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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連結如下: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4023/fullpage
吳曉筠（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研究員）
【導讀】當世界史由車輪轉動
我初次接觸並開始追蹤美國哈特威克學院（Hartwick College）人類學教授大衛．安東尼
（David W. Anthony），是讀到他在一九九一年發表於《古物》（Antiquity）上，分析
烏克蘭德雷耶夫卡遺址（西元前四二○○至三七○○年）馬齒磨損痕的文章。他提出這些
磨損痕很可能是馬銜造成的。如果真是如此，那麼這便可以說這是世界上最早的馴化馬匹
。套上馬銜的馬在此後數千年伴著人類奔馳、征戰、炫耀的歷史就此展開。但這一研究引
起學術界對馬匹馴化年代的激烈討論，正反觀點蜂擁而起。
二○○九年，哈薩克北部銅石並用時代波泰遺址（西元前三七○○至三○○○年）出土的
馬齒被確認為最早的馴馬遺存，這一爭論似乎平靜了一陣子。最近幾年，科學家以波泰馬
出發，通過基因組的對比分析，提出了現在生活於俄羅斯、蒙古及新疆準噶爾一帶的普氏
野馬不是野馬，而是五五○○年前波泰馴化馬的後裔。並且，通過數量不少的古代、現代
馬的基因組對比，呈現馬在馴化後，作為最強而有效的交通及戰爭工具，隨著歐亞間的大
規模交流，經歷了複雜的轉變分化，成就了今日馬匹多元的生理及地域特徵。
但這一研究結果又衍伸出一列的問題。若是一直被視為原生野馬的普氏野馬是波泰馴馬的
後裔，那麼遍布在世界各地馬場、馬廄裡的馬，難道與截然不同的普氏野馬同源？因此，
就在幾個月前，又有學者試著推翻波泰馬齒上的磨損痕與馬銜有關，而其與現代普氏野馬
的關係，更表示現在以及歷史上的馴馬來自他處。顯然，馬匹馴化的故事又在重新撰寫中
。
安東尼教授追索馬匹馴化問題，連動的是探索另一個富有悠久歷史、牽涉面更廣的學術爭
辯，即印歐語系是怎麼出現的？這一問題約在一七八○年代由在印度生活的英國語言學及
東方學學者威廉．瓊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提出。他發現在廣大的歐亞大陸，印
度梵文與英文、希臘文等等歐洲語言在某些詞彙（例如Mother）的發音上有極高的共性，
應屬於同一個語言家族，有同一個源頭。自此，探索印歐語系的結構、發展，甚至是探源
，便成為歐洲語言學及東方學研究中的悠久議題，至今已將近兩百五十年。
這些饒富興味、吸引無數學者投入的問題，並不專屬於晦澀的學術領域。當我們輕鬆搭乘
飛機、火車在歐洲愉快旅行時，我們聽到的英語、德語、波蘭語、俄語，甚至是隔壁乘客
聊天使用的印度語，都帶著印歐語系的前身——原始印歐語的DNA。今天，以印歐語系語
言為母語的人口占了歐亞大陸的一半以上，若再加上自小學習英文或是學習其他印歐語系
語言的人數，其影響範圍更是廣大。
今日的飛機、高鐵雖不再依靠車輪，但這些都是人類數千年來對高速交通工具渴求下促成
的結果；另一方面，不論技術如何進步，馴養的馬匹血統及擁有的汽車廠牌、性能（例如
馬力），甚至是輪框樣式的選擇，仍是社會身分、財富、高貴與品味的指標。這些攸關交
通方式、語言訴說，甚至社會結構的發展，如何經由數千年人群流動、學習模仿，在廣闊
的歐亞大陸開枝散葉，進而塑造出今日世界的樣貌，與我們每個人都息息相關。
二十世紀，考古學成為探討原始印歐語起源的利器。但一開始，主要的考古資料不是沒有
公布，就是以英語以外的語言撰寫，再加上政治因素，使得研究推進困難。幸運的是，隨
著近年來歐亞草原考古發現的陸續刊布與譯介，國際合作發掘盛行，更全面、細緻的通過
