是直接被謀殺。在其他東歐國家和中國東北
，類似罪行也多不勝數。在戰後，因應國界變遷，蘇聯更主導發起大規模的民族強制遷移
（比如把德國人從現在變成蘇聯的土地上趕出去），更引發無數的人道主義災難。
在蘇聯時期，蘇聯固然同樣沒有和美國等戰勝國一樣「自行反思」；在蘇聯解體初期，儘
管俄國有過一些有識之士對轉型正義的反思，但在整個國家層面同樣缺乏反思。於是，從
蘇聯到俄國，對二戰的敘事，依然是「永遠正確的」，即蘇聯付出了全球最大的犧牲，戰
勝了納粹德國、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每年5月9日，蘇聯和俄國都進行盛大的閱兵，紀
念蘇聯的豐功偉績。
在這樣一面倒的敘事下，俄國成為少數從未對二戰進行轉型正義式反思的國家，它至今認
為在二戰中是完全正義的。光從俄國對「納粹」的理解，獨立特行地等用於「與蘇聯做對
的人」，其與國際觀念脫節之大就可見一斑了（俄國論述中的「俄國要把烏克蘭去納粹化
中」就是這種心態）。缺乏對戰爭的反思，導致了俄國人的思維還停留在二戰年代，最接
受對弱肉強食的一套邏輯。俄國時代，更加上了對帝國「不戰而敗」地解體的怨恨。俄國
沒有想過，所謂「失去」的「自己的土地」也是靠侵略得來的。就這樣，俄國把侵略視為
理所當然，沒有什麼心理負擔，同時在烏克蘭戰爭中更容易犯下戰爭罪行。
因此，二戰結束了，但從實現「轉型正義」角度看，二戰並未結束；在四十多年後的冷戰
勝利了，同樣也沒有把二戰後應該完成的事完成了。烏克蘭戰爭可以說是這種使命未完成
的惡果，也可以說是最後完成使命的契機。
民主自由與獨裁的文明衝突
一個國家是否推行「轉型正義」，歸根到底就是這個國家主體價值觀問題。一個國家主張
何種價值觀，則和是否實行真正的民主自由制度高度掛鉤。不難看到，所有成功實行了轉
型正義的國家都是民主國家。專制獨裁國家沒有一個推行過轉型正義。
在一戰、二戰和冷戰中，民主和專制的對抗至少成為戰爭主題的一部分，而且比重還不斷
加大。一戰中，民主的美國英國法國是戰勝國的主力，專制的德國奧匈帝國奧斯曼是戰敗
國的主力。但協約國中還有俄國日本等專制國家。到了二戰，民主vs專制的成分進一步提
高，在主要參戰國家中只有蘇聯「意外地」成為盟國，戰敗國的德國、日本、義大利全是
專制國家。到了冷戰，民主自由與專制之戰就成為壓倒性的主題。無疑，美國支持過肯加
入對抗蘇聯的獨裁政府；蘇聯也支持反美反殖的「左翼民主政府」，但兩個集團的核心對
抗者，無疑就是民主自由國家對抗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專制獨裁國家。
冷戰後不久，山繆·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和他的學生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分別提出了兩種相對的理論。福山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提出
「歷史終結論」，主張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制度勝利了，而且可能是人類社會國家政府制
度演化的最終形式或終點。福山的理論也把「民主和平論」包含在內（democratic
peace theory），即民主國家之間能避免戰爭。於是福山樂觀地認為，衝突會越來越少。
亨廷頓則在《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文明衝突論」，認為文化差異是根深蒂
固的，喜愛同類憎惡異類是人的天性，文明之間的衝突不但不會消滅，還長期主導世界政
治，「地球越小，衝突越嚴重」。他進而按照「西方vs其他」的比較展開討論，認為在「
其他文明」中，中國文明、伊斯蘭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最重要對手，俄國、日本、印度文明
是「搖擺對象」，「其他文明」之間也互相衝突。
兩種理論雖然不是完全針鋒相對的，但在三個關鍵的問題上，即人類政治發展是否線性向
前進步的？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制度是否真的完全勝利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衝突是否就會
避免？卻是完全相反的。
歷史隨後的發展肯定了亨廷頓的正確性，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在很多人口裡成為笑柄。然而
，是政治制度導致衝突，還是文明導致衝突，歷史還未給出肯定的答案。儘管文明會影響
政治制度的實現，但並非不同的文明就必然會選取不同的政治制度，亨廷頓列舉的日本文
明、印度文明，都選取了民主自由制度；伊斯蘭文明、中國文明都沒有民主自由。
在蘇聯解體之初，西方對俄國成為民主國家有高度的期盼，這既符合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
輸出的既定政策，也因為當時「民主和平論」成為主流理論。俄國也確實有過短暫的民主
。然而，俄國現在的民主徒具形式，實質上卻在普丁治下變成專制國家。俄國這種「重返
專制」（以線性理論的觀點屬於走回頭路）的路徑，明顯伴隨著俄國和西方關係的惡化。
最顯而易見的分水嶺是2008年，普丁以一種「太上皇」的手法，把總理推上前台做總統，
自己搖身一變為總理幕後操縱，以繞過憲法的連任限制，實質性地延續自己的統治。此事
在西方引起軒然大波，意識到雖然俄國名義上還是個民主國家，實際上已和專制無疑。對
俄國的態度也從始改變（當然也有其他原因）。到了普丁再度上台，先是修憲延長總統任
期，再是更徹底修憲，可以「重置」自己的總統任期，關係惡化更大退步。
作為一個對比的例子，中國近年來與美國關係惡化，非常重要的分水嶺也是源於2018年中
國的修憲，讓美國對中國民主化前景的信心完全撲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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