考古學研究探索原始印歐語的發展似乎成為可能。安東尼教授二○○七年以英文出版《馬
、車輪和語言：歐亞草原的騎馬者如何形塑古代文明與現代世界》，即是他廣泛整合考古
資料及二十餘年來研究成果的一部集成之作。
如果說，語言學者可以通過詞彙比較分析，建構出印歐語系發展的架構，以及不同語言之
間的親戚關係，那麼，這些語言最初的使用者是誰？是使用這種語言的一群人隨著移民將
之傳播出去？還是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經過外來者學習到這種語言，進而成為這一語系
的一分子？安東尼教授的解決途徑是通過歐亞大陸考古學文化的發展，通過語言及物質文
化前線（frontiers）的概念，挑戰現在以劍橋大學科林．倫福儒（Colin Renfrew）教授
為主的原始印歐語原鄉在安那托利亞高原的說法，將原始印歐語追溯至歐亞草原西部黑海
與裏海北邊的東歐大草原一帶的銅石並用時代及青銅時代。
此書結構分為兩大部分、十七章：〈第一部：語言與考古學〉（第一至六章）及〈第二部
：歐亞大草原的序幕〉（第七至十七章）。前半部著重於語言學，後半部則以考古學為中
心，提供了東歐大草原從新石器時代、銅石並用時代至青銅時代文化發展及後續擴張至阿
爾泰、天山山脈的一個綜述性的框架，挖掘語言學與考古學的可能交集，開闊的展現作者
個人的研究觀點。將語言學與考古學巧妙結合，動態追索原始印歐語的發源地及散播模式
，並論證他所服膺的墳塚理論（Kurgan theory），即原始印歐語的擴張與考古所見東歐
大草原青銅時代的墳塚文化（Kurgan Culture）具有對應關係。
此書甫出版即獲得廣大迴響，並於二○一○年榮獲美國考古學會頒發年度最佳著作的獎項
。雖然學術上的老問題仍存在許多爭議，但如著名印歐語學者詹姆斯．帕特里克．馬洛利
（James P. Mallory）教授對此書的評價：「本書通過檢驗最相關的語言學議題及綜觀性
的考古學材料，試圖解決關於印歐語系起源上長久存在的問題。就我所知，沒有哪一本書
在探索印歐語系原鄉的問題上能與之相比。」其重要性及代表性可見一斑。
神話訴說的身世：如何以有形的考古印證無形的語言？
在文字出現之前，印歐語系經歷了很長的口傳過程。因此，傳承自遠古的詩歌傳說便成為
重要的依據。兩百多年來語言學者沉浸於兩部由口傳神話轉化而來的宗教文本：印度梵語
《梨俱吠陀》和波斯經典《阿維斯陀》，試圖藉之探索原始印歐語的樣貌。
本書採用神話傳說對應考古發現的作法是危險又迷人的部分。〈第一部：語言與考古學〉
，描述了印歐語創世神話的一些主要構成要素：天神、雙子與牛，以及隨之而來生生不息
的祭祀。迷人的神話語言朦朧記錄著牛隻引進大草原時，對狩獵採集的生活及經濟型態帶
來的巨大影響。畜養牛隻可提供更穩定的肉食、骨髓及乳源等營養來源，也提供了更強健
的畜力。為保護如此重要的資產，加強了社會分化，推進了宗教祭祀。
牛成為了神，權力的擁有者成為了祭司。對表現權力的裝飾品、財富、精緻的武器、可視
的儀式及墓葬的需求越來越強，刺激著對外來物品及原物料的渴望，區域分化以及以誓詞
加強人與神及人與人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係逐漸形成。如作者引述《梨俱吠陀》中人向神
獻祭馬匹時的誓言，「讓這匹賽馬為我們帶來好牛好馬、男孩和所有的豐富財富。」兩者
間存在著忠誠和庇護的契約關係。另一個迷人的例子來自第十六章。《梨俱吠陀》中印度
教的中心神祇因陀羅，在之後的《阿維斯陀》中被視為次等的惡魔。作者解釋這種反差可
能反映了當時北方草原人群對南方文明的態度。
安東尼教授更進一步試圖將《梨俱吠陀》所描寫的祭牲儀式與烏拉爾山的考古發現對應。
這種明確的對應關係或許還有待商榷，但這是作者在本書所致力證明的論點之一。在以有
形的考古印證無形的語言上，作者在第四章以相當篇幅討論西元前四○○○至三五○○年
原始印歐語車輪及四輪車詞彙，以及時代更晚的梵文及波斯神話中提及的馬及戰車，應是
更確實的交集點。
馬戰車的發明是由文明到野蠻，抑或相反？
使用原始印歐語的人群是如何因為開發了馬的性能及改良了輪子，將自身的語言、鑄造技
術、陶器製作及審美，逐步推向居住在廣闊地域的人群，最後將不同地區的人群由個別的
點，連結成一個互動網？本書〈第二部：歐亞大草原的序幕〉即由考古發現給出了清楚的
發展脈絡。
最初作為肉品、奶源的馬，在青銅時代東歐大草原人群的潛能開發下，翻轉成尊貴動物的
契機，很可能是從人們騎上馬背開始。由馬來控管牛羊牧群的效率遠高於人力，馬的耐力
及速度均遠高於牛或其他的牲畜，騎馬改變了人類每日可移動的空間範圍。對馬的性能開
發、利用，極大的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型態，這也是為什麼考古學家們執著於尋找馬匹馴化
及馬銜證據的原因。
西元前四千紀前段，從近東城市的學來的一種車子，改變了東歐大草原上的生活景觀。帶
有板狀輪子的四輪車模型開始出現在高加索山脈北部的邁科普文化中。隨之發展而來的顏
那亞文化運用這種四輪車，並將之直接隨葬於墳塚中。西元前三三○○至三一○○年間的
草原景觀可能是，牧民愜意地騎在馬背上驅趕著牲畜，不遠處是牛拉著帶有結實木板大車
輪的四輪車，像是帳棚車一樣沉重卻安穩，載著全部的家當，隨著季節展開移居生活。
人員、牲畜及財產機動性的提升，使牧民得以利用更多的土地，也促進社會發展出人群間
互利共生的賓主關係（guest-host relationship）。這些人群死後被埋葬在一座座墳丘
中，形成了草原上的獨特景觀。而隨著不同地域人群的結盟與分化，作者提出原始印歐語
也隨之擴張，不斷分裂、衍生出多樣的方言。
這樣的遊牧、結盟、擴散特徵非常符合一般認知的草原牧民形象。由高等文明區輸入技術
及財富觀念，更是天經地義。因此，有很長的一段時間，甚至到了今日，仍有許多人認為
是近東城市文明發明了馬拉輕型戰車，或是認為草原馬具是模仿自邁錫尼希臘文化。不過
，由考古發現看來，這一技術革新發生在約西元前兩千年的烏拉爾山一帶。大約三十年前
，俄國考古學者以出版形式公布了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馬戰車，翻轉了傳統的觀點。
在辛塔什塔遺址的一座墓葬中，明確發現了兩個以輻條及輪框構成的輻輪印痕。與之前使
用的實心木板車輪相比，輻輪輕巧許多，製作方式也更為精細。與之搭配的是窄小、僅供
一至二人站立空間的車廂，而車的動力是兩匹馬。馬的嘴角處發現了內側帶有釘齒的馬鑣
。這種馬具的功能是將馬銜固定在馬轡頭上。馬鑣的出現一方面暗示了馬銜的存在，另一
方面則表示一種有別於其他地區的系駕法。與這種輕型車同時發現的物品有長矛及箭頭，
說明這種馬車是用於作戰。將馬的速度與耐力與輕量雙輻輪車完美結合，絕對是草原帶給
世界的重要貢獻。
隨著馬戰車的出現，戰爭的型態改變，草原上築有高牆、壕溝的內向式防禦堡壘一座座建
立了起來。為了競爭鑄造兵器所需的金屬礦藏，激起了嚴峻的保衛戰。另一方面，金屬礦
等原物料的流通，也加速了區域貿易網絡的密度。在敵對狀態的戰爭及突襲掠奪之外，更
多是以和平交流、貿易的方式與中亞、近東及其他地區的商人、村鎮及城市密切接觸。馬
匹以及之後到來的輕型雙輪馬戰車以新奇事物之姿，進入了近東、西亞、中亞、南亞，成
為當地的戰爭利器以及身分象徵。
安東尼教授提出的歐亞語系擴張模式，是由裏海、黑海北側的東歐大草原，向東到烏拉爾
山，深入中亞，並進入南亞。這一地理空間與人群飛速串連的物質表現，是西元前兩千紀
青銅時代晚期橫向分布於歐亞草原的斯魯布納亞文化及安德羅諾沃文化。以最初出現雙輪
馬戰車的烏拉爾山為界，斯魯布納亞文化向西延伸到黑海北邊的聶伯河；安德羅諾沃文化
則向東延伸，順著阿爾泰山，一路到天山山脈一帶。
大量的考古遺址都發現了相近的兵器及工具類型。這兩個由辛塔什塔文化發展而來的文化
，將整個歐亞草原統合起來，把東西兩端的強大文明區塊連結在一起，使整個歐亞大陸成
為空前的交流網絡。作者將歐亞草原視為橋樑，正如他在書中所指出的，「中國的商王和
希臘的邁錫尼諸王分處古代世界的兩端，同時駕馭著馬戰車，並擁有與歐亞大草原青銅時
代晚期牧民相同的技術。」
這些互不相識的文明主體共同使用著源自歐亞草原的創造發明，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這時候的歐亞草原世界沒有文字，這些交流史都掩蓋在東西方有文字的文明主體的論述中
。在東方，車子的發明者被認為是夏王朝來自東夷的奚仲。對於古典文明影響甚鉅的冶金
術，在文獻中並未被視為重要發明，其最初的狀態似乎僅是以禹鑄九鼎的傳說帶過。而歐
亞草原東部的人群又是如何看待、接受這些居住在黃河流域的人群，並從與他們的交流中
獲取養分？都是未來值得進一步探索的問題。
並非置身事外的漢語
閱讀這部著作，讓人想起詹姆斯．帕特里克．馬洛利教授及漢學家梅維恆（Victor H.
Mair）教授於二○○○年出版、同樣具有爭議性的名著《塔里木的木乃伊：古代中國與來
自西方的人群之謎》（The Tarim Mummies: 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塔里木的木乃伊》從歐亞草原東端的新疆木乃伊
以及已消亡的吐火羅語，試圖探討印歐語系在東方的發展與流向，可以為本書故事的終結
——安德羅諾沃文化擴及新疆，提供一個後續發展的銜接。
《塔里木的木乃伊》的作者提出，商王朝接受了草原的作戰工具及模式的同時，也借用了
原始印歐語輪子的發音，將之用於漢字的「車」上。在字形上，商代甲骨文對「車」字的
象形表現也如著名漢學家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所指出的，與歐亞草原
東端南西伯利亞地區的古代岩畫馬車幾近一致。這些，以及早已引進的草原合範鑄銅技術
，都說明著使用原始印歐語的人群在語言及文化上對黃河流域青銅文化的影響。
張騫通西域打開的絲綢之路豈是「鑿空」？考古發現已表明，舶來品或具有草原風格的物
品在漢代以前已十分常見，反之亦然。如本書所呈現的，歐亞大交流早在距今四千多年前
便以超乎想像的方式漸次展開。雖然原始印歐語起源、傳布及變異的研究仍觀點紛呈，本
書將原始印歐語如何影響世界的討論，直接上推至西元前五千年，從東歐大草原上的人們
開始養牛牧馬、鑄造銅器，談論他們的羊毛、車子，從一開始緩步成長，到西元前兩千紀
的猛爆式貿易交流網絡。
作者抽絲剝繭，以語言學及考古學證據溯源，從根本改變文明與野蠻的優劣觀、畜牧與農
業的分隔線、遊牧與定居的二分法等等充滿成見的認知方式。由此展開的壯闊歷史圖景，
令人讀來大呼過癮！
在我們熱衷於全球化議題的同時，不妨藉由本書將時間段直接拉到最遠，檢視語言、馬及
車輪如何成為有效的推進力，將世界串聯在一起，應會對我們再次檢視世界史上人類的區
域連動關係，不論是流行的古今絲綢之路或海洋絲綢之路，全球化乃至去全球化，都能有
所回應，帶來深刻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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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沒時間對付這些叛徒，他們終將遭受懲罰，根據烏克蘭軍法紀律第48條，
未決定祖國是哪裡的軍人，已經違背了他們對烏克蘭人民做出的保家衛國效忠
誓言，他們的自由與民主，將無庸置疑地遭到剝奪，牆頭草般的將領，不屬於這裡!"
--弗拉迪米爾·澤倫斯基,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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